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房长物

渐行渐远的墨盒

在文房用具的大家族中，墨盒是最年轻的成员，它的流行，不过一二百年的光景，然而和今天尚被书画家广泛使用的纸墨笔砚不同，墨盒已经从我们今天的书斋中彻底消失了。只有在古玩铺中和博物馆的晚近民俗陈列室里，还能零星看到它的身影。然而，在清末至民国的一百多年间，墨盒曾经是书桌上一个必不可少的存在。

在自来水笔从西洋传入中国之前的数千年中，书写之前的磨墨，一直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

汉人《释名》：“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先秦两汉时期，磨墨用的是石研。一块光滑平整的石头，配上一枚圆柱形的研棒，磨墨时，将颗粒状的墨块放到研上，添点水，用研棒按着，缓缓碾磨成墨。因为石研不蓄墨，可以想象，在书写的时候，势必需时时放下笔，拿起研棒，研磨几下，才能掭笔写下数十字。

于是人们发明了带砚池可蓄墨的砚台，墨丸则被改制成较大块的墨锭，以长方形圆形为多，兼代了研棒的功能。但即使如此，磨墨依然是一件耗时耗神的事情：动作不可太快，快则墨粗；不可太轻，轻则墨淡；不可太用力，否则伤墨伤砚；手势不可侧倚，须平正悬直，否则墨锭磨成尖尖的一块，不仅以后不好用，也显得主人心浮气躁，胸中缺乏中正和平的气度修养。清人甚至为磨墨特别编出几句口诀：

新砚新水，磨若不胜。忌急则热，热则生沫。用则旋研，研无久停。尘埃污墨，胶力泥凝。用过则濯，墨积勿盈。岁久胶静，墨用乃精。取材宜厚，可久弗倾。

——清·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

快不得，多不得，多么麻烦？所以苏轼的一句感慨“非人磨墨墨磨人”（《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引起了后人多少共鸣！

如果只是北窗下闲来吟诗作赋，那么悠悠磨墨的过程还不失为一种酿造文思的优雅，但如果写字是为了急事，那只好像李商隐《无题》诗里说的，“书被催成墨未浓”了。

好在李商隐只是写情书，墨急匆匆磨得淡些，无妨书信内容，传情无碍。但到了清代中后期，科举应试，翰林詹事朝考，都格外看重墨色是否浓黑光亮。而且这些考试，答卷时间往往很紧。墨汁的质量，磨墨的速度，往往关系到文章是否能被录取，甚至十年寒窗苦读后的命运。功名事大，临场时“多快好省”的磨墨方式一下变得如此重要起来，于是砚的外延——墨盒，便应运而生。

墨盒是一种铜制的有盖扁盒，里面垫有一块丝绵。考试时，士人提前精心磨好墨汁后，注入墨盒中，携带入场。于是既可免去临时磨墨的慌乱，又不用再带上砚台、墨锭、水注等零碎文具，十分方便。

墨盒起源于何时？坊间传说，乾隆末年，一位士人进京应考，嫌场中磨墨不便，于是他聪慧的妻子在自己的银粉盒里装入丝绵，注入墨汁后给丈夫带入考场中，墨盒由此流行开来。但据考古报告，元末明初的南京吴祯墓葬中，已有垫有丝绵的铜制盒子出现。只是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来，并无明代人使用墨盒的记载。所以吴祯墓葬中铜盒内残存的黑色物，到底是墨汁，还是染发用的胶青，尚有争议。

民国黄铜墨盒，浅雕平刻文房清供图样。

就社会风尚来看，墨盒的流行，还是要到清代中后期嘉庆、道光年间的事情，正如邓之诚《骨董琐记》中所言：

墨盒之制，不详始于何时。相传一士人入试，闺人以携砚不便，为啧墨于脂，盛以粉奁，其说特新艳，然无确据。大约始于嘉、道之际。阮文达道光丙午，重赴鹿鸣，以旗匾银制墨盒，其制正圆，为天盖地式，旁有二柱系环内。

墨盒的流行，催生了墨汁的诞生。清同治四年，安徽进京赴考举人谢松岱，取“一艺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书”首字作名，经营一得阁特制墨汁。这种墨汁搀有动物胶，质地浓厚，正符合清末论书法尚黑尚亮，要求“字光如漆”的审美需求，于是盛行于世。一得阁遂成为商业规模化加工墨汁的开始。

而墨汁的大量市售，又反过来使得墨盒的使用更加方便，到了清末民初时，旗人震钧的《天咫偶闻》已记载说：“墨合盛行，端砚日贱，宋代旧坑，不逾十金，贾人亦绝不识，士大夫案头，墨合之外，砚台寥寥。即有者，不过新坑礼货，取其追琢之工，供玩而已。”使用墨盒的风气由北及南，墨盒以其便利的实用性，竟逐步取代了砚台千百年来雄踞书斋案头的不二地位。

墨盒多为铜制，早期为紫铜，后用黄铜，到清末民初时，白铜使用最多。白铜是铜与锡的合金，光润细致，有“赛银”之誉。白铜比白银价廉，比黄铜少铜腥，又不易生铜绿，平民阶层所用的近手把玩物品，比如手炉、脚炉、水烟筒等，白铜是最佳材质。当时所用的优质白铜，多来自汉口。但墨盒的加工出售，却以北京为中心。这是因为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和政治核心，考试特多，除了三年为期举办的北闱乡试、会试、殿试等科举仪式外，还有翰詹朝考等各式考试。而每年来到北京参加各级考试的士子，又将使用墨盒的风气，逐步播撒到全国。

较早的墨盒，多是文人找工匠自制，如《骨董琐记》中记载的阮元的墨盒，是自己设计的样式，“旁有二柱系环内”，大概是方便随时携带。同治年间，一位叫陈寅生的秀才，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万礼斋墨盒铺（后改名为万丰号），这是最早的墨盒专营店铺。此后，随着使用墨盒在社会上的普遍流行，琉璃厂、劝业场等处，卖墨盒的店铺也繁盛起来。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北京的白铜墨盒，甚至已与江西南昌的象眼竹细工、湖南的湘绣并列，成为外国游客争相选购的“中国三大名物”之一（见［日］中野江汉《北京繁昌记》）。

墨盒原来的形状，不过圆形或四方形两种，后来愈变愈奇，花样翻新，有八角、扇形、菱形、椭圆等各种形制。但圆形和四方形，始终是最基本最流行的款式。

出现在当今古玩拍卖会上的白铜墨盒两枚

墨盒表面的图案，早期少有雕、铸，多是刀刻阴文线条。万礼斋的老板陈寅生，本人便是位刻墨盒、刻铜镇纸的方家。他擅长刻蝇头小字，能在不过手掌大的一个墨盒盖上刻上整篇《圣教序》或《兰亭集序》。端楷数百字，而能笔笔见锋，一丝不苟，是他最擅长的作品。当时落款“寅生”的墨盒，在清末民初盛行一时，外地的读书人到了北京，少不得买上一些墨盒，既自用，也可馈赠亲友。震钧的《天咫偶闻》说：

光绪初，京师有陈寅生之刻铜，周乐元之画鼻烟壶，均称绝技。陈之刻铜，用刀如笔。入铜极深，而底如仰瓦。所刻墨盒、镇纸之属，每件需润资数金。

到民国初年时，市场上很多“寅生”款墨盒都是赝品。虽是赝品，却价格不菲。二十年代时，普通墨盒价格不过二角至一元五角，而寅生款的墨盒有在五元之上的，相当于两袋洋面或四五十斤猪肉的价格。不过，比起昔日价值动辄千百元，甚至等重黄金的古砚来，墨盒的价格，还是十分亲民的。

继万礼斋墨盒铺之后，到了清末民初，张樾丞的同古堂图章墨盒店在琉璃厂独领风骚，张樾丞本人是篆刻名家，有《士一居印存》流世，为不少名人治过印，新中国的宋体字国印，就是张樾丞所刻。张樾丞能以篆刻刀法刻铜，运刀如笔，虎虎生风。他又有一批名画家好友，如姚茫父、陈师曾等，为他的墨盒起画稿。这些画稿，多考虑到刻铜用刀的特殊性，或为折枝花鸟，或为山水人物，或为清赏玩器，以写意为主，删繁就简，往往寥寥数笔，而文人趣味十足。这批名画家加盟到墨盒制造业来，使墨盒在实用之外，更增添了艺术欣赏的趣味。

今人仿制的铜墨盒，上有“威广联合运动会”题刻。民国时期，墨盒曾经是中小学校运动会和其他赛事中最普遍的奖品。

入民国以后，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自来水笔，但各种机关公文，中小学作业、考试依旧普遍要求用毛笔书写。所以墨盒成为机关文员和学堂儿童必备的文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光是北京东琉璃厂里，自东向西路北的半爿街上，细细数来，就有文宝斋、兴文阁、大德阁、愚得阁、聚龙号等好几家专营的墨盒铺。墨盒的生意，当时就是这么好。

当时中小学校开运动会、评优秀生、学生毕业，常拿白铜墨盒作奖品。所费不多，又很实用，金石长存的良好祝愿之外，还蕴含着学校师长希冀孩子们好好学习的苦心。这些用作学校奖品的墨盒，就不一定出自名家之手了。最普通的，盒盖上刻一篇《总理遗训》或朱柏庐《治家格言》，刻工不精，但往往还会署一个“茫父”之类的款。这样的墨盒，在今天的收藏市场上还可以经常看到。

墨盒的底盖之间虽然尽量做得严丝合缝，但毕竟不能滴水不漏，小学生拿着上学，路上不小心碰翻，不仅倾了墨水，也污了作业簿子和小手。于是便有了墨盒套，用花花绿绿的丝线、毛线编成钩成网兜。这些一般都是家里母亲或姐姐的手工，谁的墨盒套颜色配得鲜，花式钩得巧，也是小学生常常互相比赛的内容。墨盒里的丝绵垫倒经常是孩子们自己做的：养蚕的时节，把快上山的蚕宝宝捉几条来放在墨盒里，让它们在盒底吐丝，便可得到一张依样大小的雪白丝绵垫。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各党政机关、文教机构开始普遍使用自来水笔，那也正是蛰居北京、惯用毛笔的周启明（周作人）老人开始抱怨买不到直行信纸和旧墨的时候。白铜墨盒终于和许多旧的风尚一样，被那个崭新而火热的时代抛在了身后，渐行渐远，消失于我们的视野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