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奠定基础
在省立高中，季羡林结交了很多良师益友。
季羡林在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碰到的第一个国文教员是胡也频。胡也频是现代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同时，他也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更是后来的“左联”五烈士之一。因为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时年仅28岁，因此很多人对他只知其名，不知其人，见过他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但季羡林非但上过他的课，而且还将胡也频的形象牢牢地保留在了记忆之中。
季羡林对胡也频的第一印象是，个子不高，人很清秀，一副南方人的形象。胡也频上课的方式很怪，跟以前的老师很不一样。他既不讲古文，也不讲白话文，每一次上课，他都先在黑板上写下“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然后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只讲得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虽然他那浓重的南方口音使他的表达受到了阻碍，但丝毫影响不了他的学生在下面听得津津有味。第一次见到如此怪异的授课方式，接受如此新鲜的课堂知识，这帮大孩子无不着了迷似的如痴如醉。大家还在课后热烈地讨论，有时甚至会争得面红耳赤。有的同学还按照胡老师的介绍，买了一些当时流行的关于现代文艺的书籍。那么所谓的“现代文艺”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时全国都处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之下，“马克思主义”是违禁的，连提都不许提。后来，季羡林他们才知道，胡也频是把学校当成了他革命实践和理论传播的基地，在学生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也算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培养接班人。不过，一则季羡林他们这些学生太年轻，没能真正理解胡也频所说的“现代文艺”的含义，何况胡也频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遮遮掩掩之下，未免有失真之处；二则那些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书籍译文非常难懂，据说是从日文转译的俄国书籍，而日文译者恐怕也不太懂俄文，所以双重翻译下来，隔阂过多，想读懂中文版本更是难上加难，胜似“天书”。季羡林他们只能生吞活剥地读，一知半解在所难免。不过虽然他们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不懂什么是“革命”——这二者胡老师都没有解释过，但是学生的热情却是毋容置疑的。为了回应同学们的热情，胡也频开始放手了——他甚至在课外组织了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由几个学生积极分子带头公然在学生宿舍的走廊上摆出桌子，贴出布告，招收会员，当场报名、填表。一时间整个校园热火朝天，沸腾得像一锅热汤，热闹的场景简直就像在过节。时隔60年，1990年，已到望九之年的季羡林在写回忆性散文《怀念胡也频先生》时，仍然觉得那场景历历在目，欢声笑语如在耳畔。欢腾的场面结束后，还有余音绕梁。此后，不时会有学生去胡也频的宿舍找他，往往天刚亮就有学生在等他了。可见，学生们对胡也频的爱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正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比较意外的事。胡也频的夫人丁玲从上海到了济南。丁玲是当时蜚声文坛的革命女作家，她到济南来探亲的消息无疑就如一颗重磅炸弹被引爆了，在学校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上海是当时全国最时髦、最洋派的城市，引领着全国服饰的新潮流。在济南这个相对封闭落后的城市里，丁玲讲究的衣着无疑成了众目睽睽的焦点，在季羡林他们一帮中学生眼中，丁玲简直就是一只浑身金光的凤凰。然而凤凰落地，难免会闹笑话。丁玲当时比较胖，又穿着一双高跟鞋。但济南的马路不比上海的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跟鞋女侠”丁玲不免就遇到了“行路难”的问题，若非有胡也频搀扶着，只怕就寸步难行了。而且胡也频的个子比丁玲矮，这颇有些滑稽的场景被学生看在眼里，自然觉得十分有趣，私下里不免窃窃私语，说胡先生简直就像丁玲的手杖。话虽刻薄，但无恶意，反而因为胡先生是一个好丈夫，对他的敬意就更深了。同时学生们对他的夫人也非常尊敬，甚至还羡慕他们伉俪情深呢！
胡也频在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事情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他听到风声后，与丁玲迅速离开了。一开始学生都还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国文课堂上他们见到的已不再是熟悉的胡也频瘦小的身影，却是另外一位陌生的先生时，全班才都为之愕然。随之而来的小道消息说，胡先生被国民党通缉，逃到了上海。次年，也就是1931年，胡也频被国民党逮捕，并秘密枪杀了。牺牲时年仅28岁。
胡也频死后，季羡林那尚在萌芽阶段的革命梦想也就“自然流产”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革命”过。
在胡也频身上，季羡林学到了激情与梦想。不过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教师，胡也频算不上十分合格，因为他把课堂当成了传播思想的工具，把学生当成了革命的后备力量。对学生而言，胡老师的课堂热闹的是表面，实质的、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方面却所得甚微。就季羡林个人而言，这段时间里，他光顾着“文艺”和“革命”，学业与创作几乎都荒废了，只写了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其内容早已散佚，无非就是革命、革命、再革命罢了。多年后，季羡林回忆：“以我当时的水平之低，恐怕都是从‘天书’中生吞活剥地抄来了一些词句，杂凑成篇而已，决不会是什么像样的文章。”作为朋友和革命引路人，胡也频无疑是不错的；而谈到授业解惑，胡也频恐怕就比不上他的继任者董秋芳了。
董秋芳的个子不高，相貌平平，有一只手好像还有点毛病，说话带着浓重的绍兴口音，不仔细听，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过，对于董先生的笔名东芬，倒是有很多学生此前就有所耳闻了。他曾经翻译过一本苏联小说《争自由的波浪》，这本书的中文版是鲁迅先生作的序，所以译者名声大振。再加上报纸上还刊登过他写给鲁迅先生的一封信，所以崇拜他的学生还不在少数。也正因如此，当他中途接这个班时，过渡颇平稳。
董秋芳与胡也频的相似之处，就是课堂上都不讲文言文。胡也频上课富于鼓动性，董秋芳则多为启发性。他上课既不讲“现代文艺”，也不宣传革命，只是老老实实地教书，所讲的一点文艺理论，全是鲁迅自日本翻译过来的著作，如《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这些内容比起胡老师的那些“天书”来，容易理解多了，也有趣多了，因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快就被调动了起来。另外，董秋芳上课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作文教学上——他在布置作文时，只在黑板上写下“随便写来”，任由学生天马行空地发挥。这一“随便”，就把季羡林的才华给“随便”出来了——季羡林本是性情中人，淡泊宁静，与世无争，时间久了，感情囤积于胸中无处宣泄，董先生的这一“随便”就仿佛让季羡林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心中深藏着的感情便源源不断地从他的笔尖流了出来。再加上这段时间以来他没有放弃阅读，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商隐、李煜、苏轼、陆游、姜夔等人的作品他都读了不少。另外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像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说散文，季羡林也都看了个遍。因此，这时他写起散文来，简直就是得心应手，呼之欲出了。
在大量的阅读和练笔之后，季羡林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自己写文章的一套观点，那就是：第一，感情必须充沛真挚；第二，遣词造句必须简练、优美、生动；第三，整篇布局必须紧凑、浑成。三者之中，只要缺了其中之一，就不可能成为好文章。此后他读了一些英国名家的散文，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他甚至还浪漫地想到，写文章也应该像谱乐曲一样有一个主旋律，前后照应，左右辅助，要在纷繁变化中有统一，在统一中有错综复杂，而关键在于要有自己的节奏。这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散文必须形散而神不散。
在这一时期，季羡林养成了舞文弄墨的习惯，他的第一篇小说《文明人的公理》就发表在天津的《益世报》上，而他的散文处女作《枸杞树》也发表在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当时季羡林年仅18岁。此后，他又先后在《益世报》上发表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从此，季羡林创作的兴趣一直很浓，直到晚年依然笔耕不辍。
这时期，季羡林的另一大收获就是对外国文学产生了兴趣。他节衣缩食，每个月从生活费中省下一些钱，寄到日本东京的丸善书店订购外国文学著作。其中就有英国作家吉卜林的短篇小说集。季羡林心血来潮之下，还曾着手翻译了其中的一篇，可惜半途而废，没有译完。当时一本原版书值几块大洋，够得上一个月的饭钱，而且书寄到后，还得跑到十几里外的商埠去取。不过只要能看到寄来的书，季羡林就很满足、很开心了。就这样，季羡林的兴趣爱好此时基本确定了，这也为他后来所从事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