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楼梦》的主题，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出发，认为《红楼梦》的创作本旨是宣传人生的痛苦和解脱之道，其美学价值则属于悲剧中的悲剧，即既不是由于恶毒至极人物在支配全局，又不是由于出现了意外的变故，而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结果却造成了大悲剧。继之而起，季新《红楼梦新评》（1915），佩之《红楼梦新评》（1920），吴宓《红楼梦新谈》等，他们或认为《红楼梦》是揭露封建宗法之弊害的小说，或认为《红楼梦》是描写和批评社会问题的小说，观点新颖，代表了当时主旨研究的水平。但是主旨研究的分歧正如鲁迅先生《〈绛洞花主〉小引》所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似乎预示了20世纪关于《红楼梦》主旨讨论势必无法众口一词。红学论者聚讼纷纭，有的各执己见难分轩轾，有的互相驳诘言辞锋利，有的灵光乍现给人启迪，有的牵强附会捉襟见肘，有的论据充足令人信服，有的信口雌黄言之无理。《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它的题材和主题或谓之“爱情小说”，或谓之“色空观念”，或谓之“政治小说”，或谓之“社会小说”，或谓之“人情小说”，或谓之“政治历史小说”……直到今天仍无定论。究其因，除了读者的眼光因人而异和作者的表现手法复杂曲折以外，“最根本的还在于《红楼梦》‘漱涤万物，牢笼百态’，以博大精深的形象体现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对于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作品，你从任何一个角度去评说它都是可以的，但却都不足以穷极它的奥秘”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研究《红楼梦》思想主题的文章见于报纸、杂志的近130篇。正因其思想博大精深才会使人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感。
第一节 单维主题思想
一、大旨言情
对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宝黛或宝黛钗的爱情与婚姻悲剧，即“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矛盾，这也是通观整部小说首先透露给读者的信息。因此，我们将其称之为“大旨言情”。
吴宓在谈到《红楼梦之文学价值》时说：“《石头记》为一史诗式之小记，描写人生全部，包罗无限。唯其主题为爱情，描写高下优劣各级各类之爱情无不具备，故《石头记》可称为‘爱情大全’。”何其芳认为宝黛爱情悲剧是《红楼梦》的中心故事，更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均主此说，他们认为《红楼梦》所描写的不是洞房花烛、金榜题名的爱情故事，而是封建贵族的青年贾、林、薛之间的恋爱和婚姻悲剧。李春祥《〈红楼梦〉的主线与主题》，胡念贻《谈红楼梦的艺术结构》，舒芜《“谁解其中味”——有关〈红楼梦〉的若干问题讨论》均表示宝黛或宝黛钗之间的爱情悲剧才是小说的重要线索和主题。邢治平《浅谈〈红楼梦〉的艺术结构》说：“贾府的衰亡史和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与发展，虽然都是组织《红楼梦》主题的重要内容，但因缺乏人物活动的具体情节描写，所以不宜作为主线看待。说宝、黛爱情婚姻悲剧是主线，也并不是说它所描写的内容仅仅限于爱情，它在‘大旨谈情’的背后，亦寄托有某些‘伤时骂世’的反封建的政治内容。不过，就其客观描写而言，宝、黛爱情婚姻悲剧这条主线则是贯穿全书始终的。”无论是“宝黛爱情悲剧说”，还是“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说”都体现了红学研究者对《红楼梦》主题思想的认真思考，也逐渐为人们所认可，但这并不代表没有异议。沈天佑《金瓶梅红楼梦纵横谈》就指出：“黛玉、宝钗尽管在这批青年女子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毕竟还只是整体中的极少数；发生在她们和宝玉之间的恋爱婚姻悲剧尽管是全书的中心事件，但它毕竟还只是小说所要表现的一系列青年女子悲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爱情婚姻悲剧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去考察，爱情婚姻悲剧充其量不会超过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和它无关。‘爱情婚姻悲剧’说无疑是缩小了《红楼梦》的主题思想的意义。”
此外，支持《红楼梦》“大旨谈情”说的还有王威轶，他认为，“《红楼梦》大旨谈的‘情’，其表层可说是悲欢离合的儿女情与世态炎凉的兴衰情，而其深层则是‘十年一觉扬州梦’之后，那种对于世故人情依然不忍割舍的悲悯之情”。周绚隆表示，“《红楼梦》虽然揭示了‘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不同实质，但它并没有一味停留在现象的层面上，而是将笔触进一步向前延伸，写出了人类在感情经历中普遍存在的‘盟’与‘缘’无法统一的无奈与尴尬，从而使其具有了普遍意义。因此，‘盟’与‘缘’的冲突就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题”。杜薇认为《红楼梦》谈情大旨，是曹雪芹对人的社会属性的本质，在人类进入到文明时代后的一次最高层、最深刻的探索，这个情字，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男女恋情已有超越，具有使母权制由失败走向复归的伟大意义。这是曹雪芹谈情的一个丰硕成果，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二、色空说
最早提出“色空说”的是俞平伯。他在《〈石头记〉底风格与作者底态度》中说：“《石头记》本演色空；（见第一回）由梦中人说，色是正，空是反，由梦后人说，空是正，色是反。所以道士给贾瑞的风月宝鉴，有正反两面，其实骷髅才是镜子底真的正面。作者做书时当然自居为梦醒的人，故《石头记》又名《风月宝鉴》，正是这个意思。”他的这一观点在后来的《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中都有所引用。熊润桐认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是《红楼梦》的纲要，他将曹雪芹所谓的空和色与自己的灵与肉相提并论，曹雪芹的“情”就是熊润桐所说的“肉的深处”。所谓“‘因空见色’，就是肉的头一步，第五回所谓‘好色即淫’是也。次句‘由色生情’，就是‘肉的深处’，第五回所谓‘知情更淫’是也。第三句‘传情入色’，就是‘以肉遣肉’，第五回所谓‘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是也。末句‘自色悟空’，便是我所谓‘从肉生灵’了”！接着他又在《红楼梦是什么主义的作品——八十回红楼梦里所表现的艺术思想》中进一步指出《红楼梦》这部书完全是作者描写他自家一生灵肉冲突的经过，“所以全部书的表面，虽然切切实实描写那一番‘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肉欲的生活，而骨子里却时时隐藏着一种他自创的‘以肉遣肉，从肉生灵’的人生观。他拿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一生的经历结合起来，便成了这一部空前的大作”。熊润桐认为，作者经历了深重的灵肉冲突的痛苦，曾经逃儒归道，逃道归佛，最后才找得一种解决的方法，就是那四句偈：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林语堂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在《平心论高鹗》（台湾传记文学社，1969年）中说：“《红楼梦》主题，不是风花雪月，儿女私情。他的主题，一是通灵宝玉之失而复得，是斩断情缘，还复慧根灵性，看破警幻仙姑之梦；又一是富贵无常，人生若梦，即贾府之败落（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林语堂虽然没有点破，他的主题也属于“色空说”。
就在“色空说”似乎已成为定论时，两位“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却如晴天霹雳拉开了红学界的大争论。随着国家领导人的介入，学术文化界迅速展开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斗争，程度之深，影响之广，为历来所罕有，很快地，“色空说”随着1954年的“批俞运动”便销声匿迹了。对于1954年学术界对俞平伯“色空说”的全盘否定，孙逊在多年之后《关于〈红楼梦〉的“色”“情”“空”观念》中提出了异议，他对俞平伯“色空说”进行了补充，并认为俞平伯的观点尚不全面，完备的概括应该是《红楼梦》的“色”“情”“空”观念。曹雪芹在传统佛教“色空”观念中间引进了“情”作为中介，使原先比较简单的“色＝空”双向对流关系，变成为较为复杂的“空—色—情—色—空”的多环连锁关系。“情”的观念在此是如此重要，它不仅是连接“色”“空”两头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而且这一中介比起两头来显然要大得多、长得多。所谓“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如果把这四句话理解为人生的全过程，这里的“色”仅仅只是人生的始发点，“空”仅仅只是人生的最后归宿处，而“情”才是生命过程中的全部内涵。比起熊润桐“灵”“肉”冲突为《红楼梦》主旨的狭隘理解，孙逊的说法似乎更值得肯定，也比俞平伯的观点更易为人接受。
有趣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沉寂多年的俞平伯在1978年写的《空空道人十六字闲评释》中说：“余以‘色空’之说为世人所诃久矣。虽然，此十六字固未必综括全书，而在思想上仍是点睛之笔，为不可不知者，故略言之。其辞曰：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由空归空，两端皆有‘空’字，似空空道人之名即由此出，然而非也。固先有空空道人之名而后得此义。且其下文云‘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可见十六字乃释氏之义，非关玄门。道士改为和尚，事亦颇奇。其援道入释，盖三教之中终归于佛者，红楼之旨也。”对“色”字的定义，他说：“先谈色字之异义。经云色者，五蕴之色，包括物质界，与受想行识对。此云色者，颜色之色，谓色相、色情、色欲也。其广狭迥别，自不得言色即是空，而只云由色归空。”他所说的“空”就是跛足道人在《好了歌》中所唱的“空”。他所说的“情”有时指“性爱”，有时又指“情爱”，时有交错和分离。
如果超越了“皮肤淫滥”的浅层理解和“美人骷髅”式的虚无主义，我们认为俞平伯的“色空说”比较符合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历史和人生的一些看法，也比较符合《红楼梦》在客观上所流露的一些悲观的思想倾向。至少在情节上读者看到了一个贵族之家从最初的繁华进入最终的“家亡人散各奔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日本学者松枝茂夫曾支持俞平伯的观点，他说：“色与空，换言之恋爱与无常观，它们就是《红楼梦》的主要思想。”按照唯物主义观点，“世事无常，人生如梦”属于历史虚无主义，应该加以批判和排斥，但这种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却客观存在。唐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甄士隐正是亲身经历了显赫与败亡的转变，才有“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感慨。明代杨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正是这种“色空观”的写照。如果能够突破个人的兴衰荣辱，上升到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对人性自身的理解与把握这一高度，“色空说”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成分的。而这也许正是俞平伯之局限处。
三、影射说
曹雪芹在开篇给世人留下了巨大的悬念——“将真事隐去”，因此自《红楼梦》产生之日起就有人锲而不舍地猜测所“隐去”的“真事”究竟为何。是什么样的达官显贵才能“仰赖天恩”与朝廷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书中人物影射了现实中的什么人物？对此主要有明珠家世说、傅恒家世说、和珅家世说和张侯家世说。其中以明珠家世说为要，并被多数人所接受。明珠是康熙朝宰相，权倾朝野，结党营私，贪婪残酷。但明珠之子纳兰性德却聪明颖慧，博学多才，是清代有名的抒情词人。康熙二十七年，明珠受弹劾，遂被褫职，籍没家产，从此一败涂地。明珠家世说得以流传，一是因为贾府的遭际与大学士明珠一家的荣枯极为相似，都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二是纳兰性德的性格才情，不由得使人联想到贾宝玉的性格特征；三是明珠家世说广为流传，还与乾隆帝对《红楼梦》的看法有一定关系。既然皇帝都持此说，自然影响非凡。明珠家世说在早期影响甚著，但因为缺乏具体论证，在理论和方法上也没有总结出带有共性的东西，因此在清末民初索隐派红学中影响远不及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及康熙朝政治状态说。
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了王梦阮和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大抵此书，改作在乾嘉之盛时，所纪篇章，多顺、康之逸事。特以二三女子，亲见亲闻，两代盛衰，可歌可泣。江山敝屣，其事为古今未有之奇谈；闺阁风尘，其人亦两间难得之尤物。听其淹没，则忍俊不禁，振笔直书，则立言未敢。于是托之演义，杂以闲情，假宝黛以况其人，因荣宁以书其事。”王、沈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怀揣矛盾心理写的清世祖与董鄂妃的爱情故事，而董鄂妃就是当时的秦淮名妓董小宛。但是此说并无任何真实依据，实属缺乏可靠性的无稽之谈和历史传闻，学界经过考证已经推翻了将世祖之妃董鄂附会为董小宛的说法，因此《红楼梦索隐》的立论基础不攻自破。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他虽然肯定王、沈的观点尚有自成一说之价值，但却认为此说“多未合榫，不过以意为之而已”。他在书中提出自己的主张，认为《红楼梦》的主旨是影射雍正夺嫡。他说：“然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与其谓为历史小说，不如径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因此，贾母是康熙的影子，贾母爱宝玉比喻其宝爱帝座，“不肯即以黛玉配之者，喻帝之不肯轻立储二，以宝位畀胤礽也”。金陵十二钗三十六人分别影射康熙的三十六个儿子。对于令人费解的甄宝玉一角儿，寿鹏飞提出新说，认为甄宝玉是南明弘光帝的影子，作者用甄、贾宝玉象征南北两朝对峙局面。作为探讨《红楼梦》主旨命意的一种猜测本无可厚非，但不能把索隐扩大化，以为人人事事都有影射。
此后还有景梅九《红楼梦真谛》，于1934年西京出版社出版。景梅九对王梦阮、蔡元培、邓狂言、寿鹏飞等人的观点兼收并蓄，并进行补充和发挥，他认为《红楼梦》的真谛有三：一求之于明清间政治及宫闱事；二求之于明珠相国及其子性德事；三求之于著者及增删者本身及其家事。潘重规《红楼梦新解》1959年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汉族志士用隐语写隐痛隐事的隐书”，而宝玉影射传国玉玺，林黛玉代表明朝，薛宝钗代表清朝，林、薛争取宝玉象征明、清争夺政权，《风月宝鉴》就是明清宝鉴，这些观点都可以从王、蔡、邓、寿、景诸家中找到出处。赵同《红楼猜梦》1980年由台北三三书坊出版。书中依然继承了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储位的影射说，除了一一坐实书中人物、曹家成员以及诸皇子等的关系之外并无创见，反倒陷入索隐派主观臆测的泥淖不可自拔。
四、大旨谈政
1917年为适应革命需要，蔡元培《石头记索隐》断言《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蔡元培的观点扩大了对《红楼梦》思想内涵的理解，影响甚巨，1949年后风靡一时的“阶级斗争”说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发挥，只不过将民族斗争改为阶级斗争而已。1954年到1955年随着对胡适派唯心论红学批判的展开，许多古典文学研究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都对《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倾向发表了意见，主要有三种观点：“市民说”“传统说”和“农民说”。持“市民说”观点的主要有黄药眠、邓拓、李希凡、蓝翎、霍松林等人。他们认为《红楼梦》应该是代表18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曹雪芹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因此《红楼梦》所反映出的带有解放人解放人性的新命题，是当时新兴的市民社会意识的反映。主张“传统说”的主要有曹道衡、胡念贻、刘世德、邓绍基、何其芳等。他们认为《红楼梦》中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思想在古代早已有之，是对我国古代优秀的思想和文学传统的继承。他们认为《红楼梦》中借鉴的清初三大家的思想和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即使小说中的思想有某些发展，也只是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此外，王昆仑《关于曹雪芹的创作思想》，杨向奎《曹雪芹的思想》，霍松林《试论〈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舒芜《〈红楼梦〉故事环境的安排》等，对曹雪芹的创作思想和《红楼梦》的思想艺术，论述得颇有深度，代表着新中国成立后红学研究新学派的萌生。持“农民说”的主要有刘大杰、佘树声、王冰洋等，因为他们的文章数量和影响不及前二者，所以不多作论述。
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要大家注意“护官符”上的四句话，并说《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之后，《红楼梦》研究的视野转向了政治领域，许多人开始站在政治角度来阐发这部作品。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衰亡史说”（主要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和“四大家族衰亡史”）大行红学研究之道，而且伴随着“文化大革命”其政治意味愈来愈浓。刘世德、邓绍基《〈红楼梦〉的主题》认为“描写以贾家为主的四大家族的衰败和没落，从而对封建社会作了深刻而有力的批判，使我们看到封建贵族、地主阶级必然走向没落和崩溃的历史命运，这就是《红楼梦》的重要主题”。刘梦溪指出：“《红楼梦》对它所属时代的反映，主要是在描写贾、史、王、薛四个封建贵族世家、特别是贾家的衰败过程中，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性和反动性，显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使我们看到沉滞、虚弱的封建制度已经逐渐走向末日的命运。《红楼梦》主题的深刻内涵就在这里。”如果“衰亡史说”是通过对小说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的完整分析而得出的结论还能使人信服的话，那么，从《红楼梦》中敲骨剔髓般挖掘出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论点则是十分荒谬的，它们从根本上服务于政治，为政治所利用。这些文章基本上集中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显现出那个时代普遍的思维观念和论述方式，也反映出《红楼梦》文学研究的停滞。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来，红学研究也渐渐步入正轨，许多人越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雷池，探索从前研究中的一些“禁区”。人们普遍认为《红楼梦》主要描写的并非社会阶级斗争，作者并没有正面描写过当时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激烈阶级斗争，更没有企图去表现这样一种斗争。曹雪芹只是想通过对一个典型的贵族家庭“兴衰际遇”的描写和对这个家庭中各个成员的悲剧命运的刻画，暴露那个社会的种种腐朽与黑暗，从而歌颂敢于抗争这个黑暗社会的女性奴隶和叛逆者。孙逊首先对于早先的“爱情说”给予肯定，他承认宝黛爱情悲剧是《红楼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指出它绝不是那种贯串全书意义上的“主线”。在这里，贯串小说全部情节和人物的，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这条主线。如果《红楼梦》的主线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过程的艺术描写，那么《红楼梦》的主题便应表述为“通过对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过程的艺术描写，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罪恶腐朽的封建社会，歌颂了敢于抗争这个社会的反抗者和叛逆者，并预示了这个社会必然走向没落和崩溃的历史前景”。
“衰亡史说”符合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以及政治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基本遵循《红楼梦》小说的情节结构和发展趋势，因此风靡一时，几乎成为定论。但是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赵荣直接对李希凡《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一书中的观点进行批驳，李希凡认为《红楼梦》的主题，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通过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写出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衰亡史。揭露了建立在这样社会基础上的政权，正在走上不可避免的死亡道路。曹雪芹用“谈情”的“假语村言”来掩饰他的“伤时骂世”，也就是用那些婚姻恋爱的悲剧故事来掩盖贯穿全书具有鲜明政治内容的主题和情节。赵荣指出李文这种贯穿着“左倾”思想的红学观点，归纳起来，就是牵强的“总纲论”，杜撰的“崩溃论”，拔高的“新人论”，乌有的“掩盖论”。赵文指出：“文学作品主要描写了社会生活的哪些场景，不能由作者的声明来判断，也不能由评论者的主观想象来确定，而要由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情节来说明。”从现存的《红楼梦》的各种版本中，读者只能看到贾家这个百年望族逐渐没落的故事，看不到薛、史、王三家崩溃的具体描写，因此衰亡史就不能包括其他三家。而把曹雪芹概括地交代贾家社会关系的民谣“护官符”作为读《红楼梦》的“总纲”，这种做法也是荒谬的。何满子认为曹雪芹通过贾府生活的史诗般描绘，透视了这个社会制度的荒谬性，完成了文学史上的不朽业绩。但是，“家庭只是社会的细胞，个别细胞的萎谢并不意味着整个机体的死亡。因此，许多评论家反复论断过的所谓《红楼梦》概括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之说，无论从《红楼梦》的艺术形象本身和历史事实讲，都是没有根据的”。沈天佑也不同意“封建家族衰亡史”的提法，他说：“描写封建贵族家庭的衰亡，只是小说主题思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还算不上是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小说主题思想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反映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社会力量的被摧残、被镇压。”因此以“衰亡史”去概括《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显得很片面。“衰亡史说”是在特定时期顺应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有一定的必然性，其影响之大到现在还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而且成为传统红学主旨研究的两大派别（“谈情”与“谈政”）之一。“衰亡史说”有它的合理之处，但也不乏在意识形态笼罩之下的夸大成分，对此应该辩证地看待。
五、补天与嗣后
陈诏明确指出那些说《红楼梦》写阶级斗争的人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红楼梦》远没有像《水浒》那样有阶级斗争的内容，更没有资料能够证明曹雪芹参加过激烈的阶级斗争。他虽然流露出对封建制度和最高统治者的某些不满，甚至有一定的背叛倾向。但他并没有自觉地利用小说的武器去抓阶级斗争、写阶级斗争、作革命的宣传。《红楼梦》写贾府、四大家族、封建社会的衰亡史，那是因为作者是历史见证人，但问题在于他对这个衰亡过程并不是冷漠地不关心地作客观的描述，他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倾向性。陈诏认为仅把小说的主题概括为衰亡史是不够的，因为作者更多的意图是要“补天”。所以“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理治之书’比较顺理成章。这就是说，作者的真实的创作意图是要想从个人生活遭遇中，从家庭变故中，从对现实和历史的阅历中，总结成败兴废的经验教训，悟出一些‘理朝廷，治风俗’的大道理，向统治者、向读者进行告诫”。叶嘉莹也认为《红楼梦》中有“补天”思想，并指出小说第一回的偈语“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是了解全书主旨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这首偈语所写的通灵之石的不得补天之恨，实在也就是枉入红尘的一事无成的宝玉之恨。”秦家伦也赞成此说，他认为“曹雪芹从根本上说，要维护这个‘天’，要顾全它的面子，想设法改良它，弥补它的缺陷”。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文学家，面对封建社会的丑恶，曹雪芹能够做到暴露与掩饰的统一，颂圣赞德与鞭挞官场的统一。“补苍天”的写作主旨，决定了他多处使用曲笔、隐笔，而这恰恰符合审美规律，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和审美空间。丁维忠《关于“补天”主题的悖论》（《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期）承认《红楼梦》开卷的“无材可去补苍天”一偈，是全书的主题诗，“无材补天”是书之本旨。但“补天”又有正统“补天”和异端“补天”之分，前者是传统的封建主义改良主义，后者属于新型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萌芽。异端补天者倡导人性、人情、人欲，曲折地反映或代表着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和愿望。他们伤时骂世、批驳消谤、指奸责佞、贬恶诛邪，反对君权专制、宗法专制、等级专制，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但是他们尚处于思想探索和理想憧憬阶段，暂时只能作理论的论证和理想的阐述，尚未形成实施的方案，而仅仅表现为思想体系或理论形态，因此显得还不成熟，甚至是软弱的无所作为的。对“补天”不同类型的划分有益于廓清作者和人物的思想取向，充分认识作品所深蕴的超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与积极的“补天说”相对的是一种带有消极意味的“子孙不肖、后继无人说”。朱彤认为“一部《红楼梦》是以封建贵族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问题为核心，展开了贵族阶级各个生活侧面的描写，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地主阶级的种种罪恶，热烈地讴歌和赞美新兴力量的叛逆精神，全面地批判了封建制度，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必然崩溃和没落的历史命运”。而在地主阶级内部，子孙不肖又划分为两种不同社会本质和前途的“不肖”：一种是以贾珍、贾蓉、薛蟠等为代表的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堕落糜烂的不肖，他们体现了地主阶级腐朽的本质；另一种则是以宝黛为代表的对本阶级前途的绝望，离经叛道，重新探索新的人生出路，走上叛逆的不肖，他们体现了新兴阶级的历史进步要求。两种不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对立统一，没有类似于贾珍式腐朽堕落的不肖，不足以表现全书批判主题的普遍性，没有贾宝玉式叛逆的不肖，也无以突出全书主题核心的特殊性和时代特点。“子孙不肖、后继无人说”的确以极高的概括性将《红楼梦》的主题引向令人深思的范畴，一时受到学界的关注。但是都本忱《〈红楼梦〉多主题论》（《松辽学刊》1997年第1期）则从血缘关系上否定了朱彤之说，他承认像贾雨村、贾赦、贾珍一类确属不肖子孙；贾政、王熙凤、薛宝钗也可以说是不肖子孙；贾宝玉、林黛玉也可从叛逆的角度说他们是封建阶级的不肖子孙。但是，广大的具有叛逆性的奴隶和被侮辱被损害的少女却不属于不肖子孙。可见，要找到一个具有普世性的说法既要涵盖性强，又要精准度高，否则很难自圆其说。
第二节 多元主题思想
20世纪80年代后，文学评论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文学评论不再成为政治的附庸，众多评论家对《红楼梦》的主题展开了一个多角度、多层次、多元化的解读。“多年来由于旧文艺理论和写作理论的局限，人们总是企图寻找一个可以统帅全书的主题，企图用一句话（主题句）或一段话（主题文）概括出全篇的主题，而让其他成为它的附属和兵卫。但这种企图却总是失败：概括了这一方面就漏掉了另一方面；一个新的主题论出现了，立刻就会受到有足够论据的反驳。这一事实说明了：《红楼梦》本来就是多主题的，或者说，多主题就是《红楼梦》的主题。”这一时期主题思想的多元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题思想在内涵方面的多元；二是主题思想在形式上的多样。很多文章从“谈情”“谈政”等主流观念中解脱出来，观点新颖，其中也不乏一些精当的见解。这种多元化的模式显示出红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从一元、排他向多元并举、包容百家转变，更显示出学人对突破《红楼梦》主旨研究瓶颈的一种思维拓展。
一、双重主题
《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多元化首先表现在内容方面突破此前单一的、非此即彼观念的局限。红学研究者从作品的丰富内涵着手，力图比较全面地总结作品的主旨大意，得出较令人信服的观点。这一点台湾学者开始得较早，大陆“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红学研究因较少受到政治的影响，因此对于红楼主旨的阐发时有创见。余英时认为：“《红楼梦》这部小说主要是描写一个理想世界的兴起、发展及其最后的幻灭。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分不开，大观园的干净本来就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基础之上。并且在大观园的整个发展和破败的过程之中，它也无时不在承受着园外一切肮脏力量的冲击。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红楼梦》引子早已点明“悲金悼玉”的悲剧主题，但由于内涵丰富，所以还有不少副题以至再副、三副、四副之题杂然并陈，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化、贫乏化。夏志清指出《红楼梦》虽然是一部言情小说，但它绝非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因为它所表现出的怜悯和同情远胜过情欲。“对这部小说的传统解释是说它乃研究宝玉继对爱情的幻想觉醒后的彻悟，这种解释自然是对的，但它却未考虑到一个交替思想的相对牵力，这一思想就把主角宝玉的最后决定弃绝世界的快乐全都抵消了。我相信这部小说的悲剧本质就在于同情和遁世（Ddtachment）两种相对要求间的拉锯战，在于作者从有理智上的选择道家的出世思想，而他仍紧紧执着于……爱情。”因此，作为悲剧主人公贾宝玉面对女孩时的典型感情便是崇爱和怜悯，虽然他被称作“天下第一淫人”，但在他的思想中罕有淫欲。
二、三重主题
俞平伯《红楼梦辨》从小说内证出发，站在推测作者创作态度的角度将小说主题概括为：第一，《红楼梦》是感叹身世的；第二，《红楼梦》是为情场忏悔而作的；第三，《红楼梦》是为十二金钗作本传的。俞平伯之后多重主题说逐渐被多数学者接受，并以不同的角度、方法、理论进行阐释、修正和补充。丁淦《〈红楼梦〉的三线结构和三重旨意》（《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2期）在题目中就明确指出《红楼梦》的主旨有三重。他首先概括了《红楼梦》的三大线索：一是以封建王朝衰败为表以封建家族衰败为里，以王熙凤的权势地位变化为标志的发展线索；二是以宝黛爱情为中心，金陵十二钗为主题，众多女儿们的命运为背景的发展线索；三是贾宝玉以“补天—济人”为核心的叛逆性格或叛逆“事业”的发展线索，将全书诸多的头绪编成一个宏伟的整体。这三条线索与全书主题有密切的关系，通过第一条线索构成的封建家族和王朝“运终数尽不可挽回”，作者充分揭示天不可补，竭尽全书谈情之“大旨”；而“天不可补”和“人不可济”这两条线索，又处处落实并归结为第三条线贾宝玉的“补天—济人”事业的失败，从而完成无材补天—无法济人的全书“本旨”。通过脂评针对“无材可去补苍天”的点评：“此乃书之本旨”可见，《红楼梦》一书的主题是由无材补天—无法济人这一中心点和天不可补、人不可济两个侧面构成的，作者将其概括为《红楼梦》主题的“一点两面”。或者说，全书由“伤时骂世之旨”和“大旨谈情”两个侧面，归结成补天的“本旨”。
傅继馥认为《红楼梦》的形象体系是由三个形象群和一个中心人物构成的。以大观园少女为主的女儿国构成了第一形象群，她们的共同特征是重情、多才、薄命；以贾府男性贵族为主构成了第二形象群，其共同特征是重理、无能、女儿群悲剧的制造者；此外《红楼梦》里还有数以百计的人物，构成了庞大的第三形象群，有农民、城市里的三教九流，以及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空空道人、石头等特殊的超现实的形象。“在《红楼梦》诸主题中，第一形象群和主人公所体现的思想，明显地居于主要的地位。因而，对人生理想的赞美，对其被毁灭的悲悼，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在感染力量上，都超过了对腐朽力量的揭露。过去将《红楼梦》全书主题就是四大家族衰亡史，从形象体系来检查，就是忽略了第一形象群和中心人物，而孤立地突出了第三形象群的意义，未免颠倒了主次。至于爱情掩盖政治说，则更是与形象体系的构成格格不入。”因此，对《红楼梦》主旨的研究应以第一形象群为主，以其他为辅，切不可喧宾夺主。
刘敬圻《〈红楼梦〉主题多义性论纲》（《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期）着重探讨了《红楼梦》前五回的内容，认为前五回体现了整部书的多重主旨。她认为“书之本旨”之一是为一个异样孩子作传，“即描写一个贵族青年不被世俗社会所理解，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的精神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楼梦》无异于一部‘怡红公子传’”。甲戌本第一回“无材可去补苍天”诗旁脂批就说此为“书之本旨”。因此，第三回的两首《西江月》可视为《红楼梦》的第一组主题歌。它凝聚了贾宝玉型的精神悲剧的主要内涵。“为异样孩子作传的主旨是特立独行的。异样孩子的审美价值不是爱情婚姻悲剧、青年女子的普遍悲剧和封建家族的兴衰历史所能够包容得了的。”“书之本旨”之二是为一群青年女子作传，即“使闺阁昭传”，描写一群“小才微善”“或情或痴”的异样女子，在各自不同的遭际中被摧残扭曲，并最终毁灭的人生悲剧。“《红楼梦》题名的变迁过程也告诉我们，作家最初的也是最主要的创作冲动，正是由于‘金陵十二钗’们的存在才被激发出来的。赞赏与痛悼她们的美好与不幸，是作家梦绕魂牵的创作宗旨之一。”第一回回目“风尘怀闺秀”、作者自云“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的一段话以及空空道人与石头的对话（“其中不过几个异样女子”）、第五回太虚幻境中的判词、红楼十二支曲以及“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等等，都是这一“本旨”的凿实内证。因此可将“红楼十二支曲”视为《红楼梦》的第二组主题歌。“书之本旨”之三是为一个趋于衰败的名门望族作传，即描写以贾府为代表的某些贵族之家由于坐吃山空、箕裘颓堕而日渐萧疏的历史悲剧。除此之外，《红楼梦》还可能存在着第四种、第五种或其他种种命意和内涵。即使是对同一命意和内涵的把握，也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提炼、归纳和概括。《红楼梦》的主观命意绝非唯一的，而对于上述三大本旨的关系，作者认为它们虽然不能相互包孕、相互取代，但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而正是多重悲剧构架的存在，才使《红楼梦》的主题更丰厚、更深邃、更永恒。
丁淦和刘敬圻的论文极具启发性。张锦池关于《红楼梦》三重主旨的探讨就借鉴了前二者的提法，但又有所不同。他认为：“其一，作者要为一位‘怡红公子’作传，即描写贾宝玉的精神悲剧，把他的以‘意淫’为内涵的人生价值观念和人生足迹描摹给世人看。那似贬实褒的两首《西江月》，是《红楼梦》的第一组主题歌。它凝聚着贾宝玉精神悲剧的主要内涵，并界定了其质的规定性。其二，作者要为一群青年女子作传，即描写以‘金陵十二钗’为主体的异样女子的人生悲剧，将她们的真善美和才学识被毁灭、殊途同归于‘薄命司’的苦难历程展示给世人看。那饱含着赞赏和痛悼之情的《红楼梦》十二支曲，是《红楼梦》的第二组主题歌。它不失为‘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缩影。其三，作者要为一个‘诗礼簪缨之族’作传，即描写赫赫扬扬已历百年的贾府，由于坐吃山空、儿孙不肖而日益衰微的历史悲剧，将这个百年望族的人生价值观念及藏于礼法帷幕后面的‘自相戕戮自张罗’情景描绘给世人看。那半含讥弹、半是挽歌的《好了歌》，《好了歌解》，是《红楼梦》的第三组主题歌。”《红楼梦》中的这三种悲剧各有自身的审美价值，但却相互依存、互相渗透，共同构成一种天然浑成的三棱镜形态，以映射生活的光谱。然而，只认识到这一点还不够，还必须看到这三种悲剧在《红楼梦》中不是并列的、无主次的，最主要也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是贾宝玉的精神悲剧。通过以上分析孙逊最后得出结论，“小说围绕着贾宝玉的精神悲剧，并通过青年女子的人生悲剧和贾府的历史悲剧之层层展示，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以理杀人’的罪恶，揭露了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不人道，谱写了一曲情爱的颂歌、‘童心’的赞歌、青春的悲歌，从而发出了‘救救青年’的呼喊”。这在中国文学史和哲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每一声都有振聋发聩之作用。
刘敬圻认为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这一重要情节，既可以融汇到为异样孩子（怡红公子）作传和为“闺阁昭传”两大主旨之内，又可以独树一帜，自成一说。张锦池却不以为然。因为，从作品形象体系内部构成的特点以及所涵审美意蕴来看，称《红楼梦》为情爱的颂歌并不错。然而从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宝黛钗爱情婚姻剧的主人公来说，则应将它融汇到宝玉精神悲剧、青年女子人生悲剧两大主旨之内，就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植根于他们思想性格与贾府家族利益的矛盾来说，则又理应将它视作贾宝玉精神悲剧、青年女子人生悲剧、百年望族历史悲剧三大主旨交错感应的结果。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隶属于三大悲剧构架之中，不能独立自成一说。
孙逊《论〈红楼梦〉的三重主题》认为《红楼梦》主题有三层：一为文学审美层次，它主要通过小说的形象体系，通过那些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艺术生命来体现，其内涵是青春、爱情和生命的美以及这种美的被毁灭。第五回的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支曲即是这一层次的主题歌。二为政治历史层次，它主要通过穿插于小说之中的一些重要的情节插曲和部分形象的爱情婚姻悲剧及青春命运悲剧来体现，所反映的是社会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内容。第四回“护官符”是这一层次的主题歌。三则为哲学最高层次，它由小说全部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所包含的底蕴所体现，其核心是对人生和社会经过深沉思考而得到的启示和彻悟。第一回的《好了歌》及注便是这一层次的主题歌。“其实就小说本身而言，这三重主题完全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而哲学则是前两者的自然升华和最高总结。不把文学而把政治或历史视作《红楼梦》的基本主题，那《红楼梦》就不成其为小说和文学作品，而成了政治和历史教科书。但若不看到《红楼梦》的政治历史层次，则又无疑会大大缩小《红楼梦》的丰富历史内涵，缩小它所反映的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同样，如果我们不再深入一层，进入到《红楼梦》深层的哲学意识，那我们也很难说把握住了《红楼梦》的精髓。”孙逊打破了过去“以一总全篇”和“多归于一”的思维模式，将《红楼梦》的主题从文学、政治层面上升到哲学层面，理性思考大于感性阐述，观点新颖，见解深刻。
萧相恺认为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它写出了宝玉、黛玉这一对青年男女间深沉的悲剧爱情；二是它写出了一个大家族内部各种人物间的相互扶持、相互斗争的错综纷繁的人事关系，写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写出了这个家庭内一些人物的骄奢淫逸、腐败堕落；三是它写出了一个大家族由盛而衰的变化历程。”这三个方面既是《红楼梦》思想内容的三大层次，又是构成《红楼梦》网状结构的三股主要绳索，有时还互为因果。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描写了贵族家庭的挽歌、尘世人生的挽歌和生命之美的挽歌。贵族家庭的挽歌对应于“为感慨身世而作”以及史书说。作者对家庭毁灭的哀挽、怀才不遇的悲愤以及以自己身世作传等，都一并寓含其中，在哲理上属于入世的儒家哲学，在模式上源于思凡模式。尘世人生的挽歌对应于“为情场忏悔而作”以及悟书说。作者对人生悲欢离合所经历的痛苦忏悔以及解脱，都一并寓含其中，在哲理上属于出世的佛道宗教哲学，在模式上源于悟道模式。生命之美的挽歌对应于“为十二金钗作本传”以及情书说。作者对作为至美象征的十二金钗的痴情追求、怀恋以及哀挽都一并寓含其中。在哲理上属于虽为解脱实为执着的道家生命哲学，在模式上源于游仙模式。此三重主题显示出依次生成转换的内在逻辑结构，从前向后不断超越，“最后通过贯穿全书始终的天道之‘命’与人道之‘情’的两相悖裂（简言之为情理悖裂）的矛盾运动及其对人类悲剧命运终极指归的深刻辨思而获得了永恒魅力”。
三、多主题与无主题
20世纪初，吴宓曾指出《红楼梦》是一部宗旨正大、内容庞杂、包罗宏富的作品，小说主题由小及大，约有四层，而每一层“可以书中之一人显示之”。“贾宝玉涉及‘个人本身之得失’的问题、林黛玉涉及‘人在社会中之成败’的问题、王熙凤涉及‘国家团体之盛衰’的问题、刘姥姥则涉及‘千古世运之升降’的问题。”作者借每一个人物传达一种思想，因此主题便显得纷繁复杂，颇难理出头绪。
周书文从习惯的社会意义角度分析《红楼梦》，认为小说揭示了虽相关联却各有侧重的主题内涵。一是宝玉与黛玉和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二是写出了那个时代，“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但却都通过各种不同渠道、不同的表现方式，共同走向“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时代悲剧。三是以贾府为重点，写出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整个封建时代，已经呈现出外表显赫、内囊衰朽的不可逆转的衰败趋势。四是借僧道、神话的虚无世界构架，寄寓超越现实的人生体味与哲理蕴涵。“这四个多义性主题的交织组合，又奇妙地构成了《红楼梦》的带总体性的模糊的总主题，使《红楼梦》成为对封建末世感到失望与伤痛，悲愤与决绝的书，也可说是一部反映着封建末世的时代精神与精神追求的书。”它们互相制约、互相纠结、互相渗透，组合成一个蕴涵丰厚、众义纷呈的完整艺术世界。
余珍珠《〈红楼梦〉的多元意旨与情感》从解构主义出发，认为作者自行建构的小说结构最终又对其进行了解构。关于贾政与宝玉的父子（“情”与“礼”）矛盾，可以算作《红楼梦》的主题。此外，贾宝玉和王熙凤也构成一组矛盾，虽然凤姐从未和宝玉发生正面冲突，但是她仍然起了对位作用，支撑、塑造、调整而又侵蚀着宝玉的世界。他们双双肩负着贾府未来的寄托，并都曾得到过一僧一道的拯救。两人经常被叙述者突出地并置在某一回或某关键场合中，构成小说中对称手法的核心。在《红楼梦》的现实世界中还有另外一个角落，暴露的是贾珍、贾瑞、贾蓉一伙的荒淫无耻。如果要把这多重关系系统化，那么贾珍的世界的荒淫无度只是宝玉的“意淫”和贾政、凤姐的“淫威”的较庸俗腐败的形式而已。这三种人物或许可以称之为“情”“礼”“法”的代表，既然他们都难免于淫滥，也就代表了一个并无绝对道德轴心的现实世界。而主要人物钗黛的对立化为情谊以及她俩最后的结局，更说明人世间一切纷争到头来都徒劳无功、毫无意义，这一组矛盾，如同其他人物关系一样都以死亡或离散、“循形”的方式消逝了。小说把苦心积虑建立起来的结构自我破坏，自行解构，体现了小说中“人生如梦”的思想。
都本忱《〈红楼梦〉多主题论》（《松辽学刊》1997年第1期）认为多主题是《红楼梦》成熟性和超前性的标志。《红楼梦》主题主要包括：封建社会的葬歌、奴隶的哀歌、爱情的悲歌、传统美德的赞歌、“色”“空”“梦”“幻”和人生况味的幻歌等五个大的方面。对《红楼梦》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有定于一尊或“一句话概括”的主题。红学研究应把重点放在对主题各个方面的深层探讨上，分析它的深刻性、全面性、崇高性、艺术性、魅力性等。陈大康表示曹雪芹所创作的艺术作品使读者如同直面复杂的生活场景，其中时间与空间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立体式的网络。以宝黛爱情为例，当这两人以自己的方式谈情说爱时，元春在省亲，乌进孝在缴租，贾环在设计陷害宝玉，袭人煞费苦心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努力。贾府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同时向前推进，作者甚至没忘记提及老婆子瞪大眼睛看守着果树或林之孝的亲戚设局夜赌，而这些又绝非赘笔。“正因为面对这样完整的生活图景，所以每种主题说都能说明其中一部分而贯穿全体，因而都不能以绝对优势胜过别说而成为‘主题’。”陈大康肯定了早先的各种说法，但对多年来各种观点相持不下的现象进行了叩问，它使得人们不得不回到讨论的原点去质疑讨论前提的合理性。曹雪芹的创作意图是各种思想交织而成的综合体，虽然先前关于《红楼梦》主旨的说法程度不同地阐明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谁也不能定于一尊而令别说臣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大康认为《红楼梦》无主题。
四、其他观点举隅
（一）原型批评
20世纪西方文论史上出现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神话原型批评，它是研究文学与神话等原始文化关系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神话原型批评的兴起，源于当代人对人类的早期文化和原始思维以及共同心理结构的研究。集体无意识是原型批评中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人类先天或遗传得来的一种意识，是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遗迹，在人类的典型经验当中被无数次地重复着。“原型是领悟的典型模式，每当我们面对普遍一致和反复发生的领悟模式，我们就是在与原型打交道。”随着国内对于原型批评的引进，该理论也被迅速应用于神话元素丰富的古典文学研究当中。方克强《原型题旨：〈红楼梦〉的女神崇拜》（《文艺争鸣》1990年第1期）深入发掘小说建构的统制全篇的神话系统，认为《红楼梦》作为一个完整有机的小说世界，存在着两个互渗互补的子系统，即现实系统与神话系统。因此，《红楼梦》艺术的现实题旨可以用“女性崇拜”来概括，而“女神崇拜”则是象征性的原型题旨。在女娲补天神话和顽石通灵神话中，投射着贯通原始先民与曹雪芹心灵之间的女神崇拜意识。这一纲领性主旨，在小说的现实传统中得到了具体化和生活化的证明。原型具有象征的普遍性，女娲作为女神象征着女性创造力与女性优势。在女娲补天神话和顽石通灵神话中，折射着贯通原始先民与曹雪芹心灵之间的女神（女性）崇拜意识。但是述旧不如编新，在承续女娲神话的基础上，曹雪芹施展卓越的想象力创作了太虚幻境神话。作者并不是抛弃男性社会的现实文明成果，而是要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摒斥男性文化对人尤其是女性生命的漠视与扭曲，重建女性文化的特质与优势。曹雪芹塑造的女神形象和渗透其间的女性崇拜意识，对现实社会中女性的卑下地位与男性崇拜都是一种颠覆性与革命性的撞击。而曹雪芹所要提供给世人的正是这个时代所缺的、具有超前意识的“补天”新思路。所以理解《红楼梦》，首先要解剖它的神话，破译神话的普遍性象征内蕴和原始意象的原型题旨。方克强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应用神话原型批评深入剖析《红楼梦》所蕴含的原型题旨，既看到《红楼梦》与中国原始神话的内在联系，又不忽视作者的独创性成分，是一篇不无新见又颇具说服力的文章。
（二）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黑人争取和白人同等政治、社会、教育和法律权利的运动展开的，如果说黑人受白人歧视，那么女性则受着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的双重歧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出现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使传统父权制的思维模式和以男性为中心的逻各斯主义面临崩溃与瓦解。中国对于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引进是必然的，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是将这一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尤其是古典文学批评尚需谨慎，因为西方女权主义的出现已然是传统形态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现代形态的成熟资本主义之后的事，而曹雪芹所处的最多不过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阶段。海鸣《古今小说评林》认为《红楼梦》是痛陈夫妇制度不良之书。“吾人不必综观全书，即阅第五回太虚幻境《红楼梦》二支唱词原稿，如《终身误》所云：‘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是言夫妇制度之足以误人终身也。……他如元春之入宫册妃，于归省时说：‘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迎春之误嫁中山狼，晴雯之被逐，以至于金钏投井，藕官焚纸，龄官画蔷，鸳鸯殉主，妙玉入魔，袭人再嫁，司棋殉潘，五儿抑郁，香菱受苦，紫鹃悲愤，四儿配人，芳官出家，一切好女儿，其精神上肉体上所受之痛苦，皆由夫妇制度直接间接所馈送而来。此曹雪芹所以写荒唐言，洒辛酸泪，而慨叹不已也。”赵荣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妇女问题，具体地说是妇女婚姻自由和男女地位平等问题。“曹雪芹正是通过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带出大观园里里外外一大群青年被毁灭的悲剧，提出占人口半数的妇女问题，从而使人们‘精确地衡量’导致妇女卑下社会地位的封建社会的‘进步程度’，清醒地认识每日每时都在制造妇女悲惨命运的宗法制度的反动本质。”赵荣将曹雪芹的妇女观概括为：一是赞美妇女高尚的品格。二是歌颂妇女的智慧和才华。三是推崇妇女坚贞不屈的情操和视死如归的正气。四是倡导“意淫”，尊重妇女。五是同情妇女的苦难，关怀妇女命运。六是反对包办婚姻和践踏妇女的野蛮习俗。七是讴歌男女平等，主张解放奴婢。赵荣的观点不无合理的成分，但表述有问题，确切地说不是妇女问题而是女子问题，尤其是青年女子遭毁灭的问题。另外以曹雪芹的拟书动机“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和大观园女子终归悲剧的结局来看，作者似乎无意于考虑妇女问题，更没有男女平等的要求。他对于女子更多的只是崇爱、悲悯，还上升不到妇女问题这一阶级历史高度。汤龙发《女权问题是〈红楼梦〉的主题》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反对男权制对妇女的压迫和影响，曹雪芹提出了女权问题，这在中国文学史甚至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没有一个作品能与之相比。曹雪芹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他深邃的思想，使他感到妇女只有走自食其力的劳动的道路才能解放自己。在《五美吟》中肯定东施“头白溪边尚洗纱”。在十二金钗中，巧姐被搭救后，走上劳动自救的道路，在荒村野店纺绩。因此，汤龙发的结论是《红楼梦》的主题、价值和在历史上的影响，就在于提出了妇女的人权和妇女解放问题。的确，曹雪芹在创作小说当中表现出对青年女子无比的赞美和同情，明代思想家李贽也曾抨击封建礼教压迫妇女，倡导男女平等，甚至夸奖女子之见识、才智使男子羞愧流汗，这跟贾宝玉的“堂堂须眉不若裙钗”等“女清男浊”的观点如出一辙。但李贽和曹雪芹相同的是他们都没有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们虽然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德礼政刑”，但并没有否定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虽然称赞《水浒传》农民反抗贪官污吏的英雄之举，但有时却骂这些人是“盗贼”“妖贼”，可见他们并不赞成农民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政权，而这些我们都不难在《红楼梦》中找到相似的例证。与之相比，女权主义是以男/女二元对立的价值观为核心的，而曹雪芹并不想否定他所赖以生存的男权社会，甚至因无力补天而一生惭恨，因此将他对女儿的同情和女权主义相提并论是不妥的。法国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在新中国成立后访华期间倾尽全力游说中国妇女起来反抗被压迫的境况，争取独立的地位，但无一人响应，其尴尬与窘迫可见一斑，不是她的个人魅力不够，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程度与其女权主义理念尚未接轨。直至20世纪下半叶女权运动在中国还是孤掌难鸣，更何况是在18世纪的封建中国？
（三）空幻与虚无
李泽厚《美的历程》认为《红楼梦》旨在表现人生空幻，而以往的观点无论是爱情主题说、政治小说说还是色空观念说，都似乎没有很好地把握住感伤主义思潮在《红楼梦》里的升华。他以鲁迅“……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的精辟之词作为支撑，指出“笼罩在宝黛爱情的欢乐、元妃省亲的豪华、暗示政治变故带来巨大惨痛之上的，不正是那如轻烟如梦幻、时而又如急管繁弦似的沉重哀伤和喟叹么”？李泽厚认为这部小说充满着作者对来自本阶级的饱经沧桑、洞悉幽隐的强有力的否定和判决。《红楼梦》的创作方法达到了与外国19世纪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相媲美的辉煌高度，然而也同样带着没有革命理想和出路，带着浓厚空幻感的挽歌色调。李泽厚抓住了影响《红楼梦》主题的实质性因素，这就是历代文人面对没落时代而普遍具有的无可奈何的感伤主义心态。
姜宇《论〈红楼梦〉的感伤色彩——兼及〈红楼梦〉的主题》（《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提出曹雪芹把家族、爱情、理想的失落感都归结到人生空幻，所以“人生如梦”是《红楼梦》所要表达的最终意念，也是《红楼梦》的基本题旨。一如《红楼梦》名称本身，已经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感伤。作者在书中的一些直接议论，也表现了人生如梦的空幻感，并直接表明这是本书的主题。第一回中，作者借一僧一道之口直接说明人生“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又指出“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可见，人生如梦是《红楼梦》的基本主题。因为曹雪芹能够站在全部人类历史和整个宇宙空间的高度上下俯人世，所以看清人世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幻而已。《红楼梦》的整体结构也暗示了人生的虚幻感。第一回的《好了歌》和注解一向被认为是《红楼梦》的主题歌，它们所体现的也正是看破红尘的人生空幻感。而《红楼梦》“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也可看出人生如梦的空幻之感。贾宝玉的“悬崖撒手”，正是由于对人生空幻的彻悟。总之，《红楼梦》表现出强烈的人生空幻感，它既来自家族的悲剧，又源于爱情和理想的幻灭，是生命中所有希望被毁灭之后的绝望，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大哀痛。人生如梦，是贯穿全书的主旋律，它使《红楼梦》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失望与感伤。
朱引玉认为以往的文章总是纠缠在《红楼梦》中所表现的佛老虚无主义思想，但小说是如何通过一系列艺术形象的塑造以及客观生活的描写来演绎佛老哲理的，还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朱文指出：“《红楼梦》中的梦幻意识以及佛老的虚无主义思想，无时无刻不渗透在小说的客观生活的描写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一部《红楼梦》，自始至终都笼罩着一层佛老的光环。一部《红楼梦》正是为了演绎‘繁华即逝、美质不常’这八个字的。”而小说的主题思想也正是在这具体的演绎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繁华即逝”指的是封建贵族大家庭的由盛到衰，乃至瞬间灭亡。“美质不常”是指宝、黛爱情的悲剧以及大观园“群芳”的凋零。白小易则认为整部《红楼梦》表现的是贾宝玉从色到情再入空这样一个思想演变过程。“在文本中统摄贾宝玉思想演变过程的‘色、情、空’模式既对应于明中期到清中期这几百年间的思想殖变过程，亦反映了曹雪芹这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本人思想探索的历程，及清中期敏感而敏锐的知识分子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不得不以否定俗世的佛教思想为旨归的这样一种思想状况。”白文认为《红楼梦》的主旨是用佛教思想否定俗世，形象地论证俗世的一切皆空，从而让俗世的人们省了些“寿命筋力，不再去谋虚逐妄”。
不论是人生如梦，还是繁华即逝、美质不常，抑或是从色到情再入空的转变，都是早先研究《红楼梦》“色空观”和虚无主义思想的拓展与继续，所异者只是提法的不同。由于社会、时代、历史等因素的存在，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确表现出了一定的虚无主义思想，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认为这就是笼罩全篇的主旨则有些以偏概全。“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从主观努力方面，曹雪芹数十年如一日创作《红楼梦》锲而不舍笔耕不辍，从客观效果上也并没有读者阅完《红楼梦》步宝玉后尘，或真如道家所宣扬的无为思想而否定俗世，为了省了些寿命筋力不再去谋虚逐妄。
（四）其他观点举隅
杜正堂《人情・人性・人道——也谈〈红楼梦〉正旨》开篇就指出《红楼梦》所描写的对象，是作者从人道主义宗旨角度所看到的现实，统率全书所有事件、人物、细节的正旨是“人道主义，是个人的幸福和有充分价值的生活”。杜文从三个方面来论证：第一，作为悲剧的《红楼梦》。他从《红楼梦》中诸多年轻女性的各色悲剧中看出一切为人特有的美好东西都被那个不合理的社会所吞噬。《红楼梦》字里行间洋溢着曹雪芹的人道主义激情与温情。第二，具有喜剧因素的《红楼梦》。通观《红楼梦》的全部喜剧描写，曹雪芹对喜剧人物的笑既有温和的微笑和真正人道的笑，又有无情的嘲弄和贬抑的冷笑。第三，作为正剧的《红楼梦》。曹雪芹写出了这些复杂的群体中人物的人性美和复杂性，即使对一些小人物也给予了人道主义温情。胡文炜认为《红楼梦》这部巨著包含复杂的思想，但主题“则是作者为了寄托自己的愧与悔，含泪再现以往的岁月，以戒妄动风月之情并昭传曾朝夕相处的闺阁女子，来警示世人。特别警诫富家子弟，千万不要像贾宝玉那样轻抛韶光，不肖无能，以免落得家败人散，一事无成，后悔莫及”。胡文认为脂砚斋明确指出“无材补天”是“作者一生惭恨”，我们要是脱离作者的创作思想来解释作品的主题，难免会南辕北辙。把《红楼梦》的价值与地位，同小说的创作思想混在一起来讨论主题，会造成吃力不讨好的结果。将贾宝玉定义为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将《红楼梦》看作是批判封建社会的力作，而对于书中很重要的“补天”“好了歌”“风月宝鉴”“惭愧情恨”却只用“局限”二字来解释，是对主旨和文本的严重剥离，显然是无力而不严密的。王鼐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生命主题。生命主题包括生命意识和生存状态。“《红楼梦》的生命意识源于创作主体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中国的文化机制以“克己复礼”为特征，但这种机制又是以生命个体独立人格的失落为代价的。《红楼梦》是作者对失落的苦苦追寻。因此，曹雪芹的生命意识就是追求一种独立自由的人格及其追求失败后的失落与苦闷。可想而知，这种追求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是难以企圆的梦想，《红楼梦》中宝黛的那段美丽而凄婉的爱情悲剧，完全是创作主体失落的追求的呈现。
此外，梅节、马力《红学耦耕集》中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通过揭露末世大族的罪恶和婚姻的不自由，说明这个社会的宗法制度毫不足取。有人认为《红楼梦》的主旨就是写人生的缺憾和生命的悲剧，也有人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或本旨是“无材补天”，还有人认为“悼红”是小说的总主题，《红楼梦》中一个个哀婉动人的故事伴随着一段段美艳动人的悲剧，向读者诉说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悼红、葬花，即青春易逝，韶华难留，这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共同的并且无可奈何的主题。”更有人用二元对立原理和四时转换理论解读《红楼梦》，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既不是宝黛爱情说，也不是四大家族衰亡说，而是作者“对至真至善至美被毁灭的哀婉伤悼。这也许正是《红楼梦》的深刻悲剧意蕴之所在，所谓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恰恰是基于此，《红楼梦》表现的是失去这一切无法化解的浓重的悲凄”。总之角度各异，新见解、新观点层出不穷，每一种解释都在逼近主旨，但却又无法穷尽它，这就是人们解读《红楼梦》的一个悖论。
第三节 阐释之维
一、阐释的困境
红学研究者都知道谈论《红楼梦》主旨是件出力不讨好的事，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就曾经告诫过人们阐释的困难：“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暖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对于《红楼梦》主旨研究也同样面临着理解与阐释的困难，对此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否则真的会“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红楼梦》的多名，正显示了它的主题思想的复杂多样性。“《石头记》，即‘石头所记之事也’，可以作为‘自叙说’的依据；《情僧录》又突出一个‘情’字，可为‘爱情’说张目；《风月宝鉴》又显出‘色空’观念，‘解脱’、‘成佛’说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出处；《金陵十二钗》又着重在记述‘闺友闺情’，揭出‘风尘怀绣闺’的题旨。后来的《金玉缘》才突出了宝黛爱情悲剧。”主题，是作家对生活的细致观察、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通过对生活的描绘而体现在作品里的中心思想，是作家对生活认识、评价的表现。“对一部文学作品的主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方面是根据作家的创作动机而表达的中心思想，另一方面是后人对这部文学作品的理解、评价。”如果说出于尊重作者、尊重文本，那么“爱情”“补天”“惭恨愧悔”等观点似乎是正确的，如果说符合时代发展尊重社会规律，那么反封建、市民说、农民说、阶级斗争等一系列观点的出现又有其必然性。它们体现了现代人站在现代社会立场上和价值体系中对《红楼梦》思想主旨的评价与思考。
从今天看来，《红楼梦》是一部反封建小说，它预示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但这只是今人对《红楼梦》的价值和地位的评价，这样的评价当然丝毫不为过。但是，我们在《红楼梦》中没有看到与封建地主阶级相对立的其他阶级（市民阶层或农民阶级）的出现，曹雪芹的意识中也没有这些阶级存在。如果没有意识到另一个阶级的存在与日趋壮大，那么，要意识到本阶级必然没落和灭亡则是超过了历史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历来“仕与隐”都是中国古代文人解决上述矛盾的主要选择，达则兼济天下，当无法力挽狂澜于即倒之时，中国古代那些愤世嫉俗的文人士大夫便归隐山林、遁入佛道。“‘市民说’与‘农民说’乃是《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命题的必要补充，是‘《红楼梦》的主题是反封建’这一命题的必然延伸，它们根源于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它们的基础是阶级斗争学说，思维框架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而历史依据则是‘明代中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今天的学者，完全有理由以诸如此类的学说或模式去考察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但是，如果假定曹雪芹也是运用这些学说、模式去构思其作品，则往往难以自圆其说。我们今天固然可以回过头来审视封建社会的整个崩溃过程，然而生活在封建制度里的文人却无法像我们现在看得这么清楚。他们因为反抗封建礼教而看到一个帝王的灭亡，那是很不简单的。但要反对王朝更迭、漫长延续的封建制度，这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出现之前则属不可能。
福柯说过历史是说出来的。从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现在的多元化红学，形形色色观点的出现都是后人对小说文本的“说”，所不同的是有的观点属于文学权威而显得不可动摇，有的观点则显示出政治意识形态性（以国家领导人的某些言论为盾牌），他们的观点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占据统治地位，成为红学“名家”“大家”的“大说”，从而掩盖了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小说”，有的甚至歪曲了小说的本旨。话语霸权的存在使“五四”时期的众说纷纭一方面体现出红学研究中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特色，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语言对人的操控性，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整个红学界在一片欢腾中多了几分激进而少了些许冷静和反思。综观20世纪主旨研究的历史，从开始人们执着于单一主题思想的讨论，然后到主题多元化的格局，再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厌倦主题之争，甚至出现了陈大康取消主义的“无主题”说。它迫使人们回到问题原点，重新审视论争的意义与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消解主题的趋向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从批评观念的变革上看，还具有某种挑战意味，因为解构是为了更好建构。
二、阐释的分歧
注重作者本旨的权威性还是注重读者阅读的能动性反映了阐释的根本分歧。新批评反对“意图谬见”，意图是作者在创作之前或创作中内心的构思或计划。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认为作者的意图与作品的价值无关，因为“就衡量一部文章作品成功与否来说，作者的构思或意图既不是一个适用的标准，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文学批评中，凡棘手的问题，鲜有不是因批评家的研究在其中受到作者‘意图’的限制而产生的”。不能把作品的意义（meaning）等同于作者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的意图（intention），文学语言具有极高的涵括性，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是在文学史或文化史上展开、生成的，当它离开作者以独立的物质形态展现在读者面前时，它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意义才刚刚开始，由于读者的积极参与，艺术作品的最终意义必定超越作者原初的意图。此外，新批评还认为，诗不仅应该独立于诗人而存在，而且应该独立于读者而存在。因为，读者在阅读之前大脑中已经存在一种前理解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它极可能造成对作品的有失偏颇的主观判断，读者不应该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于作品，而是要按照作品本身的规范小心翼翼地加以解读，否则就会造成“感受谬见”。文学批评必须站在客观性、理论性、合理性的前提下，才能避免刘勰《知音》中的尴尬。将“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施之于《红楼梦》研究不难发现主旨研究虽然形态各异，但有一个参照系——“诗史交融”可大致将其划分为两个方面。《红楼梦》同时包孕着“史”和“诗”两种不同的因素，一般说来，“它那宝、黛爱情悲剧和大观园女儿悲剧有关部分，着重于‘诗’的抒写，而贾府的树倒猴散、一败涂地有关部分，则侧重于‘史’的刻绘。这两个部分又有机地糅合在一起，‘诗’融于‘史’，‘史’融于‘诗’，浑然一体，显出了整个作品既有‘诗’的抒情风格，又有‘史’的历史画面。可以说，曹雪芹集大成地将中国文学的‘诗’与‘史’的两个方面的传统，熔为一炉，化为一体，达到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统一的艺术创造的最上乘”。着眼于“史”者，注重作者，以“知人论世”的观点进行阐发，力主“明珠家世”“政治历史”“后继无人”等说；着眼于“诗”者，则注重感兴与意会，坚持“爱情”“色空”“悼红”等说。他们都所持有理，但都不乏偏颇之处。如果看清《红楼梦》“诗史”交融的艺术特征，或许对“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不无裨益。
其实《红楼梦》主旨研究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考证红学和文学批评红学这一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20世纪初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与胡适《红楼梦新证》的孑然对立，20世纪中叶批俞斗争，最后则为周汝昌和余英时的激烈论证。周汝昌《什么是红学》把“红学”界定为四学：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这篇文章直接驳斥了余英时的红学史观点。余认为考证红学面临危机，红学必须回归文学性研究。而周氏则说考证红学正是红学的生机所在，甚至，考证红学才是红学。一石激起千层浪，红学界定立刻引起了一批研究者的反对，他们纷纷撰文，形成了一次场面热烈的学术讨论。这一持续时日不短的矛盾实际上和西方传统解释学与现代解释学的矛盾有几分相似之处。传统解释学始终贯穿着客观主义精神，他们主张解释学要努力帮助读者去把握本文的原意，去把握作者的原意，从而克服误解现象的发生。但是当历史进入20世纪时，西方解释学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向，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哲学解释学彻底否定了传统解释学的客观主义精神，他们认为把握本文作者之原意是徒劳的，因为人类理解具有历史性。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本文，都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中，这就使得本文和理解主体都具有各自所处的历史视阈。因此，理解不是消极地对本文的复制，而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是本文所拥有的诸多过去视界与理解主体现在视阈的融合。在《红楼梦》主旨研究中我们同样面临着如何回归作者本旨和如何解决阐释的历史性问题。《红楼梦》所独有的“诗史”融合特质决定了红学研究的两大困境——等待阐释与等待考证，而“待释”与“待考”召唤着两类研究的出现：意义阐释与事实还原。于是，红学也就相应地具有两个本应并行不悖实际上却水火不容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宗旨、命题、论证方式等方面有着鲜明的不同，最重要的不同是：意义阐释研究是开放式的、生成性的，而事实还原研究则是回溯式的、对应式的；前者是人文研究，后者则是科学研究”。以客观主义的、还原式的姿态去总结小说成功经验，人们会流连于本文的成书过程；而以开放式的、阐释性的立场去考察本文意义生成的时候，人们则会以小说的最终面貌为阐释的起点，这才是它作为杰出作品进入小说史、文化史的最初面貌，也是人文研究的最初面貌。
三、阐释的维度
《红楼梦》主旨研究不应囿于一隅，而应是多维的，并且永远处于开放的维度之中。现代哲学解释学认为，个人理解的前结构的存在决定了本旨还原的不可能，因此理解和阐释根本无法复制作者的原意，《红楼梦》主旨的纷争也证明了这一点。任何单独的个人无论用怎样概括性强的术语，无论套用何种流行的公式，都无法准确精当地对《红楼梦》的主题作出尽善尽美的、能够得到多数人认可的、超越历史局限性的、具有绝对权威性的论断。那么，是否前人的努力都是白费呢？实际并非如此。《红楼梦》的“本旨”客观存在于小说里，读者可以接近它，但它却是任何理解所无法企及的，它像圆周率一样永远都是一个近似值。美国当代文论家赫施提出的“含义”和“意义”的区别似乎对我们解决上述困境有所帮助。在赫施看来，人们对同一本文的理解历史地发生变化——即伽达默尔所说的理解的历史性，并非是作者的原初含义发生了变化，而是本文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含义存在于作者用一系列符号所要表达的事物中……而意义则是指含义与某个人、某个系统、某个情境或与某个完全任意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果看不到本文含义与本文意义的区分，那么也就无法正确解释理解的历史性，从而走向对作者本文原意的否定，似乎本文含义永远都是无法确定的。本文意义虽然处于变动不居的历史演变之中，而本文的含义则是确定的、不变的。《红楼梦》的作者自云和石头所记似乎在以一种特殊的不变的方式向读者说话，然而，每一个读者都以个人的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和阐释，每一次与本文的碰面都是读者依据前理解对《红楼梦》作出的新诠释，这种诠释带有历史性，是对象本文和阅读主体各自所处历史视阈的融合。由此看来，对《红楼梦》本文含义、作者本旨的考察和对小说意义的阐释并非有你无我的对立关系，它们处于两个维度中，但应该是互为表里相互补充的。
意义阐释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视阈融合，《红楼梦》的意义永远处于等待阐释的维度之中，而且这种阐释必定是多维的。刘敬圻《红楼梦主题多义性论纲》的质问令人深思，她说：“为什么认定了这部内容浩瀚的巨著必须单单是（或主要是）‘围绕着一个现实问题’在作文章呢？为什么在把握主题的时候，必定是非此即彼，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呢？为什么各种真知灼见之间，不可以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各以所禀，共为佳好呢？”《红楼梦》这部既把中国小说艺术推向极致又具有丰富现代性内涵的小说，本身具有丰富的可诠释性。作者本意虽不可还原，但它始终是各种阐释的前提与起点。从单一的主题到多元主旨的转变，显示了学术思想的转变。像《红楼梦》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作品，想要找到一个能够统摄全篇的主题思想，或定于一尊的说法，无疑是荒谬的。从单一主题到多元主题甚至无主题，这种转变从效果上并未澄清《红楼梦》的思想主旨，如果没有一个“史”的梳理存于胸中的话，反倒使人如在云里雾里一样而不明就里。但正是这种转变才显示出《红楼梦》研究思维方式的扭转和拓展。正如《红楼梦》后30回的散佚造成小说的开放性结局一样，对《红楼梦》主题思想的讨论必定呈现出开放性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多元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将众说纷纭的主题说进行笼统划分，大致可以分为情书说、悟书说和政书说，这也是过去、现在甚至未来都产生较大影响和占据主流话语体系的观点。这些观点从各自独立互相排斥到相互借鉴彼此接纳，逐渐催化了从单一主题到双重主题再到多元化复合主题的诞生。“而在多重复合主题说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则又先为对《红楼梦》多重主题的不自觉的朦胧意识，继之为自觉但不明其中逻辑关系的混合主题说，然后才是找出彼此内在关系的复合主题说。”多元化复合主题说并非各种主题说的简单叠加、依次并列、折中调和，而是“对多重主题之内在逻辑结构与总体精神上的把握，以及从立体到整体再到本体指归上的领悟，是立体性、整体性与本体性三大程序的一体化”。一部伟大作品的主题，存在着永恒与流动的对立统一，它的意义和价值不变，但阐释与阐释的维度却是变动不居的。正是静中有动才构成了红学研究的动态平衡，使作品获得了永恒的魅力。20世纪红学界对主题之谜的探求，从最初的单一模式转入多元化格局，少了几分冲动、盲目和保守，多了一些冷静、客观和包容，论争的结果同中有异，但在差异中也找到了许多相似点和交叉点。无论是历时性还是共时性，无论从横向关系还是从纵向关系，《红楼梦》的主题研究都具有多义性、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点，这个研究是一项社会性、群体性的宏大工程。本旨还原与意义阐释应该打破对立格局，找到一个更具说服力和普适性的范型，从而达到对本文最大化的合理阐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尽可能剔除前理解，客观公允地阐释这部小说，对于后来的读者来说，阐释《红楼梦》不仅仅是在阐释这部小说，更多意义上是在阐释当代生活与艺术，这有可能是一种阐释循环，但它将是无尽的、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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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盾：《红楼梦新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 周汝昌：《什么是红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 陈维昭：《〈红楼梦〉的现代性与红学的解释性》，《汕头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 ［美］赫施著：《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7页。
- 刘敬圻：《红楼梦主题多义性论纲》，《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期。
- 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4页。
- 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