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与童年
江苏省常州青果巷，有一座八桂堂天香楼，楼里住着瞿世玮一家。这人家世代读书做官，父亲廷仪做过云南白盐井大使，叔叔廷韶在清朝中叶曾任湖北按察使、布政使，天香楼就是那时修建的。但到了世玮这一代，坐吃山空，家庭日趋衰败，濒于破产。
瞿世玮（1875～1932），字稚彬。他排行第七，好击技，习黄花，擅长山水画。曾捐过浙江候补盐大使，只是个虚衔，一生没做过官，也就没有职业，只是在家侍奉病瘫的寡母庄氏。因赋闲在家，不事生计，平日郁郁寡欢，沉默少言。
1899年1月29日，瞿世玮的妻子——一个漂亮、贤惠的女人，为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孩子的出世，使他那张终日愁苦的脸上露出了一些笑容。妻子半躺半靠在床上低声说：“给孩子取个名吧。”瞿世玮捧起刚出世的婴儿，仔细端详着，见孩子天门顶端有双旋，俗称双顶，便为他取了个乳名——阿双。这阿双就是后来的中共领袖瞿秋白。待到阿双上中学的时候，改“双”为“霜”后又改为秋白，即秋霜之意。
1903年，秋白的叔祖瞿赓甫在湖北任上病故了。他的家属将棺柩运回常州安葬，众多的亲戚也随之迁来八桂堂居住。瞿世玮不能忍受亲戚的“白眼儿”，便离开天香楼，将家人搬到河对面的乌衣巷去住。
秋白自幼聪颖好学，五六岁时，在母亲的教育点化下，已能背诵一些唐宋诗词名句了。有一次，母亲为他讲《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听后他说：“焦仲卿与刘兰芝很好，为什么婆婆不要她，太可恶了！”秋白6岁那年，全家又迁到城西织机坊祖母的娘家庄氏星聚堂居住。同年秋天，秋白入星聚堂的庄氏书馆读书。由于入塾前，母亲已教会他许多字，所以学起来很省力，课余的时候，就帮助老师浇浇花。因此，塾师庄先生非常喜欢他。7岁，母亲送他入常州冠英两级小学堂读书，秋白的各门功课都很好。10岁时，父亲送给他一部小说《绣像三国演义》，当读到张角黄巾起义、张飞鞭打督邮的故事时，他想：“你们要打人家的屁股，人家自然要造反，为什么又要叫人家黄巾贼呢？”他感到不平。这件事，在他幼小纯真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强烈的印象和记忆”。后来，在致鲁迅的信中曾说：“张飞大打督邮那一回书，我看的特别有滋味。”
夜晚，父亲就教阿双绘画，他还从伯父那里学会了金石篆刻。在父母和老师的培养教育下，秋白渐渐长大了。11岁那年，考进常州府中学堂。
幼年时的秋白，家庭经济主要靠在浙江做知县的四伯父瞿世琥的官俸。因为秋白一家和祖母一起生活，四伯父为侍奉母亲，每月都寄钱来。出嫁在江阴贤庄的大姑母不时有柴米接济。所以一家人生活还比较富裕，瞿秋白自己的话说：“过了好几年的十足的少爷生活。”但好景不长，四伯父弃官闲居，将母亲接到杭州，不再寄钱来。大姑母去世后，“诸子分炊”也终断了柴米接济。为了节省每月7元的房租，秋白一家由星聚堂搬到瞿氏祠堂，在当时住祠堂是极不体面的事，为世人耻笑。但为了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计，也只能委曲求全。
1915年，16岁的瞿秋白在常州府中学堂四年级就读，与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广州起义的领导者张太雷同级。
常州府中学堂在当时算是比较进步的学校，校长屠元博和一些教员都是同盟会会员，他们在学堂里经常对学生进行民主革命的教育，瞿秋白在他们思想的影响下，关心时政，痛恨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朝的暴政，同时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也十分关注。一次，下课后，瞿秋白指着头上的辫子对张太雷说：“这尾巴似的东西，留着有什么用，我非把它剪掉不行！”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瞿秋白跑回家，自己把辫子剪了下来，兴奋地对母亲说：“皇帝没有了，辫子剪掉了。”
辛亥革命成功后，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秋白一家的生活也十分艰难。母亲要为秋白交纳几十元的学杂费，这对瞿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常州府中学堂除了收取学费、宿费、膳费之外，还要求学生上课要穿制服，夏天是白制服，冬天是呢制服，母亲没有钱置办，瞿秋白就穿着母亲用父亲的旧衣服，改装成的长袍马褂去上学。一些富家子弟看不起他，有意疏远他。秋白也不愿理睬他们，下了课就在校园比较僻静的树下与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谈论诗词、小说、篆刻、绘画。后来，秋白的同学李子宽先生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自1913年至1914年之间，秋白课余时间付诸吟咏者不少。最初，我班同学年龄较幼者，四人即江都任乃訚、宜兴吴南如与秋白和我，相约学作诗词，从咏物开始。我未得其门径，不久即退出。秋白与任、吴乐此不疲，各存二三百首，抄录成帙，秋白与任君进步尤速，惜稿早失。三人中惟秋白间亦作词。”
瞿秋白的母亲金璇，是江苏江阴县西乡大岸村人。自幼聪慧，通晓史书，爱好文学，擅长诗词，旧学颇有根底。因此，特别注意培养秋白对文学的热爱。他的另一位幼年同伴羊牧之曾回忆说，秋白在中学中，旧小说如《西厢记》、《牡丹亭》、《聊斋》、《花月痕》等，都看过。以开始读《太平天国野史》、《通鉴纪事本末》、《中国近世秘史》、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群学肄言》、《陈曼生印谱》、《百将百美图印谱》、《吴友如画宝》，以及《庄子集释》、《老子道德经注》。枕边书桌上经常放置《杜诗镜》、《李长吉歌诗》、《词综》等。
一次秋白来我家吃饭后说：“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文学如孔子与‘五经’，汉代的词赋，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学如先秦的诸子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算一个中国人呢？”
瞿秋白的这些思想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母亲旧学思想的影响。
每逢假期，瞿秋白就随母亲到江阴贤庄去探望大姑母。秋白的大姑母嫁给了贤庄的金翰如。金家家资富足，是当地有权有势的人物。但贤庄四周的老百姓，生活都很穷苦，以租种金家的土地为生。在贤庄期间，秋白目睹了他们的悲惨生活，对他们的苦难的境遇，非常同情。一次，瞿秋白与一个贫苦农家的小伙伴从外面回来，母亲发现他身上穿的褂子不见了，就问他：“你身上的褂子哪里去了。”瞿秋白低着头，小声说：“看到一个小朋友光着背在冷风里发抖，就把衣服脱下来送给他了。”母亲听后对他说：“这种事情好是好，可我们也不多啊！”
“不多！不多！我们总比他们多些。”秋白不高兴地说，母亲苦笑着摇着头，叹息了一声，走开了。
十年之后，瞿秋白在上海与杨之华、好友羊牧之闲谈时谈及此事，还深感遗憾地说：“我一生就那么一次回过母亲的嘴。”
1913年“双十”节快要到了，这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个国庆日。许多人家都挂上了红灯笼，表示庆祝，有的还在红灯笼上面写上“国庆”。
瞿秋白放学回家的路上，在街头看见一位衣衫褴褛的农民蹲在一家未开门的店铺门前，旁边站着一个头上插着草标的女孩，那农民不住地喊：“卖孩子，卖孩子！”声音极为凄惨。周围有一群人在观看。秋白不忍心看下去，他痛苦地对同伴说：“那小孩子低着头，就好像出卖我的妹妹似的。”当时有许多穿着华丽的富人无动于衷地从旁边走过。秋白指着一个头戴阔边礼帽的胖财主对同伴说：“什么时候，大胖子要锇瘦了，天下就好过了。”
回到家里，那在秋风里发抖的小女孩的身影仍在眼前浮动着，于是他找来纸笔和一些工具，做了一盏白纸灯笼，并在上面写下“国丧”两个大字。做好后，就用竹竿挂在自家的门前。妹妹不解地问：“又不办丧事，为什么要挂白纸灯笼？”秋白抚摸着妹妹的头，对她说：“孙中山已经退位了，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并且抓着兵权，还有什么可‘庆’的呢？这个‘民国’就要名存实亡了。”
过了几天，羊牧之提着一篮芋头，去看瞿秋白，到了中午，秋白就留他吃饭。饭端上来的时候，只有一碗白粥。秋白感慨地说：“我们天天盼望孙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我们还有一碗白粥吃，乡下还不知多少人家连粥都吃不上哩！”
自从迁入祠堂后，瞿秋白一家的生活一天天困顿下去。瞿秋白经常要出入当铺。一次，羊牧之去看他，正碰上秋白在整理一包衣服，准备送到当铺去。秋白说是母亲暂时穿不着的一件绸棉袄和几件陪嫁时的旧衣服。羊牧之关切地说：“天一冷，太夫人怎么能没有棉袄呢？”秋白苦笑着说：“天下冻饿人何止我母亲，到那时再说吧。”
渐渐地，家具衣饰等物典尽卖空，只有靠借贷度日，母亲曾悲伤地对人说：“要等到我七十岁时，才能还清这些债啊！”而那时她还只有四十几岁。到了1916年年初，秋白的家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母亲等不到秋白中学毕业，就托外甥女婿秦耐铭在无锡为他谋了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位。不等过年母亲就催他上路，并且叮嘱他不要回来，就在无锡过年。秋白匆匆去了无锡，那知母亲为债务所逼，早就决心以死来挽救这个破败的家。大年初五半夜，母亲在一盏昏暗的豆油灯下写下遗书，将红火柴头用桃花纸包成小丸，吞了下去，初六下午便去世了。秋白接到父亲的电报后，第二天赶回家，看到母亲的遗书，扑跪到母亲的床前放声大哭。
金璇的丧事十分草率，来吊丧的人，只有秋白的舅舅金家、表舅母陆家、表姐夫秦家。瞿家众多亲戚竟无一人前来。瞿世玮悲愤地写下一幅挽联悼念亡妻，其中一句为“受尽讥谗全大局”，说明了金璇生前的悲惨处境，后因怕得罪亲友，改为“受尽饥寒全大局”。这些都使秋白看透了破落封建家族内部的关系。
入殓后，灵柩放在祠堂东侧屋内二十多年，一直无钱买地安葬。直到1942年前后，私立群英中学借瞿氏宗祠开学，才将金璇葬于东郊乱坟中。
瞿秋白丧母后，十分悲痛。但是，为了谋生，母亲“头七”刚过，他就回无锡杨氏小学任教了。清明节，秋白由无锡回家祭奠母亲的灵柩，并写下了《哭母》诗：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心。
自从母亲死后，一家星散。父亲带了一个弟弟到武昌二姑母家，因受不了亲戚的白眼，又往济南住在一道院里，以教书糊口。秋白的妹妹轶群带着两个小弟景白、坚白到杭州寄居在四伯父家。秋白感到非常孤独和绝望。回到无锡后，他目睹地方恶势力任意欺压农民，心里牵挂着星散到各地的家人，加上学校设备破败，学生也不服训导，秋白无心教下去，于是在1916年11月辞去杨氏小学教员的职位回到常州家乡。
1916年12月，瞿秋白怀着渴求知识、寻求光明和希望的心情，告别了让他怀念和悲伤的故土，溯长江西上武昌，投奔堂兄纯白。
1917年暮春，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几声鸡鸣狗吠之后，天渐渐地亮了。一列客车缓缓驶入车站，19岁的瞿秋白跟随着堂兄瞿纯白下了车。秋白高高的个子，清瘦的面庞，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完全是一副读书人的模样。出站后，一辆黄包车跑了过来，堂兄吩咐了几句，车夫便架起车，拉着兄弟二人在高低不平的路上奔跑起来，车的后面掀起一道烟尘……
车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羊肉胡同的一所院落的门前停下来，这便是瞿纯白的家。堂兄付了车费，车夫抹一把脸上的汗水，驾着车到别处找生意去了。瞿秋白随堂兄进了院门，三进房屋的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这里除瞿家外，还住着吴姓一家，也是常州人。瞿秋白在前院右侧的客房安顿了下来。
这次，瞿秋白随堂兄由武昌到北京，本意是想要报考北京大学，可是一经打听，才知道北大的学膳费高得惊人。在外交部作科员，每月只有二三百元工资的堂兄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这笔钱供秋白入学。无奈，为了维持生活，在堂兄的建议下，秋白只得去参加普通文官考试，结果也没有被录取。秋白一边自学，一边继续寻找求学和就业的机会。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7月1日，安徽督军张勋以“调解”北京政府与安徽地方军阀冲突为名，率领辫子军入京，发动兵变，拥立清废帝溥仪复辟，闹得北京城里乌烟瘴气。2日，大总统黎元洪避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电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在天津设立临时国务院。7日，段祺瑞的“讨逆军”向北京发动了猛烈进攻。
为避兵祸，瞿纯白让秋白护送家眷回汉口暂避。张勋复辟很快就失败了，秋白又由汉口回到北京。由于无学可上，瞿秋白就由朋友带着到沙滩北京大学文学院听陈独秀、胡适的课。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解决求学和“饭碗”的问题，暑假里，他考入了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
学校设在东总布胡同十号的一座西式平房里。学制为五年，而且免收学费、膳费，毕业后还比较容易找到职业。瞿秋白非常珍惜这一学习机会，读书很刻苦，经常是夜里两三点钟，房间里还亮着灯。他除了学习俄语和法语外，还自学英语、社会学和哲学。广泛研究中国的经史子集和文学，想“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由于学习刻苦，他的成绩一直优秀，每逢考试总是名列第一二名。然而，学习上所取得的成绩并不能使他开心，京城里民国新官僚与清朝旧官僚同流合污，蝇营狗苟，欺压人民，面对种种丑恶现象，瞿秋白受到很大刺激，他感到孤独和苦闷。
瞿秋白早年的家庭和生活遭遇如此，那么鲁迅的早年生活又是怎样呢？
鲁迅是浙江绍兴人，1881年9月25日在绍兴城内的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宅出生时，家境还不错，有水田四五十亩，父亲虽闲居在家，但祖父光绪朝中在北京任内阁中书，按照当时的情况可算“小康”之家。
鲁迅最初的名字叫樟寿，字豫山。因为“豫山”二字按绍兴方言的读音和“雨伞”谐音，不久就改为豫才了。
鲁迅的母亲叫鲁瑞，娘家在农村。鲁迅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时，始用笔名鲁迅，就是取母姓。父亲周文郁，字伯宜，曾中过秀才，乡试却屡考不中。祖父对鲁迅的学业要求比较严格，希望他能走仕途。鲁迅7岁到17岁一直都在私塾念书。其中有六年时间是在三味书屋度过的。其间家庭发生了两次大的变故：一次是在北京做官的祖父因科举案入狱；一次是父亲的病逝。这两次变故使鲁迅家从“小康”陷入困顿的境地。
1893年鲁迅13岁时，祖父周介孚在本年度浙江省考取举人的乡试中，受几个亲友的委托，写信给主考官疏通关系。事发后，交由苏州知府处理。苏州知府本想含糊了事，诿说周介孚患有神经病，以便使其免罪。无奈周介孚否认自己有病，遂将案情扩大，由浙江省上报刑部，经“钦旨”定为“斩监候”关入杭州监狱。官府差人借此敲诈勒索。周家为救人，卖田当物，寄钱到北京和杭州托人设法营救。科举案发生后，周家整天担惊受怕。因为在当时一人犯法就可能被满门抄斩，周家怕株连到孩子们，就让鲁迅和弟弟中断学业随母亲到皇甫庄外婆家“避难”。年底又跟大舅父鲁怡棠迁居到皋埠去，住在秦、胡两家大地主共有的“当台门”里。
鲁迅这次到舅父家和从前完全两样了，势利眼的亲戚称鲁迅为“乞食者”。鲁迅在舅父家虽然只住半年，但已深深地体会到世态的炎凉。由于整天和农民、渔民的孩子在一起玩，他有机会接触到在封建势力压榨下的农村生活，进一步了解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
鲁迅在度过半年的“避难”生活之后，回到家中，仍在三味书屋读书，但是另一件不幸的事情又降临到鲁家——父亲病倒了。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8月的黄海海战中，中国大败。鲁迅的父亲听到消息后，心情忧虑。于是他经常喝酒、生气，身体也越来越坏。看到国家的衰败，他同情洋务派，主张富国强兵，并表示想送鲁迅去西洋或日本留学，学成归来后，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父亲不久便因肺痈，卧床不起。家里请来了本城有名的医生姚芝轩，为父亲诊病，诊费贵得出奇，每次一元四角，而且每隔一日就要诊一次。这对鲁家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因此在父亲从患病到去世的两年中，鲁迅经常出当铺进药铺，经过姚芝轩的诊治，鲁迅父亲的病不但没有起色，反而渐渐严重起来。后来姚芝轩为了摆脱责任，又推举另一位医生何廉臣，这位医生不仅诊费一文不少，而且用药比姚芝轩更加古怪，今天要“蟋蟀一对”，还注明“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明日要“平地木十株”一棵，还有经霜三年的甘蔗等。医生将其制成一种名曰“败鼓皮丸”的药。鲁迅的父亲吃了以后，依然不见效，不久便病故了，享年37岁。
周家原有的水田，因营救祖父已卖去不少，这次为了给父亲治病和办丧事，又将余下的全部卖光。这样鲁迅一家受到亲友们更多的歧视。新台门里的十多户周家，都欺负鲁迅一家，这使鲁迅非常愤慨。鲁迅曾回忆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从这时起，鲁迅对社会现实、封建家族的虚伪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次，鲁迅以长子身份代表本家参加一次全“台门”内的家族会议。鲁迅一家属于新台门智房派兴房系，会上一些叔祖辈亲族作出了一些不利于智兴房的决议，强迫鲁迅签字，鲁迅坚决反抗，终未签字。同时，本家的一位叔祖母又制造和散布关于鲁迅的流言。这些封建家族中的黑暗现象，使鲁迅下决心离开家乡，去外省求学。
1898年5月1日，不满18岁的鲁迅，在戊戌变法的高潮中，带着母亲为他筹到的8元钱，拜别子母亲，离开家乡赴南京求学。
瞿秋白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时19岁，而鲁迅到南京读书时不到18岁，一个失母，一个丧父，他们在少年时期都苦尝了人生的不幸，共同的家庭遭遇使他们在心理感情上有了相互理解的基础，并且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目标。鲁迅在1902年22岁时，抱着科学救国的远大理想，东渡日本求学，一到东京，便置身于孙中山、章太炎领导的民主革命营垒之中，留日七年间，一直与光复会、同盟会保持联系，形成了比较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这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此时的日本东京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海外的活动中心。许多反清的革命志士都聚集在此，国内的许多次起义都是在这里谋划和准备的。1903年，由陶成章等人主持以江苏留日学生为基础，在东京成立了革命团体“光复会东京分会”，后来鲁迅也曾参加了这个革命团体。鲁迅在革命形势的鼓舞下，在留学的弘文学院江南班中，第一个剪掉了象征种族压迫的发辫。他还专门拍了一张“断发照”，送给同乡好友许寿裳，并在照片后面写了著名的《自题小像》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将照片和一些宣传维新思想的书刊托同学带回故乡，向家里表示要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去换取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1904年4月，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毕业，得到了一张院长嘉纳治五郎名义签发的毕业文凭。8月底，鲁迅就到日本东北部的一个偏僻的市镇——仙台去了，在那里开始了时间并不长的学医生涯。后来他在解释自己学医的目的时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是后来学校放映的一部纪录影片，打破了他学医的美梦。
1906年年初，一次上细菌学课，老师讲完后，还没有到下课时间，于是放映了一段反映日俄战争的纪录影片，影片中日军在枪决一个宣称是为俄国作侦探的中国人，而围观的中国人却神情麻木，视若无睹，鲁迅觉得深受刺激，下课后几天他都不能使自己平静下来，电影中的一群麻木的中国人总是在他眼前晃动。他感到十分苦闷，于是有时就跑到深山里去悲歌或去苦苦思索。最终下定决心弃医从文。后来他对自己当时的决定作出了如下的解释：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如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1906年3月，鲁迅向清政府驻日监学李宝巽提出退学申请。6月，鲁迅在仙台医专第二学年结束，告别了他所尊敬的藤野先生，从仙台回到东京。
在东京期间，鲁迅为了从事文学艺术活动，自修了德文、俄文。并且很快就直接从德文、日文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把当时中国革命所需要的东西介绍给国人。偶有闲暇就同好友许寿裳一起去书肆购书。每当夹着新买的书走出书店时，鲁迅总是拍一拍一空如洗的衣兜，笑着说：“又穷落了！”回到东京的三年中，鲁迅涉猎的范围极广，在学习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的同时，博览西方各国的文学著作。他一方面刻苦钻研，广泛阅读，一方面又和国内来的革命分子来往密切。他的住处便成了革命党人在一起聚会的地方。鲁迅从他们的谈话中得到鼓舞，对他们的行为由衷敬佩，他创办杂志，出版小说集，研究尼采，撰写文章，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唤起民众的民主革命精神。
1909年8月，鲁迅为了在经济上帮助在日本读书的弟弟周作人，放弃自己留在日本从事文学活动或去德国深造的打算，决定回国。回到阔别七年的祖国后，鲁迅感到无比的亲切。好友许寿裳先于鲁迅回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之后，便向任监督的沈钧儒推荐鲁迅，于是鲁迅回国之后便到该校任教。两年以后，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胜利，使鲁迅的心中充满了喜悦，觉得中国将会光明起来。绍兴城里果然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如成立了赞助共和、拥护革命政党的组织。新任都督王金发按照革命党人的政策，实行了一些改革，如没收几个反动地主的田产，来作为纪念烈士秋瑾、徐锡麟的秋社、徐祠的祭产；枪毙残害革命党人的恶霸劣绅；限令米商平价售米以恤穷黎等，这些措施使群众欢欣鼓舞。在教育方面，王金发还派鲁迅担任了山阴、会稽两级师范学堂的监督，拨给经费二百元。鲁迅心中充满希望，想把这个学校办好，为新政权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没过多久，王金发就蜕化变质了。“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鲁迅同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斗争，最终辞去监督职务。
辛亥革命虽然胜利，但绍兴也和全国一样，恢复了旧有的模样。辞职后鲁迅本想到上海一家书店当编辑，但不久，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鲁迅到教育部任职，鲁迅第二次离开了故乡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