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应麟《词学指南》的价值
祝尚书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又号厚斋，南宋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淳祐元年（1241）进士。他鄙薄当时事举子业者得到科名后便一切委弃，而以通制度典故为“通儒”，誓以博学宏词科自见，遂于宝祐四年（1256）中是科。历通判台州，擢秘书郎，迁著作佐郎。累迁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转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平生著述宏富，有《深宁集》一百卷，久佚，现有辑本流传。各类著作多达二十余种。《宋史》卷四三八有传。
北宋熙宁间王安石变法，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罢诗赋而用经义取士。这种改革的负面影响，是专习经义造成了文士写作水平普遍下降，文化历史知识严重匮乏，而冲击最大的，是朝廷、官府常用的四六应用文体的写作乏人，于是绍圣二年（1095）哲宗不得不下诏设置“宏词科”，专门选拔四六应用人才，实际上是对科举罢诗赋之流弊的补救。大观四年（1110）五月，改为“词学兼茂科”；绍兴三年（1133）七月，又改为“博学宏词科”，前后通称“词科”。对两次改名的原因，王应麟解释说：“盖是科之设，绍圣颛取华藻，大观俶尚淹博，爰暨中兴，程式始备，科目虽袭唐旧，而所试文则异矣。”〔1〕再说得明白些，就是“博学宏词科”更注重“博学”，也就是更看重考生的“记诵”功夫。〔2〕
《词学指南》是王应麟专门研究宋代词科的一部学术专著。该书所记考试题目止于宋度宗咸淳十年（甲戌，1274），则是书当完成于入元之后。这时科举已废，其写作目的盖有总结宋代词科以保存“国粹”，为将来恢复传统之用的深意。原本单行，后附刻于《玉海》之末，即《玉海》二百卷，附《词科指南》为二百一卷至二百四卷。是书主要探讨词科备考和考试中各体文的写作法，并保存了许多难得的词科史料。因后代科举不设“词科”，而近代以来科举名声又很“臭”，故向不为学界所重，极少有学者专门“光顾”。〔3〕但此书在文献学、文章学及宋代词科史研究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不应该受到如此冷遇。本文试为论之。
一、“编题”“编文”，总结了宋代类书的编纂方法
词科在大观间由“宏词科”改为“词学兼茂科”，绍兴初又改为“博学宏词科”，实际上就是由考试重“文”（词章）向重“学”跨出了两大步。所谓重“学”，说白了就是重“记诵”（即背诵）。宋代其他科目考试也是如此，如制科考试，几乎要求举子背诵所有重要的经、史、子文献，甚至包括经典注疏，当时就有人批评这是“穷以所未知，强以所不能”。〔4〕而词科自改为“博学宏词科”后，重背诵的强度丝毫不减制科。考试政策决定了举子备考方法的取向。欲应改制后的词科考试，必须面对现实，用长时间、下大力气诵书、编题、编文。
《词学指南》卷一，〔5〕就是专论应词科试的知识储备和资料准备，即如何编题、诵书、编文等，主要指示学者如何类辑资料。这里专谈编题、编文，并由此通观宋代众多科举用类书的编纂。
《指南》卷一首论“编题”，引东莱先生（吕祖谦）曰：
编题只是经、子、两《汉》、《唐书》、实录内编。初编时须广，宁泛滥，不可有遗失，再取其体面者分门编入。再所编者，并须覆诵，不可一字遗忘。所以两次编者，盖一次便分门，则史书浩博，难照顾，又一次编则文字不多，易检阅，如宣室、石渠、公车、敖仓之类，出处最多，只一次编必不能尽。记题目须预先半年，皆合成诵，临试半年覆试，庶几于场屋中不忘。
吕祖谦是说，类编资料应分两步走，即先从他所框定的那些经、子、史书中进行“初编”，然后再分门编。所谓“编题”，据所举“宣室”、“石渠”等例，即指所设小类名目，也就是常说的类书子目。然后再取小类中“体面者”分门编入，——这里的“体面”，当是“脸面”的意思，也就是最符合门目原义、最能概括该目内容的标题文字，它像人的眼目脸面一样，是一种标识。初编的原则是“广”取，再编方是过细。之所以要分两次编而不是一次便分门，他说这样因为资料浩博，分两步便“文字不多”，有利于彼此“照顾”。吕祖谦曾于隆兴元年（1163）中进士、博学宏词两科，对科举时文有很深的研究，影响很大，上述编题法自当是其经验之谈。王应麟补充说：“凡作工夫须立定课程（原注：日日有常，不可间断）。日须诵文字一篇，或量力念半篇，或二三百字（原注：须分两册，一册编题，一册编语，卷帙太多，编六七板亦得）。”他还说：“编题用工数年，虽不能全无缺遗，然大概备矣。”总之用功须勤，不能间断，方可成功。
王应麟再引西山先生（真德秀）道：
始须将累举程文熟读，要见如何命题用事，如何作文。既识梗概，然后理会编题。经史诸子悉用遍观，其间可以出题引用并随手抄写，未须分门，且从头看，凡可用者悉抄上册。如《尚书》则《舜典》“望秩”、“禋宗”、“九官”之类皆录。一书毕，复理会一书，以详且精为先，不可少有遗缺。
他是说，先要熟读科场时文，摸清其写作特点和路数，这样的“编题”方能有的放矢。真德秀也认为资料类辑应分两步，先是编题并遍观群书，“随手抄写”，这时“未须分门”；待“详且精”、“少有遗缺”之后才分门。辑录文字既要“遍观”，又要一本一本地精读。真氏不仅是宋末著名理学家，而且也曾在开禧元年（1205）中博学宏词科，所论无疑也是自己备考的心得。
王应麟接着指出，读书、编题要掌握重点，“经书《周礼》题目最多，官名皆可作箴，制度名物皆可为铭为记。其次则《礼记》外三经皆有之，功夫多在三《礼》。有题目处须参注疏。次及《国语》、《战国策》、《史记》、两《汉书》……本朝题目须是盛德大业、礼乐文物、崇儒右文等事方可出（不必泛记）……（以下言子部书、集部书的重点，此略）”。总之，考试时凡可引用处“皆当遍阅搜寻，如前法编类，不可缺略。俟诸书悉已抄过，然后分为门目”；“先理会一门竟，然后以次编纂。如谓历法，则凡经、史、百家所载历事悉萃为一处，而以年代先后为次第，如黄帝历为先，颛帝历次之，夏、商、周、鲁历又次之，本朝历又次之。它可类推。”
在“编文”中，王应麟又引吕祖谦语，列举了“皆须分门节”的一些重要典籍（如《左传》、《汉书》）、文章总集（如《文选》）、著名作家文集（如韩柳欧苏等）。“编文”即分门节录文字，这是具体操作，某些内容该入何门类，有时很棘手。王应麟提出了一些具体处理的意见：“如《左氏》‘三辰旂旗’之类皆可入车旗；如《二京》、《三都赋》所言居处皆可入宫室；如西汉乐章之类皆可入郊庙、礼乐等处；如韩文《上尊号表》、《潮州谢表》皆可节入歌功颂德；……馀以类推。”至于“备四六之用”的资料类辑，可“长句作一处节（如‘乃心罔不在王室’、‘学有缉熙于光明’之类），四字作一处（如‘迄用有成’、‘熙帝之载’之类），两字作一处（如‘畴古’、‘若时’、‘燕及’之类）”。
以上是王应麟所述资料类编方法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他所论包括了师门前贤及自己的见解，带有总结性质，尤其重实际操作。那么其理论指导实践的成效如何呢？盖所编《玉海》是最好的证明。大型类书《玉海》，其实就是王氏当年为应博学宏词科考试而类辑的资料。该书规模巨大，卷帙浩繁，在二百卷中凡分“天文”、“律历”、“地理”、“帝学”等等二十一门。又分二百四十余类，如“天文”分“天文图”、“天文书”、“仪象”、“圭景”四类。每类再分若干小类，如“天文图”共有三十一小类，包括“中宫”，“二十八舍”，“周易分野星图”，汉天文图籍，以及晋、梁、唐各代图籍，最后是北、南两宋图籍，以《黄裳天文图》殿尾。确定类、小类名目，就是所谓“编题”；每小类要摘录大量文献资料为其内容，这就是“编文”。如果说这是“地毯”似的搜索和类辑资料，那毫不言过，由此也可看出词科考试重“记诵”的强度，举子几乎是无书不读，无条目不记。
王应麟编《玉海》是为了自用，并非有意要编书传后，到元代后至元六年（1340）方才刊行。《玉海》虽是应试用的“类编”书，目的或不甚“崇高”，却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四库提要》曰：“其作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故胪列条目率巨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与他类书体例迥殊。然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宋史》所未详。其贯穿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他还编有《小学绀珠》十卷，《四库提要》称该书“分门隶事，与诸类书同”。如此看来，《玉海》是在广泛吸收和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纂辑成书的，可谓代表了宋代类书编纂的最高水平；而王应麟所总结的类书编纂理论，自然也代表了宋代类书编纂理论的最高水平。
宋代是个“盛产”类书的时代。究其原因，岳珂说得很明白：
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类书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汗牛充栋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翼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围，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视为故常。〔6〕
当日市场上的类书可以“汗牛充栋”，流传至今的也有数十部之多，著名且质量较高的，如潘自牧《记纂渊海》一百卷，章如愚《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等，也为数不少。〔7〕不过宋代像王应麟这样亲自动手、下功夫自编自用的却并不多，更多的是书坊请人类辑成书以射利。这些书动辄数十百卷，而质量却很差。举子在这种类书中讨生活以应付考试，国家则用考试取才，实在误人误国，所以当时有识之士对“编类”多持批评甚至反对的态度。说得“难听”点，书坊编刻大量类书以供举子检阅剽窃，实际上是学风浮躁、败坏的产物。但是，既然作为文化遗产流传了下来，就不能简单地一“骂”了之，在超越了科举功利之后，它们中许多仍然是很有使用或研究价值的文献；如《玉海》等的价值，就更不可小觑。
类书因多出于书坊，故很少有编者或他人的序跋，即便有，往往也对该书是如何编纂“出笼”的秘而不宣。如刘达可编《璧水群英待问会元》九十卷，有淳祐乙巳（五年，1245）友人建安陈子和序，只是称赞其书“条分缕析，纲举目张，每一门必附之以十数条类，每一类又附之以三四节目，宁贵乎尽而无遗，宁取乎备而无略”而已。于是，通过王应麟在《指南》中所揭示的编类过程和方法，我们很自然地可以联想并循此而考察宋代为数众多、卷帙纷繁的类书的编纂，以及它们的用途。比如《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类书类》著录洪迈《经子法语》二十四卷、《左传法语》六卷直至《南史精语》十卷等共八种共一百零五卷，陈振孙谓这些书“皆所以备遗忘”，只是洪氏“多取句法”。洪迈曾中博学宏词科，那么这些书显然是他精读经、史、子书后分类编题、编文而成，目的也是为了词科备考。《玉海》等虽是备词科考试所专用，内容上“与他类书体例迥殊”，但供如进士科等使用的类书的编纂，在原则和方法上应无二致。所不同的，王应麟是以“博览天下之书以著于一书”〔8〕的功夫编纂出来的，故质量上乘，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而书肆那些“以翼速售”的可以汗牛充栋的东西，多为拼凑抄撮、粗制滥造的劣品，故大多数已被历史所淘汰。
二、词科十二体“体式”，丰富了宋代文章学
本文开头说过，绍兴三年（1133）七月，宋高宗诏改“词学兼茂科”为“博学宏词科”。按绍兴法规定，考试“以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十二件为题，古今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9〕就是说，每次考试并非十二种文体都要全考，而是只考三场、每场二题，共考六题，即六种文体。每次到底考哪六种，则由出题官随机决定。所谓“每场一今一古”，“古”指历代故事，“今”指本朝故事。如《夏禹九鼎铭》，这是“古”，即“历代故事”；而如《代宰臣以下谢赐御制冬祀庆成诗表》，这是“今”，即“本朝故事”。
词科考试十二种文体的写作法，由于词科久废，后代学者很少有人关心。其实这是误解，十二体写作法研究的是文章学，而文章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是没有科举甚至古今之别的；况现存宋代文献中，当年科场十二种文体的作品还有不少流传至今，作为文化和文学遗产，也有研究的必要。
《指南》卷二引西山先生真德秀曰：“词科之文，谓之古则不可，要之与时文亦夐不同，盖十二体各有规式。”这是说，词科的十二种考试文体既非古体，也不可完全称作时文，它有自己特殊的“规式”。故王应麟又引真氏曰：“凡作文之法，见行程文可为体式，须多读古文，则笔端自然可观。”则“规式”也就是“体式”，本文统一用常见的“体式”一词。他再引陈晦语曰：“读古文未多，终是文字体轻语弱，更多将古文涵泳方得。”总之，宋人强调“时文以古文为法”，而词科之文尤然。在宋代科举考试中，唯词科文体可说是“学以致用”，翻开宋人文集，多有“十二体”之文，若作过代言之官的就更多了。
绍兴博学宏词科的十二种文体，又可分为三类：一是四六文，包括制、表、露布、檄四种（其中表、檄等，汉、晋以前用散文，晋以后改用骈文）；二是四六或散体皆可，包括诏、诰二种；三是只能用散文的二种：序、记；四是韵语：箴、铭、赞、颂。十二种文体中，王应麟引真德秀语，认为“所急者制、表、记、序、箴、铭、赞、颂八者而已。若诏、诰，则罕曾出题，檄、露布，又军兴方用，皆尚可缓”。而“所急”的八种中，王应麟又引平斋洪公（咨夔）曰：“制、表，如科举之本经，所关尤重。”并举例道：“隆兴元年（1163）陈自修试颂及露布，冠绝一场，偶表、制中有疵，因不取。”〔10〕这就是说，在词科考试中，制、表乃重中之重。这道理很简单：词科考试既以搜罗“词臣”为目标，而制、表是词臣用得最多的文体，故也最“重”。
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全面考察王应麟所论的十二种“体式”，唯从文章学的角度，分别选取四六、散文两体各二种，前者举所谓“重中之重”的制、表，后者举记、序，略引各家论述，以见王应麟对词科文体“体式”的研究。
1．“制”及其体式
“制”是皇帝的命令，秦以前称“命”，秦代改为“制”。它是所谓“王言”的一种，宋代用于官员除授和罢免。臣下作制是代皇帝立言，这对于封建时代的文人来说，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所以对其写作也特别留意。此种文体，宋代例用四六，因为“制用四六，以便于宣读”。〔11〕
“制”成为考试文体之一，始于唐代翰林学士的入院试。宋代词科所试制，《指南》卷二载其格式为：
门下：……云云（“云云”为内容之省，为醒目，今在前加删节号。下同）。具官某，……云云。于戏！……云云。可授某官，主者施行。
制词的写作，真德秀以为三处最为重要，即破题、叙新除处、戒词。他说：
曰制曰诰，是王言也，贵乎典雅温润，用字不可深僻，造语不可尖新。制词三处最要用功。一曰破题，要包尽题目，而不粗露（首四句体贴）。二曰叙新除处欲其精当，而忌语太繁（推原所为之官，除授之意，用古事为一联尤好。……）。三曰戒词，“于戏”而下是也，用事欲其精切（须要古事或古语为联，切于本题，有丁宁告戒之意。……）。三处乃一篇眼目灯窗。……若夫褒辞，则亦须切当，文武宗室各用得体，平时先要准备。
关于破题，王应麟引吕祖谦曰：
制破题四句，或兼说新旧官，或只说新官。如自资政殿学士提举宫观、建节，上两句说提举宫观，下两句说建节，此兼说新旧官也。若四句只大概说藩屏方面之意，此只说新官也。其四句下散语，须叙自旧官迁新官之意，如“眷时旧德，肃侍燕朝”之类。
破题又叫“制头”，王氏进一步指出：“制头四句，能包尽题意为佳（如题目有‘检校少保’，又有‘仪同三司’，又换节，又带军职，又作帅，四句中能包括尽此数件是也）。若铺排不尽，则当择题中体面重者说，其馀轻者于散语中说亦无害（轻者如军职、三司是也）。制起须用四六联，不可用七字。”又曰：“制头四句说除授之职，其下散语一段略说除授之意。……然只是大概说意，不可说得太深。”可见他们的目光都首先集中在破题，要点是必须“包尽题意”。如《指南》举孙觌《镇洮军节度使除大尉制》为例，其破题曰：“门下：价藩经武，久资戎翰之良；帅阃畴用，增重本兵之寄。”王氏批注曰：“此制包尽前后任，又下语稳。”意思是“价藩经武，久资戎翰之良”两句说镇洮军节度使，而“帅阃畴用，增重本兵之寄”两句则说新除的大（太）尉一职，故四句“包尽”了题意。宋人特重破题，这固然与时文程式有关，但作文以开头最重要，也最难，它是全文的纲领，关系到文章的成败，今天写作也是如此，只是不必一定要“包尽题意”那么死板。
除破题外，制也特别讲究语言，必须典重、温润，用词下字不可轻率，因为它代表的是皇帝、国家，一定要严肃而有分寸。何谓“典重”（或“典雅”）？王应麟曰：“制辞须用典重之语，仍须多用《诗》、《书》中语言，及择汉以前文字中典雅者用，若晋、宋间语及诗中语不典者，不可用。”又引叶适（水心）曰：“荆公（王安石）取经史语组缀有如自然，谓之典雅，自是后进相率效之。”则所谓典重、典雅，即多用经籍、古书语，既具权威性，又有来历，雅致可诵。四六的特点是用事多，用事之法，王应麟引刘克庄（后村）曰：“四六家以书为料，料少而独恃才思，未免轻疏；料多而不善融化，流为重浊。二者胥失之。”则“料”少固不可，“料”多也未必就好，而是要“融化”如同己出，不能生搬硬套。王应麟还特别指出，欲写好制词，熟读前辈四六大家如王安石、苏轼、汪藻、周必大等人的作品，“则下笔自中程度”；但也要注意：“场屋拟制与敡庭之文又不同，须全依定格。”这是说，考场的拟制与朝廷实际所行之制还有所区别，考场有考场的“定格”，举子必须严格遵守。
制又可分文臣除授制、除帅制、宰相制、中书舍人召试制等数类，大体格式相同，内容略有变化而已。
2．“表”及其体式
“表”是臣下向皇帝上书陈事所用的文体。《指南》卷三列“贺”、“谢”、“进书”、“进贡”、“陈请”数类。明代学者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曰：“古者献言于君，皆称上书。汉定礼仪，乃有四品，其三曰表，然但用以陈请而已。后世因之，其用浸广，于是有论谏，有陈劝（劝进），有陈乞（待罪同），有进（进书）献（献物），有推荐，有庆贺，有慰安，有辞（辞官）解（解官），有陈谢（谢官、谢上、谢赐），有讼理，有弹劾。所施既殊，故其词亦异。至论其体，则汉、晋多用散文，唐、宋多用四六。而唐、宋之体又自不同：唐人声律时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浑之风；宋人声律极其精切，而有得乎明畅之旨，盖各有所长也。”《指南》载贺表格式为：
臣某言（或云“臣某等言”）：恭睹（守臣表云“恭闻”）某月日……云云者（祥瑞表云“伏睹太史局奏……云云者”，守臣表云“伏睹都进奏院报，……云云者）。……云云。臣某欢抃欢抃，顿首顿首。窃以……云云。恭惟皇帝陛下……云云。臣……云云。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臣某欢抃欢抃，顿首顿首。谨言。
年月日，具官臣姓某上表。
同时还列有谢表及进书表、进贤表、陈请表的格式，此略。要之，表的类别甚多，已如上引徐氏所述。因内容、格式有差异，作法亦略有不同，故王应麟引真德秀曰：“表章工夫最宜用力。先要识体制，贺、谢、进物，体各不同。”虽因表的用途不同，写法略异，但总的要点是一样的，也是特重破题。王应麟说：“一表中眼目，全在破题二十字，须要见尽题目，又忌体贴太露。……贴题目处须字字精确。且如进书表，实录要见实录，不可移于日历；国史要见国史，不可移于玉牒，乃为工也。”所谓“体贴”，也就是切题，从王应麟所举汤思退《代守臣谢赐御书〈周易〉〈尚书〉表》中可以直观地说明。该表破题曰：“宸章帝藻，粲如琬琰之传；神画圣谟，较若天人之备。”王氏批注曰：“此表头‘神画圣谟’及‘天人之备’，便见《易》与《书》之意，如此方切题，不可泛泛说御书经书也。”
至于表的语言，王应麟说：“大抵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不要深僻，造语不可尖新，铺叙不要繁冗：此表之大纲也。”又说：“四六有作流丽语者，须典而不浮。”在《指南》卷三中，王应麟分起联、“窃以”用事、推原、铺叙形容、用事形容、末联六个表文的重要部位，分别摘录了前辈名家（绝大多数为宋代作家，前代仅举唐李吉甫等）的大量偶句以为范例，教人模仿学习。
从制、表的体式和作法可以看出，作为“王言”的制，以及上皇帝的表，文章都是千篇一律，程式十分严格。故倪思（正父）曰：“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凡文皆然，而王言尤不可以不知体制。”〔12〕特别是制，文字必须典雅温润，具有“朝廷气象”，又要高度准确和凝炼，因此对作者写作水平的要求很高，一般人难以胜任。
3．“记”及其体式
在词科考试中，记、序是“十二体”中只能用古文写作的两种文体。记者，记事之文也，其起源较晚，《指南》卷四引真德秀语，谓其“至唐始盛”；又曰：“记以善叙事为主。前辈谓《禹贡》、《顾命》乃记之祖，以其叙事有法故也。后人作记，未免杂以论体。……事多，贵乎善剪截，不然则繁冗矣；事少，贵乎铺张，不然则枯瘠矣。”记因为用古文，故不象制、表那样有个“套子”，也就是没有太严格的程式，但基本的格式仍是有的，《指南》载记的“今题式”：
曾子开（肇）《重修御史台记》首云：“元祐三年新作御史台，有诏臣某为之记，……云云。”末云：“辄因承诏诵其所闻，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称列圣褒大崇显之意焉。”
东莱（吕祖谦）《隆儒殿记》首云：“仁宗皇帝皇祐纪元之三载，……云云。”末云：“臣既述其事，谨待制旨而勒之石。”
以下尚有周必大《选德殿记》例，此略。王氏引吕祖谦曰：“记、序有混作一段说者，有分两节说者。如未央宫，先略说高帝、萧何定天下作宫一段，乃说‘为之记曰’。”王应麟说得更详：“作记，有叙其事于首者，如宫殿经始于某年某月，落成于某年某月之类，先说在头一段，然后人为之记曰云云。周子充（必大）《汉未央宫记》首云‘汉高帝……云云。八年，萧何始治未央宫，……云云’是也。有叙其事于尾者，如詹叔羲《汉城长安记》云：‘城肇功于元年正月，已事于五年九月，云云。’为门者十有二，南北则象斗形，云云。’洪景伯（适）《唐勤政务本楼记》末云‘楼成于开元二年之九月云云’是也。”
除上述外，《指南》卷四还节引了宋代多位名家的论述，如引真德秀曰：
记、序用散文，须拣择韩、柳及前辈文与此科之文相类者熟读（举韩柳记体文例，此略）。……作文贵乎严整，不可稍类时文（原注：须忌之乎者也虚字、重字太多）。
记、序以简重整严为主，而忌堆叠窒塞；以清新华润为工，而忌浮靡纤丽。
总之，记体文是散文，是古文，严谨而又灵活，文学性较强，与时文有区别。
4．“序”及其体式
《指南》卷四王应麟曰：“序者，序典籍所以作也。”序的渊源甚远，学者多追溯《诗》序。真德秀论“序”曰：“序多以典籍文书为题，序所以作之意。此科所试，其体颇与记相类，姑当以程文为式，而措词立意，则以古文为法可也。”其“今题式”为：
周必大《皇朝文鉴序》，首云“臣闻……云云，赐名《皇朝文鉴》，而命臣为之序……云云”。末云“臣虽不肖，尚当执笔，以颂作成之效云”。
韩驹《国朝会要序》，首云“臣闻……云云”。末云“若其条贯舛谬，辞语浅薄，臣之罪也，无所逃戾。冒昧圣览，惟陛下幸赦之”。
序因其体与记相似，故作法也多见于上文论“记”。王氏又引东莱先生吕祖谦曰：
作记、序，若要起头省力，且就题说起。谓如《太宗金鉴书序》，则便说“太宗皇帝云云”，说鉴治乱、贤不肖之意；若《花萼相映楼记》，则便说“唐玄宗皇帝云云”，说兄弟友悌之意，不可泛说功德，须便入题意。
吕氏的意思是说，记、序的起头最好是从题目说起，不可泛说，这样一下笔便直接入题，显得“省力”。再引真德秀曰：“序多以典籍文书为题，序所以作之意。此科所试，其体颇与记相类。姑当以程文为式，而措辞立意则以古文为法可也。”序的功能是说明典籍写作缘起，故与记相近。词科中“序”是用散文，与“记”一样，也应当“以古文为法”。
综上所述，王应麟探源溯流，对宋代词科考试中的四种文体的文体特征及作法，引各家之说并参以自己的写作心得，作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制、表二体，现虽早已废而不用，但对我们阅读古书仍很有帮助，而记、序二体，现时仍在使用，特别以序为常见。在十二体中，即便现在有的文体不用或很少使用，但并不等于已完全丧失了现实的价值。比如制、表二体，前者与当今某些政府文告（命令、通知等）有相似之处，后者则相当于报告、贺词之类，名目不同，功能大致仍在，其写作方法依然很有参考价值。比如制诰文的“典雅温润，用字不可深僻，造语不可尖新”，对政府公文来说，这仍是适用的；而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不要深僻，造语不可尖新，铺叙不要繁冗”，报告、贺词之类当以为法。当然，各体体式中那些繁缛的程式、歌德颂圣的内容，是应当摒弃的。对词科十二体的体式研究，王应麟不是最早的，如《指南》所引诸家皆在其先，但像他这样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在宋代恐无第二人；虽然他讨论的是科场文字，但所提示的文法则是共通的，这无疑丰富了宋代的文章学，其贡献和价值不可忽视。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王应麟在十二体体式研究中，征引了大量宋代学者的言论，尤以吕祖谦（东莱先生）、真德秀（西山先生）为重要；但据检索，现存吕、真二人著作中皆无其文。其他论者也大抵类似。因此，这些言论不仅对研究词科、也对研究这些学者的文学和文章学思想极为珍贵。又，《指南》在论说中摘录了十二体文的大量断句，又在部分文体论说之后附有署名范文数篇。大多数断句、例文出处仅见此书，为宋文辑佚提供了宝贵资料。则《指南》即便是论文章学的部分，其文献学价值也不容低估。
三、历科题目及题名，记载了宋代的词科史
“博学宏词”的名目虽源于唐代的制科，但宋代的“博学宏词科”连同其前身“宏词科”、“词学兼茂科”，却是宋代所独具的一个科目，就其内涵论，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3〕但相对进士科来，此科的文献史料却并不多。《词学指南》一书不仅对词科考试中各体文的体式作法论之甚详，并附有不少例文；尤其是在论述每一个文体的体式之后，都以“题”为目，详载了各年份的题目，极有参考价值。这里简述之，只以制、记两体为例。
制题起于政和辛卯（元年，1111），题为《雄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除侍中（制）》（词科考“制”乃大观四年新增，此前不考，故无其题），止于咸淳甲戌（十年，1274），题为《资政殿大学士宣奉大夫……授宁武军节度使……（制）》，共载题六十一道，各题皆有具体的考试年份。其中除五道是“词学科”题目外，〔14〕词科共有五十六道。也就是说，词科共考制题五十六次。
记题起于绍圣丁丑（四年，1097），题为《籍田记》，也止于咸淳甲戌，题为《周采地记》，共录题六十九道，各题亦皆有考试年份。其中四道为词学科，则词科考记共六十五次。
其他十体，都有类似于上的记载。由于每科考试只考三场共六题，又要求以“一古一今”搭配，故就每种文体论，考试的次数并不相同。如果将所有的记载集中起来，以年代为纲、以文体为目制成表格，那么就可得到宋代词科历次考试题目总览表。
《指南》还在卷四设有“词学题名”（此“词学”即词科，非词学科）一栏，记录了自绍圣二年（乙亥，1095）宏词科首榜至大观己丑（三年，1109）共十一榜，中第三十一人。又收录自政和辛卯至建炎元年（戊申，1128）词学兼茂科共十五榜，中第三十六人。又收录绍兴五年（乙卯，1135）至开庆元年（己未，1259）博学宏词科共二十五榜，中第四十人。由于多数年份虽有考试但无人中第，故上述有题名的榜数与前面有考题的年份数并不相等。此题名记载了两宋词科中第人的全部名单。当如今学者还在极其费力地钩稽宋代进士登科录的时候，词科竟有如此完整而权威的记载，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这样，如果将上述各科、各年份考题以及各榜中第人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部宋代词科编年史的精确框架。较之宋代科举其他科目因史料散亡难以完整复原来，这是独一无二的。
尤其珍贵的是，王应麟在《指南》之末还附录了宝祐四年（1256）词科三场考试、每场二题凡六篇文章，这是场屋试卷文字。在宋代科举各科中，像这样完整保存一科三场全部试场文字的，也很少见。作者又在其下以“博学宏词所业”为目，收录十二体、每体二题凡二十四篇，“所业”即平日习作。这些文章，原书虽未署名，实皆王应麟自己所作，他是此年唯一的登第者。在王氏百卷本文集失传的情况下，这三十篇文章，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辑佚资源，后人已将其悉数辑入《四明文献集》及《摭余编》中。这些文章，无论对研究王应麟还是研究宋代词科史，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据《宋史》本传，王应麟除《词学指南》外，还有《词学题苑》四十卷，明《文渊阁书目》尚著录一部十册，后失传。该书内容今不可考，疑即全录宋代词科所有年份各体文的考题及登第人试卷，当然也可能是揣摩拟题，无论是何种，都说明王氏确为保存、研究宋代词科史文献的有心人。
综上所论，王应麟《词学指南》一书虽篇幅不大（止四卷），但内容却十分丰富，在文献学、文章学和宋代词科史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决不能因为它研究的对象（词科）过时而被忽视或轻视。
2009年3月10日写成，4月20日改定
（作者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注 释
〔1〕王应麟：《词学指南序》，《词学指南》卷首。
〔2〕有关宋代词科的设置、考试等诸问题，请详参拙文《宋代词科制度考论》，载拙编论文集《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
〔3〕侧闻中山大学有一篇研究《词学指南》的硕士论文，未见。
〔4〕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三六载淳熙十二年（1185）二月二十六日李巘奏。
〔5〕本文为征引方便，以下简称《指南》（用王水照编《历代文话》本），并改称编次为卷一至卷四。
〔6〕《愧郯录》卷九《场屋类编之书》。
〔7〕参见拙著《宋代科举与文学》第十四章《宋代的科举用书》，中华书局，2008。
〔8〕（元）薛元德《玉海后序》语。
〔9〕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一一、《容斋三笔》卷一○。
〔10〕《词学指南》，卷一。
〔11〕《词学指南》，卷二。
〔12〕《词学指南》，卷二。
〔13〕对此，请参拙著《宋代科举与文学》第一章第四节《词科的设置》，3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14〕宋末由于词科衰落，故另设“词学科”降格以求人才，但存在时间很短。请详参《宋代科举与文学》第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