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何其芳作品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情况
——兼论巴金与何其芳的交往
李秀芳[1]
在解放区作家中何其芳无疑是重要的一位，一位作家的作品受到读者欢迎和同行认可，重要的环节就是要出版，不出版，接触不到读者，再高明的作品也只能“孤芳自赏”。何其芳1949年之前的作品，几乎都是经巴金的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文生社”）出版的，虽然两人交往的资料现存不多，但根据何其芳在文生社所出作品及留存下来的资料，仍然可以对巴金与何其芳二人的交往做些梳理，以总结巴金在何其芳文学道路上所起的一些作用。
在1950年巴金离开文生社之前，何其芳在文生社所出的作品有以下几种：
《画梦录》1936年7月初版，收入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二集。
《刻意集》1938年10月初版，收入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五集。
《预言》1945年2月初版，巴金主编“文季丛书”第十九种。
《还乡杂记》1949年1月初版，收入《文学丛刊》第八集。
《夜歌》1950年1月文生社二版。
这是何其芳作品在文生社的出版情况，循着这个线索，回溯一下巴金与何其芳最初的交往。
1932年9月巴金想去天津看望三哥李尧林，朋友沈从文来信邀他到青岛看看，于是巴金在青岛逗留一星期后，去了北京，在北京待的三四天时间里，见了沈从文介绍的两位朋友，与友人缪崇群游览了颐和园等，也第一次见到“还是一个穿着长袍的斯斯文文的大学生、诗人”[2]的何其芳，他们是如何见面的，有没有朋友的介绍？则不可知了。自1931年何其芳的诗作陆续在《新月》和《现代》上发表，并于1931年秋天创作完成了代表其早期诗歌成熟作品的《预言》，他的诗逐渐在读者中产生影响。1932年与巴金初次见面，其时何其芳正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次两人的见面似乎仅仅止于认识，并没有进一步的交往。
1933年巴金又到了北京，住在新婚的沈从文家中，后来搬到北海的三座门大街14号，与靳以一起编《文学季刊》，这里随即成了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的文学青年的聚集地，曹禺、李健吾、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萧乾等常常到这里聚谈。卞之琳还做了《文学季刊》副刊《水星》的主编，因此常常拉李广田、何其芳两位好友帮着看稿。这段时间巴金与何其芳接触很多，这些来此聚谈的年轻人不但为《文学季刊》及《水星》供稿，而且许多人的作品后来由巴金主持的文生社出版，何其芳就是其中的一位。1934年10月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三人的诗集合集《汉园集》列入“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中，但直到1936年3月才得以出版，不但错排很多，而且印丢了卞之琳写的出版题记。而1934年的秋天巴金离开北京回到上海，11月离沪去日本学日语。1935年8月巴金从日本回国，接手文生社的总编辑职务，着手处理出版编辑事务。并于1935年11月到北京办理《文学季刊》的停刊，在回沪途中到天津看望三哥，与毕业后在南开中学教书的何其芳重逢。
从以上二人的生活轨迹看，巴金在北京编辑《文学季刊》的这段时期是他们真正交往的开始，关系是否密切，则很难确定。
巴金从1935年8月回国接受文生社的总编辑职务始，就筹划出版事务。首先是继续开始了《文化生活丛刊》的编辑工作，另外就是编辑出版《文学丛刊》，首先支付给立达书店300元，取回曹禺、沈从文、卞之琳、李健吾等友人的书稿作为《文学丛刊》第一集的部分书籍，同时约到了鲁迅的《故事新编》和茅盾的《路》，为《文学丛刊》的发展开了好局。在第二集中就收入了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其中所收1933年到1936年何其芳创作的散文17篇。《画梦录》是何其芳的第一部个人作品集，它的出版让何其芳以散文家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他的雕饰唯美的写作风格，一下抓住了年轻读者的心，当年《画梦录》的年轻读者在回忆时说：“当时十分佩服、喜欢的散文作者是何其芳和他的《画梦录》，觉得这是一种新的风格和新的流派，和朱自清、周作人都不同。”[3]“记得三十余年前自己初习写作的时候，喜爱散文与诗，对汉园三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特别佩服，尤其是对何其芳的《画梦录》，爱不释卷，读了又读。当时很多青年作者都给《画梦录》着了迷，而我也不是例外。”[4]《画梦录》1936年7月初版，三个月后再版，到1947年3月的版本已经是它的第九版，可见其受欢迎程度。1936年9月《画梦录》得到《大公报》文艺奖评委（当然巴金也是评委之一）的一致认同，获散文类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何其芳凭借《画梦录》在文坛一炮打响。编辑出版《画梦录》的巴金，无疑成为何其芳闪耀文坛的“推手”。
在《画梦录》一版再版的过程中，1938年10月何其芳的诗歌与散文作品合集《刻意集》收入《文学丛刊》第五集中出版。《刻意集》收录了1931年到1936年除去《汉园集》所收的诗和《画梦录》所收散文外，“尚可以宽容的挑选出来收辑出来”的其他的诗和散文。《汉园集》、《画梦录》和《刻意集》可以比较完整的展现何其芳早期的创作风格和文学脉络。1937年5月何其芳在莱阳写的《刻意集·初版序》实际也是对自己前期创作的总结和这几年文学经历的回溯。
集子编好了，淞沪抗战的炮火却打乱了原有的出版计划，巴金则忙于抗战刊物《呐喊》的编辑出版，其他与抗战无关的工作只能暂放一边，事实上文生社的出版业务到9月份也基本停顿。1938年3月巴金取道香港到达广州，筹办文生社广州办事处；而何其芳则离开山东莱阳回到成都，与卞之琳、方敬等朋友编辑出版刊物《工作》，投入文艺抗战的洪流，这段时间他的作品尖锐、充满火力。《工作》停刊后，1938年8月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两位好友启程奔赴延安。巴金与何其芳两人的空间距离不断拉大，音书的传递也就不再通畅，所以1938年10月《刻意集》的初版，何其芳没有见到；1939年11月《刻意集》的再版，他也不知道；其1940年12月写的《刻意集·再版序》，在1941年5月《刻意集》三版时，被编者改为《三版序》放在了书的最前面。
何其芳到延安后，曾于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到晋西北的贺龙一二师，战争的残酷和行军的艰辛，与他以前对战争的想象完全是两码事，最后他申请回到延安，1940年5月《一个平常的故事——答中国青年社的问题：“你怎样会来到延安的？”》一文中写道：“当我坐着川陕公路上的汽车向这个年轻人的圣城进发，我竟想到了倍纳德·萧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一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但到了这里，我却充满感动，充满了印象。我想到应该接受批评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这个进行着艰苦的伟大的改革的地方。……在这里，我这个思想迟钝而且情感脆弱的人从环境，从人，从工作学习了许多许多，有了从来不曾有过的迅速的进步，完全告别了我过去的那种不健康、不快乐的思想，而且像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巨大的机械里和其它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着，旋转着，我已经消失在它们里面。”[5]
从这时的何其芳的自我感觉来看，他正经历着“从来不曾有过的迅速的进步”，所以他在1940年底在延安鲁艺写的《刻意集·三版序》中说：“过去的可怜的成绩，就是它们完全被一把火烧掉了也不必太惋惜的。”（《刻意集·三版序》，1941年5月，《刻意集》改订三版第1页）尽管这样说，为了这个集子更单纯一些，调和一些，还是对《刻意集》做了改订，把收入其中的诗和关于诗的文章抽了出来，把在天津写的《浮世绘》的四个片段加了进去。并解释了改订的原因：“想起了它，总是怀着一种很不安的情感。我还记得它是怎样一本不太像书的书。感谢出版人和这种丛刊的编者，他们允许我有一个改编的机会！”[6]虽然他一再说对早期的创作不满意，这本书是“一些失败了的试作”；但是在最后却又用鲁迅的“不悔少作”来为自己的作品做注脚：“我同意鲁迅的‘不悔少作’的见解。只要我当时是认真地写了，尽了自己所能达到的努力，即使现在看来是非常幼稚，也没有什么可失悔的。我想，虽说我这些东西不能给那些愿意读它们的人以很好的营养，也不会毒害他们吧。历史在奔跑着。未来的光明的吸引是太巨大了。我相信那些读到我这本书的比我更年青的人，不过像偶然在大路旁边发现了一朵枯萎了的小花，或者像偶然在尘土堆积的屋角找到了一个比他早了一代的孩子们玩的玩具，是不会使他们停止了脚步，停止了工作，太耽误他们的可珍贵的时间的。然而我也愿意它能够给他们一点很小很小的快乐！”[7]
虽然何其芳前面说过去的作品，完全被一把火烧掉都不必太惋惜，同时又认为他的作品对读它的人来说“不会太耽误他们可宝贵的时间的”，“也愿意它能够给他们一点很小很小的快乐！”总之，他想说的就是：早期的作品虽然没有太大价值，但对读者来说却是无害的。这篇序言是怎么辗转寄到巴金手中的，已不得而知。
1941年的1月份巴金回到阔别13年的成都，见到了由大家庭分散出来的家人，与成都的老友相聚，构思长篇小说《火》（第二部），筹划创办文生社重庆分社。何其芳与巴金在各自选择的道路上执着地前进着。
然而到了1944年夏天他们在重庆再次见面了。巴金清楚地记得：“他陪我到曾家岩‘周公馆’去……他向我介绍延安的一些情况，他给我送来延安生产的小米和红枣。”这次重聚巴金对何其芳的第一印象就是“仿佛见到了一个新人”[8]。何其芳是这年4月随同林伯渠的代表团由延安到达重庆的，他此行的任务就是调查重庆文艺界的情况，以自身为典范，现身说法，向重庆的知识分子宣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主旨。在重庆期间，于公于私何其芳与巴金都有很多见面的机会。而巴金是7月份由贵阳到重庆的，桂林的大火把巴金几年来苦心经营的文生社桂林分社烧光，巴金于是决定留在重庆。虽然战时的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但巴金依然忙于出版和创作，1944年上半年巴金写完《憩园》，下半年开始根据自己的一段经历创作《第四病室》；重庆的文生社重排再版或新出了不少的土纸书。
何其芳的“中共文化特使”身份似乎让他在重庆的工作进行得不太顺利，据当事人胡风日记所载，何其芳刚到重庆不久在“文协”做过一次报告，“何其芳报告了延安的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的。由于何其芳同志的自信的态度和简单的理解，会后印象很不好。何其芳同志过去的情况还留在大家印象里，但他的口气却使人只感到他是证明他自己已经改造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9]。看来何其芳一开始就出师不利。而胡风更是没把他放在眼里：“由何其芳到国统区来宣布这一条，也好像不太合适。他从《画梦录》的北平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而且马上成了党员。应该是得到了熟悉他心目中的工农兵的最好的机会了。但据我所知，除了写过一两首依然是少男少女式的抒情诗以外，好像什么也没有写，更不用说工农兵了。”[10]何其芳从胡风他们那里受到了冷落可以理解，而老朋友沙汀也让他感到失望。何其芳来重庆时曾受周扬之托给沙汀带信，希望沙汀回延安，在几次给沙汀去信邀请后，1944年秋天沙汀才不得已从睢水到重庆，但是对去延安却不接受，只想一心搞创作。在诸事似乎都不太顺利的情况下，1945那年1月何其芳黯淡地回到延安。1945年9月何其芳的第二部诗集《预言》由重庆文生社出版了。根据当时的出版条件及出版时间，这部诗集的出版在何其芳离开重庆前就与巴金谈好了，而且何其芳对这部诗集也非常看重，在1952年1月9日写给巴金的信中说：“有时还有人向我要《预言》看。因此，我最近抽空把它改编了一下，主要是删去了那些有悲观色彩的东西。……还留下了二十首。……现在跟你商量一下，是否文化生活出版社或平明出版社还愿意重印它？如愿意重印，请通知我，定当寄上。……我抗战以前写的东西全部不足取，这二十首诗或者勉强可以留作一点纪念，这也是一个促成我改编它的想法。”[11]由此可见，《预言》的出版应该是何其芳这次重庆之行仅有的几点收获之一。
抗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9月，何其芳又被派往重庆，这次的身份是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新华日报》的副社长，以中共在重庆文艺界的主管领导身份负责四川省委的宣传工作。这次的工作对何其芳来说好像顺利许多，他不但创办了《萌芽》杂志并主持这个刊物的各项工作，而且组织了多次文艺批评活动，重庆党员作家的集体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讨会，他也是以召集主持的身份参加；当开始由《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所引起的“现实主义”大讨论时，他积极参与讨论，发表评论文章。1946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曾在公开场合夸奖何其芳工作“认真”。抗战胜利对当时重庆出版业的影响就是书印不出来，印出来也没人要，人们都在为交通工具奔波，做着复员回家的打算。文生社的业务基本停顿。巴金就将自己关在小屋子里写文章，或者翻译王尔德的童话。后来因为三哥生病，于1945年11月回沪几个月，后又回到重庆，于1946年5月终于和妻子萧珊回到上海，着手文生社在上海的重建工作，同时开始续写在重庆开始的长篇小说《寒夜》。
全面抗战八年，上海的出版业已经萎缩到排字工人都难找的地步，而且排印价格贵，1946年8月巴金写给沙汀的信中谈到文生社的情况：“现在排印一本新书就得花百万光景，最近是所谓淡月，书店经济周转困难，恐怕要过了十月才有办法。”[12]1946年11月22日[13]还在重庆的何其芳写给巴金一信，内容关于他的书的出版问题：
昨夜花了一晚上功夫，算是把《还乡记》抄补好了，另卷挂号寄上。收到后盼给我一回信。出的迟早倒没有什么，但望妥为保存。因为其中《我们的城堡》一篇懒得抄写，就将仅存的贴上，若再万一有遗失，则以后恐怕很难找得到了。另一本诗集，文集，当陆续抄编寄上。但那两本需要抄的功夫更多，恐还要拖些时间耳。出版时间若大致可定，亦望顺便告诉我一下。《刻意集》不知以后还有重印的机会否？若有，请你代为将我再版序中最后一段整个删去。记得那段引鲁迅先生“不悔少作”之语为慰解，现在想来颇不应该，因为鲁迅先生那些少作是可以不悔的，而我的少作实在太差了，不应自己辩解。前曾托健吾兄转你一短信及座谈会记录一份，不知收到没有？
《还乡记》即《还乡杂记》，收入《文学丛刊》第八集，1949年1月出版，在此之前曾收入靳以主编的上海良友出版公司《现代散文新集》中。1938年靳以离开上海，1939年8月赵家璧将《还乡杂记》出版，却将书名错印成《还乡日记》，1943年方敬在桂林经过多方搜求，终于把各篇找全并补充完整，将书名改为《还乡记》，由桂林工作社出版，但未曾料到的是，经过图书审查后的《还乡记》每篇都被删削得残缺不全。方敬为《还乡记》的出版写了一篇后记：“这本书抗战那年由靳以编入《现代散文新集》，交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嗣因战争的影响，迟了很久才印出来。书隔绝在孤岛，传到后方来的为数寥寥。这寥寥之数竟给了我们带来了莫大的惊讶。一寓目便知道书名《还乡记》变成《还乡日记》，而且里面还漏掉了三篇：《私塾师》《老人》与《树荫下的默想》。《我们的城堡》也只印了一个头。这是意想不到的大错。对作者和读者都是一个损失。不说写作时茹辛尝苦的作者本人，连我们心里也觉得不安，不但不满意。我们一直想重印，好让大家得以窥全豹。”[14]当时也在桂林的赵家璧读到这篇后记，感觉“句句针对我下的严厉的批评，我脸上羞得发红，感到无地自容。……并向巴金谈到这件事。”[15]巴金对《还乡杂记》以前的两个版本的情况很熟悉，在1948年1月出版时巴金写了一篇后记，将以上两个版本的情况做了一个简单说明，并最后说明：“沙汀兄有一本题作《还乡记》的长篇小说，已经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出来了。一个书店里出版两种同名的书，对读者应当是不方便的。为了避免混同起见，我添上那个取消了的‘杂’字。好在沙汀也是作者的友人，作者大概不会为这种‘让’法责备我。”[16]何其芳曾为《还乡杂记》专门写了一篇“附记三”，在《还乡杂记》出版时却没有添上，巴金在后记中只简单地说是“因了某种关系被我删去了”。所谓的“某种关系”，指的是当时上海的恐怖气氛。为了保证书的出版，删去当时看来言辞激烈的“附记三”是不得已的事。
关于信中托巴金在《刻意集》重印时代为删去“那段引鲁迅先生‘不悔少作’之语”的原因是这样的：何其芳1945年第二次被派到重庆，以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和理论的身份出任《新华日报》副社长，到1947年3月因《新华日报》被封而被迫离开重庆，这期间，他主要写作文艺理论文章和一些杂文，并主持召开关于《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等作品的座谈会。何其芳在延安期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确立，以及对革命文艺理论的学习，使他对自己早期作品的认识与1940年在延安写作《刻意集》“再版序”时已大大不同，而且用“鲁迅的‘不悔少作’的见解”为自己早期作品的出版做注脚，更觉得不合时宜，所以才在信中请巴金代为删去此段。这封信写于1946年11月22日的重庆，到达上海总要费上几天时间，但1946年11月版《刻意集·三版序》却是依照作者的要求已经删去“不悔少作”那段，是赶在印刷前删去的还是印刷后删去重印的？情况不得而知，总之从这些小事都可看出巴金对作者兼朋友的何其芳的尊重。
何其芳还在信中问巴金：“前曾托健吾兄转你一短信及座谈会记录一份，不知收到没有？”巴金1944年7月由贵阳到重庆，1946年5月回上海，其间除1945年11月因三哥病重回沪一次外，一直在重庆，所以1946年5月前的关于《家》座谈会情况巴金应该会了解，不需要何其芳转寄。1947年2月何其芳在《关于〈家〉》一文开头就说：“昨天早晨读了《虹》上面的《家》的座谈会记录，晚上刚好又去看了《家》的演出，有些零碎意见想和朋友们商讨，……那次去参加《家》的座谈会，我实在太无准备，连剧本都没有重读一遍。因此我那些发言很不具体，甚至可能有些意思都未表达清楚。……我想，我应该自己来加以补充说明。”[17]关于《家》的座谈会时间及关于《家》的座谈会记录都未查到，根据巴金1946年5月回沪时间确定，应该在巴金回沪后召开和发表的，所以才会在致李健吾信中转巴金。
信中还提到“另一本诗集，文集，当陆续抄编寄上”。“诗集”应该是指1950年1月文生社出版的何其芳的诗集《夜歌》，《夜歌》1945年5月曾由重庆诗文学社出版过，1950年文生社出版时，不但对原收入的诗作进行了修订，而且增加了另外的八首诗作和一篇附记，这篇附记初写于1946年12月15日的重庆，后1949年7月14日在北京修订。从这篇附记的初写作时间看，与信中所说的“当陆续抄编寄上”正相契合，但抄编好的《夜歌》及这篇附记应该没有寄给巴金，因为巴金在1949年1月《还乡杂记》的后记中说，“原稿还是两年前作者由重庆寄来的。以后我就没有再得着他的片纸只字。我不知道他今天在什么地方”[18]。1946年《新华日报》停刊，1947年3月何其芳被迫离开重庆回到延安。所以他们之间又回到音书隔绝的状态。
1949年上海刚解放，他们恢复了联系，巴金回忆：“他就从北平来信很关心地问我的情况。不久我到北平出席全国文代会，他看见我显得多高兴，多亲切……”[19]
何其芳1949年前的创作“从《扇上的云烟》到《呜咽的扬子江》再到《夜歌》”绝大部分作品都是经巴金的手编辑出版的，这既出于作者对编辑的信任，更出于朋友间的诚挚的友谊；不管何其芳在北平，在延安还是在重庆，两人是相处一地还是远隔千里，即使音书不通，巴金都会一如既往地把何其芳的作品编印出版，其中原因除了有对作者作品的喜爱，还有对创作的尊重，当然更有文化的道义和责任。通过对何其芳作品在文生社出版情况的梳理，可以发现，巴金与何其芳两人尽管信仰不同，选择的道路不同，但对友谊、对文化却有着同样的珍视和理解。
[1]作者简介：李秀芳，巴金故居研究部研究员。
[2]巴金：《衷心感谢他》，《巴金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553页。
[3]黄裳：《读书生活杂忆》，《黄裳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第68页。
[4]董鼎山：《从何其芳著作的英译本谈起》，《读书》1979年第7期。
[5]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答中国青年社的问题：“你怎样会来到延安的？”》，《何其芳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83页。
[6]何其芳：《刻意集·三版序》，《何其芳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147页。
[7]何其芳：《刻意集·三版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第2～3页。因为此段文字在1946年11月《刻意集》四版时应何其芳的要求删掉了。而这一段也恰恰反映了何其芳当时对早期作品的一个普遍看法，所以这里将此段全录以做一点资料的补充。
[8]巴金：《衷心感谢他》，《巴金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553页。
[9]《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312页。
[10]《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706～707页。
[11]1952年1月9日何其芳致巴金信，见《何其芳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3页。
[12]巴金研究会编《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沙汀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第4页。
[13]这封信在《何其芳全集》第8卷中的时间被标为1952年11月22日，经龚明德教授考证，时间应为1946年11月22日。参看《何其芳一封旧信的年份》，收入龚明德著《旧日笺》，中华书局，2013。
[14]方敬：《还乡杂记·附记一》，何其芳《还乡杂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第101～102页。
[15]赵家璧：《文坛故旧录》，中华书局，2008，第162页。
[16]巴金：《还乡杂记·后记》，何其芳《还乡杂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第112页。
[17]何其芳：《关于〈家〉》，《何其芳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501页。
[18]巴金：《还乡杂记·后记》，何其芳《还乡杂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第111页。
[19]巴金：《衷心感谢他》，《巴金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5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