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杜源勋

父亲杜源勋

“八一三”淞沪会战,在中国八年抗战期间的二十几次会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久、伤亡最重,意义也最为深远,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从局部转变到全面抗战的主要标志。

淞沪会战中的淞,是指吴淞镇与吴淞江。吴淞江的另一名称叫苏州河,又称沪渎。沪是指上海,包括当时的上海市、上海县与所谓“公共租界及法租界”。

淞沪会战,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伟大序幕。

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杜鸣心的父亲杜源勋(诗吉)慷慨赴难,为国捐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加快了对中国吞并的步伐。随后,“八一三”在上海展开了著名的淞沪保卫战。会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3日结束,历时九十天。史料记载,中国方面投入淞沪战场的总人数在75万以上,日本方面投入总兵力在25万以上。中日双方的总兵员合计超过100万。

在这场长达三个月的战争绞杀中,作为国军二十五军十三师三十七旅七十四团三营少校营长,杜鸣心的父亲杜源勋奋勇抗战,牺牲在上海宝山(当时属江苏省)保卫战战场上。

宝山全境位于上海市北郊,东临黄浦江,南跨蕰藻浜、走马塘南北,西与嘉定县相毗邻,北枕长江,扼长江与黄浦江之咽喉,是上海市重要的外围地区,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这是父子俩最后一次享受生活”

这年秋天,前方战事吃紧,杜源勋奉命率队开赴前线。

临行的前一晚,父亲带着小鸣心来到汉口剧院,观看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演出的京剧。当天演出的剧目杜鸣心已经记不得了,但京剧绚丽的服饰、动人而委婉的唱腔,给杜鸣心留下难忘的印象:“那天虽然戏散得较晚,可我一直被荀慧生先生柔美的唱腔所着迷,回到家里,没有丝毫睡意”。

这是杜鸣心最后一次和父亲在一起,也是父子俩最后一次在一起“享受生活”。第二天清晨,当杜鸣心还在睡梦之中时,父亲就匆匆辞别家人,赶赴抗战前线。

可是谁能想到,这一别,竟是让人刻骨铭心的永别!

在奔赴前线的途中,杜源勋曾给家里写过一封信。谈到途中的见闻,他写道:“靠近前线,看到无数家庭扶老携幼逃难的队伍,感到中国人民正遭受着深重的灾难。作为一名军人,保家卫国,责无旁贷……”杜源勋就是抱着这样一股强烈的爱国之心,慷慨奔赴战场参加战斗的。

父亲阵亡的消息,在一个深秋的夜晚传来。那天,邮局送来一封加急电报,报告了这一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杜母闻讯后,当即哭得死去活来。小鸣心在睡梦中被母亲的哭声惊醒,也和母亲一道痛哭失声。住在附近的街坊邻居们都来相劝,对失去家庭顶梁柱的孤儿寡母,给予深深的同情。

阵亡在淞沪抗战战场上

杜源勋在战场上壮烈牺牲的细节,是后来一位与父亲同一营的亲戚告诉杜鸣心的。

淞沪抗战,九十个血雨腥风的日夜,历经了攻、御、守、拼、退五个大的阶段。据黎东方所著《细说抗战》一书记载,这场“血肉绞杀”,双方的伤亡,依照孙元良将军的估计,日方是五万,华方为十八万人。

杜源勋所在的国军第13师,由第二十五军军长兼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率领,在战争防御僵持的最紧要关头,投入到淞沪战场。

8月19日,万部抵达上海境内,即进驻沪西广福一线,构筑工事,与日冠久留米师团对峙。一进入阵地,全师即与日军激烈大战。日军以其精良装备,趁万部立足未稳,连续发起猛烈进攻。十三师浴血固守,寸土不让,阵地失而复得者再四。激战经旬,至月底,双方伤亡惨重,敌寸步未进。由于装备差,在此次会战中,整师人员伤亡惨重,参战十多天后三个团垮了下来。全师13个营长近半殉职。会战结束时,十三师几乎损失殆尽,全师11000人参战,伤亡约9000人,只有2000人转入后方休整。

“面对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我们的战士们打仗非常勇敢。在战斗中,我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视死如归地向前冲锋,部队伤亡极其惨重。”在叙述这场战斗的惨烈时,这位亲戚这样告诉杜鸣心。

按照部队规定,只有团长以上的军官方可在二线指挥,营长及以下的军官必须亲自率队上阵地一线,半个月才能回后方休整。杜源勋率领74团三营冲锋在前,英勇奋战,成功地阻挡了日军的疯狂进攻。为此,受到上级嘉奖。半个月后,杜源勋回到后方休整,没有料到的是,刚上去前线的一名营长,两天后不幸阵亡。他主动请缨,再上前线。原来的阵地已经失守,杜源勋号召战士们不怕牺牲,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战士们奋不顾身地扑向敌人,最终夺回了阵地。

重新夺回阵地,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正当杜源勋在战壕里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日军一梭子弹打来,不幸正中喉咙。当时他就不能说话了,立即被担架抬到后方。临终前,他艰难地对身边的战友们说:“我没有什么牵挂,只是我的太太和儿子,请你们帮助照应……”。

应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之约,杜鸣心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我和我的父亲》,记叙了父亲为国献身的经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现在有关父亲的任何资料,杜鸣心身边都没有了,甚至一张照片、一封书信、只言片语。

长久以来,父亲杜源勋的形象,只能留驻在杜鸣心的心里。

杜鸣心说,家里原来是有两张父亲照片的,一张是父亲当连长时候的照片,他身着军装,抱着我。那时我大概才一岁左右。另外一张是他个人的,一身戎装,着少校军服,腰挎着一把马刀,非常威武的戎装照。这张留影的时间,大约是在1937年初。这两张照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因为受到冲击,就放在母亲那里让她保管,觉得放在她那里会比较安全。那时候,全国一片混乱,北京在不停地揪人,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这样的情景,让母亲整天提心吊胆,害怕得不得了。后来,形势越来越紧,惊恐万状的母亲就把照片给烧掉了。另外还有一封信,父亲在开赴前线的途中给家里寄来的。那封信,我的亲戚也给保留着。非常可惜的是,母亲也把它给烧掉了。现在,我这里父亲一点东西也没有留下,唉!这是国家的浩劫,民族的灾难,也是个人的灾难。

和记者谈及此事时,已经85岁高龄的杜鸣心痛心疾首,他连声哀叹:“文化大革命”让整个国家都疯了。很多人的命运悲惨。没保住父亲的照片和信件,这是我一生最遗憾的地方。我的孩子们,都没有见过我父亲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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