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不是我的家
生擒朝鲜老大
那时大清朝自诩天朝，有不少藩属国，其中一个是朝鲜，这年朝鲜发生了动乱。
这事儿得从1863年朝鲜国王哲宗去世说起。哲宗没有儿子，但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一个与国内各派势力都有些渊源的支系国戚、被封为兴宣君的李罡应乘虚而入，四处活动，八方联络，终于成功扶持了他的二儿子李熙继位，即为高宗。
李熙继位时只有12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李罡应顺势入朝摄政，得偿所愿。按规矩，他这样的身份得封大院君，这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兴宣大院君。
李罡应执政很强势，极力排除异己，到处安插亲信，很快就控制了朝鲜的局势。这样到了1866年，国王李熙15岁，该结婚了。李罡应非常忌讳外戚干政，故亲手选定了一个叫闵慈英的女人做儿媳妇，即闵妃。闵妃比李熙大几个月，是李罡应夫人闵氏的远房亲戚；最关键的是，她是个孤女，父母早逝，家里也没有兄弟姐妹，当了王后不至于有外戚之祸，也就不会影响到公公的权势。
闵妃对公婆很孝顺，李罡应夫妇对这个儿媳妇非常满意。从小缺少疼爱的闵妃也很爱自己的老公，奈何老公并不爱她，而是整天和一个李姓妃子缠绵在一起。身为女人，遇上这种事儿闵妃肯定不开心，但因为自幼经过艰苦环境的历练，她为人相当深沉，丝毫没有表露出内心的不满，而是化悲痛为力量，埋头读书——读的都是《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左氏春秋》一类的古书，从中体会官场的险恶，学习治世之方略。
与此同时，她还很巧妙地把一些或远或近的亲戚安插进了政府部门，再想办法徐徐升迁。这些亲戚也是李罡应夫人的亲戚，所以闵妃的举动并没有引起公公的注意。事实上，李罡应那段时间很烦，根本没心思关心这些“家事”，以至于闵妃甚至有机会拉拢了一些李罡应派系的实力人物，为她之后的崛起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李罡应非常忠于宗主国大清朝，但限于视野的封闭，这人特别排外，对来自西洋、日本的事物极端抵触，为此不惜下令断绝朝日两国通商，凡与日本人交往者一律处死。这可是连大清朝的慈禧太后都不敢干的事儿，自然引得各国非常不满，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外交麻烦出现，这就是那段时间老李的烦恼所在。
偏偏他治理下的朝鲜，腐败透顶，一团乱麻，而老李大权独揽，为所欲为，朝廷内外，对他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这时闵妃觉得时机到了，遂发动各方势力，一面鼓动大臣弹劾李罡应，一面劝说李熙亲政。李熙已经20岁了，虽然生性懦弱，唯父亲马首是瞻，但架不住老婆一再的鼓励，最重要的是，掌握实权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于是终于有一天，小伙子公开表达了亲政的愿望。这下子李罡应坐不住了，虽然百般不舍，也不得不于1873年辞官隐退。国王李熙亲政，却成了闵妃的傀儡。
闵妃掌权之后，首先把李姓妃子这个情敌打入冷宫，并毒死了她和李熙所生的三个儿子，着着实实出了一口恶气。可惜闵妃只擅长玩弄权术，治理国家的水平却连李罡应都不如。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她大肆任用外戚，以恶斗李罡应的残余势力。那时候，基本上是闵氏族人就能捞个一官半职，不是她家亲戚的当然也能当官，只是得花钱，钱给得多官就当得大，倒也公平。
但这对老百姓不公平！一群贪官污吏，能干的事无非就是横征暴敛，苛捐杂税怎么收也收不完，把个国家搞得乌七八糟。最牛的是，这帮主政者，连部队的军饷都敢克扣。
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一个国家也一样。1875年，日本迫使琉球王国（今冲绳）停止向其宗主国清朝朝贡之后，当年9月，派遣“云扬号”等三艘军舰前往朝鲜，炮轰江华炮台，随后又袭击了釜山。来年1月，日本再次派出舰队进攻朝鲜，朝鲜打不过，遂于于2月26日和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条约第一款即开宗明义，宣称“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摆明了日本不承认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
面对如此大的事件，作为宗主国的清朝政府竟然无动于衷，有种说法竟然是，这《江华条约》，根本就是清政府建议李熙和闵妃签的，图的是息事宁人。也有说是李鸿章的建议，反正无论如何，朝鲜国门就这样被日本的炮火轰开了。
清政府的态度，令许多朝鲜人深感失望，闵妃是其中之一，后来她一度改走亲日路线，起因就在于此。
平心而论，《江华条约》除了第一款极大地伤害了大清朝的利益，对朝鲜来说，整个条约看起来，其实只是个通商条约，日本人要的是朝鲜开放口岸，并与之平等做生意的权利。这在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朝鲜作为一个闭关锁国多年的国家，有排外仇外的传统，再加上这又是被枪炮逼着签的城下之盟，广大国民感情上肯定接受不了，于是国内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通商以后，由于日本大量采购粮食等农作物，朝鲜农产品价格大涨，但农民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便宜全让贪官污吏们占了去。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的纺织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登陆，使得朝鲜国内的手工业者遭受沉重打击。这是个庞大的群体，加上心怀不满的农民这个更大的群体，他们的痛苦足以引发连锁反应，于是民间的起义此起彼伏，蔚为壮观——1875年蔚山起义，1878年韩山起义，1880年长连、鸟龄、安东起义，1880年到1881年的仁川起义，等等，不一而足。
这样到了1882年，朝鲜大旱，粮食歉收，就连首都汉城的驻军5000人都要吃不饱饭了。一直在等待机会出山的李罡应见火候已到，忙派人到军中一通煽动，忍无可忍的军人们终于勇敢地站了出来，请求朝廷发放拖欠了一年多的军饷，这是当年7月间的事。
这是再正当不过的要求，闵妃的堂哥、兵曹判书（大概相当于军委秘书长）闵谦镐怕军队哗变，拍胸脯保证马上就发，请大家少安毋躁。
问题是闵谦镐官再大也做不了体制的主，体制已经烂透了，任谁也只能徒呼奈何！最后军饷是发了，可只发了一个月的薪米，分量不足不说，米中还掺杂了很多糠粕甚至沙石，像是给鸡吃的。
士兵们愤怒了，大家拒绝领米，并在痛打值班军官和库吏之后，走上街头示威游行。闵谦镐施展霹雳手段，将为首的士兵很逮捕了几个。
火山瞬即喷发。5000名军人推柳万春、金长孙为首领，联合暴动的平民占领武器库夺取武器后，轻易就攻占了王宫，闵谦镐等贵族、大臣被杀，更多的大臣跑得快，躲过了一劫，闵妃跑得比他们还快，早早就化装成宫女溜了。
1882年是农历壬午年，所以这场浩劫，史称“壬午兵变”。日本公使馆遭受池鱼之殃，被一把火烧了不说，变民还杀了13名使馆官员和侨民，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则率领多数馆员突围跑到了济物浦，也就是现在的仁川。
大院君李罡应趁机出山执政，朝中的闵氏家族成员几乎被杀了个干净。国王李熙此时已有了丰富的当傀儡的经验，对于太上皇从老婆又换成了父亲，完全无动于衷。
闵妃没老公那么好的涵养，远远躲在亲戚家里的她，稳住心神之后，立即派人前往天津，通知常驻在那里负责和清国北洋大臣公署联络的亲信金允植、鱼允中，令他们以国王的名义请求北洋大臣奏请大清朝帮助出兵平乱。
这时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朝廷给了他100天假回籍葬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淮军大将、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张树声是鹰派人物，自然建议朝廷该强硬一点。
为了尽到宗主国的义务，也是怕日本借机侵占朝鲜，清政府决定出兵，具体事宜由张树声经办。张树声决定派驻守登州的吴长庆带6营人马开赴朝鲜平乱，并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亲率3艘军舰负责运兵，李鸿章的心腹、候补道员马建忠受命随行。
8月8日，吴长庆奉命赶赴天津领受了东渡的任务，返回登州后即命张謇牵头筹划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这一年恰好是乡试之年，乡试是秀才升举人的考试，三年才轮得到一次，其意义有点像如今的奥运会之于二、三流运动的运动员，人生能有几回搏啊！在当时，科考是读书人的头等大事，幕僚只要说是回老家考试，做主人的不但不能阻拦，还得赞助路费馈赠祝福，并摆酒相送——毕竟，这帮书生一旦中举，运气好再中个进士，过几年没准就成了自己的上司，着实得罪不起。
吴长庆摆了几次酒之后，幕府中的人才就走得差不多了，只有张謇自愿留了下来。张謇领命之后，发现任务繁重，自己却几乎成了个光杆司令，不禁愁容满面。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想到了袁世凯，便跟吴大帅去商量，借调自己这个学生来帮忙，吴长庆立即派袁世凯前往前敌营务处任帮办协助张謇，负责军需供应，勘探行军路线。
袁世凯是真用心也真能干，张謇限令5天之内必须完成的工作，他3天就保质保量地干完了，干完就要求老师再派点活儿下来，把个张謇乐得合不拢嘴。
这时消息传来，日本以使馆被烧并有人员伤亡为由，将要派兵入朝“保护侨民”，清廷闻讯大惊，立马勒令北洋督署抓紧行动，张树声遂电令吴长庆马上开拔。8月23日，庆军6个营誓师出征，乘船开赴朝鲜。
出征之前，袁世凯难掩兴奋，给二姐袁让写了一封信，说是“弟限于资格，中原难期大用。抵高丽，能握兵权。”
这时候袁世凯将满23岁，他是个极自信的人，风高浪急，虽不知是否一路顺风，但此去朝鲜，他相信自己会一帆风顺。
一路无话，庆军顺利抵达仁川，吴大帅下令一营为先锋营，迅速抢滩登陆。庆军士兵平时疏于训练，虽驻扎在海边，并不习惯乘船，晕船者众，此时大都躺在船舱里懒得动弹，先锋营管带（即营长）拿手底下的兵爷没有办法，遂来到旗舰面禀吴大帅，说弟兄们正晕着呢，不如让大家歇一会儿等缓过劲来再登陆也不迟。
吴长庆大怒，当即宣布该管带下课，再环顾四周，问了一句：“谁愿接这个位置？”袁世凯立马跳了出来，单膝下跪，抱拳开口：“小侄不才，愿统带此营。”张謇适时出列，力保袁世凯，吴长庆遂不再考虑，只命令他赶快带兵登陆，袁帮办就此如愿以偿，成为堂堂袁管带。
消息传来，船舱里登时乱作一团。这袁管带是个敢杀人的煞星，先锋营的士兵哪敢怠慢？纷纷起身，立等新官训话。
袁世凯来后，一句废话没有，只说抓紧准备，限两小时登陆上岸，违令者斩！
没用两小时，队伍已登陆成功。吴长庆深为满意，对身边的张謇说：“慰庭真不错，不负张先生识拔，我应向张先生道谢！”
等大军全部上了岸，袁世凯前来请示吴长庆接下来的任务，吴长庆指示他带先锋营在前面开路，向汉城进军。张謇在旁边说了一句：“慰庭好样的，好好干！”
袁世凯对着张謇一鞠躬，回道：“多谢季翁栽培！”张謇一愣，心想半天之前自己还是老师，怎么现在就成了季翁了？
张謇字季直，所以吴长庆常称他张先生，有时也称季翁，都属尊称。但虽是尊称，某翁毕竟是平辈之间的称呼，学生突然间如此改口，张謇一下子还真有些不习惯。
袁世凯初掌兵权，没工夫体会别人的感受，早已领兵前行而去。一路上饥餐渴饮晓行夜宿，手底下个个规规矩矩，行军异常顺利。
不过士兵们虽然怕袁世凯，对他的任何指令都不敢违拗，但毕竟平时野惯了，不可能一下子立地成佛，再加上琢磨着袁管带并没有明令不许抢劫朝鲜百姓，所以某天晚上宿营的时候，就有7个士兵跑到邻近的村子里，很抢了些鸡鸭鱼肉回来改善伙食，更有甚者，村里还有姑娘被强奸——确实，袁世凯训话的时候，也没要求手下不许强奸妇女。
当时就有村中长老告到军营里来了。袁世凯闻听此事，勃然大怒，当即带人调查，几分钟就查清楚了真相。7个闯祸的士兵五花大绑跪在地上，还不忘为自己开脱：“管带并没有下令不许偷窃，不许强奸……”袁世凯鼻子都快气歪了：“最基本的礼义廉耻，这也需要重申？军令如山，来人，把这几个王八蛋拖出去斩了！”
第二天袁世凯命令副官带队继续前进，自己则带着几个卫兵原地等候吴长庆的大军。等大军一到，吴长庆的帐篷刚搭好，袁世凯即已拎着7颗人头前来求见。
等袁世凯讲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吴长庆虽然内心微有不悦，却也不禁连声夸奖：“不愧是将门虎子，慰庭，你好好干！”并给他升了官，让他总理前敌营务处，袁世凯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庆军的参谋长。
也许是官升得太快，有人不服，便写了首打油诗大加挖苦：“本是中州伪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人头七个来。”
袁世凯正当志得意满之际，忙还忙不过来呢，哪有心思去理会这些流言蜚语？他只当没听见，该干啥还干啥。
大军一路没遇到抵挡，兵抵汉城郊外后，吴长庆召集重要会议，参加者只有三个人：吴大帅之外，就是丁汝昌和马建忠。讨论的是如何落实张树声张大人指授的方略：把李罡应请回中国，平息兵变，帮助李熙执政。
要把大院君李罡应请走谈何容易？三人想法一致：既然不能硬来，则不如诱捕之。
于是第二天，三位大人进城入宫拜会李罡应，说明此来朝鲜，为的是保护侨民并防范日本人，绝不会干涉已成之局，您老人家尽请放心。会谈的气氛相当友好，告别时吴长庆邀请李罡应第二天出城检阅庆军，李罡应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第二天老先生果然来了，随同来的还有一队卫队。吴长庆三人忙把他迎入大帐之中，全副武装的卫队则肃立营外。这时袁世凯带人来了，很礼貌地邀请大家去不远处的帐篷坐坐，到了地方，酒肉早已准备齐全，袁世凯吩咐手下：“你们给我陪好这群爷。”
手下人都是经过挑选的，赶紧一对一地招呼朝鲜人坐下，端起盛满酒的碗，开口就是：“哥们儿，我敬你，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
那帮朝鲜人一看，酒是好酒，另外泡菜、牛肉、五花肉通通管够，这要是不喝，那不是不给对方面子，是对不起自己的肚子！帐篷里顿时热闹起来，最后是朝鲜人对着中国人劝酒：“喝！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
袁世凯得报卫队那边差不多了，立即带人按约定闯入中军帐，架起李罡应就把他塞进准备好的小轿子里，由丁汝昌带人护送到马山浦，乘军舰解往天津。
此时李鸿章已经回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他吩咐直接把李罡应押往保定软禁起来，地点选定著名的莲池书院。李鸿章命令正定县知县张是彝好生看管，张县令不敢掉以轻心，让正在莲池书院读书的儿子张一麟，亲自带人负责具体事宜。
诱捕完李罡应，接着就该平叛了。叛军群龙无首，轻易即被荡平，李熙再次被扶上大位。这时日军也开到了汉城，见到局面已定，不好乱来，便由驻朝公使和朝鲜政府签订了《日韩济物浦条约》，条约规定韩国必须惩凶、赔款、道歉，并同意日本驻军一个连保护使馆。
清廷见日本驻军了，怕朝鲜再乱，干脆命令吴长庆也带兵驻扎下来，袁世凯自然也就留在了朝鲜。
李熙被扶正后，干的第一件事，是派人把闵妃接回宫来。
袁世凯是做过功课的，早就把朝鲜各主要人物的政治行情摸得清清楚楚，知道闵妃相当于大清国的慈禧她老人家，怠慢不得。
闵妃刚一回宫，就有探子报给袁世凯，袁世凯一刻也没耽误，立即进宫向她道贺，抢了个头彩。
这是李熙、闵妃夫妇接见的第一个庆军将领，袁世凯绘声绘色地给他们讲诉这一次平叛的经过，少不了把自己大大夸奖了一番；国王夫妇饶有兴味地听着，不由得对眼前这位年轻的袁将军刮目相看。
告辞之前，袁世凯大包大揽大献殷勤，只说王宫的安全国王殿下不必牵挂，一切有我，令李熙夫妇大为感动。
过了几天，李熙夫妇设宴答谢清军，袁世凯被安排和李熙、闵妃、吴长庆、张謇等一起坐在首桌，很是风光。
接下来就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了。吴长庆奏报给李鸿章的叙奖名单列了一大堆，其中以袁世凯居首，吴大帅对他的考语相当有力：“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砍剿，尤为奋勇”，建议奏报朝廷给予褒奖。
李鸿章之前看战报，“袁世凯”三字屡屡出现，本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见吴长庆如此推崇，更使他心生好感，就在给朝廷的奏请奖励有功人员名单中，浓墨重彩地写上了袁世凯这个名字，并称他“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建议升为候补同知，并赏顶戴花翎。
朝廷很尊重李鸿章的意见，袁世凯就升为了五品同知。同知这个官，别称司马，所以从此袁世凯又常被称作“袁司马”——当然不会有人傻乎乎地叫他“袁候补司马”了。
当上了营长
袁世凯的这个司马是个候补官，现在他的实缺，还是庆军营务处总办，相当于吴长庆的参谋长，经他的整治，整个庆军的面貌焕然一新。虽然如此，毕竟也只是个参谋长的角色，虽有一定实权，但远不足以指挥全军，这令袁世凯觉得意犹未尽。但他并不怨天尤人，一边学习韩语，一边苦苦思索，思索来思索去，还真让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掌握不了中国军队，何不掌握一支朝鲜军队？
这时的袁世凯，跟李熙、闵妃好得就跟一家人一样，所以也不用特意找机会，在一次谈话时袁世凯直接向夫妇俩建议：朝鲜军队落伍了，不如编练一支新军，绝对忠于国王殿下，这样国家安全才有真正的保障。至于这个练兵之人，当然是袁世凯自己了。袁世凯保证，自己只负责练兵，新军练成之后，将立即交由国王殿下指挥。
闵妃是吃过叛军之苦的，对此建议异常热衷，第二天就让老公亲自出城拜访吴长庆，表达了想请袁将军帮自己的国家练一支新军的想法。这事儿有点大，吴长庆做不了主，而且从内心来说他并不想促成此事，于是让李熙先向李鸿章请示。李鸿章办事效率很高，很快就批准了朝鲜政府“聘请德人穆麟德为总税务司，聘请马建忠为外交顾问”的请求，但对于“聘请袁世凯为军事顾问”一节，他的态度是原则上同意，但得看吴长庆的意思。
吴长庆暗暗佩服李鸿章会做官，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再挡袁世凯的路，所以当李熙再次来拜访的时候，吴大帅跟这位国王推心置腹谈了一番，最后大度表示：袁将军还是我这里的营务处总办，但可以替朝鲜兼练新军。
朝鲜新军被命名为“新建亲军”，编制是4000人，按袁世凯的建议，第一期先编练1000人，分为左右两营。袁世凯对这份兼职投入了空前的热情，在闵妃派出的协助练兵大臣金允植的辅助下，他亲自制定章程、订立规章、督促训练、身先士卒，所有事情，无不干得任劳任怨，尽心尽责。
袁世凯练兵完全摒弃了淮军那一套，而完全采用英、德式的训练方法，并有意比较英德两制的优劣。他把这次新军编练当成了新法练兵的试验场，成为清朝军官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此的训练果然卓有成效，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新军练成，令人刮目相看。
1884年3月，朝鲜国王李熙、清军统帅吴长庆，率朝鲜王公贵族及各国驻朝使节、代表，在汉城春塘台阅兵，新军之战技精湛、装备精良、军容严整、士气高昂，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吴长庆脱口称赞“慰庭真乃中州有数男儿”，金允植则慨叹袁世凯“豪慨似宗悫，英达类周郎”。宗悫是宋朝名将，至于周郎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是三国里的周瑜周公瑾。
这段时间袁世凯真的是一帆风顺，在朝鲜算是站稳了脚跟。也许是饱暖思淫欲吧，现在有条件了，他越发思念起沈姑娘来，索性派人去上海转苏州，把美人接了过来，过起了甜甜蜜蜜的生活。
更多的甜蜜在后面。话说闵妃出于对袁世凯帮助练兵的感激，更为了笼络这个天朝上国的青年才俊，略师汉元帝献王昭君于匈奴、唐太宗献文成公主于吐蕃之故事，挑了个长得很漂亮的贵族女儿金氏嫁给了袁世凯。
金氏当年16岁，既是贵族出身，少不了心性高傲，一开始听说是嫁给年轻英武的大清朝将军，心里倒也还想得过，可见到本人发现是个又矮又壮的汉子，就有些不太乐意；再发觉嫁过去竟是做姨太太，虽然木已成舟无法挽回，心里着实委屈不已，到最后袁世凯竟把随她陪嫁过去的两个丫头小闵和小吴也收为了姨太太，以往的主仆如今成了姐妹，金氏简直连死的心都有了。
可噩梦还没完，袁世凯根本不讲身份却注重年龄，把岁数最大的吴氏定为二姨太，金氏只是三姨太，排名还不如自己以前的丫鬟，还好有个闵氏排在后面垫底当四姨太。至于大姨太，当然是沈姑娘沈氏，因为正室夫人于氏远在陈州，所以沈氏享受夫人待遇，负责管理教导三个朝鲜姨太太。
沈氏出身青楼，长于人情世故，既痛恨有人和自己争宠，更非常清楚趁对手立足未稳迎头痛击以立威的道理，因此对这三个新来的同事管教极严，表面上摆出严师的姿态，而一旦袁世凯不在家，就对她们非打即骂，甚至虐待。她曾经把金氏绑在桌腿上毒打，以致金氏落下后遗症，经常腿脚疼痛，不能伸直，这个毛病陪伴了金氏一生。
袁世凯并没有沉醉在温柔乡里，此时除了练兵，他没忘记经常给叔叔袁保龄写信，书信往来间，通过保龄叔叔穿针引线，袁世凯结识了李鸿章周围的一些亲信幕僚，比如周馥、盛宣怀等。周馥、盛宣怀分别比他大22岁、15岁，袁世凯管他们都叫“世叔”。写信之外，有时他也会把李熙、闵妃及朝鲜权贵送的礼物转送这些叔叔们，很好地联络着彼此的感情。
在此之前，清政府为了另一个藩属国越南和法国打了起来，这就是历史上的中法之战。战争打得如火如荼，此时清朝军队有点顶不住了，一败再败。慈禧大怒，改组了朝廷最高军政机构军机处，借机罢免了军机领班、曾经的政敌恭亲王奕，并黜退了全班军机大臣，以礼亲王世铎等取而代之，同时醇亲王奕譞开始掌权，而后来袁世凯的超级搭档、贝勒奕劻也终于登上了政治舞台，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进封庆郡王。
新官们刚一上任，立即授权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法国谈和，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基本上清朝算是把越南给卖了，但战争并未因此停止，反而有扩大化的趋势。
为了加强本土防备，李鸿章命令吴长庆率庆字营中的三个营回国，驻防奉天金州。其余三营则继续驻扎在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代理统领，并且直接统帅一个营；袁世凯总理庆字营和朝鲜国王新建亲军两营的营务处，并和金允植会办朝鲜防务，同时直接统帅庆字营一个营；剩下一营由总兵张光前统帅。
这时的袁世凯不过25岁，身份相当于庆军参谋长兼一营营长，算得上位高权重，但职位在吴兆有之下，按说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可是吴长庆已走，袁世凯哪里会把吴兆有放在眼里？至于张光前就更不用说了。比如晋见朝鲜国王李熙，按理应该是吴兆有走在前面，张光前和袁世凯跟在后面，这样才符合官场规矩和礼节，可袁世凯不管这些，仗着自己和李熙熟，总是抢在最前面，搞得吴、张两位很是尴尬。
吴兆有身为总兵，更是记名提督，算是从一品武官；张光前也是正二品的总兵，品阶都远在袁世凯的五品同知之上，更何况两位将军无论年龄还是资历都比袁司马高得太多，于是就越发对这个小字辈愤懑不已。但还好，两位前辈都是官场上的老油条，喜怒轻易不形于色，这样大家表面上倒也能相安无事。
袁世凯终于有了自己完全掌握的军队，训练得自不是一般的严厉认真，工作越来越忙，越忙越开心。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曾经的两个老师张謇和朱铭盘及吴长庆另一位幕僚张詧联名给他写来了一封信，算是绝交书。事情的起因出在练兵上，袁世凯训练自己的军队，基本上摒弃了吴长庆传统的方法，消息传到金州，刚刚离去的吴大帅对此很不开心，加上吴兆有、张光前两位心腹大将的愤懑屡屡传来，吴长庆对袁世凯也越发不满起来。
于是张謇就义愤填膺了！也不只是义愤，事实上他对袁世凯已经忍了太久。这事儿得怪袁世凯自己，他刚一得势就已不再把张謇当做老师，后来翅膀硬了，更连“季翁”都舍不得再叫一声，直接以“季兄”甚至“仁兄”、“老兄”相称，这种事儿，搁谁也高兴不起来。但这是说不出的苦，张謇总不能跑去质问袁世凯：“你凭什么不叫我老师？”那样未免显得太没涵养，所以这愤怒只能深深埋在心里。现在连吴大帅都不高兴了，张謇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同仇敌忾的机会，拉着朱铭盘、张詧就给袁世凯写来一封信，措辞之难听是可以想见的，这里我们不妨摘录几句以供赏析：
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
仆见举司马，虽非旧识，也非贫贱之交，那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何故，故张謇气愤犹是一人乎？
愿司马息心静气，一月不出门，将前劝读之《呻吟语》、《近思录》、《格言联璧》诸书字字细看，事事引镜，……，脚踏实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以副莜公（即吴长庆）之知遇。
此信不照平日称谓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
袁世凯根本没理睬张謇这封信，他忙着呢，忙得把朝鲜军队里的兼职都给辞了，哪儿有功夫和心情给张謇他们回信？于是师徒两人就此绝交，他们的下次交往，要等到20年以后。
袁世凯的辞差并没有影响到他和闵妃集团的关系，恰恰相反，在他长期的影响下，闵妃及其家族对外交的态度，已经由以前的亲日转变为亲华。
当时朝鲜的政治力量主要分为三大派系：一是闵妃为代表的亲华派，也被称作“守旧党”；一是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等为首的亲日派，也叫“开化党”；另外还有亲俄派，以韩圭稷、李祖渊、赵定熙为首，他们的势力最小，以至于赤裸裸的连个别称都没有。
守旧党和开化党之间矛盾重重，是势不两立的关系，这事儿首先得怪闵妃。
天知道闵妃娘家的亲戚怎么会一茬一茬的有这么多？上次壬午兵变，李罡应他们杀得已经很努力了，可闵妃再次当权后，不吸取教训，还是要重用外戚，结果居然还有那么多外戚可供重用，真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一次闵妃的堂哥闵泳骏当了宰相，其他像闵永翊、闵永穆等家族成员也都身居高位，大权在握。可惜这帮人既不忧国，更不忧民，干的依然是卖官鬻爵、鱼肉百姓那一套，民不聊生之下，很快就激起了公愤。
普通百姓的怨愤自然只能算个屁，问题是开化党的愤怒没有人可以小视。开化党主要由青年贵族组成，站在朝鲜的角度，实事求是说，这是一群对民族、对国家有着无尽的爱的年轻人，对于腐败的闵氏家族给国家带来的灾难，他们有着刻骨的仇恨。他们想要改变。
可惜开化党人虽然有一定的势力，但相对于庞大的闵妃集团，还是显得过于单薄。应该是病急乱投医，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本，希望可以借助外力发起变革，换来一个新的朝鲜。正好日本方面也正在打朝鲜的主意，双方一拍即合。
等到金玉均等人应邀前往日本考察，拜倡导日本“脱亚入欧”的福泽渝吉为师，并亲身体会到明治维新之后整个日本社会欣欣向荣的激情和活力之后，朝鲜的同志们意志已决：非变法不能图强，就这么干了！
没过多久，李熙和闵妃夫妻之间产生了隔阂，这个隔阂是金玉均挑起的。整个过程，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金玉均和李熙之间的一次密会，金玉均告诉国王：中法战争越打越大，清国必定失败，到时签订卖国条约，必将祸及我们朝鲜，就像现在越南遭受的那样。为了祖国的平安，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赶走清国军队，争得国家的独立，这样也就不至于受清国战败的拖累。
李熙再傻到底是国王，他也爱国啊！便问：清国军队强大，怎么才能赶走？
金玉均严肃地回答：我已经联络好了，日本人愿意帮这个忙。大清国最怕洋人，也怕日本人，不怕赶他们不走。日本人说了，清国正忙着和法国打仗，绝不敢同时再和日本人打，所以不用怕；但是日本人还说了，得我们自己先把朝中的亲华派清理干净。
亲华派的领袖正是自己的老婆闵妃，可李熙毕竟也想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他看来，若能让老婆把权交出来，那毫无疑问是件很爽的事。想到这里他不禁一阵激动，当时便授权金玉均放手去干：“你办事我放心！”
金玉均倒真没蒙李熙，他早就和新任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策划好了，日本公使馆有一个连的卫队，将全力配合开化党发动政变。现在拿到了李熙的授权，开化党准备要抡开膀子干了。
袁世凯在朝鲜建有自己的间谍网络，早已侦知了金玉均他们的大致计划，并于1884年11月12日，向远在天津的李鸿章做了汇报：“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要，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
李鸿章得函大惊，电令袁世凯“不动声色，坚守镇静，并随时侦探情况随时报告”。袁世凯得到指示后，立即通知吴兆有、张光前等做好准备，随时行动。袁世凯行事一向高调，加上这次事机紧急，又有李鸿章亲自指示，他通知吴兆有他们时肯定态度上不会谦恭，吴、张二位肯定也不会高兴，自然更懒得配合他。
好在袁世凯自己手下有一营兵，他“密令下军中，夜不解带卸履，困束士兵，一如战时”，并派出人马，四处打听开化党和日本人的动向，完全进入了战时状态。
但即使这样，政变发生的时候，袁世凯还是一无所知。
1884年12月4日，汉城邮政局在典洞邮政大厅举行开业典礼，担任邮政局总办的洪英植，其父洪淳穆是政府高官，他本人则属于开化党首领，按照计划他邀请了政府官员和各国驻朝使节赴宴庆贺，清廷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税务司穆麟德都受邀出席，另外像英国总领事阿斯敦、美国公使休西特穆等也都前往，唯日本公使竹添称病未到。另外朝鲜国内亲华派的大臣应邀到来的也不少，主人的计划是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晚6时，宴会开始，觥筹交错间，气氛相当友好热烈，就这么吃着喝着，金玉均、洪英植他们急了，因为按照计划，王宫中应该已经起火，然后大家一起前去救火，半路上的伏兵才好诛杀亲华派。现在左等右等火就是不起，金玉均干脆离席跑外面把隔壁的民房给点着了，门口的杀手顺势惊呼“失火了！”，厅内各位还没反应过来，闵泳翊早已察觉不对，飞奔而出，刚出大门就挨了一阵乱刀，但居然还是让他跑掉了。
此时街上纷传清军作乱，金玉均等人则带兵冲进王宫，让李熙写下“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朴泳孝带着去找竹添带日军卫队火速前来。日军到后，金玉均等先把李熙、闵妃软禁到了景佑宫，然后假传国王诏书，把亲华派大臣纷纷骗入宫中，闵台镐、尹泰骏、韩圭稷、李祖渊、闵泳穆、赵宁夏等不疑有诈，结果是来一个杀一个，一夜之间亲华派的核心人物，除闵妃等少数几人外，几乎被屠杀殆尽。
随后，金玉均要求李熙以国王的名义颁发谕旨，宣布新政府成立，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开化党人物瞬间成为政府要员。
处女作打败了日本鬼子
开化党人搞政变的时候，穆麟德趁乱跑回了清廷驻朝税务处，陈树棠则逃到清军大营，向袁世凯通报了开化党借宴会之机杀人放火的情况，袁世凯当即带上一队亲兵赶往邮局，大厅里一片狼藉却已空无一人；再去王宫，已是宫门紧闭，怎么喊也喊不开。
这时袁世凯得到消息，闵泳翊躲到了穆麟德那里，连忙带兵前往救护。到了税务处门前，只见一个中国青年端着枪站在门口，凛然不可冒犯的样子，坚决不许任何人进入。
袁世凯赶紧屏退左右，上前通报了自己的姓名职衔，那青年顿时一脸的喜悦：“原来是袁司马，你终于来了！”赶紧把大伙让了进去。
这个青年叫唐绍仪，字少川，广东珠海人，是清朝第一批官派留美幼童之一，毕业于耶鲁大学。留美幼童应召回国后，因为既没学过孔子孟子只知道西门子，更不会写八股文，这样的读书人在大清朝属于废物，自然不能受到重用。唐绍仪算混得好的，被派到朝鲜来当税务帮办，由此认识了袁世凯。
袁世凯很欣赏这个家伙，但此时哪有工夫跟他多聊？急急入内，见闵泳翊正躺在床上，一脸的沮丧。闵泳翊告诉袁世凯，这事儿是开化党人干的，估计已经政变了，请将军赶快入宫去保护国王和闵妃。
袁世凯不可能听他的，留下部分士兵保护税务处，归唐帮办暂时节制，然后带着剩下的人回到了大营，找吴兆有、张光前、陈树棠他们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事发突然，不妨观望一下，等天亮再看情况。不过当晚袁世凯还是派出一队人马前往王宫外面，彻夜巡逻。
5日上午，朝鲜新政府名单正式对外公布，袁世凯他们几个一看，靠，这不反了吗？袁世凯当即表示要带兵平叛，吴兆有他们几个坚决反对，表示如此大事，必须要李鸿章李中堂才能拿主意。可是当时中国和朝鲜之间还未通电报，给李中堂的请示信必须先由军舰送往旅顺，再由旅顺电告北洋。李鸿章的回电也只能走这个流程。这一来一往的时间，开个奥运会都绰绰有余，把袁世凯给急的，真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了。
比他更急的是朝鲜幸存的亲华派官员，他们纷纷跑到大营来乞求清军前往平叛，为朝鲜做主，吴兆有一概回应：别急，要李中堂才做得了这个主。
到了6日，一大早开化党新政府就抛出了五条施政纲领，宣布朝鲜独立，不再是大清朝的藩属国了。“国五条”主要内容如下：
要求清廷立即释放大院君李罡应；
朝鲜独立后，不再向清朝朝贡，不再使用大清年号，而改用自己的年号；所有朝鲜民众一律平等，严禁买官卖官；
改革地租制度，严打贪官污吏，贪官的家产将被没收并充国库；废除太监、宫女制度。
在袁世凯看来，不管你的改革对不对，只要胆敢独立就得打。他是再也坐不住了，但吴兆有他们还是不急不忙，非要等李中堂的指示来了再说。袁世凯拍案而起，声明道：“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进宫平乱！朝鲜的防务及外交，我有专责，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获罪，我一人承担，决不牵累诸公。”
话说到这份上，吴、张诸位不好再坚持，袁世凯当即指陈方略：袁自率一营及朝鲜新军左、右营为中路，入敦化门；吴率一营为左路，入宣仁门；张率一营为右路，负责策应。并立即联络朝鲜新军军官金钟吕、申泰照，相约发兵平叛。
紧接着袁世凯给日本公使竹添写了一封信，数其助贼叛乱、擅杀大清藩属国大臣之罪，并知会对方老子将要带兵入宫，护卫国王。这封信竹添没办法回，事实上也不容他回，因为他刚看完来信，中朝三路大军就已经打了过来。
平心而论，吴兆有、张光前曾经也是两员勇将，可惜承平日久，骄奢淫逸惯了，哪里还有决心和勇气打仗？结果是吴兆有那一路兵刚一入宫听到枪声便做了鸟兽散，张光前那路要勇敢一些，他们没有跑，而是全部躲在高墙下，一枪不发，直哆嗦。
好在袁世凯手下一营以及朝鲜新军两营都是他自己亲手训练出来的，打起仗来极其勇猛，一往无前，刚一接仗就打死打伤了几十个朝鲜叛军，另有几百叛军临阵倒戈。日军毕竟只有一个连，即使占据了地形优势，也根本挡不住联军的攻势，不过是几袋烟的工夫，就扔下十几具尸体大败而逃，金玉均、朴泳孝等新贵也跟着竹添跑回了日本使馆。
这时洪英植正劫持着李熙躲在汉城北门关帝庙里呢，缓过气来了就逼着李熙跟着他逃亡到日本使馆，结果袁世凯闻讯率清军赶到将洪英植乱刀杀死，并派部下茅延年带兵把李熙送到清军大营。等袁世凯回来的时候，李熙一见到他就哭了，断断续续地哭诉了这一番遭遇的来龙去脉。袁世凯忙说你别哭，这里是朝鲜最安全的地方，你就在这儿住着，我先去王宫替你主持工作，等安顿好了再把你接回去。
一天的时间足以安顿好了，袁世凯亲自把李熙迎入了王宫。现在，李熙又走向了前台，并组成了以沈舜泽为首的新政府。当然，背后坐着的，还是那个闵妃。
历史上有名的朝鲜甲申政变，到此算是告一段落。
12月8日，李熙召见各国使节，宣布平叛结束，朝鲜仍是大清的属国，年年朝贡绝不懈怠。与此同时竹添下令焚烧日本使馆，带着众人逃到了仁川。
战事结束后，袁世凯不再住在军营里，而是让李熙邀请他住进了王宫的偏殿，以便和国王夫妇随时沟通。其实哪里是沟通？分明就是太上皇，命令李熙做这做那，朝鲜大臣更是只有乖乖听命的份儿。
这时的袁世凯只有26岁，在朝鲜为所欲为，好不意气风发。但他毕竟只有26岁，太年轻，基本上还只会做事不会做官，所以麻烦随之就来了。
麻烦的导火索是袁世凯决定抚恤朝鲜死难大臣家属。朝鲜的钱都在贪官污吏家里，国库反而没钱，袁世凯就从清军的军饷里划出一部分做了抚恤金。这个事儿，他跟吴兆有打过招呼，但也只是打了个招呼，类似于知会一声，并不是征求意见。恰在此时，李鸿章李中堂的指示终于姗姗来迟，指示很简单：“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而这时甲申之变已经平息了足有半个月。李中堂的指示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袁世凯既然打败了日本人并平定了乱局，也不好说他不对。但是，他竟然胆敢擅自抚恤朝鲜人，这就是个现成的题目。
吴兆有他们久混官场，最懂得怎么写报告，因此在给李鸿章的汇报信里，先是说明甲申之乱是袁世凯一意孤行挑起的，我们大家都是反对的；至于朝鲜乱局则经大家齐心协力业已平定，这完全是三军用命的结果，但吴兆有、张光前绝不敢贪天之功，因为这首先是因为李中堂的英明领导。只是，中堂“切勿与日人生衅”的指示并未落实，这绝对是因为袁世凯的鲁莽。这么说还意犹未尽，接下来便是控诉袁世凯挪用军饷收买人心的罪恶，这事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李鸿章看了很生气，这就是先入为主的力量。
朝鲜大乱之后，百事待定，头绪纷繁，袁世凯既以监国自居，自然忙得不亦乐乎，26岁的青春年华居然长出了些许白发。但他忙的全是朝鲜的事，而忘了自己立下这么大的功，应该首先向李中堂报喜或者汇报才是，直到听说吴兆有写了告状信，他才急急忙忙给李鸿章写了封信，说明一切。
袁世凯那会儿太忙，没时间写得很仔细，几乎没怎么讲平乱经过，只说稍后会另写详细的报告。这封短短的信，重点只有两条：一是说明为了抚慰人心，自己调用了一部分军饷抚恤朝人，并希望中堂大人同意报销。二是因为李熙懦弱，而朝鲜即将成为各国的角力场，为了更好地维护大清的利益，建议中堂大人奏请朝廷，在朝鲜设立监国，统揽一切。袁世凯没好意思直接说应该由他自己来当这个监国，但他认为以李鸿章的老谋深算，应该不至于不解风情。
哪知此时中法战争正如火如荼，随着台湾被法军封锁，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所倡导的海防政策濒临崩溃，正是灰头土脸之际，所以明知设立朝鲜监国是件好事，却怕惹日本人不高兴，便把袁世凯这个建议搁在了一边，倒是对他申请报销军饷一事，给了明确的回复，要他自掏腰包赔偿所挪用的公款。
就在这时，日本政府向清廷发出正式抗议。他们一边指责袁世凯妄启衅端，应负甲申事件的全部责任，一边向朝鲜增兵。清廷生怕事情闹大，赶紧命李鸿章和会办北洋事务大臣吴大澂妥善处理，宗旨是“剖析中倭误会”、“免生衅端”。
李鸿章不敢怠慢，赶紧派吴大澂和续昌为特使，前往朝鲜调查处理此事。吴大澂也看过吴兆有的报告，对袁世凯充满恶感，所以此行早有打算，就是“诛世凯以谢日人”，李鸿章对此不置可否。
袁世凯危险了！消息传来，他哀叹一声“官运恶极”，心灰意冷之下，甚至要拔剑自杀，多亏被左右救下。
既然死不了，就要想办法挽回局面，因此袁世凯立即亲自动笔给李鸿章写信写报告。
吴大澂刚刚启程，袁世凯的第二封信就到了李鸿章的案头。信中简单说明了甲申事变始末，并说有一份更为详尽、长达万言的报告书现在马山浦，因为太长，不好发电报，所以稍后才能寄往天津。
李鸿章久经风雨，并不容易被蒙骗，当他把袁世凯的这封信和吴兆有的报告对照着看完后，对事情的真相已经有了大致判断，随即便给刚走到山海关的吴大澂发去一封电报，让他到马山浦后，务必先索取袁世凯的万言书，看完再往前走。
到了马山浦，吴大澂看完万言书后，对袁世凯的观感马上改变了。等到了汉城，袁世凯前来拜会，率直问道：“袁某领兵驻韩，负有保护的责任。如果朝鲜在我手里丢失，朝廷会否严谴？”吴大澂没想到这厮居然连官话都不会说，不由得好奇他这官究竟是怎么混上的。不过既然观感已变，此时竟觉得这样倒也可爱，便轻描淡写地回说：“定将严谴！”袁世凯激动了：“袁某擅自挑起战端，罪有应得，伏望朝廷依律惩处。不过，袁某此次拼死抗敌，方使得朝鲜的国家与国王俱存，自问无愧于人。”吴大澂忙说：“将军劳苦功高，大澂相见恨晚，定当以实情上达天听。”然后命令袁世凯赶快把驻扎在王宫里的清军卫队撤出来，以免给人留下话柄。袁世凯当即照办。
这时日本新任公使、特派全权大臣井上馨也已抵达朝鲜，并将在第二天举行日朝交涉会议。吴大澂与袁世凯一致认为按照体制，朝鲜没有资格和外国交涉，而必须由宗主国清朝出面，于是决定吴大澂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谈判。
第二天一早，袁世凯亲自来接吴大澂、续昌二位，一行人坐着轿子往朝鲜王宫而去。行得不久，只见前面密密麻麻跪了一大片人，以老头妇女为主，更有无数的牌子立在路边，上书“袁青天”、“袁大人是我们的恩人”之类的文字，把路堵得水泄不通。袁世凯迅即下轿，喝令卫队赶紧把这些人撵走。“每次出门都这样，没有规矩了。不要让我再见到他们！”
事实上这些老弱妇孺本是袁世凯授意手下找朝鲜表演艺术家及群众演员临时拼凑而来，吴大澂宦海浮沉多年，岂会识不破这点小伎俩？心说：“小子，玩这个你还嫩。”遂不动声色地假装睡了过去。
进了王宫走到会议室门口，麻烦来了。井上馨以吴大澂虽贵为钦差，却没有“全权”官称，两人身份不对等为由，拒绝他入内。吴大澂顿时手足无措，这要是连会场都进不去，有辱国格事小，回去后没法向上交代那可怎么办啊？正在彷徨无计之时，袁世凯早推开身前的日本卫兵，拉着吴大澂就冲进了会场。吴大澂在大清朝也算是能员，这一折腾间已经镇定了下来，进去之后便朗声宣布：前次争端，罪不在我，愿中日双方和平解决，免生衅端。话未说完，井上馨早已起身离去。说完之后，吴大澂使命达成，在袁世凯陪同下，迈着轻松的脚步踏上了归程。
回去的路上，早晨被驱走的那些表演艺术家们又都回来了，众人依然跪在地上，举着牌子，堵塞交通。人心都是肉长的，尤其是刚才袁世凯硬闯会议室帮了自己天大的忙，吴大澂对他的印象又有了巨大的变化，这时便微笑着夸奖道：“袁会办真是深孚众望啊！”袁世凯赶紧谦虚地回答：“哪里哪里，都是大人的栽培！”
成了朝鲜太上皇
日朝交涉会谈日方提出了五项条件，条件很苛刻，但除了道歉、赔偿之外，其它的事朝鲜一概无权料理，这就使日朝会谈不得不转化为中日谈判。双方商定，谈判地点转到天津，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将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伯爵。
这样吴大澂和续昌就该回国了，正好这时袁世凯的嗣母牛氏夫人病重，想见儿子一面，袁世凯便请了假，跟着吴大澂他们一起乘坐军舰离去。这是1885年1月30日的事。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了解和观察，吴大澂对袁世凯已经非常欣赏，认定这是个奇才，在回去的路上，两人很自然地成了忘年交，再后来两人更是结为了儿女亲家——吴大澂把女儿嫁给了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当然这是后话了。
军舰先到旅顺，吴大澂要停下来办事，大家也都留了下来。在这里，袁世凯见到了李鸿章派来担任旅顺港坞工程总办的叔叔袁保龄，袁保龄对他在朝鲜我行我素、目无领导的幼稚行为进行了痛心疾首的批评，并给他讲了很多做官的道理。袁世凯唯唯称是，不敢辩一词。
大家都把事情办好后，因为海上有浮冰，只好到烟台去等着，一等就是好多天，这时李鸿章正和伊藤博文在天津谈着呢，谈来谈去最后达成了《中日天津条约》，主要是三项条款：
中日两国尽撤驻朝军队；
中日两国均不得再教练朝兵；
遇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派兵赴朝，应先互相照会。
这么一个条约，等于清朝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在朝鲜和自己具有同等的地位，朝鲜已不再是清朝的藩属国。真是肉食者鄙啊！
在这次谈判期间，伊藤特意提到祸首袁世凯，问清廷会如何处理他，李鸿章虽然知道有这么个人，但连面都还没见过，更谈不上了解，况且袁世凯还只是一个五品同知，在中堂大人眼里充其量不过是个小蚂蚁。最关键的是，两国首相会谈谈到一个五品芝麻官显然也不合大清体制，于是李中堂淡淡地回答：“袁世凯是个小人物，不值一提。”伊藤大惊，语带讥讽地说道：“看来贵国人才很多啊，连袁世凯这样的人都不值一提！”李鸿章面不改色，顾左右而言他，把话题转了开去。
3月中旬，袁世凯随吴大澂一行回到天津。吴大澂首先向李鸿章复命，谈到袁世凯，他毫无节制地大大夸奖了一番：“公一向说张幼樵（即张佩纶，日后将是李鸿章的女婿，张爱玲的爷爷）为天下奇才，在我看来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
李鸿章不觉一愣，还有这事儿？想那张佩纶虽然刚刚在福建马尾被法国海军吓得抱头鼠窜，但毕竟曾位列“翰林四谏”，名重一时。这袁世凯何德何能，得蒙伊藤博文、吴大澂都如此高看一眼，便想亲眼看一看这个人到底怎样。
这次召见，袁世凯刚开始有点紧张，但说到正事，他便侃侃而谈，从容不迫，镇定自如：
现在朝鲜的局势异常复杂，朝鲜国内有亲华、亲日、亲俄三派，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势力仿佛，朝鲜在其中周旋，不过是想摆脱被控制的地位。
朝鲜国王李熙，是个当傀儡的料，但控制他的闵妃城府很深，在中日俄之间敢于走钢丝，以图让三方尤其是中日双方互相制约。因此，朝廷应该在朝鲜设立监国，牢牢控制住局势。另外，不如放李罡应回去，这厮好歹忠于大清，可以很好地制约将要倒向日本的闵妃势力……
袁世凯“设立朝鲜监国”的老调重弹，因为怕刺激日本，李鸿章仍然没有采纳，但是对于放回大院君这着妙棋，他不免心动。就在袁世凯踏上回家探母旅程的时候，消息传来，闵妃居然勾搭上了俄国，请求俄国派教官帮助训练军队。李鸿章这才下定决心：把李罡应送回朝鲜去。
1885年7月，中日两国按约定同时从朝鲜撤军，清军撤回后驻扎在旅顺，朝鲜已不再有清朝的一兵一卒。安全起见，李鸿章计划派遣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携黄金志、王永胜等四大总兵率水陆两营人马护送李罡应回国。消息传出，日本人反应相当激烈，认为此举将破坏已成协议，为此向清廷提出质询。朝廷一边告诉鬼子别担心，这是误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一边电令李鸿章不得轻举妄动。
此路不通，李鸿章只好另觅它途。想来想去，他觉得这趟护送任务相当艰巨，若没有大军随行，似乎只有袁世凯合适，便立即把他召回天津。
8月12日，清廷正式宣布大院君李罡应将回朝鲜。19日，袁世凯带着总兵王永胜及一小队卫队，在天津大沽口上船，护送李罡应回国，并于25日抵达仁川。
无论闵妃还是李熙，对李罡应回归都表现得很冷淡，以至于朝鲜官方居然没人前来迎接。袁世凯大怒，立马派人飞奔前往汉城，一通训斥之后，李熙才派人搞了个隆重的欢迎仪式，把老爸接了回去。
来到王宫，袁世凯把李罡应、李熙、闵妃召到一起，给他们开了个家庭会议，要求大家和睦相处，好好经营这个家，更要好好经营这个国家。袁世凯还专门警告闵妃，俄国人是靠不住的，最关键的是，别忘了朝鲜是大清的藩属国。
整个谈话过程，袁世凯慷慨激昂、盛气凌人，国王一家三口唯唯诺诺连连称是，甚至表示将请求李中堂派袁将军重来朝鲜任职，袁世凯对此很是欣慰——这一次护送李罡应回朝鲜，不过是个临时差事，除此之外，他啥名分也没有，能干成这样实属难能可贵。接下来和以往相熟的大臣们吃了几顿饭后，袁世凯便踏上归途，径直回到天津复命。
在此之前不久，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痛歼法军，直接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中法战争形势顿时逆转。可怜大清朝，几十年来和外国打仗战无不败，只积累了太多求和的经验，突然一下子赢了一阵，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后还是谈和了，这事是李鸿章主持的，双方刚刚在天津签订了和约，李中堂算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心情正好着呢。
袁世凯此时回来复命，时机相当不错，李鸿章对他朝鲜之行的表现很是激赏，认定他果然是个不世出的奇才，决定好好提拔提拔。
李中堂老成谋国，想到就做，立即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汉城，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若令其前往接替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当能措置裕如……拟请以知府分发，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并赏加三品衔。”袁世凯毕竟还是个小人物，在北京没什么知名度，考虑到这一点，李鸿章特别加了个附件，具体说明破格提拔的理由：“袁世凯足智多谋，与朝鲜外署廷臣素能联络，遇事冀可挽回匡正。今乘朝王函请，正可迎机而导，令其设法默为转移。该员带队两次戡定朝乱，厥功甚伟。”
李鸿章是朝廷肱股之臣，他的面子连慈禧太后都得买，于是10月30日，朝廷下发批文，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
袁世凯的这个“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实际上就是驻朝商务委员。那么这个驻朝商务委员又是个什么官呢？其实就是大使或公使，只不过归北洋大臣直接节制。这是因为清朝是朝鲜的宗主国，直接由朝廷派大使公使不合体制，等于自贬身价，于是就以“商务委员”的名义欲行大使之实。关于这一点，其它国家的驻朝使节还好，只有日本公使明知这一层关系还一向处处刁难，以“商务委员”和公使不是平等的地位为由不予尊重，袁世凯的前任陈树棠为此就很是苦恼。现在，轮到袁世凯了，他会怎么做？
1885年11月15日，袁世凯重返朝鲜，与陈树棠办理完交接手续，立即走马上任。
袁世凯的职务是驻朝商务委员，但他可不像陈树棠那般客气，而是处处以天朝上国的钦差大臣自居，监国朝鲜，飞扬跋扈，对李熙、闵妃、李罡应颐指气使自不必说，对朝鲜众大臣的态度更不在话下，搞得大家颇有微词。
有微词也没办法，因为袁世凯带来了一封李鸿章给李熙的密信，要求李国王遇事多和袁委员商量。李鸿章的话，在朝鲜相当于圣旨，袁世凯拿圣旨当令箭，别人就算不服，也只能忍着。
袁世凯最牛的是，在各国公使面前，他一样盛气凌人。比如日本公使最开始依然觉得他小小一个商务委员，地位不够，袁世凯偏偏认为老子是上国钦差，要高你一等，以至于通常的各国公使例行会议，他根本就不出席，只派翻译去参加，摆的就是宗主国的谱。
朝鲜时期的袁世凯，意气风发
这样的态度各国公使自然很不满意，其中最不满的是俄国。原来俄国也一直想染指朝鲜，而朝鲜内部本有亲俄派，现在以金嘉镇、郑秦夏为首，他们甚至已经暗中说服了李熙和闵妃。至于大院君李罡应，他曾经确实非常忠于清朝，但历经苦难痴心不改那是十几岁少年热恋中才有的执着，李罡应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也经过风雨也见过彩虹，还被抓到保定软禁过几年，绝不可能再犯这等糊涂。
这样到了1886年7月某一天，袁世凯得报朝鲜正加紧和俄国商谈，且为了求得俄国的保护，已经拟好使俄国在朝鲜享有和中国一样地位的草约。当时朝鲜已经有了电报，是清朝帮着建的，整个业务完全掌控在清朝手里。袁世凯当机立断，命令监控俄使馆向国内发送的所有电报，终于截获了朝俄密约的草稿。
袁世凯一面下令以线路故障为借口，让这份电报无法发出，一面采取行动，派人偷出了朝方的文本原件，朝鲜欲脱离清廷，请俄国协助并派军舰保护等等事宜，白纸黑字全都写在上面，并有朝鲜宰相沈舜泽的签名。
袁世凯立即电告李鸿章，请求出兵防止俄军登陆，随后进宫找到李熙，要求清理奸臣，否则天朝必将兴师问罪。李熙吓坏了，赶紧让沈舜泽等人向袁世凯谢罪，并把亲俄派大臣罢官以便了事。但这事不是那么好了的，袁世凯要求李熙立即照会各国公使，告知从今以后，凡收到只盖有国王印章而没有袁委员大印的文件，一律没有法律效力。李熙乖乖照办，袁世凯这才作罢。
李鸿章也在行动，但俄国矢口否认，朝鲜这边也反应过来了，一口咬定密件系小人伪造，是临时工干的。因为没有新的确凿证据，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
但袁世凯截取俄使馆电报的事引发了各国使节团的愤怒，纷纷向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但权力大得多）抗议、交涉。袁世凯这事干得确实不符合外交规矩，虽然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但总理衙门各大臣唯恐多事，对他的惹是生非很不谅解，多亏李鸿章多方维护，才免去了处分。
袁世凯少年壮志不言愁，紧接着上书李鸿章，献上对朝两策，上策是：“乘朝鲜内敝，而日本尚不敢鲸吞朝鲜，列强亦尚未深入，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下策是：“门户开放，免得与日本或帝俄正面冲突，索性约同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国，共同保护朝鲜。”兹事体大，不是李鸿章一个人做得了主的，何况李中堂也未必想做这个主，于是此策略上报朝廷后，从此再无下文。
亲俄派好不容易被袁世凯打压下去，没多久朝鲜又诞生了亲美派，他们希望通过向美国借款开矿，赢得美国的支持，以达到独立的目的。
这事酝酿了很久，在袁世凯的强烈反对下，表面上朝鲜这边是收敛了。但1887年8月，李熙先是派闵泳骏出使日本，然后更派朴定阳为赴美全权大使、赵廷熙为赴英德俄意法各国特使，探索独立之路。袁世凯闻讯后阻拦已来不及了，这样到了1888年，朝鲜得寸进尺，打算以关税作抵押向列强借款——朝鲜的外交和关税都归清朝管理，这么做分明是在挑战大清的宗主权！
恰巧那段时间天主教开始进入朝鲜，外国传教士、朝鲜教徒和当地民众产生了巨大的矛盾，而地方官吏一味偏袒外国人，以至于激起民变，各地教堂频遭攻击。日、俄、美、法等国怕事情闹大后果严重，纷纷调兵前来自卫，袁世凯也借机说动李鸿章，调兵前来汉城。在一番合纵连横明争暗斗之后，局势趋于平稳，朝鲜欲向各国借款的事，也终于被袁世凯按下去了。
1889年朴定阳由美返朝，李熙、闵妃竟要任命他为外务大臣，袁世凯得知消息勃然大怒，派人正告李熙：朴定阳此次未经清廷允许擅自出使美国已经铸下大错，袁委员坚决不同意让他当外相，而且必须把他所有的官职全给免掉。
这种事李熙没主意，但闵妃很坚持，铁了心要任命朴定阳，为此还疏通了各国公使，把事情搞得极其复杂。面对如此局面，袁世凯心知不能硬来，但他有的是办法，他当即找来闵妃的救命恩人洪在义，让他去劝阻此事。闵妃总算讲情义，结果朴定阳就成了个平头百姓，恨死了袁世凯。
同样怀有如此愤恨的还有各国公使。原来袁世凯搅黄了朝鲜向各国借款一案后，总觉得还不妥当，他想不能光治标不治本，毕竟朝鲜很穷，确实需要借钱来用。于是在征得李鸿章同意后，袁世凯建议李熙以关税作抵押向大清借款，并先后借给朝鲜30万两银子，终于牢牢控制住了朝鲜海关。这样其它各国就没份了，大家一商量，认定罪魁祸首是袁世凯，都恨不得把这个遇事不通融的家伙赶出朝鲜。虽然当时英国驻朝总领事朱尔典和袁世凯关系很好，不过也是孤掌难鸣。
各国使节团有他们的力量和渠道，而袁世凯行事之嚣张专横，更是早就让李熙、闵妃两口子恨得牙痒痒。在外人挑动之下，夫妇二人再次写信给李鸿章，却是请求撤换袁世凯，请中堂大人随便另派一个什么人来都行。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他们一面在汉城拼命制造“驱逐袁世凯”的舆论，一面派人拿着钱去北京，贿赂清廷高官，请他们务必帮帮忙，想办法把袁世凯调走。
又是多亏李鸿章力排众议，才算是保住了袁世凯的位子。这时袁家来了件喜事，姨太太金氏生了个儿子，这是袁世凯的二儿子，也就是日后的风流才子、寒云先生袁克文。
再见，朝鲜
可惜大喜事竟酿出了一场小麻烦。原来在朝鲜代行夫人职责的大姨太沈氏，曾经怀上过一个孩子却不幸流产，以后再也没能怀孕。沈氏对此伤心不已，一度想要自杀，袁世凯只能安慰她说，他的下一个儿子，不管是谁生的，都将过继给她作为嗣子。
袁克文出生后，袁世凯立即履行承诺，宣布儿子的母亲是沈氏，归沈氏抚养。金氏整日哭得梨花带雨，心情更是抑郁得无以复加，这也令袁世凯心存愧疚，却无从补报。
所幸无论沈氏还是金氏，对小克文都非常疼爱。只是沈氏的爱体现为溺爱，比爷爷奶奶对孙子的爱还要来得夸张；金氏则知书达理，对克文充满着无限期许。两种不同的爱时有冲突，再加上横亘心中的夺子之恨，两个女人之间，从此更加水火不容了。
袁世凯就这么痛并快乐着，没想到真正的伤痛已经不期而至。1891年年底，嗣母牛氏夫人病危，消息传来，袁世凯赶紧打电报请假回籍，李鸿章只能准假，但要他推荐代理者。袁世凯推荐了此时任职龙山理事官的唐绍仪，说他“忠直明敏，胆识兼优，通晓韩情，可当大任”。李鸿章欣然接受。袁世凯立即踏上了归乡路。
他回到陈州不久，牛氏夫人即去世。袁世凯是个大孝子，大哭一场后，写信向李鸿章报告情况，并坚决要求在家丁忧守制。
所谓丁忧守制，是孔孟、朱熹之流的要求，历朝历代无不唯唯遵守，无人敢违反。其要义是，皇帝之外，无论多大的官，如果父母去世，就必须辞官，回老家去悲伤27个月（号称“三年之丧”）。27个月不能当官，这也太残忍了！所以在那会儿，父母亲一旦去世，当官的可不是一般的悲痛。按规矩，守制期间，不许吃肉不许喝酒，更不许有性生活。只有皇帝才有权以工作需要之名将其召回，此谓之“夺情”。
在儒教看来，“三年之丧”是事关民族精神的天大的事，因此少不了有投机者为了沽名钓誉而剑走偏锋。比如东汉时期有个叫赵宣的家伙，就以创吉尼斯纪录的热情，身体力行了个“二十年之丧”，赢得世间交口称颂，成为“感动汉朝”的不二人选。可惜后来被人发现这厮守丧期间，老婆居然生下了五个孩子，而且经调查绝对没给他戴绿帽子——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赵宣运气比较不好，事情败露后，竟然被地方首长、大名士陈蕃下令杀了头。真是偷鸡不成蚀了好大一把米。
而一代名相张居正，也是因为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够到位，守制期间，皇帝一声“夺情”令下，他立即屁颠屁颠地跑回北京继续当宰相，一点虚情假意的推脱都没有，从而给了政敌攻击的把柄，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如此严重的事，李鸿章自然不能不许袁世凯守制，事实上他也没那个权力。但此时此刻，李中堂实在是离不开袁委员27个月的时间，便狠狠心奏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以朝鲜局势纷繁复杂为由，请求皇帝下令夺袁世凯的情。
很快夺情的圣旨就来到了陈州，袁世凯只能按照夺情的惯例，服丧100天，然后返回朝鲜。
在家的这100多天，袁世凯觉得家里有点乱。原来牛氏夫人去世后，家里还有袁保庆的两个姨太太王氏和陈氏，这两人感情一向很好，只是王氏人很厉害，加上当年先进门，现在觉得自己多年的偏房熬成了老大，为了立威，就开始对陈氏很不客气，以至于双方的关系，简直比清朝和日本之间还要紧张。
袁世凯小的时候，这两人对他都很好，此时想尽尽孝心，临走前便邀请她们跟着自己一起去朝鲜享福。在旷日持久的争吵中处于弱势的陈氏，满心欢喜地就准备出发，占尽上风的王氏却不肯去，说是怕远到异国他乡，袁世凯把她拿去卖了，所以首先需要一个正室夫人的名分，当了家长，才敢动身。
袁世凯很生气，说你爱去不去，就带着陈氏夫人上路了。到了朝鲜，已经是1892年的5月，袁世凯气犹未平，给二姐袁让写了封信，说王氏夫人“自比先太夫人，宛以上人自居，大谬矣。我为家长，何能反为奴才耶”！
这边气刚平，袁世凯怎么也没想到，大哥袁世昌来了。
袁世昌是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长子，早已自立门户，一直在家经商务农，经济条件一般，听说袁世凯当了大官在朝鲜很牛，就赶了过来。
但他并不是袁世凯第一个来朝鲜的兄弟，事实上袁世凯初到朝鲜任职商务委员独挑大梁的时候，嗣母牛氏夫人怕他忙不过来，就曾叫他的三哥袁世廉、五弟袁世辅前来帮忙。
袁世廉是个大孝子，当初吴长庆去世、袁世凯从军去了朝鲜，家中只留下牛氏夫人等几个妻妾无人照应，他特意从老家项城搬到陈州，帮助照料这一大家子，对牛氏夫人就像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所以牛氏一发话，他带着五弟就来了朝鲜。
五弟袁世辅却是个混混，酷爱赌博，欠了不少赌债，此来朝鲜，只是为了找四哥搞点钱。袁世凯最恨赌博，断然拒绝，并把五弟大骂一通，袁世辅待着无趣，过了半个月就自己回去了。
还好袁世廉是真来帮忙的。袁世凯家里当时除了四个姨太太，长子袁克定也被他召了过来，加上丫鬟保镖，以及从老家赶来打秋风的亲友，20多口人也算是个小社会，操持起来并不容易。袁世凯便安排与他年龄相仿、从小关系最好的三哥当管家，三哥当真不负重托，把个大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
也就干了几个月，消息传来，中朝签订了《釜山电线条约》，欲在朝鲜架设电线，此事由清朝电报局牵头负责，而大清朝的电报局归北洋管理，属于李鸿章的势力范围。袁世廉得此消息，不禁怦然心动，原来在老家的时候，他也捐过一个候补知府的虚衔，虽然没能补缺，但当官之心人皆有之，袁世廉又岂能免俗？于是便请四弟帮着给谋个差事。袁世凯不能无视三哥的上进之心，一边请叔叔袁保龄、周馥帮忙，一边亲自在朝鲜打招呼，最终让三哥当上了朝鲜电报局的帮办。
袁世廉毕竟没有做官的宝贵经验，这官当起来颇感吃力，经常被安排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很是郁闷。后来他的老婆孩子也来了朝鲜，都住在袁世凯家中，久而久之难免产生一些家庭矛盾，袁世廉一怒之下就带着家小回了老家。
没想到三哥刚走大哥又来了，袁世凯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忧。更没想到的是，哥俩见面连客气话都还没说完，大哥就管袁世凯要钱，而且开口就是1800元。这是什么概念？当时1800元大概相当于1200两银子，约等于袁世凯5年的年薪。当然身为商务委员，各种补贴是有的，所以袁世凯的收入不会太少，但也不会太多。
袁世凯敢花钱，但花的都是公款，为的是办公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他自己也能捞不少好处，不过都是扬名立威建立关系之类，不涉及其他。袁世凯本人并不爱钱，更不搞贪污，却要养一个大家，因此并没有多少积蓄，一听大哥狮子大张口，就问他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大哥实话实说：给儿子，也就是你的侄子将来娶媳妇准备的。袁世凯是真急了：你大儿子今年才7岁，娶媳妇还早得很呢！大哥你不会当你是大英帝国当我是咱们大清朝了吧？老子没那么好蹂躏！老子可以说不！
袁世昌一听这难听话也急了，情急中就动了手，狠狠推了老弟一把。袁世凯大怒：在这儿从来都是我打人家，你丫的居然敢打我？一拳就回了过去。袁世凯小时候练过功夫，这一拳力道不小，直接就把大哥打得坐在了地上。
哥俩打架，而且是弟弟占着上风，左右自然没人敢上来劝，还好陈氏是长辈，好歹把两个人喝住了。袁世凯住了手，气冲冲地吩咐手下：准备一笔盘缠，明天就送他去坐船回家。
送走大哥，袁世凯长长松了一口气，因为有太多的大事等着他去处理。而对于袁世凯的回来，最高兴的莫过于唐绍仪，代理商务委员这个官他可真不想再做了。
原来袁世凯在家的时候，俄国计划从海参崴铺设一条铁路到朝鲜元山，日本则计划架设由釜山到汉城的电线。日本人倒是不吃独食，很大方地表示从义州到汉城的电线可以留给清朝架设。可问题是，作为宗主国，修铁路、架电线等这些权利本来就是清朝的，别人根本无权插手，所以唐绍仪据理力争，坚决不同意，但扛得很辛苦。
处理这些事，袁世凯最有经验也最有人脉，直接把李熙、闵妃叫到一起，一通威胁一通抚慰，总之就是软硬兼施，再把朝鲜大臣中的亲华派发动起来，经过艰难的交涉，俄、日终于知难而退，这令袁世凯非常得意。
袁世凯的精明强干也得到了朝廷的奖赏，他被补授为浙江温处道，属于四品实缺。不过虽然有了实缺，他却仍得留在朝鲜，因为祖国需要他留在那里。
就在这时，来了一场巨大的风暴，在朝鲜国内，搞了多年地下活动的东学党终于浮出水面，一再请愿，并于1893年4月举行了数万人的大规模请愿活动，到1894年2月15日，在全琫准的领导下，东学党起义爆发，又称甲午农民起义，整个朝鲜顿时乱作一团。
关于东学党起义，说起来很复杂，我们只需要了解两点：它是官逼民反的结果；后来其幕后有日本人的影子，他们的目的是把朝鲜尽可能搞乱，以诱使清朝出兵，以便自己出兵占领朝鲜。
朝鲜军队和他们的官员一样腐败，打起仗来只会跑，根本不是农民起义军的对手。袁世凯看不下去了，自告奋勇要代为平乱，并声称朝鲜官场无人，只有自己才有这个能力。闵妃对袁世凯深有戒心，只说谢谢，没敢麻烦他。
可是也就过了几天，到6月1号起义军攻陷全州，局势越发危险，金允植、鱼允中等比较明白、能干且和袁世凯关系很好的大臣便主张请袁代为平叛，一时间附和者众多。李熙、闵妃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派人去请袁世凯。
可在袁世凯看来，按现在的形势，自己带朝鲜兵上战场同样没有胜算，若从国内调兵，根据《中日天津条约》，则必须通知日本，双方共同出兵，这绝不可以。所以他摆起了架子，通知李熙：你们先写个正式文件来看！
然后袁世凯致电李鸿章，汇报朝鲜最新局势，并建议北洋派兵。这一次，袁世凯犯了个巨大的错误，这也是日本人刻意忽悠的结果——他告诉李鸿章：根据我的消息来源及判断，日本人不会出兵。
李鸿章对袁世凯早已非常信任，遂一面通知日本方面我们将要派兵，一面令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保护侨商，并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2000余人，乘坐招商局轮船前往朝鲜。6月12日，两军在牙山登陆。
日本早就准备好了。之前他们甚至把邮船公司的轮船都集中起来作为运兵船，以便随时运兵开赴朝鲜，等的就是清朝这边的通知。现在通知一来，大批的军舰和运兵船载着7000多名官兵，越过朝鲜海峡，在仁川、釜山登陆，迅速布防。
中日两国的军队一到，东学党起义军自知不敌，纷纷散去。眼看大乱渐平，而日本还在不断增兵，袁世凯看出情况不对，赶紧往晤日本公使大鸟，要求两国同时撤军。日本哪里肯撤？只是一味推诿拖延，袁世凯只能请示李鸿章指陈方略，得到的是继续敦促日本撤军，可这如何做得到？
这时驻扎在仁川的济远舰，管带（即舰长）方伯谦见登陆仁川的日军越来越多，害怕一旦冲突寡不敌众，给袁世凯打了声招呼后就带兵跑到牙山去了。袁世凯只能请李鸿章赶紧调集北洋水师前来增援，并请欧美各国驻华使节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李鸿章一面命令叶志超率军开往马山浦，并电令在国内的丁汝昌，率北洋水师前往，一面赶往北京和各国公使商谈，敦请大家出面调解。
可是晚了。这次中日两国出兵朝鲜平乱，中方为的是维护藩属国的政权不被推翻，日本人的口号却是帮助朝鲜独立，并提出了内政改革的方案。日方的方案很动人，无非是政治清明、官民平等一类，甚至表示可以由中日两国合作改革朝鲜内政。平心而论，当时朝鲜的各派势力包括老百姓，接受日本人的更多一些。
另一方面，朝鲜民间的排外情绪太强烈，对大鼻子外国人极其痛恨，很多人把这归咎于清朝的纵容，以至于各国使节对于调停中日之争并不上心。这样明眼人都看得出，战事就要不可避免了。
袁世凯当然也看出来了，他还看出了李鸿章根本不想打这一仗。自己人不能齐心协力，这仗打起来就毫无成算，加上知道自己在朝鲜树敌太多，最近更有传言日本人计划活捉他。闻听此讯，袁世凯不敢再在朝鲜待下去，而且局势如此，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便一再请求李鸿章调自己回国。李鸿章不肯，他就只好继续待在那儿，但并未停止活动，重点对象是已经很熟的张佩纶，因为李鸿章最喜欢这个女婿。
到了7月8日，李熙宣布接受日本提出的改革方案，并表示废除中朝间一切条约，朝鲜不再是清朝的藩属国，从此独立自主。随后大院君李罡应复出，袁世凯的麻烦大了。
李罡应恨透了袁世凯，扬言要砍他的脑袋，为此不惜让日本人架起大炮，炮口对准商务委员公署——袁世凯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情势如此危急，一时间公署内人心惶惶，员工们纷纷请假甚至不告而辞，薪水奖金什么的通通不要了，最后只有副手唐绍仪留了下来。
职责攸关，袁世凯不能跑。外面太乱，他连门都不敢出，只能待在公署里和唐绍仪两人困坐愁城。多亏四姨太闵氏关心体贴、胆大心细，因为是朝鲜人，又是女人，外出干什么都相对方便些，在消息探听、对外联络等方面很帮了袁世凯不少忙。
7月18日好消息传来，李鸿章经张佩纶的劝说，加上从唐绍仪的电报中相信了袁世凯所说的一切，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商量后，便召袁世凯回国，留下的职位由唐绍仪接任。
此时袁世凯已经病倒了，但收到电报他立即来了精神。当天夜里，在英国领事朱尔典的协助下，唐绍仪亲带双枪双刀，护送袁世凯出走。逃亡路上，有消息说东学党人已在路上布下埋伏要干掉他，袁世凯立即更改逃亡路线，直奔仁川而去。
7月19日，袁世凯一行抵达仁川，上了北洋水师的军舰，就此告别了朝鲜，这个他停留了12年、带给他无数辉煌与伤痛的地方。
甲午战争
7月21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对李鸿章做了关于朝鲜局势及日本所作所为的详细汇报，李鸿章终于明白，这一战躲不过去了。
李鸿章之前极力主和，是因为他很清楚北洋的家底。更何况这一年是慈禧太后的六旬万寿，怎好动刀兵？
原来早在1889年，光绪皇帝年满18岁，算是成人了。成人了就得结婚，这事儿筹备了很久，慈禧肥水不流外人田，做主让自己弟弟桂祥的二女儿静芬当了皇后。皇帝大婚之后，照例应该亲政，各方压力之下，慈禧不便再继续垂帘，只好归政于光绪，但留下了继续训政的尾巴。
不知为什么，光绪对皇后始终不感兴趣，怎么也爱不起来，倒是老爱往珍妃的宫里跑。慈禧是个负责任的媒婆，对自己一手包办的婚姻，很讲究售后服务，多次勒令皇帝晚上不许乱跑，必须睡到皇后那里去。
这样的事情多了，光绪难免会对太后有看法，不过皇帝是个明白人，觉得这些都是小节，老太后能把权力交还给他，虽然交得并不彻底，但也是天大的恩德，需要感恩。这时离太后六十大寿越来越近，最好的感谢，当然是送一份厚礼，这就要督促着内务府，好好把清漪园改造为颐和园的工程加紧做好。
其实这根本不用皇帝操心，改造清漪园这个题目本身就是内务府那帮位高权重的大臣们出的，为的是几百万两银子的工程，大家很可以发一大笔财。明里不可能这么说，理由来得冠冕堂皇，那就是慈禧老佛爷操劳一生，归政之后，总得有个地方休息，享享清福吧？并开宗明义地表示颐和园项目将作为慈禧六旬万寿的献礼工程，谁要是敢反对，谁就是跟老佛爷过不去！
还真有人表示反对，理由无非是民生凋敝，军费浩繁，不宜大兴土木。
慈禧有个心结，就是她掌权后从来没有开开心心地过过一个整寿：1874年四十大寿，自己唯一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死于不太体面的某种疾病；1884年五十大寿，中法之战搞得她心神不宁。她常想：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呢？现在眼看要六十大寿了，不过是修个园子热闹热闹，居然有人不愿意？老佛爷当时就急了，放言：“谁要是让我郁闷一阵子，我就要让他郁闷一辈子！”老佛爷表面上退居了二线，实际上大权依然尽在掌握，说出这样的狠话，那还有谁敢不买账？可是修园子要钱，当时国库着实空虚，大家只好四处挪用，最大的冤大头，就是海军的军费。
1892年，户部做出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有银子解部充饷。”
这事是户部尚书、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干的。翁同龢和李鸿章有仇，事情起源于1861年，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担任安徽巡抚，在守卫寿州时挡住了太平军陈玉成的进攻，却被苗沛霖的叛军夺走了城池。这事要怪翁同书行事过于草率，另外和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也有一点关系。
当时奉旨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务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极为愤怒，上奏痛劾翁同书，弹章出自其幕僚李鸿章之手，用语机巧而狠毒，结果朝廷判了翁同书死刑。判决下来，翁父气急身亡。翁父翁心存是先帝咸丰的老师，他一死倒是救了儿子一命，不过翁同书也只是免死，改为流放新疆充军，官是再也当不成了。这相当于杀父之仇，翁家恨透了曾、李自不必说。曾国藩去世后，这一切就全着落在了李鸿章头上。
不过海军军费被扣发，除了翁同龢成心和李鸿章过不去之外，也要怪李鸿章及其手下太贪婪，之前拿着大把银子，以次充好、中饱私囊的事没少干，翁同龢并非师出无名。再加上修园子背后是慈禧太后在撑腰，任李鸿章、丁汝昌等四处奔走呼号，翁同龢只是不为所动，谁也奈何他不得。
大清朝忙着修园子的时候，日本人在干什么呢？
为了占领朝鲜进而打败清朝，明治天皇发了狠话：“我宁可一天只吃一顿饭，也要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不只是说说，说过之后，明治天皇就开始节约宫内开支，粗茶淡饭代替了大吃大喝，静坐沉思取代了夜夜笙歌，他甚至从内库拿出了30万元私房钱，用于海军的建设。
这下子举国震动。大臣、将军以及权贵、富豪纷纷解囊，只3个月的工夫，就筹集了海防捐款103万元。到了1893年，明治天皇又做了个决定：此后6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私房钱，专用于海军。30万元到底是什么概念？是超过日本皇室每年开支的十分之一这样一个数字。天皇此举一出，政府官员们纷纷主动献出四分之一薪俸用于建造军舰，一时间民心大振。
1894年，日本入侵朝鲜，中日之战一触即发，天皇真的开始一天只吃一顿饭了，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前线缺衣少食的日本军人的士气。
日本天皇靠饿肚子省钱发展军事的故事传到大清朝，被引为笑谈。李鸿章却不敢笑话明治天皇，他知道这仗没法打，令他感到欣慰的是，除了自己，还有个最不愿意打仗的人，那就是慈禧太后。
李中堂不愧是李中堂，端的是料事如神——老佛爷确实只想好好过一个生日，对打仗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她也有说不出的苦，就是身为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面对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被侵犯，如果公开反对开战，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所以慈禧只能装糊涂，不置一词，内心却巴望着李鸿章能把事情给糊弄过去。可主战的力量太强大了，举国上下一片喊打之声，领头的竟是光绪皇帝！皇帝最坚定的支持者和鼓动者正是他的老师翁同龢，翁大人除了扬国威的雄心壮志之外，还有一点私心，比如他曾说过：“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看起来不打绝对过不了关，李鸿章只好硬着头皮战斗。7月24日，他电令驻扎在牙山的叶志超、聂士成部加强战备，并派出马玉昆的毅军、左宝贵的奉军、卫汝贵的淮军和丰陞阿的盛军，共计29营1.4万人渡鸭绿江进入朝鲜。
为了增援叶志超他们，李鸿章并派总兵江自康率天津练军2500人，雇用英轮“高升号”、“爱仁号”、“飞鲸号”三艘商船运兵前往牙山，同时又命北洋舰队“济远号”、“广乙号”、“威远号”、“操江号”四舰护航。这些挂英国旗的商船都是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雇来的，为的就是让日本人有所顾忌。
谁知日本海军连英国轮船都敢打！日本间谍石川伍一贿赂开道，从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树芬处得知“高升号”的具体出发时间后，悲剧就注定要发生了。
第二天早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济远、广乙两舰自牙山回航，接应正向牙山驶来的“高升号”及“操江号”，中途遭遇日本舰队，一番激战后，济远、广乙两舰负伤败逃，操江号被迫投降，高升号则被日军击沉，船上950名清军，只有200人被救起。
击沉英国商船后，日本国内很紧张，生怕英国人打上门来，而李鸿章也确实不断想办法挑动英国方面，奈何这一切最后被日本人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了，向英国赔款道歉了事。
7月28日，日军4000余人大举进攻牙山，3000多名清军顽强应战，最终双方伤亡差不多，但牙山终告失守，叶志超、聂士成退守平壤。
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李鸿章赶紧派已担任直隶按察使的周馥前去总理前敌营务处，接着又奏派袁世凯回朝鲜继续担任总理朝鲜交涉通商大臣即驻朝商务委员，命他立即赶往平壤，联络官军，协调粮饷运输问题——“办理抚缉事宜，并联络各军，协筹粮运”。
袁世凯一百个不愿意去干后勤，就托袁保恒之子、自己的堂弟袁世勋去找翁同龢疏通，要求到前线带兵打仗，翁同龢给他指了条路，让他去找李鸿藻。
翁同龢此前并不认识袁世凯，但对他在朝鲜的作为却有所耳闻，对他印象颇佳。李鸿藻则不同，袁保恒、袁保龄跟他都相熟，而且他也知道袁世凯是个能干的人。于是过了几天，关系并不和睦的翁、李二人，联名上奏推荐袁世凯赴前线作战。8月20日，光绪作了批示，下旨总署电告李鸿章，让李催促姜桂题、程允和招募一军，交给袁世凯和吴长庆的部将陈长庆率领，奔赴前线。
李鸿章此时手握兵权，既已派袁世凯去管理后勤，哪里容得他自作主张去打仗？况且袁世凯擅自向上活动，居然还弄了个上谕下来，这不是拿皇帝来压我吗？是可忍孰不可忍，李鸿章不管不顾，仍派他随周馥经辽东半岛前往平壤办理营务转运后勤之事。
袁世凯就像是孙悟空，既然怎么也跳不出李鸿章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只好随周馥从天津出发，出山海关前往辽东，这是9月9日的事。等他们赶到辽东，正筹划时，10月14日，平壤已经失陷，紧接着10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5个小时的激战后，北洋水师惨败，制海权完全落入日军之手。眼看战火就要燃烧到辽东半岛，李鸿章马上命令周馥就地办理转运局，管理粮饷中转事宜，并令袁世凯协助办理粮饷军械，以供前线。
袁世凯赶到东北之时，日军已经到了鸭绿江边。10月24日，日军山县有朋大将率第一军3万人强攻鸭绿江的同时，大山岩大将率第二军在海军掩护下，开始在花园口登陆以攻打旅顺。日军登陆用了12天，清军竟不闻不问。显而易见，三军不用命，这仗根本就没法打。
鸭绿江江防之战只打了3天，将近3万清军就已全线崩溃，除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坚守虎山作战英勇之外，其他各路清军一枪未放，全部不战而溃。
旅顺口那条线也差不多，大部分清军同样望风而逃，比如曾在朝鲜和袁世凯同事过的张光前和黄仕林一道统兵驻扎在旅顺口，日军杀来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还不如在朝鲜时勇敢——那次他们被吓呆了，跑都跑不动，所以没跑。
清军的溃败，让袁世凯的工作完全无法开展，因为他们跑得太快，袁世凯只能带着粮饷军械在后面一路追，这让他极其郁闷。
令人极为诧异的是，这段时间北京竟然一片歌舞升平。11月6日，农历十月初一，也就是日军攻占金州当天，清廷内外臣工按要求“穿蟒袍补褂一月”，慈禧太后老佛爷六旬万寿盛大庆祝活动正式开幕。从这天起，宫中夜夜笙歌，天天都有隆重的庆祝活动，老佛爷乐得合不拢嘴，大小官员们自然也笑口常开。在这段时间内，日军自金州、大连、土城子一路打下来，如入无人之境。
农历十月初十即11月15日，是慈禧六十大寿的正日子，这天庆典达到了高潮，群臣纷纷赞颂老佛爷的英明伟大、大清朝的盛世华年。真正是普天同庆，就连日军都很给面子，他们于7日攻占大连湾后，夺取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包括621支枪、129门炮、3300多万发子弹、250万发炮弹。大连的陷落使得“不可攻破”的大清海军基地旅顺口变得“可以攻破”。日军一高兴便就地休息了10天，此刻正在休整阶段，所以神州大地上，没有人在打仗。
宫内的盛况一直持续到了农历十月十七即11月22日，恰在这一天，日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旅顺口。旅顺口的失陷，使得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北洋门户已经洞开，北洋舰队只敢藏在威海卫港内，整个局势惨不忍睹。
仗肯定是没法再打了，好在慈禧的生日也过完了，有心情召集左右坐下来商谈接下来该怎么办。能怎么办？议和呗！不从来都是这么干的吗？这事儿就支给了恭亲王奕和北洋大臣李鸿章，让他们去想办法处理。
李鸿章老谋深算，为了不损天朝的面子，派了在天津海关工作了20多年的德国人德璀琳去日本议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一看来的是个老外，顿时觉得对方没诚意，连面都没见，只下令前方接着打。于是复州、析木城和海城相继失守，沈阳受到了直接的威胁。
沈阳那会儿叫盛京，是清朝所谓的“龙兴之地”，极被满人看重。眼看盛京告急，清廷不敢再打，赶紧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议和，这是1895年2月1日的事。待两人赶到日方指定的谈判地点广岛，伊藤却认为两人权限不够，拒绝与之谈判，并借口广岛是军事重镇，闲杂人等不得逗留，直接将他们赶到了长崎去待着。
就在这个时候，威海卫之战已经打响，打到2月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丁汝昌、刘步蟾等大将自杀殉国。
这就不能再拖了。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商谈议和之事。进京之前，李鸿章把周馥调回天津，由袁世凯接替其转运局总办的职位，并准许袁辞掉其它所有差事，包括驻朝商务委员一职。
此时日方态度尤其强硬，他们向清政府表示，不仅要承认朝鲜独立，要赔款，更要割地。这是卖国的条件，无论慈禧光绪还是王公大臣，谁也不愿接这个烫手的山芋，遂公推李鸿章前去议和。这不仅是因为李鸿章最有经验，更关键的是，此次战败，罪魁祸首正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他要负责任！李鸿章不敢不去，但他也不愿背“卖国”的恶名，故坚决要求得到朝廷的全权授权，方肯出使。
关于议和的条件，朝廷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李鸿章的意见是自己承担不起割地的责任，况且赔款也不知在何处；翁同龢一派则主张宁愿多赔款，绝不可割让一寸土地；恭亲王一派比较现实，认为不割地则永无了局，现在形势危急，日军已经打到了山东，假以时日很可能两面包抄北京，那就太吓人了，所以不如答应日方的条件，求得一时的平安，再励精图治，反正古人说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庙堂之上争论得热火朝天，日军却已从海城分路进攻，从3月4日到9日，几天之内，牛庄、营口和田庄台相继失陷，清朝6万多大军全线溃退。
这就不能再争论了，3月13日，带着光绪皇帝签署的全权证书，李鸿章以头等全权大臣的身份，乘坐德轮“礼裕”、“公义”号直奔日方指定的新议和地点马关。
此次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日方开出的是接近灭国的条件，而且根本没有商量余地，直到3月24日下午，李鸿章以72岁的高龄，在结束第三次谈判坐轿子回旅馆的途中，遭遇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行刺，脸上挨了一枪，所幸没死，留下一句感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此事引起了国际间的震动，连日本人自己都不好意思起来，当然他们更担心的是引起外国干涉，遂赶紧宣布休战，并降低了谈判条件，不过这降低了的条件，仍相当苛刻。
李鸿章用鲜血换来的峰回路转，终于使得合约达成，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署，条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主要内容包括：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毫无疑问这是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但平心而论，以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在当时的情势下，这也是清政府能够争取到的说得过去的条约。弱国无外交，就是这样。
有一点可以肯定，甲午战争之后，大清朝渐渐进入了脑死亡状态，剩下的十几年基本上都属于垃圾时间。而对袁世凯来说，他的黄金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