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苦闷与探索
时光如梭，转眼就到了1919年。这一年，21岁的瞿秋白和39岁的鲁迅同在北京，他们在不同的岗位，用着不同的方式做着各自应该做的工作。
“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瞿秋白和鲁迅在思想上都经过苦闷、探索的历程。1917年的时候，秋白曾写过一首七绝：
雪意凄其心惆然，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
1932年12月，他把此诗书赠鲁迅，并写下跋语：
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
北京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对初来乍到的秋白来说倒也新鲜，他除了读书外，饱览了古都的风景名胜，并考察了不少地方史迹。但这一切是短暂的，不久，北京的各派军阀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段祺瑞政府对外卖国求荣，对内横征暴敛，欺压人民。京城里的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辛酸，使他感到异常苦闷，孤寂。他在《饿乡纪程》中写道：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心愿。
他一方面为自立生计作准备，一方面“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拼命苦读。为了摆脱苦闷的心情，他不断追求探索，他研究老庄的哲学，研习佛经，希冀从哲学、宗教中寻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
后来，他在《多余的话》中回忆当时的心境时曾写道：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过这一世，甚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到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年夏），当时我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1917年9月，瞿秋白随堂兄一家迁至东皇城根东观音寺草厂胡同南口路西居住。不久，秋白的弟弟云白、亮白也来北京同堂兄一起生活，秋白与兄弟们住在后院东屋。纯白为他们操办了简单的家具，房间里摆上了书桌书架。兄弟们穿衣吃饭都需要纯白来负担，一家人生活非常清苦。
学俄文是为了吃饭，但在当时秋白吃的是堂兄纯白的饭，依靠堂兄来供养，寄人篱下生活的酸楚也促使他去探索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瞿秋白在苦闷、孤独、探索中度过了三年。1919年春天，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秋白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1918年11月，协约国战胜同盟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政府因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而成为战胜国。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成为战胜国，消息传来，中国人民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喜悦之中。1919年1月，27个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二、取消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三、收回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种权利。但是，会议在美、英、法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断然拒绝了中国代表的合理要求并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项特权。“巴黎和会”成为英、美、法、意、日等帝国主义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赃会议。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这消息使中国人一下从狂喜跌入悲愤、仇怨的深渊。然而，20世纪初的中国人民他们再也不愿做任人宰割的奴隶了，他们起来抗争了；5月3日晚，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北京高师、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一千多人拥向北大法科礼堂举行会议。最后决议：“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联合各界一致力争”，并决定5月4日在天安门集会，进行抗议，消息传到高师以及瞿秋白所在的俄专等学校。
瞿秋白压抑在心头很久的火种，被点燃了。他满怀热忱，积极组织和率领俄专同学参加运动，作为学生会的负责人，他领导俄专的学生进行罢课斗争。瞿秋白代表俄专经常参加汇文大学的爱国活动，并和大家一起组成“十人团”到北京街头或旅游区去演讲，进行反帝爱国宣传。由于北京政府徐世昌下令将北京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学生们集会十分困难。瞿秋白常常夜间去开会，遇到有军阀特务跟踪，他就下了电车，上人力车来回兜圈子，直到把特务甩掉。由于瞿秋白阅历丰富、博学多才，对事物都有许多新的见解，所以在学生们中间有“少年老成”的美称，并被大家推为“谋主”。开会、游行、讲演等活动都是由他召集组织的。
6月初，北京政府更加疯狂地镇压学生爱国运动，下令学生们“即日上课”，否则将予逮捕法办。3日，北京两千多名学生不顾禁令，上街演讲，秋白和俄专的同学也一起参加了。集会时，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秋白与一百七十多人被捕，他第一次尝到了铁窗的滋味。由于被捕的人太多，反动当局就把位于北河沿的北京大学法科校舍改为临时拘留所，后来又把马神庙北大理科校舍改为临时监狱，专门关押爱国学生，瞿秋白和同学们坚持狱中斗争，在全国人民“三罢”运动的声援下，反动当局只得释放被捕的学生。出狱时，瞿秋白满脸胡茬，身体瘦弱，但意志更加坚强。
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6月5日，日资上海第三、四、五纱厂的工人们喊出了“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揭开了罢工的序幕。接着，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沪宁铁路工人、码头工人也先后加入罢工行列，罢工人数达15万以上。随后，天津、济南、长沙、广州、九江等大中城市及其他一些小城市的工人也都先后集会游行。在工人的带动影响下，上海、天津、山东、武汉等地的商人们纷纷罢市，上海的一些商店的门前还挂起了“为国家，今罢市，救学生，除国贼”的标语，从而实现了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
北京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压力，无可奈何地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未在“和约”上签字，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不久，北京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经过实际斗争锻炼的瞿秋白，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他深感中国仍然处在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于是他写了《不签字后之办法》一文，发表在7月17日的北京《晨报》上，提出了自己救国救民的一系列主张。
8月，瞿秋白又因“马良祸鲁”事件，第二次被反动当局逮捕。
“五四”运动爆发后，济南的各家报纸都对学生爱国运动表示声援和支持，唯独《昌言报》指责学生是“狂热”并主张武力镇压学潮，这些言论激怒了学生。7月21日，济南各界人士千余人召开联合大会。会后，群众冲入《昌言报》馆，将经理等人捆绑起来，游街示众，然后交省公署审判厅，请求依法处理。山东督军张树元在革命运动面前慌了手脚，急忙向北京政府求援。北京政府立即宣布济南戒严，并委派段祺瑞心腹大将马良为戒严司令，前往济南镇压。他派兵逮捕了请愿者16人，不久，又捣毁山东外交后援会，并将会长马云亭及爱国分子朱春祥、朱春涛三人杀害。马良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京、津、唐等地代表聚集北京联合请愿，要求取消济南戒严令，严惩马良。秋白与全体代表三十余人到新华门请愿，遭到警察厅的逮捕。8月30日，在全国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北平政府被迫释放了拘捕的请愿代表，由于监狱条件恶劣和劳累过度，秋白吐血了，后来他的肺病成为王明一伙让瞿秋白留在苏区的一个借口。
出狱以后，表姐夫秦耐铭写信问候秋白，他回信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五四”爱国运动，使秋白亲身感受到了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瞿秋白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的起点。
同样，鲁迅在探索人生道路的过程中，也有过苦闷、探索、彷徨、奋斗、飞跃的过程。
从1912年到1916年这四年间，是鲁迅的苦闷、探索期。直到1917年10月革命后，鲁迅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1912年5月初，鲁迅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约请，北上来到北京，在教育部任佥事，负责图书馆、博物馆的建设工作。他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里的藤花馆。此时，他独自一人，来往的朋友较少，下了班就到街上的小饭铺或街头游动的小贩挑上买点东西吃，有时一个馒头就算一顿饭了。回到家里便抄写古书、古碑，考订整理石刻画像，斗室、孤灯一直伴随他到深夜，就是在星期天，也只是偶然到琉璃厂旧书店走走，搜集一些古书和古碑拓本。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他对现实的痛苦。
1917年8月的一个夜晚，天气闷热，鲁迅照旧在屋里抄录古碑的拓本。他的老朋友钱玄同来访。玄同脱下长衫，在鲁迅的对面坐下，随手翻着鲁迅抄好的拓本问道：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钱玄同有意劝鲁迅做点文章。对于老友的好意，鲁迅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两人的对话虽然简单明了，但反映出鲁迅对祖国的前途深感忧虑和此时的一种失望的情绪。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看到了希望，重新鼓起勇气去战斗。许多年以后，鲁迅回忆说：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这“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
鲁迅终于拿起了笔，很快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他借狂人的嘴说出了几千年的礼教吃人的本质。鲁迅吹响了文学革命前驱者的号角。陈独秀频频催稿，而鲁迅“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著名的《孔乙己》、《药》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点燃了思想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火药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熊熊大火燃烧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