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及背景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读经典作品？这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于是人们不得不回到问题的原点：什么是经典？卡尔维诺的解释有十四条：
一、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二、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
三、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四、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五、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
而上述第四个定义可视为如下定义的必然结果：
六、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
而第五个定义则隐含如下更复杂的方程式：
七、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以前的解释的特殊气氛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习惯）时留下的足迹。
八、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让周围制造一团批评话语的尘雾会，却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
九、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
十、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个名称，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
十一、“你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
十二、一部经典作品是一部早于其他经典作品的作品；但是那些先读过其他经典作品的人，一下子就认出它在众多经典作品的系谱图中的位置。
十三、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把现在的噪音调校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是经典作品的存在不可或缺的。
十四、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哪怕与之格格不入的现在占统治地位，它也坚持成为一种背景噪音。
我们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证卡尔维诺关于经典的定义，是因为《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集大成之作完全符合，甚至某种程度上已然超越了他的论断。如果有一部小说让人既诅咒又企慕，既激愤又赞叹，既痛苦又欢呼，既捶胸顿足扼腕叹息又难以释怀欲罢不能，那就是《红楼梦》。因为，她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丰富而完整的艺术世界，一个“深红浅紫从争发，雪白鹅黄也斗开”的多层次立体化艺术奇观，她“既有艺术主旨的多义性蕴含，又有艺术思维的多样化融汇；既有人物性格的多重性有机组合，又有人物形象间的互相映衬；既有多种艺术手法的神韵复绘，又有语言符号的出神入化表现；既有主体精神世界的对象化渗透，又有多种艺术意境的有机整合；既有艺术结构的立体画建构，又有叙述角度的多样化结合。对这样一个完整圆融的审美有机体的审美把握，不管从哪个角度或哪个层面观照，都能够有所发现，有所领悟，拓出新意，引出新见”
。《红楼梦》是一个丰富而完整的审美有机体，是渗透着丰富社会内涵又凝聚着作者独到审美感悟和瑰奇艺术想象的艺术珍品。因此，《红楼梦》作为经典的诞生是伴随着各种批评话语而逐渐演进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哪一门专学能像‘红学’那样，与20世纪百年的民族兴亡史、知识分子命运史、中华人文学术史联系得如此紧密，从某种意义上讲，‘红学’又成了国家政治的‘晴雨表’。它能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独占鳌头、领尽风骚且受到国际汉学界关注，是和这一学科与时俱进的现实参与意识分不开的”。但是，整个20世纪的红学在发展的道路上又是荆棘丛生，自始至终都充满了争论。最为显著的便是索隐派红学、考证派红学和小说批评派红学的此消彼长。
小说批评派红学是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为发端的，他的文章比蔡元培《石头记索隐》早13年，比胡适《红楼梦考证》早17年。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红学先后成为红学的主流，而以王国维发端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却长期处于次要地位。美国文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他们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作者，不是读者，也不是现实人生，而是作品本身。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算是“内部研究”，它与关注作品外在因素的“外部研究”是截然不同的。那么，面对索隐派红学、考证派红学和小说批评派红学发展的不均衡，人们该如何掌握红学当中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度呢？20世纪90年代周汝昌为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作的序言中有一则意味深长的问答。段启明问：“今后‘红研’应向何方多下功夫，多作研究？”周汝昌答：“一是红学史，二是《红》书的艺术，这是个亟待开发的‘荒原’——一片最美好的景境，却弄得几乎变成‘沙碛’了。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一个更大的愚昧和损失。必须要有有心人，或者有志之士，下决心把这个工作任务担当起来，打破荒芜的局面。”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也谈到类似的问题，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红楼梦》的研究重心都放在了“史学”方面，索隐派也好，考证派也罢，还有后来形形色色的“曹学”“秦（可卿）学”，甚至包括对曹雪芹朋友身份的考证，很多人为这些研究呕心沥血，确实对“红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人们似乎忘记了《红楼梦》本身是一部“小说”，过多的史学研究势必会冲淡《红楼梦》作为小说的艺术性，从而使这部鸿篇巨制走向史学研究的深渊。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韦勒克对之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我把关于艺术作品的研究称为‘内部的’研究，而把研究它同作者的心理、同社会等等的关系称为‘外部的’研究。”韦勒克认为，外部研究的基本研究策略是从作者的生平和心理入手进行文学研究，探索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决定与影响，从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一般特性出发来探索文学艺术的起因，以时代精神来阐释文学作品。同时，他指出外部研究的重大缺陷是只满足于探索文学艺术的外部因素，对文学艺术自身特性的解释不够，也不能有效说明文学艺术的独特魅力究竟来自何处。
文学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特殊实践活动，而文学艺术拥有专属于自己的本质属性，韦勒克将其称作“文学性”。它是使文学作品区别于非文学作品的根本标志，是一部作品之为文学作品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他认为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在此，韦勒克强调的是从所谓作品本身研究去克服侧重文学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局限性。联系红学界的喧闹与纷争，虽然我们认为韦勒克坚决斩断文学作品与作家、社会联系的主张有些绝对，但是为了维护《红楼梦》作为经典小说的艺术纯粹性，使之避免落入索隐派主观臆测或者新红学自传说的泥淖不可自拔，适度地借鉴韦勒克关于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理论是可取的，这也是将《红楼梦》视为文学而非史学著作进而进行文学性研究的重要途径。本文力图通过对20世纪《红楼梦》文学批评进行史的梳理，史论结合探析众说纷纭背后的缘由，发掘文学阐释的独特性、历史的客观性以及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哲学思想、美学观点与文学阐释之间的关系，以期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第二节 研究历史与现状
20世纪前半期，小说批评派红学在夹缝中生存，因为20世纪第一个十年人们仍拘囿于“旧红学”索隐影射说中，多数观点都是在“旧红学”基础上的余续和绵延。此后二三十年则是考证派“自叙传”说走向辉煌、独领风骚的时期。
20世纪是《红楼梦》研究成为当代显学时期，而小说批评派红学也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清末民初至1954年是红学作为当代显学的椎轮草创期；1954年至1978年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更新转折期；1978年至1999年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全面拓展期。
第一阶段，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红学蜚声于世，先后成为红学的主流，而以王国维为发端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则一直处于次要地位。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开山之作，他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衡量《红楼梦》的文艺价值，认为《红楼梦》的创作本旨是宣传人生的痛苦和解脱之道，其美学价值则属于悲剧中的悲剧，即既不是由于恶毒至极人物在支配全局，又不是由于出现了意外的变故，而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结果却造成了大悲剧。王国维在运用叔本华哲学的基础上融入传统老庄哲学乃至儒释观念的精神体系，“突破传统小说研究中零散随意、缺乏整体性与美学观照的评点、鉴赏、题咏、索隐等多种研究模式，使得红学的研究不再沉陷于寻章摘句、深文周纳的狭小格局，而呈现为一种高屋建瓴、综合圆融的系统化格调”。王国维所构建起的新批评、新规范、新方法具有至今难以超越的价值，也预示着红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学术趋势。在国学与西学的碰撞中经历摸索、阵痛、曲折，最终开辟真正属于中国文艺学的现代境域和新型范式。在这之后涌现出一些新观点和新著述，但是，与索隐派红学和考证派红学相比，此时的小说批评派红学无论从影响还是著述方面都显得势单力薄。
继王国维之后，季新《红楼梦新评》（1915），佩之《红楼梦新评》（1920），吴宓《红楼梦新谈》等，他们或认为《红楼梦》是揭露封建宗法之弊害的小说；或认为《红楼梦》是描写和批评社会问题的小说；或直接援引西方小说观念要求之，认为《红楼梦》的宗旨之正大、范围之宽广、结构之谨严、事实之繁多、情景之逼真、人物之生动，皆不在西方小说杰构之下。到1923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运用小说批评的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进行研究，精辟之言、卓识之见迭出，尤其是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中认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更属被后人多次引证的经典之论。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1942）是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研究《红楼梦》艺术价值的著作。该书谈了四个方面：人物描写、艺术结构、作品风格、情感表现，所得出的结论是曹雪芹的文学成就足以和莎士比亚相媲美。之后，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1945）以评价贾宝玉的思想性格为中心，并分析了《红楼梦》的基本思想，代表了当时《红楼梦》人物研究的最高水平。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1948）从单个人物入手进一步阐发了《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为后人研究《红楼梦》人物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后半期的红学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后。1954年至1978年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更新转折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进，人们开始关注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性以及其所反映出的阶级性。红学的研究范畴突破了作家身世的局限，将《红楼梦》置于更为广泛的时代、社会、政治、民族、文化等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红学研究的领域。1955年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共四集，收录1954年9月至1955年6月全国各报刊发表的文章129篇，后两集侧重论述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小说批评派红学运用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美学的批评。吴组缃《论贾宝玉的典型形象》（1956），通过分析主人公形象阐释了《红楼梦》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剖析了作者的创作思想，堪称人物论的典范之作，在写人物论的方法上具有开拓意义，影响甚大。刘大杰的《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1956）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分析，来阐发《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及人物塑造的艺术成就，言简意赅，见解深刻。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1957），收论文17篇，其中第二部分的8篇文章，比较全面地阐释了《红楼梦》的思想成就和艺术特征，对贾宝玉典型形象的意义和《红楼梦》思想倾向进行析辨，见解独到且理论建树卓著。何其芳《论红楼梦》（1957），全面分析了《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并对《红楼梦》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立论平实却创见迭出。蒋和森《红楼梦论稿》（1959）是一部以人物论为主的论文集，艺术感受具体直观，语言文字细腻而富含哲理，因此与其他论著迥然有别。60年代初，小说批评派红学论著迭出，刘世德、邓绍基《〈红楼梦〉的主题》，章培恒《论〈红楼梦〉的思想内容》，郭预衡《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郭豫适《论〈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袁世硕《〈红楼梦〉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周中明《谈〈红楼梦〉的语言美》，刘梦溪《探春论》，张锦池《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等都代表了当时红学研究的新水平。但是，此时的小说批评派红学研究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了极致以致陷于公式和教条，似乎一切文学作品都与阶级性结下了不解之缘，“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红楼梦》进行研究是红学的幸运，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简化为阶级分析法则又是红学的不幸”。如果50年代的“批判红学”是红学研究在迂回中前进，那么70年代的“政治红学”则是红学研究的倒退。
“文化大革命”之后，20世纪80年代红学迎来了真正转折，不仅学术成果骤增，而且逐渐呈现出更为民主、自由、多元的学术研究氛围，这为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全面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研究者运用多种文学批评方法对《红楼梦》进行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所以小说批评派红学硕果累累。其专著多达60余种，张毕来《漫说红楼》，王朝闻《论凤姐》，徐迟《红楼梦艺术论》，傅憎享《红楼梦艺术技巧论》，舒芜《说梦录》，郭豫适《红楼梦问题评论集》《论红楼梦及其研究》，刘梦溪《红楼梦新论》，罗宪敏《红楼梦艺术美》，周书文《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周中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孙逊、陈诏《红楼梦与金瓶梅》，胡文彬、周雷《红学丛谭》，苏鸿昌《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林冠夫《红楼梦纵横谈》，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薛瑞生《红楼采珠》，曾扬华《红楼梦新探》，杜景华《红楼梦艺术管探》，吕启祥《红楼梦开卷录》《红楼梦会心录》，杨光汉《红楼梦：一次历史的轮回》，朱彤《红楼梦散论》，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王蒙《红楼启示录》，李希凡《红楼梦艺术世界》，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林方直《红楼梦符号解读》，张锦池《红楼十二论》《红楼梦考论》等，可作为突出的代表。专题论文更不胜枚举，冯其庸《千古文章未尽才》、启功《漫谈红楼梦的语言艺术》、陈毓罴《红楼梦和浮生六记》、傅继馥《论红楼梦形象体系的构成》、马国权《红楼梦的情节主线是什么》、鲁德才《传统文化心理与红楼梦的典型观念》、丁淦《〈红楼梦〉的三线结构和三重旨意》等，可作为突出的代表。此外，刘上生、刘宏彬、李厚基、何永康、周书文、郝延霖、顾平旦、黄立新、乔先之等亦有红学佳篇问世。
此外，我国港台地区和海外的红学研究也有长足进展，不论是专著还是论文都能发前人之未发，新意迭出。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罗德湛《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康来新《红楼长短梦》，张明彦《试探红楼梦》，张爱玲《红楼梦魇》。论文主要有：周策纵《红楼梦里的一个思想问题及其背景：天命与大义・分与情》，宋淇《论“冷月葬花魂”》，宋哲《〈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童元方《论〈红楼梦〉中的丑角》，唐德刚《海外读红楼》，陈永明《红楼梦里面无才补天的顽石和莫失莫忘的通灵宝玉》，江宝钗《论红楼梦的真假结构所显示的意义》，等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人开始大量译介西方哲学、美学的论著，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美学、精神分析、原型批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后现代主义、叙事学、文化人类学等扑面而来，国内学者在欣喜之余也或多或少地有些无所适从，这尤其表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从王国维开始的借鉴西方哲学、美学进行中国学术研究的传统在经历了多半个世纪的中断后继续得以继承和发扬，但同样继承下来的还有王国维一直饱受诟病的缺点，那就是在运用西方文艺理论的同时有原封不动地照搬之嫌，更有甚者对西方理论生吞活剥并不惜对本土文化资源削足适履，从而造成本土文化的严重失语。这些都是我们在借鉴西学以研究国学时应该深以为戒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对于哲学本体论、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的探讨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愈演愈烈，其时间之久、理论之精、派别之众、著述之繁，中国学人是无法在短期内完全加以吸收、整合、本土化的。因此，在运用新的文艺学方法进行中国学术研究的时候不免会显得捉襟见肘。但这绝不会妨碍王国维在20世纪初所开创的小说批评派红学的研究模式，因为这是红学研究建构新领域并融入全球化的重要途径。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一、研究方法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解决了研究对象的论阈和确立了研究的基本思路之后，就必须认真考虑和精心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这对于学术研究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为了不断推进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就必须注重考虑研究方法并不断进行方法的创新。
当然，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如果从文学研究的理论诉求划分，可有历史学的方法，以求真为目标；可有艺术学的方法，以求美为目标；可有伦理学的方法，以求善为目标；还有价值论的方法，以求益为目标；等等。但实际上，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应该因人而异，有多少古代文学研究者就有多少具体研究方法；同时，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也应该因对象而异，有多少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类别（或作品）就有多少具体研究方法。而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又可以将多种多样的具体方法归结为两种基本的方法：一种是学术的科学方法，它把文学研究视为通过考证、辨析、推理等技术手段探索文学发展的客观事实及特点规律的纯学术活动；另一种是艺术的审美方法，认为古代文学研究应从学术研究中分立出来，将文学史视为“文学”的历史，用文学的、艺术的、审美的眼光来审视和阐释文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两种基本方法可以相辅相成，科学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弄清历史真相，艺术的审美方法可以在此基础上对作品作出真正的“文学”的阐释。
古代文学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必须根据需要不断创新研究方法，这样才能保持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与生命力。同时，为了从多重角度和不同层面观照研究对象，使学术研究获得更为丰富和可靠的结论，还必须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以求获得相辅相成的良好效果。对于20世纪的《红楼梦》文学批评史这一具体对象，要想超越以前的研究或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则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全方位的观照显然容易获得比较满意的效果。因此，本文在运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方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方法，继承和发扬传统批评方法优势、挖掘和开发其理论价值和实践功能的同时，积极吸纳和借鉴当代西方新的文艺—美学方法，有选择地运用了当代西方的解释学、接受美学、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叙事学等多种研究方法。这些方法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阐释。
其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20世纪《红楼梦》文学批评史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和外延的研究对象，因此在把握它的历时性的同时，必须注意到它的世界性，根据研究对象的这种性质和特征，采取了古今中外结合的方法，在借鉴西方理论、名词、术语、观念的同时，没有忽略古典小说理论中的评点、笔记、专论等。在中国传统美学观的统照下，坚持把古与今、东方与西方、宏观把握与微观评析相结合，力图开辟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同时，在研究实践中始终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尽可能全面占有史料，为论述提供新的材料和视角；同时站在哲学的高度对史料进行深入的剖析，以期有独到的、深刻的和准确的认识。另外，为了反映研究对象的全貌，还必须把它放在世界文化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考察，因此本文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中西文化迥然不同，阐释的角度也很不相同，考察西方以及海外汉学家对《红楼梦》的阐释，并与国内专家学者的论述进行相应比较，彼此的特征与差异会更加突出，进而分析背后的民族文化因素，在广泛的比较中作出准确的判断，力求有新的创见和发明。
其二，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内涵构成，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设置全文的逻辑系统。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在这个结构的内部由许多部分构成，各个部分之间构成具体的结构关系。按照结构主义方法，本文就由“创作主旨”“人物形象”“叙事结构”“艺术审美”“语言表达”五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组合而成；而在每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组合之中，又由几个级次更低的系统组合构成；总体结构中套有中层结构，中层结构中套有低级结构，从而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严密整体。在“艺术审美”层面，根据对象涉及的内容按照结构主义方法将其梳理为“意境探微”“创作理念”“审美趣味”等多质多层次的系统组合，形成比较严密的逻辑整体。
其三，运用阐释学方法和接受美学方法解决“创作主旨”问题。文学批评实践是一个历史运动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会形成具体的批评视域，同时不同的研究者因其社会地位、文化教养等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批评视域，这些构成了对于研究对象的“前理解”。所以，面对同一对象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于是产生了对于《红楼梦》主题的多种认识，如“单维主题”（包括“言情”“色空”“政治”“补天”诸说）、“多元主题”（包括内容与形式诸多函项），而在具体的阐释活动中，则始终以阐释学理论为指导思想，对于阐释的困境、阐释的分歧、阐释的维度等方面着力进行分析，充分考虑《红楼梦》文学批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元素以及细微变化，力图得出合乎客观的符合实际的结论。实际上，对于《红楼梦》主题的不同认识，正是具体的接受主体在不同的批评视域之下形成的看法。如索隐派的原型研究、新红学的自传性钩沉与社会学的历史批评等，均是接受主体与批评视域不同所导致的结果。
其四，运用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和精神分析方法进行人物性格的分析和比较研究。如运用原型批评的方法对《红楼梦》主旨和人物形象进行探讨，研究文学与神话等原始文化的关系，深入发掘小说建构统制全篇的神话系统以及人物形象所产生的神话渊源，从而使人物形象获得了巨大的内在张力，使小说题旨得到了远古意象的回应。心理学与文学的交融极大地拓宽了人物形象的精神空间和心理内涵，因此运用精神分析法对小说人物内心世界进行深入发掘，便成为红学界不断追求新的理论维度阐释文学作品的大胆尝试。
其五，运用叙事学理论分析研究对象的宏观叙事结构。对于20世纪《红楼梦》文学批评史的叙事结构系统，按照西方叙事学理论进行分析，将其归纳概括为“线性结构”（包括单线、复线等具体方式）、“网状结构”（包括多线结构、网状结构等多种方式）、“表层结构”（包括章节、人物与情节等结构方式）、蕴含结构规则的“深层结构”（包括对称结构、时序结构、天人对应结构等诸多方式）等。关于叙事学，无论是定义为“关于叙事作品、叙述、叙述结构以及叙述性的理论”，还是“人们有时用它来指称关于文学作品结构的科学研究”，其共同之处是都强调了对“叙事结构”的关注。因而在对20世纪《红楼梦》文学批评史的梳理中，运用叙事学方法进行阐释，侧重点即在于梳理和描述它的叙事结构。
总之，选择研究方法的标准是适合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而在研究对象中，既有宏观的整体对象，又有中观的局部对象和微观的具体对象，针对不同层次的对象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二、创新与说明
之所以进行《红楼梦》文学批评史论的研究，是因为虽然20世纪有不少有影响的红学史著作问世，但这些论著在对红学研究功不可没的同时或多或少都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与《红楼研究小史续稿》，对《红楼梦》研究20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两本著作以1921年“新红学”出现为标志分为前后两期，《红楼研究小史稿》集中对作者问题、本事问题、各家评点、红学索隐、王国维红学研究等进行评述，而续稿则是对上书的承接，继续对“五四”时期以后的红学研究进行探讨，介绍了“五四”时期西方文艺思想和《红楼梦》研究、新旧红学之间的论争以及五六十年代红学研究中较有影响和代表性的评著，时间截止到1963年。韩进廉《红学史稿》也采用了相似的体例，介绍了小说的影响、作者的境遇、抄本与脂砚批语、续书问题、新旧红学述评、“十七年”红学历程与专著、“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学，等等，时间基本截止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三部著作开风气之先，是人们研究红学无法避开的重要参考读本，但时间距离如今较远，无法囊括“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史论性评述，所运用的方法也略显陈旧。此外，还有白盾《红楼梦》研究史论，刘梦溪《红学》，欧阳建《红学百年风云录》，孙玉明《红学：1954》，陈维昭《红学通史》，等等。这些论著搜罗宏富、资料翔实、论证严密、见解精辟，解决了红学研究许多难解的课题，为红学研究夯实了基础。但是纵览这些论著的目录，却发现这些著作大多是围绕着小说的“外部研究”——本事、作者、版本、续书等内容展开的，真正与小说文学性研究也即“内部研究”相关合的章节所占比例并不重。真正的文学作品是诞生于文学主体（创作中的作家和接受中的读者）头脑中的、非现实的虚拟文学世界及其所有内含因素，而与非现实的虚拟文学世界对立着的现实世界则属于文学作品的外部，对此的研究属于外部研究。“外部研究”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的经验存在，而“内部研究”则是对文学现象学意义上的“本体结构”的研究。如果按照韦勒克的文学史观：文学史应该是文学自身的历史，即文学作品审美的语言结构的发展史，那么我们就应该回归文本，将《红楼梦》从史学著作复归文学著作，立足于小说的内部研究。人们常说某些文学作品具有“超时代性”，那是因为，一件伟大的艺术品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获得了某种基本的本质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永恒的、超时代的。但也是历史的，它有一个可以描述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别的，而是一件特定的艺术品在历史上一系列的具体化，这是一个横组合与纵聚合交糅杂错的过程，“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根据有关批评家的判断、读者的经验以及一件特定的艺术品对其他作品的影响重建这件艺术品的历史。我们先前的那些具体化的意识（阅读、批评、错误的解释）将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经验：先前的阅读可能教我们得到更深的理解，或者可能引起对有关过去流行解释的强烈反对。所有这一切说明批评史的重要，并引出有关个性的性质与局限的困难问题”。因此，本文的立足点将限定于《红楼梦》的文学批评史研究，梳理20世纪以来《红楼梦》文学批评研究的线索，亦即对小说文本的“内部研究”进行整理、概括、归纳，认真地从实际出发研究曹雪芹的生花妙笔，抉示出小说创作主旨、人物形象、叙事结构、语言表达等所表现出的超妙、精深、神采和警策，以及由此折射出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艺术特色、美学特质和审美心理。但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加之红学论著汗牛充栋，论述未免挂一漏万，因此本文还有一些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另外，第二章人物形象部分由于内容较多，为了均衡结构故将第二章拆分为上、下两章。论文题目虽为《20世纪〈红楼梦〉文学批评史论》，在时间跨度上却并没有完全局限在1900—1999年的百年历程中，对于千禧年后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文章、观点，本书也有选择地进行收录和阐释，在此一并说明。
- 周书文：《〈红楼梦〉的艺术世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 赵建忠：《从“自传说”、“典型论”向新批评范式的转换看当代红学的发展——百年红学若干个案的考察与反思》，《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 ［美］韦勒克著：《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279页。
- 俞晓红：《一个世纪的观照——写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一百周年之际》，《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1期。
- 孙伟科：《20世纪红学研究的启示》，《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期。
-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著：《文学理论》，刘象愚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2—1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