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一
《京报副刊》是五四时期四大文学副刊之一，另外三家副刊是《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和《民国日报·觉悟》，正好北京、上海各占一半。(1)但是，这个“四大副刊”的说法起于何时，却一直未有定论。
新文学界最初提到五四时期有影响力的文学副刊，其实只有三家，《京报副刊》并不包括在内。朱自清在1929年写的清华大学国文系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介绍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副刊时，就是这样表述的：“日报的附张——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2)
迄今所见到的最早把《京报副刊》归入“四大副刊”的提法源自沈从文。1946年10月17日，沈从文在北京写下了他接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的《编者言》，文中有如下一段话：
在中国报业史上，副刊原有它的光荣时代，即从五四到北伐。北京的《晨副》和《京副》，上海的《觉悟》和《学灯》，当时用一个综合性方式和读者见面，实支配了全国知识分子兴味和信仰。(3)
这是首次把《京报副刊》和《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相提并论，并且对它们的历史作用做了很高的评价，虽然并未直接提出“四大副刊”这个说法。
九年之后，曹聚仁在香港写他“一个人的文学史”——《文坛五十年》。书中专设两章，即第二十五章《觉悟与学灯》和第二十六章《北晨与京报》，讨论五四运动以后有代表性的副刊。曹聚仁认为孙伏园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那是新文学运动在北方的堡垒”，“到了一九二五年十月间，由徐志摩主编，也还是继承着文学革命的任务。孙伏园走出了《晨副》，接编北京《京报副刊》，也就是《晨报》那一副精神”(4)。可见曹聚仁实际上也认同“四大副刊”的说法。
到了1979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该书介绍《晨报副刊》时，如下一段话值得特别注意：
自《晨报》(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改革第七版之后，不少报纸也随之改进了副刊。上海的《民国日报》从一九一九年六月取消了常刊载黄色材料的《国民闲话》和《民国小说》两副刊，改出《觉悟》，开始宣传新文化和介绍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材料，在一九二五年以前，长期起过进步作用。上海《时事新报》(也是研究系的报纸)，自一九一八年三月便创办《学灯》副刊，《晨报》副刊改革后，也实行革新，传播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哲学文艺思想。这些副刊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京报副刊》一起，被称为五四时期中的“四大副刊”。(5)
这是目前所看到的首次明确把《京报副刊》与《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归并在一起，正式提出了“四大副刊”之说。因此，在新的史料尚未出现之前，五四时期“四大副刊”的提法只能定为起始于1970年代末。当然，《京报副刊》列为“四大副刊”之一，无论就其当时的成就和后来的文学史地位，都是当之无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