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台湾的中文学刊
张蓓蓓
承蒙浙大邀约，我以唯一台湾地区代表的身份参与了2012年11月的“大学中文学刊与大学当代文化使命”研讨会，深感吴秀明、汪维辉两位先生的热诚，也结识了若干同行，大家一同为编好中文学刊、加强横向联系、建立积极目标、承担文化使命而竭智尽思，实在意义非凡。以下所谈的若干问题，并不仅仅代表《台大中文学报》的立场，有时也将台湾的中文学刊的现况与困境一并提及；而不可避免地，本人个人的看法也会在其中呈露出来，无法做到完全客观，也许不能真正代表台湾中文学界的公共意见。这一点先请各位理解。
先谈大学中文学刊的类型。虽然泛称“大学中文学刊”，实际上这里所指应该是整个中文学界可借以交流、可以投稿发文、可以交换信息、可以增益新知的园地，包括大陆这边的社科院、社联、学会、研究会所发行的刊物，或者台湾那边的“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史语所、“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所发行的刊物。所有这些涉及中文学术范畴的刊物，本身的收纳跨度就大不相同：有的广及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有的兼包中西文、史、哲，有的以研究经、史、子、集为鹄的，有的专收语言研究，或者文献研究，独沽一味。另外，除了收纳领域跨度大小有别，编纂方针也决定了刊物的样态：最单纯的是只提供学术文章的发表，如《台大中文学报》；较复杂的则还包含了特定主题的文章群，或者学者访问与介绍、学术单位访问与介绍，或者报导特定主题研究之回顾与展望、报道中文学界动态，甚至新书介绍与书评等等，这如台湾的《汉学研究通讯》。每一刊物的类型不同，功能便不同，要求也不同。前者的编务应该相对简单吧！后者则可能会遭遇人情困扰，又要有盱衡全局、平衡报导、评量轻重的能力，很不简单。
舍去种种类型上的差异不谈，中文学刊的根本期求应该是刊登高水平的学术文章，在学界具有相当公信力，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揭扬学术发展、奖掖研究成果的目的。这就牵涉到选稿、评稿的公正性，出版的技术面条件及稳定性，甚至是专业性之上还讲求独特性及领先性。当然比较有历史的刊物较容易累积起公信力，但也不是一定。如果在上述几个方面有明确表现，几期下来在学界就有口碑了。
这里介绍一下台湾的中文学刊的一般做法。大学刊物虽然有时也会设定主题约稿、征稿，但绝大部分仍是被动地收稿、审稿。就以《台大中文学报》为例，为追求公正性，我们除了以每两年重选一次的“学术委员会”教授们为编辑委员、并互推一位担任主编（每人只负责两期）外，还外聘五六位他校的著名教授专家（亦有任期）为编辑委员。收稿后第一个动作是每篇公推一位委员初步审视来稿是否妥适，包括性质内容、深浅、长短、所用文字及格式是否符合规定等等，决定是否退件。如果退件要写书面申明理由。确定收件后则由委员会开会，审酌内容领域，公推三至五位相关领域的名师，由其中约请两位进行审稿。如果是系内教师稿件，一律外审；如果是外稿，亦最多只能有一篇内审。编辑委员中亦公推一位细读文稿，作为虚拟责任审。所有审查报告回复后，再由委员会开会公决：委员们能见到所有的报告内容及评定等第（例如“极力推荐”或“勉予推荐”），两篇报告结论一致的多无异议，责任审也多予认可；两篇报告有出入的，责任审负责提出第三意见以利裁定去取；两篇报告歧异较大的，则往往外送第三审。稿件是否刊用的裁决权便落到下一次委员会手中。除了这一类情形，或者审查报告要求“修改后再审”，通常稿件不会被积压延搁。而在上述的整个审议过程中，作者及审查人“双匿名”的原则是彻底实行的，除了主办助教，连主编也得等到文稿刊出后才能知道某文的作者是谁。若论公正性，这已可说是至矣尽矣了。
台湾的中文学刊要求审稿公正性已历年所，但是否都彻底执行“双匿名”制则不敢确说。大陆的若干刊物似乎主编有权说一句：“我给你发”。台湾则没有这回事。大陆上著名的老师宿儒的文稿，或许能得到充分尊重，纵也有些审稿程序，总能顺利发表。真正说来这不是坏事。台湾则有时发生名教授的文章反被退件或要求修改的情况。原因大致是他们的论述方式较大枝大叶，不搞小创见，也不注意引据近年来的新论文。反而是年轻学者及研究生善用网络索引工具，能完全符合刊物的规范化条件。年轻人勇于向著名刊物投稿，不怕退件；也愿意快速全力配合修改要求，没有犹豫。这与成名学者恰恰形成反差。这岂不是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另外一个问题是，完全被动地收稿、审稿，就刊物立场言的确能保持公正性与高水平，却谈不上什么方向性或独特性，每期文稿的组合都是无法预期的，往往有杂乱的感觉。然征稿时若过分顾及主题与专业，则要求水平一致却又往往不易达成。
前面所说已经涉及了刊物出版的规范化问题，也就是稿件的撰述方式基本上都已有所规范。这当然有助于刊物上手翻查时的整齐清晰感。如果两岸学者有意交流，互相投稿发文，那就应该注意双方的规范。所谓规范也还不只是《稿约》中写出的那些，还包括某些约定俗成的习惯。如以《台大中文学报》而言，在三十五期之前我们从未刊用大陆学界来稿，不是文稿水平问题，主要就是文稿的“长相”问题。大陆来稿当然应该是合乎大陆的规范与习惯的吧！以我们的眼光来看，这些文章多半嫌短，只有一万字出头；缺乏对撰述背景、旨趣、创获的说明，也就是没有“前言”和“结语”；引文过少，或引文大量混在正文中没有另行引出；脚注未用当页注，或注语过简不合规范。至于字体繁简，注码放在标点前或标点后，这些问题就比较无所谓，可用机上几个指令就可变换过来了。我想两岸交流如此频繁，互相发文应该是将来的趋势，学界似乎应对彼此规范的差异给予一些关注，甚至想些办法略加疏通。
至于刊物出版的稳定性也是很重要的。稳定出刊才谈得上凝聚公信力。这包括不轻易停刊、不轻易脱期延迟、不轻易更动征稿方向、栏目内容，甚至不轻易更动刊版的形式外观。保持文稿的学术水平不坠也是稳定性的必备一环。台大中文系的学报是值得骄傲的，我们几乎是从不脱期，超越《“清华”学报》或《成大中文学报》甚多。版式也称得上大方而精细。另外每期刊文也保持灵活度，从四篇到十篇不等，宁可各期厚薄不一，也不会为了凑稿子而降格或脱刊。
既已说到两岸学者互相投稿发文应是重要的发展方向，那么文稿应该投向何方呢？今天浙大只邀请《台大中文学报》的主编代表台湾学界来此开会，说明浙大中文系并不清楚台湾中文学界生态。台湾还有其他颇具公信力的中文学刊，例如“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的《汉学研究》、“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等等。如以台大中文系选定的“一级期刊”来看，台大文学院（下辖十二个系所）所编的《台大文史哲学报》也是个历史悠久的著名刊物。他如新竹“清华大学”、师范大学、政治大学、成功大学等等也都有中文学报，也都有一定水平。这些刊物都算是合适的投稿对象。
那么现在就浮现了两岸学者共同关切的大问题：刊物的等级变成了文稿水平的量尺。如果投稿到所谓的“一级期刊”去而获得刊用，无论在教师评鉴、升等、申请奖助奖励上都能有一定的分数而被计算进去。若刊在“二级期刊”，那计算的分数就相形变少。“三级”则几乎不足比数了。所以就投稿者的立场言，要投就投“一级期刊”，投不上再考虑“二级”、“三级”。就办刊物的立场言，也极力希图刊物能跻身“核心期刊”，声价马上不同，来稿又多又好，也容易起到引领风潮或发扬学术的作用。但是能不能列入“核心期刊”，要作出许多配合，符合许多形式要件。有时这些条件也实在太形式主义了。譬如在台湾，“国科会”人社中心在主持这个考评，他们要求的条件包括“退稿率”、“外稿率”要达多少百分比，或者“参考书目”要有多少种英文的著作或附英译等等。结果编辑单位得花不少时间来经营这些东西。而且某些要求也可能会伤害刊物的主体性与独特性。然后一旦得以列入，审稿压力又大增，甚至发生必须调整运作方式的状况。总之刊物评等这件事是吹皱一池春水，波澜荡漾不已。
再回到两岸交流的话题上。只要双方的中文学刊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认证，则交流恐怕只是徒托空言。台湾学者若在大陆刊物上发文，依现行的办法，是没有点数也没有分数的。恐怕反之亦然吧！这当然影响到投稿意愿。同时台湾学者也不太清楚大陆中文学刊的等级、公正性、撰稿要求。几年前“国科会”做了一个调查，调查台湾学者心目中对大陆中文学刊的认知，结果得到的优良刊物排行是：《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物》、《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哲学研究》、《中国语文》；稍次一些的是《文史哲》、《复旦学报》（社科版）、《学术月刊》、《考古》、《文献》、《考古学报》等。我把这份结果出示给上海的陈子善先生和田卫平先生看，他们都认为还不离谱。但是其他很多好刊物都只得到零星的注意，在台湾学界没有打响名号。如何让彼此的刊物增加曝光，如何让够格的文稿在哪儿发表都能得到注目与承认，我想两岸的中文学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上谈到的大体都算是些技术面的东西。如果要谈“当代文化使命”，那就需要学刊的编者群甚至作者群能有某些共同理念。中文学界传统上都是比较孤芳自赏的，现在既然大家已经习惯在学刊上发表文章，学刊的学术地位和稿件范式也都比较明朗化、公共化，那么所谓中文学刊的确可以有些力量，做些事情，对中国学术的发扬有更多贡献，甚至对中文学界的风气有某种影响力。换言之学刊应该有更高的自命，不要只斤斤于形式，不要只追求通过考评，不要只以发几篇好文章能提升刊物的地位分量为足。也许推动中文学刊的反省，要比推动中文学界的反省还更容易吧！以下就简单谈一下我个人的想法。
考虑到发扬中国学术这根本目的，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有三：一是拓展文稿的基盘；二是扩大文稿的流通；三是放眼国际。拓展基盘是指收容更多类别的文稿，譬如：文献史料的搜集、古籍的校注、传统意见的辨析等等，主要就是不只以新角度的研究及创见为最高标准，而能承认整理及会通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学术基础工作，也绝非全是死功夫，应该鼓励学者从事，也应该给出存在的空间。大陆学界的情况不知如何，在台湾，这些作品是完全没有存在空间的。导致很年轻的研究者就开始侈谈创新，高来高去，搞出许多虚炫无用的东西，浪费了他们的才力。再说扩大流通，主要是希望学刊里已经选用的文章能被更多人知晓读到。这并不是哪一个刊物去扩大发行或增加寄送的问题，而是所有刊物里的重要文章都应该能在某种系统里被列入、被查得。文章才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位元，而非刊物。与其等待什么人去创建这种系统，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自己的刊物电子化，完全送上网络。大陆学者常常奇怪台湾学界怎么老是引用大陆上不甚知名的学刊、不甚入流的作品，好像没有别择能力？此无他，这些东西上网一查即得，而有不少好学刊至今尚没有电子版问世。学术成绩的高低在网络世界里还未能真实地呈现。再说放眼国际，倒不是要与国际汉学接轨，或者借他人的新瓶来装我们的旧酒，而是借鉴他们注意问题的角度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所以经常译载重要汉学家的典范性作品应是可行之道。这比坐等他们来投稿要容易得多，也较有主观能动性。另外域外汉学的研究也应该得到发表的空间，尤其是涉及域外稀有版本或罕见资料的研究，以及汉学域外传播的研究，或是带有某种中外比较性质的研究。至于广大汉学世界里的个别方面，例如研究什么日本京都学派、韩国茶山学会等等，个人倒认为失之过细了，中文学界的心血是不是值得放在那些地方实须深思。总之想要发扬中国学术也该有理念、有方法、有步骤，我们大家有此位分，都该担起一部分责任。
（作者单位：《台大中文学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