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副刊》作为邵飘萍主办的《京报》的副刊,1924年12月5日创刊于北京,由孙伏园主编。孙伏园原为《晨报副刊》编辑,如果他不离开《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就不会诞生。因此,要厘清《京报副刊》的创刊过程,就必须追溯孙伏园何以离开《晨报副刊》,对此,已有不少研究者做过颇有价值的梳理。(6)不过,仍可以再做进一步查考,尽可能发掘尚未被研究者注意而几近湮没的历史细节。

1921年10月21日,北京《晨报》第七版“文艺栏”改版为单张四版的《晨报副刊》,由原协助李大钊编辑“文艺栏”的孙伏园担任编辑。在孙伏园的精心主持以及周氏兄弟等的倾力支持下,《晨报副刊》办得风生水起,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新文艺的重要的公共空间。谁知到了1924年10月,因鲁迅打油诗《我的失恋》无法在《晨报副刊》刊出,和已经陆续刊登的周作人等人的《徐文长的故事》也被晨报社方叫停,孙伏园愤而辞职了。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被广泛引用的是孙伏园1950年代的回忆:

一九二四年十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报副刊》。稿已经发排,在见报的头天晚上,我到报馆看大样时,鲁迅先生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抽去这稿,我已经按捺不住火气,再加上刘勉己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地又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来,于是我气极了,就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还追着大骂他一顿。第二天我气忿忿地跑到鲁迅先生的寓所,告诉他“我辞职了”。鲁迅先生认为这事和他有关,心里有些不安,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事情虽是从鲁迅先生的文章开始,但实际上却是民主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斗争。(7)

但是,孙伏园在事发仅一年之后所作《京副一周年》中的回忆却是这样的:

鲁迅先生做好这诗以后,就寄给我以备登入《晨报副刊》。那时我的编辑时间也与现在一样,自上午九点至下午两点。两点以后,我发完稿便走了,直到晚上八点才回馆看大样。去年十月的某天,就是发出鲁迅先生《我的失恋》一诗的那天,我照例于八点到馆看大样去了。大样上没有别的特别处理,只少了一篇鲁迅先生的诗,和多了一篇什么人的评论。少登一篇稿子是常事,本已给校对者以范围内的自由,遇稿多时,有几篇本来不妨不登的。但去年十月某日的事,却不能与平日相提并论,不是因为稿多而被校对抽去的,因为校对报告我:这篇诗稿是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先生抽去了。“抽去!”这是何等重大的事!但我究竟已经不是青年了,听完话只是按捺着气,依然伏在案头上看大样。我正想看他补进的是一篇什么东西,这时候刘勉己先生来了,慌慌忙忙的,连说鲁迅的那首诗实在要不得,所以由他代为抽去了。但他只是吞吞吐吐的,也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缘故来。这时我的少年火气,实在有些按捺不住了,一举手就要打他的嘴巴。(这是我生平未有的耻辱。如果还有一点人气,对于这种耻辱当然非昭雪不可的)但是那时他不知怎样一躲闪,便抽身走了。我在后面紧追着,一直追到编辑部。别的同事硬把我拦住,使我不得动手,我遂只得大骂他一顿。同事把我拉出编辑部,劝进我的住室,第二天我便辞去《晨报副刊》的编辑了。……我今天提到这件事,并不因为这也是我的生活史上重要的一页,而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才有今日的《京报副刊》周年纪念日。《京报》自然在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出它的副刊,但倘没有这件事,《京副》与“伏园”或者不发生什么关系,“十二月五日”与“《京报副刊》周年纪念”或者也不发生什么关系。不但此也,因为我的“晨副事件”而人人(姑且学说大话)感到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之不可少,于是第一个就是《语丝》周刊出版。《语丝》第五十四期里,周岂明先生已经提起这件旧事。所谓“这件旧事”者,关于上面所讲鲁迅先生《我的失恋》一诗还只能算作大半件,那小半件是关于岂明先生的《徐文长的故事》,岂明先生所说一点儿也不错的。不过讨厌《我的失恋》的是刘勉己先生,讨厌《徐文长的故事》的是刘崧先生罢了。(8)

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伏园与《晨报副刊》代总编辑刘勉己发生冲突并且决裂的原因,他最初提供的也是最可信的说法有两个,主要原因也即导火线是鲁迅《我的失恋》被“抽去”不能发表,次要原因是周作人等人的《徐文长的故事》被叫停。(9)有必要补充的是这个次要原因披露时间还早于主要原因,周作人《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当初你在编辑《晨报副刊》,登载我的《徐文长的故事》,不知怎地触犯了《晨报》主人的忌讳,命令禁止续载,其后不久你的瓷饭碗也敲破了事。”(10)此文比孙伏园《京副一周年》早发表14天,正可互相印证。但是,到了1950年代以后,次要原因却消失得无影无踪,鲁迅《我的失恋》不能发表成了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唯一的原因。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应该澄清。

按照孙伏园在《京副一周年》中所说,与刘勉己冲突的第二天,他就辞去了《晨报副刊》编辑职务。周作人日记1924年10月24日记云:“伏园来,云已出晨报社,在川岛处住一宿。”鲁迅日记1924年10月25日也记云:“午后伏园来。”这两条日记提供了重要的时间节点,由此应可推测,在辞去《晨报副刊》编辑后,孙伏园立即先后走访周作人和鲁迅报告此事。那么,孙伏园为鲁迅《我的失恋》与刘勉己当面冲突的日期往前推算,就当为1924年10月23日,也即10月23日晚,孙、刘发生冲突,24日孙向刘提出辞呈后离开晨报社,即赴周作人寓通报,25日又赴鲁迅寓通报。至于此事向文坛公开,则要等到一周以后了,《晨报副刊》1924年10月31日第四版刊出了《孙伏园启事》:“我已辞去《晨报》编辑职务,此后本刊稿件请直寄《晨报》编辑部。”

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之后,频繁拜访周氏兄弟等,酝酿创办新的能够“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很快,1924年11月2日周作人日记云:“下午……又至开成北楼,同玄同、伏园、小峰、矛尘、绍原、颉刚诸人议刊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板(版)。”第二天鲁迅日记云:“上午……孙伏园来。”这应是孙伏园向鲁迅汇报昨天的《语丝》筹备会。该年11月17日,《语丝》周刊果然按计划在北京应运而生,孙伏园全力投入《语丝》的编辑。然而,历史又向他提供了一个新的主编副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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