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教主”洪秀全
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写过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然而关于这场运动，尤其是对于运动的早期情况，依旧没有得到清晰的梳理。如同历史上别的运动一样，它的发起者本身都没什么名望，然而有着非凡的领导才能。就目前披露的关于运动初期的材料来看，宗教似乎是这场运动最初的推动力。然而，一旦宗教这项工具的潜能被这些发起者所认识，他们就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别的意图上，运动的性质也就从宗教转移到了政治斗争上。推翻清政府成了运动的目的。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帝国人口最多、财富最丰的很多省份被践踏、蹂躏，众多人民被迫面临无数的死亡和惨剧，任何类似的国民经历都不会比它更有悲剧性。
当时的中国还在道光皇帝的统治之下。整个国家在当时的很多国民看来，已显露了诸多王朝衰败的征兆。在这段特殊时期里，帝国的局部地区总会此起彼伏地传来造反的呐喊声。广西在这些出现造反运动的地区中显得最为抢眼。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确定，在那个特殊时期，当局是否从未掌控过该省的局势。此后，运动的规模日益壮大，尤其是在1820年、1832年至1834年、1836年这几年间。这个时候，远在北京的朝廷也终于了解到了这些情况。第二次运动在这一系列运动中显得较为突出，波及较广。这次运动的首领赵金龙不仅做出了黄袍加身的僭越之举，还将“金龙王”三个字绣在了袍子上。(1)据报告，造反运动虽然都被镇压，然而各地的造反依旧此起彼伏，这说明当时的清政府对于造反运动并不能有效根除。
农民运动的频繁发生部分是由于当时全国糟糕的形势。人口的大量增长对耕地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纵观19世纪，当时全国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顶峰。根据帕克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1852年时，全国的人口总数为4.32亿，相比前100年的数据，这段时间帝国人口数量剧增了2亿多。要知道，在中国，统计人口数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得到普遍认同的一点是，中国的人口数量在1750年到1850年的100年间大约翻了1倍。但粮食的供给没有伴随人口增长而提高。单位耕地粮食的产出量没有较大地提高，有效耕地的面积也并未出现大量增长。
有一部分人的观点是，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为了争夺土地而发起的运动。虽然我对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兴趣不大，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土地保有权体制，这个体制的特点在于，它不会限制土地提高它的产出能力，也不会与其他国家的地产业一样，大面积占用生产用地，从而导致生产用地大缩水。当时的问题依然困扰着现代人：可供利用的土地，能否在不考虑土地权保有体制的情况下，通过足够的粮食产出来满足这么庞大的人口温饱问题？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前，我们无法证明中国的富人们是否变得更富，但可以肯定的是，穷人变得更穷了。
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造就了一批特殊人口，他们的人权被剥夺，并且最容易被动乱和暴力等危险因素所伤害。但是，虽然经济的贫困和生活的不幸是最容易让人从困苦中奋起而加入反叛的因素，不过，仅仅这些因素并不足以让这部分人拿起武器。在中国西南部，比起很多没有发生暴乱的地区，这里的经济状况并没有那么糟糕。至少，在太平天国运动影响到这里以前，并没有出现很大的经济上的差别。
居住在广西和广东的居民比起生活在华北和华中地区的人来说，略微有一些特别。他们的人口构成更为复杂。尤其是广西地区，人口中有大批的客家人、苗族后代，还有部分是土著居民的遗民。而这个地区对满人的敌意非常强烈，并且从未停止。敌意的浓烈程度甚至超过了18行省中的其他任何一个省份。自乾隆时代以来，全国开始出现众多秘密结社，有一个叫“三合会”的组织是其中最强大的。而在两广地区，这个组织所拥有的成员尤为众多。
还在康熙统治时期，“三合会”就已经建立了。它的目的是反清复明，成员们都发誓要完成这个心愿。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他们提供了一些协助，但此后不久，便跟太平军分道扬镳了。但是，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三合会”的造反活动从未停止。大力参与太平天国运动发起的似乎还有另外一个会党，据说，这个会党的创始人是郭士立博士，他是当时著名的独立汉学家和传教士。“在中国，他创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叫‘中国会’，具有秘密结社的性质，其目的是要将中国人变成基督徒，而手段是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宣传和影响。”(2)早期太平天国运动与这个组织之间的具体关系我们并不完全了解，但不管怎样，可以看到的是，太平天国所依赖的思想基础，是一个在中国经过演变的、特殊版本的基督教。
发生在1839年至1842年间的中英鸦片战争，是另一个推动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中华帝国的军队在广州被英军击溃。洋人在广州的所作所为早就让百姓产生了不满情绪，当他们看到一小撮可恨的洋人击败并羞辱了这个帝国最高的官僚们时，早已表露出来的反朝廷情绪在这个地区、这个时候便大大高涨。政府将自己的腐败和软弱表现得如此明晰，在整个华南地区，民心的丧失犹如高空跌落的瀑布般不可挽回。政府的领导层加上地方官员，不论官位高低、资历深浅，此时此刻，面对很快就会在中国爆发的问题全都束手无策。在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如果能够有幸生活在康熙或乾隆时代，有那样强势的皇帝极具号召力的鞭策，一定会展现出自己独特的能力，但他们生在这个时代，没有那样的幸运。
对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来说，现在的形势非常有利。但是，条件虽然非常有利，却还不足够成熟和充分。为了给这场运动带来明确的组织方式和奋斗目标，我们还需要等待一群或一个优秀的领导人物的出现。时光流逝了几个年头，这些期盼已久的领袖们才渐渐崭露头角。如果这些领导才能平平，如同多年来爆发在帝国各个地区的其他暴动一样，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最后只会是一场规模很小的零星骚动。如果这些领导的行政才干再强大一些，组织的凝聚程度再高一些，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将会成功地推翻当政朝廷。对这场农民运动来说，所有带有倾向性的因素都对他们有利。但是，机会和领导力量的不对称，导致这场运动最后由一场大变革衰退成了可怕的失败。
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在民间：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领导人物，当初是一个立志求官的学者，但他也同左宗棠一样多次落第，没有通过朝廷设立的第一学位的考试。某一天，一位游荡在中国的传教士给了他一些小册子，册子上印了许多基督教的宣传资料。失意中的洪秀全懒得将这些宣传品仔细读完，不过还是把它们带到了自己家里，只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些册子都被束之高阁。后来，一场重病让他陷入了昏迷，迷迷糊糊中，他看见了对他敞开的天国大门，这种状态下的他还发生了一些奇遇。苏醒过来之后，他开始深信自己肩负着天国的使命，开始有了要在人间完成这些使命的紧迫感。这些基督教小册子开始派上用场，他仔细阅读了这些基督教宣传品，为梦中那些幻象在现实中找到了合适的寄托，并为其赋予了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他被册子中的故事深深打动，相信耶稣基督的弟弟就是自己。在此之后，他便开始出门布道，履行起自己在人间的使命。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名叫李秀成的人。在太平天国略显动荡的后期，他以“忠王”的名号著称于世。他还写过一篇自传，题为《太平天国始末》，通常被人们称为《忠王自述》。写作此书的时间很特殊，那些日子他身陷囹圄，等待着被帝国的官员处死。他曾经跟随太平军从中国南部的广西一路打到后来的首都南京。所以，他在描述这场运动的始末时，文字是比较有趣的。至少，依照太平军的看法来说，他的这些记述可以说有相当高的准确度。在书中他这样写道：
时逢甲子六月，国破被拿，落在清营，承德宽刑，中丞大人量广，日食资云。又蒙老中堂驾至，讯问来情，是日逐一大概情形回禀，未得十分明实，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写明。自我主应立开基之情节，依天王诏书明教传下，将其出身起义之由【诏书因京城失破，未及带随】，可记在心之大略，写呈老中堂玉鉴。我一片虔心写就，并未瞒隐半分。
一将天王出身之首，载书明白。
其在家时，兄弟三人，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天王名洪秀全，同父各母，其父名不知。长、次兄是其前母所生，洪秀全是后母所生。此之话是天王载在诏书，教下屡屡讲讲道理，教人人可知。长、次兄住家种田。洪秀全在家读书，同冯云山二人同窗书友。
有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道光十七年，1837年——译者注）之病，死去七日还魂。自还魂之后，俱讲天话，凡间之话少言，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俱不敢拜别神。为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
天王是广东花县人氏，花县上到广西浔州、桂平、武宣、象州、藤县、陆川、博白，俱星罗数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内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将此之蛇虎咬人、除灾病，惑教世人。是以一人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
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即秦日纲——译者注）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以外，并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各实因食而随，此是真言也。
欲查问前各王出身之来由，特将前各王前后分别再清。至东王杨秀清，住在桂平县，住山名叫做平隘山，在家种山烧炭为业，并不知机。自拜上帝之后，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其实不知。天王顶而信用，一国之事，概交于他，军令严整，赏罚分明。
西王萧朝贵，是武宣县卢陆峒人氏，在家种田种山为业。天王妹子嫁其为妻，故其重用，勇敢刚强，冲锋第一。
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北王韦昌辉，桂平县金田人氏，此人在家是出入衙门办事，是监生出身，见机灵变之急才足有。
翼王石达开，亦是桂平县白沙人氏，家富读书，文武备足。
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在家与人做工，并无是乜（粤语方言，什么——译者注）才情，忠勇信义可有，故天王重信。
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劝化。在家之时，并未悉有天王之事，每村每处，皆悉有洪先生而已。到处人人恭敬，是以数县之人，多有敬拜上帝者此也。
自教人拜上帝之时，数年未见动静，自道光廿七八年（1847—1848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
道光卅年（1850年）十月，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此之天机变化多端，实不详周，是以拜上帝之人格而深信了。(3)
和其他所有农民运动领袖的情况相同的一点是，我们想要准确描绘对天王的印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有关这位天王的传说各地都有流传，其间产生了很多版本。据说，他曾经遇到了一个算命先生，那是在他第一次进京赶考的路途中。这位先生对他说，不要浪费时间在考试上，因为他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大人物，绝不可能通过考试获得令常人羡慕的学位，他的使命只能靠自己独立完成。逐渐地，他开始深信自己拥有这样的宿命，也不再费心劳神地试图改变生命的既定进程。克伦威尔的那句座右铭，或许他无法理解：“相信上帝，同时让你的火药保持干燥。”
某些中国人在野史中也叙述了整个太平天国运动的始末。根据这部分史书资料记载，洪秀全在考试多次失败之后，对天下大势进行了一些分析，他发现满人的统治力量处在急遽衰退的时期，制度腐败，军备废弛，官员们无丝毫进取之心，治下百姓连基本温饱也不能满足。于是，他萌生了一个想法，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他认识了一个名叫朱九俦的男人，并同他交往密切。朱九俦组织了一个名叫“上帝会”的秘密结社，目的是为了反清复明，对外宣传是为了广泛传播基督教教义。读者们也许会产生联想，前面提到的传言由郭士立博士创立的中国会或许与这个结社存在什么特殊的联系。朱九俦与洪秀全成了挚友，这时候同他们在一起学习的还有冯云山。不久之后，朱九俦就离开了人世，上帝会的会员们都推举洪秀全接任他的教主地位，继续带领上帝会。朝廷对当时宣传基督教教义的组织怀有敌意，而后又听说有这么个组织，便派人前去缉拿首领洪秀全，但是洪秀全在听闻风声后已经逃到了香港。
在香港躲避追捕的日子里，他跟随着一位英国传教士学习，之后在冯云山的陪同下一起前往广西。其中有一段时间他们待在一个叫鹏化山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劝化了若干信徒。这时，在桂平镇的曾玉衡家里，洪秀全还得到了一个教书先生的职位。在桂平镇教书的时间里，他招徕了五个人，为自己的事业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而这五个人的才干也将这场运动推向了高潮，使太平军能够北进，扎根于南京，与清朝在中国分庭抗礼，而洪秀全也得以登上王位。这五个人就是著名的“五王”——杨秀清、萧朝贵、秦日昌、石达开和韦昌辉。这些人与冯云山一道，最早参与了他的秘密使命，是他最为忠实的信徒。
在此之后，洪秀全经常会进入迷幻状态，似乎在接受上天赋予的神奇启示。这些现象开始被数量越来越庞大的追随者们视为超自然的存在。这段时间里，广西还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伴随饥荒的则是四处风行的盗抢行为。
洪秀全在此时已经有了大批追随者，杨秀清和冯云山把这批追随者组织起来，组成了一支军事力量，名为“防盗民团”，并且还筹集了大量资金。这让桂平的知县开始对洪秀全起了疑心，1847年，知县挑了个日子，对他实施逮捕。逮捕洪秀全时，从他家搜出了多达19本登记着追随者姓名的小册子。知县见状立即向巡抚建议，将洪秀全就地正法，以绝后患。但是这位巡抚害怕暴力、主张和平，于是下令将洪秀全释放回家。知县在执行命令时显得极不情愿，并用“放虎归山”来形容这个命令。
洪秀全的释放使得信众们开始更公开、更迅速地发展运动。第二年，一部分三合会的头领和拜上帝会成员取得了联系，但是严格的纪律约束是他们中的大多人所反感的，所以他们失望地离开了拜上帝会。其中也有几名头目留下来参加了太平天国运动，比如后来以“天德王”闻名的洪大全，还有林凤祥和罗大纲。林凤祥是太平天国北伐军的领导者，1853年，他把太平军的旗帜带到了离天津仅40里远的地方。
拜上帝会的成员们穿起了明朝的服装，蓄长了头发。当地政府已经得到相关方面的警报，但是他们不愿意让北京的朝廷了解当地真实情况。政府派出的部队在面对问题时完全束手无策，充其量只能算是公文上庞大的数字。在1850年的夏天，省政府才在离桂平县不远的平罗驻扎了一部分军队。此时的拜上帝会已经开始在桂平县的一个村庄——金田展开动员。1850年7月，他们与当局在金田展开了公开对抗。据说，当时拜上帝会的成员大约有1万人。但统计造反者时常常使用1万这个数字，所以有一定夸大的成分。之后的一次与政府武装的正面冲突中，官军节节败退，拜上帝会取得了胜利。在同一年的8月份，北京的朝廷第一次关注起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朝廷从湖南和广东向广西调入了一部分军队，还撤换了广西巡抚。
1851年1月1日，在起义地点金田村，拜上帝会重挫官军，阵亡的清军中还包括一名满族将领。为了继续战斗，拜上帝会开始征用他们需要的一切物资，夺取较为富庶的城镇。这个阶段，他们颇为自由地向城镇推进，纪律严明的拜上帝会打败了所到之处的全部官军。后来，他们到达了位于东北方向的象州，在这里与官军打了几仗之后，于1851年9月25日进驻永安。
在永安，他们正式组建了号称“太平天国”的政府。洪秀全自封为天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洪大全为天德王。最后的这个“天德王”颇为神秘，之前我们引用过李秀成的自述，但是在自述中李秀成没有提起他，由此可以想见他在太平天国中的身份之神秘。在太平天国运动进行的这一阶段里，实际上，洪大全很有可能与洪秀全权力相当、平起平坐。若干年后，人们提起这场农民运动时，大多还认为天王和天德王是同一个人——洪秀全。但是，有非常充分的证据显示，大概是在他们第一次和官军真正发生武力冲突的时候，洪秀全将天德王吸收进了组织。在加入这个组织之后，他才改名为洪大全。此时，他的地位仅在洪秀全之下，或者可以说与洪秀全相等。他的主要功绩是完善了太平天国的组织以及准确定位了组织目标。
相关的研究者盖勒利和伊万摘录了一份官方报告，报告内容是两名政府官员对天德王的审讯内容，这两位官员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招降太平军。这份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述：天德王曾经对两位官员说起他的家世，他自言乃明朝皇室的直系后裔，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第十一代传人，为了恢复祖先大统，他才在广西征集军队。(4)虽然他极为偏爱明朝服饰和长发，但是如今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洪大全是明皇室的直系后裔。
驻扎在永安的太平军很快就被官军包围了，在这段时间里，太平军曾经有过处境非常危险的时候。后来，李秀成在回忆中提到，永安的军队无法从后勤获得军火，维持军队只能依靠缴获战败的官军所携带的供给。1852年4月6日，他们最后向包围永安的官军发起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攻击，突出重围。被击溃的官军一路跟随追击太平军，但在途中再次被击败。
4月底，广西省省会桂林被太平军包围。但是，为了冲出被围困的永安城，太平军的有生力量也遭受了巨大损失。官军俘虏了担任后卫部队指挥官的天德王洪大全。令人怀疑的是，他似乎是被自己的军队故意抛弃的，从太平军和他被分割时的整体情况来看，这极有可能是几个太平军高层领导精心策划出来的一个巨大阴谋。之后他被押送到北京，沿途看守极为严密，最终他在北京被处死。在刽子手行刑之前，洪大全招供了他做的事情。他说，在太平天国中，他和洪秀全是平起平坐的，但是他本人事实上并不姓洪；太平军的宗教诉求并不能引起他的同情，但他对其保有和招揽追随者的号召力十分看重，因此选择和他们站在了一起；此外，太平军的指挥官和军事组织者一直是他；他非常担忧的是，天王求助于魔术、缺乏足够的政治远见，并且还有骄奢淫逸的习惯；他曾经希望有一天天王下台，以便自己可以成为太平天国唯一的领袖。(5)由此可见，他的企图被拜上帝会的原核心人物所探知，并用了巧妙的计策将他送到了敌人的刀下。在此之后，为了当权者的利益，有关洪大全与这个运动早期关联的全部事实就被他们掩盖在了历史的帷幕之下。
根据洪大全死前的招供，我们得知，撤离永安城时，太平军的武装人员大约有1.2万名，算上随军家属，整个人数的规模大约在4万到5万之间。他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驻扎在桂林城下，以最大努力去攻打桂林。但是坚实的城墙是他们的装备难以摧垮的，到了5月底，他们放弃了无谓的努力，掉头向北，挺进湖南地区。他们在桂林夺取了江上所能找到的所有船只，并希望通过一条与湖南湘江源头连通的古河渠进入湘江，之后再沿湘江而下，直抵湖南省会长沙。
湖南当局得知消息后，迅速调集了江忠源及其部队守卫该地、保卫边界。在靠近湘江将要进入湖南境内的一个名叫蓑衣渡的地方，江忠源设置了大量的障碍和拦截物。1852年6月初，埋伏在湘江两岸的官军截击了企图顺江直取长沙的太平军，早已准备好的横跨江面的栅栏让太平军措手不及。整场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太平军试图突破官军的封锁，继续沿江前进，但是失败了。这次损失十分惨重，所有船只全数尽失，最大的损失还在于，南王冯云山在此役中牺牲。于公，此人是这场运动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于私，他自孩提时代起，就与洪秀全一起成长。冯云山目光远大、智慧超群，最可贵的是，他是第一批被洪秀全提拔的王爷中对洪秀全最忠心耿耿的一位。蓑衣渡之役，是这支生力军在与官军的野战中所遭遇的首次惨败。
军队失去所有船只之后，顺江而下直取长沙的计划被迫搁浅。于是太平军转道向东进入湘南。沿途他们攻下了永明、江华、道州和郴州，后者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它位于广东和湖南两省交界的南北大通道上。据说，太平军驻扎在湘南的这些地区时，队伍人数扩编了约5万人。
天王决定暂时在郴州休整，林凤祥和西王萧朝贵一起指挥了一支精兵迅速北进，直逼长沙，试图通过奇袭拿下这个省会。他们几乎就要取得成功。1852年9月10日，他们带领军队到了长沙南城墙外围，由于他们来得突然，缺乏准备的守军让他们差一点在城门关闭前杀进长沙城。但是太平军出现了一个致命的失误，他们错将位于东南角城墙的塔楼当成了长沙城的南门，长沙城因为太平军的这个致命失误而幸免。战机不容拖延，而就是这一点点拖延，当地政府马上调来了军队守卫城门。在接下来残酷的交战中，太平军的又一位王爷——西王萧朝贵阵亡。在太平天国的第一批王爷中，他称得上是最有才干的战斗指挥员，并且是一位非常严格的纪律训练师；在他的指挥下，太平军将士们都以斯巴达式的纪律来约束自己，他将太平军打造成了一个令行禁止的团体。
听到前方传来萧朝贵的死讯，天王立刻率领全军从郴州出发，直逼长沙。他们发誓要夺取这座湖南富庶的省会。在湘南，他们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收集了大量物资。当时的中国军队在攻打一座城池时，似乎都会采用“围三缺一”的战法，太平军这次也是如此，将长沙的北面留出来，作为守军们逃跑的路线。他们相信这也许对守军的精神有一种消耗作用，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从北面逃跑，以获取生还的机会。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保卫长沙的军人们以强大的勇气和毅力捍卫着城市，丝毫没有放弃这座城池的意思。
11月10日，太平军将地雷埋设在城墙下，终于将城墙炸开一个缺口，但是守军防守得当，迅速堵住了缺口，并且击退了试图从缺口进入的太平军。11月13日，太平军再次将城墙炸裂，但依旧未能进入长沙城。最后，11月29日，他们在南城墙埋设炸药，将城墙炸出了一个长达8丈的缺口，并再次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可是依然以失败告终。长沙守军堵住了裂口，太平军的攻击部队再次被击退。
太平军的将领们意识到，现在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江忠源的部队和广西开来的官军会合一起，统一指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包围了攻城的太平军，切断了他们的粮草供应，太平军出现粮食紧缺的紧急情况。于是，1852年11月30日，太平军撤离长沙，转进西北，前往位于洞庭湖边的益阳。起初他们打算借道前往常德，将建国地点定于湖南西北部。但是，在益阳，他们获得了数千只船，于是临时改变主意，决定乘船顺江而下。
在长沙遭到太平军的猛烈围攻时，左宗棠也参与了愈演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的连锁事件中。前面我们曾经提到，早在这场暴风袭卷湖南地区的两年前，他就预感到了形势的严峻，在僻静的山间给自己的家庭找了个足够安全的避难所。当太平军攻打到湘南地区时，他将全家人迁至这个早已准备妥当的隐秘处所，准备在此静观事态发展。
此时，朝廷调任云南地区的张亮基担任湖南巡抚，而左宗棠的挚友胡林翼，当时正在贵州当官。胡林翼写信给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极力举荐左宗棠，信中说，在湖南，这个人会对他的工作有极大帮助。此时的张亮基正行进于前往湖南的路上，但他立即给左宗棠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前往常德见面。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左宗棠拒绝了这次邀请。
不久之后，张亮基来到长沙，但此时太平军已经将这座城市团团围住，于是，张亮基再次给左宗棠写信，邀请其出山助他一臂之力。左宗棠当时正和家人在山中躲避战乱，收到第二封张亮基的邀请信之后，决定出山入仕。1852年10月8日夜，左宗棠抵达长沙北城墙下，顺着城上搭下来的梯子登上城墙，进入长沙。巡抚将他安置在衙门中，做全军的军事顾问。接到任命后，左宗棠立即开始了工作。他在长沙被围困期间，表现非常突出，尤其是在11月太平军发起猛烈攻势时，左宗棠都以自己的勇气、冷静和能力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据说，他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中很少睡觉，总是不断在巡视城防情况，观察并部署防卫中的每个细微之处。遗憾的是他没有权威，没有下达命令的权力，而只能观察、建议和指正。
在左宗棠解除长沙之围后，攻城失败的太平军临时决定顺江东下，这也是整个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假设我们选择相信李秀成这位当事人的说辞，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场空前浩大的农民运动中，首次在决策时出现极为明显的优柔寡断。接上面的叙述，天王打算建国于常德，但之后又在益阳地区发现很多可用的船只，显然他将此个偶然当成了上天给予的一个预兆，于是转而决定继续沿江而下。在1847年至1852年这段时间里，天王已经将自己的组织完善了许多，并且对大部分服从纪律的官兵进行彻底洗脑。到了1851年年末，我们可以说，这场运动早已不是一场简单的暴动，已经发展成一场组织及规模日益完善和庞大的农民运动，可以说洪秀全已经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国家政权。
决定向北前进、放弃之前立足广西再谋发展的想法，对太平天国来说，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转折。放弃广西这样一个在当时较为穷困的省份，无疑是由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认识到进入人口和财富中心对一个政权来说的必要性。李秀成曾说，当年他们决定离开永安时，曾经计划进入位于南部的广东省。如果李秀成所说不虚，那么我们可以肯定这是来自天德王洪大全的建议。综合当时诸多方面的情况来看，进入广东是一个更为合理的方案。但是在太平天国内部，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在和天德王作对，其表现就在当洪大全被捕入狱后，进军广东的计划一下子就改变了。这种改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执掌权势的必要表达。
从已经掌握的材料来看，洪大全和冯云山负责了整个运动主要的组织和规划工作。1852年4月6日，洪大全被捕；同年7月上旬，冯云山在战斗中牺牲；再到9月10日，太平天国最杰出、最有能力的部队指挥官萧朝贵丧生于长沙的突袭战中。即便太平军在湖南扩充了5万人，但也无法弥补这些杰出领导人的牺牲所带来的损失，因为这才是对太平天国造成了极为严重打击的地方。这场运动的第一阶段因他们的去世而告一段落，他们的死作为一个鲜明的标志，意味着整个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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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1卷，第440页。
(2) 盖勒利与伊万：《中国叛乱史》，第120页。
(3) 《太平天国始末》，第1—3页。
(4) 《中国叛乱史》，第139页。
(5) 可参考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56—59页；盖勒利与伊万：《中国叛乱史》，第142—1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