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艾青二三事
袁鹰
一
中学和大学时代在上海，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新文学书籍，最多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诗歌、散文和剧本，那时就喜欢艾青的诗，《芦笛》《大堰河——我的保姆》《北方》《煤的对话》《给太阳》《献给乡村的诗》《火把》那些诗，都曾经熟读而且成段地背诵。1948年一个寒冷的春夜，在任教的中学文艺晚会上，我曾朗诵过《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全诗。当时心目中认定艾青大约是一位戴着深度眼镜、多愁善感的瘦弱诗人。50年代初期到北京工作后，在1953年10月举行的中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有机会同这位私淑多年的前辈相识，才发现完全不是想象中的模样。后来由于工作关系，常去东总布胡同作协机关，艾青和几位老作家都住在22 号大院内，接触的机会多了，更感觉他是一位坦率真诚、胸无城府而且不乏风趣的人。身材虽然高大，性格却很温柔。
无论参加会议或者朋友间相晤，很少谈笑风生、滔滔不绝，大多是静静地坐着听别人说话，闪着睿智的眼睛，边听边想。他的话并不多，却必定是真心话，不讲套话，即使是玩笑话，也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恢复副刊，我们广泛地向北京和外地的作家约稿。对报纸恢复副刊传统，作家都是欢迎的，尤其是经过抗战时期或更早年代在报纸副刊上发表过作品的作家，乐于为报纸副刊写稿。
出乎我们意料，艾青寄来的并不是我们盼望的新诗作，而是两篇寓言式的小品。他对我说：“我估计你们收到的诗稿一定不少，我何必来赶热闹呢？给你点冷门货吧。”
那两篇寓言是《画鸟的人》和《偶像的话》，都在隽永的文字中寓有深意，在改版不久的1956年8月分别发表，他并没有像其他几位老作家那样署个不常见的笔名，而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们今天不妨再欣赏一下诗人艾青的别类作品，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偶像的话》：
在那著名的古庙里，站立着一尊高大的塑像，人在他的旁边，伸直了手还摸不到他的膝盖。很多年以来，他都使看见的人肃然起敬，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因而渴望着能得到他的拯救。
这尊塑像站了几百年了，他觉得这是一种苦役，对于热望从他得到援助的芸芸众生，明知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由于羞愧而厌烦，最后终于向那些膜拜者说话了：
“众生啊，你们做的是多么可笑的事！你们以自己为模型创造了我，把我加以扩大，想从我身上发生一种威力，借以镇压你们不安定的精神。而我却害怕你们。
我敢相信：你们之所以要创造我，完全是因为你们缺乏自信——请看吧，我比之你们能多些什么呢？而我却没有你们自己所具备的。
你们假如更大胆些，把我捣碎了，从我的胸廓里是流不出一滴血来的。
当然，我也知道，你们之创造我也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因为你们尝试着要我成为一个同谋者，让我和你们一起，能欺骗更软弱的那些人。
我已受够惩罚了，我站在这儿已几百年，你们的祖先把我塑造起来，以后你们一代一代为我的周身贴上金叶，使我能通体发亮，但我却嫌恶我的地位，正如我嫌恶虚伪一样。
请把我捣碎吧，要么能将我缩小到和你们一样大小，并且在我的身上赋予生命所必需的血液，假如真能做到，我是多么感激你们——但是这是做不到的呀。
因此，我认为：真正能拯救你们的还是你们自己。而我的存在，只能说明你们的不幸。”说完了最后的话，那尊塑像忽然像一座大山一样崩塌了。
其时正是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专制的危害从而引起国际上一场轩然大波后不久，人们也许会从偶像想到斯大林，从这篇寓言中得到不少思想上的启迪，或者联想得更多，但是艾青文章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这两篇文章还引起一件不相干的逸事。大约下一个月，作协诗歌组聚会，我随同文艺部主任袁水拍一起去参加。散会后，艾青说今天他做东，到奇珍阁吃湖南菜，与会者自然都乐意，大家三三两两地从东总布胡同步行到东安市场奇珍阁楼上，八九个人围了一桌。艾青点了不少湖南名菜。奇珍阁历来都是大盘大碗，筷子也比别家饭馆长，有人说菜要得太多了，吃不完浪费。艾青挥手，说：“其实今天不是我请客，是《人民日报》出的钱。”大家就问水拍和我是怎么回事，艾青淡然一笑：
“ 《人民日报》给我的稿费。”那时稿费标准好像每千字五至七元，有人不相信区区一二十块钱稿费能请如此丰盛的一桌饭。我们就解释：根据上级指示，《人民日报》副刊施行高稿费制，可以开到每篇五十元，今天这桌饭菜绝对用不了五十元的。于是满座欣然，认为是报社的“德政”。艾青却平静地说：“恐怕你们行不长。”果然让他说着了，第二年来了自天而降的“反右”龙卷风，报社就有人给我们文艺部安上“用高价收买毒草”的罪名。再过一年，到了狂热的“大跃进”时期，冒出一个“资产阶级法权”怪论，将稿费扫入“资产阶级法权”之列，有人还高唱“要红旗不要稿费”。那时艾青也已遭逢厄运，名列黑籍，一分钱稿费都拿不到了。
二
1961年秋天，我和报社文艺部同事李希凡、吴培华二位去新疆出差，受到《新疆日报》同行的盛情接待，细心为我们安排去乌鲁木齐以外的行程。其中很有意义的一项，是去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采访建设边疆的农垦战士。到石河子那天，恰好师部要举行一个安排工作的会议，我们被邀请列席旁听，坐在第一排边上。会议开始前，八师鱼政委进入会场，出乎我们意外，跟在鱼政委后进来的，竟是艾青，他随着政委一起径直到主持人桌前就座。坐定下来，一眼看到我们，就走过来惊喜地打招呼，问什么时候来石河子的，接着说：“现在不能畅谈，晚上到我家来吧。”那神情，哪像是戴着“右派”帽子来农场劳动的人，俨然是师部的一位首长。
晚饭后，我们如约到他在师部简单的住处，两间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玻璃板下，平铺着北京带来的当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全体照。他的夫人高瑛高高兴兴地拿出葵花子和糖块，招呼我们快坐下。
艾青开口便询问北京一些老朋友的近况，“听说水拍调中宣部了？”我点点头。他说：“其实对他未必合适。”见我们不开口，便哈哈一笑：“我是在野之身，随便瞎说。”其实他说的是真话。
同去的一位女同志环视一下他们的简单住屋，问了一句：“艾青同志，你们在这里住得还可以吧？”艾青明白她话里有话，就爽朗地笑起来：“比别人好得多了。”由于历来看重并且爱护文化人的王震将军的关注，将一批1957年被打入另册的人收入他麾下的农垦队伍。艾青先去北大荒，在一所农场担任副场长，一年多以后，又转到新疆，万里奔波，却也没有多少苦楚。农八师领导按照当年延安时代三五九旅老首长、现任农垦部长的旨意，并不把戴上“右派”帽子的艾青视为异类，相反，将这位名誉国内外的大诗人奉为上宾，至少看作顾问。师部召开会议，政委必定请他坐在主席台上；到团里检查工作，必定请他同坐一辆吉普车；师里布置政治思想工作，也常征求他意见。眼下，他正忙于收集资料，积累了几十万字的素材，着手写反映我军南泥湾传统屯垦戍边、建设边疆的建场史，已经完成几十篇初稿了。
看来诗人并未被噩运所击倒，也不像北京一些关心他的人所担心的萎靡困顿，见到我们几个人露出惊奇叹服的神色，艾青坦率地说：“我觉得这里很好。我本来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爱土地，也离不开土地，不论是哪儿的土地，包括新疆。”说得简单而透彻，使我立刻想起那两句名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那是1937年写的，二十多年过去了，他和整个国家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巨变，艾青变了吗？我凝望灯下神情澹定的他，不禁又想到他几年前写的《礁石》：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这首诗曾经获得许多人的赞赏。曾经有评论家问他应该如何理解，有人说礁石象征着站起来的祖国和永远不屈的中华民族，也有人说它是诗人自身的写照，艾青当时回答“两种理解都可以”。我们的祖国正是像礁石一样历经沧桑、饱受劫难而依然屹立，他自己也经受过不少磨难。此诗写于1954年，更大的磨难尚未到来。今天到了石河子，回头再吟味《礁石》，可能体会得真切些，不过我以为后来写的那首《鱼化石》，也许能帮助读者更深刻地懂得经受了种种磨难和挫折以后艾青的心情：
动作多么活泼，
精力多么旺盛，
在浪花里跳跃，
在大海里浮沉；
不幸遇到火山爆发，
也可能是地震，
你失去了自由，
被埋进灰尘；
过了多少亿年，
地质勘察队员，
在岩层里发现你，
依然栩栩如生。
但你是沉默的，
连叹息也没有，
鳞和鳍都完整，
却不能动弹；
你绝对的静止，
对外界毫无反应，
看不见天和水，
听不见浪花的声音。
凝视着一片化石，
傻瓜也得到教训：
离开了运动，
就没有生命。
活着就要斗争，
在斗争中前进，
当死亡没有来临，
把能量发挥干净。
是的，艾青在任何劫难中都没有倒下，“当死亡没有来临，把能量发挥干净”。我们离开那两间小屋时，他忽然说过几天要回北京找邵荃麟一次。我问什么事，他用手在头顶上做个摘帽的动作，然后微笑着在门口握别。
邵荃麟当时任作协党组书记，“摘帽”的事很顺利。但是艾青仍然未能逃过“文革”大风暴带来新的灾难，被发配到离石河子一百多里的一四四团二营八连，在那里劳动五年，1972年才回农八师师部，第二年，曾经获准回北京治眼疾，半年后回新疆，1975年再次获准回北京继续治眼疾，全家五口蛰居西城一间小屋里，直到第二次解放。
三
作为副刊编辑和诗歌爱好者，我自然最希望能在报上多发表艾青的诗作，肯定也是千万读者的希望。1956年报纸改版时，他只寄来两篇寓言，并无一行诗。一年以后，运交华盖，接着是二十年噩梦，当然更没有诗。发配北大荒时写的长诗《踏破辽河千里雪》，在新疆时写过《从南泥湾到莫索湾》，当时我们没有看到。不过，即使看到了能不能发表，我们也做不了主，有不成文的禁令管着，就如那些年不少戴着“帽子”的作家在各自的流放地写的许多好诗当时都没有流传一样。直到雨过天晴以后的1981年，才陆续发表他的旅欧诗篇《翡冷翠》和别的一些新作。那年诗人已年逾古稀，早已不是从欧罗巴带回芦笛、在北方苍茫雪野上踽踽独行的年月，也不是举着火把、穿过硝烟为新中国催生和红旗如海、欢歌如潮的年月，想起来不免有点感伤，但是他那几年确实写了不少诗，抒发自己的喜悦，后来将二十年“复出”后几年的诗结集出版，书名《归来的歌》。他回到诗坛，回到想念他、关注他的读者中来了。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的增加，来访者、约稿者的增加，都占了他不少时间，他忙得高兴，忙得心情舒畅，笑口常开。我们终于迎来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1984年初夏，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一个由周扬带队、阵容庞大的学习访问团去珠江三角洲，二十多位作家踊跃参加，到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去呼吸南海熏风，行程半个多月，从广州、顺德、佛山、新会、中山、南海、珠海再到深圳，一路大开眼界，大开脑筋，特别是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同志讲的一番高屋建瓴、眼观八方而又热情洋溢的话，使大家思路大开，心明眼亮，一扫对特区的许多疑云和种种奇谈怪论，大家都说是从未有过的一段难忘经历。
学习访问团中，诗人占相当数量：冯至、艾青、田间、辛笛、绿原、鲁藜、严阵、韦丘、邵燕祥……真是难得的一次同游。旅程中并没有多少时间一起谈诗，触景生情，意气风发，许多人只是自己写了不少感受。我倒是在参观空暇的闲谈中，听艾青断断续续、零零碎碎议论过当时的诗坛，例如，关于朦胧诗的议论热潮，前两年喧闹一时已渐渐冷淡；关于“看不懂”的诗的争执，也渐渐平静。艾青对“看不懂”的诗的批评，曾经引起不少青年人的激烈反应，我们偶尔谈到此事，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如果诗人只是写自己的一个观念，一个感受，一种想法，而且只是属于个人的，只有他自己才能领会，别人却感觉不到，这样的诗别人怎么懂呢？于是他又一次举那个当时很出名的例子：
题目叫“生活”，全诗只有一个字：网。艾青说：这样的诗怎么理解呢？网是什么呢？生活为什么是网呢？这里面总得有个使你产生“生活是网”而不是别的什么的东西，总得有个引起想到网的媒介，作者忽略了这些东西，没有交代清楚，读者怎么理解呢？这样的诗又有什么意思呢？有人说自己的诗现代人看不懂，是为将来的人看的，能让现代的人看懂不是更好吗？
有一次他指着我说：“现在你们报纸发诗有点犯难了吧？看不懂的诗发多了，读者有意见，说你没有群众观点；不发吧，作者有意见，说你埋没人才。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说：“我们倒不怕别人说埋没人才，真的人才是埋没不了的。报纸总要为读者着想，给读者看些好诗。再说，我们不是作协，并不负担培养诗人的任务。我们并不想当伯乐。”他点头称是，又说了一句：“并不是所有的马都是千里马。”
一路上，艾青看得仔细，听得很认真，参观之余，也还比较清闲，能够同二三好友饮茶聊天。广东省委和广东作协安排得细致周到，日程虽紧却并不劳累，也让大家有比较安静休憩的时间，不像后来一些年，有这么多名作家到来，就会有不少慕名前来的热心读者要求访问、签名、合影，忙得不可开交。倒是有一件事叫人不便推却，每到一地必有一场宴会，这也罢了，有的饭店主人在餐厅一旁早就安排好一张长桌，备有笔砚，铺下宣纸，要求留下墨宝。访问团中自有书画高手，每一场都由他们出场应付，或书或画，满足主人的要求。有一次，一位主人早有准备，先恭恭敬敬地敬艾青一杯酒，然后请他一定题两句诗。盛情难却，艾青只好爽快地站起身，离开饭桌，在主人陪同下走到书画桌前，提起毛笔，俯下身来。大家都围上来，想看看一路上从未题诗作画的他写两句什么诗，只见他一口气刷刷刷写下七个字：
饭好吃诗不好写签了名，笑着向主人拱拱手，连说“谢谢”，在笑声中回到饭桌旁坐下。
一个极其细微的镜头，也能让你看到热诚似火、率真如镜的艾青！
原载《上海文学》2008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