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赴北平奔向光明
北平，作为清朝末年以来反帝、反封、爱国、民主运动的圣地，对我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大哥支持我赴北平求学和发展，为我准备了三枚小额的金戒指，以便在物价疯涨的恶劣环境下维持生活。当时的物价，每天每小时都在上涨，纸币已形同废纸。
1948年8月6日，我抵达北平，当时只有朝阳学院、中国大学和华北文法学院三所学校进行第二轮招生。这三所学校，都录取了我。经过比较，我选择了华北文法学院，因为它开设有文学哲学系。我无意于仕途，淡于商贾，而喜爱哲理思辨。入学不久，我就与同宿舍（容纳20多人的大宿舍）的傅青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成为好朋友，他经常拿中共地下出版的书刊文件供我阅读。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北平，我们两人都急切地盼望着改天换地的大变动。
1949年1月下旬，解放军先遣部队进入北平。当时中共培养干部的一所新型大学——华北大学（它的前身是1937年创建的陕北公学及40年代迁至华北并改名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在北平招生，我迫不及待地报考了这所学校。我既是第一个报名者，也是录取榜上排名第一者。我进入华大，就意味着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我们这些新学员很快就被送回河北省正定县华北大学原校址，接受三个月高强度的培训。我们的教材，是毛主席的主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学习期间，我们还经常聆听有关中共党史和革命烈士的大报告，更重要的，是联系自己的思想和经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主要是自我批评。培训伊始，我就被指派为1区队（1938年入党的“女将”徐伟立任区队长）32队（刘佩铉任队长、张冀任副队长）的学习班长，熊映梧（改革开放后任黑龙江大学副校长）被指派为生活班长。
三个月的时间不长，但培训效果显著，基本上解决了立场问题，使学员们树立了三条信念：第一，中国共产党是最伟大最正确的政党；第二，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是马、恩、列、斯、毛（当时学员中有一狂妄自大者自称“老子天下第六”）；第三，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党和政府）。毕业分配的时刻终于到了，熊映梧、张继仁和我留校，被任命为副队长，这可能是当时毕业生分配中最受重视的岗位，因为正副队长承担着培训上百名青年的艰巨任务。我从被培训者一跃而成为培训他人者，这是政治大转折时期特有的现象。
当时，华北大学继续在北平、天津两地招收新学员，我被派到华北大学天津分校。我们这些华北大学的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南下，投入新解放区的对敌斗争和政权建设，其中不少人已成为烈士。我现在活到80多岁，深感有愧于那些已成了烈士的老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