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台湾的中文学刊

介绍台湾的中文学刊

张蓓蓓

承蒙浙大邀约,我以唯一台湾地区代表的身份参与了2012年11月的“大学中文学刊与大学当代文化使命”研讨会,深感吴秀明、汪维辉两位先生的热诚,也结识了若干同行,大家一同为编好中文学刊、加强横向联系、建立积极目标、承担文化使命而竭智尽思,实在意义非凡。以下所谈的若干问题,并不仅仅代表《台大中文学报》的立场,有时也将台湾的中文学刊的现况与困境一并提及;而不可避免地,本人个人的看法也会在其中呈露出来,无法做到完全客观,也许不能真正代表台湾中文学界的公共意见。这一点先请各位理解。

先谈大学中文学刊的类型。虽然泛称“大学中文学刊”,实际上这里所指应该是整个中文学界可借以交流、可以投稿发文、可以交换信息、可以增益新知的园地,包括大陆这边的社科院、社联、学会、研究会所发行的刊物,或者台湾那边的“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史语所、“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所发行的刊物。所有这些涉及中文学术范畴的刊物,本身的收纳跨度就大不相同:有的广及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有的兼包中西文、史、哲,有的以研究经、史、子、集为鹄的,有的专收语言研究,或者文献研究,独沽一味。另外,除了收纳领域跨度大小有别,编纂方针也决定了刊物的样态:最单纯的是只提供学术文章的发表,如《台大中文学报》;较复杂的则还包含了特定主题的文章群,或者学者访问与介绍、学术单位访问与介绍,或者报导特定主题研究之回顾与展望、报道中文学界动态,甚至新书介绍与书评等等,这如台湾的《汉学研究通讯》。每一刊物的类型不同,功能便不同,要求也不同。前者的编务应该相对简单吧!后者则可能会遭遇人情困扰,又要有盱衡全局、平衡报导、评量轻重的能力,很不简单。

舍去种种类型上的差异不谈,中文学刊的根本期求应该是刊登高水平的学术文章,在学界具有相当公信力,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揭扬学术发展、奖掖研究成果的目的。这就牵涉到选稿、评稿的公正性,出版的技术面条件及稳定性,甚至是专业性之上还讲求独特性及领先性。当然比较有历史的刊物较容易累积起公信力,但也不是一定。如果在上述几个方面有明确表现,几期下来在学界就有口碑了。

这里介绍一下台湾的中文学刊的一般做法。大学刊物虽然有时也会设定主题约稿、征稿,但绝大部分仍是被动地收稿、审稿。就以《台大中文学报》为例,为追求公正性,我们除了以每两年重选一次的“学术委员会”教授们为编辑委员、并互推一位担任主编(每人只负责两期)外,还外聘五六位他校的著名教授专家(亦有任期)为编辑委员。收稿后第一个动作是每篇公推一位委员初步审视来稿是否妥适,包括性质内容、深浅、长短、所用文字及格式是否符合规定等等,决定是否退件。如果退件要写书面申明理由。确定收件后则由委员会开会,审酌内容领域,公推三至五位相关领域的名师,由其中约请两位进行审稿。如果是系内教师稿件,一律外审;如果是外稿,亦最多只能有一篇内审。编辑委员中亦公推一位细读文稿,作为虚拟责任审。所有审查报告回复后,再由委员会开会公决:委员们能见到所有的报告内容及评定等第(例如“极力推荐”或“勉予推荐”),两篇报告结论一致的多无异议,责任审也多予认可;两篇报告有出入的,责任审负责提出第三意见以利裁定去取;两篇报告歧异较大的,则往往外送第三审。稿件是否刊用的裁决权便落到下一次委员会手中。除了这一类情形,或者审查报告要求“修改后再审”,通常稿件不会被积压延搁。而在上述的整个审议过程中,作者及审查人“双匿名”的原则是彻底实行的,除了主办助教,连主编也得等到文稿刊出后才能知道某文的作者是谁。若论公正性,这已可说是至矣尽矣了。

台湾的中文学刊要求审稿公正性已历年所,但是否都彻底执行“双匿名”制则不敢确说。大陆的若干刊物似乎主编有权说一句:“我给你发”。台湾则没有这回事。大陆上著名的老师宿儒的文稿,或许能得到充分尊重,纵也有些审稿程序,总能顺利发表。真正说来这不是坏事。台湾则有时发生名教授的文章反被退件或要求修改的情况。原因大致是他们的论述方式较大枝大叶,不搞小创见,也不注意引据近年来的新论文。反而是年轻学者及研究生善用网络索引工具,能完全符合刊物的规范化条件。年轻人勇于向著名刊物投稿,不怕退件;也愿意快速全力配合修改要求,没有犹豫。这与成名学者恰恰形成反差。这岂不是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另外一个问题是,完全被动地收稿、审稿,就刊物立场言的确能保持公正性与高水平,却谈不上什么方向性或独特性,每期文稿的组合都是无法预期的,往往有杂乱的感觉。然征稿时若过分顾及主题与专业,则要求水平一致却又往往不易达成。

前面所说已经涉及了刊物出版的规范化问题,也就是稿件的撰述方式基本上都已有所规范。这当然有助于刊物上手翻查时的整齐清晰感。如果两岸学者有意交流,互相投稿发文,那就应该注意双方的规范。所谓规范也还不只是《稿约》中写出的那些,还包括某些约定俗成的习惯。如以《台大中文学报》而言,在三十五期之前我们从未刊用大陆学界来稿,不是文稿水平问题,主要就是文稿的“长相”问题。大陆来稿当然应该是合乎大陆的规范与习惯的吧!以我们的眼光来看,这些文章多半嫌短,只有一万字出头;缺乏对撰述背景、旨趣、创获的说明,也就是没有“前言”和“结语”;引文过少,或引文大量混在正文中没有另行引出;脚注未用当页注,或注语过简不合规范。至于字体繁简,注码放在标点前或标点后,这些问题就比较无所谓,可用机上几个指令就可变换过来了。我想两岸交流如此频繁,互相发文应该是将来的趋势,学界似乎应对彼此规范的差异给予一些关注,甚至想些办法略加疏通。

至于刊物出版的稳定性也是很重要的。稳定出刊才谈得上凝聚公信力。这包括不轻易停刊、不轻易脱期延迟、不轻易更动征稿方向、栏目内容,甚至不轻易更动刊版的形式外观。保持文稿的学术水平不坠也是稳定性的必备一环。台大中文系的学报是值得骄傲的,我们几乎是从不脱期,超越《“清华”学报》或《成大中文学报》甚多。版式也称得上大方而精细。另外每期刊文也保持灵活度,从四篇到十篇不等,宁可各期厚薄不一,也不会为了凑稿子而降格或脱刊。

既已说到两岸学者互相投稿发文应是重要的发展方向,那么文稿应该投向何方呢?今天浙大只邀请《台大中文学报》的主编代表台湾学界来此开会,说明浙大中文系并不清楚台湾中文学界生态。台湾还有其他颇具公信力的中文学刊,例如“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的《汉学研究》、“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等等。如以台大中文系选定的“一级期刊”来看,台大文学院(下辖十二个系所)所编的《台大文史哲学报》也是个历史悠久的著名刊物。他如新竹“清华大学”、师范大学、政治大学、成功大学等等也都有中文学报,也都有一定水平。这些刊物都算是合适的投稿对象。

那么现在就浮现了两岸学者共同关切的大问题:刊物的等级变成了文稿水平的量尺。如果投稿到所谓的“一级期刊”去而获得刊用,无论在教师评鉴、升等、申请奖助奖励上都能有一定的分数而被计算进去。若刊在“二级期刊”,那计算的分数就相形变少。“三级”则几乎不足比数了。所以就投稿者的立场言,要投就投“一级期刊”,投不上再考虑“二级”、“三级”。就办刊物的立场言,也极力希图刊物能跻身“核心期刊”,声价马上不同,来稿又多又好,也容易起到引领风潮或发扬学术的作用。但是能不能列入“核心期刊”,要作出许多配合,符合许多形式要件。有时这些条件也实在太形式主义了。譬如在台湾,“国科会”人社中心在主持这个考评,他们要求的条件包括“退稿率”、“外稿率”要达多少百分比,或者“参考书目”要有多少种英文的著作或附英译等等。结果编辑单位得花不少时间来经营这些东西。而且某些要求也可能会伤害刊物的主体性与独特性。然后一旦得以列入,审稿压力又大增,甚至发生必须调整运作方式的状况。总之刊物评等这件事是吹皱一池春水,波澜荡漾不已。

再回到两岸交流的话题上。只要双方的中文学刊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认证,则交流恐怕只是徒托空言。台湾学者若在大陆刊物上发文,依现行的办法,是没有点数也没有分数的。恐怕反之亦然吧!这当然影响到投稿意愿。同时台湾学者也不太清楚大陆中文学刊的等级、公正性、撰稿要求。几年前“国科会”做了一个调查,调查台湾学者心目中对大陆中文学刊的认知,结果得到的优良刊物排行是:《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物》、《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哲学研究》、《中国语文》;稍次一些的是《文史哲》、《复旦学报》(社科版)、《学术月刊》、《考古》、《文献》、《考古学报》等。我把这份结果出示给上海的陈子善先生和田卫平先生看,他们都认为还不离谱。但是其他很多好刊物都只得到零星的注意,在台湾学界没有打响名号。如何让彼此的刊物增加曝光,如何让够格的文稿在哪儿发表都能得到注目与承认,我想两岸的中文学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上谈到的大体都算是些技术面的东西。如果要谈“当代文化使命”,那就需要学刊的编者群甚至作者群能有某些共同理念。中文学界传统上都是比较孤芳自赏的,现在既然大家已经习惯在学刊上发表文章,学刊的学术地位和稿件范式也都比较明朗化、公共化,那么所谓中文学刊的确可以有些力量,做些事情,对中国学术的发扬有更多贡献,甚至对中文学界的风气有某种影响力。换言之学刊应该有更高的自命,不要只斤斤于形式,不要只追求通过考评,不要只以发几篇好文章能提升刊物的地位分量为足。也许推动中文学刊的反省,要比推动中文学界的反省还更容易吧!以下就简单谈一下我个人的想法。

考虑到发扬中国学术这根本目的,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有三:一是拓展文稿的基盘;二是扩大文稿的流通;三是放眼国际。拓展基盘是指收容更多类别的文稿,譬如:文献史料的搜集、古籍的校注、传统意见的辨析等等,主要就是不只以新角度的研究及创见为最高标准,而能承认整理及会通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学术基础工作,也绝非全是死功夫,应该鼓励学者从事,也应该给出存在的空间。大陆学界的情况不知如何,在台湾,这些作品是完全没有存在空间的。导致很年轻的研究者就开始侈谈创新,高来高去,搞出许多虚炫无用的东西,浪费了他们的才力。再说扩大流通,主要是希望学刊里已经选用的文章能被更多人知晓读到。这并不是哪一个刊物去扩大发行或增加寄送的问题,而是所有刊物里的重要文章都应该能在某种系统里被列入、被查得。文章才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位元,而非刊物。与其等待什么人去创建这种系统,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自己的刊物电子化,完全送上网络。大陆学者常常奇怪台湾学界怎么老是引用大陆上不甚知名的学刊、不甚入流的作品,好像没有别择能力?此无他,这些东西上网一查即得,而有不少好学刊至今尚没有电子版问世。学术成绩的高低在网络世界里还未能真实地呈现。再说放眼国际,倒不是要与国际汉学接轨,或者借他人的新瓶来装我们的旧酒,而是借鉴他们注意问题的角度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所以经常译载重要汉学家的典范性作品应是可行之道。这比坐等他们来投稿要容易得多,也较有主观能动性。另外域外汉学的研究也应该得到发表的空间,尤其是涉及域外稀有版本或罕见资料的研究,以及汉学域外传播的研究,或是带有某种中外比较性质的研究。至于广大汉学世界里的个别方面,例如研究什么日本京都学派、韩国茶山学会等等,个人倒认为失之过细了,中文学界的心血是不是值得放在那些地方实须深思。总之想要发扬中国学术也该有理念、有方法、有步骤,我们大家有此位分,都该担起一部分责任。

(作者单位:《台大中文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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