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站，梦开始的地方
差点当了洋买办
《马关条约》实在是过于让天朝没面子，这事当然跟慈禧光绪没关系，甚至跟任何人都没关系，因为这约是李鸿章签的，这国就是李鸿章卖的。一时间从上到下，全国人民群起而攻之，李鸿章就这么成了他一开始就知道要成为的替罪羊。
平心而论，李鸿章也并不完全是冤枉的，所以面对被免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官职，被褫夺穿黄马褂等荣誉，他一概无话可说，只有在得知全体军机大臣上折子给光绪皇帝，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时，这位73岁的老人，才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时李鸿章闲居北京贤良寺，除了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荣誉头衔，处于无官一身轻的状态。既然无官了，肯定不招人待见，只能于门庭冷落中，淡看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于此时写了一首马关纪事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路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征旗大将坛。寰海尘氛纷未已，诸君莫作等闲看。”诗意之苍劲悲凉，令人不敢回想其少年意气时的名句：“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李鸿章很有担当，罢官之前，有一次恭亲王问他：“听说朝鲜乱局、甲午战争是由袁世凯引起，不知是否如此？”他只回了一句：“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
袁世凯同样没有装孙子，李鸿章马关遇刺时，他仍在辽东半岛，闻听此事一连发了几个电报问候伤情；等到李鸿章回到北京遭遇罢官，这时仗也打完了，他立即向奉派督办关外军务的两江总督刘坤一销差，赶到北京，首先就去贤良寺拜访业已无人问津的恩师，令李鸿章感慨不已。
这时李鸿章的马关日记已被国内各大报纸疯狂登载，该日记主要由他的书记员如实记载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很详细，其中包括条约签订后，春帆楼上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一段闲谈。
谈到十几年前，北洋水师远渡日本海，到日本近海炫耀武力，伊藤博文应邀登上军舰，被其现代化震惊得目瞪口呆的往事；反观今日，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打得全军覆没，李鸿章不禁感叹：“人才难得啊！”伊藤没有接话，反而问道：“袁世凯现任何事？”这已是伊藤第二次提及袁世凯，李鸿章回答：“小差事，无足轻重。”这就该轮到伊藤感慨了：“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竟然无足轻重，难怪贵国没有人才啊！”
报纸上登出这段对话后，袁世凯立即声名鹊起，一时间，到茶馆去听袁慰庭讲朝鲜的故事及中日朝关系，在士大夫中成了一种时尚。李鸿章幕府文案于式枚曾有过回忆：“大家全部喜欢听他的议论，引为一世之雄。我暗地观察他的举止，确非寻常之人。”
不过也只是增加了声誉而已，一时半会儿袁世凯似乎也没什么好机会，于是他干脆请假回河南老家探亲去了。这是1895年4月底的事。
1895年7月的时候，因甲午战败，举国上下变法的呼声响入云霄。这时候袁世凯回到北京，经李鸿藻和翁同龢的推荐，在1895年8月2日，他终于得到了光绪皇帝的亲自召见，随后就被派到督办军务处去工作，“供王大臣差遣”。
光绪在召见时问了他对举国热议的变法的意见，这让袁世凯很是心潮澎湃，回来后他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万言书，全文13000多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内容，分为储才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交涉4条，主张学习外国、变更旧法，并提出具体的变法策略，比如理财9条，包括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振商务、修铁路、开矿藏、办邮政、造机器、饬厘税等。“储才”中的设立馆院，与维新变法所开办的京师大学堂相类似，见识远在同人之上。反复修改完后，袁世凯于8月20日上呈光绪，给光绪皇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袁世凯所在的督办军务处，成立于1894年11月2日，当时日军突破鸭绿江防线，攻占了花园口，朝廷急了，抓紧搞了这么一个衙门，由恭王奕担任总办，庆王奕劻任会办，李鸿藻、翁同龢、荣禄、长麟会同办理，应该算是一个临时的最高军事机构。甲午战争结束后，鉴于所有大清朝的军队几乎都不堪一击，朝野上下要求军队改革的呼声日高，朝廷便指令“督办军务处”负责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
袁世凯能进入这个机构，算得上得偿所愿，奈何上班以后才发现，一切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根本就没有王大臣想要差遣他。
不妨先说说衙门里的几位领导。恭王奕是个很牛的人物，如果当初道光死后是他而不是他哥哥接任皇帝的话，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后来依然会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庚子之乱、八国联军等等，但一定不会有慈禧当政。可惜的是，这个当年联手慈禧搞政变、推翻权臣肃顺的王爷，随着政治盟友慈禧的腰杆越来越直，自己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屡经打压之后，现在早已心静如水，在混日子了。
庆王奕劻在这本书里很重要，留待以后再细说，现在我们只需要知道他以前穷怕了所以只知道贪污就够。
长麟不用多说，一个满人里的庸才而已，但绝不是最平庸的。
至于李鸿藻、翁同龢，这俩人是当朝清流领袖，大概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舆论、监察领袖吧！他们分别代表着北、南两方的清流势力，而在清朝，汉人南北不和，斗得很厉害，这两位的关系可想而知。好在两个人都挺看好袁世凯，这主要是因为他在朝鲜的表现，确实光芒万丈。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于军务都一窍不通。
督办军务处里，只有一个荣禄真正是个人物。荣禄字仲华，1836年出生在一个“忠义”之家，祖父死于平新疆回乱，父亲、伯父死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所以荣禄16岁就顺利踏上了仕途，先当工部主事，很快就晋升为户部银库员外郎，大概相当于现在财政部或央行的一个副司长，那会儿的荣禄不过20岁出头。
可是哪有那么一帆风顺的人生？荣禄同样遇到了挫折，巨大的挫折。
当时的户部尚书是军机大臣肃顺，他是咸丰皇帝的头号宠臣，精明能干，魄力非凡，只是气量狭小，眼里揉不得沙子，肚子里更撑不开船，但他确实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宰相。摊上这么一位上司，荣禄的日子不免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前方就会是万丈深渊。
事情起于吏部尚书陈孚恩，此人是肃顺的亲信，他了解到肃老大喜欢西洋金花鼻烟壶，而市面上没有好货，只有荣禄家珍藏着一些，就去找荣母要。做母亲的想儿子在官场上混，以后肯定需要陈尚书多多关照，便忍痛把家里的收藏全给了他。肃顺果然对这些宝贝爱不释手，听说是荣禄家藏的，心想他家里肯定还有，便直接管他要。荣家已经没有了，但肃顺不相信，荣家又确实拿不出来，肃顺就火了——你丫的瞧得起陈尚书，瞧不起我肃中堂？于是当后来荣禄得到一匹宝马的时候，肃顺就故意找人来索取，荣禄也是有个性的人，觉得你就算是上司也不能没完没了啊！遂断然拒绝，显得很不成熟。
肃顺从此开始指使人在公事上挑荣禄的过错，比在鸡蛋里挑骨头还要挑得细心。肃中堂是什么人？是可以让人当官也可以让人当不成官甚至可以要人命的人！被他盯上，可把荣禄吓坏了，赶紧辞了职在家避祸，才算保住了平安。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进逼北京，咸丰皇帝吓得带着皇后、懿贵妃即后来的慈禧及文武大臣等人跑到承德去“避暑”，留下恭王奕主持作战及议和之事。恭王很赏识荣禄，让他当了巡防局总办，很有些实权。
第二年议和成功，联军退去，咸丰却病死在了承德，临终前立载淳为皇帝，即后来的同治，另外任命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类似于刘备托孤诸葛亮。
载淳是懿贵妃的儿子，懿贵妃因此母以子贵，晋升为了太后，即慈禧太后；原皇后则为慈安太后。
肃顺和慈禧一向不对付，认为这个女人有野心，在咸丰死前便建议仿照当年皇太极上位前顾命大臣赐死其生母太妃的做法，赐死慈禧，以防其日后干政。
咸丰人本善良，他也是因此才被道光立为皇帝，无论如何也不忍杀自己的女人，只是布置了一些防范措施。但这事慈禧知道了，由此不便恨透了肃顺，更清楚面临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慈禧也很能干，她巧妙布置，谨慎周旋，很快就建立起了一条反肃阵线，核心除了她自己，另一个就是肃顺多年的死对头、留在北京的恭王。
于是在回北京的路上就发生了政变，荣禄亲自带人在密云抓捕了肃顺，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最后顾命八大臣，赐死的赐死，流放的流放，罢官的罢官，只有肃顺是被绑到菜市口杀的头，荣禄做的监斩官。
荣禄此后官运很好，到1874年已经官居总管内务府大臣，后来又当上了工部尚书，绝对的位高权重，连帝师翁同龢都巴结着和他结拜成为异姓兄弟。
在后来李鸿藻和军机大臣沈桂芬的争斗中，沈桂芬以一个户部侍郎的官职收买了翁同龢，通过他对李鸿藻的羽翼荣禄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攻击。偏偏这时荣禄无意间得罪了自己最有力的靠山醇王奕譞，更不应该的是，当慈禧太后决定要亲自挑选太监的时候，荣禄居然不识时务到了公开反对的地步，说此举违反祖制，绝不可行，结果把相当宠信自己的慈禧也给得罪了，再次为自己的不成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878年，他丢掉了工部尚书及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差事，两年后又因被查出贪污受贿而遭降两级调用，由提督降为副将，而且还是候补，自此只能在家赋闲。
赋闲三年后，荣禄静极思动，以购买枪支的名义，向朝廷报销了一大笔钱，总算是得以复出，但也只担任了一些诸如都统、领侍卫内大臣、专操大臣等华而不实的职务，不复往日的荣光。
就这样还不行，到1891年，荣禄被外放西安去当西安将军。这个官不小，也有实权，但远离权力中枢，对于荣禄来说更像是发配。在西安的荣禄，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卷土重来。
机会来的时候已经是1894年，荣禄为慈禧的六十大寿准备了异常丰厚的礼物，并以此为名请求朝廷批准他进京为老佛爷祝寿，总算重新踏上了北京的土地。
恭王爱惜人才，在慈禧面前很为他美言了几句，加上当时正值中日战争，清朝节节败退之际，荣禄毕竟知兵，他提出的若干国防措施很获慈禧激赏，因此被留了下来，会同办理督办军务处，虽然排名不靠前，但却是军务处里真正的顶梁柱。
荣禄确实是个人才，在满族人里更是鹤立鸡群，所以很快就圣眷复炽，慈禧开始往他肩上压更多的担子，先是受命担任步军统领、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到了1895年，更升任兵部尚书，重新成为慈禧身边的大红人。
袁世凯对军务处这几位大佬的行情了如指掌，奈何他一时够不到荣禄，至于其他几位，对军国大事不是缺乏热情就是缺少经验，袁世凯游走其间不得要领，眼看一身抱负无从施展，不由得心灰意冷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老外们见清朝战败，朝野上下练兵呼声高涨，从国外购置先进军火已是大势所趋，毫无疑问这将是笔利润极大的买卖，于是就有洋商争相设立商行招揽生意，这样就需要大量的买办，熟悉官场、人脉广泛者立即成了抢手货。
袁世凯穷极无聊之下，觉得做买办也是一条路。如果这条路走通了，他日后很可能会成为张謇老师季翁仁兄一类的实业救国者，可惜当买办需要几万元保证金，袁世凯囊中羞涩，又不愿放弃，便给王英楷写了一封信借钱。
王英楷俗称王胖子，祖籍东北海城，是个举人，家里很有钱。甲午战争时期，官军望风而逃，这个王胖子倒是在地方上组织起民间商团武装，很打过几场硬仗。那会儿袁世凯正在辽东搞后勤，两人相识相知，关系不是一般的密切。接到袁世凯的来信，王胖子立即携大量银票赶往北京，待到了解完事情的原委，忍不住就训斥了袁世凯几句：“以前看你英气逼人，以为胸有大志，现在看来，志向未免太小。”
袁世凯赶紧辩白：“洋人国务大臣退位后，往往进入商界，老兄为何责我志小？”王胖子说：“他们那是经营自己国家的生意，而你当买办，是受洋人雇佣，和他们没得比。你又不识洋文，怎么去混？况且所谓买办，在于奔走官场，行狗苟蝇营之事，这也不是你的性格。”
见袁世凯若有所悟，王胖子趁热打铁：“如今朝廷新败，百废待兴，正是用人的时候，你为何不趁势大展才干，却偏生要去做洋奴才？”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袁世凯深深受教，表示将不畏艰难，力求上进。王胖子很满意他这个态度，表示在官场走路子在在要用钱，我知道你没有，但只管放心，我这儿有的是。
认准官场这条路之后，袁世凯便开始悉心谋划，他认为既然暂时还够不着荣禄，那不妨先从够得着的人那里做工作，而离他最近的，是李鸿藻。
虽然名字看起来很像，但其实李鸿藻和李鸿章没有丝毫血缘关系。他是直隶高阳人，人称高阳相国，曾当过同治皇帝的老师，相对来说是个讲究操守的高官。当年他和袁世凯的两个叔叔袁保恒、袁保龄关系非常好，因为这层关系，袁世凯在朝鲜的时候，偶尔也会给李鸿藻写信，自称“小门生”。不仅如此，1893年的时候，袁世凯还曾把李鸿藻的表侄赵学治奏调到朝鲜，多方关照提携，赵学治在表叔面前自然没少说他的好话。正因如此，之前李鸿藻才会在光绪皇帝面前推荐袁世凯。
走李鸿藻的路子，本来袁世凯手里有一张牌，那就是他的结拜大哥徐世昌。徐世昌当年得袁世凯资助之后，先中秀才，再中举人，并于1886年中了进士，授职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升为编修。当时李鸿藻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徐世昌算是他的学生。
旧时最讲究师门情谊，学生像对父母一样尊敬老师自不必说，而老师也很少有不照应学生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李鸿藻对徐世昌印象很不好，就连徐一贯的谦虚谨慎，也被他认定为“虚矫过人”，这样徐世昌在翰林院就不好混了。其实徐世昌的文章做得不错，像甲骨文的发现者、时任国子监祭酒（略相当于教育部长）的王懿荣就认为他是学林后起之秀。但是因为李鸿藻的不待见，徐世昌就得不到考官一类的肥差，更得不到外放知县知府的机会，只能拿着45两银子的年薪苦苦度日。长安居大不易，为了贴补家用，徐世昌甚至不惜以翰林院编修之尊，到达官贵人家做家庭教师，可即使这样也没什么积蓄。
每年春节，门生们都会大包小包的给老师送礼送钱，这是传统礼节，徐世昌必须遵守。可是他实在没钱，每次就只能包一个2两银子的红包给老师送去，未免太过寒酸，李鸿藻对他的印象因此愈加恶劣，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徐世昌自觉前途无望，就想不如申请外放，随便到哪儿去当个县官算了。此时他已在翰林院混了9年，算是老翰林了，请求外放一般都能如愿，但这是自跌身价的做法，很伤面子和名声。左右为难之际，他便写信给在湖北和江西当知县的两个堂叔，请教自己该怎么办。两个叔叔都认为他多年熬出来个资格不容易，翰林院虽然清苦，但循着资历一旦分发到中央部委，前面就是一条康庄大道，就是混上个宰相也有可能，“自古宰相出翰林”嘛！而一旦外放出来，一辈子大概就只能做一个风尘俗吏了。好男儿要有大志向啊！两位叔叔是真为这个侄子着想，为了让他安贫乐道苦等机会，还分别给他寄了钱来，把徐世昌感动得打死也不走了。
在北京的这段日子，袁世凯和徐世昌多有往来，对他的处境心知肚明，自然不会让他帮着引荐李鸿藻，而是率直相访。
袁世凯这一步走对了。原来除了赵学治等人的美言之外，李鸿藻的另一个亲信，正在天津小站与德国人汉纳根一起编练定武军的胡燏棻，因为和汉纳根不和，曾于6月6日给李鸿藻写信求助，信中提到袁世凯，说“袁道英气逼人，即议论亦颇有可采”。所有这些，加上袁世凯在朝鲜的卓著表现，无不让老李对这个后辈更加刮目相看。所以当袁世凯找上门来，并献上精心编写的“整顿旧军、改练新军一揽子计划”时，李鸿藻给予他的是毫无保留的赞赏和鼓励，对于袁一以贯之的主张——“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李鸿藻表示将竭尽所能帮他打开局面，推荐他编练新军。最令袁世凯感动的是，李鸿藻还暗示他可以跟荣禄打招呼，但翁同龢的路子，得自己去走。
翁同龢好办，他对自己本来印象就好，曾向光绪皇帝推荐自己就是明证。况且因为私底下对淮军的战斗力提出过批评，并大力主张编练新军，现在李鸿章乃至整个北洋都对自己很反感，作为李鸿章的死对头，翁大人应该愿意提携自己才是。果然翁同龢对袁世凯的主张很感兴趣，表示愿意帮助他。袁世凯唯恐火不到猪头不烂，居然又打起了李鸿章的主意。
翁同龢现在位极人臣，最大的遗憾就是还没能当上大学士。清朝自雍正皇帝设军机处之后，大学士其实已经没什么实际权力，所以有“大学士不入军机，不是真宰相”之说。但入阁，即当选大学士，作为一种崇高的肯定，依然是全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所以又有“军机而不入阁，贵而不尊”一说。
大学士一共只有6个名额，其中4个正选，2个协办，绝对僧多粥少。而且这个官不能靠提拔，完全是论资排辈，前面走一个后面才能补一个，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眼下李鸿章是文华殿大学士，排名第一，是名义上的首辅，翁同龢则排名替补里的第一，也就是说只有前面6个人中有人辞职或者死掉，翁同龢才能当上协办大学士。
没过几天，袁世凯来到贤良寺，拜访李中堂。这个地儿袁世凯已经很久没来了，所以李鸿章知道他此来定有用意，只是袁世凯不说，他也不问，反正贤良寺门庭冷落，他闲着没事，乐得聊会儿闲天。
两个人就这么漫无边际地聊着，从欧洲聊到日本，从远古聊到今朝，等李鸿章聊到茴香豆的“茴”字有五种写法的时候，袁世凯终于沉不住气了，图穷匕见地劝道：“中堂当年铁马金戈，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朝廷只给予内阁首辅的空名，虽然每日随同上朝请安，实则无所事事，这样太不公正了。中堂大人不如暂时告假还乡，像东晋的谢安谢太傅那样养望于长林之下，等朝廷一旦有事，闻鼙鼓而思良将，不能不倚重老臣，到时候羽檄交征，安车上路，才足见您的身价非比寻常。”李鸿章已是修炼成精的老狐狸，岂能轻易就被忽悠住？闻听此言，当即大怒：“停，停！慰庭，你这是给翁叔平（翁同龢字叔平）当说客来了吗？我要是请辞出了缺，那他就可以依次升到协办大学士的位置，他想得倒挺美！你回去告诉他，让他想都别想！要是别人出了缺，让出一个位置给他，那我管不着，但要想让我空出一个位置来给他，这万万办不到！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绝不会无故请辞，奏请开缺。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对朝廷哪能说三道四，计较这计较那的？你要是受他所托，在这里花言巧语，我是不会受你们愚弄的！”
袁世凯碰了一鼻子灰，很是沮丧，不过这只是个小插曲，影响不了大局。李鸿藻、翁同龢都很帮忙，尤其是李鸿藻，在朝廷上下只要说起袁世凯，便是一阵猛夸，说他“家世将才，精通兵法，富有作战经验，若启用他编练新军，定能练成一支劲旅”。
不光是夸，老李还把袁世凯介绍给了荣禄。荣禄当初少年得志时，身后的两大靠山，一是醇亲王，另一个就是李鸿藻，有这层关系，再加上他也确实对这个后辈久有耳闻，所以没等袁世凯道完仰慕，就真诚地给了这个自称门生的家伙一个建议，让他先编写一本关于西洋军队编练的兵书出来。
袁世凯知道这是荣大人在考自己，不敢怠慢，立即就行动了起来，把自己关在嵩云草堂，闭门不出，只邀请了一些懂外语、对西洋军事有所了解的人来，大家齐心协力，搜集整理并翻译了一大堆西方军事著作，尤其对德国和日本的陆军操典、制度、条令等等，都有详尽的介绍和解读，这其中，有一个叫王修植的翰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兵书出来后，荣禄极为满意，朝野上下更将之视为“奇书”，一时间袁世凯被打上了“军事奇才”的烙印，谁都看得出，他之被大用，只是时间问题了。
小站练兵，一个时代的开始
1895年12月8日，瓜熟蒂落，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翁同龢联名上奏，保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光绪批准后，当天就下发了上谕：“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发支。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积习，惟该道是问，凛之慎之！”至于胡燏棻，则被安排去当了芦津铁路督办。
12月21日，袁世凯来到天津东南70里的小站，接管了胡燏棻10个营的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对中国近代史影响巨大的小站练兵，就此拉开了帷幕。
紧接着袁世凯将原有的4750人扩编为额定的7250人。新军招募条件，除年轻、体壮、无恶习之外，袁世凯特别强调，“应募兵丁，如其秉性忠贞，矢志报国，考验才技，果属优长，必将不次擢用”，而“有能粗通文墨者，口粮昭头目之例”。此外还有一条硬指标：所招新兵，必须是20岁上下的农民，这是因为农民肯吃苦，好管理。
新建陆军分为步兵、炮兵、工兵、骑兵4个兵种，以步兵为主。全军分为左右两翼，左翼步兵2营，炮兵1营；右翼步兵3营，骑兵1营，工程兵1营。炮兵每营分右翼快炮队、左翼快炮队和接应马炮队3个队；骑兵一营分4队；工程兵一营各队分别负责桥梁、地垒、电雷、修械、测绘、电报。营以下编制为队、哨、棚，相当于现在的连、排、班。
装备方面，新建陆军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配备的是清一色的德国最新式武器，另外像军服、皮靴、帐篷、雨衣、毛毯、望远镜、电话机、药品之类的军需品更是一应俱全，就连后来成立的军乐队，乐器也都是德国进口的。顺便说一句，那可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军乐队。
袁世凯认为“饷厚则人无纷念，悉力从公”，所以他上奏督办军务处，为新建陆军争取到了非常优厚的待遇，我们不妨对比当时清朝其他军队来看：八旗兵的饷银每月1.5两到3两；绿营兵是1两到2两；湘淮军月银平均4.2两到7两多；新建陆军骑兵是9两、步兵5两多、哨长15两到20两。清军腐败，克扣军饷属于常态，袁世凯深知这一点，每月发饷他都会亲自去盯着，完全杜绝了冒领、克扣、吃空饷等弊端，令将士们深为折服。
另外袁世凯还通过督办军务处上奏朝廷批准，免除士兵家庭的赋役，并要求地方官保护士兵家人不受欺负，使新军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至于军事训练，则更不会马虎，袁世凯专门聘请了十几名德国军官来做教官，全军完全按照德国陆军条例、条令进行训练，要求极为严格。因为袁世凯本人总是以身作则，官兵们倒也没有怨言。
小站练兵时期的袁世凯，奠定班底
袁世凯组建的中国首支军乐队
小站练兵
事实上也不敢有，因为袁世凯治军相当严厉，他亲手制定了《简明军律》，也被称作《斩律十八条》，我们不妨看看是什么样的：
一、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队伍者，斩。
二、临阵回顾退缩及站岗时交头接耳私语者，斩。
三、临阵探报不实，诈功冒赏者，斩。
四、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
五、守卡不严，敌得偷过及禀报迟误，先自惊走者，斩。
六、临阵奉命怠慢，有误戎机者，斩。
七、长官阵殁，首领、属官援护不力，无一伤亡；及头目战死本棚兵丁无伤亡者，全部斩首示众。
八、临阵失火误事者，斩。
九、行队遗失军械及临阵未经受伤，抛弃军器者，斩。
十、泄露密令，有心增减传达的指示及窃听密议者，斩。
十一、骚扰居民，抢掠财物，奸淫妇女者，斩。
十二、结盟立会，造言惑众者，斩。
十三、黑夜惊呼，疾走乱伍者，斩。
十四、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
十五、有意违抗军令及凌辱本管官长者，斩。
十六、深夜逃出军营浪流者，斩。
十七、官弁有意纵兵扰民者，官兵并斩。
十八、在营内吸食鸦片烟者，斩。
十九、夜深聚会谈话，私留闲人，酗酒赌博，不遵约束，及有寻常犯过者，均由该管官酌量情节轻重，分别插箭责罚。
二十、凡兵丁犯法，情节重大者，该管官及头目失察，均分别轻重参革、责罚、记过。
诸如此类的规章条例，后面还制定了许多，比如《操场暂行规定》、《出操规则》、《打靶法式》、《将领督操》、《行军暂行章程》等，总之是越来越完善。
纪律谁都会定，关键还在执行。袁世凯是说到做到雷厉风行的性格，督操巡营，从不懈怠，对所定的各项律例，执行起来更是绝不手软。
有一次操练完毕，尚未解散，一名士兵即离队到旁边买西瓜吃，被袁世凯看见，结果不仅该士兵受罚，连带直管营官、队官、哨官、棚目通通跟着受罚，哨官还被打了200军棍；另一次几名士兵假日擅自离营外出逛街，该管哨官被打了40军棍；一名哨官因让士兵携物而带不了武器，被责打200军棍，并降两级为棚目；更有一次，全军操演攻守阵法，演练得一塌糊涂，袁世凯大怒，宣布所有参加的军官全部受罚，有功者销功一次，无功者记过一次。
这些都是白天的事，其实晚上袁世凯也没闲着，因为他还有巡营的习惯。有一晚巡营，他发现有一名士兵偷食鸦片，当即拔出佩刀将之手刃，整个军营为之震动，从此再没人敢沾毒品。
不只是铁血，袁世凯身体力行的过程中也常展现出温情的一面，他一天到晚都和普通士兵一样，穿军服、系皮带、穿马靴、挂佩刀，完全是一副职业军人的架势。他经常亲临现场观看部队操练，有一次阅兵时突然下起了大雨，左右的军官要给他打伞，他一把推开说：“士兵都在淋雨，我怎么就不能淋雨？”
袁世凯也非常注重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经常深入各军营，包括宿舍、食堂，他记性好又刻意去记，以至于连棚目（班长）这样的小头目，他都能叫出名字，常常令对方感动不已。
光有这些仍是不够的，要练好一支军队，不可能单靠袁世凯一个人。他需要帮手，于是就有了帮手，而且很多很多。
袁世凯最初的帮手，无不是沾亲带故的旧交，大多是他在朝鲜时的手下。
比如吴长纯就是他在朝鲜时的部下，现任队官；雷震春在朝鲜时担任庆字营的下级军官，此时被任命为队官，算是中下级军官；吴凤岭是老袁家佣人之子，随袁世凯投军，在朝鲜时是他的贴身侍卫，此时担任骑兵营队官；刘永庆则是袁的表弟，在朝鲜时当过侍从副官及驻仁川交涉通商委员，现任粮饷局总办兼转运局总办。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唐绍仪，他此时已从朝鲜回国，被袁世凯请来担任总文案。
没到过朝鲜的代表人物有江朝宗，他原是刘铭传“铭军”的一个帮带（副营长），甲午战争袁世凯在辽东搞后勤时，他成为其助手，此时任新军参谋营务处总办和军官学堂监督。另一个则是倪嗣冲。他父亲倪洪曾当过袁保庆的幕僚，因此从小就认识袁世凯，后来考取秀才后加入了淮军，干的也是幕僚的活，此时担任袁世凯的参谋。
而我们前面说到的王胖子王英楷，现在的身份，是新建陆军执法营务处总办。
其他像唐天喜、任永清、徐邦杰、赵国贤、王凤岗等，也都属于旧交这一类。
但仅有这些人还不够，袁世凯便请李鸿章从淮军里给推荐点人来，当然这也有修复双方关系的用意。李鸿章对这个姿态很满意，遂不计前嫌推荐了几个人，袁世凯给足了他面子，一律委以重任，其中姜桂题和龚元友更是被任命为左右翼翼长。
右翼翼长龚元友，出身于淮军第一勇将刘铭传的“铭军”。左翼翼长姜桂题经历更为丰富，先跟从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征战，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后被淮军大将宋庆招致麾下，因功步步高升，当到了总兵。甲午战争时他带兵参加辽东之战，因战败被免职留营效力，以观后效，正闲着没事，李鸿章就把他介绍了过来。
姜桂题生于1843年，是袁保恒的拜把兄弟，因此袁世凯管他叫叔叔，他则称呼这个侄子为“老四”。姜叔叔是个怪叔叔，为人十分不拘小节，曾当着“老四”的面向痰盂里小便，但你千万别以为他这是故意轻侮“老四”这个顶头上司，事实上他对袁世凯十分忠心，工作起来也非常认真。姜桂题天生就是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当年在辽东防守旅顺时，他就经常袒胸露背地在大街上溜达，渴了直接到居民家讨水喝，自称姜老汉。
传说有一次，他看到有一家面馆挂着店招，上书三个斗大的字“卖挂面”，老姜没念过书，不识字，但自己的名字见多了，长什么样多少还是有点概念。当时用的还是繁体字，“賣挂麵”乍一看和“姜桂題”长得有点像，老姜就晕了，向左右问：“这家人没事把我名字挂出来干什么？”
还有一次，他在街上看到有士兵买鱼不给钱，争执中还打了商贩，上去就扇了那个士兵一记耳光。士兵见一个老农胆敢打他，当即就回了一拳。旁边一小头目见多识广，说：“这是大帅啊！”就带人把肇事士兵绑到了中军帐，该营管带闻讯，赶紧战战兢兢地跑来请罪。姜桂题坐在那儿，只瞪着这俩倒霉蛋，半天才开口：“我扇他耳光，他还我老拳，都是打嘛，治哪门子罪嘛！”在一片大笑声中，事情顿时烟消云散。
像姜桂题、龚元友这样的淮军老将，袁世凯慷慨给以高位，但主要是借重他们的资历和威望。真正练兵，他倚重的却是一拨新式人才，这些人大都出自天津武备学堂。
天津武备学堂由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于1885年所建，其中有个关键人物是个旗人，叫荫昌，此人曾到奥地利学习陆军，和当时的德国太子即后来的德皇威廉二世是同学，两人关系很好。因为懂一些德文，李鸿章办武备学堂就请了他来当翻译。荫昌精明强干，很快就升到了总办（校长），桃李满天下。袁世凯和他素有来往，刚到小站便请他举荐人才，荫昌推荐了他的高材生王士珍和梁华殿。
王士珍生于1861年，直隶正定县牛家庄村人，幼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靠母亲替人做针线活艰难度日。母亲很重视读书，节衣缩食把儿子送进了私塾，当年王士珍9岁。小孩子很聪明，也很用功，不久就在地方上有了点小名气，15岁时被正定镇总兵叶志超看中，成了这位淮军大将的马弁，也就是勤务兵，因为工作勤勉会做人，很得叶将军的喜欢。17岁时，他考入正定镇总兵学兵队，也叫行营武备学堂，和卢永祥、鲍贵卿等是同学，而当时成绩最好的是田中玉。
田中玉出身贫寒，家里三代单传，6岁时父亲弃农经商使得家境有所好转，便送他去村里的私塾念书，小孩子很聪明，成绩出众，老师特别喜欢他。可惜到了9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天塌下来了。田中玉无奈辍学，为了给家里减轻点负担，他开始挎着篮子走街串巷，卖烧饼油条，外带一些笔墨纸砚。
小田最爱去学兵队那里，因为除了做买卖，还可以顺便在窗外旁听老师讲课。有一天他正站在窗外旁听，被叶志超看到了，觉得这个小孩有意思，就把他叫到一边问话。田中玉把不得已辍学的情况一说，叶将军大为感动，当即让他入学，并资助其日常生活，就这样王士珍多了一个小他8岁的同学。
不久叶志超所部被调驻山海关，王士珍、田中玉、卢永祥、鲍贵卿等都跟着去了。多年以后，他们都将是袁世凯手下的得力大将。
1885年，天津武备学堂成立，李鸿章下令从淮军各部选调中下级军官集训深造，叶志超手下有个叫黄士珍的福建籍军官被选中，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不愿意上学吧，临出发前黄士珍不辞而别，搞得叶将军一筹莫展，正苦思良策之时，王士珍端了杯茶送上，叶志超顿时有了计较，让王士珍顶替黄士珍去上学。
王士珍巴不得去，但他有顾虑：“我不是军官，不够资格啊！”
叶志超很自信，他说：“我估摸着南方口音‘王’、‘黄’不分，你就大胆去吧！一切有我。”
一番运作之下，王士珍如愿进入了武备学堂，成为第一期学员，并很快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深得校长荫昌的赏识。毕业后他被分配回原处任职，1894年随叶志超赴朝鲜，驻守牙山，后撤至平壤。平壤保卫战中，王士珍率领炮队学兵坚守大西门至七星门阵地，作战极其勇敢，左手无名指被炸掉，额头左上部被弹片击伤。
平壤失守，清军溃退，趁夜狂奔，却不分东西南北，乱作一团，多亏王士珍带着地图，叶志超方能带领残兵败将抵达义州，逃回国内。
叶志超大败而回，受到朝廷严厉的处罚，先被革职，继而下狱，后来被判了个斩监候，也就是死缓。死缓固然死不了，但从此肯定再没得官做，所以没过多久他就郁闷死了。王士珍那会儿还属于小喽啰，处罚不到他这个层面，只是升迁无望，前路茫茫，整日郁郁寡欢，突然间得到去袁世凯帐下效力的机会，自是加倍珍惜。
为了提高官兵的军事素质，袁世凯在军营里办了个行营武备学堂，算是个初级军校，王士珍到来后即被任命为总教习。梁华殿则担任了步兵第三营帮统，即副营长，可惜他运气不好，在一次夜间演习中，掉水里给淹死了，所以关于他的生平，我们已经找不到记载甚至传说。
好在王士珍给荫昌长了面子，他工作异常出色，后来袁世凯直接提升他当了工程营统带（营长），原来的统带张勋，则被安排去当行营中军（督练处总务长）。随后袁世凯就认准了天津武备学堂这个牌子，他相信循着这条线，一定能再找到几个如王士珍一样优秀的人才。
果然没让他失望。这一次，他首先找来的是段祺瑞、冯国璋，加上王士珍，他们日后被并称为“北洋三杰”。
各方豪杰纷至沓来
段祺瑞生于1865年，安徽合肥人，祖父段佩早年与后来的淮军大将刘铭传一起贩过私盐、办过团练，因镇压捻军有功而升至铭军马队三营统领（营长），常年领兵在外。
段祺瑞的父亲叫段从文，在家务农。1872年，段祺瑞被送到爷爷的驻地——江苏宿迁的兵营里，到附近私塾读书。1879年4月22日爷爷不幸去世，段祺瑞护送灵柩归葬合肥，段家从此家道中落。为了儿子的前途，父母咬牙送他去私塾继续读书，不想却得到了师姐也就是塾师侯老师女儿的爱恋。
侯老师家境也不好，家里每天吃的不过是青菜豆腐，偶尔赶上打牙祭，才能吃到一点肉。每到这个时候，师姐都会在盛饭时先埋两大块肉在段祺瑞的碗底。段祺瑞不解风情，从不问肉的来路，只管闷头大吃，搞得师姐很是郁闷，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你知道你碗里的肉是谁放的吗？”段祺瑞是那种憨直的性格，到此时仍糊里糊涂，懵懵懂懂地说：“是师娘放的吧？”师姐哭笑不得，只能告诉他：“是我放的。”他这才明白过来，顿时脸涨得通红。但是两个人的爱情没有结果，因为由于负担不起学费，只上了一年多，段祺瑞就被迫辍学了。
离开私塾时，因为还欠着一笔学费，侯老师扣下了段祺瑞的端砚和书桌。后来段祺瑞任北洋政府总理时，有人劝侯老师前去求助，老先生犹豫半天，还是迫于生计硬着头皮去了，随身带着当年扣下的一方端砚。段祺瑞非常高兴，仍尊称他老师，说：“这方端砚是我家祖传之物，老师为我保存至今，幸未失去。”随后亲自陪老师吃饭，一起回忆往事。侯老师在北京住了一个月，临走段祺瑞送了他几百元路费。老先生回到到家时，家里的几间破房早已修葺一新。其实段祺瑞为官不是一般的清廉，这笔开销对他来说也不是小数。
段祺瑞下台后就失去了经济来源。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人极力拉拢他出山，而许多过气政客为了重享荣华富贵，也不遗余力地怂恿他和日本人合作，蒋介石怕这位前执政、总理经不住诱惑，赶紧派人把他从天津接到了上海，指派一个叫钱新之的大银行家每月给他2万元作为生活费，段祺瑞把其中的大部分都拿来资助亲友，分配表上，列有侯老先生若干元，师姐若干元，直至1936年他死后才停寄。
好了闲话少说，辍学后的段祺瑞，绝不甘心在家种地，就回到宿迁军营，本想借爷爷的余荫谋个差使，可惜人走茶凉，他只被安排当了个杂役，也就是勤务兵。在这个位置上段祺瑞干了一年，一点希望都看不到，于是决定去威海投奔在海军中做管带的族叔段从德，这一年小段17岁。
怀揣仅有的一块银元，这个17岁的少年徒步走了1000多公里，几十天后终于来到了威海。因为读过7年私塾，算个文化人，叔叔便安排他在营中做文书。这便是后来段祺瑞常说的“一元钱起家”。
一年之后，1882年10月，父亲段从文在看望他的归途上因同行的两人见财起意而被杀，时年仅38岁。段祺瑞悲痛欲绝，请假回家奔丧未获批准，只得致函合肥知县，请求缉凶，不久案破，凶犯伏法。不幸的是第二年5月，母亲范氏亦因悲伤过度撒手而去，段祺瑞获准回家奔丧，赶回老家安排好三个弟妹的生活后，重新回到兵营。
作为长子，段祺瑞承担起了长兄的责任，这时他妹妹启英才12岁，两个弟弟，启辅10岁，启勋9岁，只能靠他往家寄钱生活。就在这沉重的压力下，段祺瑞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机会。
1885年4月，中法战争结束，清政府但求不打仗，竟然接受了“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这么个无言的结局，举国舆论大哗，练兵强国之说蔚然成风。由此催生了天津武备学堂，也叫北洋武备学堂。当年9月，段祺瑞成功考入第一期预备生，被分入炮兵科，因为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成为与王士珍齐名的高材生。
在一次操练中，段祺瑞大出风头，为观操的李鸿章所关注，当李鸿章得知此人祖父和族叔都是淮军将领，算是合肥老乡兼老部下的后人，顿时更感亲切，马上如见了他。段祺瑞在召见中对其提出的各种军事问题无不对答如流，李鸿章越发喜欢，称赞说：“熟知军事，俾其造就，是一个可用之才！”
1886年段祺瑞回合肥与宿迁举人吴懋伟之女吴氏结婚，1887年11月，他以“最优等”成绩毕业，被派往旅顺督建炮台。
1888年冬天，清政府决定选派5个人去德国留学学习军事，段祺瑞考了第一名，但入选名单上却没有他的名字。好在名单最后是由李鸿章审定，当李中堂看到报上来的居然有3个山东人而只有2个安徽人，脸色就有点不好看，当即提笔划掉一个山东人，而加上了自己合肥老乡段祺瑞的名字。
1889年春，5个公派生来到德国，在柏林军校学习了一年炮兵，然后段祺瑞独自留在埃森克虏伯兵工厂实习了半年。这段时间，李鸿章日理万机之余，专门给他回过两封信，勉励他“精学苦造”。
1890年秋，段祺瑞学成回国，派任北洋军械局委员，第二年又被调到威海随营武备学堂担任教官，总的来说并不受重用。这是因为当时实际上掌控军界的，主要是湘、淮军的旧军人，这帮人久经沙场，早年打过不少胜仗，虽然近些年屡战屡败，但大家都相信那只是因为运气不好而已，自我感觉依然好得很，根本看不起这些没打过仗的学院派。李鸿章虽然欣赏段祺瑞，但级别相差太大，也不可能照顾得全面。
所以当段祺瑞来到小站，心潮只能用澎湃来形容，而袁世凯求贤若渴，当即任命他为新建陆军左翼炮队第三营统带，后来又让他兼行营武备学堂炮队兵官学堂监督，等到王士珍离职高升后，干脆就让段祺瑞代理了总教习。
冯国璋则是个大器晚成的人物。他生于1859年，直隶河间人，是明朝开国元勋冯胜的后裔，比袁世凯还要大几个月。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就是他的孙子。
冯家曾是村里的大户人家，可惜到冯国璋父亲这一辈家道中落。冯国璋7岁入私塾，5年后入其外公家所在地三十里铺毛公书院读书，成绩名列前茅，于1876年结业。
在堂叔冯甘棠的资助下，冯国璋于1881年到保定莲池书院进修，这个莲池书院，就是当年软禁朝鲜大院君李罡应的地方。1883年冯国璋24岁，因家境困难不得已辍学回家。为找寻出路，他于1884年年末告别父母妻子，只身去天津投军，通过在大沽口淮军直字营任文书的族叔介绍，入伍当兵。
因为有文化，人又忠厚热心，经常帮营里的士兵写家书、帮伙房记账，冯国璋赢得了很好的人缘，进而得到了统领（营长）刘祺的赏识。后来经刘祺保荐，他进入天津武备学堂，成为第一期学员，分入步兵科。
学习期间他回原籍参加科考，中了秀才，然后返校继续学军事，因为刻苦努力，无论文化课还是军事课都名列前茅。1889年7月，冯国璋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安排留校任教，算是很不错的际遇。
学校里的生活舒适安逸而又一成不变，冯国璋却并不安于当一个教书先生，一心想着建功立业，出人头地，于是1893年春，他投到淮军大将聂士成帐下做幕僚，很受器重。
当年10月，为了备战可能要来的中日战争，冯国璋随聂士成赴东北和朝鲜考察、测绘地形，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跋涉数千里，历时半年之久，对各地的地形地物做了深入了解，对山川要塞更是用新法绘图加以说明，全部汇集成文之后，最后以聂士成之名编辑成书，即《东游纪程》，书中详细记录了半年来的逐日行程及沿途见闻，当地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物产贸易均有记载，尤详于兵要地理、地形地貌、驻军驻防、驿站道路等边疆地区情况。全书由冯国璋负责编辑、注释工作，由于枪手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冯国璋随后便被任命为该军军械局督办。
甲午战争期间，冯国璋随聂士成在朝鲜及东北打仗，虽然也屡吃败仗，但总的来说这支部队打得算好的，因此被保了个候补知县并加五品顶戴的虚衔。1895年4月，又经聂士成保荐，作为清朝驻日公使裕庚的军事随员赴日，在日本期间，冯国璋积极考察日本军事，结交了不少日本军界人士，并博览近代军事著作，取得了大量有关军事教练的资料，抄录和整理了几大本有关军事训练和近代军事科学发展的兵书。
回国后，冯国璋把他的心血之作呈送聂士成，聂士成对此不感兴趣，但知道袁世凯热爱此道，便转给了他。袁世凯一见倾心，将这几本兵书视为“鸿宝”，立即把冯国璋挖了过来，称赞说“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
冯国璋同样一入小站即被委以重任，先是担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任督操营务处总办，不仅负责日常训练和典礼阅兵的指挥，且主持新军的兵法操典制定，成为袁世凯的心腹大将。
和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一样出身于天津武备学堂而投入袁世凯麾下的，还有如曹锟、张怀芝、段芝贵、李纯、王占元、鲍贵卿、田中玉、杨善德、陈光远以及冯玉祥的舅舅陆建章等人，在未来的二三十年，这些人个个都是一时的风云人物。
由于当时大清军界依然掌控在淮军乃至湘军旧将手里，这些北洋武备生根本不受重视，更谈不上有出头之日。而一旦到了袁世凯帐下，便个个如鱼得水，前程似锦，自然人人都对袁世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只有曹锟，他要感恩的不只有袁世凯，还有另一位老先生。
曹锟字仲珊，1862年生于天津大沽口，家境不太好。父亲望子成龙心切，5岁时就把他送到私塾去念书，可曹锟天生不喜欢书本，只爱瞎玩，特别热衷武术，稍微长大一点就开始学武，师父叫刘得胜，是葛沽、咸水沽一带的流氓头子，这样曹锟小小年纪也就出落成了个流氓。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不过曹锟比较单纯一些，他只是爱上了打架，尤其喜欢聚众斗殴，其它坏事倒是干得少。但坏事干得再少，毕竟已成了流氓，这样到了16岁的时候，老爹急了，念私塾要花钱，儿子却不求上进，这可不行。接下来父子俩做了一次交谈，儿子交代了理想：卖布！自此曹锟就当上了布贩子，拿着老爹千辛万苦筹来的本钱，从市里的大小布庄批发出布来，再拿乡下去零售。这事不难，但是很辛苦，怎么辛苦呢？因为父亲筹来的钱太少，不够买一辆手推车，他只能把布匹搭在肩上走村串乡。
曹锟也是人啊，时间长了他也会累，累了他就会喝酒解乏，喝醉了倒地就睡，任谁也叫不醒，结果就有一些顽童悄悄把他身上的钱偷走。曹锟醒来发现钱没了，往往一笑了之，从不追问，久而久之他就得了个“曹三傻子”的外号。
曹三傻子其实不傻，吃苦受累也就罢了，还挣不着钱只能混点酒喝，时间一长他就感到了厌倦，不再下乡卖布，却热衷于跑市里逍遥，没多久就把做买卖的本钱折腾个精光，气得老爹将他赶出了家门——曹家有五男三女8个孩子，少个把大约也不会太心疼。
少了个老爹曹锟同样不心疼，反而因为再没人管束而心花怒放，直接跑去跟师傅刘得胜拜了把兄弟，就这样，师也没了，父也没了，曹锟从此站起来了，过上了坑蒙拐骗吃喝嫖赌的快活日子。
好在曹锟毕竟还是念过些书，多少明白点事理，随着岁数的增长，他也意识到这么混不是长远之计，还是得找个正经事干干。恰在此时，北洋招募新兵，曹锟不顾妻子的强烈反对前去应征。作为一个文武兼备的复合型人才，他顺利入选。这是1882年的事。
曹锟是混过江湖的人，为人很讲义气，能吃亏也能忍让，人缘相当好。1886年，他被保送为天津武备学堂第二期学员。1890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淮军大将宋庆的毅军军营当哨官（排长）。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毅军赴朝鲜参战，在朝鲜和东北屡战屡败，以致宋庆获得革职留任的处分，不过这并未影响到曹锟的前途，回来后没多久他就被推荐到了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但最开始并未受重用。
曹锟毕竟在天津混过多年，人脉极广，早打听好了当地有个叫曹克忠的老先生，曾当过甘肃提督、广东水师提督，此时正受命在天津办理团练，最关键的是，他跟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拜过把子。这样一个人物，曹锟岂肯放过？于是备下厚礼抽空前去拜访。
老曹很欣赏小曹的憨厚谦卑，加上小曹专门提他的风云往事，两个人聊得很是开心。大家都姓曹，又都是天津人，老曹兴之所至查了查族谱，发现小曹竟是自己的孙子辈，当场就认了他为族孙，这下子，曹锟的身份就不一般了。
一来二去的，曹爷爷越发喜欢上了这个孙子，后来就眼袁世凯打了个招呼，袁世凯不敢怠慢，赶紧把曹锟叫来面试，见此人长得“虎形面有福相”，心里就有些喜欢，再一打听这厮竟是天津武备学堂出身，还到朝鲜打过仗，就更有亲切感，任命他当了右翼步兵第一营帮带。这个官儿，在当时的小站，不算小了。
也就在这之后没几天，老曹不幸去世。曹锟为此很是伤感，决定化悲痛为力量，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不负爷爷的栽培，不负袁大人的提携。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原始出处
对袁世凯感恩戴德的，除了来自各处的武将，亦有如阮忠枢一般的文人。
袁世凯对文人很重视，他坚信自己的班底如果不能文武双全，就很难成就一番大事业，因而很注重幕僚队伍的建设，刻意四处延揽人才。
他迎来的第一个大才叫言敦源，此人是孔子门下72贤人中“十大贤人”之言子（即言偃，也即子游）的第81世孙。孔门72贤人全是山东等地的北方人，唯有言偃来自江苏常熟，故言偃也被称为“南方夫子”，今常熟还保留有其故居，即言子巷。
言敦源是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的得意弟子，颇受常熟老乡翁同龢的赏识，可惜运气不好，中举之后，6次参加会试不中，人生黯淡之时，投入了李鸿章的幕府。袁世凯小站练兵，请李鸿章推荐人才，李鸿章便把言敦源介绍了给他。
袁世凯知道言敦源和翁同龢的关系很深，在北京时即已多方接近，两人之间并不陌生，见他现在来到营中协助自己，想想翁同龢那条路子以后将更加好走，不觉大喜过望，殷勤接待自不在话下，并任命其为督练处文案。言敦源科场屡次失意，对仕途已经看得淡了，但感于袁世凯的知遇，倒真是尽心尽责，极力辅佐，两人关系甚好。
另一个大才张一麟，则是袁世凯亲自请来的。这个人，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过负责看守朝鲜大院君李罡应的正定县知县张是彝的儿子。袁世凯见过父子俩，对儿子印象深刻，认为其才大如海，因此一有机会便把他罗致了过来。
阮忠枢则更不一般，他曾在袁世凯穷途末路之际施以援手，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此处不再赘述。话说当年阮忠枢同样会试不中，后来以举人身份投奔了李鸿章，由于文笔出色很受器重，被任命为水师学堂汉文总教习、北洋军械局总文案。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失势，树倒猢狲散，阮忠枢来到北京混，因为名声学问俱佳，被李莲英弟弟请到家里当家庭教师，非常受李家尊敬，凭这条线，阮忠枢有能力走通慈禧面前超级红人、大太监李莲英那条路子。袁世凯目光如炬，急不可待地把这个老朋友请来了小站，在军营担任文案，负责草拟奏章、管理往来公文书函等，袁世凯对他，绝对是与众不同。
因为家族里有几个人吸食鸦片成了废人，袁世凯平生最恨的就是鸦片烟，偏偏阮忠枢是个大烟鬼，每天晚上工作到很晚，中间必吸几次鸦片，否则不仅没精神睡不着觉，而且一旦睡着，必要下午3点才起床办公，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袁世凯亲手制定的《斩律十八条》里，明文规定有“在营内吸食鸦片烟者，斩”，而且确实为此杀过人，但对于阮忠枢他却放任自流，绝不过问。
阮忠枢也不辜负袁世凯的放任，甩开膀子我行我素，工作之余除了吸鸦片，还常去著名的侯家后逛窑子，逛着逛着就爱上了一个叫小玉的小姐，竟至想娶之为妾，此事在军中传播甚广，只有袁世凯假装浑然不觉。
娶个窑子里的姑娘回军营，这事儿实在太大，阮忠枢觉得应该先告诉袁世凯。倒不是为了份子钱，主要还是军中没有纳妾的规矩，阮老爷深明事理，觉得自己虽然身份特殊，但如果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也未免太托大了。
谁知根本不是我敬人一尺人敬我一丈那回事儿，袁世凯居然大发雷霆，一阵怒斥之后拂袖而去。阮忠枢明知自己不占理，只能在心里恨恨地骂：“靠，凭什么你可以娶妓女为妾，我就不行？”
就这么过了半个月，一天下午袁世凯来到阮忠枢的房间，说自己要去城里办事，让他跟着一起去。阮忠枢虽然心里有气，但还是去了。
到了城里，马车来到一个院落门口，两个人一进去，只见里面张灯结彩，灯火辉煌，好不喜庆。然后就有丫鬟高唱：“新姑爷到！”阮忠枢有点懵，以为袁世凯娶妾拉自己当伴郎来了。待到新娘迎出门来，阮忠枢顿时惊喜交加，原来佳人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玉，十几天的乌云一扫而光，心中顿时阳光灿烂起来。等弄搞明白袁世凯不仅帮他赎出了小玉，更替他们买了这幢宅子并装修布置成新房，阮忠枢早已泪流满面，只握着袁世凯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倒是袁世凯有急智，乐呵呵地来了一句：“你摸我的手干什么？摸错了摸错了！”
阮忠枢情场得意之时，袁世凯官场却有些失意，有人把他参了。
清朝的军队，从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起，私人武装的色彩日渐浓厚，袁世凯操练新军，样样师法德、日，唯有这一点，继承了曾、李、左等前辈的传统，在军中大树特树个人权威，搞偶像崇拜，小站各个军营里都供有他的长生牌位，官兵进出都得鞠躬。甚至于每天操练，第一项功课竟然是军官大声问：“咱们吃谁的饭？”
士兵们齐声回答：“吃袁大人的饭！”
军官再问：“咱们穿谁的衣？”
“穿袁大人的衣！”
“咱们给谁出力？”
“给袁大人出力！”
本来这也没什么，治军嘛，长官树立权威也应该，问题是袁世凯为人跋扈，练兵期间无意中得罪了天津的大绅商，这些就成了罪证。京津密迩，绅商里不乏手眼通天的人物，于是就有了麻烦。恰在此时，袁世凯杀了一个商贩，给对手提供了巨大的口实。
原来当初胡燏棻编练定武军时，营外常有小贩摆摊设点，里边的愿买，外边的愿卖，大家相安无事，其乐融融，真正的军民鱼水一家亲。渐渐地，各种小摊便摆到了营门口，很是方便了官兵们外出购物。
袁世凯上任以后，以严明军纪为根本，绝不允许士兵动辄往外面跑，同时警告摊贩，军营门口严禁摆摊设点，否则军法从事。
袁大人敢杀人，这是谁都知道的，摊贩们不敢摸老虎屁股，遂纷纷散去，却有几个胆大不信邪的，照摆照卖，怎么劝也劝不走。袁世凯得报大怒，下令格杀勿论。结果就枪杀了一个小贩，其他的当然再也不敢来了。
“为官不得罪巨室”，这是官场口耳相传的一大秘笈，袁世凯既已触犯天条，而且现在还杀了人，前途委实难测，当初力荐他的李鸿藻就有了想法。
李鸿藻身为清流领袖，非常爱惜名声，如果袁世凯真的出事，自己落个“滥保非人”的褒贬，恐怕就不只是名声受损那么简单。想到这儿李大人立即找来手下的监察御史胡景桂，让他参袁世凯一本，先发制人，以便撇清自己的关系。
胡御史的参劾很厉害，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款：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性情谬妄，扰害地方，全都不是小事。这么严重的罪过，朝廷自然很重视，派出兵部尚书荣禄前往调查，兵部郎中陈夔龙随去天津。
荣禄一行突然抵达小站那天，恰逢发饷日，看到袁世凯亲自监督发饷，绝无克扣中饱之事，顿生好感，便决定要放这家伙一马。其实荣禄本身也是个贪财好色的官，只是正常情况下，再贪的官也希望自己的手下清廉刚正，有所作为，当然前提是要听话。而荣禄虽贪，毕竟是个能员，很能为朝廷爱惜人才。保全袁世凯，其实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
等视察了练兵情况，但见军威严整，操练先进，尤其看到王士珍所部将工程营设制的水雷、旱雷、踩雷及各种新式武器一一演习，净是些前所未见的玩意儿，荣禄大为满意，问陈夔龙说：“你观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陈夔龙这个兵部郎中是真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坦然回答：“夔龙素来不懂军事，但旧军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独开声面。”荣禄点点头：“你说对了，此人必须保全。”
于是在给光绪皇帝的调查报告中，荣禄来了个大包大揽，表示所参各节，均查无实据，请从宽议处，仍应严令袁世凯认真督练新军，以鼓励将来。其中有一句评价，“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袁世凯就此度过了危机，对荣禄自然心怀感激与敬畏。这是1896年7月间的事儿。
有了荣禄的高度首肯，朝廷大小官员前往小站视察者就多了起来，评价几乎是千篇一律的高，有说“一举足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也有说“各种操典战法全都极为精绝”，就连英国海军少将查尔斯·贝思福在参观完新建陆军后，都有如此赞叹：“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袁世凯的部队是整个帝国唯一装备完善的军队。”
就这样，袁世凯声名鹊起，脚步也站稳了，但他心里还存着一个莫大的遗憾，那就是此时手下三大幕僚，阮忠枢、言敦源都只是举人，张一麟此时才是秀才（后来高中榜眼），幕府中连个进士也没有，未免显得有点寒酸，这要是能把菊人大哥请来，幕府里放一尊翰林在那儿，该多有面子啊！
可是翰林身份高贵清华，出京做幕宾的话，通常连一般督抚的幕府都不情愿去，只有到翰苑前辈出身的名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那里才不会觉得委屈了自己。袁世凯只是区区一个四品道台，徐世昌处境虽不得意，毕竟也得矜持翰林的身份，尤其是以翰林从军，那就更是掉价，所以之前袁世凯几度相邀，他也只能婉言谢绝。
1896年12月，因母亲病故，徐世昌按例回籍守制，丁忧三年，实际上也就27个月，现在徐世昌已经在家丁忧了9个月，袁世凯此时也升了直隶按察使，官居三品，虽还不是督抚，但觉得徐大哥大概守得差不多了，可以跟他再商量一下，便请言敦源代写了一封信，情真意切地征求菊人兄的意见。
这一次徐世昌同意了，大概一半是因为盛情难却，一半也是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吧！不管怎样，袁世凯立即奏请朝廷夺徐世昌的情，调他来小站帮忙。朝廷很通情达理，满足了这个要求。
徐世昌来到小站，热烈欢迎自不在话下，袁世凯为了显得庄重，特意发明了一个“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的官衔授予他，在军营里，所有人都称其为老师，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言敦源则成了他的左膀右臂。
徐世昌纡尊降贵来到小站，除回报袁世凯之外，为的是卧薪尝胆，所以工作起来格外勤奋，一面把营务管理得井井有条，一面还自学英语和西方军事著作，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13册，用先进手法统筹全军的训练及教育，成绩斐然。因此，他真正得到了全军将士包括段祺瑞、冯国璋等发自内心的尊重。
不过徐世昌有个毛病，写东西文绉绉的，起草的文件莫不如此。袁世凯生怕士兵们看不懂，便经常要求他用大白话重写，徐世昌虽不情愿但也不得不改，改完之后总会叮嘱：“千万别说这是我写的。”不过后来写顺手了之后，徐世昌觉得大白话也不错，尤其是当时士兵们文化水平确实不高，之乎者也他们听不懂，所以当袁世凯突发奇想，希望把那些繁琐的训练规章一类的编成歌来传唱，并把这任务交给他时，徐世昌对写大白话早已得心应手，当即从德国教官那里找来一首很上口的普鲁士军歌《德皇威廉练兵曲》填上歌词，袁世凯的《大帅练兵歌》就出炉了，后来也被称作《北洋军军歌》：
朝廷欲将太平大局保，大帅统领遵旨练新操。
第一立志要把君恩报，第二功课要靠官长教。
第三行军莫把民骚扰，我等饷银皆是民脂膏。
第四品行名誉要爱好，第五同军切莫相争吵。
方今中国文武学堂造，不比市井蠢汉逞粗豪。
各营之中枪队最为要，望牌瞄准莫低亦莫高。
炮队放时须要看炮表，安放药引须按度数标。
轻炮分工不愁路窄小，重炮车载马拉不觉劳。
马队自己须将马养好，检点蹄铁切勿伤分毫。
临敌侦探先占敌险要，我军酣战从旁速包抄。
工程一队技艺须灵巧，陆地筑垒遇水便搭桥。
辎重队里事事算计到，衣粮军火缺乏不需焦。
这首歌影响极大，湖广总督张之洞编练自强军，所用军歌就是改编于此，歌名完全照抄，一半歌词也没动；后来张作霖重新填词把它改成了《奉军练兵歌》，冯玉祥则把它改成了《练兵歌》及《民族立宪歌》。再然后，就是我们人人熟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参加的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入场的时候，乐队奏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代表团成员们非常开心，骄傲之情油然而生。但后来中国台北代表团入场，乐队奏的还是这首曲子，大家不禁大为吃惊，心想我们出来参加个比赛，这么快家里面两岸就已经统一了？真是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啊！后来大家才知道，乐队演奏的是跟歌词没有关系的《德皇威廉练兵曲》，遂相视一笑，抢金牌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