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京报副刊》的创办,除了孙伏园和周氏兄弟,还不能遗漏一个人,那就是当时与《京报》有关系的文学青年荆有麟。荆有麟1940年代出版了一部《鲁迅回忆》,书中有专章回忆《京报副刊》的创刊。在《〈京报〉的崛起》这一章中,荆有麟回忆在世界语专门学校听鲁迅讲课时得悉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就与一起编《劳动文艺周刊》(《京报》代为发行)的胡崇轩、项亦愚商议,拟请孙伏园为《京报》新编副刊:

……我们当时对于《京报》很关心,时时向《京报》主人邵飘萍先生,提供改革意见。这一次,听见孙伏园离开《晨报》了,很想要《京报》创刊一个副刊,请孙伏园作编辑,三个人谈论的结果,觉得这办法很好,但有问题的,是《京报》请不请孙伏园呢?假使《京报》愿请孙伏园,而孙伏园又肯不肯干呢?两方面都没有把握。因为我们晓得:《京报》本来有副刊,不过它的副刊专登些赏花或捧女戏子的文章,而编此副刊者,又系与邵飘萍很有交情,且在《京报》服务多年的徐凌霄。那么,邵飘萍肯不肯停了徐凌霄所编的副刊,而另请孙伏园本人,我们都不认识他,万一邵飘萍答应请他,谁又有方法也使他答应呢?但即就是有这些困难吧,我终于大胆地找邵飘萍去。

我对邵飘萍述说了孙伏园向晨报馆辞职的经过,并告诉他《京报》应该借此机会,请伏园代办一种副刊,意外地,邵飘萍马上首肯了。而且他还说:

“我想:除请孙伏园先生编副刊外,《京报》还可仿照上海《民国日报》办法,再出七种附刊,每天一种,周而复始。这样,可以供给一般学术团体,发表他们平素所研究的专门学问。”

“能这样,当然更好。”

“那么,我们就这样决定:本报副刊,就请贵友伏园先生担任编辑。另外,七种附刊,请你设法相帮找一两个,我这里也有几个团体接过头。本报也预备出一种图书周刊,大约七种附刊,不会成问题。”

这真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京报》愿担负起倡提新文化的使命。但伏园,在当时,不特不是“我的朋友”,是连一面之缘都没有,这却不能不使我恐慌起来了。

我抱着这种矛盾的心情,走出京报馆的门,看时间,已是夜里九点钟了。想着:鲁迅先生还未到睡觉期间,还是找他商议罢。

这件事,也是出乎鲁迅先生意外的,所以在我讲完了见邵飘萍的经过,并说明我根本不认识孙伏园时,鲁迅先生这样说:

“不要紧,我代你们介绍。我想:伏园大概没有问题罢?他现在除筹办《语丝》外,也还没有其他工作。我明天去找他来。你明天晚上到这里吃晚饭。”

我这一次,却是抱着愉快的心情走回去。第二天,也将这经过,告诉了胡也频与项亦愚,自然在吃晚饭前,赶到了鲁迅先生家里。会我久已仰慕的孙伏园先生。

要解决的事情,鲁迅先生早已同伏园说过,所以我也不必再重复,吃饭时,伏园就首先告诉,他已同意。我说:

“那么,我明天告诉邵飘萍,再同他约好时间,你们先见见面。”

“那又何必呢?”鲁迅先生放下酒杯,突然插言,“邵飘萍是新闻记者,一天到晚,跑来跑去的,你找他,还得找伏园。有多麻烦?我看吃完饭,你们俩去看他,一下就决定了。”

伏园看着鲁迅先生这样力成其事,他当然也不好表示异意,所以他接着说:

“这样也好,那又要烦劳你跑一趟了。”

其实,不必说跑一趟,就是跑十趟,我也是愿意的。因为事情能成功,我们就可以看到一般学者及文人的高论与出色的创作。而我们一般青年,也可以有发言的地方了。于是一吃完饭,我就同伏园赶到了京报馆。邵飘萍刚好正在馆。

飘萍热烈地欢迎伏园进京报馆,在谈过办法、薪俸、稿费等条件后,飘萍还说: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筹备罢。下一星期出版。”(11)

之所以如此具体地引录荆有麟的回忆,是因为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京报副刊》创刊的唯一详细而完整的追述。据荆有麟在《鲁迅回忆·题记》中所忆,他写这部回忆录,正是听孙伏园所说“关于先生(指鲁迅——笔者注)什么,应该写一点出来”(12)得到启发。《鲁迅回忆》印行过两版,孙伏园应有机会读到,如荆有麟关于《京报副刊》创刊过程的回忆与事实有所出入,孙伏园不会不表示异议。由此可见,荆有麟的回忆基本是可靠的、可信的。而且,他的回忆从鲁迅日记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1924年11月间的鲁迅日记有多条荆有麟、孙伏园到访的记载,但有两条引人注目,即11月24日,“午后荆有麟来……夜孙伏园来”;11月25日,“晚伏园来。荆有麟来”。荆有麟的回忆不是说他当时与邵飘萍谈妥后即访鲁迅,鲁迅对请孙伏园出山主编《京报副刊》表示支持,即约孙、荆两人次日晚饭商议吗?鲁迅日记这两个时间节点正与荆的回忆大致吻合,唯一不同的是荆有麟回忆前一天晚访鲁迅,而鲁迅日记所记是前一天“午后”荆有麟来访。不过,这可能是荆有麟记误了。前一天晚上孙伏园正好访鲁迅,鲁迅正可与其先谈荆有麟下午来访的提议,然后次日晚孙、荆在鲁迅处首次见面商定,当晚孙、荆立即再访邵飘萍,这样不是更为合乎情理吗?何况整个11月间,鲁迅日记中孙、荆晚上同访鲁迅仅此一次,11月25日晚到12月5日《京报副刊》诞生又时间相距最近。因此,可以推断1924年11月25日晚对《京报副刊》的诞生是个关键时刻。

总之,创办《京报副刊》的动议出之于荆有麟等,得到了《京报》主人邵飘萍的首肯,又得到了鲁迅的支持,孙伏园本人也乐于重操旧业。于是,在荆有麟的奔走下,在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孙伏园主编的第二个“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京报副刊》终于水到渠成,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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