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
大卫身高六英尺二英寸
，身体健康时体重达二百磅。他长着一对深色的眼睛，声音轻柔，下巴上留着胡楂儿，一张可爱、嘴唇上翘的嘴是他最显著的特征。他走起路来像退役的运动员那样闲散——裤管卷到脚踝处，仿佛身体任一部位都是令人愉悦的。他以自己的视角和声音叙述所有人的生活，进行写作。这些都是你不曾细想的事物，是你在超市和上下班的途中匆匆瞥到的背景中的一些举动——读者则会被他无处不在的个人风格逗得前仰后合。他这一生是一张止于错误终点的地图。他曾是一名全优高中生，打过美式橄榄球和网球。从阿默斯特学院毕业之前，他写过一篇哲学论文和一部小说。他上过写作学校，随后发表过小说，全市那些惊声尖叫、言辞激烈、睚眦必报的编辑和作者全都陶醉般地爱上了他。随后，他出版了一本长达一千页的小说，获得了全国唯一用来表彰天才的奖项。之后他又创作了许多随笔，这些随笔传递出的最佳感受不分区域，至今依旧鲜活。他曾接受加州某所学院颁发的特殊教席，在那里教授写作课，结婚，出版另一部书，四十六岁时自缢身亡。
自杀是一种力量强大的结局，它回到过去，并搅乱根源。它具有一种重力效应：最终，每一份记忆和印象都会受到重力的拉拽。曾有人让我写写有关大卫的死，我将此事告知朋友（他们都是作家，听后无不感到震惊，劝我不要写）和他的家人（她是一个聪明善良的人，但我几乎不可能和她谈起此事）。他们所顾虑的其中一点在于，我该如何将大卫富有活力、讨人喜欢的一面展现出来。我曾与哈佛医学院的一位精神病学教授交谈过，他用一些简洁明了、重点突出的术语回答我，仿佛种种事实都是中性的，如果拿捏过久就会变质。那位教授做了许多专家都会做的事。他提醒我，他不会带着个人色彩看待大卫，但是可以列举一些基本原则，即没有人喜欢服药。“我的意思是说，我表示同情，”那位医生说，“我自己不会去服任何药。”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他：自1989年起，大卫一直在服用一种药效极强的第一代抗抑郁药——苯乙肼。这种药会带来一车厢的20世纪50年代的副作用，最糟糕的地方在于它有引发高血压的潜在风险。到了2007年，他决定弃用这种药。医生听后在电话里一时没有说话，相当于点头默许了。“这其中有一种模式。当一种作用因素收效显著时，人们或许会误以为自己不再抑郁了。所以，这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他们感觉自己已经没事了，已经痊愈了，就算停药也不会有事。不幸的是，人们不仅有可能，而且经常会经历症状的反复，这种情况非常常见。随后，他们或许就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先前卓有成效的治疗了。”
对于大卫来说，情况就是如此。苯乙肼出现在一长串禁食食品目录中——巧克力、腌制肉类、某些芝士，以及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吃的过熟的香蕉。于是，他的餐盘中总会放着一些目录之外的配餐，相互搭配和优化。所有人都认为，大卫在此之前度过的五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婚姻，宁静，加州的日落，幸福终老的海岸。2007年晚春，大卫、他的妻子凯伦，以及他的父母——吉姆和萨利，一起坐在一家波斯餐厅里用餐。其中某种食物让他感到不对劲。他的胃剧痛了数日。当医生们听说他曾长时间地服用苯乙肼——一种尚在使用含铅汽油、观看天线电视的年代的猛药——之后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建议他别再碰这种药了，试试别的新药。
“于是，在那一刻，”他的妹妹艾米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冷静而感伤，“一切已经注定。‘哦，好吧，上帝啊，我们的制药业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所以我肯定我们可以找到别的药物，将那烦人的抑郁症连同所有这些副作用一起剔除。’他们不知道，这是唯一能保他的命的东西。”
大卫随后的生活可以用惨败来形容，他本该慢慢戒掉先前服用的药物，然后慢慢服用新的药物。“他知道过程会很艰难。”乔纳森·弗兰岑告诉我。弗兰岑的小说《纠正》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他是大卫成年后第二阶段最好的朋友。“但是他曾认为他或许可以花一年时间去适应。他曾设想可以去干一些别的事情，至少是暂时为之。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知道吗？他想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而服用苯乙肼算不上完美。”
这就是弗兰岑想要强调的事情。（接受采访的弗兰岑具有一个作家对自己职业当仁不让的品质，他身上的某一部分想把我推开，自己来讲述这则故事。）大卫有一种自我批判的层面，有时这一点会让他变成一个无法与别人欢处一室的人，而现在他很开心。他爱他的婚姻和他的生活。“这是主干叙事，是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处于乐观、幸福和坚强的起点，他才能试着迈出下一步。所有的迹象都指向正确的方向。正因为诸事皆顺，他才觉得自己处于足够稳固的位置，可以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但是他运气不佳，这些没有起作用。”
医生们开始为他开具其他药，但每种尝试都失败了。到了10月，大卫的症状加重了，不得不住院。他的体重开始下降。那年秋天，他看上去像又变回了大学生的样子：长长的头发，紧张的眼神，仿佛重拾了阿默斯特学院时期的青涩。
当艾米打电话和他交谈时，他时常会展现出先前的那个自我。她说：“去年，你最不该向大卫提出的问题是 ‘你过得怎么样？’，但是若不这么问，你就几乎无法与一个不常见面的人展开交谈。”大卫非常诚实。他会回答说：“我过得并不好。我尽力了，但我过得不好。”
2008年的状况时好时坏，时间一开始过得很快，随后放缓，情况稳定，却又遇到突如其来的低谷，头上的天空看起来是那么遥远。5月初，他和他写作班上的高年级学生一起坐在咖啡馆里。他们忧心忡忡地提出了未来该如何成为作家的问题，他逐一解答。临近结束，他的声音变得沙哑，他哽咽了。学生以为他在开玩笑——有些人笑了，这份记忆日后将令人痛苦。大卫抽噎起来。“继续笑吧，虽然此刻我正在哭泣，但是我真的会想念你们所有人的。”
所有的药都没奏效。6月，大卫企图自杀。随后，他又回到了医院里。医生们给予了十二次电击疗法，这种治疗方案一直让大卫感到害怕。“十二次。”他的母亲一再提起。“如此残忍的治疗方案。”他父亲说。“在历经了对大卫来说宛若地狱的这几年之后，”他母亲说，“他们决定再度启用苯乙肼。”
弗兰岑感到担忧，于7月坐飞机赶来，在大卫身边陪伴了一个星期。大卫的体重在那一年一共掉了七十磅。“我从未见过他那么瘦。他眼中透露着一种神情：恐惧、极度悲伤且空洞。但是，与他相处依旧令人开怀，即便他只有百分之十的力气了。”大卫会拿他自己开涮——弗兰岑之前还从未意识到——他说：“电击室里的某些椅子坐着挺硬的。”弗兰岑会和大卫一起坐在起居室里同他的两条狗玩耍，当大卫点烟的时候，这两条狗就会去屋外。“我们为一些事情争论。他用他惯常的语句说：‘狗的嘴如此干净，简直可以当消毒剂来使。狗的唾液也不像人的唾液，而是具有不可思议的抗菌效果。’”当他要离开时，大卫对他的来访表示感谢。“我很感激他能让我去陪他。”弗兰岑对我说。
六周后，大卫让他的父母坐飞机到西部。苯乙肼并没有起效，这是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最大的风险。病人出院，再次住院，药物却不再起效。大卫无法入睡。他害怕离开这栋房子。他问：“我要是遇见我的学生可怎么办？”他父亲说：“他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现在这副样子。我确信，如果哪个学生看见他，肯定会伸出胳膊抱住他的。”
华莱士一家在一起相处了十天。大卫和他的父母会在早上6点起床，随后出门遛狗。他们一起观看DVD影片，聊天。萨利给大卫做了他最爱吃的饭菜，都是些能宽慰人心的大餐——菜肉馅儿饼、焙盘菜、奶油草莓。“我们一直对他说，只要他活着，我们就开心。”他的母亲说，“即便在那时，我也能感觉到，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星球了。只不过，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离开前的一天下午，大卫表现得非常沮丧。他的母亲陪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坐在地板上。“我摸了摸他的手臂。他说，有我这么一位母亲，他感到欣慰。我对他说，那是我的荣幸。”
9月中旬，凯伦出去了几个小时，留下大卫和两条狗待在一起。当她那天晚上回到家时，他已自缢身亡。“这幅画面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的妹妹告诉我。她还对我说起了另一件令她感到难过、亲切、难受的事情：“大卫和他的那两条狗，很压抑。我肯定他吻过它们的嘴，并且向它们表达了歉意。”
作家们通常会写两大主题——他们的职业和他们的疾病，这两个主题虽是他们内心的惊涛骇浪，说起来却波澜不惊。曾有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詹姆斯·乔伊斯去一个聚会上拜会马塞尔·普鲁斯特。你期待那是一场冠军级别的相互打趣。乔伊斯说：“我的眼睛糟透了。”普鲁斯特说：“我可怜的胃啊，我该拿它怎么办？说实在的，我得马上离开。”（乔伊斯抢过话锋，说：“我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能找个人搀着我的胳膊就好了。”）大卫可不会那样。一方面，除了极少数几个人，他从未把自己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这件事告诉过别人；另一方面，他长得不像你们想象中的作家的样子，他看起来像一个瘾君子、一名矫健的运动员。（马克·科斯特洛是大卫成年后第一阶段最好的朋友，他说，大卫曾教给他一句伊利诺伊州的土话，叫作 “土炸弹”。“有些坚韧，也有些像废材的网球运动员。”科斯特洛说。）大卫看上去就像某个大学代表队里的队员，是那种用不了多久就会脱颖而出，逐渐与队友拉开档次的人。他是一个大个子，头上缠着头巾，头发披散着，就像某个会邀请你去玩沙包游戏的人。如果你拒绝，他很有可能会揍你一顿。
这样打扮是有意为之。当大卫还是个学生时，曾因为长得像一个学院作家——细腻的眼神，敏感的洞察力——而感到困扰。他把这些人称为 “愣头青”。“老兄，我记得，我依旧不喜欢称自己为作家，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不想被别人误认为是那类人。”
这一点并不便于你与他人相处——与人相处需要花大量的时间，需要极强的亲和力、幽默感以及饱满的情绪。这就说得通了。书籍是社交的替代物，从某种层面来说，你读到的就是你乐意与之结伴出行的人。章节、片段、小说和文章，这些都是接近完美的东西。即便遇到的仅仅是一个善于描写事实的作家，你还是会想缠着他们讨要事实，这就像考试时，你坐在一个头脑聪明的孩子身边，偷偷抄他的答案一样。大卫笔下的自己——这一点在他的散文中尤其明显——是你迄今为止最好的朋友，他袒露一切，悄悄说着笑话，用文雅的风格扫除那些逼你发怒、令你感到乏味或不快的东西。
马克·科斯特洛与大卫结识于阿默斯特学院。他们是通过随机分配寝室成为朋友的。“大卫曾为了选到最佳的房间，研透了其中的数学因素，用一种最佳的游戏理论来处理这事儿。他想要添加一个人。他申请了一个双人间，因为没有人会那样做。随后，我们抽到了马萨诸塞州西部最糟糕的一个住址。我们住在一个强行改装成双人间的单人间里，这间屋子紧挨着大个儿的垃圾桶。”这对室友走在校园里，交换抽着大麻，此番经历就变成了一场大卫秀。他会捕捉并模仿别人走路的样子、说话的神态以及歪头的角度，描绘他们的生活。“不是一板一眼地模仿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取其神韵。我无法想象，在我认识的那些人里，有谁会像他那样做。”科斯特洛说，“他模仿别人的速度之快、效果之有趣，令人难以置信。大卫具有钻进别人表皮的能力。”
作家玛丽·卡尔曾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与大卫约会，当时他正从此生最为艰难的阶段走出来。经过康复期，他的状态依然不太稳定。但他是大卫，率性而为，将一切抛诸脑后。他是那样幸福，那样善于猎取信息。“数据进入他的头脑之后，马上就会迸射出火花来，有趣到令人癫狂，电量极大。他对所处的世界怀有极大的兴趣与好奇。每过一秒，他都会比我们其余的人多获得数帧画面，他从未停止过。他在一刻不停地吞噬宇宙。”
就在那段时间里，大卫开始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他写的文章。当一篇文章寄来之后，编辑们 “会在走廊上商定词句”，查理斯·康恩对我说，“或者，如果有人和他聊过文章中的任何一部分，他们都会相互转告。这就是这位作家带给他们的兴奋感——他所写的一切，他所说的一切。”康恩是《哈泼斯杂志》的一名编辑和撰稿人，是她把大卫拉入这本杂志的。大卫造访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们一起出去转了转，她以全屏的视角见识到了阿默斯特学院时期的大卫。“身处纽约的他本身就是一档节目。他对周遭呼啸而过的一切都备感惊讶，对万事万物都惊奇不已。他比任何人都敏锐，包括你。他的态度是这样的，大多数时间里，只要与趣味相投的人在一起，他就不会在意自己待在什么地方。他会对一切感到惊奇与好奇。如果不是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万物，他怎么能够写出那些文字来呢？而你需要进入他的感官，才能看到更多东西。他能同时调动六个半感官，这容易让人发疯。但是他会与我们分享这一点，这是他善解人意的地方。与他交谈是一次令人愉悦的社交体验，也是一次文学体验。”
一旦你意识到他将带你进入某些有趣的点，他就会把整个世界变成华莱士式的样貌——尴尬，令人惊奇，鲜活。完成《无尽的玩笑》之后，大卫就和康恩一起加入了一个小团体：这是一群产品试用者，是一个专门研读文学作品的团体，他曾把手稿寄给这个团体。她在上班的地铁上来回地读。在她的座位旁放着一摞书，是一堆叠放的小说。乘客们会看着这些书，看着她笑。“蔚为壮观，滑稽可笑。人们以为这很滑稽。而我以此为傲，我爱这么做。没人知道这是什么感觉。这种感觉很好。”
大卫是乔·弗兰岑的读者和粉丝，他是用一种最为常见的方式与后者认识的。他给弗兰岑寄去过一封称赞其处女作的信件，弗兰岑回信，安排两人见面。然而大卫没有赴约。彼时正值那段阴郁时光的中期，哪怕是简单地在日历上做出安排也变得颇具挑战性。“他精疲力竭，”乔回忆道，“他没有出现。那是他这一生中饱受药物折磨的一段时光。”到了90年代中期，弗兰岑找到了一个能轻松与大卫见面的方法：“我会抓住一切机会与大卫见面。”1995年，弗兰岑因为一部大部头作品中写作和阅读的问题，与大卫产生了争执，于是他登上火车，去康涅狄格州见大卫。“我们在一座停车场见了面，我们一起待了大概三个小时，只是坐在停车场边上。我一直在说：‘这篇东西需要引文，这篇东西需要引文。’”想象一下这两个未来会写出著名作品的作家竟数小时待在熟睡的汽车和水泥隔断物之间对谈，这画面真好看。他们达成的共识——这是大卫提出的——是，书籍存在的目的是与孤独作斗争。
在纽约为书做巡回宣传的过程中，大卫与弗兰岑共处一室。那正好是几近成名之时，一切费用都还需要作家自掏腰包。“我只能说，他过去与我待在一起的时候——那是在他把饮食进行分类之前——他靠那种从熟食店买的用玻璃纸包装的金黄蛋糕和嚼烟过活。他回到公寓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我的废物回收袋里挑出一罐最大的番茄罐头，然后吃掉。你知道，他会对着罐头吐痰，这一点非常好。他还会认认真真地把罐头洗干净，并把它放回废物回收袋里，这一点也很好。这样一来，他离开后，整间公寓里总是弥漫着从罐头里散出的一股淡淡的冬青树的味道。”
有一次，弗兰岑曾试着拉大卫参加一场文学聚会。他们一起随众人从前门进入，等到弗兰岑到厨房时，大卫就不见了。“我折回去，整个屋子都找遍了，结果发现他为了摆脱我，刻意躲进了浴室，随后迅速掉头，径直回到前门。他回到了我的公寓。一个半小时后，我回到公寓，发现他编撰了让我和我当时的女友都感到难堪的故事。”
相遇和离别都令人不快。一方面，大卫在对话时总能听出弦外之音。大卫曾在一篇有关英语口语的散文中对离别做过详尽的展示——一半在文本中，一半散落在脚注里。他去世四年后，我又找出这篇散文，在电话里读给一个朋友听，以此来展现大卫是多么清醒、有趣。读到一半时，我想起我曾打算不再去烦他，这是多么缺乏热情。这么说倒是与我无关，但是像拍照时吸紧腮帮子、收起下巴一样，令人不自在。“假设你我是熟人，”他写道，“我们正在公寓里交谈，随后到了某个时刻，我打算结束对话，并且不打算让你再待在公寓里。这是个非常微妙的社交时刻。我想了所有我可能试着去表达的不同说法：‘哇，时间不早了。’‘我们能否以后再谈？’‘请你现在离开好吗？’‘走吧。’‘离开这里。’‘滚出去。’‘你刚刚不是说还要去别的地方吗？’‘是该踏上沙石路了，我的朋友。’‘你该动身离开了，亲爱的。’或者是那些狡猾的挂电话的伎俩，比如 ‘好了，我要挂电话了’……于我而言，结束对话或者求人离开总是那么艰难，有时，告别时刻会因为社交的复杂性而变得如此微妙且令人不快，以至于我不知所措……干脆直截了当地打断—— ‘我不想再聊下去了，不想再让你待在我的公寓里了。’——此举显然会显得我非常粗鲁、唐突，或者有些以自我为中心……我确实因此失去了一些朋友。”
在写作时，他会变得犀利且谦虚，对想要精心架构的类型，他有一种建筑师般的战略意识。立志当作家的人，就该像运动员或者想要加入梦想的棒球联盟的人那样勤学苦练，积累职业经验。只不过那些数字和棒球场更加私人化：第一次出书的年纪，第一次获奖的年纪，第一次结婚的年纪，第一次危机来临的年纪，以及有时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离婚的年纪。（大卫会笑话我回忆这些东西的。你们可自行体会。）我们相遇时，大卫刚刚出版《无尽的玩笑》，显得非常自信，因为他知道，他对一切已不放在心上，他也尽力完成了这份差事。这是一种善意的自信。我一直在想海明威笔下的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那是在他们坐火车去鲁昂取车之前，菲茨杰拉德那时刚刚写完他最好的小说。海明威写道：
他问了我一些问题，随后和我说起有关作家、出版商、经纪人、批评家的事，还谈起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所遭受的流言蜚语和经济状况。他愤世嫉俗，言谈风趣，兴致勃勃，又是如此迷人，讨人喜欢，即便你会对那些变得讨人喜欢的人格外留心。他轻蔑地谈起他所写的一切，但不带挖苦之意，而我知道他这本新书一定非常适合他不带任何苦涩之情地对先前几本书的过失说上几句。他想让我读读这本新书——《了不起的盖茨比》……听他说起这本书，若不是他身上具有所有有自知之明的作家做了一些了不起的事后的羞涩，你或许永远不知道这本书多棒……
大卫去世几个月后，他的妹妹艾米写信给我。各路记者也接踵而至，问起大卫是怎样的人，但是那些问题总是绕回同一个令人焦虑的地方。他们会问起他的恐惧、他的痛处。“我自己也有很多焦虑的事。”她写道，“我哥哥是个爱开玩笑的人，拥有一个古怪、慷慨的灵魂，又碰巧是一名天才，饱受抑郁症的折磨。他这一生有过许多幸福的时光。他喜欢犯傻，他拿自己和别人开了很多优雅的玩笑。我有时依旧希望能从这件事上回过神来，但是无论我将注意力转向何处，总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真的已经去世了。他是否会以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
这就是本书将要呈现的另一面：记录大卫的样貌。那时他三十四岁，所有的牌面都是吉兆，一艘艘出海的船也悉数归了港。
1996年2月，我接到采写大卫的任务，当时我正参加一场聚会，一个朋友扑通一声坐在我边上的沙发上。“可怜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她说，“这不是他的错，这种对他的关注，太古怪了，除非你足够强大，否则无法将这一切调适好。与此同时，所有的关系都被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搞砸了。”她把脸转向聚集在房间中央的人，说道，“这些男人暗地里都想成为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每当他出现在报纸上，他们都会发疯。所有女孩说的都一样：‘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他真酷。’男孩子们的想法也都一样：‘我讨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我知道的每一个焦虑的作家都为他着迷，因为他做了他们想做的事。”我耸了耸肩膀，眨了眨眼睛，然后说，我不确定她在说什么。人到三十，总会万般迷信误解和被忽视的魔咒，仿佛向地心引力妥协就意味着你会倒下，抑或说出 “肺结核”一词就意味着自己马上会发热、咳嗽。
其实，我也有自己的困境，当时我的女朋友一直在孜孜不倦、疲惫不堪地攻读大卫的书。一天下午，她要去厨房抽根烟冷静一下，我在她的电脑上发现了一封邮件。她给她的编辑朋友寄信询问了几个问题，后者回信说：
华莱士先生长得很酷。他是一个高大壮实的人，留着一头稀疏的长发，看上去就像一个摇滚歌星，总是大汗淋漓的样子，头上缠着头巾，时常过着美国都市的生活。我相信他还未结婚。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人生无巧不成书。（对意外的强烈信念是我在遇见大卫时正在抛弃的东西。我曾相信一个真正优秀的人会依照计划安排好此生。）全因詹恩·温纳的功劳，我才能完成这本书。他是一个有趣的人，精力充沛，雷厉风行，也是我所效力的这本杂志的老板。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打开《纽约时报》，看到了大卫的照片。那是在1996年初，大卫的照片随处可见——一小幅照片，歪着头，头上缠着头巾，留着胡楂儿，一头长发。“哦，”詹恩说，“他是我们要采访的人。派利普斯基去。”
这就是我的情况——职业和病痛。（这倒不是说大卫能对作家生涯中华而不实、自吹自擂的部分免疫，他将这些称为谄媚的一面，并且害怕自己最终会成为一个派对常客，一个原地踏步、不再工作、只能对别的作家的照片指手画脚的名人。我将这事儿告诉了马克·科斯特洛，他听后大笑道：“是的，但是那时他还很清醒，所以，你知道，你得把文学发动机底下的一整套支架给摧毁。”他停下来，随后绷起了脸，“当别人处在万众瞩目的中心时，我不知道大卫会在这类事件上投入多少时间。”）眼下，这一点暂且不论，我还是说说我的录音机吧，就是我放在大卫客厅的杂志上的那台。当你第一次见到某个人的时候，他似乎是他所从事的工作的完美代表。正是那些几乎无法断定的标志才承载并构成了一个人的特征。大卫看上去就像一个蒸蒸日上的年轻作家。对他而言，我只是一个拿人钱财替人干活儿的记者——无论我打开的是怎样华丽的文化盒子。此外，他会把我重复他说的话，尤其是他对着磁带说出的那些尖锐的话剔除。我是一个狡猾、老练的行家，曾在各种名流游戏中拔得头筹，而现在我闯入了伊利诺伊州的荒野，为的就是再捕获一个猎物。
其实，大卫只不过是我采访过的第三个名人，也是第一个作家。买这台录音机时——花了三百二十美元——我手心冒汗，心都快跳出来了，嗓子眼儿直冒烟。在遇见大卫的二十八个月前，我遭遇了一场几乎让我一贫如洗的经济危机。这就是我的病痛。在那段日子里，我待在学校里，每天早上在一尊尊雕像下、一座座花园里醒来，一直没做好走上街、处理报账单的准备。每周我们的邮箱里都会塞满 “维萨卡”和 “发现卡”寄来的全新申请单，所以我走出校园，去面见信托界的大人物。一场经典的罗曼史——奢华的求爱，非难的离别。我失去了信用卡、电话号码、有线电视最基本的频道，还有公寓。把钱放进我的口袋里，就像把它投入原子旋涡一样：我会马上回到原处，随后瞬间裂变。我不再随身携带钱包。这似乎有些怀旧。去自动取款机前取钱变得极富戏剧性。这就是症结所在：一个人遇见了他的命运。我成了那种羞于面对收支屏幕的客户，就像好心肠的司机会将视线从车祸现场转移一样。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我最终失去了银行账户。1994年，我去纽约租房子。我在表格上填上了我的社保号码。我不知道此举会给我亮起怎样的红灯，敲响怎样的警钟。但是，当我第二天早上现身时，房东——一个在远方的海滩构建体面人生的欧洲大块头——告诉我，他一直忍着，才不至于把我一脚踹出去。他走上前来，站得离我很近。“你知不知道你那份信用报告看起来像什么？”“不知道。”我说。“那好，我还是别告诉你了。”
我受到胸怀大志并达成所愿这种美国电影式的主题的驱使，认为要想抵达某个地方，最好的途径莫过于按照已达成所愿的状态去生活。这是一个颇具魔力的念头，也是语言实验室运作的方式。要想学法语，就得去聆听、说这种语言，这样你才能获得进步。（这也是学院为你们预备的东西，一根根圆柱和一片片丘陵地带，你要么成为雅典人，要么变得腰缠万贯。）如果你思考和言说的东西只有小说，那么最终你的周围都是书店。放低你的眼界并非明智之举——这是一场厄运，是堕入平庸的邀请函。我像小说家那样活了七年，其间出版了两本书，随后证实了此路根本不通。
我在《滚石》杂志谋得一职。突然获得了一笔钱，我躲过了暴风雨，能够在一座明亮安静的礼堂里抖落雨伞上的雨滴了。一时间，阴霾退散，不再潮湿，不再喧闹。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你感觉自己像 “刘易斯和克拉克”那样的金融探险家一样，每过一天，每遇到一次结算周期，都是在蹚一条河流，都是在绘制一幅愿景、立一面旗帜，我在临近三十岁的时候重新体验了一番。第一个银行账户，第一份投递到家里的报纸，第一张（有担保的）信用卡。人们或许会认为从事新闻工作的福利在于旅行，而不是那些装在托盘里的饭餐和天际的变化。享受特权，知道已经有人把订机票、预约车辆和酒店床位这类麻烦事给搞定了，因为在全世界范围里，他们只想让你去完成派发的任务。每一张登机牌——每一班机组成员，伴着那一副副安详的笑容和夜间的灯光——都像圆滑的恭维之举。
我从贫困中摆脱出来，就像你摆脱病毒的控制一样：疑神疑鬼，感恩戴德，不再想去测试我的运气。可以安心付钱坐公交车了，再也不用去那种连有着斜体字和感叹号的菜单都没有的餐馆了，我感到如释重负，这么多年以来，我无法对那些付给我薪水的人所说的一切表示异议。（异议或许会在我三十岁时重新成为一种可能。不，二十几岁那几年是一段顺从的岁月。）我租了自然历史博物馆街对面那套巨大的布满灰尘的公寓的一部分。我给自己留了一个专属的通道，我的室友是一对名叫贝奇施坦因的老人，这对夫妇不怎么合得来。他们会无休止地争吵，声音巨大，叫苦不迭。安娜·贝奇施坦因看电视时，想让她的丈夫阿瑟一同来看。他的需求则更小，也更容易满足。他想独自待着。她会抱怨说：“你瞧瞧，你瞧瞧，你怎么能在我眼皮子底下撒谎呢？这真搞笑！”我会将这些记下来。白天，我会在杂志社的办公桌前、窗户前，以及顶级洗手间里转悠，穿行于那些穿着大夹克衫的人和嘈杂的声音中间。那里的每个人都很镇静，你在每个人的头上都会感到一种有趣的未来，这种感觉就像楼上正在举行派对，或者你待在加州时正好赶上完美的天气。随后我回到家里，试图把在头脑中想出来的几个词写出来。詹恩·温纳，留着胡须，魅力无穷，带着我落在办公室的一个文件夹来到我家。我们四人——詹恩、我、阿瑟、安娜——在门廊里相遇，我心不在焉地介绍起来：“詹恩，这两位是我的室友，贝奇施坦因一家。他们是夫妻。”
但是一切会缓慢而稳健地起作用。你只须降低你眼中的温度，降低那种热度和需求。你只须慢慢地适应一切，低下脑袋，按照切实可行的安排把别人托付的事做到位就行了。
随后大卫——用他只向自己讨要的东西——把整座城市震了个底朝天。人群、掌声、焦躁的城市开足马力展开进攻。他那篇写游艇的文章于1996年1月发表，它清理场地，为小说挖好了跑道。人们将这个作品影印出来，通过传真传播，在电话里大声朗读。他做了一件随意却意义重大的事，他捕获了所有人头脑中的声音。这是一档只有一个嘉宾的脱口秀，是你在上下班经过办公大厅时的抱怨，是你在浴室里的亲吻和沉思。如果你将时间进行归档和整理，就会发现所有那些不同的思想类别——书籍、侏罗纪公园、古怪的行业术语、咒骂，事物是如何突然无缘无故地让你感到绝望或者高兴的——都是你在美化自己时头脑中或许会响起的声音。然后，他的小说出版了。他的照片出现在《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君子》等杂志的封面上，随后一路高歌猛进，其作品被人们称为天才之作。（此类吓人的、罕见的恭维会激发人们的抵触心理，因为其中的潜台词是：“这不是你。”）《纽约》杂志给出了一个毋庸置疑的建议，它认为那一年的小说奖可以提前印上他的名字，交由第三方保管了。即便这个名字——你不得不承认，名字中的三个部分全都包含在内——被人用滥了。特别配餐，豪华汉堡：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时代周刊》将月刊上的文章归结为诊断式的处方笺上的声音，一种全民共有的症状。大卫是 “这几年来首位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好奇心的年轻作家”。
随后大卫来到了这座城市。二月，天气糟糕，白日被压缩，人行道渗着水。一时流言四起。他正在和谁约会，又是如何拒绝《查理·罗斯脱口秀》和《今日秀》的（对于一个精炼和专营媒体出口业务的城市来说，此举就像拒绝册封骑士那样，让人觉得不合时宜，却英勇无比）。他的第一场朗读会在东村的KGB酒吧举行，人们将那里围得水泄不通，场面就像高峰期的地铁。前几排的女人不停地抛着媚眼，后排的男人喘着粗气，面露不悦之色，心生妒忌。第二场朗读会在高塔书店举行，那是出版人之夜，各位出版人从未像这次这样，仿佛走过一个个城垛般井然有序地相互点头致意。在此之后就是人潮涌动的读书派对，参加聚会的人照旧全都穿着黑衣服，看起来就像一场气氛最为欢快的守灵仪式。大卫站在靠近洗手间的门廊里，与此同时，人们站在含有酒精的功能饮料旁边看着他，眼睛里闪着光芒，与他握手，向他表达祝贺——他就像一个散发着魅力的反应堆。我近距离地看着他。我无法想象他当时的感受。他现在的情况远比我所能向世界索要的一切还要丰富。不，这恰恰是我鞭策自己不再提出的索求。他看上去羞涩、兴奋、自在，就像一个独自玩着冲浪板的人。派对间隙，他离开众人进入了盥洗室。我想（这是你在三十岁时会犯的另一个错误：你相信所有躲在姓氏和背景的假面下的人，本质上依旧和你一样）他是到盥洗室里照镜子去了，去提醒自己，他才是这一切的主宰。
随后他就启程去做巡回宣传了。（这一点我是清楚的。几年前我也参加过为自己的书举办的巡回宣传。我去过几个街区，签售了几本书。随后，巡回结束，我搭乘地铁回家，打开行李，恢复体力。）他依旧是一座城市的独特气候，让读书圈一头雾水。我对我的女友说，如果她能在我离开期间把这本书读完，那就再好不过了。随后，我坐飞机去了芝加哥，然后驱车前往布卢明顿。陌生的记者经历，浸入另一个人的生活。那些对朋友都会委婉询问的问题（罗曼史、父母、金钱、积怨），我却因拿了别人的钱财而不得不直截了当地去问。为了淡化他受人采访的感觉——这让我看起来像一个问题多到难以置信的客人——大卫邀请我睡在他的客房里。“我多余的毯子你可以拿来随便用。”他说。我在午夜时分醒了过来。他养的一条狗在重复地做一些事：嚎叫，停下，再嚎叫。随后我听到了大卫的声音，他半睡半醒，声音里好似有一块硬面包皮。他说：“吉夫斯，够了。”我感到非常陌生。凌晨2点，我正在聆听大卫·华莱士——这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教训他的狗。
在我们的谈话中，你可以看到我在不停地提出一些睿智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签支票，接受协议，抓紧干，休息一下。过去的八年时间磨炼了我，让我能给出这样的赚钱教义。大卫总在谈大而无当的事情，我则一直在用细枝末节的事情反驳他：你做得很好，别多想，简单的快乐来源于一份工作和你早晨喝的咖啡。这就像弟弟试图用低年级学生学到的那一套来感化哥哥。在飞机上，我感到我最终释怀了。好吧，他比我快，也比我更有趣。我应该善待他，而不是试图与之竞争。我觉得他在车里的表现正应了亨利·福特的旅途公式：如果两人能在路上行驶超过四十英里的距离，他们就能和谐相处。
随后，我离开了。当我回到家中时，我发现我想要在他的世界里留下足迹。一周后，大卫给我寄来了一个大盒子。盒子里长途跋涉而来的是我的一只便鞋，还有一段写在芝加哥熊队的信纸上的话，他在那上面画了一张笑脸：“我推测，这是你的吧？”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光脚的白痴。
谢天谢地，没人逼我非得把这篇报道写出来。我曾试图将它写出来，并且一直在想大卫会读到它，通过它，通过我，在X光底下暴露一些有疑问的东西。随后，詹恩改变了主意。我被派到西雅图去采访海洛因成瘾者（毕竟他们的窘境比我的要严重得多），这份工作要简单很多很多。我打电话给邦妮·纳德尔，也就是大卫的经纪人。大卫对媒体的关注一直有种复杂的感受，我让她告诉大卫这个好消息——这篇报道被叫停了。（他的妹妹随后告诉我，大卫没有什么不好的感受。“他说你是个得体的人——大约在五年时间里，这算是他说出的赞美之辞——还说我也会喜欢你这样的人。”打下这些内容让我的胃变得空空的，它在我的体内戳着我。他身上有一种随意，却令人感到迫切需要的社交天赋：你想要被他喜欢。）我光脚的感觉比之前更明显了。
多年以来，我对我想要涉及的事物有自己的品位——电视、合同、畅销品目录。令我感到尴尬的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将自己对它们的体验从大卫身上剥离开来。这似乎有些饥渴和吝啬。我在我的脑中写了很多封电子邮件，其中有一两封确确实实写在了电脑上。我写完其中一封，把它寄给了我自己，想看看打开它阅读是怎样的感受，随后断定它看起来有些傻，并且发现最适合打开这封信的人还是我自己。我阅读他写的书，思考他的问题，除了在电视上见过他一次之外，再也没有看到过他。
大约在他去世一年前，我重新把这些天的谈话拿出来听了一遍。我们又回到了他那间杂乱无章的起居室里，又回到了庞蒂亚克车里，又一起坐在丹尼斯餐馆里。有一件事一直让我感动：我们那时都那么年轻。
但是，时过境迁。当我想起这趟旅程时，我就会看见大卫和我坐在车的前排座位上。那是在晚间，空气中弥漫着嚼烟、苏打水和烟的味道。（嚼烟闻起来就像你把一卡车的咳嗽糖浆倒在了泥泞的草坪上。）冷风从车窗的裂缝中漏了进来。车内播放着R．E．M．乐队的歌曲。车轮发出那种在一堵高大的墙壁前无休止地抹除磁带的声音，听起来令人困倦。另外，我们似乎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在前进。那是我经历过的最精彩的一场对话。我们无所不谈。大卫这一生比我先前猜测的还要艰难。它更为敏锐。我意识到了，它与我的生活不同，他这一生的各个阶段完全被感觉所占据。我们都不知道生活将去往何方，当我们处在各个阶段时，都曾想断定我们将成为怎样的人。我们谈论起对于任何人而言什么才是重要的，该去需求什么，该如何成为一个好人，该如何去阅读，如何去写作，如何想象他人。他对我说的一些事改变了我的生活，加入了我的脱口秀节目，也成了我不断对自己重复的引语。给我二十四小时独处，我就可以变得非常非常敏锐。他与迈克尔·瑞恩度过的时刻，涵盖了雄心壮志能对你产生的一切作用。他对我的人格会有怎样的猜测？一个具有一切权利的人会期盼从你这里得到些什么呢，你又该期盼从你自己这里得到什么呢？大卫认为书籍的存在是为了让人们不再感到孤独。他将这个想法说给了乔纳森·弗兰岑。弗兰岑对我说起过一件令人难过并且感动的事。他说，渐渐失去大卫就像观看一部科幻电影，当电影发展到某一刻时，有一个小角色从气闸室里被吸了出去，就这么突然的一下子，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他说：“现在看来，大卫是否曾拥有一切问题的答案？”我不认为大卫故去十二年这个事实改变了它对我产生的意义。约翰·厄普代克——你们将会读到，或者已经读到了我们疯狂地对约翰·厄普代克展开的争论——曾经写道，暂时的时刻，处于暂时之中的事物本质，不应该剥夺它们的资格。他写道——另一些在我脑中乱成一团的句子—— “所有事物都会在天堂底下终结，如果当下过得毫无意义，那么没有什么事情会真正地往前发展”。所以，如果我还能对他说几句话，我会对他说，重温与他相伴的这几天其乐无穷。我得感谢他，我感谢他曾让我度过这段时光。我会对他说，那段时光提醒我去关注生活的本来面貌，而不是从中解脱。并且我会说，它让我在阅读时，不再感到那么孤独。
- 1英尺=12英寸≈0.305米，1英寸=2.54厘米。
- 1磅≈0.454千克。
- 原文为all his cards had turned over good，every one of his ships had sailed back into harbor．其中包含两则英文谚语：cards turn over good和ships sail back，都表示前途光明、愿望已经实现的幸福状态，中文采取直译。
- 美国两家著名的信用卡发行机构发行的信用卡。
- 美国历史上西进运动中两位著名的冒险家。
- R．E．M．（Rapid Eye Movement），即快转眼球乐队，成立于197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