第二章 百派回流、词风胚变中的
南北词坛（上） 清顺治十年（1653）前后到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辞”科诏试这之间约30年左右，是清初词风胚变，词学振兴的极其重要阶段。按其百派回流、名家辈出的繁荣景观而言，较之后来的经常出现定于一尊的词坛气象，无疑要更充满生气活力，更具有一种不断运动着的勃勃之势。这是一个清词真正堪称“中兴”的历史时期。
清初这段时期里词之所以能振衰而起，在诸多的原因中有两点应该着重提出。一是时势的推举。对此，近人叶恭绰有段话概括得比较切实简要：“清初词派，承明末馀波，百家腾跃。虽其病为芜犷，为纤仄，而丧乱之馀，家国文物之感，蕴发无端，笑啼非假。其才思充沛者，复以分途奔放，各极所长。故清初诸家，实各具特色，不愧前茅，远胜乾、嘉间之肤庸浅薄，陈陈相因者。”（《广箧中词》卷一）需加补充的是，“丧乱之馀”、痛定思痛的哀感之外，新王朝在诡谲难测的风云中所凌厉施加于知识之士的威劫和对追念前朝的逆反言行的镇压，更加剧诗人骚客的深层心理的压抑和激荡。这一时期，南明反抗势力已渐成爝火馀焰，西南永历政权固是远徙蛮荒边陲，显然无能为力，即使东南沿海的张名振、郑成功、张煌言于顺治十年、十二年、十六年先后多次合师北上，入长江而甚至破瓜州、克镇江、围南京，并深驱到皖南数十府、州、县，但终因贻误战机而败退。特别是顺治十六年（1659）最后一次大规模北伐的失利，不仅东南士民鼓涨的热望痛苦地落空，而且遭致清廷愈益残酷的杀戮，金坛大狱等随之发动，震惊南北的“科场案”也空前严厉地出现于此间。接着顺治十八年的“奏销”一案从更宽阔的层面上打击了汉族知识分子。身同感受的痛楚和大江南北战火千里造成的灾难，无不激烈促迫着他们心绪的哀乐起伏。心态的启变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丰富地复杂地见之于章句的字里行间。“笑啼非假”，诚是如此，“分途奔放”则又是情绪的要求、遭际的异同所致。
另一点重要的原因是词得到深孚“人望”的大有力者的倡导。顾贞观《论词书》说：“自国初辇毂诸公尊前酒边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托，久则务为谐畅，香严、倦圃领袖一时。唯时戴笠故交，担登才子，并与宴游之席，各传酬和之篇，而吴越操觚家闻风竞起，选者、作者，妍媸杂陈。渔洋之数载广陵，实为斯道总持，二三同学，功亦难泯。最后吾友容若，其门地才华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尽招海内词人，毕出其奇远，方骎骎渐有应之者而天夺之年，未几辄风流云散……”（引见于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这是词学史上罕见的带有深刻的时代特点的现象。要而言之，即既合“吐其胸中”的强烈要求，又适足以借助长短句被视作“尊前酒边”浅斟低唱“小道”的掩护而可以躲避风险，于是，词的创作风起云涌般地争竞于南北。值得注意的是，其一生恰好是与顺治、康熙两朝相始终的顾贞观，以清初词坛极盛时期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从纷繁的头绪中为人们提挈出一个盛衰消长的脉络，界限清其演变推进的大体轮廓，为今天梳理这段史实提供了足资参证的依据。
除了关于阳羡词派这一个雄骋清初的流派的论述将另作专编外，本章拟大致按时序先后穿插地分节评述这段时期内各家各派的活动和成就。至于有些被称作“一时领袖”的著名词人如龚鼎孳（香严）、曹溶（倦圃）等，则尽可能按史实分别放到有关流派和群体活动中加以评介，以清眉目。
第一节 吴伟业·王翃·余怀·尤侗·毛奇龄
吴伟业是清初词风胚变期声望最高的精神领袖式的大家，王翃、余怀、尤侗、毛奇龄等则是那个转变过渡时期中或成就甚高、或影响颇大的重要词人。他们行年有先后，出处各相异，然而词风大抵均与明末以来“云间”宗尚有程度不同的关联，同时又各有发展，故附于吴梅村后为一节。
（一）吴伟业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初授翰林院编修，历迁东宫侍读，南京国子监司业。甲申后福王拜少詹事，因与马士英辈不合，辞官归里。乙酉南都亡覆，屏居乡里近十载。顺治十年（1653）被迫应召出为秘书院侍讲，迁国子祭酒，四年后辞官乞归。康熙十年溽夏，吴氏旧疾大作，预感不久于人世，留遗言曰：“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险，无一境不尝艰辛，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
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咸丰年间上元（今南京）诗人宗源瀚在《题吴梅村先生写照》诗中说：“苦被人呼吴祭酒，自题圆石作诗人。”14个字很能概括吴伟业后半生自艾自怨、凄凉悲苦的心境。著有《梅村词》l卷。
作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梅村，其诗名震扬天下，词名为之掩。然而《梅村词》最能代表进退出处失据而心态词境前后变易的作家群面貌，从这方面理解张德瀛所说的“为本朝词家之领袖（《词征》卷六）一语，大致不算过誉。特别是吴氏词晚年多作长调，慨然深沉而怨愤之情外溢，有异于李雯、宋征舆等的笔浅墨淡的仅是愧疚而已。这种融身世之感与时事之慨的“笑啼非假”的作品，在相当程度上开创了特定的风气。
吴伟业词早年本也属香艳一路，以富赡的才华写情爱缱绻自是本色当行。曾被同行们羡称的如《丑奴儿令》足能窥其风格之一斑。
低头一霎风光变，多大心肠，没处参详。做个生疏故试郎。 何须抵死推侬去，后约何妨？却费商量，难得今宵是乍凉。
陈廷焯说得对：“吴梅村词，虽非专长，然其高处，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否则徒为‘难得今宵是乍凉’等语，乃又一马浩澜耳。”（《白雨斋词话》卷三）身世之感造就了《梅村词》的“高处”位置，是不幸之有幸事。
吴氏后期词佳者如《沁园春·赠柳敬亭》：
客也何为，八十之年，天涯放游。正高谈拄颊，淳于曼倩；新知抵掌，剧孟曹丘。楚汉纵横，陈隋游戏，舌在荒唐一笑收。谁真假，笑儒生诳世，定本春秋。 眼中几许王侯？记珠履三千宴画楼。叹伏波歌舞，凄凉东市；征南士马，恸哭西州。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风吹絮满头。关心处，且追陪少壮，莫话闲愁。
清初写赠给柳敬亭、苏昆生这两位著名艺人的词数以百计，因为他们均曾为左良玉座上客，关系到南明一段史事。词大都悲慨激扬，梅村不啻是为首倡导者。他那被传说为绝笔之作的《贺新郎·病中有感》是清初最为有名的作品，词云：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吷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此外，吴伟业尚有《满江红》咏史13首、《风流子·掖门感旧》、《临江仙·过嘉定感怀侯研德》等，以史料为词料，把近世时事写入词情中，均在当时产生不小的影响。阳羡宗主陈维崧等对这位师执以歌行大手笔写长调就有所师承。至于运用短调小令抒慷慨情，在清初词苑中梅村是启其端倪的一家，这就不仅是以擅长调来补苴“云间”之所短了。
（二）王翃·附王庭
王翃（1602—1653），字介人，浙江嘉兴人。据谈迁《北游录》的《王介人传》载述，翃从小“不治帖括”而好诗词，自学成家。崇祯十六年访陈子龙，陈“大善之，序其词，推冠当代”。他为人疏豁，好义急人难。家益贫，访从弟王庭于广州，还归时暴卒舟中。诗词曲著作均富，一盗一鼠，丧失几尽。今存《秋槐堂词存》2卷。
谈迁称赞王翃“才特俊，字组句烹，姿媚横生”，洵非虚誉。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二也盛推“王介人为梅里风雅之倡，尤深于词……积三千馀篇”。然而浙词自“西陵”称派到“浙西六家”扬帜坛坫后，王翃即少为人知，近今更无有论及。其实，王氏不仅行辈高于朱彝尊，而且较浙派先驱曹溶还年长。他的词虽受陈卧子赞肯，但又并非纯属“云间”一路，其奇丽精工而又意蕴深沉大都自出机杼。考察“梅里风雅之倡”的王翃词有助于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后起的“浙西”词派的宗奉南宋，尊推“玉田”（张炎）宗旨，并非是乡邑历史文化的遗风，而是某种特定的时代气运所致。王翃处于过渡期别具的面貌终竟馀绪未见承续，从一个侧面为今天认识清初词风的嬗变又提供了实例。所以，有必要给予王翃在词史上一席地。
王翃词情韵不匮而中锋峭拔，婉委而不柔弱，如《春江路·京口留别》：
雨销花，风剪絮，肠断暮春江路。可怜芳草不知愁，又逐轮蹄千里去。 秣陵烟，京口树，进退离魂无据。梦中最是泥人情，身在南楼歌舞处。
《鹊踏花翻·故宋女校场》词笔密丽却不凝滞。托意寄兴在言外，故略染奇谲色彩而神思飞扬：
戈拨烟香，旗幡风软，桃花喷沫流星晓。耳衣半剪宫黄，画鼓轰春，日华射甲流钱绕。芙蓉骑将美人妆，云鬟点翅金鍪小。
多少，锦队蛾眉争扫？鱼翎绣箭鸣弦巧。凤凰飞去，空山水冷，西湖影浸闲花草。夜深鬼火照团营，粉虫结恨秋声老。
又从《惜黄花慢·旧寓》的“残夜委弃阴房。叹碎供鼠啮，色变丝伤”，《声声慢·细雨》的“冷聚空烟……更湿梦敛巫山，留验鸳瓦”等，可见王翃词“音韵凄哑”，好琢幽丽句，颇有诗中“长吉体”味。
王翃族弟王庭（1607—1693），字言远，更字迈人。顺治六年进士，初任广州知府，累迁至山西右布政使，不久致仕归，布衣芒鞋，足迹不入城市几30年。工诗，有陶、韦之风，其词亦以清幽萧疏境界为多。今传《秋闲词》有278阕之多。《扫花游·一叶庵访拙野上人》下片的“来往未曾厌。记细雨寒初，夕阳秋半，闲情自远。问幽蛩何诉？晚花偏艳”等句可以代表其风格。总的说来，脂粉气已在王氏昆仲词中甚为少见。他的《点绛唇·访友》深具文人山水画意，颇有名：
曲港萍开，轻舟缓动微风起。人家能几，一半萦流水。 树倚危桥，带得昏鸦语。情何许？淡烟如雨，秋在斜阳里。
（三）余怀·附余宾硕
余怀（1616—1696后），字澹心，一字无怀，号曼翁，又号曼持老人。原籍福建莆田，侨居南京久，遂视为乡邑，其《青玉案·思乡词》即径言“秋来梦绕秦淮路，看天外鸿飞去”云云。工于诗，才情艳逸，与杜濬、白梦鼐齐名，时称“余杜白”。晚年流寓吴门，著述极富。
在清初，余澹心是某种奇特的文人类型的代表。家非寒素，却是终身“布衣”，可是又名望甚著，交游广多。他于明季本无科名，但颇以遗老自居。过从甚密的友好中既有大批著名的遗民文士，又颇多新朝的显宦。诚如林佳矶为其《江山集》所作序中说的：“今澹心豪情逸韵，能与人往来，所游领略辄去，不以衣食累诸公，焉往而不得志哉！”余怀这种优游周旋于草茅野老与大人先生之间的情状也不是偶见的事，清初名头相当大的遗民作家中如杜濬（于皇）、纪映钟（伯紫）等不同程度上都如此。因此，今天在探讨清初时期的文学发展时，对作家们复杂的政治生涯的出处进退的问题不必也不能简单化地去划分阵线。从史实出发，从他们的心态心境的微妙多变中去细加考察，是有助于对文学风气的演化的认识的。余怀，作为一种典型的意义就在于此。
余怀所作诗词曲以及笔记杂著不下数十种，最著名的是他的《板桥杂记》3卷。其词有《秋雪词》l卷，复有手抄《玉琴斋词》传世，今可读见的达230馀首。余怀一生纵酒放歌，足迹踏遍三吴两浙的青楼歌馆。其早年词不外艳藻曼声，以旖旎温丽为多；甲申后仍不乏征歌选舞之作，但一来出于一种难以轻易扭转的民族情绪，二来清兵南渡，战乱之中他受到切身的祸害，生活动荡不宁，而友朋中又颇有遭变亡殁，所以不时流露激昂悲慨的心声。因而读余怀那些“惯惊残梦惯惊魂，欲住真难住”（《卜算子·咏莺》）以及“愁人禁受许多愁，却忆十年零落泪空流”（《虞美人·吴门感旧和李后主》）词，可以透视当时某一类型词人的心态。他的代表作，有《桂枝香·和王介甫四十九岁感遇词》：
江山依旧，怪卷地西风，忽然吹透。只有上阳白发，江南红豆。繁华往事空流水，最飘零、酒狂诗瘦。六朝花鸟，五湖烟月，几人消受？ 问千古英雄谁又？况霸业消沉，故园倾覆。四十馀年，收拾舞衫歌袖。莫愁艇子桓伊笛，正落叶乌啼时候。草堂人倦，画屏斜倚，盈盈清昼。
这类词声韵老辣，感慨深多，鲜明印刻着《板桥杂记》作者固有的怀旧痕迹。他有《永遇乐·为陈其年题小像》一首，很能揭示陈维崧个性和遭际，堪称知人，也足见余怀交游之一斑：
髯汝来前，我知汝心，汝知我意。湖海元龙，大床自卧，碌碌轻馀子。骚耶奴仆，史耶牛马，总在书生笼里。乍相逢，虬髯直视，五岳胸中坟起。 六朝遗恨，半生落魄，都付马蹄秋水。我见犹怜，世欲皆杀，吊客青蝇耳。赋成穷鸟，命钟磨蝎，骂座何知程李。看三毛、谁添颊上，磊砢如此。
余怀有子余宾硕、余兰硕，皆能诗。宾硕字鸿客，原名玄霸；兰硕字香祖，有《团扇词》l卷，被编入聂先、曾王孙的《百名家词钞》。
（四）尤侗·附尤珍
尤侗（1618—1704），字同人，更字展成，号悔庵，晚号艮斋，又号西堂老人。江苏长洲（今吴县）人。弱冠补诸生，才名籍甚。以乡贡除直隶永平府推官，吏治精敏。康熙十八年（1679）试中“博学鸿辞”科，授翰林院检讨，分修《明史》。居三年，告归。著有《西堂全集》50卷，《馀集》70卷。又工曲，著传奇和杂剧多种，词名《百末词》。
道光咸丰年间广东谭莹《乐志堂诗集》的《论词绝句》评尤侗说：“语本天然笔不休，将军射虎也封侯。老名士是真才子，法曲飘零总泪流。”尤侗早年以才子称，晚期又俨然为老名士。他以87岁的高龄，几乎完整地阅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可以说是清初词坛的一部活字典。他的《西堂杂俎》等著作中为同代几辈词人写了大量的序文，此中不免酬应滥誉之辞。陈廷焯还指摘：“尤展成云：‘近日词家，爱写闺襜，易流狎昵；蹈扬湖海，动涉叫嚣，二者交病。’西堂此论，可谓深中词人之弊。顾自言之而自蹈之，何耶。”（《白雨斋词话》卷六）但是，数十百家词集的序论毕竟保存了相当可贵的词学文献，是富有参资价值的。至于理论与实践的难敷一致，原也是论家中常见情状，是难作苛责的。
尤侗的词是清初典型的才子之词。《百末词》的特点是自然生新，情文颇能互称，秾丽处时有感慨，哀怨中不失流宕。病弊则易流于轻艳油滑，小令艳词尤多此弊，聪明语太过所致。所以，前人以为他的“壮语工于绮语”是有道理的。
作为才子之词，尤侗能巧而不见生涩斧凿，给人以清新流转的圆隽美的感受。以《行香子》一调而言，各片末三叠三字句难于妥帖自然而又不断脉络于上面紧相启承之句，尤氏则写得极佳，如该调之一云：
紫陌金车，绿蒲兰槎，共追寻、大地芳华。看三分春色，分与谁家？有一分山，一分水，一分花。 雨打檐牙，月落窗纱，恨韶光、转盼天涯。小庭寂莫，底事争哗？是一声莺，一声燕，一声鸦。
尤侗的长调“壮语”以中“鸿博”居京阶段的作品为最可观，时值“悼亡”之后，又正和陈维崧相酬和，情思真挚，已洗尽早年绮罗香泽之态。如《贺新郎》“七夕和韵”和“中元再和”：
七七佳期矣。看迢迢、明河清浅，盈盈一水。别去一年来一度，毕竟欢娱能几？想牛女、相逢流涕。天上人间都不异，但有情未免谁遣此。洒泪也，今宵雨。 如侬只是鳏夫耳！望家乡、邈如天汉，暮云千里。三载断肠闺梦杳，添得玉楼思子。哭长史、终当情死。苦忆少年瓜果会，向凉阶、私语星光里。唤不醒，姮蛾起。
问夜如何矣？早鸡鸣、长安门外，车如流水。争羡朝班仙仗好，老我闷怀有几？端不为、洛阳流涕。闻道地官初放赦，想魂兮、游戏应来此。又遇着，廉纤雨。 归来惟有高眠耳。君莫问、吹笙击磬，南邻北里。欲向兰盆礼古佛，借我消忧幢子。更解脱、无常生死。同病最怜阳羡客，和哀弦、弹泪乌丝里。歌一曲，秋风起。其年三和原韵故及之。
言清初词或选清人词而屏弃脱漏尤侗其人其词不是持平之举，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尤侗之子尤珍（1647—1721），字慧珠，一字谨庸，号沧湄，一号谨坊。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由检讨而官至右春坊右赞善，后乞养归里。尤珍与沈德潜交最善，深于诗，亦精词，有《静啸词》颇多佳篇，附及于此。
（五）毛奇龄
毛奇龄（1623—1716），本名甡，字初晴，后改今名，字大可，一字齐于，又字于一，号西河，又别号河右，浙江萧山人。明末诸生，博学雄才而好论争持异议，品目严峻，为士流所忌。康熙十八年以廪监生举“鸿博”中式，授检讨，充《明史》馆纂修官，后为会试同考官，旋乞假归，得痹疾遂不复出。著文集合诗赋杂著共234卷，经集凡50种，鸿富为清初众家之首。又擅曲，有传奇多种。词集《桂枝》6卷，一名《毛翰林词》。并著《西河词话》2卷。
浙中“三毛”，奇龄以学者而为词，不仅高于毛际可《浣雪词钞》（一名《映竹轩词》）多多，而且远较毛先舒有情韵，为学人之词班首。谢章铤评介：“毛西河少年受知于陈卧子，故词诗皆承其派别，而词较胜于诗。卧子之论词也，探源《兰畹》，滥觞《花间》，自馀率不措意。西河虽稍贬辛、蒋，而不废周、史。其词于小令、中调、长调之中，析隋唐题特立一卷，曰‘原调’，虽《菩萨蛮》、《小重山》之古，而多为宋人取填者，亦不入焉，可以知其意趣之所在矣。”（《赌棋山庄词话》卷四）
西河好古习气至重而不免于泥，历来颇受攻讦，只是他的小令短章时有南朝乐府风味，在清初为生面独开之一家。如剔除纤巧，大抵颇多兴味。如《荷叶杯》：
五月南塘水满。吹断，鲤鱼风。小娘停棹濯纤指。水底，见花红。
写水映“纤指”似花红，以一肢见全体，语极简明而耐人寻味。又如《浪淘沙》：
杉木为箪竹作檐，江潮能苦雨能甜。连朝只饮檐头水，翻道江潮错着盐。
调甚古而情天真，别有机趣。写“闺情”的《相见欢》云：
倚床还绣芙蓉，对花丛，牵得丝丝柳线翠烟笼。 愁思远，抛金剪，唾残绒。羞杀鸳鸯衔去一丝红。
刻写心理细微变化，婉丽多致。朱孝臧论评曰：“争一字，鹅鸭恼春江。脱手居然新乐府，曲中亦自有齐梁，不忍薄三唐。”（《彊村语业》卷三）他的《南柯子·淮西客舍接得陈敬止书，有寄》一阕，陈情铸景尤见纯真：
驿馆吹芦叶，都亭舞柘枝。相逢风雪满淮西，记得去年残烛照征衣。 曲水东流浅，盘山北望迷。长安书远寄来稀，又是一年秋色到天涯。
以上五家论其出处身份，或为故明旧臣而悔事新朝的文学领袖，或为草茅野老之拔秀，或为闲散逸民之名流，既有学冠一代的经师，又有声著朝野之才子，各各为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物。以年代言，不仅涵盖清词初盛的三数十年时间，而且上下延及顺、康二朝。以词的风格论，则各逞其貌，风姿自异。列此五家，意在从多侧面反映清词初期开始出现的众流争渡、情韵备妍的景观。而这些家数又大抵处在先后存在的各词派之间，既有着多种多样的层面的渊源和联系，又都独行东西而不相隶属。在未进入对清初各词派的绍述和论评前，先予以“点”的扫描，或许可以减去一些突然涌现“线”的以至“面”的壮观的突兀感。
第二节 柳洲词派·曹尔堪·三子“江村”唱和词事
明末清初浙江嘉善地区涌现出一个词人群，人称“柳洲词派”。历来词学家们忽略了这一词派的存在，然而这却是研讨清初词风嬗变的很有意义的实例。曾经是这个词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家曹尔堪，是清初词坛的重要人物。他的多次倡导和参与大唱和活动，对词创作繁荣的促进和词风演变的推进，都起过不应轻估的作用。他和宋琬、王士禄的“江村”唱和是较早的一次，按其实质言乃是“迁客”、“谪臣”的特殊心态的集中表露，具有相当的典型性。隶属“柳洲”词人群的钱继章、魏学渠等也是一度颇有名望的作家，兹一并予以简略论述。
（一）柳洲词派概述
“柳洲”，指今浙江嘉善县（魏塘）一带，外延可及今属上海市的金山、松江部分地区。关于柳洲有词派，邹祗谟《远志斋词衷》有专条绍述：
词至柳洲诸子，几二百馀家，可谓盛极。无论袁、钱、戈、支诸先辈，吐纳风流；如尔斐、子顾、子更、子存、卜臣、古喤诸家先后振藻，飙流符会，实有倡导之功。要之阮亭所云：不纤不诡，一往熨贴，则柳洲词派尽矣。
邹氏略称的“诸先辈”是指袁仁、袁黄、戈止、支大伦、支如增、钱柟、钱棅等前明名宦以及殉明“先正”。尔斐是钱继章的字，子顾是曹尔堪的字，子更名陈增新，子存即魏学渠，卜臣是魏允枚的字，古喤是孙
的字，当时皆以词名著浙西。现今仍能见到词集的除曹尔堪《南溪词》外，尚有魏学渠的《青城词》等，钱继章的《菊农词》亦能见于诸家选本中。
“柳洲”词人的作品有钱煐、戈元颍、钱士贲、陈谋道等汇编入《柳洲词选》，得6卷。除去属于前朝“先正”41人外，“近社名公”即清初该派作家多达117人，阵容很可观。
浙江嘉善在明末是“清流”名公辈出的地方，与阉党力斗而名震天下的魏大中即为领袖之一。魏学渠、魏允枚等都是大中后裔。柳洲词派的宗尚本也近“花间”一路，是“云间词派”的一翼。甲申“国变”前后，风气渐变，渊渟豪迈兼举，悲凉之气渗现。随着政治环境的日趋危恶，该派作家或隐或出，呈衰势而消散。在清初仍活跃于南北词坛的除曹尔堪兄弟父子外，主要是钱继章和魏学渠。
钱继章，字尔斐，号菊农。明崇祯九年（1636）举人。对钱氏《菊农词》，陈维崧在康熙十三年（1674）游访嘉善诸名士时曾有《贺新郎·魏塘舟中读尔斐先生〈菊农词〉稿》词，作这样评价：
笔补娲天罅。笑词场、止贪浓腆，谁餐龙鲊？只有《菊农词》一卷，竹翠梧光团射。向楮墨、濛濛欲下。爽胜哀梨清橄榄，更险如雪栈宵行怕。快瀑布，炎窗挂。 垫巾野服神飘洒。句清圆、诸般易及，一清难画。把向鸳鸯湖上读，涧水奔泻似马。雪又向、篷窗乱打。好琢琉璃为砚匣，架霜毫，床用珊瑚者。还倩取，锦绫藉。
迦陵在此特别强调了钱氏词的“清”与“爽”。以蒋景祁《瑶华集》所选的16首词品赏，上述评赞不是虚套话。如《望江南·暑月闲居》之二：
无个事，曳杖出溪坳。柳市说书钱入掌，槐阴狙戏玉围腰。一笑卷《离骚》。
看似不着意而语带机锋，是“爽”而“险”，为不多见之佳作。又如《鹧鸪天·酬孝峙》：
发短髯长眉有棱，病容突兀怪于僧。霜侵雨打寻常事，仿佛终南石里藤。 闲倚杖，戏临罾。折腰久矣谢无能。熏风未解池亭暑，捧出新词字字冰。
一派清苍气韵中明志达意，乃见其风骨的代表篇什。钱继章长调如《木兰花慢·避兵》的“庭前百草互盈虚，春雨莫忧渠。尽由他分定，谁知饥饱，莫问肥臞”云云，也是清刚心性见于言外。《满庭芳·归鸦》一阕则显然别有讽意寄寓：
风柳衰边，霜枫骄里，谁来点破轻冬？哑哑成队，林外每相逢。野店半帘斜漾，空啼绕、墨迹微浓。鸦如语：一枝几许？家有子如翁。 西风。声断处，云残类剪，山老犹童。问谁堪托足，虬木疑龙？出谷破寒何早，眠不稳、水寺敲钟。才飞也，栖栖争暖，细拣向南松。
《菊农词》立意造句都不落程式窠臼，自抽机杼，在清初足称名家，其风格无愧为柳洲派的典型。
魏学渠的《青城词》卷帙甚富，存词达410首。学渠是魏大中之子，入清为顺治五年举人，官刑部主事。其词秾艳处不脱习气，怀古诸作《西河·成都怀古》等和《念奴娇·黑窑厂登高》折叠心事，未能尽抒，心境和处境所由耳。《少年游·即事》较佳：
雨过重阳。柳桥月小，残雁送新凉。几日晴川，三旬沙市，无梦听更长。 秦筝写尽离人意，风急近潇湘。岭接吴云，江连越水，毕竟是他乡。
魏允柟，字交让；魏允枚，字卜臣；魏允札，字州来，均系大中孙辈。允柟是魏学洢之子，大中遭害，学洢号泣死。今残存允柟词仅数首，然情思沉哀而亢扬，如《金明池·金陵怀古》：
燕子矶边，凤凰山上，又是狂风骤雨。金砌玉阶何处问？尽燕麦兔葵满路。问秦淮、桂楫兰桡，却只见衰草，垂垂将暮。叹绛阙蛛萦，纱窗尘积，一任晚鸦来去。 想王谢、风流何处？便紫燕黄莺，一时无主。看当日、词臣狎客，空剩得、白杨粪土。最伤心、景物三春，教苑里蛙声，公私相诉。但渡口寒烟，亭中皓月，兀自依依芳树。
此类词纯以赋法写出，怨而且怒，一派孤臣孽子心绪，故不应机械地以技法论工拙。
魏允札著有《东斋词略》4卷，尚存世。他的词以闲逸之作为多，萧然自适的“山人”气甚浓，为柳洲词人的别一种类型。《木兰花慢》用白描法写安贫乐道情怀：
读残书几许？窗半破、与尘堆。况棂阔招风，阑低引雪，偏值春回。安排。把茅盖顶，胜牵萝辛苦那山隈。记取梁泥落处，待他旧燕寻来。 新开。仿佛古萧斋，不羡起楼台。任看竹无人，抚松有我，且自衔杯。徘徊。数间而已，玉川翁同此好襟怀。枉了呼童净扫，飞梅又上空阶。
以上诸家不管情调有多不同，心境亦各相异，但抒述情怀不假借涂饰，此即所谓“不纤不诡”的柳洲词派的风神。
（二）曹尔堪词述评
曹尔堪（1617—1679），字子顾，号顾庵。顺治九年（1652）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升侍讲学士。其仕途多艰，中遭牵累曾下狱，事白，罢归，优游田园以卒。著《南溪词》，与山东曹贞吉并称“南北二曹”。又工诗，为“海内八家”之一，有《杜鹃亭稿》等。
过去不少词论家把他和曹溶认定是开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的先河者。这是一种误解。朱彝尊自康熙初期离浙西寄迹曹溶之幕，先在岭南，后至大同；旋又托庇于龚佳育、龚翔麟父子处，往来于通县潞河和南京间。到康熙十八年（1679）举试“鸿博”中旨，名噪天下，随即“浙西”树帜蔚然成风，就在这一年曹尔堪已息影南溪数载而病逝。所以，他们之间基本上无多交接，无词学渊源可言。朱彝尊《百字令·和韵送曹子顾学士还南溪》词中“三影新词，八叉丽句，筝雁参差立”云云也显然是应酬泛泛语，绝不像对一位开本派风气的前辈的口吻。
作为柳洲词人群的中坚骨干，曹尔堪的词如剔去酬赠歌郎舞伎的作品，就其主要作品看，风格也还是以“清”为多。随着其境遇的迁移，由清逸而趋向清雄。邹祗谟《词衷》所说的“诗家有王、孟、储、韦一派，词流惟务观、仙伦、次山、少鲁诸家近似，与辛、刘徒作壮语者有别。近惟顾庵学士情景相生，纵笔便合，酷似渭南老人”，大体是指他顺治后期的风格倾向。尤侗《西堂杂俎》三集中《曹顾庵六十寿序》说其“品格在眉山渭南之间”，以及陈维崧《念奴娇·读顾庵先生新词》的“老颠欲裂，看盘空硬句、苍然十幅……较量词品，稼轩白石山谷”等评语，则是指出了这位“江潭遗老，一声寒喷霜竹”的词人晚年的面貌。尤、陈二说的差异是，尤氏侧重顾庵“桐露新流，松风徐举”和“秋高远唳，霁晚孤吹”的清旷，陈维崧强调的乃“洗净琵琶场屋”后“击物无声”的爽利清峭。
清逸清旷之作如《捣练子·乙亥冬暮晓行》，此为少作：
风欲静，冻交加，冰咬霜痕阁岸斜。流水无声波不起，冷烟微月写轻霞。
又如《鹧鸪天》：
蟹舍鸡栖共一椽，千竿修竹弄晴烟。鸟声都在征鼙外，兵气犹缠大角边。 书案净，杂花妍，种鱼栽藕野塘偏。木香吹雪人闲坐，读罢庄生骈拇篇。
清雄健举的代表作有《贺新郎·赠柳敬亭》《念奴娇·送幼光还白门》等。现例以后题之第一阕：
孤舟初发，正严霜似雪，布帆如纸。一派残云萦别恨，愁向青山隐几。晚圃黄花，小槽红酒，客路谁同醉？蒯缑黯淡，自将管乐为比。 还念旅宿方寒，丹阳古道，老树酣青紫。戍鼓沉沉天未晓，残月模糊映水。白帢谈兵，青灯读《易》，漫洒英雄泪。啼乌成阵，石头城外潮起。
曹尔堪的清峭劲拔词风，还集中体现在他的《秋水轩倡和》诸篇中，在后文专节综论里将可看到。
曹尔堪一门擅词，兄弟子侄中如曹尔坊、曹尔埴、曹尔埏、曹尔垣、曹鉴平、曹鉴章等都有作品传世。其中尔埴与鉴平词成就均高。
曹尔埴，字彦范，一字季子，号范庵。官教谕，与兄弟合撰《三子诗馀》。《满庭芳·旅况》一阕很有情致，上片着景尤觉清远：
数点归鸦，一江流水，织成片片离情。蒲帆高挂，偏带夕阳轻。回首来时旧路，凝望处、断岸山青。青山外，寒林落叶，去雁两三声。 长亭人别后，疏灯明灭，孤枕凄清。恨征途愁醉，野酒难醒。何处悲笳乍起，荒村里、匹马人行。城头上，晚钟敲断，新月淡初生。
曹鉴平，字掌公，号桐旸。尔堪之长子，康熙十一年举人，官内阁中书。词较清婉，略少力度。倒是其昆弟曹鉴徵，字徵之的这一位，有《过秦楼·登春申墓》一篇借史述怀，俯今仰古，甚有深意：
浪涌长江，潮回申浦，一片君山荒土。寒烟寂寞，蔓草凄凉，落叶飘零无主。曾记公子华堂，珠履三千，美人歌舞。叹朱英去矣，宫门兵起，壮心消阻。 空剩得古树萧森，残碑沦落，往事那堪回顾。黄莺报晓，杜宇啼春，都是怨风愁雨。只道钟虡暗移，智尽身亡，遗羞千古。看延陵墓畔，还有椒浆桂醑。
柳洲一派自曹尔堪于康熙十八年去世后，风气渐为“秀水”（嘉兴）所融，大部分作家也就以“清空”为尚了。
（三）“江村”唱和·宋琬·王士禄
曹尔堪是清初三次著名的词的大唱和的倡导者或主要参与者。除“秋水轩”剪字韵那一次的作品未编入今传《南溪词》（因孙默“留松阁”本《十六家诗馀·南溪词》辑编时在康熙十年前）外，这些唱和之作都可考见于词集中。“江村倡和词”是康熙四年的事，地点在杭州，故又称为“湖上倡和词”。互为酬和的是曹尔堪、宋琬、王士禄三人，后来南北词人应声而和者数以十计，借题发挥，以抒胸臆，蔚为盛事，对词风的影响甚大。曹、宋、王三家各填《满江红》8首，合为24篇。对这次倡和词，西泠逸民徐士俊有篇小序非常值得注意。徐士俊，字野君，号三有，曾与卓珂月合编《词统》并合著《寤歌》，自己又另有《雁楼词》l卷，是个遗民词人。他在小序中说：“盖三先生胸中各抱怀思，互相感叹，不托诸诗，而一一寓之于词，岂非以诗之谨严，反多豪放，词之妍秀，足耐幽寻者乎？”这里以诗词的传统看法对比，正好透露一个消息：诗易直露为人所见，词则妍婉，可以曲寄。清词之在严酷的现实中得以兴隆，正是利用其在人们观念中的传统习见，此可为一明证。
说曹、宋、王三人“互相感叹”是准确的。此三人当时都刚从狱室释出，真是命运通同，共病相怜。加之三人都是诗名高著的“海内八家”中人，宋琬与施闰章又称“南施北宋”，在清初是声誉极高的大诗人，由此，三家倡和所发生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宋琬（1614—1673），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才名早著而一官累踬。先是在浙江宁绍台道任上有政绩，正拟擢按察使，时值登州于七起义，宋琬族侄挟宿嫌以“与闻逆谋”讼琬，缧狱三年。康熙元年又为人诬告，复处困顿。直到康熙十年重起为四川按察使，又遇“三藩”变起，入觐京师时卒。宋琬一生，丰少屯多，所以诗词多凄怆激宕之音。著有《安雅堂集》30卷，词名《二乡亭》。“江村”唱和之时正是他两次颠踬以后流寓吴越之际。
《二乡亭词》小令多新意，前期以绵丽见长，后期则多凄怨声。如《蝶恋花》“旅月怀人”一词，就迥异“玉楼长抱博山眠”的《浣溪纱·芳草》和“春风如画工，粉黛凭深浅”的《生查子》等的倩俏了：
月去疏帘才几尺，乌鹊惊飞，一片伤心白。万里故人关塞隔，南楼谁弄梅花笛？ 蟋蟀灯前欺病客，清影徘徊，欲睡何由得？墙角芭蕉风瑟瑟，亏伊遮掩窗儿黑。
又如《破阵子·关山道中》：
拔地千盘深黑，插天一线青冥。行旅远从鱼贯入，樵牧深穿虎穴行。高高秋月明。 半紫半红山树，如歌如哭泉声。六月阴崖残雪在，千骑宵征画角清。丹青似李成。李营丘有《关山图》。
长调如《满江红·旅夜闻蟋蟀声作》、《贺新郎·登燕子矶阁望大江作》都有极深的感慨。
王士禄（1626—1673），字子底，号西樵山人。山东新城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累官至吏部员外郎，充河南乡试正考官，以事罹“请室”，事白复原官，后又遭罢免。王士禄为渔洋长兄，以诗法授诸弟，士禧、士祜、士禛皆工诗有集，而士禛后来独高位耆年，为一世宗主。西樵有《表微堂诗存》早佚，继编《十笏草堂诗选》9卷。词有《炊闻卮语》2卷，改名《炊闻词》，大部分作于康熙三年春夏，即他“以蜚语下羁”数月间。“江村”唱和正是王士禄“事大白”而南浮江淮之时。
《炊闻词》基调近“花间”，以短章写艳情闺思胜，著名的如《长相思·本意》：
风半廊，月半廊，风胫灯青玉簟黄，别时秋乍凉。 
已霜，蓼已霜，碣石潇湘尚渺芒，关河较梦长。
曹尔堪、宋琬、王士禄三人以相同的遭际而相聚在西子湖畔，并非是一种偶然巧遇。这是顺康之交汉族士大夫在新朝廷上动辄得咎，所处境况极险谲的必然性表现。所以，“江村”唱酬是当时具相当普遍性的迁谪之客的感受的一次大抒发，有着时代印记，绝非出于闲情逸致。
搀和着馀悸和庆幸，隐寄以怨愤和颓伤，表现为对尘世的勘透，但求于山水中颐养劫后馀生，这些就是“江村唱和”的几个层次的内涵。曹、宋、王三家在各自的作品中抒述的角度各有侧重，其差异正表现着各人特有的艺术个性。先看曹尔堪的词例，录其《湖上书怀再柬西樵考功、阮亭祠部》和《同荔裳观察、西樵考功湖楼小坐因忆阮亭祠部》：
飞絮漫天，平堤外、乱萍初涨。人似燕、重来湖海，画梁无恙。风雅竞推东阁妙，文章每说西京上。细论诗、若个过墙头，松醪饷。 曾踏险，瞿唐漾。才会意，沧浪唱。但银瓶索饮，酴醿佳酿。五岳未周名士屐，百钱常挂山人杖。奈此君、不惠不夷间，难于状。
漂泊东南，空回首、凤池春涨。家已破、逢人羞语，菊松无恙。馀齿偕归江海畔，浮生幸脱刀砧上。君还有“请室”断葱来，高堂饷。 天怒解，精魂漾。且啸傲，闲赓唱。为周郎而醉，不须倾酿。从此休焉蜗作舍，吾其衰矣鸠为杖。见卯君，备说老夫穷，无佳状。予与荔裳、西樵皆被奇祸得免。
曹顾庵较多地从幸能脱刀砧而返顾“踏险”情景，语势以绵丝裹针芒，不多锋锐意。宋琬所历更艰险，词情显得激烈多。他在《予与顾庵西樵皆被奇祸得免》这同调同题中写道：
痛定追思，瞿塘峡，怒涛飞涨。叹北寺、皋陶庙侧，何期无恙。庄舄悲歌燕市外，灵均憔悴江潭上。问绨袍高谊有还无？谁曾饷？ 愁万斛，东流漾。五噫句，舂闲唱。恨埋忧无地，中山须酿。故态狂奴仍未减，尊前甘蔗还堪杖。笑邯郸梦醒恰三人，无殊状。
在词中直抒“罪官”、“废人”胸臆的词固然历来罕见，如此怨而且怒的笔调尤为少有，宋琬仅以此类词章即可奠定其词史地位的。下面这首也是唱和之佳篇：
吾道榛芜，狂澜倒、百川争涨。赖砥柱、君家伯仲，安流无恙。龟策何劳詹尹卜，龙
远过黄初上。况陈思才藻气如虹，诗堪饷。 “请室”耗，心旌漾。击瓦缶，乌乌唱。看霜侵两鬓，穷蒸愁酿。放逐谁怜亭伯困，登临愿借卢敖杖。坐西窗、剪烛话通宵，悲欢状。
三家词中王士禄最见温和，八章和词大抵均以湖光山色和笑傲烟霞的语调掩盖心底的波澜。然而这也正是另一角度的心态表露，足见如宋琬的狂歌高唱并非无风险之举。西樵的《湖楼坐雨同顾庵用前韵再柬荔裳》一首心迹未掩尽，末几句尤含蓄有深意：
烟雨凭栏，爱浮黛，遥山纹涨。同抱膝、清言移晷，松枝无恙。堤柳已随坡老没，竹枝谁驾廉夫上。拟搴云踏遍万峰巅，为君饷。 湖雾积，渔舠漾。林翠湿，提壶唱。向黄公垆畔，重沽新酿。漆后断纹仍可鼓，削馀方竹还堪杖。问吾曹、补劓息黥心，谁能状？
康熙四年时，已是“科场案”、“奏销案”接连发生之后，即正值文人学士们心绪紊乱、情思急漩之际。“江村”唱和三迁客虽未如诸大案遭祸人心境的悲惨，但却从一个特殊的层面上反映了当时汉族文人从显宦名流到草野遗逸，无论在哪个层次上都无可避免地卷进了急流深涡中去，心灵在不同的频率上激烈悸动。这确实是个四海震撼的动荡年代。
宋琬和王士禄在康熙十二年同年而卒，曹尔堪到“鸿博”诏试的那一年也病逝了。他们都未能进入所谓的“盛世”。按年齿讲，宋、曹行辈较尊，“江村”唱和事与以王士禛为核心的扬州词坛的各类活动虽先后同时并有交叉，但发生在西陵的这场带有独特色彩的酬唱别有其代表面，因此置于毗陵、广陵诸词坛前予以评述。
第三节 广陵词坛和毗陵词人群
陈子龙在浙中各郡播下的“云间”种子渐成余爝的时候，他的一批江东弟子却贾馀力而先后在苏、锡、常几个文化中心活跃不已，最后与北来的王士禛相会合，终于以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的凑合，群集古广陵的扬州，掀动起一个空前兴旺的词学高潮。
这是清初第一次形成的规模大、阵容广、自觉性高的声势盛壮的词的活动中心。
按其基调言，这原是“云间”词风馀波未尽而实际是已从总体景观上转化成“花间”情趣的一个词学中心。无论是广陵词坛领袖人物王士禛的《衍波词》，还是当时真正的词苑核心巨子邹祗谟的《丽农词》、董以宁的《蓉渡词》、彭孙遹的《延露词》，都属程度不等各出面貌专攻绮靡艳丽之调的倚声之作。
然而，广陵词坛构成之际，又正是诸大案在江南风波迭起的惊恐时期，更是“海警”告急，郑成功、张煌言最后一次水师直驱江、皖腹地的风云难测之时。位处大江之北盐商关饷中心的扬州具有极其微妙的政治色彩，而先后“雅集”于此的词界代表人物有不少位正罹“奏销”案开革功名或贬黜降职。于是，多少还沉淀在心底的家国兴亡之遗恨和目下遭际的新怨交织成的心态，与那浅斟低唱香艳之调颇多不协和味道，一种潜在状态的渐浸之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所以，广陵词坛的社集酬唱、合操选政的各种活动，表现出来的是兼容并蓄，包纳各种审美情趣的宽宏气象。各种词风、各种艺术情趣相互交融、竞相吸取。在心灵的交流中，摩荡、扬弃、融汇、嬗变所形成的词的风气的骚动，必然消解着门径的偏见，冲击着“定于一尊”的宗旨。应该承认，这种新骚动乃是当时微妙复杂、扑朔迷离的动荡政局中词人们心态的折射体现。当然也成为清词嬗变的一个契机。
诚然，这样的骚动并非只在广陵一隅，契机也不是仅只光临三分明月占领了二分的扬州。但是，如此群雄聚首、英彦毕集，确是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词风骚动的特点的。以清初词坛的总体来审察，可以借用一句“春风十里扬州路”。
在综述广陵词坛南北英才时，决不能遗却来自天都峰脚下的黄山孙默，其对清词发展的贡献是应大书一笔的。
（一）王士禛·彭孙遹
广陵词坛的兴起，论其功绩首应属王士禛。渔洋于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在其创诗歌的“神韵”一派。他在扬州任上既未构组成词的流派，而且离任赴京后基本上脱离了词坛。可是，王士禛却是广陵词学中心活动的凝聚力所在，其作用无异于一个组织者。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士禛曾避讳作士正，又作士祯，山东新城（今桓台）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次年授扬州府推官，以“品端才敏，奉职最勤”升礼部主事，历充经筵讲官、国史馆副总裁，累官至刑部尚书，卒后谥“文简”。著作繁多，有《衍波词》2卷，又名《阮亭诗馀》，词论著作名《花草蒙拾》，为1卷。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说：“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吴伟业实际上并未始终“以温、李为宗”，王士禛则确是“翕然从之”，未见更辙的。所以，谢氏在《词话》卷八的评定是准确的：“阮亭沿凤洲、大樽绪论，心摹手追，半在‘花间’，虽未尽倚声之变，而敷辞选字，极费推敲。且其平日著作，体骨俱秀，故入词即常语、浅语，亦自娓娓动听。”王氏自序其词说：“向十许岁，学作长短句，不工，辄弃去。今夏楼居，效比邱休夏自恣，桐花苔影，绿入巾舄，墨卿毛子，兼省应酬。偶读《啸馀谱》，辄拈笔填词，次第得三十首。易安《漱玉》一卷，藏之文笥，珍惜逾恒，乃依其原韵尽和之，大抵涪翁所谓空中语耳。”这是可信的。《衍波词》今存的遍和《漱玉词》以及后来又“和云间诸公春闺”、“和《湘真》词”等确是大抵属于“休夏自恣”的清娱之作。
《衍波词》最为人艳称的是《蝶恋花·和漱玉词》：
凉夜沈沈花漏冻，欹枕无眠，渐听荒鸡动。此际闲愁郎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 忆共锦衾无半缝，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往事迢迢徒入梦，银筝断续连珠弄。
据此足可见王氏“作为‘花间’隽语，极哀艳之深情，穷倩盼之逸趣”（唐允甲《衍波词序》）之一斑。
他的《小重山·和湘真词》虽略露兴亡之感，但颇似其诗之濛濛以神韵烟雾一样，着痕轻淡，吞吐其意而已：
行云如梦雨如尘，秣陵惆怅事、最伤心。当年琼树照“临春”，胭脂井，犹带落花痕。 芳草碧氤氲，旧时朱雀桁、几回新？青溪休赛蒋侯神，风景换，红泪上罗巾。
其《贺新郎·和竹山韵》的“长安一雨分新旧”云云亦同此类。《衍波词》中真属精彩可撷、常语浅语入词而神味清虚的应是《浣溪纱·红桥同箨庵、茶村、伯玑、其年、秋崖赋》这样的作品。例如其一：
北郭青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
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烟芳草旧迷楼。
又如其二：
白鸟朱荷引画桡，垂杨影里见红桥。欲寻往事已魂消。
遥指平山山外路，断鸿无数水迢迢。新愁分付广陵潮。
这类词自然俊丽而含蓄以今昔感，纵向的历史无情的淘洗之迹，从不着意、不雕琢的章句中浸透而出，颇耐寻味。可惜在王士禛今存140首词中并不多见。朱孝臧题《衍波词》的《望江南》就是抉住这方面的情韵，很有眼力：“消魂极，绝代阮亭诗。见说绿杨城郭畔，游人争唱冶春词，把笔尽凄迷。”（《彊村语业》卷三）
王士禛于顺治十七年（1660）三月到扬州任，年仅27岁。至康熙四年（1665）离任，他在广陵达五年有馀。吴梅村说他“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前人认为是实录。王士禛在扬州通判任上，广交诗人文士，遗逸中有林古度、杜濬、方文、孙枝蔚等，又与邵潜、陈维崧等或修禊于如皋冒襄的水绘园，或酬唱在红桥、蜀冈间诸胜地。特别是团聚了大批词苑名流，不仅有本郡的吴绮（
次）、汪懋麟（蛟门）、宗元鼎（定九），有通州的陈世祥（散木），更有曹尔堪、宋琬以及其长兄王士禄。而避地如皋八载之久的陈维崧则无疑成为雅聚修禊的主角之一。至于邹祗谟、董以宁、彭孙遹等乃渔洋词学同志，过从尤密。这样一大批词人相好无间，朝夕唱和不休，真是空前未有的盛事。
最重要的是他支持并与邹祗谟联名合编了大型词选《倚声初集》，支持孙默汇刻《国朝名家诗馀》。康熙十六年（1677）江都汪懋麟在为梁清标《棠村词》作序时说：
本朝词学，近复益胜，实始于武进邹进士程村《倚声集》一选，同时休宁孙子无言复有《三家诗馀》之选，由是广为六家，又十家，今且十六家，势不百家不已，岂不与毛氏争雄长乎？
汪氏此说是符合史实的。而这一切又均如顾贞观所论：“渔洋之数载广陵，实为斯道总持”，所以，王士禛总持广陵词坛之功应予充分肯定。
王氏词学活动在他离去扬州时也就告终结了。“渔洋复位高望重，绝口不谈，于是向之言词者悉去而言诗古文辞，回眎‘花间’、‘草堂’顿如雕虫之见，耻于壮夫矣”（顾贞观《论词书》）。他在此后长达四十五年左右的大半生时间里，以诗雄视当世，而确实“绝口不谈”倚声一道。顾贞观是从“凉燠之态浸淫而入于风雅”以及“习俗移人”，特别是随“有大力者”的好尚而转移的角度来论词的风气的，发此议论已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之夏。其实，王士禛的一度热衷于词而骤然弃去，就他本人心态而言，当有更深层的动因。除了艺术观念上仍持有词乃“小道”这一层原因外，以其擅于审时度势而又力图骋雄文坛有所建树的为人心性特点和才智来说，他不会不感觉到词的创作面临着一个矛盾棘手的事实：如一味沿承“花间”至“云间”的路子走去，虽纠正了明词淫哇和杂搀俚曲的弊病，但“雅正”之后也会陷于滞塞而迂，雕琢而僵，饾饤而酸等歧途，而且曼声轻语的情韵又常与实际心态难相协调，生气不充，前景不会乐观。然而，如果发“变”声，引吭高唱，壮词慷慨，王士禛是深知此中潜在的危险性的。对一个还企想在宦途有大发展的才官说来，他各方面机缘条件都不错，何必冒此风险？
于是在清初文学史上出现一个令人深可玩味的事实：世称“南朱北王”的朱彝尊、王士禛二位大诗人，朱竹垞以诗鸣于前，转而却以“浙西”一派宗师称盟主于词坛；王渔洋以词早著声名，建坛立坫盛极一时，可又转去专力为诗，创“神韵”之宗而扬名天下。他们的各自转变心力与视野的时间竟衔接得如此紧，即在康熙五年前后，这不能轻率地视之为偶合。尽管他们实际上诚不可能自觉到默契分工，但时代总会选择代表人物，时势风会每每在一代才智之士身上完成设计。“神韵”诗派与“浙西”词派可以说就是适应时代需要的孪生物。是两位文学家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统治意志和统治思想的需要。所以，王士禛在词坛上急流勇退是有其很深的自我意识和人文背景的。
探寻这一消息的意义是，它从或一侧面表明，词在当时已日益增强了抒情主体的情绪力度，切近时事的现实主义色彩渐见浓重。这样，既然词的“流连声酒”的脂粉气渐渐减弱，它的与统治势力的不协调性从而也就加多，于是，防范与剥蚀其活力生气的各种反逆性的手段和倾向必然产生。清词的发展历程大体就在如此的交替消长之中行进着。
广陵词坛上与王士禛齐名，被称为“彭王”的彭孙遹，不仅长于艳体，而且宦途清通，皆类同于渔洋，到后期悔少作而不事倚声亦几与王氏如驰一辙。但是，彭氏身世和心态别有难言处，所以，彭、王之词亦复有可辨其相异的特点。
彭孙遹（1631—1700），字骏孙，号羡门，别号金粟山人。浙江海盐人。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官中书舍人。康熙十八年（1679）又应“博学鸿辞”试，列第一等第一名，授编修，累官至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羡门是清初名词人中不多见的仕途畅顺者之一。
彭孙遹之父期生明末官太仆寺卿，以江西布政使守赣州而死。兄彭孙贻，字仲谋，陈子龙在绍兴推官任时“奇其才，荐之主司，已定第一，因病不竣试”（参见《嘉兴府志》）。后与吴蕃昌创“瞻社”，为名流所重。后痛父殉国难，复求遗骸不得，蔬食箨冠，不交人事20年。彭孙贻亦工词，著有《茗斋诗馀》。故明的“忠烈”或遗老的子弟出应清科举试而入仕途的并不少见，在当时似并不以之为名节问题。但家国身世和以“达则兼济天下”为名的仕途经济所构成的复杂矛盾心情又常常浮沉起落在心头。这是又一种特定时代的心理现象，带有普遍性，彭孙遹即为一代表人物。
彭氏的3卷《延露词》一向以“惊才绝艳”、“吹气如兰”著称，但也因此毁誉皆有。谢章铤认为彭词“真得温、李神髓，由其骨妍故词媚，而非俗艳”，因而“迦陵之豪宕，竹垞之醇雅，羡门之妍秀，攻倚声者所当铸金事之，缺一不可”（《赌棋山庄词话》卷八）。谭莹《论词绝句》竟赞为“开国填词第一人”。但“浪得才名”之訾也不少，如近人《续修四库全书〈延露词〉提要》就说是“好逞聪明，不能沈著”；卢前《饮虹簃论清词百家》的《望江南》云：“论彭十，怨粉与啼香。绝艳公然推独步，若言持律已迷方。岂可拟南唐？”
其实，彭孙遹的词既非全属香艳，也不是自扬州期间始填词。只是他的大部分艳体是写在扬州。尤侗的序说得清楚：“向读彭子羡门与王子阮亭无题倡和，叹其淫思古意，两玉一时。阮亭既官扬州，羡门有客信宿，会邹子程村初集《倚声》，于是《延露》之词成焉。然则延露者，其无题之馀乎？盖维扬佳丽，固诗馀之地也。”由此可理解，为什么王士禛称其为“艳词专家”时，彭孙遹却“欲怫然不受”（见邹祗谟《词衷》）了。他的大作侧艳之词原是起兴而和《衍波》，又是以客居扬州时为多，在他自己看来并非能概见心貌，以偏概全。擅写艳词者并不一定即以此为追求之境，这是一种复杂现象。
以人们赞肯的小令看，彭孙遹的词，所谓“骨妍”者主要是情深而语俏，有“真”味而非浮艳而已。他的词平心说来并不太狭窄，既有写长夜难寐，春愁难遣的《谒金门·春梦》：
春愁织，一片角声消息。天上佳期无消息，行云何处觅。
静掩流苏帐额，还似见伊颜色。梦破五更风瑟瑟，纸窗凉月白。
也有追思旧情，感慨现实而借句寄托的《柳梢青·感事》：
何事沉吟？小窗斜日，立遍春阴。翠袖天寒，青衫人老，一样伤心。 十年旧事重寻，回首处、山高水深。两点眉峰，半分腰带，憔悴而今。
如果仅以“赋艳”、“美人春睡”一类作品论定《延露词》，又怎样能理解如《丑奴儿令·雨窗读悔庵吊琵琶乐府》的“从头细数伤心事”，到“一代红颜万里沙”、“蛱蝶多情苦殉花”的情韵？试看《玉楼春·五日饮虎丘山下题壁》下片：
醉后难平多少事，仰天欲问天何意？偏使鸡鸣狗盗生，却令赋客骚人死。
一腔愤怒，感慨已极，在“生”、“死”两句中有着多少潜台词？李调元《雨村词话》认为《延露词》“率多悲壮，不减稼轩”（卷四），虽不尽准确，但倒是道人所未道。应该注意到，长调已在彭氏词集中至多，《念奴娇·长歌》四阕，《沁园春·酒后作歌与擎庵》四阕，以及《画屏秋色·芜城秋感》等，都激越凄楚，不是当时艳词作家笔底能有的。兹录《沁园春·和韵答金峤庵》：
往古来今，如许英雄，钟鼎旂常。尽飘风冷雨，馀声销灭；寒烟蔓草，陈迹苍茫。南顾昆明，东瞻闽越，二十年来一战场。到今日，喜丰年多黍，兵气销光。 溪山老我何伤？且买醉时探肘后囊。须我歌若舞，乌乌击缶；倡予和汝，款款飞觞。仆射不如，尚书不顾，羯鼓催频不记行。才倾倒，早一轮红日，涌上扶桑。
既“喜丰年多黍”，为何又感伤“飘风冷雨，馀声销灭”的南明三个政权成为“陈迹苍茫”呢？既然“兵气销光”，理应好有作为，缘何要“乌乌击缶”，醉里度日？其心态的多层交杂、矛盾错出，都有着抒露。这与王士禛显然是同中有异，并非真正同辙。
渔洋论词排斥豪健之风，彭羡门则在创作实践中采取兼容并取的态度。他的长调慷慨不是意在显露才人伎俩的点缀，这只要比较各家的词作就可以佐证的。彭氏《金粟词话》和《花草蒙拾》等也是既有一致的艺术审美观，又有相互辨难，互为补足的研讨之处。总之，彭孙遹不纯是“花间”之风的追摹者，他与王士禛是有同有异的。号称“彭、王”，而各呈个性，此即扬州词坛所呈现的有异于封闭性、门户偏见陋习的可贵格局的一个明证。
（二）邹祗谟·《倚声初集》·毗陵词人群·董元恺
在广陵词学活动“二三同学，功亦难泯”的诸词人中，邹祗谟的行迹很少为人们所知，但对其词学成就却又颇多误解。
邹祗谟，字
士，号程村，江苏武进人。顺治十五年与王士禛同榜进士。其生卒年向无载录。据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四《覃怀杂诗》、《结邻集》中陈玉璂《与减斋书》等可以考定邹氏卒在康熙九年（1670）。又据他自己的《一丛花·丁未人日》词有“四见丁年”句，此“丁未”是康熙六年（1667），以此上推，其生年应在明天启七年丁卯（1627）之后。参酌宗元鼎于顺治十七年（1660）秋冬际序《丽农词》“忆十年前，邹子程村游广陵，与余定交于谢太傅之法云寺”云云，以及陈维崧、董以宁等同郡词友的生年的界定，邹祗谟出生之年不会迟于崇祯三年（1630）。所以，其享寿仅四十岁出头而已。
邹祗谟早孚文名，其古文辞与陈维崧、董以宁、黄永并称“毗陵四子”。顺治六七年间他的词已积稿成编。邹氏本系毗陵甲族，“高车驷马，已属长卿得意”之年又甚早，后来忽然萎落，且过早逝世。从其顺治十五年中进士后，未见仕履记载于志传，可以断定他谒选待授职时即罹“奏销案”。王晫《今世说》提到：“会有蜚语中之者，一日散万金立尽。”是一旁证。
邹祗谟填词起手很早，《湖海楼文集》卷二《任植斋词序》中，陈维崧回忆说：“忆在庚寅、辛卯间与常州邹、董游也，文酒之暇，河倾月落，杯阑烛暗，两君则起而为小词。方是时天下填词家尚少，而两君独矻矻为之，放笔不休，狼藉旗亭北里间。”邹氏本人在《远志斋词衷》第一则中也说：“己丑、庚寅间，常与文友取唐人《尊前》、《花间》集，宋人《花庵词选》及《六十家词》，摹仿僻调将遍。因为错综诸家，考合音节，见短调字数多协，而长调不无出入。以是知刻舟记柱，非善用赵卒者也。”己丑是顺治六年（1649）。凡此皆可证明邹氏是清初词人中专心研讨词而又相当早的一个。
邹祗谟早年就与董以宁以艳词小令闻名。黄周星（九烟）曾说：“兰陵邹祗谟、董以宁辈分赋十六艳等词，云间宋征舆、李雯共拈春闺风雨诸什，遯浦沈雄亦合殳丹生、汪枚、张赤共仿玉台杂体。余数往来吴淞，间过之，欲作一法曲弁言而未竟，殊为欠事。”（《古今词话》引）黄九烟是当时行辈较高的诗人，他在此概述了云间、魏塘、毗陵三个词创作活动中心的侧艳之风尚。今存邹氏《丽农词》3卷，其中“庚寅夏作”的《惜分飞·本意》16首尚在，此外“十索词”也是顺治七年与任绳隗等唱和之作。邹祗谟是毗陵与广陵两地词人相互沟通的中介人物，早在顺治初年他就来往于淮扬一带，所以，曾是“十郡大社”的参加者的邹氏，实系大江南北词学交流的重要人物，他后来之有《倚声》之纂不是偶然的事。因而，王士禛的通判扬州雅集词流的举动，自然会使他们相互引为知己，通共合作了。由此可见，谢章铤认为“邹程村与阮亭、羡门游，故其词修洁，有《花间》遗意”的说法不准确，邹祗谟的词多侧艳原非是受了王、彭的影响。只是他在扬州期间和诸家酬唱又写了“青溪遗事”之咏等大量的色飞神艳、尽态极妍的词，从而构成了今见《丽农词》的主要是感忆情事的面貌。今本《丽农词》系孙默康熙三年所刻，此后的作品已散佚。康熙二十一年（1682）宜兴徐喈凤《贺新郎·题邹进士程村〈丽农词〉遗稿，十九叠前韵》云：“故友程村者，有遗书、在予箧内，见之泪洒。题曰《丽农》词名好，卷内墨痕轻画。程村字画纤柔。纵一派、才情喷泻……”（《荫绿轩词》续编）。徐、邹是“两榜名同挂”的年友，又同是“奏销”一案受害者，所以应是可靠的史料。这阕词的后面有陈玉璂（椒峰）的评，也说“丽农稿在而惜尚未刻，同人均有责矣”。陈氏是武进同乡，所言尤为确凿具体。以上考订，足见《丽农词》全貌已不可见，仅据“留松阁”本的2卷来认定邹祗谟仅得“花间遗意”，无疑是以偏概全。
但是，即以今存《丽农词》而言，仍还能看到邹氏词的另一面。词集中可以系年的最早一首是《最高楼·丁亥答文友楚中寄词》，丁亥为顺治四年（1647），词云：
离愁处，碧树正苍茫，伊人又一方。君谱茶经携瓦罀，我修花史坐琴床。玳楼中，金弹处，可能忘？ 他生撇不下鸳池被，今生趱不上鲛盘泪。杨柳下，泛归航。借得世情消酒瓮，拾将奇字衬诗囊。唤风姨，招月姊，伴云窗。
词中惆怅莫名、怨怼郁勃，是20岁左右的词人“调笑风流”的另个侧面——“纵横意气”的受压抑的表现。再看二年后的《满江红·己丑感述》：
滚滚红尘，哭秋风、斜阳宫刹。方悟得、夜半深池，人盲马瞎。山鬼狐威帝以虎，小人猿化妻于獭。待陈情、细诉与天公，凄凉煞。 三里雾，何时刮；三月雨，何时撤。用不着慈悲，告伊菩萨。老猾钱刀方作横，少年姜桂何能辣？醉狂时，击柱亦徒然，冲冠发。
呼天抢地，戟指怒目之情态显然不是一般的愤世嫉俗、故作清狂。此词很可怀疑“己丑”是“辛丑”之误，即或许正是顺治十八年“奏销案”的产物，姑存阙疑。
此外，可以肯定是在扬州所作的《沁园春·偶兴和阮亭韵》的“诗酒逃名，渔樵混迹，何异衣鱼与食鸥”，“逍遥处，问眼前悲喜，何必张皇”，以至于认为“天地梨园一戏场”、“男子何须志四方”等等，显然都是受了大刺激的心态，迥异于绿窗倚谱、红牙歌板的情调。《绮罗香·广陵阮亭署中酬赵千门见赠原韵》为赵氏“怪柴桑、早赋归来，春尽听、杜鹃鸣北”的从南昌司李谪官回而鸣不平，与《凤归云·偶作》为自己“颓然坐废，曾消得、蛮触功名，邯郸滋味”的悲慨，都是一种特定处境中的心绪。
“怕教鬓发苍浪，且随分新词赋几章”（《沁园春·偶兴》），专注于倚声之道，何尝不是借“酒”浇胸中块磊之一法？所以，确认邹祗谟这一类型作家在词史上的位置时，务应稍作周全考察。
王士禛在《居易录》中道：“余在扬州与故友邹程村撰《倚声集》，起万历，讫顺治，以继卓珂月、徐野君《词统》之后。”事实上《倚声初集》的编成，主要是邹祗谟之力，也是邹氏在扬州期间的一桩大事业。后来尤侗在为邹祗谟外甥、宜兴陈枋的《香草亭词》作序时说到：乙巳（康熙四年）春他和邹氏讨论词体，在激赏《倚声》一选时也偶摘不协韵调之作，为此“程村益爽自失”；并说邹祗谟“将欲校正重锓，未果”而“作古”（见《西堂杂俎》三编卷四）。这正可证实邹祗谟对《倚声》一选的严肃态度，他是倾注心血以为学问事业的。
《倚声初集》通常被称为顺治年大冶堂刊本。实则邹、王二序虽署的顺治十七年庚子，成书已在康熙之初，书中各家评语中时有康熙四年前一些记事，可证是随刻随补选补评而成的。关于编选此大型词选的宗旨，王士禛在序中说：
《花庵》博而未核，《尊前》约而多疏。《词统》一编，稍撮诸家之胜，然亦详于隆、万，略于启、祯，邹子与予盖尝叹之。因网罗五十年来荐绅、隐逸、宫闺之制，汇为一书，以续《花间》、《草堂》之后，使夫声音之道不至湮没而无传，亦犹尼父歌弦之意也。
明朝天启、崇祯以来的50年，在当时是极其敏感的一段历史，这时期人物的言语文字和心态大有犯忌处。《倚声》的有意搜罗，使“不至湮没”，不能说没有别的苦心孤诣在。此选在20卷作品之前有4卷《前编》，编录时人词话、论词杂文、韵辨等，《前编》之前又有《爵里》3卷，录词家470馀人之姓名、字号、籍贯、仕履及词集名。许多名位不显于后世者，赖此可备征考；不少作者后来蜚声词坛，则据此能见他们早期作品的艺术风貌，并可供补遗辑佚等。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倚声初集》都卓具文献价值，是研究清词必不可少的一部总集。
入选于《倚声初集》的词人总数475人，分列为万历朝45人，天启朝15人，崇祯朝91人，清顺治朝则为324人。这就是说，即使简单地以两个王朝来划分人数，明与清也是一与二之比。何况，“爵里”名单的分列各朝是以词人的最先一次仕履为准的，例如，列入“万历”朝的45人中不仅有的谢世甚迟，而且有好几个入清而出仕的，如钱谦益等。在选词数量上也是略于远而宽于近。所以，《倚声初集》毫无疑问是清初词选，认为它所录“实皆明人”，是“清初人所编晚明词选”，显然是疏于审辨的误断。
《倚声初集》分“小令”10卷，选词1116首；“中调”4卷，选词364首；“长调”6卷，选词434首。总计为词选20卷，选词1914首。举凡明清之交以来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靡有所遗。尽管从总体上看，仍然不免有编者的艺术趣尚的某些倾向存在，但毕竟是体大容闳的了。它确是清词初始时期的一部汇合众流、备陈诸体的要籍，对词坛繁荣起了积极的推波助澜作用。
邹祗谟为《初集》作的序是清初十分重要的一篇词学文献，是顺应词体复盛的时代趋势的十分精彩的词论之作。序较长，节录如下：
……“恼公”“懊侬”之曲，“金荃”“兰畹”之编，其源始于“采荇”、“弋雁”，其流浚于美人香草，言情之作，原非外篇。揆诸北宋，家习谐声，人工绮语。杨花谢桥之句，见许伊川；碧云红叶之调，共推文正。其馀名儒硕彦，标新奏雅，染指不乏。必欲以庄辞为正声，是用“尚书”“礼运”而屈“关雎”“鹊巢”也。至于南宋诸家，蒋史姜吴，警迈瑰奇，穷姿构彩；而辛刘陈陆诸家，乘间代禅，鲸呿鳌掷，逸怀壮气，超乎有高望远举之思。譬诸篆籀变为行草，写生变为皴劈，而云书穗迹、点睛益颊之风，颓焉不复。非前工而后拙，岂今雅而昔郑哉。胡致堂有言：童稚时获侍先生长者，见其酒酣兴发，多依腔填词以歌之，曰此宋代慢声也。当时大儒，亦所不废。自套数诸曲行，而昔时声依永之理尽失矣！先儒之言如此，而况于今日帖括之流，呵为蜡屐，名理之硕，等若雕虫，毋足怪矣。然近世如用修、元美、元朗、仲茅诸先生，无不寻流溯源，探其旨趣，而词学复明，犁然指掌。然如钱功甫、卓珂月、沈天羽诸前辈，有成书而网罗未备；贺黄公、毛驰黄、刘公
诸同志，有论断而甄汰未闻。仆乃与渔洋山人综核近本，揽撷芳蕤，被以丹黄、申之辩论，为时不及百年，而为体与数与人，仿佛乎两宋之盛。凡名公巨卿之剩艺，骚人逸友之遐音，无不推本性情，标举风格；庶几数百年而后，得比于“花庵”、“尊前”诸选，不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间，以存一时之啸咏，何莫非灵均“骚辨”之馀，靖节“闲情”之继？而猥云祧彼元声，荐斯近曲子，何见之陋耶？……
邹祗谟在此文中有几点值得赞扬的观点，一是辟头巾气之迂腐。“必欲以庄辞为正声，是用尚书礼运而屈关雎鹊巢也”，这不只是意在为艳情闺思占一地步，其深层内涵在于主张情性不受名理之学的羁绊，从而也就为抒情的广泛性和自由性拓开天地，俾使“情爱”与“忠爱”得以并行不悖。二是肯定了“变”的必然之势，屏斥僵硬凝滞观念。“非前工而后拙，岂今雅而昔郑”，此乃精警的诘语。他并不专尚南唐北宋，而是同时赞肯南宋不同流派的各家，兼容并蓄，从风格体式各个方面主张拓宽词的境域。这在清初是较早发表的识变异、集大成的词学观。观照那些或专意南唐、温韦，或标举北宋、南宋，与邹氏的观点相比较，显然是褊狭而封闭的习气。邹祗谟这观念，正是清词势将胚变出自己丰富多彩的面目的先期征兆。他道出了一批有个性的词人力求摆脱某种词学传统观念的束缚的要求或心理动向。在这一点上，邹祗谟与他的同郡词友陈维崧等已经相当接近以至相似的了。三是着眼于“今”而不泥于“古”。《倚声初集》实际上是一部“今词选”。这是与他的“变”的观念互为因果的又一卓识。“为时不及百年……仿佛乎两宋之盛”，不管怎样，敢于将“今”之词与“古”之两宋相提并论需要勇气。比起流行的认为词至宋代已“观止矣”的说法，也无疑高明得多。敢于贵“今”，始得发展；唯知恋“古”，焉能“中兴”？这是极清楚的道理。
《倚声初集》之所以标名“初集”，原先当还有续刻二集三集的雄心。可是他连《初集》的“校正重锓”的设想都未得实施。后来陈维崧等编纂《今词选》，从某种意义上倒是继续了亡友的工作。
《远志斋词衷》中，邹祗谟录存过去为《衍波词》所作序文的一段话，并加以补足云：
余向序阮亭词云：“同里诸子，好工小词，如文友之儇艳，其年之矫丽，云孙之雅逸，初子之清扬，无不尽东南之瑰宝。”今则陈、董愈加绵渺，二黄益属深妍。更如庸庵之醇洁，风山之超爽，卓人之精腴，介眉之隽练，公阮之幽峭，紫曜之鲜圆，陶云之雅润，赓明之秀濯，含英咀华，彬彬可诵。词虽小道，读之亦觉风气日上。
这是邹祗谟对毗陵词人群的一次总体概评，亦足见常州词苑之盛。常州之称词派，要迟至嘉庆年间始有旗号，然而清初词人之密集于该郡的声势，远较后来要壮观得多。常州府治当时共辖八邑，词人远不止邹祗谟提到的这一些，而他所论及的作家中有的作品散佚几尽，已难窥全貌，有的艺术造诣并非如所评那样高妙。但是，这毕竟是同代人提供的文献依据，有其参资价值。除了宜兴陈维崧将有专章论述外，本节择其成就较高的词人有所增删地略予绍介。
董以宁（1630—1669），字文友。于明末为诸生时年未及冠，与陈维崧、邹祗谟并有“才子”之称。性豪迈慷慨，喜交游、重然诺。有诗文各20卷，尤工填词，著《蓉渡词》3卷。并于历象、舆地、乐律别有专精，穷究虞氏《易》多有发明。
董以宁卒时年仅四十，当其肆力于《经》、《易》，授弟子常数百人之际，已弃词章之学不为。所以，《蓉渡词》基本上是早年的作品以及康熙初为王士禛题《青溪册页》、《余氏女子绣洛神图》等酬和词。《蓉渡词》素以香奁艳词著称，故王渔洋称之为“艳情中绘风手”，陈廷焯则视之为“词妖”（见《白雨斋词话》删稿）。
艳体词在清初本很盛行，是明人的遗风未泯，而董以宁的穷情极态最为突出。《蓉渡词》不仅有《苏幕遮·帘外听堕钗声》等10阕、《画堂春·夏日课婢》8阕等等“丽而淫”之篇，还有《沁园春》咏“美人”7首，绘形绘色，勾心斗角之笔堪称香艳之极。但也有例外，《望梅花》小令一阕则别具狂狷之意：
芳草萋萋如画，唤起祢生闲话。死向风波曾不怕。 长裤请君穿罢，除是阿瞒还值骂，黄祖不堪君诧。
《霓裳中序第一·燕子矶怀古》的“风带泉绅，水肤山骨”和“六代芜湮，五代萍没”之类，写景抒情也都造语新警不俗。《贺新郎·淮阴词》虽直露嫌过，然而淋漓尽致之论亦不多见：
为汉空奔走。叹当年、追猴逐鹿，终烹功狗。留侯曲逆虽阴诈，吕雉之谋多有。算此际、高皇身后。平勃区区都易与，怕将军武悍还如旧。因中祸，君知否？ 国士无双称善斗。奈英雄、漂母寄餐，未央授首。书生于此终疑诧，何事英风射斗。生死出、妇人之手。刘郎宫寝埋荒草，喜将军、庙祀终难朽。君休信，蒯通口。
至于艳词如《感恩多·鸿信》之类，曲传心境亦颇耐读，其下片云：
忒觉情多，真假转难分。转难分，便是空言，忍猜他未真。
黄永（1621—1680后），字云孙，号艾庵。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顺治末即退归，当是罹“奏销案”黜罢者之一。早年工诗文，与邹祗谟、董以宁以及陈维崧合称“毗陵四子”。有《溪南词》2卷。
黄永词中年以后由倩丽转为清劲峭拔，透郁勃之气。如《卜算子·有感》：
匿影住人间，横眼看天下。都道乾坤一腐儒，自问何为者？ 得酒且高歌，无酒干休罢。若有留髡送客人，一石臣能也。
又如《沁园春·悲秋》：
宋玉言之：“春女多思，秋士多悲。”况零风细雨，乍停还续；蛩声雁影，到处相随。四壁萧萧，孤灯落落，纵有高怀那处开？除非是，且登山涉水，打马飞杯。 醉时屡舞回回，看云气漫空白日颓。似江魂销罢，黯然欲别；潘愁尽处，如送将归。人事萧条，天公做作，长啸微吟泪暗垂。还自问，道黄花红叶，干汝谁来？
“纵有高怀那处开”的情怀显然已不是“雅逸”而是郁闷。一大批词人由“春女多思”之艺术心态转为“秋士多悲”境界，“奏销案”对江南汉族知识分子的打击是这一转捩的催化剂，这从毗陵各家的创作道路已相当清楚地表现了出来，黄永是一例而已。
黄永之弟黄京，字初子，亦能词，著有《续花庵词》，未见，仅从各选本辑得10馀首。黄京的词较少特点，造诣不如其兄，邹氏的“清扬”之评颇难握得。
孙自式（1628—？），字衣月，号风山。顺治四年（1647）进士，授翰林院检讨。顺治十二年（1655）念家乡民困，自请为本地县令，福临目之为“狂疾”，给以牛黄丸勒令退职回武进“养病”。能诗，有《风山诗稿》，词集已佚。《西江月·九日》一首尚可见其“爽”味：
身世飘飘落叶，生涯泛泛孤舟。客心未冷已成秋，况是凄凉重九。 何处砧声村曲，谁家笛响楼头。十千沽酒欲消愁，不奈愁多于酒。
此类词也是一派“秋士”之悲。
毛重倬（1617—1685），字卓人，号阆仙，阳羡词派著名词人曹亮武的岳父。顺治二年（1645）出应乡试，因“文体怪异”被有司拘辱，轰动一时。著作甚富，《乐志堂诗集》15卷外，曾有《卓人词》1卷，今不传。《倚声初集》、《瑶华集》诸选中尚可辑存7阕。《满江红》数首特见沉雄之慨，如《芦沟桥》云：
千里征鞍，行看惯、晓来云色。一步步、燕台近也，水深山别。白帢自来辽海畔，黄金不买新丰客。羡鼓鼙、旦夕偃甘泉，渔阳驿。 形胜处，居庸壁；无限事，桑乾迹。叹琉璃并出，九龙飞滴。一阵霜寒樊榭酒，数声风咽郦亭泣。洗胸中、遗恨付清流，空今昔。
此即陈其年《万年欢·寿毛卓人》词中所称说“谁识开元旧事？只除是、碧箫红蜡”的情思。毛氏晚年寄情诗酒，托意黄老，并溷迹于市井与“佣保相杂”，行为颇怪异而颓唐。
龚百药（1619—？），字介眉，号琅霞。顺治三年（1646）举人，顺治十八年“奏销案”黜科名学籍。有《湘笙阁词》，今亦不传。介眉与卓人均系常州词人中年齿较长者，并享高寿，唯龚氏于“奏销案”后即行迹无闻。所传残卷零篇大抵早年所作，隽秀轻丽为主，如《桃源忆故人·春愁》：
红桃雨散东风起，濯濯杨枝如水。天别放春何地，只在莺花里。 花朝扑蝶谁家会？点点飞花轻坠。自有旧愁牵系，不为新憔悴。
钱珵，字紫曜，生平湮没不详，所著《白雪斋词》亦不传。但今存几首词作凄楚幽怨，已非“鲜圆”情韵。如《南歌子·春暮》：
怕对韩凭魄，愁听蜀帝魂。柳绵吹尽闭朱门，斜倚凤花箫局、度黄昏。
又如《浪淘沙·初冬夜宿梅花楼有感》：
三径草平遮，树老槎牙。黄芦占尽白鸥沙。空有小寒风信到，不见梅花。 夜月听啼鸦，也带伤嗟。高台倾处石横斜。淅淅纸窗惊晓梦，吹入霜华。
钱珵词擅以轻婉之笔描述心理深层活动，在不见锋芒的文字间构筑起遗世独立的不合作形态。
杨大鲲，字九抟，一字陶云，号天池，又号秋屏，亦号晓屏，顺治十六年进士，官至山东按察使。
杨大鹤，字九皋，一字芝田，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官至谕德。著有《稻香楼词》，其卒较迟，已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
杨氏兄弟先后以词名于时，但新创不多，意格均非上乘。邹祗谟“雅润”之说也属泛泛语而已。
陈玉璂（1636—1699后），字赓明，号椒峰。康熙六年（1667）进士，官内阁中书。有《耕烟词》3卷，又名《学文堂诗馀》。弱冠之年文名即蜚声南北，凡天文、地志、兵刑、礼乐、河渠、赋役均悉心精研，时称俊才。陈玉璂得名既早，享寿亦高，其卒年已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之后，是清初常州重要词人之一。其词清俊秀朗多于轻艳冶丽，是由《花间》入而不从《花间》出者。如《临江仙·中秋》：
佳景中秋秋正好，溪山不用钱赊。谪仙今夜醉谁家？掉头明月里，无路访银槎。 剩有平生骚句在，断纨零素天涯。四更牛斗又西斜，朗吟还到晓，露湿满庭花。
又如前调《题周栎园先生画册》：
春到江南浑欲老，素笺收拾分明。南宫北苑浪猜评，半篙春水白，数点暮山青。 无语游人如欲语，依稀雨骤风轻。听来几度落花声，情随双雁渡，梦断一江横。
在常州诸家词中，《耕烟》一集自是一种情趣，春风骀宕、花月低弄之音已见消退许多。所以，阳羡陈维崧对这位“椒峰弟”颇多同志之感。
清初常州（武进）籍词人中最重要的要推董元恺。尤其是在邹祗谟、董以宁相继去世后，他的词名益高。有《苍梧词》12卷，数量特多，今尚存近700首作品，而且在当时题咏《苍梧》的作家之多也仅次于对陈维崧的《迦陵词》的吟赞。词人们借对《苍梧》一集的题赠，每多发挥出内心的感慨和郁垒，形成一种很特殊的联唱格局。
董元恺（？—1687），字舜民，号子康，顺治十七年举人，次年即罹“奏销案”被黜。陈玉璂康熙二十六年作《苍梧词序》说他的词“于秦、史诸家，贯穿变化，别成一家”，并没抉住精神所在。尤侗的序文较切近事实：“董子以兰陵佳公子，为名孝廉，忽遭诖误，侘傺不自得，于是西出秦关、东走粤峤，登大梁之城，泛小孤之渚；过咸阳吊祖龙之陵，入乌江哭重瞳之庙，陟夫椒问吴王之故宫，眺邺台寻魏武之遗迹，则有兴亡如梦，慷慨馀哀者矣……故以抑塞磊落之才，使飞扬跋扈之气；以嵚崎窈窕之遇，抒缠绵凄怆之怀。其为词也，或取诸骚焉，或取诸子焉，或取诸史焉，或取诸赋与诗焉，或取诸书与画焉，无不有也，无不似也，岂非哀乐过人，一往有深情者乎？”《苍梧词》确实自废黜后倾寄入了全部激昂慷慨之情，其风格最近《湖海楼》。董元恺远游归来居郡里时，足迹也常在阳羡的铜峰画溪之间，所以，完全可以说《苍梧》一集实乃阳羡词风之一翼。即如《贺新郎·和何宫讲省斋闻雨追悼清河君之阕即用原韵》而前后十叠“也”字韵的这种健笔风貌，也酷似陈迦陵一派。遗憾的是从清中叶以后在某种艺术偏见左右下，董元恺的词已极少为人注意。
《苍梧词》无论山水、怀古、抒情、记事均有不少独见奇崛的佳篇。如刻画溪壑峰岭之瑰丽怪异的，有《一寸金·游大小龙渚》：
一柱玲珑，万象谁驱巨灵凿？或人而伛偻，兽而蹄啮，连而弭伏，竦而腾跃。大小盘空攫。昂然峙、两龙搏角。窈而曲、如奥如堂，石势参差转楼阁。 我入其中，鼠通猿引，趾与肩相错。正嵌空幽户，摩崖欲记，披衣碧藓，崩崖欲落。游戏天吴窟，湿杖履，惊波喷薄。问何方、直达巴陵，洞底悲风作。
又如《过涧歇·过三十九涧逾襄王岭入罗岕》：
山叠叠，溪流曲曲。大似雷轰，细似琮琤碎玉。声声续，天际倒悬三峡，波漾千竿竹。石齿冷，入手寒香沁新绿。 更耸身直上，鸟道清泉，羊肠翠麓。扶杖云生足。小憩松风，看摘春纤，轻携碧篓，村火几处茶初熟。
此类不加涂饰、不用典实、不落常套，而是捕捉眼前山奇水险之景，并层次复沓，有实感、有空间形象的山水词，《苍梧词》中有20来篇。清代山水词较之宋代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和创辟，表现手法的如立体感、动感诸方面也有新的拓展。董元恺是卓有成就的一家。
董氏咏古感怀词也特多，且不作泛泛语，如《多丽·北邙山感怀》：
出荒郊，连山断岭嶕峣。尽从来、千秋百岁，同归旷野萧条。凭聚敛，贤愚魂魄，总埋没、新旧蓬蒿。玉匣珠襦，铜棺瓦器，泉台何处姓名标。纵置就、万家新邑，百尺立碑高。只落得、苔侵藓剥，风雨飘摇。 便岁时、裂钱烧酒，殡宫麦饭谁消？飨丰肌、髑髅行乐，穿幽宅、狐兔宣骄。石马惊嘶，漆灯无焰，漫漫长夜路迢迢。几曾见、人间金碗，罗袜更藏娇。年年是、白杨衰草，断送英豪。
又《念奴娇·乌江怀古用东坡赤壁韵》：
长天浩渺，看年年如此，江山风物。夺却会稽头与印，已定江东半壁。九郡称雄，五侯臣服，一剑飞寒雪。入关以后，东归讵是人杰？ 赖有骏马悲号，美人宛转，叱咤英风发。试问汉家今孰主？都向暮烟沉灭。百战难亡，千金可购，遗恨冲冠发。阴陵道上，乱鸦叫醒残月。
又《永遇乐·过虎牢关用辛稼轩韵》：
千古崤关，是英雄、战守纷争处。废垒寒沙，荒原宿草，精灵自来去。汜水滔滔，河流滚滚，日夜何曾少住！把当年，袁曹刘项，一样销沈龙虎。 有恨兴亡，无端成败，赢得横鞭指顾。西去荥阳，东来嵩渚，险设成皋路。风响鸣环，霜飞断镞，隐隐犹闻金鼓。惊心问、长陵抔土，今犹在否？
流连感喟于历史陈迹前，反思昔往今来，体察人生的诸般辛辣。这些怀古之作都有一定情意厚度，并且气势雄沉，读时令人惊悚。
董元恺咏史感怀的小令亦颇多蕴藉耐读的篇什，如《忆王孙·江上》：
一江江水阅兴亡，花月春江事渺茫。江上风吹雁两行，泪沾裳。江北江南总断肠。
《减字木兰花·浴温泉》：
九龙汤沸，范阳水设鱼龙戏。洗罢奚儿，翻作奚儿洗马池。 仓皇西幸，马嵬坡下长生竟。河水汤汤，南内无人有寿王。
这些词均能不尽露筋骨，或以情致胜，或以议论胜，颇多馀味曲包的神韵。至于写情爱的作品，如刊去脂粉而出以清丽缱绻之貌，则仍有可观的不俗章句，若《浪淘沙·七夕》：
新月一弓弯，乌鹊桥环。云
缥渺度银湾。天上恐无莲漏滴，忘却更残。 莫为见时难，锦泪潸潸。有人犹自独凭阑。若果一年真一度，还胜人间。
又如《酷相思·西江代内》：
帘卷帘垂朝复暮，断送落红无数。想杜鹃声里人何处？春山也、留君住；秋山也，留君住。 两峰三竺西泠渡，旧是同行路。纵叮咛燕子浑无据！春江也，随君去；秋江也，随君去。
康熙末年间山东田同之（号小山薑，著有《晚香词》）的《西圃词话》讲到一个关于词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从来诗词并称，余谓诗人之词，真多而假少，词人之词，假多而真少。如《邶风》、《燕燕》、《日月》、《终风》等篇，实有其别离，实有其摈弃，所谓文生于情也。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离别之悲；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此诗词之辨也。”田氏之论有些绝对化的倾向，假借“裙裾”以写怀送抱，原是传统的寄托手法，不应一概谥之为“假”。但是他指出的“男子而作闺音”既是历来词中的普遍现象，而且“情生于文”，即为“文”造“情”的作品确是从来比比皆是，自“花间”以后几乎是文人词的一大宗，其中“假”情“虚”意的美文之作难以指屈。这确是词史上一个严重的值得辨析的大问题，更是明清词研究需加以注意的。然而“男子而作闺音”应区别出一种类型，就是“代内”、“代闺人”等明确标题的，以一己的感受设想对方也身同此心的抒述。这是从温庭筠《梦江南》的“过尽千帆皆不是”的独眺到柳永《八声甘州》“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的写法的发展。这类作品中有相当数量是有其事而有其情。董元恺的《酷相思》即是一例。他那首咏“七夕”的《浪淘沙》也属有新意有真情的。
（三）孙默与《国朝名家诗馀》
孙默是广陵词学中心的重要人物。这位“一穷老布衣，而名闻天下”（王士禛《祭孙无言文》）的特立独行之士，其本身虽不以词著称，然而他采辑并世词家的著作汇编刊刻留松阁版《国朝名家诗馀》，却对清词的建设和发展起着极为重大的作用。《国朝名家诗馀》是迄今所知清代最早的一部规模宏伟的词的总集。
孙默（1613—1678），字无言，又字桴庵，号黄岳山人，安徽休宁籍，流寓维扬。关于孙默生平和为人，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集》卷五《孙处士墓志铭》中有较翔实的记载：
处士去休宁而来游于扬也，居一椽，从一奴，白衣青鞋，蔬食而水饮。乡人多大估，居积于扬，竞尚居室衣服、饮食伎乐，处士望见辄摇手闭目去。见通人大儒，即折节愿交，而于寒人畸士工文能诗或书画方伎有一长，必委曲称说，令其名著而伎售于时也，然后快。以故四方知名及伎能之士多归之。……如是者自壮至老如一日。
汪氏又说：
善估以长子孙者，吾乡人之常也。假高蹈不仕，阴托王公贵人，弋名利以自丰者，从来“处士”之习也。而处士独不事生产，终其身于交友文字中，未尝涉毫发私。一子亦不强教。而黄山去扬州非有千万里之遥也，竟谋归未得，亦当世贤人君子之责，而处士卒不言，以穷老死。……处士尝索“送归黄山诗”，四方之作几盈数千首。又集孙氏凡以诗名者为《一家言》，欲镂板以行。又尝集诸名家词，期足百人为一选，俱未果。其属余序而先板行于世者，止十六家词。死之日，犹启敝笥，理四方友朋书疏，授其子，其重交好文固如是。
综汪懋麟所述以及当时诸名家的诗文，说孙默是一个词学活动家是毫不夸大的，他的收编汇刊活动并不同于如常熟毛晋这样的出版家也是显然的。
孙默始游广陵当在顺治八年之前，也即他还不到40岁时。孙枝蔚《送无言归黄山》有序说到此：“辛丑岁，无言游于广陵且十有馀年焉。然后即归黄山老焉。”辛丑是顺治十八年（1661）。由此可知，孙默在扬州的这些年正是长江下游“有事”，即郑成功、张煌言等先后多次师入长江，而沿岸一度“属邑皆下”的斗争尖锐时期。所以，有论者从同时诸家诗文集中钩稽材料，揣摩孙无言参与抗清活动的事，并对数以千计的“送孙无言自广陵归黄山”的诗词文作出种种理解，都不是无根之谈。
孙默在扬州交游大都为遗逸之士。就以康熙三年“北郭诗会”言，一起唱酬的有龚贤、林古度、杜濬、陈维崧等，并由通州陈鹄（菊裳）作图，陈维崧作《依园游记》。本人也以“潇洒绝俗”（王晫《今世说》）为诸名士所重。他年年宣称归黄山而始终未真的成行，到处飘游，踪迹不定。陈维崧《醉太平·题孙无言半瓢居》一词很能勾勒其隐栖恬退的神貌：
颜渊一瓢，先生半瓢。傍人笑问团瓢，是吟瓢酒瓢？ 巢由饮瓢，先生住瓢。行窝何处非瓢？任肩挑坏瓢。
俗谓“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孙默的“半瓢”生涯无疑乃一种有所掩饰的社会活动。只是到了顺治十七年王士禛到扬州后，他始在声言归黄山的同时，专意于词的辑刊事业。
他搜罗词集又不是坐守扬州一地，而是四处出访，在周游各地中尤其是在当时兵荒马乱之际完成其事，这也非常特殊。《湖海楼诗集》卷一有首《送孙无言由吴阊之海盐访彭十骏孙》诗，很值得注意。诗作于康熙二年（1663），陈维崧在原注中说：“时无言刻程村、骏孙、阮亭三家词，特过海盐索骏孙小令。”这在词史上是不多见的韵事。诗云：
具区之峰七十二，莫厘缥缈群岏。吴宫废苑日萧瑟，洞庭春水空弥漫。狂夫七载客江表，旧游冷落增长叹。松陵高士推顾况谓顾茂伦，献岁寄我云中翰。铜坑老梅数百树，何不刺艇来盘桓。我时正作广陵客，吴孃婵鬓相逢难。佛狸城畔遇孙子，大叫锲臂同追欢。红桥丝柳酒帘挂，见此讵复愁眉攒。无何告我渡江去，布帆径欲游盐官。“问尔作装有底急？鲥鱼正美堆冰盘”。君言“一事系怀抱，越中彭十今秦观。红牙小令风格妙，字字可付吴姬弹。我行适越苦为此，千里那顾行蹒跚”。孙郎语竟杯已干，陈生送客春将残。横江估舶大笑汝，白昼浊浪生波澜。“韦庄牛峤好词句，此事何与卿饥寒”？舟行倘过王珣宅，切莫怀古心悲酸。
陈诗之所以有史料价值，是因为透露了孙默征词的活动不纯是艺事雅趣。诗中提到的顾有孝（字茂伦）就是一位早年从事抗清斗争，后来隐居“钓雪滩”以选诗为事业的高士。至于“吴宫废苑日萧瑟”以及“切莫怀古心悲酸”云云也都道出了他们特有的时代感和隐秘的心态。然而，孙默毕竟切切实实地在收集并汇编《国朝名家诗馀》，先后分4批刊刻了17家词。他编刻的顺序是这样的：
康熙三年（1664）先刻成“三家诗馀”，即：邹祗谟《丽农词》2卷，彭孙遹《延露词》3卷，王士禛《衍波词》2卷；黄冈杜濬为之序。康熙六年（1667）续刻3家：曹尔堪《南溪词》2卷，王士禄《炊闻词》2卷，尤侗《百末词》2卷；孙金砺为之序，以上合为6家。康熙七年（1668）又续刻4家：陈世祥《含影词》2卷，陈维崧《乌丝词》4卷，董以宁《蓉渡词》3卷，董俞《玉凫词》2卷；汪懋麟为序，以上合为10家。
康熙十六年（1677），即孙默去世前一年复增广以下诸家：吴伟业《梅村词》2卷，梁清标《棠村词》3卷，龚鼎孳《香严词》2卷，宋琬《二乡亭词》2卷，黄永《溪南词》2卷，陆求可《月湄词》4卷；以上总为“十六家词”，邓汉仪为之序。此外还有程康庄《衍愚词》1卷，故世称留松阁《国朝名家诗馀》又名“十六家诗馀”，实际是17家，总数40卷。
从以上编刊的过程可以看出一个轮廓，即孙默开始时是以广陵词坛诸名家词为纂辑对象，而后渐渐扩大，以至构成“期足百人为一选”的宏愿。
孙默最终没能实现“期足百人”的计划，但他在“诸名家词未刻者嗣出”的预告之后，开列过一张名单。考之于扬州地方文献，这名单既有不少广陵一郡包括通（州）如（皋）之隅的词人，也有浙皖诸名家。其中如吴嘉纪，世人仅知其为诗人，据此可证明当年也曾有词传世；而孙默自己亦有词集，不意这位热心于刊刻别人词作的活动家却散佚了其本人的作品，这不能说不是难以弥补的大憾事。这足具史料价值的名单共列56人，除去已刻集17人外，尚有：严沆（颢亭）、冒襄（辟疆）、吴绮（次）、杜世农（辍耕）、杜世捷（武功）、李以笃（云田）、孙默（无言）、朱一是（近修）、宋实颖（既庭）、王追骐（景之）、吴嘉纪（野人）、汪楫（舟次）、叶藩（桐初）、张俨（若思）、张度（仲方）、姚景明（仲潜）、方云拖（彦博）、季公琦（方石）、吴昆（晖吉）、邓汉仪（孝威）、孙金砺（介夫）、范国禄（汝受）、孙枝蔚（豹人）、姜鹤侪（子翥）、姜稼（遵养）、沈泌（方邺）、季公琦（希韩）、灵干（中发）、弘修（梵林）、谈允谦（长益）、程邃（穆倩）、顾苓（云美）、王概（安节）、宗元鼎（梅岑）、陈玉璂（椒峰）、纪映钟（戆叟）、杜濬（茶村）、张潮（山来）、冒丹书（青若）。
《国朝名家诗馀》是清代第一部“今”词总集的汇刻。它的优点是保存了清初名家完整的词集，特别是某些词人的前期作品，可供研究者清楚辨析他们前后词风的演变。后出的聂先、曾王孙合编的《百名家词钞》不仅起手要迟十多年，而且是人各钞选30首左右，只是词选的汇编，所以，史的价值较之前者要逊色得多。
邓汉仪《十六家词序》说：“人各一编，咸矜秘帐，流通都市，裒集为艰。黄山孙子无言以穷巷布衣，留心雅事，每有佳制，务极搜罗，如饥渴之于饮食，甚至命舟车、裹粮糗，不惮冒犯霜露，跋涉山川以求之。故此十六家之词，皆其浮家泛宅，殚力疲思而后得之者……今日域中作者林立，十六家之外，宁无岸然杰异，堪树词场之赤帜者？而无言曰：吾方以鸣始也！十六家倡之于前，自此而数十家而百家，兹不其先声也欤？而无言之于词学之理与体也，信可谓劳苦而功高者矣！”这诚是总结性的评价，孙默在清初词史上应有的地位也就无须赘述的了。
（四）广陵词人群以及通（州）如（皋）诸名家
清初扬州地区词人辈出，声闻彰于海内的名家甚多，加之毗邻的通州（今江苏南通市）及其属邑如皋有陈世祥这样的填词高手和以冒襄兄弟、父子为核心的水绘园唱和群体，形成了异常活跃的倚声按谱的局面。正是有此“地利”“人和”的条件，四方词学名流始得以云集于此，王士禛等也就有可能在广陵推波助澜，掀起一个词创作的热潮。
广陵词人中最著声誉的是吴绮、汪懋麟、宗元鼎等。
吴绮（1619—1694），字次，一字丰南，号听翁，一号葹叟，别号红豆词人。江都人。顺治十一年（1654）以贡生荐授中书舍人，“奉诏谱《椒山乐府》，迁武选司员外郎，盖即以椒山原官官之，宠异至矣。出守湖州，多惠政”（《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九）。吴绮在湖州任上“多风力，尚风节，饶风雅”，有“三风太守”之称，终以“失上官意罢归”。吴氏才华富艳，诗宗李商隐、杜牧。著有《林蕙堂集》26卷，并辑编《宋金元诗选》。另与程洪合编《记红集》4卷，为唐宋词之选本。吴绮还擅曲，作有传奇《啸秋风》等。他的骈体文在清初与陈维崧齐名。
吴绮的词有《艺香词钞》4卷。对吴绮词的评价，历来看法不一。朱彝尊认为他“选调寓声，各有旨趣，其和平雅丽处绝似陈西麓”（见《国朝词综》卷四引）；陈廷焯《词则》以为“《艺香词》四卷，绮语最工；竹垞谓其绝似陈西麓，则未必然也”。谢章铤则认为如“以诗譬之”，吴次“着墨不多，都适人意，殆王、孟欤”。《清史稿》等又将其置于陈维崧一派，论定为豪放。比较客观的评价要推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他在第九章中说：“小令学《花间》，长调学苏、辛，清初词家通例也。然能情语者，未必工壮语，次则两者皆工。”
吴绮词本擅艳情。康熙十一年间，他“买舟来阳羡，于陈检讨其年未官时定布衣昆弟之欢”（《瑶华集》例言），这对他的词风变化关系甚大。陈维崧有《满江红》记这次“订布衣昆弟之欢”的情事云：“雨覆云翻，论交道、令人冷齿。告家庙、甲为乙友，从今日始。官笑一麾君竟罢，病惊百日馀刚起。问乾坤、弟畜灌夫谁？惟卿耳。”有这样的情性沟通，也就必然影响词品的演变。所以，论作家的艺术风貌，不能不作必要的知人论世之辨。
吴绮成名之作《醉花间·春闺》出，天下争羡“红豆词人”美称，词云：
思时候，忆时候，时与春相凑。把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
鸦啼门外柳，逐渐教人瘦。花影暗窗纱，最怕黄昏又。
这即所谓“调和音雅，情态亦秾”的“词中小品”（陈廷焯语）。究其实，无非思致精巧，隽语有情而已。他的《明月棹孤舟·江上》则陶写了一种复杂的情怀，气势不凡而又刚柔互济：
黄叶几枝横酒舍，摆西风、酒旗低亚。醉不成欢，心难与问，谁是芦中人也？ 万里江声潮欲泻，似当年、雷轰万马。两眼秋云，一身斜日，长啸佛狸祠下。
他的《贺新郎·姜学在清瑶屿中和陈其年韵》，壮而不率笔粗犷，是吴绮另一侧面的代表作。清瑶屿，即艺圃，是姜埰流寓吴门时所居的文震孟旧园。姜学在即姜埰之子。姜埰，山东莱阳人，崇祯末年以言得罪，廷杖流放安徽宣城，半途，明朝倾覆，遂隐苏州。姜埰兄弟、父子是清初著名的“节义”之士，吴绮的词作于这特定环境中，把一腔感慨都吐了出来：
屐齿穿苔罅。爱君家、鱼丝竹脍，雀绵披鲊。坐上须眉人影绿，一片空潭微射。有数点、海鸥常下。尽日狂谈挥玉麈，笑人间、世路羊肠怕。吾醉矣，心无挂。 闲来泼墨珠泉泻。记当年、湖边杜牧，置身图画。今日飘零江海上，游倦临邛司马。梦醒后、邻钟初打。华屋山邱休更叹，看乌衣、燕子重来者。今古事，难凭藉。
《沁园春·述怀》一词显得更壮浪澜翻：
落拓黄衫，一帽东风，星星鬓须。只侯嬴关畔，题诗借笔；漂母祠前，买酒骑驴。跃马平生，当年儿戏，为甚关门独校书？花前醉，笑古人欺我，击缶呜呜。 江山何处归欤？算且去江边学钓鱼。看马卿才调，何年北阙；孙郎意气，几日东吴？三尺玉龙，一床狂梦，曾到大槐宫里无？呼天语，问天生如此，肯老菰芦？
那种世情既看破又未看破的矛盾徘徊、徬徨感慨的心态写得颇透，是很有典型性的。
邹祗谟《词衷》在论及扬州词人时说：“广陵诸子，善百、次，巧于言情。宗子梅岑，精于取境。然宗固是艳才，刻意避香奁语，岂畏北海无礼之呵耶？”善百，陈世祥的字，宗梅岑即宗元鼎。
陈世祥，号散木，江南通州（今南通市）人。明崇祯十二年（1639）举人，入清官直隶新安县知县，不久罢归。有俊才，健辩论，著作甚多，有《白狼诗集》、《半豹吟》、《种瑶草》、《楚云章句》、《
园集》等。关于他的生平，康熙二年（1663）陈维崧作《过崇川访家善百，善百作长歌枉赠，赋此奉酬》一诗颇有可参资处。如云：“与君共醉城南垆，狂邹士憨董文友同欢呼……别来潦倒心可怜，诗赋何曾值一钱……闻君近日亦失势，十年罢官不得志……别来万事吾语汝，邹董于今尽老夫……世间聚散真可伤，阿兄憔悴眠匡床……”（《湖海楼诗集》卷一）据此可知，陈世祥早年曾在常州、宜兴生活过，与陈维崧同宗联谱而年长，其罢官时在顺治十年（1653）前后。从别的文字中又知道，当陈维崧寄居如皋冒氏水绘园时，陈世祥也是冒家座中常客。诸如此类，可以看到大江南北词人间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这对理解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是很重要的参照因素。
陈世祥的词集名为《含影》，风格婉丽，情韵旖旎，属柔艳一派。即使慢词长调，在他笔下也曼声宛转，细语轻声，可以想知其词的总体面貌。如《沁园春·裁白苧作春衫》：
较量寒消，排当花了，恰值清闲。已携将小妹，绣翻异本；教他雏婢，香拣深斑。重幕须褰，脱棉正可，莫任春光渐渐阑。红毡列，早龙珠麟首，金粟同安。 哀牢细织阑干。慢剪破秋江浪几湾。任退红水碧，都嫌色腻；轻容方目，且放纱单。一抹双心，两当八撮，曾入诗人体贴间。裁缝就，正佳人丽服，风日跻攀。
如此纤细而不露冶色脂粉气，是陈世祥的特点。广陵词坛各类活动中，陈散木几乎始终在场，他是一个当时声名很高的作家。
宗元鼎（1620—1698），字定九，号梅岑，别号小香居士。江都县人。一生酷嗜梅花，七岁即作咏梅诗，堂前古梅一株，人称“宗郎梅”。清贫甚，以力耕而食。后隐于城东“东原”，筑新柳堂。康熙十八年（1679）贡太学部考第一，铨注州同知，未及仕。善诗古文，与弟元豫、观、从子之瑾、之瑜合称“广陵五宗”。40岁前作品编为《芙蓉集》20卷，又有《新柳堂诗集》数十卷。工词，著《小香词》，一名《芙蓉词》。又选编《诗馀花钿》（一名《花钿集选》），为清初重要词选之一，其集尤以保存不少已散佚的扬州地区的词人作品为可贵。
宗元鼎词以咏史见长。他的咏史不堆垛典实，而是“史”出自“情”，所以，咏史实是咏怀。邹祗谟称道他“刻意避香奁语”而“精于取境”，是知音之评。在当时扬州词坛上，宗元鼎能取径于此，是颇难得的。他的佳篇如《河传·四宝帐》：
花飐，风敛。冰绡烟闪，夜光萤点。香供玉箪，谁若韩娥姿艳。隔帏芳映脸。 东都天子江南客，河山隔。银兔当楼白。秋已归，春又归。清晖，轻魂带梦飞。
又如《河传·丹阳宫》：
欲去，何处？襟吴带楚。情作江流，泪成江雨。记得桃叶渡前，青溪拥战船。 痴情每向繁华结。江都别，风景长干绝。想后庭玉树，较绣瓦春风，更谁同？丹阳即建业也。炀帝筑宫于此不果，迁。
这些词立意造语都不落前人窠臼，有股清新味。小令《愁倚阑令》也颇耐读：
江淮路，柳阴边，木兰船。寒食清明，愁绝处，是新烟。 玉箫金管年年，真消受水惹山怜。欲傍酒缸眠，一觉夕阳天。
汪懋麟在广陵各家中年齿虽较晚，然其成名甚早，交游遍接南北诸耆宿，影响不小。懋麟（1640—1688）字季甪，号蛟门，江都人。康熙二年（1663）举人，六年成进士时年仅28岁。授内阁中书，后以刑部主事入史馆充《明史》纂修官，补《崇祯实录》若干卷。旋罢归，杜门著述，昼治经，夜读史。卒时年未及50。汪氏诗才隽异，曾受业于王士禛，中年后由沉酣唐调一变为不专一体不学一人，慷慨深沉，时出新意。其为古文独喜王安石，峭刻豪宕，杜濬以为他的文是《百尺梧桐阁集》诸体裁中第一。有《锦瑟词》，按调厘为3卷，系康熙十五年（1676）以前的作品。汪蛟门词，温润缠绵、柔情如水与豪迈壮往、兴会飚举的风调都有，而其真正的精神所在，是如曹贞吉所说的“以龙门笔意作草堂致语”，诚有“大奇”之处（见《锦瑟词》篇首）。至于那些“沉眠周柳”的“十咏十索”之类所谓“不令人不销魂”的作品，则属习见的香奁体，无其特点可言。
汪氏以史笔为词而呈凌厉之势的佳品如《桃源忆故人·野桥晚泊》：
轻帆落处斜阳快，夹岸柳条都败。雪厚板桥压坏，村酒停灯卖。 寒星苦月长湖外，负却孤眠愁债。此夜寂寥情派，料得双鸥解。
此类词押险韵具有一种重力感，画面线条显得老辣苍劲，从而芒角撑肠的抑郁之情非常协调地透现出来。
汪懋麟是“秋水轩唱和”（见下章）的参与者之一，《贺新凉·送周雪客返白下》在“剪”字韵酬唱词中亦系上乘之作：
落叶飞蓬卷。此何时？客中送客，殊难为遣。皂帽羊裘新结束，与尔泪花双泫。叹别绪、春蚕抽茧。万叠西山残照里，看萧萧、易水冰痕浅。平野阔，骏蹄展。 天如浓墨光微显。舞回风、雪花如掌，马毛僵扁。盼得人归先白雁，不倩书寄黄犬。想憔悴、柳枝愁免。雪客寄内诗有“廿年憔悴柳枝柔”之句。腊酒正浓春菜滑，试高吟、秋水诗词典。船早渡，对江剪。
他如《贺新郎·赠柳敬亭和曹升六韵》、《沁园春·再赠敬亭和升六韵》等都属《锦瑟》一集中的力作。
广陵词人还应提到的有郑侠如、黄云等。
郑侠如，字士介，号休园，江都人。官工部司务，罢归后筑园退居以著述终老。有《休园诗馀》。其词清爽古淡，在扬州倚声家中别具一副神貌。《浣溪沙·咏梅》颇有夫子自道意：
洗尽铅华独淡妆，孤情偏爱水云乡。耻同桃李媚春光。
已托焦桐传密意，更邀明月伴幽香。一枝寒玉倚横塘。
郑侠如之孙郑熙绩，亦擅词。熙绩，字懋嘉，康熙十七年（1678）举人，官刑部主事，有《蕊栖词》3卷。
黄云（1621—1702），字仙裳，泰州人。顺治十一年（1654）与邓汉仪等从查继佐学。先后刊有《康山稿》、《悠然堂稿》、《桐引楼诗》等，并著《倚楼词》。宗元鼎认为辛稼轩词“有沉淡古抝一种，又有豪爽凄清一种，仙裳学稼轩，是得其豪爽凄清而带风韵者”。《瑶华集》选录他的《南歌子·銮江舟中》一词最具这风格：
扬子涛声近，叉河塔影浮。日斜犹带木兰舟，何处白沙烟树古真州。 战马嘶芦渚，军旗闪驿楼。宋家丞相庙仍留，不道又吹残角荻花秋。
黄云之子黄泰来，字交三，一字竹舫，著《洗花词》。泰来为宗元鼎之婿。陈其年曾评黄氏父子词说：“一为幽燕老将，一为三河少年”。泰来词以新婉秀倩见长。
邓汉仪（1617—1689），字孝威，泰州人。早年为复社中人。康熙十八年召试“鸿博”，因年老授内阁中书衔“赐归”。自作诗集多种，并辑近代名人诗为《诗观》共4集。有《青帘词》。邓汉仪在扬州词人群中年资甚高，交接尤多。他的《满庭芳·吊袁荆州箨庵》最可表明其在词苑文场所处的位置身份与经历生涯构致的情怀。袁箨庵即明末清初著名戏曲家袁于令。词云：
茂苑花飞，白门柳断，才人煞是凄凉。夜乌啼处，檀板剩青霜。忆得袁丝按曲，消魂也，只字难忘。今朝里，骑鲸化鹤，人去月茫茫。 当年曾出守，章华梦晓，巫峡云香。奈叔敖官罢，江海空囊。还更飘零绮席，黄昏后，指点丝簧。谁能料，歌喉尚咽，悄语别吴娘。
他的《小重山·金陵步芝麓韵》以及赠史可法之从弟史可程的《念奴娇·广陵舟中送蘧庵先生还阳羡》等，都与《满庭芳》一样，抒述一种“踪迹浑难定”、进退失据的怅茫和“无人处，私倚阅江楼”的独处内省情绪。
在概述广陵词家的结束处，不能不介绍本籍湖北而自明季即流寓扬州的著名词曲家徐石麒。徐石麒，字又陵，号坦庵。精研名理之学，沉默寡言而博学多才。他善画，尤工花卉；精制曲，每成必高声吟哦，令其女延香指摘声律之差误。顺治二年扬州城破，他冒死入取所著书残本。一生著作数十种，达200馀卷，惜大都已散佚。据宗元鼎《花钿诗馀》谓：“又陵，吾邗高人，晚为岁贡生。”这与有的文献说“隐居不应试”略有出入。他有《瓮吟》、《且谣》、《美人词》各一卷，总称《坦庵诗馀》。嘉庆十五年（1810）江都焦循访得徐石麒、范荃等遗稿合刊为《北湖三家词钞》。
《坦庵诗馀》以浅语写深情，直抒讽意独步当时。他每能在淡淡的笔致里饱和一种深沉的辛酸味。如《踏莎行·龙潭道中》：
雁影惊时，山痕断处，白云一段迷红树。马蹄谙尽坂头霜，沿溪觅向孤村驻。 浊酒新
，寒烟未煮，一杯持共西风语。满山落叶作秋声，一天凉月无砧杵。
砧杵声断，落叶西风共语，是何等荒凉之境，离乱景况毕现于纸上。又如《临江仙·次陈简斋韵》写劫后凄清心情：
正是看花花好处，重来落尽残英。一樽聊与听波声，半江秋雨歇，十里晚霞明。 往事在心徒记省，浑如好梦初惊。鹁鸪犹说旧阴晴，酒清人去后，山寂夜无更。
他的《鹧鸪天·寄书》一词则别有托讽：
坐拂云笺宝翰香，镜台弹指熟思量。草书珍重频千万，花字连环押一双。 书释手，泪盈眶。殷勤小语寄书郎：薄情莫问闲梳洗，不似当年坠马妆。
这里假借一女子口吻抒述家国之痛。词笔初似舒缓平坦，结末峭峰陡然拔起，极冷峻之能事，最能代表徐石麒的风格。
最后介绍其时聚集在如皋水绘园冒襄周围的一批词人。广陵一地在清初既有被黜的州牧如吴绮，罢归的县令如陈世祥，又有散逸名士如宗元鼎、黄云；既有邓汉仪这样的朝野兼游的故老耆宿，又有退隐终老的徐石麒等复杂的群体，说明这是一个微妙的历史时期和相当独特的地理位置。群集于此的本邑或外来的词人们各以独擅的艺术面貌会合相处，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并在一个时期内和谐地存在，应该说正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不是江南初定而仍风云多变，如果清政权的大一统局面已十分稳固，文学景观将会呈现别一种状态，从吴绮到黄云词所透露的心态固然不可能得见，像徐石麒这样的作家也必定淹没无闻，至于冒襄周围政治色彩甚浓的文化人群体更不被允许存在，这是毋容置疑的。所以，本节不仅把徐石麒放在广陵词人的概述之末，并紧接以“水绘园”群体，其意就是盼能通过词坛的结构层次反映出时代社会的特点和文化背景的独异现象。
据乾隆丙戌三十一年（1766）如皋汪之珩编的《东皋诗存》附录的《诗馀》2卷核计，如皋一县，顺治康熙之际有词传世的就有30人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冒襄的子弟或亲属后辈，而且与大江南北的词人交往频繁，特别是与广陵地区的作家联系紧密。“水绘园”词人群既是个独立的群体，又是广陵词坛重要的一翼。
冒襄（1611—1693），字辟疆，号巢民，又号朴巢。明崇祯十五年（1642）副贡，以泣血上书为其父吏部郎冒起宗辨诬而孝闻天下，并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一起矜名节、持正论而得“四公子”之称。俊才大雅而气盛，史可法曾荐为监军，后又特用司李，皆不就。明亡后无意用世，隐于水绘园。著有《朴巢诗文集》，又编师友后辈投赠之作为《同人集》12卷。《影梅庵忆语》则最为世知之美文。
冒襄的水绘园一直宾客盈门无虚席，遗老故旧如邵潜夫等固然是常年寄身，尤应称道的是，当年在南京一起痛斥阮大铖的诸盟友之子，大多在遭难流亡时托庇冒氏家中。这些被陈维崧称为“世盟诸子”先后避祸如皋的有安徽戴重之子戴本孝兄弟，方以智之子方中德、中通兄弟，吴门的彭师度，嘉善的魏允柟等等。这些人又大多为诗词传家子弟，故《同人集》保存了许多集外之作，是当年水绘园中慷慨悲歌的记录。
冒襄的词仅见于《东皋诗馀》和《同人集》所辑录的共14首。他虽不以词名于世，但偶有所作，感慨深沉，情溢于辞。如《鹊桥仙·重九日登望江楼，演阳羡万红友〈空青石〉新剧，老怀怅触，倚声待和》朴茂无华而撼人心魄：
朴巢已覆，苔岑遥隔，剩有丹枫堪玩。今朝重上望江楼，怅南北、烟林全换。 尊前新谱，曲终雅奏，一字一声低按。纵然海水远连天，抵不得、闲愁一半。
冒襄同父异母弟冒褒、冒裔亦能词。褒（1644—1726），字无誉，号铸错，幼孤，赖冒襄鞠育教诲。褒事兄如父，与陈维崧、王士禛等为忘年交。十困场屋不售。有《冒无誉诗集》，陈维崧作序。冒裔（1651—？），字爰及，幼于襄整40岁。亦与陈维崧等交游。
冒禾书（1635—？），襄长子，字穀梁，著有《寒碧堂稿》。冒丹书（1639—1695），字青若，号卯君，贡生，官同知，康熙二十二年与纂《江南通志》。自著有《枕烟堂集》、《妇人集补》以及《西堂词》。禾书、丹书与陈维崧谊为异姓昆弟。丹书于词较其兄为胜。如《菩萨蛮》颇具韵致：
金铃送响秋风至，来鸿淡写长天字。字写不成书，空劳度碧虚。 井梧飘断梗，素月横清影。照影可曾双？含羞掩绿窗。
此外，冒襄从兄冒坦然，字公履，冒褒之子冒禹书，字玉简，以及冒殷书等，均有词存见《东皋诗馀》中。
如皋词人冒氏一家外，主要的还有石洢、贲琮、许嗣隆、张圯授、薛斑等。
石洢（1641—？），字月川，曾从太仓陈瑚问学。著有《石月川集》、《熊耳山人集》。其《踯躅词》辑入《东皋诗馀》以及《今词苑》和《瑶华集》中。词多比兴，色泽鲜亮。
贲琮（1630—？），字黄理。康熙二十一年（1682）作《有所思》三章赞颂顾炎武、傅山之高风亮节，其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尚在世。《东皋诗馀》录其词22首。《瑶华集》收入他的《散馀霞·晚抵羊流店》词并非佳品。
张圯授，字孺子，著有《茗柯词》。陈维崧如皋八年羁旅时的挚友。明末战乱中其母亡散，圯授终身悲苦抑郁，词亦多凄楚情。重义好交，《八声甘州·赠别于象明》叙友谊如娓娓家常话：
正江皋千里喜君来，何事便言归。记相逢一笑，荒城冷月，绀殿清晖。握手论文恨晚，疑是梦耶非。结箇疏狂社，鸥鹭忘机。 忆得三间破屋，便解衣脱帽，松麈霏霏。幸半生沦落，知己未全稀。纵来年重经下里，奈暂时相赏又相违。英雄恨，西风古道，皂帽牛衣。
其时如皋多畸人寒士、草野之民，他们或飘荡湖海，或栖止水绘园内，而才情均极卓异，张孺子只是其中之一。又如薛斑，著《四壁斋词稿》，已佚，也是赖《东皋诗馀》录存30馀首。这些连《全清词钞》均遗漏的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应该特别予以表彰。其实他们的奇才隽情往往不亚于名噪一时的闻达之辈的。试看薛斑的《念奴娇·吴门返棹，过三塘晤周格人，见示何铁画扇并词，即次原韵》：
漂蓬千里，恰归来，又是残冬时节。羞涩空囊从鬼笑，只剩登山双屐。歧路逢君，饥寒驱我，共叹家徒壁。清宵相对，空怜三月离别。 闻道北固狂生，挥毫纵饮，浊酒销中热。更写幽人临绝崄，下视乘风飞鹢。松色堪餐，云根俨活，妙理浑难说。奇才如此，世胡欲杀何铁？
再读《金缕曲·寄赠何铁三十初度次铁珊先生用辛稼轩原韵》：
龙犬从人说。说何生、痴狂懒慢，居然怀葛。落拓天涯三十载，历遍穷途霜雪。总埋没、朱颜绿发。回首江南风物好，枉飘零、辜负梅花月。镇日鼓，齐门瑟。 与君动是经年别。更堪悲、多番坎壈，几般离合。血里轮囷销铄尽，只剩崚嶒瘦骨。空大笑、冠缨索绝。此后相逢须痛饮，捋黄须、醉舞龙渊铁。看世态，目眦裂。
这二首词不但表现了作者的情性，而且将何铁的奇特才艺与郁勃狂怪、与世相悖的形象勾勒尽出。何铁是何许人物？此即陈维崧最著名词篇之一的《贺新郎·赠何生铁》中说的“小字阿黑”的那位。这是一位书画篆刻艺术家，并擅诗词，系沉沦底层的怪才。
《南庄辑略》有关于何铁的记载：“何铁，一名金雨，字龙若，号缓村，小字阿黑，别号忍冬子。江苏丹徒人，流寓泰州，幼从陈维崧游。工元人词曲，精秦汉金石刻，善弹吹书画。喜出游，负名于时。老年从宦河南，入柳县令署中，感暴疾卒。”何铁虽流寓泰州，却常居如皋，在康熙初陈氏寓水绘园时与陈维崧相识。康熙八年（1669）陈维崧有《晓发如皋示何龙若》诗，可证关系之密。诗云：“一为杜牧扬州梦，十看刘郎观里花。残月晓烟无限感，今朝相送只侯芭。”（《湖海楼诗集》卷三）再从陈氏《贺新郎》词中“底事六州都铸错，孤负阴阳炉冶……休放诞，人笞骂”以及“故国十年归不得”云云看，何铁的流寓苏北，“历遍穷途霜雪”，是有不得已的隐痛在，薛斑的词具有记实性。虽然何铁的词今天只能从《南庄辑略》中读得一首，但对这情性独异而沦于市井的作家，词史应不吝其篇幅。何铁仅存的《南乡子·寄祝逊翁先生七十荣寿》很有清峻之气，绝不类常见的谀词：
白发老羊裘，手执渔竿东海头。曾记茶轩留我饮，香浮，洗尽英雄滚滚愁。 相忆复三秋，教子名齐孙仲谋。疑似断山清侣鹤，优游，拄杖看云百尺楼。
冒襄中表兄弟中，许嗣隆颇有词名。嗣隆字山涛，号文穆。亦如皋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官至侍讲学士。康熙三十二年典云南试，四十九年（1710）参与《渊鉴类函》的纂修，寿甚高。著有《孟晋堂词》l卷。他的《惜馀春慢·立夏日同徐方虎先生、王公珮同年、薛修远、冒青若饮匿峰庐，有怀冒辟疆表兄，时辟疆客吴门》一词既富韵味又颇具史料性：
细麦垂花，圆荷吐叶，无计留得春住。半湾流水，一片孤城，步入夏云深处。却喜酒坐琴言，帘影浮空，斜阳暗度。暮烟生、鬓影衣香，缥缈非花非雾。 漫回首、离思萦怀，歌残笛歇，四座停杯无语。风床卷幔，月槛笼纱，寂寞溪山谁主。遥忆长亭短亭，劳草黏天，路迷前浦。料江南、杜宇声声，频道不如归去。
如皋一邑词风之盛，除了可以藉此说明广陵词坛的兴隆状况外，它还以具体的事例佐证着前面曾谈到的明清时期乡邑氏族和姻亲纽带在文学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种历史文化的特点在后章对阳羡词派的论列中还将得到强烈的印证。研讨近古文学或各类文体的发展史实时，不能不关注到这种文化现象，否则将是遗弃了十分重要的一个参照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