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和他的小说

李佩甫和他的小说

李佩甫写小说已经十年。起步时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在中原这一群年轻的作家当中,并未引人注意。他朴实诚恳,谦逊好学,倒是块做编辑的好材料,就调至《莽原》编辑部工作。一面工作,既要读大量未印成铅字的原稿,又要读大量已印成铅字的中外古今多个流派的作品;一面学习,上电大啃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以补偿历史对他的亏欠;一面仍坚持业余小说创作。三面出击,也够苦的了。好在年轻气盛,各方面都还令人称道。

这期间,读到他的《蛐蛐》,与他起步时的虽有真情但总显拘谨的习作相比,就颇有点儿灵气儿,就觉得对这个李佩甫应当另眼相看了。后来,又读到他的《森林》,是在宣泄一种男儿的阳刚之气,分明是他的自我宣泄,那粗犷,也不是用糨糊粘上去的。我就猜想,他要有一点儿大的动作出手。别看他不吭不哈,寡言少语,却有心计,有大志,内秀呢。我注意到他对同辈写作的朋友不卑不亢,学人家的长处,不嚼人家的馍。总会有名堂。《红蚂蚱、绿蚂蚱》,证实了我的猜想,果然出手不凡。这篇三万余字韵致别具的小说,文体学家也说不清楚它的归属,是中篇小说,还是系列短篇小说呢?这好像也不是无关紧要,留给文体学家去研讨吧。十小节,十个人物命运的片断。真切生动地塑造了“住着姥姥的村子”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体形象。深沉,凝重。

这也有来由。佩甫与农民一起背过日头,与工人一起开过机器。他懂得生活的艰辛、创造的艰辛。经年累月,生活与创造赐予了他深沉凝重的气质。他的气质给了他的小说深沉凝重的调子。他总是写正剧,好像缺乏幽默感。比如《红蚂蚱、绿蚂蚱》中的《选举》,如此荒诞的事件,闹剧、喜剧,都可大做其文章,他却选择了正剧的写法,全是白描,毫不渲染,这就给读者留下再创造的极大的空白,读来或叫人心眼发酸,或叫人笑得发晕。近乎噱头的廉价的幽默,当然要失之于浅薄,还是不要的好。

与佩甫共事几年,又同住一个大院,个人交往却不多。他偶尔来家坐,却不善谈吐,如同他写小说,极凝练,说完了就走,好像怕耽搁我的时间。有次谈起写小说,他自言自语说自己:“思想不能掉下来。”这句话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如今的年轻人,如此说的不多,即使说,也要换一种说法,说一些玄乎得叫人费解的新词。佩甫却还说这种老话,叫我吃惊。《红蚂蚱、绿蚂蚱》之后,又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的十七代玄孙》问世,现实与历史交错叠印,纵横捭阖,游刃自如,很有点儿大家子气了。

他近年来家几次小坐,话题是希望能给他时间从事专业创作。说是几年的编辑工作确实给了他许多不可替代的补益,但当前有几个东西想写,按捺不住冲动,需要整块的时间,以后如需要,还可重做编辑工作。话依旧不多,却很执着。想起他在《森林》中宣泄的男儿气,那不是用糨糊粘上去的粗犷,想起《红蚂蚱、绿蚂蚱》和《李氏家族的十七代玄孙》,有些相信他终会成大器,势头又正旺,就觉得延误了这位人才的黄金时间,也是罪过,也就未敢不同意。

从事专业创作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冒着寒风回到他插过队的村子里(是“住着姥姥的村子”吗?),去寻找感觉,强化情绪。这种寻找,这种强化,我记忆中,他不时插空进行,他在实践着另一句未说出的老话:“生活不能浮上来。”老话大约也不必一概打倒吧。开放,打开窗读现代主义的作品,闭紧门拒绝涌动的现实生活,总不能算是完整的开放。两个不能,恐怕也不仅是为文之道。

佩甫要出小说集,叫我写序,这大约是一年前的事,于是,便找来小说,一一看过。看过后,就搁置在那里,又忙乎别的事情去。一搁置,就经年。催过几次,我很有些不好意思。最近又说集子早已编好,就等着序一起发稿。我也就愈加歉然。乘着龙年春节假日,胡涂乱抹,冒充序言,未知可否蒙混过关。

1988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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