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引子

这是个何其讽刺的日子。

这些年来,我一直用生命保护着这个女人,现在却在她的葬礼上负责安保工作。1997年9月6日,我站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西门观看戴安娜的葬礼,感觉就像摄像机录下的好莱坞悲剧电影的长镜头,眼前的画面像慢动作一样冗长而肃静,空气中回荡着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的《序曲》(Prelude)中的风琴声。伴随着空洞的钟声,从各路显要——亲王、首相、总理等——到普通民众,都纷纷赶来向这位杰出人士致以最后的敬意。

20世纪末是属于戴安娜王妃的时代。当时,就全世界的关注程度而言,也许只有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可以和她相提并论。现在,36年过去了,她的卡米洛特已经成了残垣断壁,她的魅力也消失不见了。当护柩人——威尔士禁卫军官兵——吃力地抬着有衬铅的灵柩时,很难想象,那个曾令世界为之倾倒的女性正静静地躺在里面。也许在她过于短暂的一生当中,这是唯一一次彻底安静下来的时刻。激情、愚蠢和人为失误扼杀了那条生命。和世界上很多人一样,我最初的愤怒渐渐变成了麻木,只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在成为戴安娜的保护官之前,我曾经负责保护她的两个儿子。此时他们在不幸面前表现得非常坚强。小时候热衷于打架的他们,现在正面临着生命中最严峻的考验。他们身穿黑色套装,走在妈妈棺椁的后面,俨然是两个男子汉,而不是两个男孩儿了。覆盖着皇家旗帜的灵柩上,一张手写的卡片躺在一大片百合花中,上面“妈妈”两个字似乎说出了一切。

当天上午,伦敦市中心一片宁静,上百万悼念者走上街头,站在灵车必经道路的两旁。王妃的灵柩将由一辆炮车从肯辛顿宫运到威斯敏斯特教堂。由于道路封闭,我从白金汉宫徒步走向教堂,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戴安娜的棺椁昨晚已经从圣詹姆斯宫王室小教堂转移到肯辛顿宫。成千上万份纪念这一历史事件的报纸和杂志特刊,出现在街头巷尾的报摊上,随处可见她那张熟悉的脸。电视报道也纷纷涌入千家万户中,整个英国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全球有超过20亿人在电视机前观看报道,很多人不敢相信自己有生之年会看到这则新闻。不同于肃穆的气氛,有不少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的悼念者,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送葬队行经的道路两旁挤满了人,威斯敏斯特教堂低沉的钟声,一直回荡在这座几近沉寂的首都。

两位王子走在队伍前面,威尔士亲王、爱丁堡公爵和王妃的弟弟斯宾塞伯爵垂着头走在他们身边。炮车行至林荫路,经过白金汉宫时,女王率王室成员站在王宫门外俯首致意,他们的头顶上方是随风飘扬的英国国旗。此前公众一直批判女王对王妃之死的漠然态度,直到葬礼前几天,女王终于做出了让步,下令降半旗。这也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为悼念君主以外的人降半旗。

送葬队的后面,是500名挑选出来的送葬者。他们中有慈善工作者、护士、艺术家,还有其他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代表了王妃生前满心挂念的那些组织和事业。这并非是这类事件的惯常做法,却完全符合我前老板的秉性,她生前也从不会对王室的盛大仪式表现出很大热情。

这座宏伟的哥特式教堂内,聚集着1900名特邀嘉宾,阳光透过巨大的窗户倾洒在地面上。10点刚过,贵宾们陆续抵达,引导他们就座仿佛是一场军事演习,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全世界恐怖分子的主要目标,大多都聚集在这座庄严的中世纪建筑里。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她丈夫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曾在王妃去世仅几小时后就公开赞扬她及其一生的成就——走过时看了看入口附近敬献的鲜花。撒切尔夫人(Baroness Thatcher)和约翰·梅杰(John Major)两位前首相也从教堂西门走进来,来到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首相和他的妻子切丽(Cherie)身边,然后四人一起前往他们的座位。

斯宾塞一家到达后不久,穆罕默德·法耶兹(Mohamed Fayed)夫妇也走进教堂。我的视线一直追随着他们,尤其是戴安娜的妈妈弗朗西斯·尚德·基德(Frances Shand Kydd)。查尔斯王子一家不久后也抵达了,最后入场的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王太后和爱德华王子,他们在一片静默中走到离圣坛不远的位子,与斯宾塞一家只隔一条过道。这时,大本钟敲响了11点的钟声,送葬队到达西门。8名没戴帽子的威尔士禁卫军官兵绷着脸,吃力地抬着重达250千克的灵柩,缓缓地走过教堂中殿。哈里王子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父亲将他拉近身边,哥哥威廉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安慰他。

教堂里回荡着国歌的旋律,悲痛的气氛令人揪心,女王的窘迫几乎可以察觉出来。王妃意外丧生后,斯宾塞家族和温莎王室间的矛盾摆上了台面。国家媒体想引开公众的注意力,淡化他们在王妃的死亡中该负的责任。然而,无论是对哪方的指责都是毫无意义的。狗仔队虽令人生厌,但并没有蓄意谋杀,这可以说是一场本可以轻易避免的意外。

现在再说“如果怎样怎样”已经于事无补了。我所在的部门保护她长达15年,而穆罕默德·法耶兹的“保镖”团队保护她仅八个星期,她就死了,他们的失职让我无言以对。

我的思绪不断地游离在回忆和可怕的现实间,我告诉自己要振作起来。斯宾塞伯爵曾邀请我出席葬礼,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完成葬礼的安保工作。其中穆罕默德·法耶兹就是一大难题,他坚称自己是袭击目标,需要他那些特种空军部队训练出来的保镖在教堂里保护他,这种多疑倒是跟他在王妃及其儿子多迪之死上坚持的阴谋论一致。这可真荒谬,女王、首相和法国总统身边都没带私人保镖。葬礼前,我告诉他的保护联络官,威斯敏斯特教堂里不允许出现过多的安保人员。

葬礼上的乐曲此起彼伏。即将获得爵位的艾尔顿·约翰(Elton John)专门改编了一首催人泪下的《风中之烛》(Candle In The Wind),以“永别了,英格兰的玫瑰”为首句;现场还播放了戴安娜最喜欢的一首赞歌《祖国,我宣誓效忠》(I Vow To Thee, My Country),这首歌在她的婚礼上也曾演奏过;但最令人心潮澎湃的,还是威尔第《安魂曲》(Requiem)中的《请拯救我》(Libera Me)。与舆论不相符的是,真实的王妃喜爱古典音乐,这也是我们共同的爱好。这首乐曲的情绪弥漫在整个教堂里,感染了悼念人群里的每一个人。随着乐曲高低起伏,直至渐渐消失,查尔斯王子看上去非常痛苦。而在人群沉浸在一片悲痛中时,斯宾塞伯爵意外地发表了一段攻击性的悼词,像一把利剑直刺王子的心窝。在此之前,除了他自己,没人能预料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斯宾塞严厉地斥责了王室对戴安娜的态度,猛烈地抨击那些骚扰她、导致她死亡的媒体。女王自始至终低着头,听着她的教子向他死去的姐姐诉说,“有人迫不及待地要把你的名字加入圣徒之列——可这毫无必要。因为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人,你已经十分高大,无须被奉为神圣”,他说戴安娜不需要任何王室头衔——讽刺女王决定剥夺她的“殿下”的尊称,作为戴安娜得到1700万英镑巨款的离婚协议的条件之一。他声称“戴安娜不属于任何阶层,高贵的气质与生俱来。在过去的一年里她向我们证明了,她无须王室的头衔,也依然焕发独特的魅力”。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统治英国这些年来,从未受到一个子民公开、严厉的指责。但处变不惊的女王没有退缩。

接下来的一幕,大概只有身处威斯敏斯特教堂内的人才能理解。斯宾塞伯爵深情而沉重的讲话后是一片死寂。突然,掌声如急促的雨点般在教堂里经久不息地回响,一波接着一波,越来越高昂。一开始,我不敢确定是什么声音,只忧心着安保工作。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这是鼓掌的声音。外面如潮的人群,从扩音器里听到了斯宾塞的讲话,也回以热烈的掌声。从没有人在葬礼上鼓掌——但戴安娜的死就和她的一生一样与众不同。伯爵坦率地讲出了他看到的真相,大家敬重他,赞同他的勇气和对姐姐的赞扬。威廉和哈里加入了鼓掌的行列,连查尔斯王子也大度地鼓起了掌,而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爱丁堡公爵和伊丽莎白二世王太后继续铁青着脸,一声不响地端坐着。

葬礼以约翰·塔文纳爵士(Sir John Tavener)的《哈利路亚》(Alleluia)结束。那一刻起,我的麻木也消失了。王妃虽已离开,但她的悲悯之心依然活着,她的功绩也不会被遗忘。

外面阳光下,悲恸的人潮涌动着。虽然这样说略显残酷,但我感觉这场大规模的悼念活动中带有一丝虚伪。大部分人爱她的媒体形象,爱她的魅力和人性,但他们对真正的戴安娜知之甚少。他们只是在哀悼一个媒体塑造的形象。现在,媒体被公众辱骂,但倘若报纸和摄影师,要为她的死承担部分责任的话,那么公众也必然有一部分责任。毕竟,是他们购买报纸、浏览杂志、阅读图书、入迷地观看电视报道。在现场,一些辱骂记录葬礼的摄影师的人手上,甚至还拿着戴安娜特刊。他们围坐在一起不肯离开,希望借此表达他们的悲伤。尽管由于王妃的自尊心,她在意她的形象,可她并不真的需要这样的悼念。

鲜花遍地皆是,有当天摘下的花蕾,也有巨大的花束——这叫作“献花”。戴安娜生前喜欢鲜花,所以她定会喜欢公众这次体贴的赠予。从她去世那天起,鲜花不断地涌来,此时肯辛顿宫是一片花海,从各个门放眼望去全是花——数以吨计。各种鲜花的味道混杂在一起,令人无法忍受,即便有人会带走那些已经凋谢或腐败的花,但它们还是越来越多。

民众悼念戴安娜。

戴安娜葬礼时的人群。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我思索着,也许英格兰的玫瑰已经凋谢,但在世时的她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对我而言,她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是一位富有人性、力量、幽默、慷慨和决心的女性。但她需要引导,也需要克制时而狂躁的脾气。身边的一些人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帮助她实现了最初的期望,成了“人民的王妃”。我们倾向于带着光环去看待一个死去的人。我也曾这样怀念过戴安娜。但正如她弟弟所言,她不是圣人。这样的想法只会引来她爽朗的笑声。

斯宾塞伯爵在悼词里说,戴安娜是一个简单的女人,不是什么偶像。她喜爱她的形象,如果某日没有出现在报纸上,或者某张照片展示了她不好的一面,她也会郁闷不快。她和我们大部分人一样,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她偶尔的自嘲,表明了她内心谦卑的一面。这也许就是她最终不希望有这么多人——尤其是她与之息息相通的“普通人”——来追悼她的原因吧。

葬礼前一天,我一个人默默地向躺在王室教堂的王妃道别。当时天很冷,她寂静地躺在棺材里,她的旗帜——威尔士王妃旗——盖在棺材上。我轻声祈祷,对她说起我们一起做过的那些事儿,到过的那些精彩地方,结识的那些不同寻常的人,还说起我们的最后一次会面。可这一次,她没有用那有点儿尖锐、含着笑意的嗓音回答我。我没有流泪,我想她也不希望我流泪。但和世界上其他人一样,我为她的逝去感到痛心。她曾真诚地希望世界变得更好,也给一个挤满垂死者的房间带来生气,甚至改变了世人对艾滋病的态度。可现在,她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们再也听不到她的笑声。在她身边的那些日子里,我与她心息相连。虽然生活还在继续,但那些旧日的喜悦再也不会出现。

最为讽刺的是,葬礼当天,我在公园里遇到一个曾追踪王妃的记者,而他正在失声痛哭。

  1. 传说中英国亚瑟王宫廷所在地,象征灿烂岁月或繁荣昌盛的地方。
  2.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是查尔斯·斯宾塞的教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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