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1913～2002）研究
他“唱出了时代要求的歌”
——孙犁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
刘宗武[1]
2015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同时，也是现代著名作家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发表70周年。这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能和这个伟大的日子联系在一起，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不仅代表了孙犁在抗战时期——也可以说创作前期（包括1950年代初期）的文学创作风格，而且也概括了他的作品的特质。它完全是生活的再现，关于那一时期的“家乡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同时，还可以由此及彼地联系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作品，看到许多人共同拥有的东西。因此，在纪念这个伟大日子的时候，回顾一下孙犁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是很有意义的。
一
1913年，孙犁出生于冀中农村的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父亲在安国县经商。因此，他在安国县上完了小学，又到保定育德中学继续上中学。在育德学习六年，孙犁打下了坚实、牢固的各方面的知识基础。特别是他阅读了大量的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名著（有的是英文原文）。更突出的是，他认真深入地阅读了五四以来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最主要的是鲁迅的作品，深刻地确立了为人生的文学观，并开始了写作练习。
孙犁的早期创作，据现在已经发现的，有初中时孙犁在《育德月刊》上发表的四篇小说《自杀》《孝吗？》《弃儿》《麦田中》，以及剧本《顿足》。孙犁说，这是他真正的处女作。写作时间皆为1929年至1930年，即“九一八”事变前夕，他刚17岁。
《孝吗？》和《顿足》都是写朝鲜爱国青年不甘心忍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或是投身革命，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游行示威，或是表示极大愤怒，坚决斗争，作品中充满了青春朝气和奋发向上的精神。《自杀》描写了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主而被迫双双自杀的悲剧。《弃儿》则揭露了封建礼教扼杀了青年妇女的婚姻自由，小说中直接痛斥“旧道德之魔”吃去了人的“仁慈的本性”，呼吁“我们要杀死那些旧礼教之徒，将旧礼教焚化，使那可爱的有希望的嫩芽任意生长，在这黑暗的世界上，多开几朵光明的花”。孙犁说：“我的作品，从同情和怜悯开始，这是值得自己纪念的。”[2]
很明显，上述两个主题，在当时都有积极的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且富有强烈的战斗精神。从处女作开始，孙犁就实践了文学为人生的正确主张，做到了“它是给我们人民以前途，以希望的，它是要使我们民族繁荣兴旺的，充满光明的”[3]。
但是，1933年，孙犁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后，家庭经济拮据，无力供给他上大学。因此，他曾在北平流浪了两年，先后做过机关的小职员、小学校的事务员等，但都不称心如意；他想写作投稿维持生活，也毫无希望，不得已回到家乡闲居，后经同学介绍到白洋淀边的同口镇小学教书。刚过一年，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华北地区首先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孙犁回忆说：“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大风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农民的爱国、爱民族的观念，是非常强烈的。在敌人铁蹄压境的时候，他们迫切地要求执干戈以卫社稷。他们苦于没有领导，他们终于找到共产党的领导。”[4]于是，在冀中、在晋察冀、在全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把祖国各地各个角落的有志有为的青年，召唤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奔向前方，他们是国家一代的精华，蕴藏多年的火种，他们为抗日献出了青春才力，无数人献出了生命”[5]。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1938年春孙犁投笔从戎，跨入抗日战争——民族解放的战斗行列里。
他先在冀中抗战学院做教官，敌人侵入县城后，又在短时间内带剧团到各地演出，1939年春，调到冀西山区，在晋察冀边区从事通讯、文艺创作和教学工作。
这时，他一边在敌后打游击，一边开始了文学创作。他身上的武器就是笔和两枚手榴弹，它们一同挂在腰上，他说：“抗日战争年代，每天行军，轻装前进。除去脖项上的干粮袋，就是挂包里的这几本书最重要了。于是，在禾场上，河滩上，草堆上，岩石上，我都展开了鲁迅的书。一听到继续前进的口令，才敏捷地收起来。这样，也就引动我想写点文章，向鲁迅先生学习。这样，我就在鲁迅精神的鼓舞之下，写了一些短小的散文。它们是：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而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6]
于是，在征战的路上，开始了他的文学的路。而且，他说“写作竟出乎意料地成为我后半生的主要职业”。
二
全面抗战的八年，孙犁完全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革命文艺工作。
早期，他对文艺理论有很浓厚的兴趣，曾研读了当时出版的许多翻译的理论著作，并被同伴誉为“中国的吉尔波丁”。[7]1938年，他写了《民主革命战争与戏剧》、《现实主义文学论》和《鲁迅论》（后一篇散佚）在刊物上发表（从第二篇论文开始，他用笔名孙犁，这个名字伴随了他一生）。可以说这几篇论文是他这一时期学习的心得和总结，也为他后来在理论上的深入和进行文艺批评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39年春，孙犁被调到晋察冀通讯社，做指导通讯工作，每天给各地的工农通讯员写信，少则十数封，多则数十封。根据日常工作的积累和总结，他写了一本小册子《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这是一本“通讯员及通讯写作问题的一个初步的和入门的书”；他“认为它是我那个特殊的时期，写下的一本有特殊内容的书”，“它不只片段地记录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也零碎地记录了全世界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在这本薄薄的小书里，保存了全世界被侵略、被压迫、被剥夺、被杀戮的弱小之国的人民，奔赴、呼号、冲击、战斗的身影，记录了40年代之初，蔓延在整个地球之上的一股壮烈的洪流，一股如雷鸣般喷发的正气”。“在其中，也记录了我在那一时期的生活和感情”[8]。
1941年秋，孙犁一度回冀中，应战友王林之邀参加编辑《冀中一日》，之后，根据编辑心得与经验，又写出一本书——《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后改名为《文艺学习》）。他在“新版题记”中说：“书中所引的一些断片文字，包括当时的一些未用稿，在真实而生动地反映抗战时期，冀中人民所进行的战斗和经历的苦难方面，现在看来不是更值得珍贵了吗？其中所表现的火花一样的激情，不是仍然在我的眼前闪烁，并能扩而大之，对我的思想感情起着鼓舞砥砺作用吗？”[9]并说它“保留了抗日游击战争时代冀中人民可纪念的战斗精神”[10]。在这本书中，作者深刻地阐明了作家的文学观，全面地论述了文学的特性，以及“文学——生活，或者说是人民——文学之间的血肉关联”[11]等。全书洋溢着勇于进取的革命精神，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对晋察冀边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在晋察冀边区培养起来的作家，写出的著名的作品，无不从中汲取了宝贵的营养。正如孙犁说的：“不只看见了这里面的初生的枝叶，也可以仰望那累累的果实了。”[12]
这个时期，孙犁还热衷于文艺批评。在写作了两本书的前后，又写了一些论文，他确立了“我以为批评之于创作的任务，主要的应是引导、帮助和提携，对初学者尤当如此”[13]的观念。这个批评原则，可以说贯穿了他一生的理论批评工作。如他在《文艺学习·油印本后记》中说的：“我想起过去店铺，一个先进店学习的师兄，怎样在工作上教助师弟。在战场上，幼小者教助更幼小者，尤其是当然的事。”[14]
此外，在普及有关鲁迅的知识方面，孙犁做的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孙犁最崇拜、最景仰鲁迅，而且可以说，在学习鲁迅、师承鲁迅方面是出类拔萃的。抗战初期，在晋察冀边区，他最热心于普及鲁迅，而且建议“使男女老幼对鲁迅都有清楚的认识，使他们很熟悉鲁迅，像他们熟悉孔子一样（当然鲁迅不是孔子，而我们让他们熟悉鲁迅，也不是叫他们像熟悉孔子那样）”[15]。为此，他于1941年，率先编写了《鲁迅、鲁迅的故事》和《少年鲁迅读本》并出版发行。在这两本书中，孙犁把鲁迅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创作、言论，以及个人对鲁迅的感受，编写成通俗晓畅的小故事，供少年们或念书不多的成年人阅读，让他们从中“发现一些鲁迅的脚印”，并把这些故事，当作对我们社会的教育，看“我们自己或我们身边的人，还有没有像鲁迅批评指责的那种情形，以继承和光大鲁迅的伟大精神”。
在穷乡僻壤的山区农村，这是有重大意义的一项工作；在全国，在抗战初期，这样重视鲁迅、宣传鲁迅，也是独一无二的首创之举。
那么，普及鲁迅与抗战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有什么重大意义和作用呢？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即《论鲁迅》中，概括了鲁迅的三个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几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并指示“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16]
孙犁做的普及鲁迅的工作与这个精神是完全相吻合的。
后来，孙犁在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里，也从几个方面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在鲁迅的创作里，“科学地革命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突出地鲜明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方向”[17]，这些作品“直接教育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同时，对工农读者，“在解放区的群众运动中间，改变了他们的精神和面貌”[18]，而且“强烈地号召了人民坚韧的战斗”，“号召了人民的抗日战争”等。
今天，虽然抗战胜利已经70周年了，但普及鲁迅的基本精神，恐怕仍不失其巨大的现实意义吧。
三
孙犁在《文艺学习·校正后记》中说，“我自己，从写了这本书以后，就开始学习创作”。又说，“抗日战争，我才正式地从事创作”，实际上，在抗战时期，他最早创作的是诗歌作品。
在冀中时，孙犁首先编了一本中外革命诗歌选集《海燕之歌》，铅印出版，又为抗战学院写了一首校歌。之后，随着街头诗运动在晋察冀边区展开，他于1939年写出了小叙事诗《儿童团长》《梨花湾的故事》《白洋淀之曲》，以及稍后的《春耕曲》和《大小麦粒》等。这是孙犁对30年代中国新诗歌运动做出的宝贵贡献。
魏巍在《晋察冀诗抄·序》一文中说：“这些诗篇给我们绘下了动人的人民战争的风俗画，使我们好像又回到了那斗争的年代，人民大众觉醒的年代，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地战斗风采，可以说是这些诗篇共同的特色。”[19]
孙犁的诗正是具备这个特点的。他所描绘的儿童团长，一个13岁的小孩子小金子，傍晚去布置工作、查岗哨，战胜寒冷、战胜恐惧的心理，是什么力量支持了他？一句话“我是在抗日呵”，这点睛之笔，使人物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而梨花湾的穷苦人“放羊大王”李俊，不堪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和欺凌，不顾老母年迈，儿女幼小，毅然参军上前线，也是因为他的精神觉醒了：一生，不能“这样活下去”！
所以，他的诗也是符合这个论断的：“诗与战斗生活密切结合，而这种结合，是诗人在行动上，在思想感情上，已经是战斗人民中间的一个，而且是比较坚强，觉悟比较高的一个。”[20]
众所周知，孙犁是以小说蜚声文坛的，在解放区时就赢得了“有天才的新作家”（荃麟、葛琴语）的崇高声誉。虽然在抗战时期，他的小说、散文不过二三十篇，加上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初期的创作，他写抗战的小说也只有四五十篇，他的成名作《荷花淀》却是一篇脍炙人口、百读不厌的传世佳作。且不说，人们曾以此命名了荷花淀派，即以被编入中学语文教材来说，它也是从新中国成立初迄今，最经得住考验和筛选的篇目之一。因为它“表现出在人民抗日战争中，人民的英勇、愉快自由的精神；他们没有畏惧、悲观和苦恼；但也不是什么英雄豪杰，他们是一种所谓‘一种常常有力量，微笑的，活泼而充满精力的人’”。“这篇小说，从斗争中写出了解放以后中国农民性格与品质上的美丽的特质，而从这里也照明了一切被压迫的中国农民一幅未来的美丽的生活图画。”[21]
纵观这一时期孙犁的小说，与同时代作家相比较，主要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以生活见长”的选材。孙犁在《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学遗产》中说：“第一是现实取材问题，很多人以为中国小说的传统是传奇的，但仔细研究宋人话本和几部优秀的长篇，其长处还在于丰富地反映了当时当地人民的生活，反映了很多当时的社会制度，而这种生活具有很大社会思想感情的共通性，人民听起才有兴味。”[22]能抓住“共通性”的东西，的确是小说成功的关键，孙犁小说，所描写的完全是以白洋淀一带人民的生活为主的，扩大一点说，冀中地区，再扩大一点说，晋察冀边区。这是抗战时期最主要的敌后战场之一。同时，也是革命文艺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孙犁的名篇，如《丈夫》《第一个洞》《荷花淀》《村落战》《芦花荡》等，虽然没有直接写战斗生活，但处处都和敌后的游击战斗息息相关。如同赵树理以晋东南地区人民的生活为主的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地板》和《李家庄的变迁》等，多偏重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新生活中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乃至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些作品都具有很大的社会思想感情的共通性，所以，他们写了白洋淀、晋东南，也就写出了敌后北方广大农村的基本面貌和人民的情绪、意志。
第二，以平凡的人物为主的描写对象。一部好的作品写了什么样的人物，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尤其是具有显著性格的人物。在不多的短篇小说中，孙犁特别精心地塑造了农村青年妇女的鲜活形象。不论是支持丈夫参加游击队的水生妻，把光荣看得比生命还要紧的秀梅，好说好笑、嘴快脚快手快的浅花，还是精明能干的蒿儿梁的妇救会主任……个个展示了北方劳动妇女豪爽、质朴、健壮、无畏而又深明大义、感情真挚的可爱性格，但她们又各具个性，绝不雷同。
诚然，文学作品要塑造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给人力量，以激发人民的斗志。但是，习见的平凡人物，与读者的心灵更接近，读者更易受到感染，获得教益。它所突出的是群体中的一员，不是高不可攀的人物，这在抗战时期对人民的影响、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即使今天读之，也富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第三，经过锤炼的群众语言。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从接受美学来说，语言的选择，关系作品的传播和生命力。孙犁说：“我的语言，像吸吮乳汁一样，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言，对我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母亲的故去，我的语言的乳汁，几乎断绝。其次是我童年结发的妻子，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23]当然，这与他主要写农村的青年妇女有关系，但他绝不是原封不动地把她们的语言拿过来，而是结合自己的文学修养——中国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修养，对农村女性的语言做了精心的锤炼，所以既是通俗易懂，又是耐人寻味的。这较之一般的通俗小说，是更高的一个层次，更富有美学意义。比如，我们随便摘取一段：
秃大娘做好饭，端到大门过道，放在一张小白木桌上，小桌旁边，放上两个麦秸编的蒲墩，自己却坐在那块捶布用的青石板上，等候二梅和她爷回来。
二梅还没有进门就尖着声喊：
“奶奶，饭熟了没有？”
奶奶站起来笑着说：
“熟了，有功的回来了。”
二梅和爷爷把背回来的麦个放在院里，一边擦着汗，一边坐在蒲墩上。她望一望饭碗，把小嘴一撅说：
“又是秫面饼！”
奶奶说：
“折死你，秫面饼还不好，你要吃什么？忘记那二年吃糠咽菜的日子了？”
这是小说《麦收》开头的几句对话，活生生地把奶奶和孙女两个人物勾勒出来。这为后来孙女领着群众去破路保护麦收做了铺垫（不然，让敌人来了把麦子抢去，就吃不上白面饼了）。这个片段中的叙述和对话，都简练得不能再简练了，给人留下的却是难忘的印象。
至于孙犁小说中，常被人称道的是富有诗意的语言，这方面的例子更不胜枚举。
孙犁的小说创作是洋溢着浪漫气息的现实主义小说，娴熟运用的白描手法等，在抗战时期的小说作品中，也是独辟蹊径、独领风骚的。已有许多评论家对此做了详尽的论述，在此也就从略了。
四
对于全面抗战的八年，孙犁深情地说：“我看到农民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24]它们“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的脚步，我的悲欢离合。反映这一时代人民精神风貌的作品，在我的创作中，占绝大部分”[25]。
他之所以能够尽心尽力，尽情尽致地进行创作，又与时代的要求和环境的宽松密切相关。孙犁说：“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是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我的家乡有些子弟就是跟着枪出来抗日的。至于我们，则是带着一支笔去抗日。没有朱砂，红土为贵，穷乡僻壤，没有知名的作家，我们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驰骋起来。……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地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民其才，物尽其用。”[26]孙犁亲身经历了抗战的全过程，他的感受和认识，绝对是可信的。
这个时期的确是充分地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的，让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专长和热情得到了充分发挥，这种环境为鼓舞全国人民积极投入抗日战斗，发挥了空前巨大的历史作用。
对他和同时代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孙犁从两个方面做了独到的论述。一方面，从社会发展来说，是启蒙工作，即对人民群众，要开阔他们的思想，扩大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化。孙犁的一生，不妨说都是为这个事业奋斗不息，鞠躬尽瘁的。战争年代是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他依然没有放下他那耕耘了半个世纪的一支笔。
另一方面，从文学发展上说，是“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文学大众化是新文学诞生后不久被反复讨论、争论不休的老问题，孙犁在《谈赵树理》一文中所做出的极其精辟的论述，是值得重视的。他认为，五四白话文学的革命，是破天荒地使文学走向大众的一次努力，但其影响仍然局限在少数读者的范围里。理论上的不断探讨，不能解决大众化的实践问题。这个论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那么文学作品如何能通俗传远？孙犁认为，要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主要是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在这两项条件之外，作家的思想锻炼，生活经历，艺术修养和写作才能，都是缺一不可的必要条件。”[27]
对赵树理的成长、发展过程，孙犁的总结是：“这一作家的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时势造英雄。”[28]这是非常科学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也实事求是地阐明了抗战时期广大作家之所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
一言以蔽之，对赵树理，同样也是对孙犁自己，以及其他从抗战时期的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用孙犁的这段话来描述，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他同身边的战士，周围的群众，休戚与共，亲密无间。
他要写的人物，就在他的眼前，他要讲的故事，就在本街本巷。他要宣传、鼓动，就必须用战士和群众的语言，用他们熟悉的形式，用他们的感情和思想。而这些东西，就在赵树理的头脑里，就在他的笔下（《谈赵树理》）。[29]
他认为：“如果不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作家是不会如此得心应手，唱出了时代要求的歌。”[30]
[1]刘宗武，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2]《孙犁文集》（四），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403页。
[3]《孙犁文集》（四），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392页。
[4]《孙犁文集》（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217页。
[5]《孙犁文集》（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195页。
[6]《孙犁文集》（四），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316、317页。
[7]吉尔波丁，苏联早期文艺理论家，生平不详。
[8]《孙犁文集》（续编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66、67页。
[9]《孙犁文集》（四），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6页。
[10]《孙犁文集》（四），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7页。
[11]《孙犁文集》（四），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11页。
[12]《孙犁文集》（四），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153页。
[13]《孙犁文集》（四），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152页。
[14]《孙犁文集》（四），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149页。
[15]《孙犁文集》（续编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251页。
[16]《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10页。
[17]《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409页。
[18]《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410、411页。
[19]《晋察冀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第9页。
[20]《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266页。
[21]《孙犁作品评论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第9页。
[22]《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406页。
[23]《孙犁文集》（一），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3、4页。
[24]《孙犁文集》（四），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391、392页。
[25]《孙犁文集》（一），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2页。
[26]《孙犁文集》（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219页。
[27]《孙犁文集》（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316、317页。
[28]《孙犁文集》（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317、318页。
[29]《孙犁文集》（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318页。
[30]《孙犁文集》（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第3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