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海·艺文》的特色及其价值
刘跃进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庆元府（今浙江宁波市）人，是南宋末叶百科全书式的著名学者，著述颇丰，见于《宋史》本传著录的有：《深宁集》一百卷、《玉堂类稿》二十三卷、《掖垣类稿》二十二卷、《诗考》五卷、《诗地理考》五卷、《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通鉴地理通释》十六卷、《通鉴答问》四卷、《困学纪闻》二十卷、《蒙训》七十卷、《集解践阼篇》、《补注急就篇》六卷、《补注王会篇》、《小学绀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词学指南》四卷、《词学题苑》四十卷、《笔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汉制考》四卷、《六经天文编》六卷、《小学讽咏》四卷。此外，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所附张大昌《王深宁先生年谱》中还著录有《古易考》一卷、《周易郑康成注》、《尚书草木鸟兽谱》、《诗辨》、《诗草木鸟兽虫鱼广疏》六卷、《春秋三传会考》三十六卷、《论语考异》二卷、《孟子考异》一卷等。其中以《玉海》和《困学纪闻》最为著名。前者博大，后者精深。博大精深，构成了王应麟学术体系的鲜明特色。
《玉海》是王应麟所辑的一部类书，凡二百卷，分天文、律历、地理、帝学、圣文、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等二十一门。在本文这样一篇小文中，不可能论及如此博大的内容，我们只能截取“艺文”一类，举要提纲，尝试着从目录学的角度对王应麟的学术成就略作阐发。
一、目录学特色
“艺文”收录在《玉海》卷三十五至六十三，是这部类书中有关目录学方面的资料汇编。其中卷五十二专门为“书目”，辑录自周秦至南宋以来公私目录学方面的目录凡百十余种，条分缕析，提供了翔实丰富的中国历代目录学史料。譬如《淳熙中兴馆阁书目》的上奏时间，《南宋馆阁续录》、《朝野杂记》仅仅记载在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六月，而本书则具体到在淳熙五年六月九日，而且还详细记载说，这年“闰六月十日令浙漕司摹板”。三个月以后，即“五年九月十四日，诏祕省印《馆阁书目》，以二十部进入，余赐幸省赴坐官各一部。〔1〕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吏部侍郎阎苍舒请祕省录见有书目送四川制置司参对官书目录，缮写上之。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祕书郎莫叔光请诏诸路监司守臣，各上书目以馆阁书目参对，有未收之书，移文取索之。嘉定三年编次御制御札目录。《中兴馆阁续书目》，祕书丞张攀等乞编新书目以续前书，得书七百五十二家，八百四十五部，凡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嘉定十三年四月上。”（999页）〔2〕《中兴馆阁书目》久已佚失，从王应麟的记载中知道，该书凡五十二门，编纂严谨，流传广泛。这段史料，张富祥编《陈骙编年事略》〔3〕似失之眉睫，可据此辑补。
《玉海·艺文》的排列次序，大体依照《隋书·经籍志》以来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1．经部文献目录包括：“易”、“书”、“诗”、“三礼”、“春秋”（包括“三传”）、“续春秋”、“论语”、“孝经”、“孟子”、“经解”、“总六经”、“雠校五经”、“石经”、“小学”等。
2．史部文献目录包括：“古史”、“正史”、“杂史”、“编年”、“实录”、“记注”、“政要宝训”、“论史”、“谱牒”、“玉牒图谱”、“典故”、“书目”等。
3．子部文献目录包括：“诸子。”
4．集部文献目录包括：“总集文章”、“著书”（杂著）、“别集”、“图”、“图绘名臣”、“记志”、“传”、“录”、“诗”、“赋”、“箴”、“铭”、“碑”、“颂”、“奏疏”、“策”、“论”、“序”、“赞”、“艺术”等。
从上述分类看，经、史、集三部为其所重，资料丰富且细致。经部文献目录，《论语》提到《孝经》之前，《孟子》紧随其后，反映了《孟子》在两宋地位的提高。〔4〕史部文献目录，按照时间顺序，将“古史”提前，而没有像《隋书·经籍志》“正史”居首。此外，将《隋书·经籍志》“杂史”与“霸史”两类合并成“杂史”；“起居注”改为“实录”，“职官”、“仪注”、“刑法”合并为“政要宝训”等；“杂传”、“地记”类则归入集部“传”、“录”中。可能在王应麟看来，这类说部游记文献更近于集部，所以调离史部。由此可见其似乎更强调史部著作的真实性。子部文献目录，在《汉书·艺文志》中蔚为大宗，包括“九流”之学。《隋书·经籍志》亦包罗宏富，按照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家、农家、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收录八百五十三部著作。而《玉海·艺文》仅仅概括性地描述了汉诸子、汉校定诸子百家、唐十七类子录以及《晏子》以下七十余部，异常简略。后世很多子部著作如董仲舒《春秋繁露》、陆贾《新语》、扬雄《法言》、王通《王氏六经》等统统归入集部杂著类。这种分类的变化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唐代以前，士人多以自抒胸臆的子书自重，而两宋时代，带有抒情色彩或学术个性的文集则更为文人推崇。集部除传统书目中的总集、别集、诗、赋之外，又按照文体，细分“箴”、“铭”、“碑”、“颂”、“奏疏”、“策”、“论”、“序”、“赞”等，这是以前目录学所少见的分类。结合王应麟《辞学指南》考察，宋哲宗绍圣（1094—1096）初年，开宏辞科，礼部立试格十条，用四六体应试。绍兴三年（1133），诏以博学宏辞为名，凡十二体，即：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为此，王应麟编纂《辞学指南》，辑录前人时贤对这些文体的论述，再选取范文，以供试举。《玉海》一书，也是为此一目的而作。故四库馆臣称：“其作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所以《玉海·艺文》集部目录内容颇能反映这种特定时代的学术氛围。
二、史料学价值
当然，《玉海》一书的价值主要不在分类，而是分门别类所辑录的相关文献，其辑录范围远比公修书目广泛得多，也实用得多，能够充分显示其类书的特点。譬如《易》类，先是辑录《隋书·经籍志》“易”类后序，然后就易学的相关问题，逐条论列，详加征引，包括隋唐书目、历史传记、政训类书等，其下限至宋代。凡有歧异，则加按语。据此可以考察《周易》各家学说的传承及其渊源流变。因此，《玉海·艺文》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限于书目的罗列，还附以史传、序跋等内容。这种类书性质的书目编排，常常会涉及到一些有价值的资料，譬如“汉《史记》”条所引《汉官仪》曰：“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诸侯之史记。”（858页）这条材料，《太平御览》引作《汉旧仪》，孙星衍辑本仅仅根据《御览》辑佚，未录异说，未免遗憾。又卷五十四辑录沈约的《谥例序》（1034页），严可均《全梁文》、陈庆元《沈约集校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林家骊《沈约研究》附录《沈约佚文辑录》（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均未涉及，佚文可辑，为我们研究沈约提供了新的资料。又譬如刘向《新序》、《说苑》的奏书年代，《玉海·艺文》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玉海·艺文》转引《中兴书目》的记载：“《新序》阳朔元年二月癸卯上。《说苑》鸿嘉四年三月己亥上。”（1040页）现存的刘向《说苑序奏》未见上奏年月，而《中兴书目》业已久佚，正是王应麟的辑录，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文献记载。这条材料又见于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五，可以互证。
关于萧纲组织编写的《法宝联璧》，《玉海·艺文》亦在不经意间为我们保留很多信息。我们知道，该书为萧纲组织编写，萧绎作序。该书久佚。但是萧绎在中大通六年所作的序言，已收录在《广弘明集》，文后附录有三十八位编者的姓名、官位，所以这篇序很引人瞩目，世所共知。《玉海·艺文》在辑录上述内容之后，下面还有王应麟小注：“三年，太子召许懋与诸儒录《长春义记》一百卷。”（1045页）《长春义记》一百卷，见《梁书·简文帝纪》著录，书已久佚。十多年前我与曹道衡先生编《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时，竟没有注意到这条材料，自然也不可能系年，仅仅将《长春义记》置于大宝二年萧纲被杀条目下。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死，萧纲刚刚继立为太子，即组织编写了这部百卷本的《长春义记》，然意犹未尽，随即又组织编写了更大部头的《法宝联璧》六百卷。当时，我们还曾注意到卷五十七记载任昉《述异记》的材料：“《书目》：昉二卷，梁天监二年撰。昉家书三万卷，又采于书，撰此记。”（1092页）正是通过辑录《中兴馆阁书目》，王应麟保留了任昉撰写此书的编年资料。类似这样的资料，尤以宋代的记载为多。譬如卷四十五记载《淳化历代帝王名臣法帖》、《淳熙续法帖》（847页）就根据《实录》等资料，记录了北宋初年到南宋淳熙年间对于历代书法名家珍迹的收集复制概况，可与其他书史资料相互比勘。通常认为《淳化法帖》成于淳化三年，〔5〕此文则提出两说，一是《实录》所载之元年，二是作者记录之四年，而《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也记载“淳化四年四月，诏以所购募先贤墨迹为《历代帝王名臣法帖》十卷赐近臣”。〔6〕据此而知，王应麟所据当为比较原始的资料。
最值得称道的是，该书不仅仅客观地辑录资料，还根据目验，记录古籍的板式、卷数，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宋版信息。譬如陆贾的著作，《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记载凡二十三篇，可细分为四类：其一是兵书类，其二是《楚汉春秋》，其三是《新语》，其四是辞赋。其中《新语》，《史记》记载十二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为二卷。说明该书在宋代初年尚有流传。但是，《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志》皆不著录，因启后世之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始发其端，其证据之一：“惟是书之文，悉不见于《史记》。”证据之二：“《榖梁传》至武帝时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榖梁传》曰，时代尤相抵牾。其殆后人依托，非贾原本欤？”证据之三：“惟《玉海》称：‘陆贾《新语》，今存于世者，《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至德》、《怀虑》才七篇。’此本十有二篇，乃反多于宋本，为不可解；或后人因不完之本，补缀五篇，以合本传旧目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五也说：“今存《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至德》、《怀虑》七篇。”〔7〕《玉海》所载陆贾《新语》这七篇，见卷五十五《艺文》类（1037页），说明王应麟所见确为残本，可见陆贾之书在当时确已不甚流传。当然，这还不足否定陆贾的著作权，因为《群书治要》载有八篇，其《辨惑》、《本行》、《明诫》、《思务》四篇，皆非王应麟所见。但是这里至少提供了很多古籍流传的重要信息。
贾谊《新书》也有类似问题。《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贾谊五十八篇，“阴阳家”著录《五曹官制》五篇，“诗赋略”著录贾谊赋七篇。如果把《汉志》著录加起来，就不止五十八，而是七十篇。《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著录《贾子》十卷，或许包括贾谊的全部作品。就《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的五十八篇而言，现存的贾谊《新书》恰恰也是五十八篇。根据这些来推断，两者似乎可以划等号。问题是，《汉书》、《隋书》都没有称为《新书》者。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新书》为后人伪托之作。然而王应麟《玉海·艺文》征引《中兴书目》著录十卷，称：“贾谊撰，杂论治道国体及经学胎教。本七十二篇，刘向删定为五十八篇，今皆存。”（1038页）为此，作者详载所见《新书》五十八篇目录：“一、《过秦》上下（见《史记·秦纪》），《宗首》，《数宁》，《藩伤》，《藩强》，《大都》，《等齐》，《服疑》，《益坏》（事势）。二、《权重》，《五美》，《制不定》，《审微》，《阶级》（事势）。三、《俗激》，《时变》，《瑰玮》，《孽产子》，《铜布》（见《食货志》），《壹通》，《属远》，《亲疏危乱》，《忧民》，《解县》，《威不信》（事势）。四、《匈奴》，《势卑》，《淮难》，《无蓄》，《铸钱》（事势）。五、《傅职》，《保傅》（见《大戴礼》、《昭纪》），《连语》，《辅佐》（连语），《问孝》（阙）。六、《礼》，《容经》（见《大戴礼》），《春秋》（连语）。七、《先醒》，《耳痹》，《谕诚》，《退逊》，《君道》（连语）。八、《官人》，《劝学》，《道术》，《六术》，《道德说》（杂事）。九、《大政》上下，《修政语》上下（杂事）。十、《礼容语》上下（上篇阙），《胎教》（见《大戴礼》），《立后议》，《传》（杂事。“传”即“本传”之语），五十八篇十卷。”这说明，王应麟所见贾谊《新书》确为五十八篇，而今存《新书》五十八篇目录，又与王应麟所见完全相同，则今本《新书》乃保存唐宋旧貌。再附以其他证据，譬如就现存资料看，唐人马总《意林》最早征引此书材料，题作《贾谊新书》。高似孙《子略》载庾仲容《子钞》目录也作《贾谊新书》。庾仲容是南北朝时期梁代的学者，说明齐梁时期已有此称。《新唐书·艺文志》始以《贾谊新书》著录，称为十卷。由此可以确定，《新书》确为贾谊所著，隋唐以来流传的本子就是五十八篇。
三、学术史启示
从《玉海》的史料价值来看，宋人的记载，对于研究唐前的文化历史，确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也不难理解，由于雕版印刷的兴盛、活字印刷的发明，两宋三百年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转型时期。此前的文化典籍，主要是通过宋人的整理印刷而趋于定型，并流传后世。尽管现存宋版已成稀世珍宝，世不易见，但我们知道，明代以来刻印流传的唐代及其以前的典籍，很多是以宋元整理的文献总集、类编、别集为基础，编刻而成。因此，推终原始，多是要归功于宋人的。前些年关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争论，我虽然不能确知其中的是是非非，但是根据王应麟《小学绀珠》的推断，直至宋代末叶，《二十四诗品》的名目似乎尚未见记载，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即便流行于世，范围也非常有限。理由就是，《小学绀珠》分门类事，以数字为纲，将所统之目系于相关条目下，是一部非常独特的类书。在“艺文”类中，有“诗评三品”论钟嵘三品论诗，又有“诗二十四名”论元稹《乐府古题序》所载诗谣赋颂赞铭词曲等二十四名。如果司空图有《二十四诗品》之作，以王应麟读书之广，不能不有所涉及。类似这样的有助于先唐文献考订的资料，在宋人笔记中比比皆是。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陶渊明诗《游斜川诗》，自叙辛丑岁年五十。苏叔党宣和辛丑亦年五十，盖与渊明同甲子也。是岁得园于许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8〕按陶渊明《游斜川序》载，“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云云，诗：“开岁倐五十，吾生行归休。”辛丑，或作“辛酉”。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引宋刻《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和宋本《陶渊明集》，皆作“辛丑”。如果是这样话，袁先生提出的享年七十六岁也不无道理。又如范成大《吴船录》记载庐山脚下东林寺及欧阳询所撰《西林道场碑》，〔9〕虽见于《唐诗纪事》记载，惜未辑录欧阳询的碑文。民国吴宗慈编、胡迎建辑补《庐山诗文金石广存》〔10〕虽已辑录，但是未曾参考范成大的记载，故还有较多的校补空间。
王应麟所生活的时代，先秦乃至唐宋以来的重要典籍，包括经书、史书、诸子、总集、别集等，大多经过认真的整理、校勘、印刷，在世间广泛流传。他可以充分享受到前代时贤所创造的灿烂的文化成果，纵横披览，集其大成。作者立志高远，不遗余力地占有他所能看到的全部资料，并以不同的方式把这些资料勾连起来，编纂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专题文献汇编。《玉海·艺文》即以书目为线索，纵览古今，弥缝折衷。“艺文”类如此，《玉海》其他二十类也是如此，甚至，王应麟的全部著述，都贯穿了这种勤勉科学的整理资料的方法。譬如前面提到的类书如《小学绀珠》就以数字为纲目，披文摘句，比类成编。《汉书艺文志考证》则第一次对于这部古代目录学著作进行系统的梳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再譬如《诗考》，按照古代学术流派排比资料，可资稽考；《诗地理考》、《通鉴地理考》、《通鉴地理通释》则是从地理学的角度通观阐释；而《六经天文编》又仰观天象，真可谓笼括宇宙。
综上所述，应当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似平实、其实很值得回味的结论：《玉海·艺文》的撰著，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搜集资料、如何进入学问领域的若干途径与方法。我们都知道，做好任何一门学问，首先要学会辛勤地搜集资料，更要学会科学地整理资料，在排比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其中的异同，探求造成这种歧异的缘由，进而升堂入室，深入到学术领域的深层。这几乎是从事文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当然，搜集资料也好，整理资料也好，更重要的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里，当然还有一个学术层次的高低问题。王应麟的著作，绝大多数属于资料类编和学术通释的性质，视野开阔，文献丰富，作者可称为通儒。诚如四库馆臣所说，“应麟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其实不仅仅是宋代，在我国学术文化发展史上，王应麟也堪称第一流学者，这应当没有异议。《玉海》的价值，我们仅仅通过一篇《艺文》管窥蠡测，而这，不过是其中的二十一分之一。至于《困学纪闻》，援据赅博，考订精深，更有待于我们作深入的探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注 释
〔1〕原注：“先是，三月骙等言：庆历元年《崇文总目》成，参政王举正上。今书目成，书宜于参政过局日观阅投进，从之。”
〔2〕其中淳熙六年、十三年这两条材料又见《宋会要辑稿·崇儒四》，影印第三册，2245页，中华书局，1957。
〔3〕《南宋馆阁录·续录》附录，中华书局，1998。
〔4〕《汉书·艺文志》将《孟子》置于“诸子略”，视为子书。五代时刻十一经，《孟子》列入。宋哲宗即位之初即诏颜子、孟子配享孔子庙庭，被列为亚圣。《孟子》亦成为士子考试必读书目。朱熹《四书集注》将《孟子》与《论语》并列，从此地位确立下来。
〔5〕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淳化阁帖》“出版说明”即持此说。
〔6〕《宋会要辑稿·崇儒四》，2238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7〕见《玉海》第七册所附，45页。
〔8〕《老学庵笔记》，卷七，93页。中华书局1979。
〔9〕《范成大笔记六种》，230、231页，中华书局，2002。
〔10〕《庐山诗文金石广存》，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