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从幕府智囊到带兵将军
1852年11月30日，太平军放弃围攻长沙，转而趋向附近的益阳。他们在洞庭湖边找到几千只可用的船，于是大军乘船越过洞庭湖，并在12月13日将战略要塞岳州攻克。此地最重要之处在于，它俯瞰长江和洞庭湖的交汇之处。在岳州，太平军获得了大量补给，其中包括诸多军事装备，据说，这些装备是当年吴三桂造反（1674—1678）时储备在岳州的，算起来储藏了长达175年，现代军事物资所能保存的最长时间纪录也许就出自此处。
乘船沿着长江而下，太平军抵达了著名的武汉三镇——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坐落在长江和汉水的交汇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2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汉阳，第二天，攻占汉口。太平军占领汉口之后，焚烧全城，然后渡过长江，到达南岸，围攻武昌城。1853年1月13日，在解决掉守军微不足道的抵抗之后，武昌易手。武汉由于倚靠长江和汉水，拥有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水陆两通的便利使得它成为当时中国最庞大和繁忙的贸易中心。更何况这里还是湖广总督的驻节地、湖北的省会。武汉的陷落使远在北京的朝廷陷入了一片恐慌。到此时为止，这是太平军起义以来所获得的最大胜利。紧接着，太平军计划北伐，直奔北京。
朝廷的无能懦弱、太平军用兵的机巧多变，都是使太平军能够夺取武汉三镇这一标志性胜利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人们很难接受的是，为什么长沙可以严防死守，打退太平军的多次进攻，而武昌非但不能如此，还让太平军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军事装备？同样让人们很难理解的是，为何太平军不在战略要地武汉三镇派兵驻守，而只是将其作为一个自己的根据地？
令人诧异的是，1853年2月8日，太平军集结了包括士兵、妇女、儿童在内多达50万人的部队以及成千上万的船只，离开了战略要地武汉三镇。他们沿江而下，所到之处均被抢掠一空。2月17日，太平军攻克九江；2月24日，打下了安徽省省会安庆；3月8日，太平军便到达了南京城下。1853年3月19日，仅仅用了11天，太平军便成功突破了这座重要城市的防守。3月31日，镇江失守。第二天，位于长江北岸的名城——扬州被攻下。太平军兵不血刃，就将这两座扼制着京杭大运河入口的城市抢夺到自己手里。总的算来，只用了52天时间，太平军就穿过了帝国的心脏，顺长江向前推进了约1,200里，自武汉到大运河之间，每一座位于江边的城市都成了太平军的属地。自从离开久攻不下的长沙，他们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有组织、有成效的抵抗，并且抵抗的强度随着路程渐远而变得更小。推进到大运河入口的名城扬州时，他们的状态看起来颇为良好，似乎能毫不费力地肆意驰骋于整个中国了。
在南京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开始出现了一些分歧，王爷们就下一步的行动路线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一些人希望挺进富庶的上海，另一部分则倾向于立刻掉转方向，进军北京。某些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情况做过深入研究，他们普遍认为，假设此时太平军趁军力强盛、士气高昂，动员全军直奔北京，这时候的进攻是朝廷投入到战场的任何军队都无法抗衡的，因此，清朝政府将会在中国境内倒台，满族人将会逃出关外，回到满洲。然而，天王出于对南京的喜爱，决定将都城设立在此。为了缓解内部矛盾、调和反对意见，他派林凤祥率领一支号称有7.5万人的部队北伐，直奔北京。
一场最富有戏剧性的战争由此开始。部队穿过安徽、河南、山西、直隶等省份，朝廷派来阻击这支部队的官军被一次次击溃在路途中。1853年10月28日，部队抵达了离天津不到40里的独流镇。因为军队给养不足、战士精疲力竭，又遭遇官军的顽强抵抗，他们被迫在这里停留，无法再向北京前进一步。后来，战场形势发生变化，他们开始后撤，先撤到山东，最终被击溃。而这时，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却变成了一个“学习与娱乐之城”。当太平军占领南京城的时候，这个城市拥有超过50万的人口。
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南京，还有苏州府，真正代表了美丽、上乘的文化，真正是体面与高雅、品位与时尚的代表。在我这个真正的普通人看来，在法国，只有一个城市算得上可以树立时尚、决定流行；而在中国，这样的城市却有两座。在中国，“流行”分为两个派别，一派是苏州府，另一派则是南京。两派中，到底哪一派占据相对的优势我们已经无从得知。至于中央当局所在地的北京，则只能享受无聊至极的垄断，只要与乐趣和品位有关的东西，它就没有太大的发言权。南京城说大不大，但是汇集了社会中的各色人等：画家、舞者、文士、杂耍演员、科学家、古董收藏者、名妓、医生。各种流派的艺术、科学和娱乐都在这座魅力四射的城市中穿梭。在这座城市，科学和艺术本身也是一种娱乐……
苏州府和南京是帝国悠闲的有钱人聚集地，他们走马灯一样穿梭于这里。在这两座流光溢彩的城市里，他们打发闲散的时光，拜访大学者的书斋，参观画家们的工作室。和我们一样，这些人也很热衷于闲聊；有时候也去秦淮河边，为名优们捧场；晚上，他们则在妓女和诗人的陪伴下，荡起一叶小舟兜风。猛然一看，江南还有几分像是成长在中国的意大利，这里流传的生命伟业就来源于诗歌和爱情。
父母们将自己的女儿养大，然后通过她们的姿色为自己谋利。有时放任自己的女儿进入红尘，有时将她们卖给家业巨大的官吏。凭借着灵巧的头脑和漂亮的脸蛋，她们身后永远会有一大票钱袋鼓鼓的追逐者，这使得她们几乎成了这个帝国之内最快活的女人。这些生活在南京的女人，不仅相貌在当时的中国是最漂亮的，内在也是最有涵养的。
……基本每个中国人都喜欢在水上进行娱乐活动，都享受让自己漂浮在水面上的感觉，否则他们总会多多少少觉得有些美中不足。所以，南京河面上的这些豪华游船永远都有人不分昼夜地光顾，在船上什么都做，吃喝抽嫖，玩累了就在船上摇晃着入睡。也有档次稍低的游船服务于那些手头不够阔绰的游人；但是，不会有真正的穷人行走在这块土地上。这片土壤永远会保持它的高产，在蔚蓝的天空下，到处都闪烁着辉煌的灯光；在清幽的河道边，伴随岸边阵阵的花香，碧水静悄悄地在竹阴下流淌。
太平军沿途走来，已经为自己的队伍补充了大量新鲜血液。在鱼米丰足的江南，他们会得到足够多的拥护者，但是他们不会在这块土地上获得能共同进退的同伴。在中国，凡是充满革命性的尝试，不论其本身是善是恶，都有着一份独特而不幸的特权。这份特权吸引了各色人等，这些人都已经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希望，期待这次尝试会带来某种使他们的处境得到改善的变化；但是在另一些地方，比如那些充满了舒适和温情的地方，太平军则基本很难获得非常多的追随者。所以，尽管太平军在一定程度上博得了大众的同情，但今后的战斗只能指望他们能够有效利用自己现有的军力。这些军力不仅要对付朝廷派来的一批批官军，还要同他们已经获得的权势所带来的腐蚀性进行对抗。(1)
这个城市就是天王精挑细选的首都。这个男人自己骄奢淫逸，却要求他麾下的人通通禁欲。为了限制自己接触宫墙之外的花花世界，他到南京后就立刻把自己锁在了深宫之内。被描述得那么欢快灿烂的特征在南京迅速消失，但是也有证据可以表明，在天王选定的这片区域里，依旧留存了很多这座历史名城所独具的气质。
在此之后，太平军挥兵北上，向朝廷展示自己的军力，清政府则被太平军的动作和实力吓呆了。国库连年亏空，军队软弱无能，并且这种软弱还不分满汉。还有一道障碍是清政府无法逾越的，那就是各个省份早就出现的分权倾向，这使得清政府很难再通过发布诏令集结一支官军，更难以从首都实施有效的指挥来打击太平军。面对这种形势，皇帝能做的只能是随机应变。为了集结各省军力，全力剿匪，一道又一道上谕指令从北京传出，但太平军的推进实在太迅速，当这些上谕到达当地濒临绝望的官员手中之前，太平军已经扫荡过这些省份，去到其他地方了。紧随而来的是另一道上谕，这道接踵而来、载着雷霆之怒的上谕，给倒霉的帝国官员们带来了极为严厉的处罚。“总督和钦差一个个倒下，并非在战场上战败，而是被皇帝诏书可怕的判决所击倒。”(2)很多高级官员都因此丢掉性命，但太平军的不懈推进不会因为官员的死亡、皇帝严厉而繁多的上谕就停止不前。从军事和经济上来说，清政府已经破产了。政府已经完全乱套，似乎连苟延残喘都显得极为艰难。
在太平天国运动早期，也就是太平军还在广西的时候，朝廷与之作战依赖的是正规军队，这些军队包括汉军绿营和满族八旗兵。朝廷从广西广东两地抽调常驻的军队，甚至还从湖南抽调了一部分军队，而这些到广西和太平军作战的军队指挥官都是满人高官。现在很难统计当时派上广西战场的军队数量。本书在一般情况下不陈述双方投入的军事力量，其原因在于，虽然官军和太平军都曾做过人数统计，但他们得出的结果都不能让人满意，本书所引用的数字，也大都只是粗略的概数。然而，为了保持一定的客观性，并更好地认识战争的规模，还是有必要偶尔提及一些军队人数。
在太平军到达南京时，理论上而言，他们途经的那些省份中的正规军队，总数应有20万人，其中包括19万汉人军队以及1万满人军队。(3)然而这些部队散布于各个省份之中，每个省的省级官员负责指挥本省部队，并且只负责本省防务，对邻省的问题不愿多管。将军队从广东调入湖南的权力只属于皇帝，而不属于任何一个军官。而在这些部队到了别的省份时，依旧作为独立的作战单位而存在，其指挥官依旧是本部队军官。朝廷并未任命一个总司令并给予其相应权力，即使其能调动各个省的正规军以共同应对太平军的权力。当太平军从广西转战到其他地方时，每个省都只能各自应战，各省联合抗敌的事从不曾出现。朝廷创造这项体制的本意是为了防止各省军力威胁中央，却也使各省军队在百姓暴乱面前无能为力。
太平军的数量更是只能估计。对于攻占南京时的太平军数量，密迪乐给出的数字为6万到8万之间，(4)盖勒利和伊万则觉得应该是5万。(5)作为当时的观察家，他们给出的数字都比较权威。可是，在太平军正式组织的队伍之外，还有数千平民自广西就追随在他们身后。太平军受到机会和时间的制约，未能组织起这些人，也没办法以军纪管束他们。大概是在占领南京以后，对这几千人的整编就立即开始了。北伐军的数量是7.5万。另外，为了重新占领他们一路上占领又放弃了的城市，他们还派了一支队伍逆江而上。此外还有两支队伍，一支进入江西，一支深入安徽腹地。
攻占了南京以后，在人力上太平军显得很是宽裕。然而，武器装备和队伍训练的不足却制约着他们。他们使用的武器装备都是中世纪甚至是古代的，当然官军的装备也跟这差不多。太平军大部分部队的纪律都可以控制，在这方面朝廷拍马难及。从广西离开以后，太平军对军纪也有所松弛。随着队伍的不断扩充，那些从永安时代就是太平军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军官的，虽然其中有很多人并不具备担任军官的能力。这些“资深太平军”的数量大概是1.2万。
满人军事上的无能在太平军的北伐进攻中再次展现。为了保卫京城，政府在直隶省部署了大量正规军，约有14万名满洲旗人和4.9万名汉人士兵，理论上，还有6.2万名汉人正规军在太平军途经的山东、山西和河南等省。此外，远在蒙古的郡王僧格林沁还在皇帝的命令下带领着他的武士们千里迢迢赶来保卫京城。据说，在距离首都300里的地方成功阻截太平军的就是这位蒙古郡王。我们所了解到的是，南京方面至少给过北伐军一次增援，(6)但是官军的连续拦截和远途长征所带来的消耗是这次攻击遇到的最大阻力。并且，华北并不像南方和长江流域那样能给太平军补充大量的新鲜血液。
直到1853年年底，天津以南仍然有大量北伐军在阵地上坚守；从南京派来增援的太平军部队实际上已经穿过了安徽全境，而江西的大片土地已经落入了太平军手中，武昌以下，所有位于长江沿岸的城市已经被再次占领，江西省省会南昌正在受到太平军围攻。整个1853年，没有任何一场胜仗是属于官军的，他们能做的只是想方设法通过围困的方式，让太平军的北伐部队从精疲力竭到困顿死亡。而同时，清政府财政上的损失和混乱所造成的亏空规模，并不比军事上的溃败小多少。
腐败的清廷在财政、调度和军力上出现全面破产。为了挽回时局，各个省份只能联起手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协调。但大多数状况都让他们手足无措，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最初的打击也显得太过沉重了点。不过我们可以发现，湖南省的整个状况跟其他省份有明显的不同。该省的政府和人民决心力挽狂澜，迅速组织起队伍，用自己的示范作用和力量来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朝廷。
之前我们提到过，在太平军初次进入湖南的时候，曾经在蓑衣渡被官军伏击，这支军队是江忠源指挥的2000名民团。后来，在解围长沙的战役中，这支民团的贡献尤其巨大。由此，指挥官江忠源得出了一个结论：相对于正规军来说，民团有着更大的优势。省级政府被他的观点所启发，朝廷也最终被点醒：想要真正恢复国内秩序，除了满洲旗人和正规军，还需要依靠其他方面的力量。虽然太平军后来离开了湖南省，但他们的到来在这个淳朴的省份中掀起了盗抢之风，湖南省内几乎每一个地区都有暴动发生。在镇压盗抢行为的过程中，江忠源这支看起来小小的民团部队又立下诸多战功。此后，省政府开始组建新一批的部队，逐渐将省内比较重要的地区的情况稳定了下来。
彼时，在湖南中部的湘乡，曾国藩还在家中为逝去不久的母亲守孝。他在京城中的声誉极佳，已经在学术上建立了足够的声望，还在首都的部级机关中积累了许多周旋官场的经验。因为他本身是一名翰林学者，所以虽然他毫无军事经验和军事素养，但对他来说并无不妥。可是，1852年年底，一道北京来的命令到了湖南巡抚手中，命令中写道：皇帝指示赋闲在家的在籍侍郎曾国藩协助组建新军队，负责湖南志愿兵的招募及组织。(7)
1853年初，曾国藩开始着手这个任务，招募并组织起一支志愿军，后来战功显赫、声震全国的“湘军”就是这支部队。
这个任务对他而言非同寻常。最开始，他不得不和旧军队的特权阶级竞争，其次，由于在一个古老的国度中，任何新生事物都注定会遭到普遍且强烈的反对，他需要向这些反对的声音做出合理的解释。但让人欣慰的是，在这一年中，他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在组建队伍的这段时期，发生了大量与土匪的战斗，队伍则在战斗中得到了磨炼，队员都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湖南人，曾国藩觉得，应该首先稳定湖南省内的局势，再让这批新建立的军队和太平军交战。他敏锐地察觉到，即使他带领部队离开湖南在外省作战，他的资金和兵员补充都还是得依靠身后的湖南省，有了湖南的支持才能维持军队的战斗力。在那一整年里，京城不断催促，希望他出兵镇压东边的太平军，但曾国藩始终按兵不动，直到在湖南将进军前的全部准备工作做好。当时，江忠源已经被提拔为安徽巡抚，他带领着他的那支小部队前往长江下游，在江西与太平军作战。在第二年年初，兵败于太平军之后，他选择了自杀谢罪。在前期与太平军进行的作战中，唯一表现出了杰出军队指挥才干的官员就这样与世诀别。
在太平军围攻长沙城时，左宗棠曾经担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军事顾问。之后，张亮基因功勋卓著被提升为湖广总督，继任湖南巡抚的是骆秉章。1853年2月，太平军撤离武昌，张亮基带着左宗棠前往武昌走马上任。他多次向皇帝举荐左宗棠，希望能给予他一官半职，结果朝廷给了左宗棠一个知县的头衔，而不是他所希望的官位。张总督曾经说，他只会完全依靠包括左宗棠在内的三个人，左宗棠的能力在于，总督衙门中的任何公务他都可以打理得很完美，张亮基不用为此花费过多心思。后来，张总督联名骆秉章向朝廷再次举荐左宗棠，这次京城给了他同知直隶州的官职，但左宗棠推辞了这个职位。1853年秋季，张亮基调任山东，湖广总督由吴文镕继任。之后，左宗棠在11月份回到了湖南老家。我们已经无法考证，究竟是左宗棠不愿意为新上司效力，还是吴文镕没有留住左宗棠。《年谱》对左宗棠推辞直隶州同知一事没有给出合适的理由，不过我们似乎可以在第二年他给曾国藩助手刘霞仙写的信中看到他对此事做出的解释。他觉得，那个职位对自己来说未免有些大材小用。左宗棠总爱把自己比作诸葛亮，所以信中也提到了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的偶像诸葛亮，只不过使用的是另一称呼——武侯。信中这样写道：
来示谓涤公（曾国藩）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大非相处之道……吾欲做官，则同知直隶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后为官耶？且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同知较知县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
实非素愿。知府则近民而民不之亲，近官而官不禀畏。官职愈大，责任愈重，而报称为难，不可为也。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非积怨深仇，断不至是。涤公质厚，必不解出此，大约必润之（胡林翼）从中怂恿，两诸葛又从而媒孽之，遂有此论。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诸我，尤非所堪。两诸葛懵焉为其颠倒，一何可笑。幸此议中辍，可以不提，否则必乞详为涤公陈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戡定，再议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8)
此时，骆秉章听闻左宗棠赋闲在家，便写了封书信给他，希望他能作为首席军事顾问辅佐自己。初次邀请被左宗棠婉言谢绝了，但骆秉章紧接着第二次盛情邀请，左宗棠于是就接受了这份工作。与此同时，1854年初，太平军再次袭击湖南北部。这次他们是有备而来，对军事顾问左宗棠也有耳闻，为此还专门带了一队人马搜查了左宗棠曾经隐居的地方。左宗棠听说此事，立即携带家眷逃到省会长沙暂避风头。1854年4月5日，他正式进入巡抚衙门，担任湖南巡抚的首席军事顾问。
当年曾国藩在湖南募集新军时，曾经和湖南省当局产生不小的矛盾。当时巡抚对全省的匪患非常焦虑，为了防守长沙，他授意候补官员王珍到民间召集一支志愿军。曾国藩和王珍在此事上发生了矛盾。王珍和左宗棠是挚交好友，所以，左宗棠在这场冲突中的立场似乎站在了王珍这一边。甚至，王珍有可能私下谋划过取代曾国藩，而由自己来组建这支湘军，曾国藩显然不会与王珍建立和谐的关系。因此，将来一天曾国藩将这种负面情绪带到王珍的朋友身上，也就可以理解了。
黑尔说，1854年春天，长沙周边频繁发生战斗，王珍也参与了其中一场规模很小的战斗，战果是击毙了大约30名太平军战士，而王珍却将这个结果上报为一场大捷。“当关于这场战斗的联衔奏章起草完毕之后，曾国藩仔细审读了文件，并在上面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在呈送朝廷的最后一版正件上，左宗棠对奏章的内容做了一定增删。在他对奏章进行的修改中，为朝廷描述了一场莫须有的胜利。这个行为让曾国藩极其愤怒。”(9)
其实我们不难理解，在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时，再微小的胜利对于一个摇摇欲坠、朝不保夕的政权而言，都是一场值得庆祝的大捷。而人们性格中最为常见的秉性不过是夸大偶像的成功，然后缩小贬低所厌恶之人获得的成就。在曾国藩和王珍朋友的眼中，这场战役的结果很可能极为不同。可是，左宗棠这么一件小事，曾国藩似乎从来都没有忘记。
这件事也是左宗棠和曾国藩关系失和的开始，10年后，两人关系的不和谐到达顶点。在湘军将南京收入囊中之后，激烈的争端爆发在这两个优秀的湖南人之间。1854年6月26日，太平军的部队从南京溯江而上，攻占了湖北省会武昌。当时在湖南，各地的会党已在湖南频繁活动了好几个月，湖南省当局和曾国藩用尽一切努力对会党活动进行镇压。4月份，曾国藩曾经试图当一次前线指挥官，但太平军将他击败了。事后他极其沮丧，曾两次试图自杀以雪耻。他觉得自己不适合在前线当部队指挥官，所以也不再尝试现场指挥战斗。但他还继续作为领袖领导湘军，到当年秋天，曾国藩已经成功将湖南的不安定因素肃清，转头向战略要地武昌进军了。1854年10月14日，湘军宣布占领了这座重镇以及位于江北的汉口和汉阳。这是清政府与太平军作战四年以来真正意义上的首次大捷。胜利后的曾国藩集结军队向太平天国首都南京进发，这么多年来，北京政府首次感受到了希望的曙光。
但是，对猛烈而成功的军事行动来说，政府僵化的体制是一个太过沉重的负担。曾国藩作为湘军的总司令，他的权力也仅限于指挥这支纪律严明却人数有限的湘军。对各省的官员他都没有权力干涉，只能凭一张嘴试着去说服他们。从武昌离开之后，为了进入南京，曾国藩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不过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他最大的功绩在于，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决心，也未曾失去过对成功的期望。
曾国藩从没放弃过努力，他的目标直指南京。与太平军的战斗中，他一次次地失败，他的大业似乎已经无望完成，但他的优点就在于无须别人的警示鼓励。虽然人们实在很难钦佩他的军事才干，但他凭借毅力和精神赢得了当时最高的崇拜与景仰。只是，曾国藩从来都把自己当作一个文官，并不曾以军人自命。
在致力于剿灭太平军的漫长年岁中，曾国藩的人格成了忠君报国精神的凝聚点，他本人也成了抵抗太平军的精神象征。1860年，他被朝廷任命为两江总督，其管辖的区域包括江西、江苏和安徽三省，他的身份和地位才开始变得有几分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成了帝国整个军队的最高指挥官，然而由于政治制度的原因，各种权力交错，让权力界限模糊不清。为了能让各省官员倾力合作，他不会对官员们使用指挥棒，而主要是凭借自身的才干去说服他们。朝廷开始时对他极其不信任，并向武昌派遣了监视曾国藩及其汉人同事的满族官员。
曾国藩从武昌离开，一直到他攻下南京城的军事行动全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真正的拼图游戏，这场游戏几乎超出了西方人所能想象的范围。这一时期，最让人觉得难以理解的情况之一便是，政府的军队从来不曾远离南京，一直在南京城的周边徘徊，偶尔还会将断开的包围圈弥合起来。但是，太平军在南京却如入无人之境，肆意进出，大范围地践踏周边各个省市，狠狠地打击着清政府的军队，还拿下了好几百座城市。包围在南京城外的官军被他们多次击败，但这些军队从来没被彻底击溃。官军如同苍蝇死缠着一罐蜜糖一样，总是撤退后又快速返回南京周边。
对太平军而言，他们从来就不缺兵源，并且一直在战场上常年保持着数量庞大的有生力量。但让人惋惜的是，这场有凝聚力、目标极其明确的造反运动，逐渐发生了改变，沦落成一个向百姓巧取豪夺的借口。在攻打内地的第一时期，他们短时间内就失去了三个伟大而智慧的领导者，这个巨大的损失使得他们缺少一个建设性的纲领，本来，在他们最初取得一定的军事胜利以后，这个纲领就应该被制订出来。莫尔斯如是说：
我们从未听说一个政权没有任何形式的官僚机构，但是太平天国就没有，即使在南京也是如此。它征税是为了供养军队和宫廷，征税的方法也很简单，收什么决定于看见了什么。公共谷仓和金库中能找到的粮食和钱币可以支持一段时间的需求，但这种坐吃山空的方法，总有一天会无法满足需求，接下来，剥夺本国的个人财富就是可以使用的资源。于是太平军的出征目的变为攻下和再攻下一座座城市，除了几座军事要地，大多数城市都攻而不占，只是每攻下一回，必定将城市洗劫一遍。在国内，他们向各个方向全面出击，1853年到1859年间，他们打遍了江西、安徽、湖北3省，还打到过江苏西部，将富人们可以携带的财富统统搜刮带走，运到首都南京或者其他驻守太平军的城市。而接踵而至的官军又把太平军们抢劫残留的东西拿走了。国家被严重破坏，元气大伤，财富被肆意挥霍，这个帝国一度最为繁华富庶的城市郊区，竟然成了众多野雉的筑巢之处。(10)
在这段动荡不安的时期，湖南巡抚骆秉章一直将左宗棠留在身边当幕僚。对左宗棠而言，他只是湖南巡抚邀请的首席军事顾问，并没有实际的官位，因而中国官员的花名册上也没有他的位置。但他并不为此沮丧，而是想方设法使自己从小小的顾问成为一个重量级人物。左宗棠后来回忆说，最初，骆秉章对他还怀有挺强的戒备心理，但短短一年时间不到，情况就变成了骆秉章一遇到事情总要向左宗棠征询意见，而左宗棠的建议基本都会被照单全收。梁启超评价说，骆秉章只是一个能量不大、才干平平的巡抚，他不大情愿担负职务重任，常年沉迷于胭脂粉黛，对那个阶段的湖南来说，左宗棠才是真正的巡抚。若这个情况属实，那么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候，湖南省实际上拥有全国最好的巡抚，这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身处这种特殊状况中，自然会有特权官僚阶层的官员们嫉恨左宗棠。事态的严重性还在于他天生的坏脾气没有些许好转，于是一种议论很快流传开来，人们都在传言说，一般人很难和左宗棠相处好。皇帝耳闻这些事情，开始向臣子们询问左宗棠的有关情况。终于有人再次向皇帝力荐左宗棠，这是一位御史，他在奏折中写道：“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湖北巡抚——原注）诸人。”(11)
一次，郭嵩焘进京面见天子，皇帝知晓两人曾经是邻居后，便向他询问了很多有关左宗棠的问题，包括他的秉性和能力，还有为何与同事合不来的情况。对左宗棠的能力，郭嵩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也对他的脾气颇有微词。他说，左宗棠不肯通融，傲慢自负，直言无忌，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和他融洽相处，似乎最近骆秉章和他的关系就很不错。
皇帝则说，他对左宗棠这个人很有兴趣，非常想起用这个人，对于他的坏脾气也不是很在乎，只是不知道什么官位会比较适合左宗棠的能力发挥。皇帝还担心，既然左宗棠很快就要满50岁了，年纪将会成为他为国效力的阻碍，可能他能为朝廷所用的时间不长了。
但事实上，这些年来，左宗棠为了国家一直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了支援湘军，他竭尽全力，正在江西和安徽作战的由曾国藩指挥的这支部队，实际上是由湖南省在独力支持着。对于左宗棠的贡献，曾国藩也十分感谢。1856年，他在给皇帝的一份奏章之中极力推荐左宗棠，将左宗棠的满腔忠诚和保障后勤的巨大贡献全部写进了奏章中。
曾国藩的举荐，使左宗棠终于获得了兵部郎中的职务，并被赏戴花翎。
还有一位老友胡林翼也从没有放弃过任何举荐左宗棠的机会，通过他在官场中的影响力，为左宗棠谋得了一个战地前线指挥官的官职。但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隔膜并没有消除，这两个男人因本身气质不同，也绝不会有融洽相处的可能。曾国藩手下的这支新军需要听话的手下，而对于左宗棠的秉性，曾国藩也甚为了解，因此，他对将左宗棠任命为指挥官加入湘军颇为犹疑。左宗棠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才依旧在湖南巡抚衙门里待着。
然而，1859年，左宗棠因为一个事件被迫从骆秉章的幕府离开。事情是这样的：在左宗棠的强力干预下，一名庸官被撤了职，但此时的左宗棠已经树立了太多对头，他的敌人们就将此事充分利用起来向皇帝告状，说现在的湖南巡抚不过是左宗棠手中的一个工具，事实上形同虚设。皇帝下诏就此事展开调查，左宗棠则奉诏前往武昌，接受清廷讯问。对左宗棠来说，这件事极为不利，如果不是胡林翼当时是湖北巡抚，为了力保左宗棠直接求情于总督，那这件事可能不会中途作罢。
这时的左宗棠决心再次参加科举，继续向第三学位发起冲击。1860年2月，他离开长沙，于湘阴老家逗留数日后就出发去了北京。3月24日，他走到湖北襄阳时，接到了湖北巡抚胡林翼的来信，请他去商讨战事，地点在安徽宿松，这是当时曾国藩设立的总司令部所在地。于是左宗棠又一次从前往北京的路上返回，从汉口转道宿松，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离开曾国藩的大营。
胡林翼信中提到的战事是对安庆进军的方案。会议上，左宗棠毛遂自荐，要求带领一支部队前往攻打安庆城。曾国藩却拒绝了左宗棠的热情请求，他跟左宗棠说：让你去前线指挥部队作战，恰如画蛇添足。(12)
整个帝国此时面临着战场形势急转直下的局面。在南京周边包围的清军受到太平军展开的一次猛烈攻击，而这次攻击则将他们一举击溃。然后太平军奔袭浙江，在安徽南部打了好几个胜仗，对江西省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更何况这个时候还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和英国集结了可调用的所有力量准备发动1856年至1860年以来针对北京的最后攻势。而太平天国第一批王爷中硕果仅存的石达开则威胁着天府之国——四川的安全。
1860年春天，朝廷不断催促曾国藩，希望他能在与太平军的战役中做出点成绩来。这份诏令使曾国藩坐立不安。处于困境急需翻身的曾国藩终于听从了胡林翼的建议，授权给左宗棠，让他自行组建一支部队前往战场。同时，胡林翼直接将此事上奏朝廷，皇帝下令，同意左宗棠在湖南省内招募军队5000人，前往江西和安徽前线作战，并将他委任为湘军司令曾国藩的助手。1860年6月26日，在长沙，左宗棠终于接到了这份期盼已久的上谕。
在接到上谕之前，左宗棠已从宿松回到湖南。6月23日，他抵达长沙，随即就着手招募队员，组建部队。他先后向几位友人写信，邀请他们加入自己的部队。他选择的参谋长是王珍的哥哥王开化，副官长是杨昌浚和刘点。这支部队招募到的官兵人数和分配情况如下：
王珍旧部，1,440人；
4营官兵，每营500人，共2,000人；
4个总哨，每哨320人，共1,280人；
卫队，200人；
总计4,920人。
1860年7月21日，这些官兵在长沙城外集结完毕，开始了正规训练。此时，四川的局势令朝廷十分恼怒，询问湘军司令曾国藩：四川的局势派左宗棠去处理是否合适？一年之前，也有类似的恐慌发生在四川省，那时候，皇帝派去救火的是曾国藩。现在，曾国藩用同样的理由阻止了朝廷下达派遣左宗棠前往四川的诏令。曾国藩说，四川是个人口众多、富庶丰饶的省份，完全可以依靠本省的力量打败太平军。对四川来说，左宗棠的军队也就5,000人，帮不了什么大忙，但是如果把这支军队派到江西，却能对江西的局势起到决定性影响。于是朝廷听从了曾国藩的建议，下达旨意：左宗棠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对部队的训练，然后带领部队前往江西。1860年9月22日，左宗棠离开长沙，带领他那仅有5,000人的小部队开赴江西南昌。
在左宗棠终于踏上军人道路的时候，按照中国人的算法，他已经49岁了，就算是按照西方人的算法，也已经有48岁了。对于一位将军来说，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年纪已经有些超龄。可是，左宗棠还是开始了自己真正的带兵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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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盖勒利与伊万：《中国叛乱史》，第236—240页。
(2) 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447页。
(3) 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4—12页。
(4) 《中国人及其造反运动》，第173页。
(5) 《中国叛乱史》，第220页。
(6) 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85页。
(7) 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147页。
(8) 《左文襄公书牍》，第2卷，第28页。
(9) 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164页。
(10) 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2卷，第454—455页。
(11) 《年谱》，第2卷，第14页。
(12) 《年谱》，第2卷，第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