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时光深处的优雅
“30秒警告。”我坐在捷豹车里，用对讲机向警卫发出暗语。
“噢，肯，大家会以为是世界末日来了。”戴安娜一直觉得这种做法很滑稽，“拜托，只不过是我这个老熟人又回来了。”
几秒钟后，深绿色的捷豹XJ6驶近警卫关卡。值班警官挥手放行，汽车快速滑入肯辛顿宫。坐在后座上的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女人——威尔士王妃戴安娜。我坐在前排，坐在她信任的司机——我的朋友——西蒙·索拉里（Simon Solari）旁边。车里只有我们三人。
半小时前，王妃刚刚从协和客机上下来。我们乘坐的是从华盛顿特区杜勒斯国际机场飞往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航班。王妃一路上都在热切地谈论这趟慈善之行，兴奋得连自己的专座都快坐不住了。出访期间，她结识了美国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而布什总统为了加入她们的谈话，甚至推迟了一次会议，这让她深受感动。
现在，我们回到她在伦敦的正式住所——肯辛顿宫8号和9号套房。然而，她的丈夫威尔士亲王并没有在家等她。
“啊，温暖的家。”王妃叹了一口气，没有抱怨，但带着明显的讽刺。
那是199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
我担任这份工作已经快三年了，而王妃已经做了近十年的王妃。
1964年，作为特别学员加入伦敦警察厅时，我还是个16岁的少年，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追随戴安娜王妃。
一次与老友的偶然会面改变了我的一生。
198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老友杰姆·比顿（Jim Beaton）告诉我，他所属的王室保护部门正在物色一个督查，负责保护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两位王子是女王的孙子，是威尔士亲王和王妃的儿子，也是查尔斯王子之后的王位继承人。
我申请了那份工作。几个月后，1986年11月，我被调到了王室保护部门。从那时起，我负责保护英国王室的“继承人和后备军”。不久，我被引见给了威尔士亲王和王妃，那是在英格兰东部诺福克郡金斯林镇附近的桑德林厄姆女王庄园。
第一次见到查尔斯王子时，他正在外面打猎。王子风度翩翩，典型的英国地主形象，却给了我一种略微古怪的印象。他很放松——自孩提时代起，他的身边就围绕着警察——并和我打招呼。之后，我和王子的保护官科林·特里明（Colin Trimming）警司走回了主屋，而查尔斯和枪手仍在朝从天空飞过的野鸡射击。仔细想想，我们在诺福克郡的田野里，在王子打猎的间隙完成初见，似乎有点儿怪。
与王妃的初见则是一次完全不同的体验。我和科林到达红砖结构主屋的入口大厅时，那位由内而发散发着优雅光芒的女性正在等着我们。她身材高挑，有一头美丽的金发。
王妃走上前招呼我“你一定是肯。我听到过很多你的事情，我是戴安娜。”她说，似乎觉得我不知道她是谁。
我们的见面没有任何繁文缛节，非常轻松自然。
“夫人，我认识您，也听过很多关于您的事。见到您很高兴。”我笨拙地回应着，努力发出清晰的声音。
王妃看上去兴致很高，甚至可以说有些兴奋。与查尔斯相比，她充满了活力。
那时我以为，作为两位小王子的高级保护官，我的任命是一年，之后调回一线机构。我从没想到过我们的生活会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科林告诉王妃，我是调来主管她的两个儿子的安保工作的。
“我不羡慕你的工作，肯。”她说，“他们有时很难对付——不过记住，如果你需要，我会随时伸出援手。”
很少有工作像保护官那样，需要那么多的专业知识和格外谨慎的工作态度。我说的不是那些保护流行乐手的彪形大汉，也不是全副武装的美国特工——戴着名牌墨镜、对着藏在翻领里的麦克风窃窃私语（至少好莱坞电影里是这样描绘的）。我说的是穿着套装的专业人士，他们既能在赫勒福德郡的特种空勤团训练，又能轻松自如地融入一场外交招待会。他们把武器巧妙地隐藏在腰后枪套里，剪裁得体的套装外看不到一点儿凸起。即使带着枪，专业的保护官也知道，他们的根本工具是情报，以及运用这些情报的技能和经验。
出于保密的原因，我不能泄露王室保护部门的警员的受训方式，但我可以说，一旦某个警员展示出适合这份工作的特质而被选中，他将经历一次全面系统的专业训练。所以要想获准参训，一个警员必须具备极高的水平。如果有潜力的警员通过了高级驾驶、急救、身体素质和枪支训练等课程，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在达到极高的水准后，才被邀请参加全国性的保镖训练课程。这项课程强调的是人际交往和交流技能的重要性。
要保证两位小王子的人身安全，获得他们的信任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意味着我需要接近他们。媒体刊登了大量关于小王子与护卫官的内容，夸张地声称小王子把他们的警察看成某种形式的代理父亲。这当然不是真的。在威廉和哈里眼中，威尔士亲王永远是“爸爸”，没人可以取代。恰当地说，在戴安娜积极的鼓励下，我与两个孩子建立了一种类似叔侄的关系。
任职的起初几个月，直到我开始起草小王子的安保行动计划，我与王子和王妃还没打过多少交道。这和我预想的不一样。那时，一个五岁、一个三岁的小王子，已经知道自己与众不同，尽管他们的妈妈打定主意，儿子应该像“正常”孩子那样抚养。他们也是爱闹的孩子，精力充沛，言行常常出人意料。从安保方面讲，与两个孩子发展出融洽关系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我想全力保护他们的生命，他们就必须完全信任我，准确地告知我每一分钟的行动。我从一开始就让他们记住这样做的必要性。不久后，我们变得亲近起来，他们也很积极地配合我的工作。
工作初期，我的日常活动非常规律。平时，我会陪威廉到离肯辛顿宫不远的诺丁山韦瑟比小学，在那里待上一天，直到他放学回家。周末，我通常会参与王室官邸的轮值，负责两位王子的安全。
戴安娜和查尔斯。
当两位王子进入安全的肯辛顿宫大院，我的任务就交给一个定点警员（他守卫一个特定地区而非某个人）。几位其他王室成员及众多高级侍臣也获准在大院里拥有房间。这些住处由女王赐予，通常免租金或只需支付名义费用。它们常被赐给王室远亲或忠实的侍臣。
周末通常在海格洛夫庄园度过。1980年8月，在距离婚礼不到一年之际，查尔斯花费逾75万英镑买下了这座位于格洛斯特郡的庄园。庄园坐落在一片面积约348英亩的繁茂林地内，紧挨风景如画的科茨沃尔德丘陵的边缘地带，在伦敦以西约两小时车程处。查尔斯感觉在这里是最自在的，因为可以暂时忘记公共生活的压力，也有人说实际上是王妃喜欢这里。庄园在博福尔猎园区域内，这使得酷爱猎狐的查尔斯打定主意买下了它。不过或许最重要的，是这里距离卡米拉·帕克·鲍尔斯在阿灵顿的家只有17英里。
至少在英格兰的私人住宅里，海格洛夫庄园的安保防线是最严密的。当查尔斯和戴安娜不在时，海格洛夫庄园的氛围十分轻松。而平日里，整个庄园都笼罩着两人紧张关系造成的阴影，工作人员在无止境的争吵中度日如年，他们知道，雇主的婚姻已经支离破碎，虽然媒体和公众还蒙在鼓里。因此，当查尔斯和戴安娜外出时，所有的人都会把这段间隙当成一次假期。
这份快乐也感染了小王子，对于父母不在身边，他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得相当宽怀，也似乎接受了我的存在。但他们依旧很想妈妈，尤其是威廉。
02 穿上水晶鞋的少女
我们应该拿出一点儿时间，回顾一下王妃在成为王妃之前的时光。这对我们认识成为王妃之后的王妃有好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戴安娜王妃本名为戴安娜·弗朗西斯·斯宾塞（Diana Francis Spencer），她是斯宾塞伯爵夫妇的第三个女儿。斯宾塞家族曾是欧洲最富有的羊毛商，他们的先祖买下了伯爵之位，从此跻身贵族之列，长期进出白金汉宫，与王室关系密切。
1961年7月1日，戴安娜出生了。然而，她的出生并没有给家庭喜悦，反而使伯爵夫妇倍感失望，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父母离婚的导火索。
斯宾塞伯爵夫妇一直想要一个能继承爵位的男孩儿，在戴安娜出生前，伯爵夫人诞下一个男孩儿，然而这个孩子生下来第二天便夭折了，这使得伯爵夫妇悲痛欲绝。不久，伯爵夫人又怀上了一个孩子，全家满心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并已经取好了名字——然而并没有取女孩儿的名字。当孩子出生时，斯宾塞伯爵发现是个女儿，不由得沮丧、失落，他称刚出生的戴安娜为“身体完美的标本”。由于他们没有取女孩儿的名字，因此，戴安娜出生一周后才有名字——戴安娜·弗朗西斯·斯宾塞。
戴安娜还有两个姐姐，由于接连生了三个女儿，唯一的一个儿子还夭折了，因此，斯宾塞伯爵的家庭要求伯爵夫人去做一系列身体检查，这使得心高气傲的伯爵夫人感到很屈辱，并下定决心离开斯宾塞伯爵，最终离婚。
幼年的戴安娜。
斯宾塞伯爵夫妇离婚时，戴安娜才6岁。母亲的眼泪、父亲的沉默、经常发生的争吵、家庭的紧张气氛，深深地映在了她幼小、纯净、脆弱的心灵中。父母离婚给她带来了永久性的创伤，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还无法理解大人世界中的种种纷扰，只是隐隐觉得跟自己有关，自己有错。戴安娜觉得家人不喜欢自己，因为自己是个女孩儿，如果自己是个男孩儿的话，父母也许就不会离婚了。小小的戴安娜认为自己不受欢迎、不受重视。
父母的离异和小时候受到的忽视，使得戴安娜非常缺乏安全感，时刻感到自己是“令人讨厌的孩子”，性格变得自卑、怯懦。所以，长大后的戴安娜非常需要他人的关怀和认可，以弥补她童年心灵的缺失。
戴安娜的占星术家说弗里克斯·莱尔说：“她出生在特权阶层家庭，但童年却是不幸的。”
戴安娜渐渐长大了，少女时期的她很是活泼，热爱游泳和跳水，网球也打得很好，但不知是否是性格怯懦的原因，戴安娜的成绩很不好，高中补考没通过，便只好辍学了。不过戴安娜在其他方面是出色的，她尤其喜爱公益活动，经常去看望老人、病患等。她真诚、富有爱心、对他人的痛苦有着深深的同理心，这使得她与很多病患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给她带来了很多满足和快乐。
她特别喜欢跳舞，尤其喜爱芭蕾。她渴望当芭蕾舞演员，她跳起舞来跳得浑然忘我。然而由于她的身高太高，遗憾无法成为一个芭蕾舞演员。不过她终生都热爱着芭蕾。
小小的戴安娜长成了天真善良、活泼烂漫的少女，对小朋友很友好，非常喜欢小动物，看见可爱的小动物死去了，都要郑重地将小动物埋葬起来。由于父母离婚、不被家人重视，她有时极其自卑，上课从不敢举手发言，也不敢大声讲话；但有时又无拘无束，像个男孩儿一样大大咧咧。
高中辍学后，戴安娜没有文凭，也没有特殊技能，只能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她喜欢小孩子，于是想做一些与小孩子有关的工作。母亲帮她找到了一个教二年级孩子舞蹈的工作，这使得她可以成为一名舞蹈教师。然后，好景不长，戴安娜有一次和朋友去滑雪，摔伤了脚，撕裂了左踝骨的肌腱，再也无法跳舞了，当舞蹈老师的路便也断了。
无法当舞蹈老师，戴安娜便在一家幼儿园当老师，教小孩儿唱歌跳舞，她的仁爱天性使得非常适合这份工作，她在这家幼儿园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然而她不知道，她即将遇见传说中的王子，找到她的那只水晶鞋，只是她不知道的是，她的水晶鞋和童话里的水晶鞋完全不同。
由于斯宾塞家族与王室来往密切，戴安娜自小便见过查尔斯，然而年龄的差距使得双方都没怎么注意过对方。后来，查尔斯成了戴安娜姐姐莎拉（Sarah）的男友，他们交往了近9个月。在一次斯宾塞家族举办的聚会上，查尔斯遇见了不施粉黛、看起来笨拙质朴的戴安娜，觉得“这个16岁的小姑娘活泼有趣，挺招人爱的”。
由于莎拉天性争强好胜，喜欢在各大场合出风头，而查尔斯生性谨小慎微，因此，她和查尔斯的关系渐渐冷却了下来。而没想到的是，查尔斯与戴安娜的来往渐渐多了起来。
王室正为威尔士亲王的婚姻焦急不已，他们要寻找一个贵族出生、教养良好、容貌姣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处女之身的女孩儿，作为威尔士亲王的王妃。种种因缘之下，戴安娜成了王妃的首选人。
1981年7月29日，星期三，这是举国欢庆的一天。查尔斯王子与年仅20岁的戴安娜·斯宾塞小姐在这一天举行了空前绝后的世纪婚礼。英国广播电视公司用33种语言向全世界转播这一盛事，全球约7.5亿人观看了电视直播。所有人都欢呼雀跃、热烈祝贺，沉浸在这童话般的梦中。
戴安娜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走进了王宫，她不知道，穿上水晶鞋后，每走一步都会如此艰难。她的青春与热情、天真与浪漫，渐渐被磨损。
（左上）戴安娜单人婚纱照，如同童话里的公主。（右上）戴安娜年少时，有点儿婴儿肥，透露着纯真的气息。（下图）戴安娜和查尔斯婚纱照，谁能想到，这场轰动一时的“世纪婚礼”，竟是深宫怨曲的豪华前奏。
03 世上最迷人的妈妈
对于如何抚养儿子，戴安娜的想法很明确。为此，她已经解雇了他们的第一个保姆芭芭拉·巴恩斯（Barbara Barnes）。芭芭拉是个传统主义者，她认为“王子该有不同的待遇，因为他们与众不同”，这与戴安娜的教育理念完全不同。虽然芭芭拉一心为威廉和哈里着想，但我认为，戴安娜尝试以抚养儿子的做法更应该提倡。
与王妃发生一系列矛盾后，芭芭拉离开了。在此之前，戴安娜的私人幕僚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保姆与雇主有冲突，与保姆结盟是很危险的。在关于孩子的抚养方式的斗争中，只能有一个胜利者，因此，芭芭拉被扫地出门只是时间问题。
戴安娜一直觉得王室的家庭教育非常奇怪。她认为查尔斯的冷漠和疏离，起因于儿时缺乏身体和情绪方面的关爱，而同样的情况不应该再发生在她的儿子身上。因此当奥尔加·鲍威尔（Olga Powell）接替芭芭拉时，戴安娜要她清楚地知道谁才是老板。换句话说，如果奥尔加的抚养方式不符合戴安娜的理念，她也得走人。
奥尔加很快就摸清了门道。私底下，她跟我说，王妃是一个容易嫉妒的妈妈，得小心应付，作为护卫，我绝对不能与芭芭拉落入同一个陷阱。当小王子和我打成一片的时候，奥尔加会提醒我“小心”。她说，不插在王妃和孩子之间是一条铁律，如果王妃觉得自己正在失去对孩子的控制，她就会跳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奥尔加在全职担起这份工作之前，就已经完全适应了王妃的方式。
戴安娜与小王子。初为人母的戴安娜洋溢着母性的光辉。
王妃和小王子的感情确实令人动容。1987年1月，和查尔斯到瑞士度假胜地克洛斯特斯去滑雪时，她疯狂地想念孩子们。回家那天，威廉和哈里与维斯蒂男爵（Lord Vestey）的孩子们一起吃了午饭，当听说孩子们回家时，王妃欣喜若狂，美丽的脸上洋溢着爱的光芒，就像几年没见过他们似的。度过滑雪假期，戴安娜的皮肤被晒成了褐色，她站在海格洛夫庄园的台阶上，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孩子们，兴奋的威廉按响了汽车喇叭。那天晚上，一家人轻松地享用了一顿晚餐，席间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关系是几个月来最融洽的一次。虽然她曾无数次反对滑雪之旅，但那次假期显然对两人都大有好处。
任命奥尔加的那天，威廉进了韦瑟比小学。从一开始，戴安娜就清楚地说，只要不与自己的行程冲突，她会每天开车接送威廉。这样，他们至少会以一个深情的吻开启新的一天。支离破碎的家庭在王妃心里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缺口，她知道陪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戴安娜对儿子的爱始终如一，不过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威廉的同学的妈妈们当中，有些富裕且极争强好胜。见到美丽优雅的戴安娜，她们一方面流露出羡慕，一方面又想超越。要想把这位世上最迷人的妈妈比下去，她们不得不付出更多努力。于是，清晨送孩子的场面成了一场时装秀，漂亮的妈妈们身穿名牌时装，打扮得花枝招展，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记得一天下午，我站在学校台阶上等王妃来接威廉，一个身材高挑、气质出众的女人突然冒出来。她是某著名亿万富翁的小姨子。就在她准备将一个问候的亲吻印在我脸颊上时，王妃走上台阶。
“挺快活嘛，肯？”王妃揶揄道。
我很清楚，稍后免不了一顿取笑。
相比之下，和查尔斯相处不像和王妃相处这样轻松随意。查尔斯是个大忙人，他的公共活动日程排得很满，所以我与他的儿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比他这个父亲还多。当小王子想找个人玩打架游戏时，毫无疑问就想起了我。他们非常调皮，滑稽的举动常常让我开怀大笑。
有一次，我对威廉的口音开了个玩笑，差点儿引发了一场与查尔斯的冲突。威廉说的是略微短促的上流社会英语，口音在许多人听来可能有点儿古怪。他坚持将“out”发成类似“ite”的音，我半开玩笑地纠正他。他坚称自己是对的，因为他的父亲一直那样说。几小时后，当我穿过海格洛夫庄园的雕塑时，查尔斯王子走近我。
“肯，我听说你给威廉上了一堂发音课。”他的语气隐含责备。
我显然过界了。王子在以绅士的方式，叫我别干预家务事。后来戴安娜听说了我受责，觉得很滑稽，但我牢牢记住了那次教训。
04 爱冒险的母子
威廉和哈里喜欢死缠烂打。我在肯辛顿宫有自己的房间，有需要时会睡在那里。他们会像时钟一样有规律地来敲门，然后用稚嫩的声音道：“肯，想不想打架？”
这不是请求，而是说出了后面将要发生的事。两位小王子组成一个完美的车轮战小组，一个人攻击我的脑袋，另一人攻击我的敏感部位，拳拳对准我的胯下。这要是给他们打中了，我准会痛得趴下。这两个男孩将在妈妈去世后成为同情的焦点，但在那几分钟的混乱里，他们只是爱打闹的孩子。现在，那么多重担——尤其是君主制作为一个有威信的制度的存在——落在他们的肩上。但那时候，我很乐于和他们享受游戏时光。
他们的父母似乎也都很喜欢这样，不管我们在哪个房间，查尔斯都会从门口探头进来，脸上带着一丝歉意，问：“他们没有太烦人，对吧？”
“不，先生，一点儿也不。”我从一记重拳中缓过神儿来，喘着气回答道。
于是可怜的查尔斯会如释重负。这倒不是说他不是个好父亲，他只是有时无法理解儿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嬉闹。王子非常爱他的孩子们，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他总是想着工作，并且顾虑地位的问题，无法真正参与进来。反过来，威廉和哈里崇拜父亲，而把我当成一个可以随时打上一架的叔叔。
男孩子——不管将来是否会当国王——都无一例外地会着迷于各种安保工作。哈里更是迷上了警察履行保护职责时使用的各式装备。一天，他突然闯进我的房间。
“肯，我能用对讲机吗？我想看看它是怎么通话的。”
哈里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家伙，我心软了，拿给他一台警用对讲机，并示范如何使用。接着我给他一些详细的指示，叫他到几个指定地点，再用对讲机向我报告。他非常兴奋，这是他第一次用真正的警用装备尝试做一个真正的警官。随后几分钟里，哈里严格执行了我的指示，我收到了他按时打进的呼叫。后来我们说好，他可以去拜访住在马厩楼的珍妮夫人（戴安娜的姐姐）。那里离肯辛顿宫有一小段距离，但在闭路电视的监控范围内。我跟珍妮夫人通了话，确认哈里已经到达。不久，珍妮夫人来电告诉我，哈里在回家的路上。我通知了门卫巡警。但哈里始终没出现。随后我又联系了警察岗亭，值班警官也说没看到。我非常担心，正准备派出一支搜索队，这时对讲机接收到了哈里的呼叫。
“哈里，能听到吗？你到底跑哪儿去了？”我尽量保持冷静，竭力对他的失踪行为表现得无动于衷。
“肯，我在肯辛顿大街的高塔唱片店旁。”他说。
天哪！他已经完全离开肯辛顿宫区域。幸好对讲机能传这么远的距离。
“你在那里搞什么鬼？哈里，快回宫。”我叫着，飞奔出去接他。
几分钟后，他安全返回。至于肯辛顿宫大街上的购物者们看到女王的孙子独自拿着警用对讲机走在人行道上会做何感想，我就不得而知了。哈里向我道歉，保证不再犯。实际上，这件事我有责任。如果出什么事，我要负全责，也会给伦敦警察厅留下一个非常差的印象。所幸的是，王妃不知道这件事，否则她的反应一定超出所有人想象。
虽有高贵的出身和显赫的地位，但威廉和哈里骨子里只是一对喜欢冒险的兄弟。与父母一样，他们都喜欢速度，追求刺激。
哈里热衷于一切与军事有关的事物。王妃理解哈里的爱好。一天，她问我能不能带她和儿子去射击场。我联系了伦敦警察厅，请他们在劳顿镇利皮茨山的警察射击训练场安排一次私人射击活动。哈里非常兴奋。为了让孩子们玩得更开心，王妃还邀请了他们的朋友。
到达利皮茨山后，一位高级枪械教官给王妃和孩子们介绍了训练基地的概况，特别强调了安全的重要性。大家看了目前警察和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械，然后拿到了保护耳罩，开始了一场训练营之旅。
哈里恨不得立即赶到靶场，但每次等来的都是另一场安全训练。这次是视频反应测试，孩子们先看一段模拟绑架的视频，接着做一次小测验，判断是否应该使用枪械。视频里，一个枪手一手抓着婴儿，一手拿枪指着来追赶的警察。哈里很快看到问题所在，说警察开枪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形势危急，风险极大——可能打到婴儿。教官借此给孩子们讲述了绑架的危险。
接下来是一系列实景模拟。戴安娜、威廉和哈里坐在车里，没有任何预兆地经历了一场烟火制造的假爆炸。戴夫·夏普（Dave Sharp）警官和我扮演保护官的角色。我们的身体动作非常灵活，一连串的动作也颇具观赏性。此前戴安娜一直想找机会提高孩子们的安全意识，这场模拟也确实让威廉和哈里做好了随时面对危险的准备。
比起哥哥威廉，哈里的注意力更集中。但威廉却不愿示弱，他说哈里“什么都不懂”。教官的礼貌让威廉得寸进尺，直到戴安娜打断他：“闭嘴，威廉。我们一会儿就知道是谁一直在专心听讲了。”
相比其他同龄的孩子，哈里是个杰出的射手。他一直梦想着做一个真正的战士。实弹射击时，两个孩子都表现得很优秀，但焦点是哈里，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击中靶心。训练结束后，教官将那只近乎完美的枪靶当作礼物送给了哈里，这更坚定了哈里成为军人的决心。
我陪戴安娜参加的早期私人活动之一是克拉彭公交停车场的一场卡丁车赛事，组织人是大卫·林利（David Linley）。那里的普莱斯盖普卡丁车赛道由马丁·豪威尔（Martin Howell）经营。在这里，男人找到了做回男孩儿的机会，男孩儿则可以梦想着成为F1方程式赛车手。
自那天以后，戴安娜成了这个赛道和斯特雷特姆（Streatham）的另一个赛道的常客。她热衷于此，是个好胜的赛车手，也很快开始带两个儿子以私人身份定期来到这些赛道，让他们体验少年卡丁车。
在两个孩子掌握了驾驶技术后，他们立即安排了一次在肯特郡巴克莫尔公园户外赛道的旅行。两位小王子都喜欢卡丁车赛道，一直缠着妈妈带他们去。终于在一个周末，戴安娜捺不住他们的软磨硬泡，叫我打电话给马丁，弄两辆时速可达40英里的卡丁车。
不久，马丁带着机器赶来，在查尔斯王子喜爱的场地周围建起一条车道。在王妃的大笑和加油的呐喊声中，威廉和哈里模仿他们崇拜的赛车英雄，开着卡丁车在花园里横冲直撞。我猜想，当查尔斯的花园被儿子们变成障碍赛道时，戴安娜一定很享受。
当然，王子对此一无所知。不仅这件事，海格洛夫庄园还有一个他至今不知道的情况，不过这对他而言未尝不是幸事。
王妃可以安心地待在她的象牙塔里，但这不是她的风格。她会游荡到员工厨房，尝尝厨师默文·威彻利（Mervyn Wycherley）的最新作品。我们三人经常喝着一瓶从她丈夫的地窖拿来拉特·卡芭叶（Montserrat Caballé）的葡萄酒，聊上几个小时。她会踢掉鞋子，有时将双脚架在大木桌上，说起当天发生的事，或是最新的闲话。她经常会为快嘴默文的一句尖刻评论而放声大笑。
关于厨房还有一个小插曲。厨房不是胆小鬼去的地方，也不适合动物出现，比如查尔斯钟爱的杰克罗素梗
。一次，我在厨房与默文说话，王子最喜欢的猎狗蒂格冒冒失失闯进来。对卫生一丝不苟的默文刚做完饭，看到狗狗入侵，眉毛都立起来了。他一把抄起这只不幸的动物，塞进尚有余温的烤炉里。就在这时，查尔斯从门口探进头，问：“有人见到我的蒂格吗？”小狗在炉门上疯狂抓挠的时候，默文告诉王子，说他看到小狗奔花园那边去了。趁着查尔斯转身去找他“最好的朋友”，默文赶紧打开炉子，放出那只晕头转向而且火气很大的小猎狗。
1989年，对卡丁车入迷的戴安娜建议办一场慈善卡丁车比赛，将收入捐给她钟爱的慈善组织之一——英国红十字会。英国航空公司和路虎汽车公司的车队与本地赞助商和王室保护部门的车队组队厮杀。王室保护部门的队伍里有一个车队属于特别护卫组，这支精英部队不仅在戴安娜自己的活动中提供保护，也保护整个王室家庭。戴安娜一直很赞赏特别护卫组的工作，所以她选择加入这支车队参赛。她也知道队里每个车手的名字，并且和儿子将这群人称作“单车男孩”。
那天晚上，路虎汽车公司也参与了赞助，将一辆路虎汽车捐给了英国红十字会。
05 心照不宣的秘恋
对英国王室来说，地位和头衔带来了巨大的特权、财富和声誉，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的秘密绝不会真正属于他们自己。殷勤过度的仆人会偷听谈话；清理桌子的女仆会过于仔细地查看私人信件；连管家都会不恰当地过分关注衣服或床上用品，这些事情一直存在，以后还会发生。除了这些知情者，还有其他必须知情的人——大多为高级侍臣，只有他们了解实际情况，整个王族事业才能平稳运转，尽量避免丑闻的出现。因此对王室来说，连那些最值得珍视的私人时刻都必须为人所知。
王室成员的地位越高，他们的行踪就越透明。如果不这样做，保护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戴安娜作为威尔士亲王的妻子，自然也不例外，她需要毫无保留地把秘密分享给我。如果她计划和朋友去看戏，或者私下与某个男性仰慕者一起吃饭，我必须事先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和约会地点。
1986年，加入王室保护部门仅仅几天，我就成了戴安娜的许多私人秘密的参与者。这些信息是通过半正式的途径传给我的。
一天，在海格洛夫庄园的厨房，我和戴安娜的高级护卫警官格拉厄姆·史密斯（Graham Smith）总督查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谈。他说的那些一点儿都不令人意外，我已经从其他渠道听到太多关于王妃的流言了。我们主要谈论的是王妃与詹姆斯·休伊特（James Hewitt）上尉的恋情。
格拉厄姆冷静地阐明了形势，王位继承人的妻子与皇家骑兵团的一名军官有染，这不是我们——她的警察护卫——尤其是我可以做出道德评判的，甚至连意见都不可以有。我们的首要工作是保证她的安全，这一点反过来意味着那份私情必须得到保密。格拉厄姆告诉我，从他的专业观点看，休伊特绝不会伤害王妃的安全，因为他愿意合作，并乐于接受警察的指示，甚至对于事先检查和评估约会藏身之处这种要求也完全接受。
王妃第一次见到休伊特，是在1986年夏天，也就是我加入王室保护部门的几个月前。那天，王妃的侍女黑兹尔·韦斯特（Hazel West）在伦敦举办了一次聚会。那次聚会与休伊特的一个晚宴活动有冲突，他差点儿没来成——如果是这样，20世纪后期最有名的一桩风流韵事也许永远不会萌芽。
休伊特在谈话中告诉戴安娜，他是骑术教官。因此当戴安娜谈到长期以来对骑马的恐惧时，他提出帮她克服，于是两人约下了另一次会面。
这一时期，查尔斯还在与卡米拉幽会，虽然没人明确地说出来，但戴安娜心知肚明。或许是为了报复丈夫的背叛，王妃也随时准备开始一段婚外情。天生爱拈花惹草的休伊特感受到她内心和身体的需求，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投其所好，给予她关注和感情，后来又提供了她所渴望的激情。
戴安娜后来将他们第一次会面的情况告诉我，虽然他们最终分手的结局使这个故事变了味儿，但她一直爱慕休伊特，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她说他们的第一次谈话非常自然、轻松，他最初吸引她的正是那一点——他让整个结识和交谈的过程变得很愉快。
查尔斯和戴安娜各自的私情在王室内部人尽皆知，但公众并不知道。当然，媒体也有捕风捉影之辞，但没人明确地揭露。事实上，早在格拉厄姆对我进行忠告之前，我就意识到王妃的婚姻已经陷入泥潭。查尔斯对他的妻子最多只能算冷漠，而戴安娜则有时情绪激动，甚至大发脾气。事后她会感到懊悔，但面对丈夫的冷漠疏远，这是她激发他反应的唯一手段。对于苛求的妻子，王子也是一步都不想退让。身为王位继承人，他相信他的出身决定了他无须退让。如果那样意味着会惹恼他美貌的王妃，那就随她去吧！
不知道有多少次了，王子在承诺与戴安娜一起用晚餐后，又改变主意去见朋友。对此，王妃会大吵大闹——“让你的朋友见鬼去吧！见他们的鬼！——他们不是我的朋友。”而王子会若无其事地赶到朋友的聚会，解释说王妃头痛，已经休息了。
这是他们病态婚姻的症状，而非病因。周末他们都会待在海格洛夫庄园，但只有两人共度一个完整的周末是非常罕见的。查尔斯的前女友到访是常事。屋里总是坐满了人，不是“奇普斯”·凯瑟克（‘Chips’ Keswick）的妻子萨拉·凯瑟克（Sarah Keswick），就是约克公爵夫人或几个其他熟人。查尔斯似乎很喜欢带朋友来海格洛夫庄园，也许他们的存在意味着他不必长时间面对妻子。
夏日周末的重头戏还有王子的马球爱好，他对那项运动的热爱总是引起戴安娜的反感。她觉得马球不仅危险，而且无聊得让人昏睡。媒体有时也来添乱，王妃不得不屈于压力，带儿子去马球场看父亲比赛。事实上，只要王妃到场，摄影师就会无一例外地将镜头对准她，除非王子出现失误，从马上摔下来受伤，媒体才会对王子和马球表现出兴趣。当戴安娜被动地去看一场马球比赛，第二天又出现在新闻头条时，查尔斯会不屑地说：“典型的时髦女郎。”这可怜的女人反正赢不了——她看比赛不是，不看比赛也不是。这种时候戴安娜会非常生气，查尔斯为避免冲突，通常会走开去照料他钟爱的花园。“我连你的花园都不如。去吧，跟你的花说话去！”这是王子落荒而逃后，她最喜欢的一句咒骂。
这些年，查尔斯为他对马球的狂热付出了代价——腰部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疼痛有时让他几乎动弹不得。为了放松肌肉，缓解疼痛，他不得不进行一系列高难度的锻炼。他的保护官科林总是在车上备着一个支撑背部的特殊靠垫。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让自己遭这么大的罪。
善于利用对手弱点的戴安娜牢牢抓住得分点，她最喜欢的刺激丈夫的方式之一就是劝他放弃这项运动。“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查尔斯，为什么你不能放弃马球呢？你太老了。”考虑到她与马球高手休伊特的关系，骄傲的王子接受这个建议也许有点儿困难，所以他常常选择无视她的冷嘲热讽。
总之，要想在查尔斯和戴安娜的离奇世界里生存下来，必须快速适应，不然就要面临出局。许多无辜的人只因为伤害了王子或王妃的脆弱情感就惨遭解雇。戴安娜常常开口承认自己任性，并且频频为草率的判断表示歉意，这一点值得称赞。说句公道话，她反复无常的举动应该置于她失败的婚姻背景下来理解。因此，她的情绪反复就算没有道理，也是可以原谅的。
戴安娜为詹姆斯·休伊特颁奖。
当时，承担掩护戴安娜行踪这个额外责任的不是我，而是格拉厄姆。他一直负责戴安娜的安保工作，直到被癌症夺去生命。在我负责威廉和哈里王子的安保期间，格拉厄姆多次请我协助，我也不得不替他担任起高级保护官的角色。对小王子的职责意味着我每天都会接触到戴安娜，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转变。在协助格拉厄姆时，我的职责也是不固定的，从正式访问前事先勘查现场，到在各种活动伴其左右。这些活动有的是参加伦敦西区的电影节（有时与查尔斯王子一起），有的是到乏味的哈罗市政中心剪彩，还有的是出席朋友的婚礼。这些都是很好的经历，回过头来看，显然我是不自觉地在为下一阶段的苏格兰场护卫生涯做准备。
尽管理论上我还是威廉和哈里的保护官，但格拉厄姆的疾病开始影响他的身体，几个星期来，他一直说喉咙疼，并剧烈咳嗽，我多次催他去看病，但他坚持说会好的，不想小题大做。这期间，我不得不频繁地代替格拉厄姆保护戴安娜。
一个人在经历磨难时，另一个人常常会得到命运的垂青。我本以为，一旦结束两位小王子的护卫任务，我就会转到伦敦警察厅的其他职位上去。然而，格拉厄姆突然病倒，并最终被查出患了喉癌，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都明白，他已无力继续履行行动职责，只能到总部坐办公室。震惊之余，我被推到了王室的聚光灯之下。
06 我们会成为好搭档
1988年，在命运的安排下，我成了王妃的贴身护卫官。
不知道为什么，走近肯辛顿宫时，我隐隐有些不安。我是被召来这里与王妃进行一次“舒适的炉边闲谈”的。尽管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但那天上午，我突然变得很紧张。
我按下庄严的黑色大门旁锃亮的黄铜门铃按钮，静静等候着。过了一会儿，身穿制服、永远波澜不惊的管家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出来了，礼貌地请我稍等。大厅里铺着深石灰绿地毯，虽然舒适，但对王宫而言，却显得格外阴沉。得到王妃的允许后，哈罗德将我引到客厅。
王妃就在客厅，她的脸上洋溢着热情的微笑，一双眼睛闪闪发亮。这个房间非常女性化。房间里摆着雅致的仿古家具，家具上放着装饰品和数张装着小王子们照片的相框；偌大的窗户正对着一个美丽的花园，花园周围是一圈围墙。后来我才知道，当她想逃离身份带来的关注时，这里是她最喜欢的藏身地之一。
壁炉两侧各放着一张粉红平纹布的沙发。戴安娜在其中一张沙发上坐下，然后礼貌地让我坐在另一张上，并叫管家去端茶。“好的，夫人。”管家轻声说着离开了房间，只留下我们两个。
戴安娜穿着凯瑟琳·沃克（Catherine Walker）裁制的一件白蓝相间的连衣裙，搭配周仰杰（Jimmy Choo）设计的双色高跟鞋，金色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浑身散发着王妃的气质。她刚刚参加完伦敦的一场正式活动。音响里放着莫扎特的C小调弥撒曲，王妃说她“凉透了”。接着她又突然轻声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这一直是她习以为常的方式——用这种强加的亲切气氛让人放松。在她的王室职务上工作八年后，王妃学会了如何优雅地打破坚冰。
“肯，很高兴你决定为我做事。”她说，“我知道，你们这些孩子把我看成一杯有毒的美酒。”她指的是护卫队。
我笑得有点儿不自然，但还是一本正经地向她表示，情况并非如此。“我真的盼着我的新职，没人拿枪指着我的头，强迫我接受这个新岗位。”我说。
“你说谎的水平显然还不够，肯。”她开玩笑地说，“如果你想在这座疯人院里活下去，你需要提高说谎的能力。”
就在我试图对这个评语做出反应时，哈罗德拿着一个托盘敲门进来，给我解了围。他放下托盘，将银茶壶里的茶倒进两只精致的磁杯。
“你要什么样的？”
“建筑工人那样的，谢谢，夫人。”我答道。
她探询地看着我。
“浓茶，夫人——你知道，就像建筑工人喝的那种一样。”哈罗德静静地退下。
随后的半小时，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聊着天，话题时不时回到她的两个儿子身上。
“你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和我差不多，但你——显然比他们的父亲多。”她说。
我才不会上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牵扯进威尔士夫妇的私人恩怨里，所以我没吱声。她后退了，毕竟她也知道，我们的交情还没深到她在我面前对丈夫发动全面攻击的地步。于是她改变了话题，告诉我她的儿子多争气。不过她希望他们能像普通人那样成长，尽管地位让他们与其他男孩不一样。“我知道这很难，但是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不仅有自我认知，而且能认清世界的本来面目，这对我真的非常重要。”
虽然相交不深，但我知道她这番话发自内心。她曾陪着孩子们乘过伦敦地铁，甚至带他们探访过在这座都城的街道上最穷困潦倒的人。她是个实干的女性，不是空谈家，她说到做到。
我们没有讨论实际的安保做法，尤其是她的个人保护方式。即使不说出来，我们也都知道。时至今日，我们都是经验丰富的专家，知道各自的角色，至于我们不知道的，那需要在合作过程中学习。
理论上，我的工作很简单——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她的安全。这意味着，从她起床之际，到她睡觉那一刻，都将由我或我的队员在她身边值勤。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她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将是她的影子，在她的身边寸步不离，不断在人群中搜寻可能是潜在威胁的面容。王妃和我都知道这种形式，但是，当真的谈到她的安保问题时，她开起了玩笑。
“这么说来，肯——本质上，你是我的最后一道防线？”她一边说，一边用挑剔的眼神打量我，但仍带着一丝笑意。“那是不是意味着你会替我挡子弹？”她继续道。这是戴安娜典型的半玩笑半认真的试探。还好我早有准备。
迎着她的目光，我回答道：“只一颗，夫人。多了我会觉得不舒服。”
她沉默了一会儿，笑了。看来我的回答滴水不漏。我同时表示会力所能及地避免此类极端之举，做到尽善尽美。
之前多次见过王妃，但从未有过这样的谈话。她非常迷人，不仅有同情心，而且风趣老练，敏锐的理解力也掩盖了学历的不足。即使知道新工作有它的高潮低谷，但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与她一起登上这趟过山车。
“合作愉快。”她说，“相信我们会成为好搭档的。”
我揣着这张信任票转身道别。几天后，上面正式确定我出任王妃的保护官。
这一时期，王妃似乎经常离开伦敦，到德文郡和康沃尔郡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虽然休伊特妈妈名下的别墅也在西南地区，但戴安娜非常敬业，不会将公共事务与个人私事混为一谈。
王妃还热衷于另一件事情——虽然这对一个后来声称饱受贪食症折磨的女性来说，也许有点儿奇怪——但那个时候，她通常胃口很好，只要到西南地区参加正式活动，总是急于弄到一些凝脂奶油和康沃尔馅饼。我说的是真正的地道货，不是伦敦卖的蹩脚仿制品。王妃一直钟爱馅饼类的点心，也喜欢带回来与孩子们分享。一般来说，到达的当天，我会给当地保卫处的彼得·拉德（Peter Rudd）探长布置第一个任务：确保王妃有一盒康沃尔馅饼和一些凝脂奶油带回家。
有一次，拉德探长显然将这个任务看得太神圣了。他走进商店，挥舞着警徽告诉经理，王妃喜欢康沃尔馅饼和凝脂奶油，把经理唬得一愣一愣的……最后，他顺利带回了几盒两打装的馅饼和两大桶凝脂奶油。返回伦敦时，机组人员看到我们的货物吃了一惊，因为我们就像刚刚对当地超市进行一次皇家访问似的。
馅饼实在太多，回到肯辛顿宫后，王妃决定分给在门口站岗的警察。从那以后，指示警察收集当地特产的时候，我们总是特别小心。
大部分离开伦敦的行程通常在一天之内，但我们经常会在当地的远郊旅行，这样就会住宿在肯辛顿宫外。王妃将地方性访问称作“外宿”，陪她外宿时，我们通常使用皇家列车。皇家列车是除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以外最豪华的王室交通形式，它的老式普尔曼卧车和长餐车非常奢华。如果是长途旅行，列车到了晚上会在一个适当的安全地点停下。这样不管在国内哪个地方，都不会影响皇室要人的睡眠。我也可以偷会儿懒，因为英国铁路警察会在列车外围提供夜间保卫。
1988年7月，对柴郡的访问就是一趟这样的旅行。为了让王妃睡上一夜好觉，列车停靠在离目的地不远处。然而第二天早上吃早饭时，她看上去面容憔悴，显然夜里没睡好。
“你还好吗？夫人？你看上去不太对劲儿。”我刚刚在这节长餐车里痛快地享用了一顿丰盛的英式早餐。
“嗯，不太好，肯，我没睡着。”
“为什么没睡，夫人？”
“嗯……我窗外有个人走来走去，走了一整夜。”她声音里的愤怒对那个梦游者可不是好兆头。
我不禁竖起耳朵，仔细听砾石路基上“嘎吱嘎吱”响的脚步声，它们很有规律从那扇窗户下经过。我好奇地走过去一看究竟，结果看到外面一个穿制服的铁路警察正沿着列车踱来踱去。
“打扰下！”我大喊，“你在搞什么鬼？”
吃惊的警察猛地煞住脚，说：“唔……我在工作，长官。”
“很好，不过，为什么你非得在那该死的砾石上走？如果你必须走来走去，请到那块该死的草地上去——那里有成千英亩够你走。”我厉声说。
跟着我来到车厢门口的王妃笑出了声，而我还在继续痛责那个不幸的家伙。
接着，王妃决定为这个人说句话：“肯，别太严厉——他在做事。”
07 忧伤的蓝眼睛
几周后，我第一次与王妃出访，这成为我们关系中一个关键时刻。当时是在马略卡岛的帕尔马一座景色壮观的悬崖顶上。沐浴着午后的阳光，我和王妃坐在泳池边谈话。泳池位于一座宏伟的综合建筑内的院子里。受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的邀请，王子和王妃来此做客。
在旁观者看来，我们的谈话一定很紧张。偶尔我会试着缓和一下气氛，然后王妃的笑声会打断我们的谈话，但不一会儿，她又变得严肃起来。
“哈里出生后，我们的婚姻就完了。”戴安娜压低声音说。她明亮的蓝眼睛里透着忧伤。
我同情她，但也只能点点头，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能怎么样？”她继续道，“我努力过，诚心诚意地努力过，他就是不要我。他只要她，只要她。我根本连机会都没有过。”
不难明白，“他”指的是查尔斯王子，“她”是他的情人卡米拉。
戴安娜穿着亮黄色的比基尼，时不时地在沙滩床上躺下，让身体沐浴在阳光里，用手指捋过一头金发。我做这份工作时间尚短，对王妃的这份随意有点儿意外。
她叹了口气，闭上眼睛，躲开刺眼的阳光。“你知道吗？我想是时候张开翅膀了。”
这话由任何一个在失败婚姻中饱受煎熬的其他女人说出来，都会引起足够的关注，更别说是从威尔士王妃口中说出来，其威力甚至会影响到英国王室的核心。
这也许是我与戴安娜关系中的决定性时刻。随着这份关系在未来的几年里不断的拉近，这样推心置腹的谈话将成为常态，但在西班牙避暑时，我们在马略卡岛玛丽温特宫泳池边的谈话却是一个里程碑。这是王妃第一次向我敞开心扉，向我透露笼罩在她生活中的乌云。我承认，那时候，当她将她的烦恼全部说出来时，我有点儿不自在，但这样无拘无束的关系不久将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当天早些时候，查尔斯王子离开玛丽温特宫去参加一个活动后，王妃便计划了这次会面。当时我住在几英里外的帕尔马。她拿起私人套房的电话，打到我下榻的酒店。
“肯，你能来看我吗？有很重要的事。”戴安娜的语气似乎很急切。
我立即问她是否在担心人身安全，她向我保证她很安全，但更想和我面谈。我告诉她我会尽快赶到。我离开酒店，几分钟后来到玛丽温特宫大门。守卫宫门的西班牙哨兵已经接到通知，知道我要来，打手势让我进去。几秒钟后，一个王室官员带我来到泳池附近，他穿着一身厚实布料制成的深色制服，显然不适合当前的天气。
王妃从沙滩床上站起来跟我打招呼：“嘿，肯，你能来真是太好了。”又加上一句，“很抱歉把你拖来。”
我也向她问好，然后告诉她我不介意被“拖来”。
我担任她的保护官时间还不长，对于她让我去那里的原因还有点儿忐忑不安。毕竟，玛丽温特宫有众多军警卫兵，它的范围之内绝对安全。我能感觉到，她需要有个人说说话，而王子的随从人员中没有任何人值得信任。在这种形势下，我可能是她最好的选择。
“真可怕。胡安·卡洛斯非常迷人，但——你知道——有点儿殷勤过度。他的举动太亲昵了。我告诉丈夫，但他说是我太傻了。”她停了一会儿，又接下去，“知道吗？肯，我认为国王喜欢我。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儿荒唐，但我确定是真的。”一丝调皮的微笑浮现在她脸上。
这一次，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也完全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她是不是真的在暗示我应该跟西班牙国王谈谈他过度热情的事？我当时——甚至现在——都不能确定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好在很快，谈话转到更困扰她的事情上来了，我也开始全面意识到她个人的不幸。她语气平静，话里没有怨恨，只有某种听天由命的无奈。她解释说，她之所以同意陪丈夫来马略卡岛，只是为了演一出“好戏”——她希望向世界表明，她正在与深爱的丈夫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特别是她希望儿子过得快乐，毕竟孩子们需要一个双亲都在的稳定生活。
她在坦诚地向我吐露心声。她伤心地承认：“你知道，我不是自讨无趣，只是我丈夫根本不想好好过。我曾经埋怨过自己，认为这是我的错，认为是自己不够好。没有一个人（我相信她是指王室家庭）表扬过我，你能相信吗？哪怕我为那家人做了那么多。”
说着说着，戴安娜开始描绘一幅被孤立和排斥的画面。我知道他们的婚姻状况非常糟糕——不管是在她还是在王子身边，没有一个人看不出这一点。但她如此坦诚地谈论它让我不安。我甚至都不是受雇于她和王室的，而是苏格兰场的。要么就是她实在找不到一个同情她的听众，要么就是一定要向某个她信任的人倾诉，而不管他进入她圈子的时间有多短。
她继续用几乎不带感情的声音解释说，现在的她和查尔斯王子间的裂痕已经大到无法修补的地步。她告诉我，爱一个不爱她的人是令人心碎的，尤其是这个人还爱着别人。
我同情她，但没办法给她建议，这样做会显得很冒失，而且本能告诉我，她真正需要的只是倾听者。我曾听到王室里有人不屑地称她为傻丫头，但她刚刚那番话是真诚而坦率的。我能体会到她正在经历那种撕心裂肺般的痛苦。直到她说出对自己和儿子未来的恐惧、查尔斯的不忠带来的遗弃感和被婚姻囚禁的窒息感，我感觉到她如释重负。我意识到，只要有个人听听她伤心的倾诉，她就能从中得到些许安慰。
对于她在我身上寄予的信任，我感到很荣幸。与此同时，这番话也让我非常震惊，她告诉我的都是爆炸性的秘密。虽然这些痛苦没影响到她的安全，但如果传开来，威尔士亲王的婚姻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没人知道这会给他的妻子、孩子、女王及其家族，还有君主制度本身带来什么后果。
那天，我第一次听到她说出那句话：“没人理解我。”后来我把这句话当作她的惯用语。我感觉自己已经开始理解她了。
结合时间背景来理解我们的谈话，这一点很重要。它比安德鲁·莫顿（Andrew Morton）那本爆炸性的《戴安娜：她的真实故事》（Diana：Her True Story）一书的出版早了四年。在1988年，虽然国内媒体已经开始怀疑亲王和王妃的婚姻状态，但还没有任何人接近其晦暗的真相。直到1992年，莫顿揭开了威尔士夫妇的关系和一些王室家庭成员、各种官僚所扮演的不那么光彩的角色，世人才了解到这些。
我们的谈话还没结束。
“你知不知道我们已经多年没有同床了，肯？”她有点儿难为情地说。
我不由自主地有一种感觉，似乎在内心深处，她相信这份疏远是她的责任。接着——在世人得知她的失落，是如何使得她尝试自杀之前很久——她列举了她企图结束自己生命的几个时刻，以及那么做的原因——它是求助的呼吁，但没人要听。
听着她的话，我深刻地感觉到，她确实非常不快乐。至于她向我敞开心扉的原因，我依然不能确定。它是不是一次试探，一个检验她可否信任我的方式？或者按我最初的想法，会不会只是她需要倾诉于某个人？再或者，在面对冷漠的丈夫、不友好的宫廷体系和那个查尔斯王子的名为“海格洛夫集团”的敌对小圈子时，她是不是迫切需要一个盟友？
我们促膝而谈整整一个小时，她不断地回到那个核心问题——她的丈夫和卡米拉的关系。他明目张胆地漠视她的感觉，她认为那是背叛，是她年轻生命中遭遇的最大背叛。渐渐地我也开始相信，这是她永远无法摆脱的背叛。
她一边述说，一边止不住地流眼泪。她的话里没有怨恨，只有满满的痛苦。坐在这个女人身边，我尴尬得手足无措，她的生活本来有无限希望，却在静静地描述对生活的绝望。虽然拥有美貌、地位和财富，但生活显然发给她一手烂牌。
当然，我也知道，每个故事至少都有两面，但明知这样做也许不恰当，我还是选择偏向她。我告诉她我同情她，同时温和地提醒道，她也有许多值得欣慰的事，尤其是两个很争气的儿子。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她的忧伤似乎烟消云散，脸上又恢复了灿烂的微笑：“你说得太对了，肯。我很幸运。威廉和哈里真的很可爱，非常非常可爱。”
戴安娜和西班牙国王。
我意识到自己会因为她的吐露而陷入危险的境地，便尝试不着痕迹地将话题引离她问题丛生的婚姻。也许我自私地觉得，在我们专业关系的这个初期阶段，王妃告诉我的这些事情是个烫手山芋。然而，任何人——即使是那些现在坚称她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非常客观地将她的问题归咎于精神健康状态的批评者——如果此时都不对她表示同情，我也无话可说了。最终，我巧妙地将话题转到我们对古典音乐的共同爱好上。她是个顾及别人感受的人，显然完全理解我的意图。
戴安娜的困扰和不幸成为我们在随后几年里经常讨论的话题。也许是因为在马略卡岛的那个下午，我回应了她的求助。从那时起，她开始信任我，毫无保留地向我倾吐一切，我也将更好地保护她避开危险，甚至保护她不被自己伤害。
08 在音乐中乐观
当王妃看到西班牙王后的妹妹穿过院子向这边走来时，我们的谈话突然停止了。这本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可以找个借口回到酒店房间，安静地一个人待会儿，结果没有如愿。
戴安娜一看到外人，失意立刻消失了，开始客气地交谈，然后毫无预兆地把话题转到了我对音乐的爱好上。王妃笑着对索菲亚王后（Queen Sophia）的妹妹说：“肯有一副美妙的歌喉。他想给我们唱支歌。”接着面向我，“来吧，肯，为我们唱支歌。”
我惊呆了。
既然鸭子被赶上了架，我别无选择，硬着头皮深吸一口气，唱起我的个人最爱——由莉萨·莱曼（Lisa Lehmann）改编的《当我自己年轻时》（Myself When Young）。更让我窘迫的是，在我演唱的途中，索菲亚王后来到了泳池边。因为热浪、卖力和窘迫，我已经满脸火热，最终赢得了听众礼貌的掌声。我婉拒了他们再来一首的请求，气喘吁吁地道别，准备离开这些人。这时戴安娜已经与女主人热络地聊上了，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微笑着对我做出“谢谢你”的口型。那天以后，我对音乐的兴趣似乎感染了王妃，她发现自己迷恋上了歌剧，但不得不承认，她对此仍是一知半解。得此鼓舞，我谈到自己对这门艺术的喜爱，并且给了她一本名为《理解歌剧》（Understanding Opera）的书，她很快就看完了。而早在我的表演之后，戴安娜和索菲亚王后谈起了她们对音乐的共同爱好和对歌剧演员的赞赏，王后随即决定邀请我们第二天去看何塞·卡雷拉斯（José Carreras）的表演。这是那位歌手白血病康复后的首次公演。王妃开玩笑说，听过我的演唱后再去听另一个伟大的男高音，真是不胜荣幸。对这样的比较，我只得相当笨拙地承认，我实际上是男中音。
第二天，我和王妃、索菲亚王后、王后的妹妹以及随行人员，丢下查尔斯王子，乘国王的私人飞机来到巴塞罗那。降落后，我们的汽车汇入一个以警察为主的庞大护卫车队中。车队首先引导我们来到市郊的一个村庄。在一幢很小的房子里，我们拜访了王后的一个朋友。小房子旁边是一个美丽的广场，广场上搭建了一个色彩鲜艳、装饰华美的平台。在那个临时舞台上，著名女高音蒙特塞拉特·卡芭叶（Montserrat Caballé）演唱了一系列普契尼（Puccini）的咏叹调。这是一场精彩的演出，歌手的演唱感染了戴安娜，她的眼神里流露出从未有过的愉悦。
最后，女歌唱家参加了我们的招待会，和王妃像老朋友一样聊得非常投机。
这仅仅只是个开始。招待会后，我们回到车里，随皇家车队驶向巴塞罗那的一座城堡，王妃参加了另一场招待会。招待会上，戴安娜第一次见到代表英格兰队的球员加里·莱因克尔（Gary Lineker）。尽管他一点儿也不像个典型的足球明星，但那时却是巴塞罗那队最好的前锋。
歌剧厅就在城堡范围内。招待会结束后，我们和加里一起走上我们的座位，卡雷拉斯正准备开始演唱。我从未听过如此专业的表演。如果这位伟大的男高音也会紧张的话，那他一点儿也没显露出来——别忘了，这是他勇敢地战胜一场可怕的疾病，长期停练后的首次公演。他的表演让全场为之动容。最终，他将《格拉纳达》（Granada）重唱了五次，狂热的观众将鲜花如雪片般抛向他，以至于最后，他陷在齐膝深的花瓣里。
表演结束后，我们被引到另一场专为卡雷拉斯举办的招待会上。在参加各种活动的过程中，戴安娜曾遇到过许多比她矮的人，这一次也一样，即使没穿标志性的高跟鞋，她依然比卡雷拉斯高出一个头。但卡雷拉斯本身的气场镇住了整个屋子，他浑身散发的魅力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戴安娜。戴安娜打定主意，不想在这个伟大人物面前显得无知，在研究过我前一夜给她的书后，她问了几个关于歌剧及其演唱艺术的专业问题，还表示卡雷拉斯演唱的《格拉纳达》深深地震撼了她。
返回帕尔马的飞机上，戴安娜非常高兴，前一天的阴霾一扫而光，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虽然之前内心还无比挣扎，但她在短短几小时里就恢复了精神。
也许是我们在玛丽温特宫的谈话，或是戴安娜对婚姻问题的反复斟酌，决定了她接下来要采取的行动。那年秋天，和王子待在阿伯丁郡的巴尔莫勒尔堡时，她决定重新开始。她对之前的自己很失望，她说自己犯了许多“错误”，还说自己将更加认真地对待王室职责。
“我要全心全意地工作。”她说。
当时我正陪她沿迪伊河漫步。
“真烦人，”她继续说，“人人都说我讨厌这个地方。”
这个苏格兰乡村被绵延起伏的山包围着，树木沐浴在独属于秋天的橙色和赭色中。
“其实我讨厌的不是这个地方——我喜欢苏格兰——我讨厌的只是那些人营造出来的气氛。”她指着巨大的仿制城堡说。这是她丈夫的五世祖、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的丈夫、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设计建造的。每次去巴尔莫勒尔堡，戴安娜都下定决心要坚强起来，却总是再次陷入低谷。她被麻烦不断的王室婚姻和家庭生活弄得疲惫不堪。
- Jack Russell，杰克罗素梗犬。
- 与已故皇后乐队（Queen）主唱佛莱迪·摩克瑞（Freddie Mercury）同唱那曲精彩的《巴塞罗那》（Barcelona）后，她的作品在普通人中间广为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