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晴（1909～1989）研究
战斗的旗子，闪光的匕首
——读曼晴抗战时期的诗
刘宗武[1]
1938年底，曼晴随着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来到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从此，他的诗歌创作掀开了崭新一页。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烽火中，他的诗“像一面战斗的旗子，鲜明的招展在过路人面前”，“像匕首，闪闪发光”，激励着战士冲锋陷阵、英勇杀敌，鼓舞着群众努力生产、支援前线，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一
别林斯基说过：“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孙犁也说过：“诗人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命运，关心群众生活，与他们感情相通。”这是衡量诗人和他的作品的思想意义、社会意义最主要的依据和标尺。读了曼晴在抗战时期写于晋察冀边区的诗歌作品，我们越发觉得这些认识是极其深刻而全面的。
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的晋察冀的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的战斗精神教育和鼓舞下，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写诗、作画、演戏，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努力反映人民的精神风貌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诗人曼晴就是这个文艺队伍中勤奋实干、成绩卓著的一个。他曾经为被封建势力赶出家园、流离失所的贫苦农民发出呼声，又为呻吟在饥饿之中的广大工人抱不平；在晋察冀边区，他深深地被人民忘我的牺牲精神感动，唱出了一支昂扬、激越的战歌。
曼晴的诗歌，首先抒发了一个赤子对祖国、对人民、对祖祖辈辈生息劳作的土地的无限深挚的热爱之情。爱国主义是诗歌创作的不朽主题，在抵御外侮的日子里，其有着更为深刻、丰富的内容和意义。这种强烈的爱国之情是诗人，也是亿万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感情，它不仅能唤起人们对祖国的挚爱，更能激励人们为保卫祖国、消灭侵略者而顽强战斗。因为只有永远和祖国、人民、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才能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才能战胜一切凶恶的敌人。
只有在你的怀抱里，
我的力量便像电一般、火一样，
只有站在你的面前，
我便可以斩杀任何的仇敌。
——《土地》
只要我不离开你，
土地呦，
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我爱土地》
怀着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人民永远在一起，为保卫神圣的土地而战，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和勇气，这也正是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源所在。
战争毕竟是残酷无情的，要流血，要牺牲，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诗歌就是要把那些悲壮的场面描绘出来，激发人们坚强无畏的战斗情绪。曼晴的诗，赞扬了战士的勇敢，如《哨兵》《捕捉》《抢救》；赞扬了游击队员的机智，如《游击》《巧袭》《狙击》，以及歌颂了广大群众与敌人势不两立、殊死战斗的精神。而更多写出了他们直面血与火的考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给人以震撼心灵的力量。《机枪班》是一首英雄群体的赞歌。在涞源前线的几个小村子里，驻扎着一个连，常常使附近据点的敌人受到意外的袭击。敌人以占据优势的兵力突然包围村子，妄图进行报复。我们的部队已悄悄转移，可是由于通信故障，机枪班却落进了敌人包围圈，于是他们“创造一场惊人的奇迹”。当敌人偷偷挨近村子时，战士们分散隐蔽了，而把机枪架在屋顶上。敌人没有搜索到我军战士，就在禾场上排列整齐，听其长官夸耀“皇军”的胜利。这时，战士们给敌人“来了一阵暴风雨式的袭击”，把他们消灭干净。可是，附近的敌人又包围上来，从早晨战斗到中午，战士们把子弹打光了，又换上刺刀和敌人拼搏，但敌我力量悬殊，最终我方只有一个小战士突围出来，其他战士全部被俘：
在敌人的屠刀下，
我们的战士毫不畏惧，
他们昂着头、挺着胸、慷慨就义，
他们的事迹，他们的名字，从此传遍了边区。
这的确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奇迹。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但历史上那些壮士好汉仅仅是为知己者死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而今天我们的战士身上却闪耀着为民族解放而从容就义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辉。他们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集体，这是因为他们是在党的教育下，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哺育，他们具有完全崭新的精神气质和崇高理想。所以尽管诗人写的结局是战士们大都壮烈牺牲了，但不给人们以悲哀、低沉的压抑感，而更能激发人们誓死战斗下去，为死难烈士报仇，不把敌人消灭干净决不罢休的斗志。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举国上下共同对敌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军民之间的关系是决定人心向背的大事。曼晴的诗歌中，描写军民鱼水情深的作品占有很大的比重，他极其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新型的军民关系。在他的诗中，我们听到老奶奶满怀信心的话语：“同志没有走。”因为战士保卫了人民的安全和生命；人民对战士无比信赖（《同志没有走》）。我们看到了风雪扑打路人的夜里，一位佝偻的老人穿着破旧而又单薄的棉衣，打着灯笼站在路旁，给过往的队伍照着被大雪封埋难以辨认的路，“我们的队伍在你的照耀之下，统统的走来而又前进了”，寥寥数语，却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意义，人民的军队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前进，才能打胜仗（《打灯笼的老人》）。人民对军队的支持是无处而不在的，刮大风的夜里，牧羊人腾出了羊圈给游击队员住宿，让他们歇息好了明天再赶路（《羊圈》）。女房东腾出温暖的窑洞，让战士过夜，让他们为新的战斗养精蓄锐（《女房东》）。像这样的事在边区是习以为常，随处可见的。当然，最惊心动魄、感人至深的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军民表现出的那种先人后己、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有一次，敌人包围了一个村庄，威逼群众说出谁“窝藏八路”，谁是区长时，群众没有一个人答话，但当敌人要杀害无辜青年的刹那，区长站了出来，所有的群众都站了出来，喊声震天动地，如山洪暴发：“我是区长！”“我是区长！”群众汪洋大海般的力量能使敌人陷入灭顶之灾，这是敌人无论如何不可理解也想象不到的（《区长》）。在敌人搜捕我军战士时，一位老妈妈把战士认作自己的儿子，战士含着眼泪叫“妈妈”。战士和群众水乳交融、血肉相连、亲密无间，真是同呼吸共命运。正如诗人所赞颂的：“在这战斗的年月里，母亲曾拯救了多少个干部和战士，在多少战士的心里，深情地怀念着这位妈妈！”（《母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有无穷的智慧，他们在敌人刺刀底下交流信息，巧妙地把粮食“粜”给游击队，运送到山里，保证了军队的给养（《粜粮食的》），诗人描绘的这一幅动人的画面，有极大的认识价值和教育意义。他让今天的青少年切实感受到当年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场上，军民齐心协力、团结对敌的生动情景，并从这些感人至深的画面中认识到“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深刻道理。新社会新生活正是靠父兄一代的浴血奋战才得来的，后来人要珍惜它、保卫它，要把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繁荣昌盛。
晋察冀是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里的人民得到了民主思想的雨露般的滋润，他们情绪饱满、斗志昂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不再是过去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模样，真正成了新社会的主人、新生活的建设者。诗人面对这样的生活现实，怎能不引吭高歌、衷心赞美？
选代表最能反映人民的欢乐心情。这是他们第一次有了选举权啊！听一个老乡是怎样讲述选举的事情吧。他端着饭碗说，选的两个代表都是好样的，“人品端正，抗日积极”，男的主动拿出粮食与困难户搞互助；女的站岗、放哨、抬担架，从未落后，又亲自送丈夫参军。他说着笑着，自由自在地哼着歌儿，显出无限的快意（《选代表》）。在一向穷困的雁北，女孩子穿上了蓝布棉袄，用她灵巧的手剪出窗花，表达她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给雁北的女孩子》）。生活的巨变也改变了人们的意识，他们懂得了“不信菩萨不认命，家业本该用手挣”的道理，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家家户户纺棉花，卖了钱买面买针买线，“男女一齐抗战”（《纺棉花》）。诗人抓住纺棉花这一有代表性的事物，真切地反映出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意义。战斗生产是解放区生活最主要的活动，为了防止日寇“扫荡”抢粮，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抓紧抢收丰收的粮食。他们在村边地头，甚至在边远的田野临时扎成禾场，欢快而紧张地打野场，“快快打，快快藏，提防鬼子来抢粮”（《打野场》）。明快的节奏，优美的旋律，像一支进行曲，鼓舞着群众战斗生产的热情。人民之所以有这样高涨的战斗生产的情绪，关键是有真正能够联系群众、带领群众前进的领导骨干。旧社会的县太爷自诩为百姓的“青天大人”，实际上是压在人民身上作威作福、贪赃枉法的土皇上。边区的县长才真正是人民的衣食父母。县长病了，老中医知道了，他想到的是“县里的事情怎么办，他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呢！”他心急如焚，不惜冒着十二月的风雪，沿村打听，终于在一个安静的农舍里找到了县长。于是，老中医不顾劳累，立即诊病，开出药方，嘱咐几句，“他喘了一口气，捻了捻银白的胡须，饭也没有吃，便背起包袱回去。……县长好了，这消息又传遍了乡村，人民身上像卸了重载似的”（《县长病好了》）。这里，诗人让我们深深地体味到：群众对县长的关怀和爱护，就是对人民政权的拥护和支持，也是对自己事业的热爱和坚定信念，因为县长是为人民办事的。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新生活、新政权在人民心中扎下了根，这“根”无比牢固、无比深厚！
曼晴的这些诗，不由得使老一辈人展开回忆的翅膀，当年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欢乐情景犹在眼前，时间的流水怎样冲洗也是不能淡忘的啊！
曼晴在抗战时期还写了大量的街头诗和诗传单等，这些诗“是参加大时代斗争的行动里面的人，奏出的大时代群众的行动的旋律；同时又是正确地指导群众的行动的”。如曼晴自己说的：“这是用锋利的笔触，蘸着自己的血汗写成的。”它有力地“鼓励战士”“教育群众”。例如《破路》：“敌人的汽车路，/像毒蛇似的，/缠绕着我们村庄。/同志们，/半夜里把它破除！/像斩蛇似的，/一截一截的把它切断。”凝练的诗句，生动的比喻，让群众懂得了，只有狠狠地打击敌人，才能保卫家乡不受侵犯。再如《枪》：“在战场上，/它是你忠实的伙伴啊。/它会随着你的心意，/打倒你面前的敌人，/保卫自己。/爱护你的枪吧！/它将伴着你，/到最后胜利。”诗人以极为通俗晓畅的语言让战士们认识到枪对自己的重要意义。可惜的是，由于战争的年代没有条件把更多的街头诗收集起来，这些诗作就不能流传至今，这是很令人惋惜的。
此外，还应该提到，在抗战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曼晴曾写出了给一位日本妇女的《信》，这样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诗，是颇有远见的。诗人把替“天皇”效命、手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军与不把侵略称作“圣战”的日本劳动妇女区别开来。对前者是憎恶、仇恨，而对后者则是同情其不幸的遭遇。尽管我们民族遭受了巨大的战争灾害，但是诗人对同样因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而遭受厄运的无辜日本妇女却有着宽阔的胸怀，并没有罪及妻孥，显示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这对瓦解敌军、争取敌军内部的反战力量是有深远影响的。
综观曼晴在抗战时期的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虽然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是每一首都是诗人把自己的感情“磨成刀剑，在战斗中迸发出来的火花”，和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火一同燃烧。
二
对于晋察冀的诗歌，孙犁在《红杨树和曼晴的诗》一文中，曾说过：“诗与战斗生活密切结合，而这种结合，是诗人在行动上，在思想感情上，已经是战斗人民中间的一个，而且是比较坚强、觉悟比较高的一个。这样的结合才是真正的结合，因此，这一时期的诗，现在看起来，还充满现实的意义。”这些话是三十多年前说的，今天看来仍是极其深刻而有意义的。
曼晴的诗是在抗战的烽火中，在战斗的晋察冀土地上日臻成熟的。虽然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踏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但真正使他的诗歌获得强大的生命，发挥出战斗的威力的，却是抗战题材。在回顾这一段战斗、创作的历程时，曼晴这样写道：“在那战斗的年月里，在那战斗的环境里，许多同志、战友不顾战争的频繁，生活的艰苦，物质条件的困难，毅然拿起战斗的笔，书写战争的诗歌。正如一个青年战友所说的：‘带着一颗火热的心、一腔热情，投入火热的战斗。’”开始写的诗，虽然朴素无华，但它没有一点矫饰，感情是真挚的，思想是纯洁的。只有一点希望：“把它磨成刀剑，在战斗中，能迸发出一点火花来。”因此，可以说，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水乳交融在一起，让自己的诗句在战斗中迸发出火花，点燃人们心中的斗争烈火，是曼晴诗歌最显著的特色。
曼晴的诗有强烈的时代感，充盈着昂扬的时代精神。无论是抒发对祖国、家乡、人民的深挚热爱，还是赞颂英勇战斗、忘我牺牲的八路军战士、游击队员，乃至普通的农民群众；不论是表现军民雨水相依、情同骨肉的亲密关系，还是对抗日根据地民主、自由、幸福新生活的讴歌，无不令人感到诗人的心是和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他对于诗简直可以说生死与共的，诗就是他的第二生命。”对孙犁的这一赞语，曼晴是完全受之无愧的。
为了更好地发挥诗歌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战斗作用，让诗歌民族化、大众化是亟须推进的重要课题。曼晴在这方面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可贵的。正如魏巍说的：“曼晴的诗，是异常朴实和亲切的，他的诗达到了相当的和谐和自然。”首先，在形式上，曼晴的诗灵活多样，以叙事诗为主，兼有一些抒情诗，以及短小精悍的街头诗、诗传单。他很巧妙地撷取一个战斗的场面或是生活中的一种情景、一个人物、一个细节，提炼出富有诗意的情节、意境，给人强烈的感染和震动。这是曼晴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的收获。
并且不论叙事还是抒情，诗人都运用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曼晴忠实地实践“我手写我口”的方法，诗中没有冷僻艰深或华而不实的辞藻；没有晦涩难懂的语句。他全部诗作的语言，都是活在群众口头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例如，《同志没有走——奶奶的话》《纺棉花》《打野场》等，都是明白如话，妇孺皆懂的；而且诗的节奏是那么轻快明朗，如行云流水，自然和谐，这和紧张的战斗生活、人民的昂扬情绪是完全相一致的。所以，曼晴的诗不仅易于为群众所接受，而且能够广泛流传，发挥诗歌宣传教育群众、鼓舞战斗热情的作用。
总之，曼晴用群众的口语写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为民族解放和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出色的贡献。
[1]刘宗武，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