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道路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人类走向文明的道路也应是多样的。强调人类文明社会发展既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类社会按照内在的规律总会有一个总趋向；另一方面又提出由于人类文明社会发展所依据的各种历史条件具有特殊性和差异性，从而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正是这种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马克思曾经用“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来表达这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但是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的“笼罩”下，人类文明发展似乎只有一种文明形式，这就是西方文明。“西方中心主义”者把西方文明解释为人类文明普遍的、唯一的形式，将西方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视为整个人类必须效法的“典范”，把西方文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说成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使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更是畅行无阻。“别无选择”论，即人类要走向文明除了接受西方式的道路而没有其他道路可选择的说法，一时被一些人奉为不刊之论。西方霸权主义者大言不惭地宣称西方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理想的文明形式，并力图通过各种手段诋毁或消灭其他文明形式。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说”最典型地表述了这种西方霸权主义者的立场和观点。他狂妄地断言，西方的那种人类文明形式，即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随着这种文明形式成为全人类的制度，人类历史将走向“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人类文明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解构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揭示和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道路。它的开创必须坚持世界历史眼光，必须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对西方文明优秀成果的吸收和借鉴。邓小平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的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江泽民也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需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但是我们在强调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并没有一味地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也没有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而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创造性地吸收和借鉴他人的经验，将国外特别是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在一起。邓小平在强调要吸收和借鉴他人优秀成果的同时又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江泽民针对一些人误将吸收和借鉴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当作全盘接受西方文明模式，特别强调，“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胡锦涛也反复重申关于多样性文明和发展模式共存的命题。他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强调，世界各国应该在“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中国人民正是在认定文明模式是多样的、走向文明的道路也是多样的前提下，坚持对西方文明在辨析中吸收、在借鉴中创新、在共存中互补，才终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意味着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式的诞生。这种人类文明形式的出现使西方文明形式走下了神坛，避免当今人类文明变成清一色的西方特征。一些国外学者也看到了中国文明形式的出现是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和竞争。美国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高官克丽丝汀·福布斯这样说道：“中国既是西方最大的希望，也是西方最大的恐惧。”这位西方的官方学者从整个人类文明的视角出发来观察中国文明的崛起，觉得这是人类的希望之所在，而一旦站在西方文明的立场看中国文明的崛起，便感到了恐惧。新加坡外长杨荣文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谈到中国崛起时说：“随着世界陷入骚乱中，长期以来西方模式首次遇到一个真正的对手。”他在这里不但把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区别开来，而且把前者视为后者的“真正的对手”。美国学者斯蒂芬·哈尔珀说，“全球化让世界越来越小”，而中国道路的出现则“通过悄悄削弱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力”，“让西方越来越小”。他的意思是说，在全球化使世界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中国道路通过不断地挤压西方文明模式的价值观念，使后者的影响力日益减弱。另一位美国学者孟捷慕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只有财富没有自由的模式”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这样说道：“美国人必须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待中国模式，这不仅事关美国的安全和昌盛，而且事关美国的使命能不能够成功。美国使命就是在世界上推进一个政治开放、人人自由的制度。如果中国模式成功了，那么美国所代表的理念和价值就会面临破产和失败。”他把中国模式的特征概括为“只有财富没有自由”显然是一种污蔑和歪曲，但他所担心的如果中国模式成功了，那将是对美国文明模式的一次沉重打击，倒是说对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多样化发展的一枝“奇葩”，也有一些西方学者把这支“奇葩”称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这一概念是这些西方学者从全球的角度对中国走向现代文明道路的概括，是针对“华盛顿共识”提出来的。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模式与西方现代文明模式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概括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间的区别。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踏上了社会转型之路，这实际上是当今人类迈向现代文明之路的选择。拉丁美洲国家、俄罗斯及东欧国家都按照“华盛顿共识”实行了转型，这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用适合西方的理论来为转轨国家制定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改革政策。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改革政策没有使这些转轨国家获得成功。近年来，国际学术界都在反思这些转轨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所实施的转型何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即何以没能使这些转轨国家顺利地走向现代文明。这样就有了“超越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的说法。这些“说法”所要表达的意思大致是，“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更不可能给世界带来繁荣，转轨国家再也不能走新自由主义的老路，而应当走出一条超越“华盛顿共识”，即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新路。
在拉丁美洲国家、俄罗斯、东欧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实施社会转型之时，中国一直没有走“华盛顿共识”的道路，而是努力地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乔舒亚·库珀·拉莫在那篇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中，把中国所走的这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即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特征概括为：不受银行家的意图驱动、切合基本需要并寻求公正及高质量增长的一种发展途径。他认为，“北京共识”所实施的基本策略是要求私有化、自由贸易等进程遵循极为慎重的原则。他还说，可以将“北京共识”定义为艰苦、主动地创新和试验(如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疆土和利益，不断积聚能量以作为手段，又提出“北京共识”的主要目标是在坚持独立的同时寻求增长。他强调，“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而“华盛顿共识”的目标则是帮助银行家。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则把“北京共识”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中国的成功=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技术和管理。乔舒亚·库珀·拉莫和久加诺夫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北京共识”的内容，这些内容实际上正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方式的主要内容之所在，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多样化发展的一枝“奇葩”的“神奇”之所在。
国内有的学者用“文明类型理论”来说明当今世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并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多样性的人类文明中定位。这一理论根据主导性整合要素的不同，提出当今世界的主要文明形式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宗教主导型文明，典型的如印度文明；二是经济主导型文明，典型的如西方文明；三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可以把中国文明视为此类文明的代表。这三种不同的文明分别依靠宗教信仰、资产的占有和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宗教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经历了“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社会则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基于这种“文明类型理论”来看待社会发展，学者们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结论：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大体上处于同一个历史阶段，因此认为当今中国的文明“级别”要低于西方文明的说法是不能够成立的。这一“文明类型理论”从中华文明的特征、发展历史和发展阶段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社会主义政党制政治主导型文明”，它的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以及“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类型的人类文明是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对广大贫穷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这种类型的文明的优越性将随着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越来越凸显出来。
中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是促进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的过程，而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中国人民丰富了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中国人民在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时坚持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实现创新。中国人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老路，也不走“全盘西化”、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通过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地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发展必然是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方向是确定的，这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不可改变的共同趋归，但是各个国家和民族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道路是不会相同的。人类文明过去不是单一状态的持续发展，现在更不会如此，其进步必然是多种文明共同作用的结果。恩格斯曾经把这种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喻为“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合力’的结果”，强调每一种社会文明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内含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正是有了这种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深刻认识，中国人民信心百倍地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道上。通过这一道路，世界人类文明演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点，实实在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