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家之船
“愿它天长地久”
圣马可广场上，“马可！马可！”的呼声不断，祈求着这座城市圣人的庇佑。威尼斯最伟大的神学家保罗·萨尔皮[130]（Paolo Sarpi）临终之时曾呼唤道，“愿威尼斯永恒！”（Esto perpetual）而当他在1623年作出如上的祈祷时，这座城市早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家。它在行为和事实上都已如此。“国家”的抽象概念直到十六世纪上半叶才出现，但共同利益的理念当然要古老得多。起初，正是共同的利益建立起了威尼斯。
“公共威尼斯”首次被提及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初，当时市民中的显要人物希图取代总督与人民的权力。从那时开始，我们可以追踪到一个官僚制国家的发展，及其内政与外交、统治与法律。教区与护民官的纽带作用被削弱，为其举行的宗教仪式数量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团结统一的城市概念的出现，众多的公共工程传达了这一点，并由公共法令一再转述。一种新形式的城市生活正在产生，并立刻变得有效而普遍。公共秩序由公共手段来加以巩固和控制。一度，人们塑造了城市；现在，城市塑造着人们。或者更确切地说，威尼斯的人民现在正依照城市的方式认识自己。私人的变为了公共的。城市成为了一个整体。比如，一些罪行被描述为“违背公众意志”，因而将这座城市与人民联系在一起。最迟至十五世纪，我们已经可以谈到威尼斯国家的形成。它被称为“Signoria”，大意为“主权”或“统治”。
那么，这座城市是怎样成为一个国家，甚至是现代国家的先驱的呢？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难题，牵扯到自我意识与公共自尊的复杂程序。它与一套监管良好的公共财政体系相伴而生，由类似信用与汇票的机制维持。几家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就坐落在威尼斯。历史上的第一笔公债则于1167年在威尼斯发行。转账银行（Banco del Giro）成立于1619年。如果没有法律统治下的内部稳固，一个国家就无法存在。无论其管理有着怎样的瑕疵，威尼斯人总是以他们公正的天性而自豪。然而，一切法律背后的原则，用十七世纪初一位英国使节的话说，就是“国家的原因”。国家永恒不朽。国家是一切道德的源泉。这几乎是一种拜占庭式的严厉与威望。
不过，更实际的问题也需要考虑。一个国家需要广泛意义上的精英来行使权力，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到十三世纪末，威尼斯的统治权归于法律定义下的贵族手中。而且显然，政体的稳定对于贸易的稳定至关重要。权力与商业是不可分割的。这种管理需要一套官僚机构来监督诸如公共卫生与公共秩序等事务。威尼斯的官僚机构是西方世界的奇观。一切都要诉诸案牍，如今威尼斯泛滥成灾的档案就证实了这一点。在其他城市或国家还只有最基本的内部组织的时代，威尼斯就已经成为了管理方面的专家、楷模。与其他城市相比，威尼斯的人口普查更加频繁，也更有效率。雅各·布克哈特[131]（Jacob Burckhardt）在《文艺复兴的文明》（The Civilisation of the Renaissance）中说，“威尼斯是统计科学的起源地，这一点名副其实。”社会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井然有序。即使是在圣马可广场上卖水果或在大教堂台阶上卖花的小贩，也都处于监督管控之下。官僚主义的崛起有助于培养一批关于统治艺术的理论与论述，这些文本在所谓的“公民人文主义”的形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当然，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大量的机会主义与贪污腐败、相对主义与实用主义不可避免；但这一切却在仪表堂堂的公共管理秩序之下隐蔽得愈加不为人知，暗自滋长。
一个国家需要内部居民的团结一致。一座城市能够从吵闹而逆反的公民之中存续下来——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因他们而繁荣兴旺——但早期的威尼斯需要一套内部的控制措施。没有哪座城市在管理民众方面比威尼斯更成功。总督与各类议会谙熟权力的艺术。任何言语上的冒犯，或者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言论罪”，都会被指控为“对国家大不敬”，并被赏一段时期的牢饭。对这座“安宁之城”（la Serenissima）[132]发表蔑视言论的外国人则会被驱逐出境。在阿尔弗莱德·德·缪塞[133]（Alfred de Musset）出版的一份威尼斯外交官的秘密通信中，有这样的条目：“向A先生支付总计五十斯库多[134]（scudi），为其杀死对威尼斯共和国发表不敬言论的S先生。”
威尼斯人必须服务于国家。这个国家由他们勤勉的先辈遗留下来，他们理应将其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这一点是反复宣扬的。为了荣誉，他们注定要将其存续下去。威尼斯的关键就在这里——存续。从一开始，这座城市就是一个存续的奇迹，而它也需要一次又一次地祈求奇迹的发生。正如公共布告所言，处在这样一个饱受威胁、四面楚歌的位置上，国家应有团结一致、令行禁止的公民支撑。这就是威尼斯几个世纪以来保持相对宁静的原因。它从原点而来。力量来源于地区自身，来源于同舟共济的不变信念。
但是，威尼斯国家在一种对权力的认识与颂扬中诞生。威尼斯的强大源于邻近地区的弱小；在毗邻的大陆上，没有一座城市能挑战威尼斯的权威。最终，它成为了一座控制其他城市的城邦。它从不曾是一个由山水勾勒而成的自然地区，而是一个由分散城市组成的同盟。它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一个城市群帝国，尝过胜利，也尝过失败，如今已换了天地。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度专制，组织严密，异常高效的集体。这或许并不符合威尼斯如今宁静美丽、时而昏昏欲睡的图景；但却是现今面貌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威尼斯的昨天决定了它的今天和明天。
由此，王权统治成为了世俗信仰的目标，在一年中，足足有几百个公共仪式来尊崇和纪念。人们还特地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组织和管理这些节庆活动。即使是1848年，威尼斯遭遇奥地利军队围城的时刻，几乎每月甚至每周也仍有庆典或游行举行。这已经融入了威尼斯人的血液中。
威尼斯人天生就爱展示与炫耀。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为了各类庆典而精心设计，在活动展示区圣马可广场，人们在这里展示礼物、互相寒暄。这样一套有着严格惯例与礼节的国家秩序保证了仪式的规则。不同的群体携带着不同颜色的蜡烛。飘扬的旗帜代表着各自的秘密含义；白色表示威尼斯一切平安，绿色表示达成停战，红色则意味着公开宣战。
公爵列队尤其被看作威尼斯政体运转的象征。他们是神圣与世俗统治活生生的化身。据一位米兰人1494年的观察，在其他的城市与国家，“当王公经过时，老百姓们杂乱无章、毫无秩序”。但在威尼斯，“所有人都以可以想象的最整齐的秩序前进”。现在留存的反映整体秩序的雕塑与绘画中，各自的姿态与服装清晰划分了每一位参与者的角色。在十六世纪，马特奥·佩冈（Matteo Pagan）完成了一套共八件非凡的木刻画，详述了行进队列里的每一位参与者。
圣马可大教堂前的宗教游行，真蒂莱·贝利尼于1496年绘成。这样的游行同时具有民间与宗教意义。它是威尼斯神圣与世俗统治活生生的体现。
首先是八位旗手，紧跟着几位审判官；六位乐手吹响银号；还有外国使节的随侍，接着是公爵的随侍。更多的乐手之后，是级别较低的官员，如文书、公证人等。随着仪式进行，队列逐渐分为三大群体，其中的宗教权威与国家权力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这不是由个人组成的队列，而是国家公务员的队列。队伍中间走来的是总督。中央位置意味着权力的核心。从这中央发散而出、层层递进的，是按规则而定的各阶层顺位。走在总督前方的，是市民阶层，地位依顺序逐步上升；贵族走在总督后方，地位依顺序逐步下降。据一些人的观察，贵族们十分仁慈亲切，从不吝于微笑。气氛是沉着而宁静的。这曾是威尼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
这些庆典并不一定都是令人振奋的。在1月6日的主显节[135]上，一些划船者会穿上老妇人的衣衫，鼻子上绑着胡萝卜，拖着老旧的长袜，划船驶向里亚尔托桥。在二月的忏悔星期四[136]（Giovedí Grasso）宴席上，锁匠行会将在圣马可广场上仪式性地宰杀一头牛和几头猪。在仪式的后半部分，总督和几位议员会用法杖击倒数座由木板搭起的简易城堡。实际上，这一仪式是威尼斯击败母城阿奎莱亚的胜利景象的再现。是否政治已变成了游戏，又或者游戏即为政治的一种形式？
当总督到访城中不同的地区时，还有不同的节庆举行。比如，当他来到圣马利亚·福莫萨地区时，会被赠予一顶镀金的草帽、一瓶葡萄酒和几条面包。在活动结束时，十二座女性木雕会被列队送往教堂，在那里，人们会向其投掷萝卜。这一仪式据说起源于十二位威尼斯少女被海盗掳走，后来为本地区的青年所救的故事。然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它更像是代表了原始阶段的威尼斯富裕人家在这一天集体嫁女祈求丰收的传统。不过这样的民俗庆典呈现出了奇特的形式。城中习惯称呼冷淡倨傲的女性为“木头玛丽”。“牵线木偶”（marionette）一词也可能起源于此。
威尼斯的节庆数量众多，以至于一天之内有几场不同的庆典需要举行。威尼斯从本质上成了一座仪式之城。这就是城中路径要精心规划的原因。教堂坐落在焦点位置，虔诚的信徒在此汇聚。公共空间成为仪式性的中轴线，是这座圣城广阔几何结构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场面壮观的社会。在种种节庆中，土地与海水融为一体。而无论是在表象上还是情感上，威尼斯的不同地区也因民众的忠心和庆典紧密交织在一起；列队行进代表着这座城市的共同愿望，就如同他们纪念这座城市的共同经历一样。仪式保证了延续与和谐。仪式也在这座城市时间的塑造中发挥了作用。它总是因循守旧，而并不那么注重每日轮转的分与时。仪式也有助于编纂与认同历史。这样的展示也有不那么崇高的方面。壮观的场面给外国人与使节留下了威尼斯人团结一致、财力强盛的印象。如同当代的威尼斯，这些节庆也将游客吸引到了令人流连忘返的威尼斯市集中。威尼斯人绝不会放弃任何赚钱的机会。这样的考量隐藏在狂欢节制度的背后，无疑也隐藏在近年来举办的各项艺术与电影“双年展”的背后。
因此，各类节庆将这座城市调动起来。从十六与十七世纪的画作可以看到，房舍的窗户与阳台上覆盖着华丽的毯子。一辆辆精美的花车与轮式战车上展示着城市的基本道德规训与圣人像；装饰建筑大规模地展出；人们载歌载舞。还有绘画、雕塑与朗诵。用于戏剧表演的舞台或“脚手架”被搭建起来，台上以寓言的形式解读着当时的政治事件。在1541年的节庆典礼上，一个彩绘的球形宇宙被载在大运河的贡多拉上漂浮；球形的内部隐藏着一颗引导的圆球。盛会是将生活改造为一种艺术的方式。它代表着普遍意识的最高形式，这就是威尼斯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其中的原因。
由此，威尼斯的人们不偏不倚地走在神圣的路途上，每个人都对自己在整体结构中的位置心知肚明。平民被指望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从而忘掉他们已永远失去了曾一度拥有的宝贵自由。豪华场面当然也是保证社会秩序的又一良方。1494年，一位米兰人观察道，“在我看来，一切都是由一个人指挥着的，人人都服从于他，毫无异议。”只有在类似埃及或古墨西哥的大祭司制的社会中，才能实现如此的井然有序。这是威尼斯令人惊异的事实之一，其信仰竟以这样一种返祖的方式掌控着民众。造成这一点的原因也许是此地因虔诚信仰而融合在一起的独特道路。威尼斯的土地是神圣的，是奇迹般地从水的世界中拯救而出的。威尼斯的人民就是土地的一部分。
因此，威尼斯的政府完善了自我呈现的艺术。它成为一种风格的练习。它已逐渐发展为一种形式独特的雄辩，使国家所做的一切行动与决定都因传统而神圣化，因神权而行使制裁。被唤起的是威尼斯的独特天命，连同荣誉、决心与自主的理念。威尼斯的永垂不朽也是笃定不疑的。最仁慈地说，这是一种强调理想的手段。但是，它也可以被批判为是对实际状况的有意忽视。或许，它可以被看作一层优良情操的薄雾，并不比海上飘来的雾气更浓厚，却掩盖了这座“宁静之城”在应对外部世界时暴露出的贪婪与无情。
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如同威尼斯人一样信赖花言巧语的计谋。这是一座表演之城。诗歌被认定和理解为一种雄辩的形式。在一种如威尼斯一样以实用主义为本质的文化中，全部文学教育的技艺都是为了灌输修辞的技巧。这座城市的艺术生活，无论是在音乐还是绘画方面，都是为了表现效用；它更强调表征而不是沉思或直觉的感知。无论我们是聆听维瓦尔第的音乐还是凝视丁托列托的画作，我们都已进入了“效果”艺术的范畴，是炫目的艺术表现与华美的艺术运用。丁托列托的灵巧与维瓦尔第的流畅，或许也可以用大量的修辞概念来理解。威尼斯修辞学的教科书表现了一种固有的口才，这取决于“适度”与“得体”；依照该国“形式多样”的惯例，必须调和极端，避免任何一种风格的统治。这是威尼斯人保守与谨慎的一部分。
在一部被认为由朱塞佩·巴雷第[137]（Giuseppe Baretti）与塞缪尔·夏普（Samuel Sharp）所作的十八世纪专著《意大利礼仪风俗报告》（An Account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Italy）中，作者评论道，“威尼斯人十分看重自己雄辩的口才，并将他们的辩护人看作古罗马演说家的正统传人。”一位早期的法律辩护人李奥纳多·朱斯蒂尼亚尼（Leonardo Giustiniani）在1420年的一封信中表示，“在（修辞）艺术里，没有一种案例、类型、主题甚至规则是我所不精通的。”从最早期开始，威尼斯的管理者就对修辞学造诣颇深。
在威尼斯的所有管理艺术中，外交最为出色，这就是其原因。伴随着对仪表与举止的注重，威尼斯使节们在优雅的自我展示方面所向无敌。这也是潇洒的一部分，可以被定义为以不露痕迹的方式达到某种效果的能力。不露痕迹，与双重性格，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威尼斯的代表个性。
威尼斯是第一座在意大利疆界以外与外界保持连续外交的城市；它于1478年在法国建立了使馆。这座“宁静之城”的原则与既定目标是与各方维持和平关系；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贸易才可能兴旺发达。对军备贸易而言，战争也许是利好因素，但对运送香料与其他货物穿过海洋与陆地的贸易来说绝非如此。1340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要求威尼斯保证不向他的敌人提供任何帮助，总督回应道：“威尼斯人向来不曾介入争论或交战国之间，除非是为了达成和平。”威尼斯人善于礼貌的回绝。从十六世纪开始，他们就严守中立政策，对任何将威尼斯卷入其他国家或城市事务中的企图都采取不置可否的方法。威尼斯的政治体系建立在等价与平衡的连贯模式之上。似乎很有可能，他们也将这一概念运用到了外交事务上。然而，在政权衰败的时期，这种表面上的中立却被指责是胆小怯懦与优柔寡断的遮羞布。
威尼斯的外交素以周全著称——谨慎，小心，迂回，缓和而实用。它被隐藏在“甜蜜的方式”之下，这是一个来源于音乐的术语，表示温和甜美之意。不过，在这层面具的背后，威尼斯使节们刺探着对方的弱点与偏见；他们不反对行贿与其他的腐败手段；他们四处留心，寻找一切以资利用的抱怨情绪；他们个个都是阴谋诡计的大师。他们将各国玩弄于股掌之中，肆无忌惮地在各座城市间挑起争端，只要这符合他们的目的。为了追求威尼斯的荣耀，他们便是如此寡廉鲜耻。
威尼斯人最著名的外交创新莫过于，在任期完成后，所有驻外使节必须向参议院递交报告。这些报告被称作“国际交往”，与其他的使节文件全然不同，在这份文件中，外交官须“报告其从出使的国家是否学到了值得明智的参议员们倾听思考的东西，以利于祖国”。调查内容应包括军事准备，经济条件，以及最高统治者的健康状况和性格特点。根据知识就是力量的原则，事无巨细都不容忽视。
同样地，威尼斯这座城市也充满了前来打探消息的外国使节。威尼斯人以繁文缛节和锦衣华服接待他们。但这样的欢迎总是口头多过实质。当十七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大使亨利·沃顿爵士向总督提出建议或提案时，他得到的却是最含糊不过的回应；法律禁止总督做出任何明确的回复，于是，按照沃顿的说法，只能“浮于泛泛而谈”。于是使节们只好机关算尽，煞费苦心。沃顿还注意到，总督与他的顾问们在国家事务中总是倾向于拖延时间或秘密行动。他们的考量总是建立在模棱两可与矛盾情绪之上。在和平时期，这也许是有益的，但在危难之时，却是一项重大缺点。颇有启发意义的一点是，正是沃顿提出了著名的观点——“大使是为了自己的祖国被派往国外说谎的正人君子”，而只有威尼斯的氛围才能催生出这样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