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坛诗友（节选）
牛汉
艾青，我得回报你一个吻
第一次见艾青是在1938年春，那时我在西安民众教育馆漫画班学习。班上有三十几个人，我不足十五岁，艾青是我们的绘画老师，那时我只知道他是“蒋先生”，后来才知那高个子蒋先生就是艾青。
十年后，1948年9月，我在河北正定华北大学再次见到艾青——他是华大文艺学院副院长，副院长还有张光年，院长是沙可夫。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一生的友谊。
那时，艾青住一间平房，生活非常艰苦。我向他请教了有关写诗的许多问题。记得我写了几首赞美大自然的小诗，自己很得意，请艾青指教，他读了以后却对我说：“不要再让别人看了。”我知道他是善意的。
1948年冬，华大行军中我唱起了蒙古长调：“三十三道荞麦九十九道棱，想起我的包头两眼儿瞪”……我用晋北土腔土调大声地唱，唱得很尽兴。艾青在场，说我唱得地道，有长调的味道。
1951年，我写信对他的诗提出批评意见。我在信里说他的诗没有早年写得好，他没有回音。后来，我回北京探亲，到艾青家去看望他时，一见面，他就说“我天天学习哩”！接着，他拉开了抽屉。我看到我写给他的信，放在一沓信的上面。显然，这封信对他有刺激，有震动，促他反思。
我对艾青说：“你一生的诗，大头小尾空着肚子。”“大头”，指去延安之前写的诗。“小尾”，指“四人帮”垮台之后写的诗。中间几十年没有真正的好诗。他点头承认，直叹气。不只我这样提醒他，还有别人也这样提醒过他，他反思后的诗作确有好的变化。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两年间，艾青以高昂的情绪奋力地写了《北方》《向太阳》《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等不朽的诗篇。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艾青将自己诚挚的心真正地沉浸在亿万人的悲欢、憎爱和愿望当中，他的所有的诗都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艺术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在初中、高中、大学期间，我都读他的诗。他早期的诗论对我很有帮助，我很赞赏。
1949年年初，我们一块儿进入北京。1955年春天，我在出版社工作，担任《艾青诗选》的责任编辑，多次去他家中找他，他住在东总布胡同。后来，我们的人生都经历了坎坷。
时隔21年，1976年冬日的一天，我到西单副食店想买点熟肉，排在买猪头肉的队伍里。偶然抬起头来，我看见排在前边的一位老人，穿着脏兮兮的旧黄棉军装，头上戴一顶战士的冬帽，从侧面看，那颧骨，那肤色，真像是艾青。我走到跟前，一看，果然是分别近二十年的艾青。“艾青，艾青。”我叫了几声。他说：“你是谁？”等认出是我，他大叫一声：“你还活着呵！”我们俩人当即拥抱在一起，他还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我们都顾不上买猪头肉，面对面仔仔细细地相互看了好一阵，两人终于笑了起来，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这么笑过了！他告诉我，他的右眼快瞎了，正在治疗。他还告诉我，他住在一个叫前英子的胡同。后来我去看过他，艾青一家人挤在一间十平方米大小的简陋的平房里，床的上边架着防地震的家什。我去的那天，骆宾基和秦兆阳正好也在。以后我又去过许多次。
大约是1978年年底的某一天，我接到艾青的电话。他兴奋地说：
“我今天早晨写了一首《光的赞歌》，你快点过来。”我立即从朝内人文社骑车赶过去。艾青当时住在史家胡同。见了面，我们一边握手，一边说“老了，老了”！他显得很疲惫，面色灰暗。当年《诗创作》的主编，新中国成立后在广西工作的画家阳太阳也在。艾青用浙江口音的普通话朗诵这首两百多行的诗，声音不高，但很有激情。他一边朗诵，一边习惯地打着手势。朗诵完后，我们三个人很自然地拥抱在一起，很自豪地说：“我们都是光的赞颂者！”
和艾青交往，有着密友间的亲切和随便。有一次，我、高瑛和艾青一起照相，我的脑袋比艾青高出一点，他笑着说：“长这么高干什么？
脑袋该砍掉一截。”艾青跟我谈到失明的右眼，用感伤的口气说：“人活在世上只靠左眼可不行！老摔跟头，把右胳臂都摔折了。”
我这辈子写了两本书：一本是《童年牧歌》，很完整，老伴帮我复写；另外一本是《艾青名作欣赏》，写得很认真，写得很虔诚。他的诗，我看了一辈子。我说，这是报答他一生的教导。《艾青名作欣赏》中有十四首是我写的评析，我还专门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原稿都请艾青看过。他说每篇都看了，他很赞赏，他很高兴。我自信我对艾青的诗的理解不错。
艾青去世前几年，年迈多病，多次住院治疗，一住几个月。近十年间，我至少有三次到医院探视艾青。
1986年3月27日，我到协和医院老楼专家病房去看他。那间病房很大，很黯淡。艾青在打点滴，那天，他的情绪很平静，很开朗，他用沉痛的声音对我说：“聂绀弩前两天逝世了。他的病房就在斜对面。他死得很平静，没有惊动任何人，没有听见一点声音就走了。绀弩死的那一天，对老伴说：‘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他的老伴剥了一个蜜橘给他。绀弩一瓣一瓣地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吃完以后，绀弩说：
‘很甜很甜。’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没醒过来。”艾青说聂绀弩进入了少有的仙逝的境界。
1993年年初，我又到医院探视艾青一回。由于编《艾青名作欣赏》，撰写评析文章，有几个问题要请他解答。我是与诗人郭宝臣一起去的。那天，艾青并不十分清醒。在谈话当中，因为药物反应，他几次昏睡过去。
值得记一笔的是，向艾青告别离开病房之前，艾青向我们两人潇洒地挥挥手。这时，我突然兴奋起来，情不自禁地走到艾青身边，对他说：“我得回报你一个吻。”他点点头，他显然没有忘记十几年前，我和他在西单副食店的那次重逢。我就在他脸颊上“叭”地亲了一嘴。郭宝臣感动地说：“你们到底是诗人哪！”
1996年3月27日是艾青的86 岁诞辰。4月末，我接到朋友电话，说艾青人已处于昏迷状态，病情危重。5月初，我赶到协和医院，找到艾青的病房。门上贴着“谢绝探视”的字样。我毫不犹豫，推开门就进去了，一个中年护士想拦却没能拦住我。我走向艾青的病榻，连唤了几声他的名字，他却没有一点反应。艾青仰卧着，鼻孔插着胶管，正在打点滴。他的眼睛闭着，面孔赤红赤红。我看见他的头发有点乱，用手为他抚平了一下。待护士过来阻止我，我已整理好了。艾青的头发又直又硬，仿佛细细的头发里长了骨骼似的。这时，高瑛走进病房，显然是护士喊她来的。看见是我，高瑛对护士说：“是艾青的好朋友。”我坐在病榻旁的一把椅子上，目不转睛地望着艾青。高瑛为艾青和我拍了几张照片。她伤心地说：“留个纪念吧！”那一天，艾青的病房特别明亮，充满了奇异的光辉（七年前，我到海军总院看望弥留中的萧军，那间病房也极其明亮）。艾青一生追求光明，写了《向太阳》《火把》《光的赞歌》等诗篇，在燃烧中耗尽了生命和血液，直到这最后一刻。
为《新文学史料》组稿结识文学名家
1978年，我参与《新文学史料》的筹备工作。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抢救老作家的相关历史资料。1979年，我任这个刊物的主编。因为要为《新文学史料》组稿，我和文坛的很多作家有了交往。
1978年夏天，我去找萧军组稿，黄沫同去。萧军住在后海那边，房子破旧。这位赫赫有名的文坛的强者，在人世间默默无闻已有几十年之久了。我相信他是经得住久久深埋、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人。他虎背熊腰、面孔红润、目光锐利，几乎看不出有因久久埋没而出现的苦相或麻木的神态。也许因我与他有着相近的命运，他热诚地接待了我们，答应写稿。“史料”要刊发萧军与萧红的信，萧军很高兴，很快就加了注释按期交给了我。萧军在颠沛流离的艰难环境中完好地保护了萧红的信件，我很佩服。
从《新文学史料》第二期起连载了萧军和萧红的信件以及萧军撰写的详细注释。
以后，我多次独自走访萧军，不全是向他组稿，有时完全是个人之间的访谈。每当踏上萧军家灰暗的严重磨损的木楼梯，脚下带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总是小心翼翼，心里禁不住涌动着温泉般的情思，觉得那污渍斑斑相当陡的楼梯，似乎能通往一个永远读不完的幽深而悲壮的故事。
我对萧军说：“萧红的文字比你的有感染力。”“呵！”萧军大叫表示不服。
萧军将我视为好朋友。有一次见面，他对着我，拍着胸口，说心脏不好。他自己知道，不跟他的孩子说，却跟我说。有一阵，他住团结湖附近，住女儿的房子，常到团结湖公园练剑。我住东中街，离他那儿很近，下了班去看他，他带我去过两次公园。他穿得马虎，穿布鞋，背着剑，剑有套子。他会拳术。我不知道他练的什么剑，他会硬功，可能是少林剑。
他像普通的北京老人一样，没有什么社会活动，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有一次，我给萧军送稿费，然后聊天。到吃饭的时候，萧军留我一起吃。全家人煮一锅面，没有肉，有打卤。他在北京市跟武术有关的一个小单位工作，工资很少。萧军去世时，存折上只有几千块钱。
找沈从文约稿时，我是和舒济一起去的。他住在崇文门外社科院大楼，我们坐电梯上去。他住三间房，房间里装修的油漆味还未散尽。我们在客厅见面，他夫人张兆和在座。沈从文不瘦，脸色红润，笑眯眯的。他曾在干校文博口待过，我们见过面。我说我是牛汉，也叫牛汀，他说他知道我。我把编刊宗旨说明，请他写回忆录。他考虑半天，说还没有心思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有任何创作，只有经他仔细修改补充后的《从文自传》。我说那就把《从文自传》拿来发吧，可以连载。他很宁静，没有说什么。
见到沈从文时，我说他写家乡的小说很特别，我喜欢他写家乡的小说。我曾经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题材，写过一首《童年牧歌》。郑敏看了我的这首诗，给我写信说：“南有沈从文，北有牛汉。”我是要写出真正的士气。我喜欢沈从文的语言，他对我有影响。
我第二次去沈从文家，是为了取修改稿。沈从文说有个小序，序里说明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写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他的修改稿也没有复写，我就把稿子交给李启伦——他非常认真，踏实，可靠。沈从文也给我写过信，因为是谈编辑工作的事，都归档了。
我后来在“史料”刊发了《从文自传》。严文井、萧乾都叫好。
我编“史料”时，还请叶圣陶写过回忆录。
叶圣陶有一个很舒适的家，一处独家院子，在东四八条。他夫人曾是我们人文社校对科科长，穿绣花鞋，步行来上班，很特别。叶圣陶非常典雅。我向叶圣陶组稿，要照片。他拿出不少相册来找，我看见每张照片旁都有蝇头小楷写的说明文字。他跪在地上找，那么认真，我真感动。
叶圣陶请我喝茶，叫：“满子，泡茶。”满子是夏尊之女，叶至善的妻子，他的儿媳。
80年代出版社要出谁的书，开始要作者的照片和手迹。我请他写字，他说情绪不好，前一阵写得好，给臧克家了，让我去找臧克家。我带着社里管拍照的到臧克家的家里去，说明只需给叶圣陶的手迹拍个照，好说歹说臧克家不让拍。说送给我一个人的，是唯一的，不让拍。
叶圣陶听我说了这一情况，直叹气，摇头。因为编辑工作，我给他写过信，其中有一封信，我夸他老婆，他回信谢谢我对他老婆的夸奖。
我最后一次见叶圣陶，是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做了胆切除手术。
他出院后，我去看他。他说：“牛汉哪，过去别人说我胆小，我本来胆小，现在胆都没有了。胆没有了，什么也不怕了，什么也不在乎了。”
性情诗人曾卓
曾卓，原名叫曾庆冠。1939年开始在重庆、桂林等地报刊上发表作品，1941年在重庆参与《诗垦地》丛刊的编辑工作。
我喜欢曾卓早年的诗。我最早是在《大公报》上看到他的诗的。曾卓成名早，在抗战前就发表诗。我读大学的时候，曾看见过一个流亡在西北高原的少年，在昏黄的油灯下朗读曾卓的诗：《来自草原的人们》。
他那有着飘忽感的凄切的辞藻的美丽诗句，使一些在寒郁的生活里初学写诗的人觉得异常亲切，触动了他们稚弱而灵敏的神经。
我当年读到曾卓的《母亲》就有过这个感觉。记得我读过后不久，写过一首相当长的诗献给我还在敌占区的母亲。这首诗登在西北大学一个文艺社团的墙报上，当时流落在陕南的朱健看到时对我说：“写得像曾卓的诗。”我感到有几分得意。我曾看见过不少初学写诗的人写得很像曾卓的诗，因为年轻人能在曾卓的诗里发现或感觉到自己熟悉的东西，而有一些诗人却无法模仿。这或许正是曾卓的弱点。但流落在他乡遇到苦闷与寂寞的时候，是宁愿读曾卓的诗的。他给人以兄弟般的慰藉，“用嘶哑的声音唱着自己的歌”，“用真实的眼泪沐浴自己的灵魂”。
当然，我们当年也喜欢读田间的跳跃的诗，它们能激起我们另一种更为热烈的近乎复仇的情绪。
我和曾卓第一次见面，是1947年夏天在南京中央大学。当时，我想到南京、上海找适当的工作。有人介绍我去找曾卓。我到南京找到曾卓，他在南京中央大学快毕业了。我们在一起主要谈诗。他陪我到南京夫子庙，请我吃炸豆腐，还带我到秦淮河去玩。我们一起玩了两天。曾卓很重友情。
20世纪70年代末，曾卓在一个夏天来到北京。我们的容貌与举止都有了令人感叹的变化，这是可以料想到的。朋友中外貌变化最大的是曾卓，然而从精神上看，变化最小的却也是曾卓。见面几分钟后就可感觉出来，他还是大声地讲话，听你说话时很专注，谈话时也很专注，握手很有劲，走路的姿势还是年轻时那么洒脱。他走得沉稳，上身微微朝前倾，步子的跨度很大，似乎老在向前赶路。虽因多年奔波流浪，在外形与姿态上仍留下了那种难以消失的气度。
也就在这一次见面时，他随身带来了二十多年来默默地写出的厚厚的一叠诗稿。字迹不羁而流利，他连写字都是匆忙中一挥而就的，我没有见他写过工整的楷书。在已经翻看得卷了边的诗稿中，我第一次读到他的《悬崖边的树》《我期待，我寻求……》《有赠》《给少年们的诗》等几十首诗。我当时也整理出几首在湖北五七干校时写的诗，请他也提些看法。我们仿佛又变成了初学写诗的人。我的诗，不但数量比他少，而且诗的形象与情绪远没有他写的那么昂奋与委婉，我写得相当的艰涩。然而不谋而合，都写了悬崖边的树，写了天空翱翔的鹰。诗里都充溢着期待与信念。他的《悬崖边的树》，朋友看了没有不受感动的。他用简洁的手法，塑造出深远的意境与真挚的形象，写出了让灵魂战栗的那种许多人都有过的沉重的时代感。那“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这首仅仅20 行的小诗，其容量与重量是巨大的。我从曾卓的以及许多同龄朋友变老变形的身躯上，从他张开的双臂上，确实看到了悬崖边的树的感人风姿。那棵树，像是一代人的灵魂的形态（假如灵魂有形态的话）。
因此，一年之后，选编二十人诗集《白色花》时，我和绿原最初曾想用《悬崖边的树》作为书名。我们觉得它能表现那一段共同的经历与奋飞的胸臆，是一个鼓舞人的意象。
1981年6月中旬，我与杜谷从长沙到达武汉。曾卓本来发着高烧，病卧在医院里，但他硬是挣扎起来到车站接我们。我们发的电报措辞欠明确，害得他与天风同志过江到武昌站，在月台上呼喊了好一阵，寻找了好一阵，不见我们的人影，又赶紧返回汉口站来接。在汉口车站狭窄的出站口，熙攘的人群中，我一眼就望见了曾卓（我个子高，望见他张开的双臂），他也认出了我们，大声喊着我们的名字。当我握着他的手，望着他那因疲惫而显得格外苍老的面容，我的心里有着深深的、准确地说是沉重的感激与不安。难怪绿原不止一回对我讲过“曾卓是个重情的人”。
曾卓很看重友情。80年代初，他第一个去看路翎。邹荻帆去世时，他马上从武汉赶到北京的协和医院。我们都想不到他会来。他不是写个信，或者打个电话，他要亲自来，说明他很重感情。当然，写诗的人就应该重感情，不重感情写什么诗？
80年代我到过他家，在汉口的老房子，书很多。后来，我又到过他在武昌的新家。他住的房子比我宽一点。曾卓在武汉很起作用，跟年轻人关系好。
我编诗歌期刊，给他写信，请他写诗，他给我写了。我为三联书店编诗丛，也有他一本。我给他写了几封很重感情的信，他可能留有底稿，我没有留底稿。
曾卓的诗写得美，人也这样。曾卓生活上很随便，精力充沛，身体很好。90年代，我们一起在海南海口开会，他还专门爬楼给我看，他一边爬一边不无得意地对我说：“牛汉，你看我的身体！”他个头一米六八左右，跑得很快。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1年北京的一个会上，我那时给他画了像，后来发表了。他的那张画像我一分钟就完成了，画出了他的神态。
那个时候他很瘦，但他平时很像运动员。
曾卓2002年去世。他的遗言是“我爱你们，谢谢你们”。他的遗言写得好。他夫人将这句话印在卡片上寄来给我，卡片上还有曾卓的一首诗，以及曾卓的签名。曾卓是个非常重感情、非常真诚的人，对爱人、对诗都很钟情，到死还是诗人的风度。
1980年，曾卓曾写过一篇散文，结尾是两句诗：“我张开了双臂／我永远张开着双臂。”假如为曾卓塑像，这个张开双臂的姿态，我以为是很能概括他的个性与精神风貌的：是寂寞中呼唤爱情的姿态，是在风暴与烈焰中飞翔的姿态，是袒露心胸企求真理的姿态。他的生命从里到外总是因期待与追求而震颤不已。而这些，一般雕塑家是难以表现在固体的形态中的。
原载《文汇报》2008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