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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报副刊》作为邵飘萍主办的《京报》的副刊，1924年12月5日创刊于北京，由孙伏园主编。孙伏园原为《晨报副刊》编辑，如果他不离开《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就不会诞生。因此，要厘清《京报副刊》的创刊过程，就必须追溯孙伏园何以离开《晨报副刊》，对此，已有不少研究者做过颇有价值的梳理。⁽⁶⁾不过，仍可以再做进一步查考，尽可能发掘尚未被研究者注意而几近湮没的历史细节。

1921年10月21日，北京《晨报》第七版“文艺栏”改版为单张四版的《晨报副刊》，由原协助李大钊编辑“文艺栏”的孙伏园担任编辑。在孙伏园的精心主持以及周氏兄弟等的倾力支持下，《晨报副刊》办得风生水起，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新文艺的重要的公共空间。谁知到了1924年10月，因鲁迅打油诗《我的失恋》无法在《晨报副刊》刊出，和已经陆续刊登的周作人等人的《徐文长的故事》也被晨报社方叫停，孙伏园愤而辞职了。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被广泛引用的是孙伏园1950年代的回忆：

一九二四年十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报副刊》。稿已经发排，在见报的头天晚上，我到报馆看大样时，鲁迅先生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抽去这稿，我已经按捺不住火气，再加上刘勉己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地又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来，于是我气极了，就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还追着大骂他一顿。第二天我气忿忿地跑到鲁迅先生的寓所，告诉他“我辞职了”。鲁迅先生认为这事和他有关，心里有些不安，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事情虽是从鲁迅先生的文章开始，但实际上却是民主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斗争。⁽⁷⁾

但是，孙伏园在事发仅一年之后所作《京副一周年》中的回忆却是这样的：

鲁迅先生做好这诗以后，就寄给我以备登入《晨报副刊》。那时我的编辑时间也与现在一样，自上午九点至下午两点。两点以后，我发完稿便走了，直到晚上八点才回馆看大样。去年十月的某天，就是发出鲁迅先生《我的失恋》一诗的那天，我照例于八点到馆看大样去了。大样上没有别的特别处理，只少了一篇鲁迅先生的诗，和多了一篇什么人的评论。少登一篇稿子是常事，本已给校对者以范围内的自由，遇稿多时，有几篇本来不妨不登的。但去年十月某日的事，却不能与平日相提并论，不是因为稿多而被校对抽去的，因为校对报告我：这篇诗稿是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先生抽去了。“抽去！”这是何等重大的事！但我究竟已经不是青年了，听完话只是按捺着气，依然伏在案头上看大样。我正想看他补进的是一篇什么东西，这时候刘勉己先生来了，慌慌忙忙的，连说鲁迅的那首诗实在要不得，所以由他代为抽去了。但他只是吞吞吐吐的，也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缘故来。这时我的少年火气，实在有些按捺不住了，一举手就要打他的嘴巴。(这是我生平未有的耻辱。如果还有一点人气，对于这种耻辱当然非昭雪不可的)但是那时他不知怎样一躲闪，便抽身走了。我在后面紧追着，一直追到编辑部。别的同事硬把我拦住，使我不得动手，我遂只得大骂他一顿。同事把我拉出编辑部，劝进我的住室，第二天我便辞去《晨报副刊》的编辑了。……我今天提到这件事，并不因为这也是我的生活史上重要的一页，而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才有今日的《京报副刊》周年纪念日。《京报》自然在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出它的副刊，但倘没有这件事，《京副》与“伏园”或者不发生什么关系，“十二月五日”与“《京报副刊》周年纪念”或者也不发生什么关系。不但此也，因为我的“晨副事件”而人人(姑且学说大话)感到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之不可少，于是第一个就是《语丝》周刊出版。《语丝》第五十四期里，周岂明先生已经提起这件旧事。所谓“这件旧事”者，关于上面所讲鲁迅先生《我的失恋》一诗还只能算作大半件，那小半件是关于岂明先生的《徐文长的故事》，岂明先生所说一点儿也不错的。不过讨厌《我的失恋》的是刘勉己先生，讨厌《徐文长的故事》的是刘崧先生罢了。⁽⁸⁾

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伏园与《晨报副刊》代总编辑刘勉己发生冲突并且决裂的原因，他最初提供的也是最可信的说法有两个，主要原因也即导火线是鲁迅《我的失恋》被“抽去”不能发表，次要原因是周作人等人的《徐文长的故事》被叫停。⁽⁹⁾有必要补充的是这个次要原因披露时间还早于主要原因，周作人《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当初你在编辑《晨报副刊》，登载我的《徐文长的故事》，不知怎地触犯了《晨报》主人的忌讳，命令禁止续载，其后不久你的瓷饭碗也敲破了事。”⁽¹⁰⁾此文比孙伏园《京副一周年》早发表14天，正可互相印证。但是，到了1950年代以后，次要原因却消失得无影无踪，鲁迅《我的失恋》不能发表成了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唯一的原因。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应该澄清。

按照孙伏园在《京副一周年》中所说，与刘勉己冲突的第二天，他就辞去了《晨报副刊》编辑职务。周作人日记1924年10月24日记云：“伏园来，云已出晨报社，在川岛处住一宿。”鲁迅日记1924年10月25日也记云：“午后伏园来。”这两条日记提供了重要的时间节点，由此应可推测，在辞去《晨报副刊》编辑后，孙伏园立即先后走访周作人和鲁迅报告此事。那么，孙伏园为鲁迅《我的失恋》与刘勉己当面冲突的日期往前推算，就当为1924年10月23日，也即10月23日晚，孙、刘发生冲突，24日孙向刘提出辞呈后离开晨报社，即赴周作人寓通报，25日又赴鲁迅寓通报。至于此事向文坛公开，则要等到一周以后了，《晨报副刊》1924年10月31日第四版刊出了《孙伏园启事》：“我已辞去《晨报》编辑职务，此后本刊稿件请直寄《晨报》编辑部。”

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之后，频繁拜访周氏兄弟等，酝酿创办新的能够“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很快，1924年11月2日周作人日记云：“下午……又至开成北楼，同玄同、伏园、小峰、矛尘、绍原、颉刚诸人议刊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板(版)。”第二天鲁迅日记云：“上午……孙伏园来。”这应是孙伏园向鲁迅汇报昨天的《语丝》筹备会。该年11月17日，《语丝》周刊果然按计划在北京应运而生，孙伏园全力投入《语丝》的编辑。然而，历史又向他提供了一个新的主编副刊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