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日记
九月十七
1
9月17号，我看到一个孩子。他在绿箱子后面，黑短袖，漂白的牛仔裤。他的个头刚高过车床，嘴唇是尖的，后颈乌黑。每个人都无暇停下，他来回搬着箱子。然而某一刻，他突然忘记自己要干什么了。机器“哼哧、哼哧”地叫唤，工人们走来走去。白晃晃的电灯下，只有他呆站着。
9月17号，我第一天在工厂上班。工厂在东莞，生产电容器。
人事部的姑娘把我带给二楼丁经理。丁经理从密密麻麻的报单里抬起头，官腔奔涌进空气里。他签了字，“找一楼许领班。”一楼许领班在鼓捣黑色的糨糊。他年轻，稳重，把我带去分选组，说，“你在这里，看一天。”
分选组挑选成品电容器。机器像啄木鸟，好的拣走，坏的扔掉。“哼哧、哼哧”——它们的叫声压迫进耳朵，沉重，准时，无法抵抗。它让我想起家乡的汽渡，它粗犷的喘息总震耳欲聋。“啊，妈妈，太响啦。”我说。“哼哧、哼哧”——它们仍叫唤着，工人们走来走去。有人大声说什么，脱口而出的话语，很快碎成沙粒。
白炽灯亮得刺眼。绿箱子后面，我看到一个孩子。
2
“你多大？”我问孩子。
“十八。”他旁若无人，并不回头。
“别唬我。”
“十五。”
他抬起头。小眼睛，尖嘴，南方人模样。“我叫黎威，”他告诉我，“不过，你不许叫我黎威，要叫我黎标。我还拿着哥哥的身份证呢。虽然他也没到十八。”
小黎说，他是广西贵港人，不过父母都在东莞打工。他们家族有十七个兄弟姐妹，十一个哥哥，六个姐妹。他排倒数第二。初中没毕业，就出来了。哥哥给他身份证，让他找到了这第一份工作。
小黎五号才入职，之前在印字部。“那工作稍微轻松些，可以一直坐着。”前天他刚调来分选区，因为分选的姑娘要辞工了，教完他，就辞。
“你看起来蛮乖的。”我夸他。他腼腆地笑，摇头，“初中还经常打架。身材小，打不过，就叫人一起打。”
小黎一边说话，一边干活。他把电容器的金属脚插进检测机里，fail。再一插，还是fail。他往废品堆里一放。检测机上就四个键：On/Off，Pass/Fail。小黎一个一个检测。“31个良品，3个废品。”他写在表格上。我想起网上说，公司年产10亿个薄膜电容。
“哼哧，哼哧”——身后的机器咄咄逼人，那叫声侵略我的脊背。我想象一头上了发条的恐龙。想象它骇人的眼睛里，像纳斯达克一样闪烁着“1 2 3 4 5 6 7 8”。
“成品分J型号，K型号。”我指着说明书问小黎，“什么意思？”
他不说话，走去机器，把牌子翻来给我看——左边是J型号，右边是K型号。他咧开嘴笑了。
“所以是什么意思？”我又问他。
“我也不知道。”他说。
3
离开埃里克森教授的课堂才几个月，倒像是几年过去了。我记得他讲马克思。“我曾在明尼苏达的工厂里打工，五十多年前了。每天累到倒头就睡，没时间阅读，没时间思考。连自己生产什么都不知道。”他说，顺便坐上讲台，“这就是异化吧？”在工厂里我又想起他的话。生产，产品，灵魂，自我，没一样属于自己的。留下什么？还有什么是重要的？
“无聊吗？”我问小黎。
“不无聊。”他说。身后包装部的姐姐走过，她染了黄色的头发。小黎不时回头看。
他终于碰到问题了。测小电容，一次Pass，一次Fail，再测再Pass，又测又Fail。小黎不知如何是好，但又不好意思问别人，就四处转，拿起报表看看，又放下，好像忙个不停的样子。
“干吗呢？”许领班看透了他的小心思，过来手把手教他，“不要只用一只手啊，用两只手会快得多的。”
许领班走了，我问小黎，“有必要这样认真吗？公司有要求一个电容器都不能检错？”
“没有。”他说，仍聚精会神，“不过我自己这么要求自己。”
“将来有什么打算？”我问小黎。
“没有。”
“有没有什么想做的职业？”
“没有。”
“在家里和谁生活？”
“我妈。我出来她出来，我回去她管我。”
“爸爸一直在东莞？”
他点头。
“他们多大了？”
“三十几？四十？我不知道。”
4
我想起小时候去姑父厂里，工人往火炉里面丢钢材，钢化成了水。“好热！”我说。工人半裸着身子，黑了的毛巾用来擦汗。他们的脸如今都模糊了，或许当时就不甚清晰。我为何突然想起他们？
十五岁的时候，我刚上高中一年级。小黎已经打卡上班的时候，我正在早读课上补觉。那时我还不敢谈恋爱，看窗外女孩的眼神，也像小黎看包装部的姑娘那样欲罢不能。醒来的那些瞬间，脖子有点疼。我嗅到教学楼外面桂花的香味。年轻气盛，世界仿佛就在手心。
“我不喜欢学校。”小黎说。“在学校像在监狱一样待着。”
“这里不像吗？”
“至少没有人管啊。在学校里老师会来查寝，我们吵，她骂，我们不听她的，她都被弄哭了。”小黎手舞足蹈。他告诉我，他上的是镇上的高中，有一千三百人。绝大多数都是没毕业就出来打工的——事实上，整个镇的孩子都在外边。他本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但是妈妈不让，她要把小黎留在可以想象的身边。
“如果老大没有让你工作，你会工作吗？”小黎突然问我，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和我讲话。
“会。”我随便回答他。
“我不会。”他说。“因为我们是按时刻拿工资的，按点下班就行了。如果是计件，就算老大没让我工作，我也会做。”
5
莫燕过两天要辞工了。把东西教给小黎以后，她就辞。
“为什么？”我问她。
“本来就是跟着哥哥嫂子来的。这里太无聊，过得也不开心。而且薪资低。”莫燕说。
“低？”
“这里是计件的。我们每测一万个才能拿八块五。一万个电容器，堆起来比人还高了。我们每天，不好的时候能测四万个，好一点也就六万个。”
“那每天就四十块钱？”
“加上复测五十，就九十块钱。你想，每个月三十天做满也就两千七。”她扳着手指头给我算账。
莫燕是湖北人，今年三十岁。谈到有没有结婚，她说，“三十岁了还可能没结？小孩都七岁了，在老家，丈夫在深圳。”她的下一站，就是深圳。
莫燕告诉我，她二十岁就出来打工了。然而走走换换，总没有安定。在这个厂里，她也才刚待了一个月。
“我那边的小黎才十五岁。”我跟她告状。
“初中都没读完吧？臭小子，不好好读书。我看他连读表都不会，昨天就和他说，你这样以后很危险啊！”莫燕突然情绪涌上来。她紧接着走去小黎身边，问，“你怎么这么小？这么小就出来打工了？这种年纪不好好读书，出来打什么工？”
小黎红了脸。他撑了口气说，“小吗，十八小吗？”
6
我们的工时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两个小时休息十分钟，中午晚上各有一点用餐时间。从十点起我就开始望钟，倒数了。时间这么慢，我想它以后会越走越快——人类无法忍受慢的，他们或是创造出快的机器，或是迟钝自己以适应慢的时间。然而无论怎样，他们都还是得去面对最终的静止、永恒的慢。
我想起我对埃里克森教授保证的——危险地生活，发觉生命、记忆的活力。可是在这里，我能发现吗？我能补偿自己曾经的虚掷和浪费吗？能重新真诚地活吗？才几个小时，我就又陷入懒惰了。新鲜的细节正失去魅力——是因为我缺乏足够的能力去感受吗？我到底是在生活的悬崖之上自省，还是早已落入深渊？我开始理解小黎了。世界对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和对我，都是相似的。许多问题，面对即是回答。“我不知道”，是轻松的喘息。
在这天最后的时间里，许领班让我去挑次品，我们挑到下班都没有挑完。这些次品是楼上印字部的责任。几万个电容器里，大概有两百个商标没印好。
“这些印字的不是人，本来就够轻松的了，只要人坐在那儿就绝对不会印错。”旁边的老师傅唠叨说。老师傅的工服上蹭满油渍，好像是施工部刚调来的。他还有一顶缺了口的安全帽。他把它摘下来放挑出的次品。
“只是印字错，有什么关系？”我抱怨。
“客户要求，没办法！”老师傅说。
和我一组挑次品的是小陈。小陈十八岁，也是广西人。“那边新来的小黎也是广西人，他只有十五岁。”我告诉他。
“我也是十五岁就出来了。”他轻描淡写地说。意思是，那不值一提。“当然也是初中没毕业，农村的，能多想什么呢。”
“将来有什么打算？”我问他。
他一边眯着眼挑手上的次品，一边说，“先干着咯。这三年，我都换了六个工厂了”。说话的时候，他口袋里的双喜烟露了出来。
到快下班的时候，我们还有两缸的电容器没挑完。每个人聚精会神，都不说话。
“哼哧，哼哧，嘁”——机器都停下来了。
“怎么这么慢？”丁经理在后面责备。
“你们赶快啊！就不能再快点？”许领班也不开心了。
工友们都围过来凑热闹，像来看马戏。小黎也凑上来。他个头小，一钻就到了我们身边。快下班了，他终于没有忌惮地拿出手机。我一扭头，看到他的屏幕壁纸：
也许我只是你生命里的过客，但你不可能再遇到和我一样的人。
我想告诉他，“是啊，小黎”。但他一下就钻出了人群，找不到了。
九月十八
1
他叫细光。他并不是亲口告诉我的，而是把工牌从口袋里掏给我看。这似乎是加工部里的风俗——这里的工人不喜言语，试图用手势和工牌解释一切，反倒是机器叽叽喳喳。细光有着酷似黄晓明的面容，回答问题的时候，却不愿露出雪白的牙齿，眼神总是飘忽。
“湖南益阳人，出来打工十年了。”他告诉我。
“不会也是十五岁就出来了吧？”
“十六岁。”
加工部比分选组要更小一些。我们负责的内容意料之中的简单，无非待在机器后面，查看是不是每个小电容的指甲都剪好了。一批货剪完，我们重新给机器调角度，擦酒精，运上另一批货。机器并不总是听话，你得挑出那些与众不同的电容，重新修剪或扔掉。我们的工作是确保千篇一律。
“我们加工部这里，每天能剪三十万个电容器。”细光给我普及，顺势伸出三根手指，“可惜不是计件，只能拿基本工资。”
“三十万”让我想起家门口的理发老师傅。“远近理发，数我的手最快。理一个头，十分钟。”他夸下海口，“每天能理三十个。已经理了三十年”。头发纷纷而下，满是刮痕的镜子里我看到坐在后面打瞌睡的老人。我粗粗一算，“那你已经理了三十万个头啦”。“哈哈！”老师傅笑出来，“那也没看到余钱啊。”
细光的故乡在湖南益阳。他告诉我，他家在洞庭湖的边上。“那里是鱼米之乡。”他说起来，眼神都不飘忽了，我能感到他的骄傲，“到处都是小湖泊。小时候，我常在水里玩。不过我们家不养鱼，是种水稻的。”他认真地告诉我。说完，怕我不相信那里是鱼米之乡，还加上一句，“我家前面的一户人家就有鱼塘。”
“想家吗？”我问他。
“不想。”他直截了当，“现在有高铁，四个半小时就到了，很近，一年可以回家两三次。以前坐火车，要十二三个小时。”
“过几天国庆回去吗？”
“国庆就放三天假，一，二，三，怎么回？”他又伸出三根手指。
他已经远离洞庭湖边的鱼米之乡大半年了。如今小他两岁的弟弟也在东莞的厂里，他们住在一起，谁也没有女朋友。他们听说，东莞这边离海不远。
2
“生活有什么意义？”在午休的时候，我问工厂宿舍里的室友。电风扇在上头吹着，对面的床板咯咯作响，这似乎是一个合乎时机的问题。
“生活本来就没有意义，活着就是为了活着。”下铺的胡哥回答我。不惊讶，现代人的标准答案。可我听胡哥说，却是另一番滋味。
胡哥是我的室友。成成带我来的这个宿舍。
那天我坐在货车后面，咣咣当当来到这个工厂，是成成接的我。“所以你是公司那边派来的实习生，过来锻炼的？”成成问我。他看上去还是小孩模样，寸头，说话倒是颇客气。
“是啊。”我回答他。
“你的简历上写你是国外大学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们中国最好的大学清华北大不如国外的大学吗？”
“我不觉得，但清华北大也不是想考就能考上。”
成成若有所思，随即手指一点，说，“我明白了，所以你父母的意思是，与其在国内混个三流大学，不如出国见见世面，是吗？”
“嗯啊。”
成成是工厂行政部的，本来要安排我住领班的房间，但是他考虑到那房间里有人打呼，而其他房间要么有人打呼要么有人抽烟，就说，“睡我们房吧！”
房里有胡哥和阿雷。进屋的时候，他们都半裸着身子，在玩手机。胡哥强壮魁梧，而阿雷白嫩帅气。间谍片里，他们会成为很好的搭档。
成成介绍我，说，“今天我们屋里来了一位新室友，他是国外读书的，我们要向他学习，如果以后要出国，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
“出国？”胡哥笑笑。“我们不可能的。”
“不可能。”阿雷也摇头。
成成，胡哥和阿雷都是湖南人，同为二十四岁，更巧的是，他们同一天进厂。胡哥和阿雷是郴州人，在之前的工厂里认识，成了兄弟，到哪儿都成对应聘。二十天前，他们在工厂遇见成成。如今胡哥和阿雷上夜班，在品管部。每天从晚上八点钟上到早上八点钟。每隔两个礼拜，早晚班对换。
“撑得住吗？”
“撑不住也得撑啊。”胡哥说。“就一开始受不了，上班都打瞌睡。”
“一开始受不了。”阿雷笑笑。“头几天难受，后来就好了。”
初次见面的胡哥，让我先好好休息，别急着买日用品了。“反正我要上夜班，先睡我的床吧！”他带我去小铺子买草席。“得先刷几遍，要不扎身子。”他给我示范。我想请他一瓶可乐，作为他对我好的回赠，他却显得为难。
第一天的傍晚，我问胡哥，“为什么选这个工厂？”
“网上投简历呗。前面一个工厂太无聊，我们就换到这个了。”
“那你们多久换一次工作？”
“大半年换一个吧。”胡哥笑笑。
“大半年。”阿雷点头。
胡哥说起他一个月前面试的时候，尽瞎扯些不可能的话。面试官问他，“你打算在这里做多久？”他面不改色地说，“要做很久很久（做到元旦）！”面试官问他，“你对将来这个职位有什么期待？”他说，“有很多很多的期待，要努力完成工作（在领班盯着的时候）！”
“就那老一套呗。”他说。
他说，面试官居然还问他有什么理想。说到这儿他和阿雷都笑起来，“我能有什么理想？在这里干活就是干活，有什么理想好说？”
“理想、梦想之类的，”他说，“我们可从来没有过。”
阿雷笑着，穿上工服，走去门口。他招呼胡哥，说，“七点五十了，再不去打卡要迟到了”。
门外的天已经黑了。我坐在胡哥的床上，看着他闷头披上蓝色工服。高矮胖瘦，差别都被工服消解。看着胡哥拖着脚步，一步步走去外面，我感到一阵心酸，仿佛我们已经认识很久。
3
细光1999年6月初中毕业，随后就出来打工。开始他骗我，说自己89年出生。我说，“那你十岁就初中毕业，小神童”。他笑笑，别过脸去。“我的意思是，你骗我。”我不依不饶，“所以你多大了？”他摆弄机器，思忖半天，眼睛一瞄，还是选择先问我，“你呢？”“我93年的。”我也决定骗他。“93还是92？”他没听清。“92。其实算91，92年1月的。”他信了，认真算起来。“那我比你大……大八岁半。我83年7月的。”
99年毕业的细光，十六岁整，之后的日子，可以用地名一带而过。“先去了武汉一个半月，再去了佛山，再去了深圳，最后才来了东莞。”
2000年他来到佛山，待在小作坊里，给一个浙江的老板做伙计。老板既是老板，也是师傅，教他做模具。“老板一家四口都在帮忙。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高中毕业，比我大一岁。”他事无巨细地告诉我。我试图询问他，小作坊里其乐融融的生活，是否比大厂的生活更愉悦，然而在细光的故事里，马克思迷人的理论失效了。“都一样。”他说。随后又补上一句，“小作坊不行的，就一个门面。”仿佛厂子气派，工人也一并有尊严。对于佛山的生活，他只剩下一些琐碎印象：“2000年那时候，工资三百五一个月，一顿饭两元，早饭一元，一天只用吃五元。”
“你2000年就过来了，你觉得广东对你来说变化大不大？”我问他。
“大啊。”
“大在哪里？”
“我刚来的时候，整个佛山都没几个厂，现在都挤满了。”
“那城市呢？城市变化呢？”
“0737啊。”
“0737？”
“0737是我们那里的城市编号啊。益阳。”
原来，细光将我问的“城市变化”听成了“城市编号”，这才有了一段无厘头的对话。
细光一句接一句回答我的问题。
“你过来十几年，工厂对工人的待遇有没有好一点？”
“都差不多，这里的饭菜一直挺差的。其实，工厂都差不多的。”
“那你理想的生活是？”
“在家里待半年，出来打工打半年。其实还是在家里好，饭菜好吃，广东菜都很难吃。”
“准备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过呢？”
“我不知道。”
4
许多提问，在“我不知道”以后就戛然而止。我想起昨天的小黎，他也总说，“我不知道。”有多少是他们自己的问题？逃避怨恨重拾生活已需要勇气，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继续面对他人的追问？
晚上吃饭，我又遇见小黎。
我一个人吃饭。小黎看到我，搬着盘子坐到我对面。他不说话，埋头吃。
“你长身体呢，吃这么点饭够吗？”我问。
“还要剩。”他说。
“晚上下班一般玩些什么？”我问。
“玩手机。”他说。
对话到此结束。
吃完时，我说，“小黎，我先走了！”
他不回答，甚至不抬头，像没有听见。仿佛是在告诉我，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和关系，如机器一样，可以随时开始或结束。正如我每次在车间外远远看到他，竖起手来打招呼，“小黎！”他只是停顿一秒，然后走进车间。只留下一条狭长的黑色的走道。
5
晚饭半小时，六点开始加班，加到八点。
“你也要加班？不是说工厂的新工人第一个礼拜不用加班的吗？”细光问我。
“许领班说要加班。”我说，“我看你们都强制加班。会有加班费吗？”
“会啊。”细光说，“一小时十三块五。”
6
细光开机器的时候，另一个工友，黄羊，在筛模子。黄羊，贵州人。我问他名字的时候，他同样不说话，掏工牌给我看。黄羊长得像我小学时的对门邻居，小时候，我和隔壁楼的同学常联合起来欺负他。一次，他忍无可忍，在家门口把我打成了熊猫眼。第二天，我戴着墨镜去听音乐会。看到黄羊，我有些童年阴影挥之不去。
我在中午认识黄羊。午休回来，车间黑压压一片，机器还在歇息。走进去，我看到黄羊躺在地上。不仅是黄羊，整个车间都躺着人。原来，因为车间有空调，并且不容易迟到，中午工人们都席地而睡，躺在机器身旁。
黄羊告诉我，他今年二十三，92年的，但已经在厂里干了四年。我说，“哇，四年。这两天我看到的都是只干了一个月半个月的，你居然干了四年。”黄羊摆摆手，说，“许领班来得更早，建厂就来了。”
“最近忙吗？”我问他。
“不忙，忙的是今年2月到7月。原来看前面两台机器的那个阿姨走了，我一个人要看五台机器！根本忙不过来。”
“那是因为用工紧？我听说现在做工人的少多了。”
“不是用工紧。是他们没安排人来！”他一副被坑了的神情。
“那你提意见吗？”
“提了也没用啊。不过他们倒是给我涨工资了，涨了几百块钱。”他眉毛一松，刚刚的愤怒一笔勾销。
“你觉得工厂这几年的发展在变好吗？”
“变好，肯定啊。2013年搬到这里之前，整个工厂都没有现在一层楼大。要是不变好，没有钱，哪可能盖新楼啊？”
“今年呢？整个产业都不景气吧。”
“今年那是更好！机器添了好几台，还日夜不停地跑呢。”
“那厂子变好了，你的待遇变好了没？”
“每年月薪涨一百吧。”
“你觉得涨多了涨少了？”
“这个厂算很可以的了，我以前的厂，每年涨五十！”他拿过去的经历抚慰自己，回忆起来，竟一发不可收拾了，“2011年的时候在深圳，我辞工回去过了个春节，回来人家就满员了。也罢，那时又穷又累，现在过得好多了！”
黄羊总是兴高采烈。我猜，是这样频繁的比较支撑着黄羊快乐地走过四年。但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快乐的能力。他们漂泊，总觉得下一站会更好，再怎样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休工的时候，黄羊喜欢靠在机器上，看手机里的爱情小说。整个厂的灯全都熄灭，只有他的手机屏幕亮着光。屏幕前面，一张快乐的人脸。他从这里汲取能量，在开工时尽数奉还。
7
张粉珠给我端凳子。之前的一整天，她都坐在桌前忙着抛光。我以为，她没有时间和我讲话。
“没事的，不打扰，坐，坐！”她把凳子拉到身边，好像趁领班不在，她有许多话要马上向我倾诉。不过，她说一口潮州方言，在机器的嘈杂声中，我不太能听懂。
张粉珠告诉我，她来这里三年了。之前在二楼，做排版。密密麻麻的，看了两年多，眼睛都快不行了。我早听说，二楼都是极辛苦的工作。“其他人呢？眼睛还好吗？”我问她。
“比我年轻的还行，比我老的就不行了。”
有多少会比她还老的？如今的张粉珠，嘴唇勉强包住牙床，皱纹像山脊一样。我保守猜测，她六十岁。有多少人会六十多还在工厂打工？“那您多大了？”我小心试探。
“你看我像？”
“四十！”我胡乱奉承。
“四十一。”她笑了，边笑边摇头，“老了，老了，工厂的女人老得都快。”
张粉珠告诉我，她也想来一楼啊。一楼要轻松多了。但她不识字。二楼的领班说，一楼要填报表，不识字，不能去。
她说，她软磨硬泡了一年，领班才松了口。她告诉领班，她能填报表，就是让别人先填一行，她再依葫芦画瓢。“我来这里一个月了，都填对了。”她骄傲地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