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回潜江躲避战乱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父亲战死沙场，让幼小的杜鸣心更加懂得，什么叫家仇国恨。
战火在燃烧，战争在继续。1938年6月至10月，在华中武汉地区，中国军队同大举进攻企图一举“解决中国事变”的日军，展开了抗战以来继淞沪会战后最大规模的一次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经过四个半月的激战，武汉最终于1938年10月底失守。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这个曾经的大后方变成了战争前线。父亲牺牲，家中失去了顶梁柱。靠一点微薄的抚恤金，杜鸣心和母亲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里已无法安身。1937年秋，惊慌失措的孤儿寡母，回到了她们最后的庇护所——离武汉百公里之遥的江汉平原潜江老家。
这一年，杜鸣心9岁。
1928年8月19日，杜鸣心出生于潜江。按照农历，这一天是七月初五。幼年的杜鸣心在潜江高家场度过。大约3、4岁时，杜鸣心随爷爷、父亲搬到省城武汉居住。而这一次，故乡潜江张开怀抱，收留了流离失所的孤儿寡母。回到潜江的杜鸣心母子，借居在县城里一间狭小的寓所。即使是兵荒马乱，为了让杜鸣心继续学业，母亲甚至一度让杜鸣心插班进了当时的县城小学。
一年年国土沦丧，日军在占领武汉后，潜江门户大开，随时都可能被攻陷。为躲避战乱，杜鸣心母子在县城已无法安身，只好再度迁移，回到了离县城约10公里的乡下高家场。他们住在堂姐书珍——杜鸣心所称的“腊八姐”家里，这里有他们的亲人。
这一住大约住了半年时间。杜鸣心回忆说，当时高家场连小学都没有，只有一个私塾先生。我母亲就说，你到那里去听听吧。到私塾先生那里听课，当然要付一点学费的。这样，我就到私塾先生那里学习，他那里大概有五、六个小孩子。我在武昌学的是新式课本，国文、算术，等等。这里的私塾先生教的都是古文，我听不懂。但我体会得到母亲的心，她怕我荒废学业。她虽然识文断字不多，但总是教育我从小要好好学习，这一点我觉得她对我的影响很深。在战火纷飞的年月，母亲坚持让我读书学习，接受教育，我感到了母亲的远见与伟大。
这时候，日军一天天逼近潜江县城。母亲忧心忡忡，可以想象得到，作为抗日将士的遗孤、烈士的孩子，一旦潜江落入敌手，日本人知道后，肯定会对他们下毒手。
小鸣心性命堪忧。正好这个时候，潜江县城出现了一个叫战时儿童保育会收容站的机构，当时也叫战时转移站。
关于战时儿童保育会，据百度百科介绍，该会是抗战时期成立的一个民间性质的以救济、教育难童为宗旨的团体，于1938年3月10日在武汉正式成立。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被推选为理事长、副理事长。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王明夫人孟庆树，还有史良、曹孟君、沈兹九、安娥、陈纪彝、张蔼真、郭秀仪、黄卓群、唐国桢、陈逸云、徐闿瑞等诸多妇女界的知名领袖任常务理事。
保育会隶属于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1938年5月改隶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其主要任务就是抢救战区难童，并把抢救来的难童运输到后方去，给他们教育，给他们培养。战时儿童保育会对儿童的教养主要是通过保育院来实现的，先后成立了二十多个分会，六十多个保育院。保育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向国内外募捐，政府也给一定的资助。据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和保育了近3万名难童，成为抗战时期各难童救济团体中成效最突出的一个。
据1990年版的《潜江县志》在大事记中记载：1939年3至5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派孟绮云（女）等在县立中心小学设收容所，先后抢救、收容本县儿童300余人，分批护送至四川各地的保育院保育、教养。
杜鸣心说，没有这个慈善机构，我的命运可能是另一种结局。当时，保育会招募了一批年轻有为的青年教师，在各个战区收集一些无家可归的孩子，然后把他们集中转移到后方去。
“潜江县城出现这一个机构后，马上，很多人就知道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到高家场，很多人都想去”。杜鸣心的母亲知道后，犹豫再三，她想送杜鸣心去保育院心里却又十分舍不得，毕竟小鸣心是个刚满10岁的孩子。不去，日本人打来了怎么办，不但学业耽误了，性命是否保得住都很难说。这个时候，母亲最后下定了决心，她对杜鸣心说，那你还是去吧。幸好在高家场准备去保育院的还有一些叔叔辈的，有杜诗学、杜诗成两兄弟，虽然他们只大杜鸣心三、五岁，但按照家族辈分，杜鸣心应该称他们为“堂叔”。杜诗学后来当过报刊编辑，1949年去了台湾。而杜诗成，后来成了潜江中学的副校长。
“当时我们都报名了，报名后到潜江县城集中，住了没几天就坐着小划子，两、三艘吧，从潜江坐着去沙市。我记得当时有一条小河，从潜江到高家场，经长湖，然后过长湖再到沙市”。
1999年。回母校参加六十周年庆典。在重庆北碚草街子古圣寺育才学校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