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光阴的故事
他叔爷爷很牛
在河南项城，提起袁家，人们往往都会羡慕称赞。这一切，都和一个姓郭的女人有关。
郭氏是淮宁（即今淮阳县）人，出生于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当时，与淮宁隔河相望的项城，有一个叫袁九芝的私塾先生，家里光景普通，但因为有学问，加上为人清正刚直，在十里八乡很赢得了一些好名声，就连郭氏的父亲郭如珽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袁老先生有一个儿子，叫袁耀东，从小跟着父亲读书，家教甚严。长大了后，为了生活，他一边读书，一边也开始教书育人。袁耀东天资不错，运气也好，参加县试、府试、院试，接连过关，年纪轻轻就中了秀才，着实光耀了袁家的门楣。
当时有句俗话，“秀才是宰相的根苗”，袁耀东既中了秀才，前途自是被广泛看好，上门提亲者踏破了门槛。
那会儿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面对众多妙龄少女的庚帖，当事人袁耀东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直到父亲选定了淮宁郭家之女郭氏，他才有机会赞一声：“好！”至于好在哪儿？连面都没见过，他如何知道？
袁老先生万万没想到，他钦定的儿媳妇刚刚过门不久，自己就得了一场大病，最后竟告不治，一命呜呼。袁家人不多，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于是就有不喜欢郭氏的家人在背后搬弄是非，说老爷子之死，完全是新媳妇带来的霉运。
这是没处讲理的事，郭氏（官名已是袁郭氏）大家闺秀出身，也不会泼妇骂街。好在她修养好，懒得计较太多，和老公一商量，两人就搬出大家庭自立了门户——郭氏和老公，从此站起来了！
不过站是站起来了，家境却委实堪忧。袁家本就不富裕，袁耀东两口子出来之后，小家庭的生活更显清贫。还好郭氏是个优秀的富二代，忍得了清贫，耐得住寂寞，不仅从不抱怨，更把所有家务大包大揽，只鼓励老公好好读书，再接再厉，中个举人给大家看看！
中举人谈何容易？虽然秀才是宰相的根苗，而且只要考中秀才，立马就能进入食利阶层，享受免除差役徭役、见县官不用下跪磕头只需鞠躬行礼、犯没犯错误县官都不能打板子等等特权，但秀才毕竟只是秀才，虽然难考，但在士大夫阶层里却不过处于最低端，还没有资格做官。但中了举人可就厉害了，不仅有了做官的资格，更有参加会试博取进士出身堂堂正正做官的机会，这是历朝历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际遇。
这当然很不容易，袁耀东屡试不中原也在情理之中。不中归不中，袁耀东倒真是没虚度光阴，教书兼勤学之余，忙里偷闲也生下了五个孩子：长子袁树三，次子袁甲三，第三子袁凤三，第四子袁重三，还有个女儿自然就叫袁氏。
可怜袁家经济收入只靠袁耀东教书的那一份薪水，虽然中秀才后皇恩浩荡免掉了各种苛捐杂税，可凭空多了五个儿女，生活就越发窘迫起来。郭氏依然不抱怨，辞掉了家中唯一的一个仆人，凭着勤劳肯干，照样把家务经营得井井有条，令人肃然起敬。
然而悲剧还是发生了。袁耀东为中举而用功过度，加上屡试不中心情烦闷，久而久之，居然积劳成疾，不幸染上了痨病——也就是肺结核。痨病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所以虽然郭氏变卖了几乎所有陪嫁来的金银首饰为老公延医买药，袁耀东最终还是不治身亡，享年仅40岁。
这下子袁家的七大姑八大姨自然又有话说了，不再年轻的郭氏，已经没有心思理会这些闲言碎语，只是把几个儿子召集到袁耀东的灵牌前，拿着教鞭训话：“你们谁不发奋读书，谁就不是袁家的儿子！”此时跪在地上的几个孩子，袁树三14岁，袁甲三10岁，袁凤三5岁，袁重三只有3岁。他们此时还不明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道理，但母亲的教诲，他们懂。
自此勤劳家事之外，郭氏免不了会时不时向娘家求助，日子就这么辛苦地过着。直到有一天，袁树三中了秀才，接着袁甲三也金榜题名，而且哥儿俩在考试中都名列前茅，成为廪生。廪生是秀才中的出类拔萃者，有特殊的待遇：除了不交税不磕头不挨板子之外，还按月由官府供给一定粮食。袁家的苦日子这下总算是熬到了头。
哥儿俩中秀才后便开始征战乡试考场。袁树三身为长子，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家庭事务上，以至于没考中举人，后来也只当了个陈留县教育局代理局长，正式官称是“署理训导，兼涉教谕事宜”。
老三袁凤三同样一再考不中举人，郭老太太大概是认为他天分有限，便让他死了这条心，决定为他捐个官当。捐官，就是花钱买官，在当时是合法的事情，大体上有钱人都爱干，主要是买个身份，一般来说很难补上实缺。
捐官需要钱，当时袁家经济刚开始好转，还远谈不上富裕。郭老太太一个人拿不出足够的钱，便将全家人召到一起商量。在母亲多年来的言传身教下，几个儿子不仅孝顺，而且彼此间非常团结，听说要给老三捐官，两个哥哥树三、甲三当即响应，慷慨解囊。奈何钱还是不够，大嫂王氏、二嫂陈氏便纷纷取出自己的首饰，拿到当铺去当掉，这样袁凤三总算捐上个禹州训导，只是终其一生也没能补上缺。
老四袁重三运气更差一些，他连秀才都没考上，偏偏给老三捐官之后，家里已经没有能力再为他解决官位问题。不过他并不气馁，努力经商，竟也搏出了一大片天空。
考试方面，老二袁甲三开始也不顺，和父亲一样，一考不中再考不中，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苦心人天不负，在道光十四年（1834）的乡试中，袁甲三终于傲然中举，这一年他29岁。
运气来了谁也挡不住，第二年袁甲三赴京参加会试，居然一下子就中了进士，并被授职为礼部主事，是个正六品的官。袁甲三工作兢兢业业，官升得也平平稳稳，后来大名鼎鼎的曾国藩来到礼部担任左侍郎（相当于副部长），因为他和袁甲三两人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热衷于探讨格物致知的理学，探讨来探讨去，两个人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有一个这么有力量的朋友，加上袁甲三自己本身也能干，他的仕途自然更加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往上升着，到1850年，他已经升到了江南道监察御史，兼兵科给事中。就在这一年，喜讯传来，袁甲三的大儿子袁保恒也中了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职编修，袁家的门第显得更加清华风雅。
紧接着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腐败的清朝政府挡不住农民起义军的锋芒，洪秀全、杨秀清等很快就占领了江南，定都南京，清王朝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1853年，因母丧在湖南老家丁忧守制的曾国藩响应朝廷的号召，拉起一票人马办起了团练，此即为后来名噪一时的湘军。袁甲三不为人后，上奏折请缨杀敌，道光皇帝愉快接受了这个请求，派他前往皖北帮办团练，防剿捻军。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袁甲三上战场后，他的长子袁保恒、次子袁保龄、侄子袁保庆纷纷跟随，一时间袁氏家族声名鹊起，很有点当年杨家将的意思。
这里我们需要单独说一下袁保庆，因为他将是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在1852年考中举人，次年参加进士考试，初试未中，本来想再接着考的，谁知太平天国如火如荼，朝廷很是烦恼，眼看连江山社稷都危在旦夕，哪里还有心情搞考试这些文绉绉的东西？干脆就把科举给暂停了。上进无门，袁保庆索性跟着叔父从军，很立了些战功。因为能打硬仗，后来袁保庆被督办河南团练大臣、也算是他儿女亲家的毛昶熙借调回河南老家，负责组织训练各州县的团练武装，主要是对付活跃在当地的捻军。
1858年，捻军一个叫王庭桢的首领带兵占领了项城近郊的新兴集、尚店等地，锋芒直指项城。此时袁家的当家人依然是郭老夫人，具体主事的则是袁重三。袁重三很有经济头脑，经他悉心打理，袁家此时已经成了项城首富，是捻军的重点目标。
袁重三的主要助手是大哥袁树三的长子袁保中，也就是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读书不行，参加过两次府试都没考上秀才，干脆捐了个同知的官衔，踏踏实实地帮着袁重三打理家务和生意。
现在眼看着捻军要来捣乱，袁重三、袁保中叔侄俩赶紧找到郭老夫人，三个人一商量，决定尽快搬家。
大户人家搬家是大事，马虎不得。袁重三请来当地有名的风水先生宽五爷。宽五爷到袁氏祖坟仔细查看后，不由得肃然起敬，只顾得上说：“贵不可言，贵不可言！”等定下心来，才悄悄告诉袁重三：“您老需要选一个大吉的阳宅，以应此阴宅，如此，日后必定大富大贵。”至于能大富大贵到什么程度，老先生意味深长地回了一句：“天机不可泄露。”
宽五爷很用心，一番勘察之后，帮着选定了项城张营东面20里处的石腰寨，此处不仅风水好，更易守难攻，很得袁家的喜欢。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袁家在此建成了一座大堡寨，命名为“袁寨”。
当时战乱频仍，河南一带这种自卫式的大堡寨相当普及，仅项城一地就有170多处，袁寨是其中最大也最有名的一个。
整个袁寨，占地270亩，共有各式建筑248间，由1800多米的寨墙围绕而成，寨墙高达10米以上，坚固无比，并配有6座炮楼，外面还挖了三道护城河。袁家男女老少50多口，加上佣人家丁以及佃户共200多人住在里面，无论主仆，所有男丁都配有刀枪，小股的匪徒根本就不敢来骚扰。遇有大队捻军前来，周围的各个大堡寨都会按照约定彼此策应，群起而攻之。由袁家牵头、联合当地富家大户组织的一支地方团练武装，更是身先士卒，着着实实地确保了一方的平安。
回过头再说袁甲三，他打仗英勇而又不乏韬略，就这么打着打着，到1859年已经升任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并实授漕运总督，官居一品了。
就在这一年的9月16日，袁树三的长子袁保中夫妇生下了第四个儿子，因为袁甲三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率军攻陷了临淮关，故世字辈的袁老四被命名为世凯，字慰庭。袁保中先后有两个太太，都姓刘，袁世凯是小刘太太所生。刚出生的时候，小刘太太奶水不够，正好弟弟保庆的夫人牛氏前不久生了个儿子，还在哺乳期，袁家弟兄之间感情一向很好，于是袁世凯就被交给了牛夫人喂养。
奇怪的是，两个小孩子一起喂养，没过多久，牛氏的亲生儿子居然病死了，袁世凯倒是越长越健康。
袁世凯2岁的时候，也就是1861年底，袁甲三攻占捻军坚守三年的定远县城之后不久，却因寿州失陷，刚刚卸任的安徽巡抚翁同书遭到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务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痛劾。袁甲三牵涉其中，多亏老朋友曾国藩暗中回护，朝廷才没有太为难他，只是批准了他回籍养病的请求。
袁甲三回老家后，住在陈州的家中，养病期间，有捻军来犯。此时袁甲三的病已非常严重，但他在病榻上依然坚持向陈州守将传授破敌之计，结果捻军两次进攻都没有成功。1863年6月24日，袁甲三病故，享年57岁，同治皇帝赐谥号“端敏”，袁家因此尊称其为“端敏公”。
就在这一年，袁保庆攻陷项城尚店，将俘虏的千余捻军悉数杀光，一点不比他叔叔袁甲三仁慈。与此同时，袁重三和袁保中叔侄俩率领团练武装协助清兵攻陷西芦镇，同样是大开杀戒。
袁世凯显然是遗传了家族嗜杀的基因，又是在刀光剑影的环境里成长着，以至于他胆子特别大。据说5岁那年，有一次捻军进攻袁寨，城外厮杀得极为激烈，还是小孩的袁世凯居然一个人悄悄跑到了城楼上面，镇定自若、饶有兴味地观赏着下面你死我活的战斗，差点没把旁边的大人吓个半死。
也就是这次事情发生不久，袁世凯迎来了一次命运的转折——他被过继给了叔叔袁保庆。
他嗣父也很牛
袁保庆结婚结得早，娶妻牛氏。牛氏是个大家闺秀，什么都好，只有一样很要命的缺点：生的儿子活不长——她生了两个女儿之后又生了两个儿子，女儿活得好好的，两个儿子却生下来没几天就都病死了！袁保庆很爱牛夫人，一点没有责怪她。但那会儿毕竟还是万恶的旧社会，孩子可以随便生，连老婆都可以随便娶，元规则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儿子比现代人的一套房子还重要。袁保庆为了有后，在牛夫人的支持下，娶了两个姨太太王氏和陈氏，可惜两个姨太太齐心协力前赴后继生下三个女儿后，就再也没了动静。
这时袁保庆已经年满四十，事业、生活样样都好就这一点不如意，常常为此愁眉不展。牛夫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终于急中生智，打上了大哥袁保中家老四世凯的主意。袁世凯是吃牛夫人的奶长大的，袁保庆和牛夫人真是从来没把他当过外人，只是，袁保中又如何舍得拿自己的亲生儿子当外人呢？
好在袁保中有八个孩子，其中光儿子就有六个，让个把出来应该也有这个承受力。不过袁保庆行事沉稳，不敢轻举妄动，而是先去找奶奶郭老夫人请示兼求助。郭老夫人心中装的是整个大家族，要的是人丁兴旺，家族发达，自然对这事很是起劲，当即找来袁保中商量。保中保庆兄弟情深，又有老奶奶的面子在那儿，当即欣然同意，一桩大事就此定局。从此，袁世凯就成了袁保庆的儿子。
1866年，袁保庆因为屡立战功，被朝廷授予候补知府衔，并指定其到山东济南候任，于是7岁的袁世凯，跟着袁保庆一大家子人来到了济南。
一家人来到济南，将一切安置妥当后，袁保庆最操心的就是袁世凯的学业。作为一个候补官，他自己每天的杂事和应酬很多，没精力亲自抓儿子的学习，便聘请了王志清王老师来给袁世凯启蒙。
王志清是个举人，在济南当地颇有名望，只是老夫子学问很大，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上起课来却实在是枯燥无味，对于生性好动的袁世凯来说，上这种课简直就是受罪，逃课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嗣母牛氏把这个儿子视为掌上明珠，有求必应，就是逃课也不管，袁世凯便经常在外面瞎玩，小小年纪，最喜欢干的竟是和别人打架斗殴，打来打去还结交了不少小混混，成了个混混头儿。
但课总还是要上，王老师很负责任，管教特严，这就更加让袁世凯感到不痛快，决定要报复一下这个老头儿。
袁世凯胆子本来就很大，加上嗣母牛氏的溺爱，更是没什么不敢做的——他捉了一大堆萤火虫放进玻璃瓶里，某天晚上悄悄躲在王老师下班回家必经的一条小路上，等到老师走近，立即开始摇晃玻璃瓶，再发出几声怪叫……
可怜王老师一路走来，看前面鬼火荧荧，本就已经胆战心惊，突然再听到鬼叫，不免被吓得魂飞魄散，差点没昏死过去。待到弄清楚这竟是袁世凯搞的恶作剧，顿时万念俱灰，第二天便到袁家辞了差事，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这时袁保庆高升了道员，但还是候补的，依然只能干些临时性的差事和杂事，但毕竟升了官，比以前更忙了。忙碌的袁保庆没工夫管教自己的宝贝儿子，只能再请个老师来教他读书，也就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读着。
到了1868年冬天，也就是袁世凯9岁那年，袁保庆的好运来了。
袁保庆有个朋友叫马新贻，这人出身山东菏泽的官宦世家，回族，进士出身，且是李鸿章同榜的进士，关系相当于现在的大学同班同学。在任合肥知县时，曾跟随袁甲三征战沙场，因功升到了按察使（副省长级），后因兵败导致庐州失守遭受处分，再后来经袁甲三保举才得以官复原职。袁甲三去世后，马新贻官福如火，由浙江巡抚到闽浙总督，1868年9月间，他已经升到了两江总督这一高位。
原来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和捻军后，一生谨慎的曾大帅唯恐功高震主引来不测，一再要求急流勇退，朝廷也确实怕他的湘军不受节制，便于这年8月，顺水推舟将其调离两江，马新贻因此接任。
马新贻新官上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裁撤湘军的骄兵悍将，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马新贻倒是敢想敢干大刀阔斧，无奈被裁撤的兵勇大多不服，留在江南不走，时间长了无以为生，难免就会打家劫舍杀人放火，长此下去恐怕会出大麻烦。
马新贻铁了心要把工作做好，只是这事不好办，必须得有好帮手，于是他便想起了袁保庆。当年在袁甲三的手下，两个人算是同事，袁保庆强悍铁血杀人不眨眼的行事风格给马新贻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此时自己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加上袁甲三对己有恩在前，马新贻更不犹豫，当即奏请朝廷调袁保庆来南京，高就营务处总办。
这是个实缺，权力不小，虽然干的全是些脏活累活，袁保庆却干得不亦乐乎，凡抓到为非作歹的散兵游勇，一律就地正法，绝不留情，协助马新贻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作为回报，马新贻安排袁保庆当上了江宁盐法道，督销官盐——这可是大清朝当时的第一肥缺！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人，只要当上这个官，银子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袁保庆为官清廉，不过再清廉，当上了这个官，家里自然就有了钱，再加上嗣母牛氏的溺爱，少年袁世凯便出落成了一个肥马轻裘、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南京是六朝古都，好玩的地方很多，袁世凯玩得是不亦乐乎，根本无心念书，家里给请的几个老师拿他毫无办法。
袁保庆久读圣贤书，对礼教有着坚贞的信仰。曾经他有个外甥女新婚丧夫，从此在家守节，袁保庆这个舅舅对小女子的遭遇深表同情之余，还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了一句话：你能守节，这很好；如果能以身殉夫，那就更好！
不要以为他只是对旁人作如此苛刻的要求，他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同样如此。之前袁保庆在随着毛昶熙、毛亮熙兄弟办团练的过程中相处甚欢，遂决定两家结为儿女亲家——袁保庆把二女儿袁让许配给了毛亮熙的大公子。不想还未完婚，毛公子竟不幸早逝，最后17岁的袁让捧着毛公子的木头牌位成了亲，从此再未嫁人。
这样一个刻板的人，如何能够容忍自己的儿子不学无术？袁保庆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写信给大哥袁保中，请他把世凯的两个哥哥世敦和世廉送到南京接受更好的教育，顺便帮着约束弟弟读书——袁世凯有三个哥哥，但大哥袁世昌得看家——哥俩很快就来了，可他俩哪里管得住调皮的小弟弟？好在袁保庆还有一招，他又请了一个举人来当老师，这个老师叫曲沼，意外地很对袁世凯的胃口。
原来这个曲老师文武双全，尤其擅长武术，袁保庆的意思是，儿子再不服管教，曲老师您不妨替我打他。结果不用打，曲老师的功夫颇让袁世凯喜欢和佩服，每天乖乖地一边跟着学习四书五经，一边练拳习武。这样在家里待的时间多了，去外面浪荡的时候就少了，这让全家上下都很是欣慰。
其实也只是比以前出去少了，没事还是老往外面跑。这段时间袁世凯迷上了骑马，什么马都敢骑，再烈的马都不怕，而且骑得很好。可惜还是出了事儿，有一次他被一匹烈马掀了下来，摔伤了脚，不敢跟家里说，怕以后不放他出去玩，只好随便找了个江湖游医草草治疗一下了事，结果落下了一个轻微的终生残疾。
袁世凯这么一门心思地沉迷在练武、骑马这些事情上面，书读得肯定就有些随意，写出来的文章往往不入主流，甚至离经叛道，以致袁保庆在给袁保中的家信中曾经有这样的考语：“世凯虽笨，尚可念书。”
其实袁世凯虽然对儒家经典不感兴趣，学习也不用功，但其学业并非一无是处，比如13岁那年，春节时他曾撰写了一副对联：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其气势之磅礴，颇有当年曹操、项羽之风范，令人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一个少年之手。
在袁世凯写这副对联之前的一年多，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1870年7月26日清早，两江总督马新贻校阅完亲兵操练、在回衙门的路上遇刺身亡，即历史上有名的“张文祥刺马案”。江苏巡抚张之万奉旨审理此案，袁保庆参与了会审。因为此案背景复杂，很可能牵涉李鸿章淮军和曾国藩湘军间的争斗，如果审清楚了，肯定会惹上得罪不起的人，所以张之万根本就没想审出结果，对犯人只骂不打，文明得很。张文祥是骂死也不说，被养得白白胖胖的，只等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回来，张之万好交出这个烫手的山芋。袁保庆只想着马新贻有恩于自己，不能让他白死，要求张之万动大刑。当然，这个要求被婉言拒绝了。
曾国藩和刑部尚书郑敦谨到来后，袁保庆仍参与会审，结果曾、郑两位同样以“害怕打死张文祥”为理由拒绝用刑，并很快审出了结果，结论和最初张之万他们的一样：张文祥是受海盗指使刺杀马新贻，跟其他人毫无关系。此案没有任何同谋者，也没有任何其他知情人。
袁保庆对此很不满意，与另一个会审官、同样也是马新贻亲信的孙衣言二人拒绝在结案书上签字，袁保庆更放言：老子宁愿不当这个官，也不能让这个案子不明不白地结了。
曾国藩、郑敦谨行走官场多年，岂会被这点困难难倒？两人在给慈禧太后及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根本就不提袁保庆、孙衣言参加过会审一事，最后以凌迟处死张文祥结案了事。
袁保庆为此很是闷闷不乐，一次在和袁世凯、袁世敦、袁世廉等几兄弟聊天中，他说到了此事，并请大家都谈谈看法。本以为这哥儿几个都才十几岁，能有什么看法？所以世敦、世廉面面相觑，袁保庆倒也不觉意外，只是没想到年纪最小的世凯居然滔滔不绝地说了一番话，大意是嗣父不签字，气节可嘉，但是说出宁愿不当官这种话就显得不够成熟，因为你即使真辞了官，也丝毫改变不了结果。听了这一席话，袁保庆惊喜交加。惊的是这小孩子怎么懂得如此深的道理？喜的是，儿子长大了！不仅长大了，而且有大智慧呢！
从此以后袁保庆就有意识地带着袁世凯参加一些官场社交活动，培养他做官的感觉。后来他索性写了本书，取名《自乂琐言》，里面没有任何虚的东西，全是自己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心得体会，时常拿来讲给袁世凯听，比如：“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现，使闻者动心，观者流涕，官场如无此好角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优人所窃笑乎？”净是诸如此类的大实话。
袁世凯也当真不负所望，学得很快，人情世故无不了然于胸。袁保庆后来走马章台，娶回一个姓金的姨太太，这在那个年代本也没什么。像之前袁家就有两个姨太太，陈氏和王氏，两人因为没能生儿子，心中有愧，行事相当低调，在家里很是尊重牛氏夫人的地位，大家相安无事，倒也其乐融融。可这个金氏是妓院里出来的，没那么知书达理，反而恃宠而骄，和牛夫人闹得很不愉快，袁保庆站在中间左右为难，烦得恨不能把自己给阉了。谁也想不到最后竟是袁世凯摆平了这事儿。天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估计多半是说服加撒娇，居然令牛氏和金氏化干戈为玉帛，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袁保庆为此好不开心。
然而这样的幸福生活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873年6月，南京瘟疫流行，袁保庆不幸染病，终不治身亡，年仅48岁。他的结拜兄弟、李鸿章麾下大将吴长庆专程从江阴赶到南京为他料理了后事。
料理完后事，到了年底，袁世凯伴随着嗣母牛氏及姨太太等一大家人，扶着父亲的灵柩返回老家项城，一路充满了悲伤。
袁世凯回到老家，没待多久转眼就到了来年。春天的时候，有一个重要人物也回来了，他就是袁世凯的堂叔袁保恒。
前面说过，袁保恒早在1850年就中了进士，当过翰林院编修，后随父从军，屡立战功，一路高升。到了1868年，他被调到李鸿章军中服务，然后又随左宗棠征陕，主要做后勤工作，劳苦功高，深得左大帅的赏识，此时已高升为户部左侍郎、内阁学士。
袁保恒这次是回乡探亲，之后便要回北京就任新职——吏部侍郎。这次探亲之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项：分家。
原来保恒的弟弟保龄时常会回老家看望家人兼处理一些家事，深深洞悉到整个家族所蕴藏的危机。郭老夫人岁数大了，自朝廷授予她一品诰命夫人的荣誉后，便常年吃斋念佛，扶贫济困，成了当地有名的大善人。老太太早已不再过问家事，在家中的地位更像是一个精神领袖，具体事务全靠袁重三和袁保中打理。袁重三很能干，可惜前些年去世了，袁保中也很精明强干，但不善理财，这样整个家族就渐渐地露出了衰败之象。
偏偏袁保中为人强势又好管闲事，仗着自己捐过一个官，朝中又有人，根本不把地方乡绅放在眼里，连县官都敢教训，以至于当时一般人都不愿意到项城做官，项城县令，居然成了个“宜吊不宜贺”的差事。
有这么一位跋扈的族长，袁家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横行乡里、欺行霸市的事情想来不会少，可以坐实的是吃喝嫖赌、吸食鸦片，很出了几个败家子，不几年袁重三辛苦创下的家业就已经被挥霍掉一大半。到最后，偌大的家族，其主要现金来源，靠的居然是保恒、保龄哥俩在北京攒下的银子。
保龄跟保恒一商量，都认为颓势难挽，鞭长莫及，唯有分家才是正途。哥俩商量好了方案，将所有家产分为12股，两股为郭老夫人所有，宗族公事所需也从这里出，保字辈兄弟十人则每人一股，保恒、保龄二人把自己该得的两股，一并交给郭老夫人。郭老夫人内心百般不愿分家，但她年纪大了，没办法再操太多的心，而且她也清楚分家对整个家族只有好处，也就同意了这个方案。
作为独子，袁世凯名下继承了袁保庆那一股家产。虽说已经在衰败，但袁家毕竟曾是豪门，这一份产业，落到一个人头上，也委实不少了。
分家之后，老夫人精神上失去了寄托，没多久就撒手尘寰，享年97岁。紧接着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染病去世，袁保恒越发觉得小世凯孤儿寡母很可怜，更感念保庆兄弟只此一子，自己这个做叔叔的有责任代为管教培养，便带着这个侄子来到了京城。这一年，袁世凯15岁。
到北京后，袁保恒很忙，便把袁世凯委托给了他另一个叔叔、名列内阁中书侍读的袁保龄严加看管，袁保龄这个官是捐来的，有名无实，所以平时时间比较多。因为袁保龄有时要往返于北京和项城之间，袁保恒生怕他管教不过来，还专门为侄子聘请了三个严师：举人周文溥，讲解诗词歌赋并教作诗；进士张星炳，教书法；举人谢廷萱，专司讲解、训练八股文。
严师出高徒，袁世凯毕竟长大了些，又经历了丧父之痛，开始懂事了。他原本聪明，一旦开始用功，学业自是突飞猛进。只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学习之余袁世凯还是会抽空到外面去逛逛，京城繁华，他什么都感兴趣，尤其喜欢八大胡同的姑娘，于是一手抓读书，一手抓玩乐，居然都干得不错。
这样到了1876年，看着袁世凯书读得差不多了，保恒、保龄两位叔叔一商量，决定让他去考个秀才开始功名正途。那会儿的考试和我们现在的高考一样，得在户籍所在地参考，所以袁世凯就回到了河南老家，参加人生的第一场科考。
没中秀才的命
考个秀才很不容易，需要经过三道关。第一关是县试，由本县的县太爷主持，需要连考五场；通过后再参加府试，由知府老爷主持，需要连考三场；过了府试才有机会参加院试，院试由各省学政（类似于现在的省教育厅长，但权力更大，地位更高）及朝廷钦派考官主持，能通过院试的，才算是中了秀才。
袁世凯考得不错，接连通过了项城县试、陈州府试，府试成绩更是名列陈州府前十名。可惜运气太差，院试没考过。
这就得说到一个人，他叫瞿鸿禨，日后将是袁世凯一生中最大的对手。
瞿鸿禨生于1850年，湖南善化人，家里世代读书，可直到祖父那一代才中了秀才，他父亲瞿元霖运气比较好，在咸丰元年（1851）考中举人，当了个刑部主事的小官。官没当几年就赶上英法联军内犯，咸丰皇帝死于承德，瞿元霖忧愤时局，竟至双目接近失明，不得已只好辞官归田，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11岁的瞿鸿禨身上。
瞿父教子严苛，每天天不亮就把儿子叫起来读书，由于他眼睛几乎是瞎的，经常会把夜里的月亮当成黎明的星星，以致儿子时不时就得半夜爬起来用功。如此苦读之下，瞿鸿禨于17岁中秀才，21岁中举人，22岁考取进士，并入翰林院，到了1875年光绪元年的翰詹大考，也就是翰林的升职考试，瞿鸿禨考了一等第二名，高升六品翰林院编修、超擢侍讲学士，随即外放提督河南学政，也就是主持河南院试的主考官，顺便督察各地学官。
外放考官是翰林能得到的最好的差事之一，因为很能捞些银子，有“一任学政官，十年花不完”之说。但瞿鸿禨不同于他人，自我要求相当严格，所到之处，不贪不占，清廉自持，一门心思只想着为朝廷选拔些真材实料出来。当然他也并非完人，有自己的缺点，就是气量非常狭小，属于睚眦必报那种。
按当时的规矩，考官在各地的礼遇没有一定之规，全由当地长官看着办。一般的地方官都很给面子，比如瞿鸿禨首先到的归德府，当地知府就给予了隆重的接待，这让瞿大人很是满意。
然而到了下一站陈州府，知府吴重熹出身豪门大族，根本没把这个年轻的六品编修当回事儿，接待规格自然就马马虎虎。这也就罢了，最可恨的是，吴知府甚至还发公文知会接下来的几个府，建议都照此规格接待，瞿鸿禨知道了当然很不高兴。
报复来得相当残酷：巡视完全省之后，回到省城开封，院试之前，瞿大人悄悄交代手下，凡陈州府的考生，一个不取。就这样，院试的大门无情地对袁世凯关上了。
袁世凯并不知道这其中的曲折，他只是很难过很失落，无奈之余作了一首诗，题名《言志》：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考场失意情场得意，这年年底，在家里的张罗下，袁世凯结婚了，新娘是沈丘大财主于鳌的千金小姐于氏。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懂得要追求上进，蜜月刚过，1877年2月，他又回到了北京，继续读书。
可惜经过一次挫折之后，袁世凯对儒家经典、八股文章已经毫无兴趣，大部分的时间他用来钻研兵书，《孙子》、《吴子》、《尉缭子》一类的，虽然似懂非懂，却爱不释手。他常四处求购各种兵书战策，为此不惜重金，一旦买到就如饥似渴地研读，因此得过一个绰号“袁书呆”。袁世凯是那种不畏人言的性格，对此毫不理会，高兴的时候他会如此回应：“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有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与此同时，保恒、保龄看他比较善于处理杂务，有时也带着他出去，帮着跑跑腿、打打杂什么的，袁世凯对此兴味盎然，大小杂务无不干得有条不紊，很赢得了两位叔叔的一些夸赞。
到了这年冬天，河南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兼蝗灾，此时袁保恒已调任刑部左侍郎，官声不错，被朝廷派往河南协助地方官员办理赈灾事务。为了增加袁世凯的历练，袁保恒把他也带去了，真就交了不少公事给他办。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很对袁世凯的胃口，他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很学到了不少本领。
1878年的4月，老家的牛氏夫人重病不起，袁世凯思母心切，跟叔叔请假跑回项城看望亲爱的妈妈。
牛夫人命大，扛了过来，倒是远在开封的袁保恒染上瘟疫，还没等侄子再从老家赶回来，他就以51岁的年纪英年早逝，令袁世凯悲痛万分。
袁保恒是朝廷大臣，素有能员之名，得知他的死讯后，慈禧太后特意命名满天下的翰林院编修张之洞代为草拟御赐祭文和碑文。张之洞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张之万的弟弟，同治二年（1863）慈禧亲手点的探花，由他来执笔，可见太后对袁保恒是相当的看重。
张之洞笔下无虚，立时写就两篇精彩文章，其中的警句是：“风凄大树，留江淮草木之威名；月照丰碑，还河岳英灵之间气。”
有朝廷如此的垂爱，袁保恒的后事自然办得很风光，哀荣无限不在话下。只是再大的风光也抚平不了袁世凯心中的伤痛，他无法在开封待下去，也无心再回北京，只好心情郁闷地回了项城袁寨。
在大城市逍遥惯了，肯定无法再习惯袁寨那种单调的生活，住了几天后，袁世凯就带着太太于氏搬到了相对繁华的陈州府城。一起搬过来的，还有他的嗣母牛氏夫人，以及嗣父的另几个姨太太，也算是个大家庭。
陈州府这里有座袁甲三以前买下的大宅院，当年分家的时候落在了袁世凯名下。在这里袁世凯过得很快活，到年底他就和太太生了个儿子，取名袁克定，而袁世凯，此时不过19岁。
现在的袁世凯，家里有老婆，心中有儿子，名下有产业，如果他愿意，幸福的小康生活足以过得优哉游哉。
可他是袁世凯，哪里肯安于如此的平淡？自立门户之后，再也没有人可以管他，而且又不缺钱，便索性招呼来一帮当地文人，其中包括几个秀才，组织成立了一个文社，取名“丽泽山房”；后来觉得一个不过瘾，就又搞了个“勿欺山房”，大家定期在一起饮酒作诗，真正叫诗酒风流。
作为两个文社的发起人，袁世凯大包大揽了一切活动的费用，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肯定都人见人爱，于是他很快就赢得了陈州文化界的交口称赞，就连陈州府知府吴重熹偶尔都会来他们的诗酒会捧场，当然这也和吴知府一向和袁家关系密切有关——前面说过，吴是袁世凯府试的“授知师”，此外两家还有一重渊源，吴知府的父亲吴式芬和袁甲三是道光十五年（1835）的同榜进士，老吴第29名，老袁第96名。
袁世凯兴趣广泛，绝不会只热衷于文的，事实上他和地面上的侠义之士、练武之人，包括一些地痞流氓同样打成一片，时常纵马扬鞭、舞刀弄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好不潇洒。
有一次跟人喝酒的时候，袁世凯听说城隍庙那里有一个姓瞿的算命先生，算得很准，他很信这些，第二天就跑去了城隍庙。老瞿把这个年轻人端详良久，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说道：“公子的命贵不可言，日后必将出人头地，位列公卿，50岁时会有道坎，能过去，过去之后还有7年大运。”
这命太好了，袁世凯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急需找其它途径来印证。后来他听说城里有个叫段晴川的翰林学士阅世品人常有独到之处，就急忙赶去求见，段老先生见了袁世凯这个矮胖子，同样沉思良久，最后断言：慰庭兄（袁世凯字慰庭）未来的功业必将在你的叔祖端敏公（即袁甲三）之上！
功业在叔祖之上？袁世凯闻言大喜，再一想袁甲三都官至总督了，若在他之上，岂不得像曾国藩那样，封侯拜相当大学士？想到这儿不免有些气短，自己现在连秀才都还不是，将来怎么当大学士？
想到这里，袁世凯决定好好读读书，争取下一年能把秀才的功名拿下来。于是出去舞枪弄棒的时候少了，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文社里面，一个人的时候就埋头苦读，定期聚会的时候则诗酒唱和，日子过得优雅而充实。
文社有几个铁杆文友，每场必来，风雨无阻，其中有个人叫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生于1855年，祖籍浙江省鄞县，落籍直隶天津，出生于河南卫辉府。他的父亲早年从军，在攻打太平天国的时候阵亡，时年仅25岁，徐世昌当时只有7岁。
母亲刘氏教子很严，自幼就督促着徐世昌兄弟俩读书。徐世昌人很聪明，书读得相当好，可惜家庭困难，没钱供他回户籍所在地天津参加科举考试，所以他16岁时就做了私塾先生，赚钱贴补家用。
徐世昌有学问，教书也教得好，字写得尤其出色，渐渐有了点小名气，后来经其当官的叔祖爷爷推荐，开始在附近县衙工作，做些文牍抄写一类的活儿，有时也替官老爷们写写文稿，但因为没有功名，无法纳入编制，始终当不了公务员。徐世昌此时正在陈州府淮宁县做文案助理，衙门里有个叫席锦全的刑名师爷，慧眼识人，认定这个小伙子绝非池中之物，就做主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了他。
徐世昌结婚之后，家里凭空多了一张嘴吃饭，生活变得更加困难，经常要靠席锦全接济才能填饱肚子，这常令他感到无地自容，对自己的怀才不遇上进无门更是苦闷，所以非常热衷于袁世凯的文酒诗会，至少可以借机宣泄一番。
应该是缘分，一来二去的袁世凯和徐世昌就成了好朋友，后来两人干脆结为异姓兄弟，这一年，袁世凯20岁，徐世昌24岁，自然是徐世昌当大哥。
有一天聚会，从不缺席的徐世昌居然没来，袁世凯很奇怪，结束后就找到他家里去，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确实是出事了，还是好事，原来大舅子席锦全坚信自己选定的这个妹夫学问大前程肯定也远大，便拿出了自己大部分的积蓄，让他去天津考秀才、举人。问题是这钱不够，好事就变成了尴尬事。看着愁眉不展的菊人兄，袁世凯哈哈一笑说：“小事情，都在我身上。”就这样，徐世昌收拾行囊，北上赶考去了。
送走徐世昌，迎来了张向宸。张向宸是袁世凯的姑父，此时官拜四品道员，此次是奉命来河南办理赈捐。姑父早听说袁世凯能干，便特意来请他帮着办理陈州府的赈捐事务。袁世凯确实有才能，加上人缘好，黑白两道都有路子，把个赈捐搞得轰轰烈烈，最后陈州府募得的捐款竟是全省最多的。
张道台大喜过望，转念一想，这么能干的一个侄子，不当官真是太可惜了，就出钱帮他捐了个中书科中书的官衔，这只是个从七品的官位，而且还是虚衔，但不管怎么说，既然捐了官，名义上就已经成了体制内的人了。
不过此时的袁世凯还是希望从正途上求出身，所以紧接着又参加了这年的科举考试，结果再次名落孙山，和秀才无缘。
科场上讲究的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还有种说法则是“场中莫论文”，历朝历代，须发皆白的秀才不乏其人，而须发皆白仍未中者更是不计其数，所以仅仅两次没考上，其实一点都不丢人。
但袁世凯还是不干了，一把火烧光家里的儒家经典，扔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语：“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邪？”
在军中混出了点名堂
焚书之后，袁世凯开始了认真的思考，思来想去，还是得想办法做官。科场这条路虽走不通，但自己好歹已经捐过一个官，算是有了进身之阶，那么就不妨到北京去找找机会。
当时的捐官补缺路径大体是这样：捐个官，不过是虚衔，好处是有了身份，当官的不方便随便欺负你而已，但只能算是取得了做官的基本资格。若想补实缺，必须到吏部报名，合适的话再由吏部指定分发到某个具体地方，补某个级别的实缺。理论上这不需要花钱，但事实上却必须走路子，而且一定得有缺空出来才能补，所以一辈子补不上的也大有人在。但无论如何，必须得先上北京。
好在北京有大把保恒叔叔的朋友，况且袁保龄也还在那里，不愁没有出路。只是跑官需要钱，偏偏这两年自己在家大手大脚的，钱花得差不多了，空着手进京，绝对毫无成算，袁世凯为此很是烦闷。
思来想去只好找老婆于氏想办法，于氏娘家是大户，有的是钱，奈何此时夫妻关系已经降到冰点，起因是这样的：
生下袁克定后不久，有一天早晨起床，袁世凯看见老婆系着一条红色绣花的缎子裤带，这种裤带，在当时有那么一点点特殊行业制服的味道，就开玩笑说了句：“你这打扮像个马班子。”马班子是河南一带的方言，特指戏子或是妓女。于氏大户人家出身，哪里受得了这种玩笑？登时翻脸，冷冷地回了句：“俺不是马班子，俺有姥姥家！”
这句话太毒了。原来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按当地风俗，姨太太的地位远不如当今的二奶来得高，不仅在家要看正房夫人的脸色，就连娘家人来夫家，也一律是下人的身份，见到男女主人都必须下跪磕头，所以一般不到走投无路，娘家没人愿意来看女儿，姨太太看起来就跟没有姥姥家一样。
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夫人恰巧是姨太太出身，于氏这句话，把老公伤得有多深就可想而知了。总之此事过后，袁世凯夫妇就再没有同过房，平时见面连话都没有几句，这会儿陡然说到要借钱，当然门都没有。
最后是嗣母牛夫人拿出了多年的积蓄，袁世凯才终于来到了北京。无奈保龄叔叔的官也是捐来的，从来没补过实缺，在官场上没什么过硬的关系，只能给侄子提供免费的食宿。袁世凯并不气馁，他拜访了不少保恒叔叔生前的同事、朋友，这些人，当年见到他总是热情地接待亲切地夸奖，可时过境迁人走茶凉，现在有限的肯见个面的几位，除了几句空泛的鼓励，没有人愿给他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倒是有不少热心人肯帮他跑门路，这些人，往往不是这个王爷的包衣家奴，就是那个大臣的侄子外甥，说起来个个都神通广大得很。袁世凯毕竟年轻，识不得江湖的险恶，又正处在病急乱投医的当口，就把希望全寄托在了他们身上，等到带来的钱花干净而这些人再也见不到的时候，方才明白自己被骗了。
袁保龄看着这个沮丧的侄子，实在是于心不忍，便给了他一笔钱，建议他不妨到南京去看看，找袁保庆当年的朋友碰碰运气。袁世凯想想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就去了。南京和北京一样冷漠，袁世凯投靠无门正在徘徊无计之时，袁保龄倒先有了好去处——他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看上了，以“北洋佐理需才”为由，奏请朝廷将其调到天津，委办北洋海防营务，成了大红大紫的李鸿章的幕府中人。这已经是1881年的事儿了。
袁保龄到了天津，安顿好之后，立即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让他速来天津，到李大人帐下找出身。随信还附了一封推荐信，是袁保龄请在李鸿章面前比较说得上话的周馥所书。
接到来信，袁世凯大喜，所有阴霾一扫而光，立即起程赶往上海，打算乘坐海轮前往天津。
可到了上海，袁世凯犹豫了，他想的是，北洋幕府人才太多，李鸿章本人又是翰林出身，多半瞧不起自己这个没功名的人，果真到了那里，很难说能有出头之日。那么去还是不去，就成了个问题，不如静下心来先考虑几天再说。
考虑归考虑，上海滩十里洋场，花花世界，要静下心来还真是不容易。果然，小伙子一头扎进了温柔乡里，不能自拔。
袁世凯住的那个长三堂子，属于高级妓院，消费不菲，何况他点的沈姑娘，是堂子里的头牌，这样没几天床头金尽，袁世凯就难免英雄气短了。
但沈姑娘不是凡俗之辈，她一是了解到袁家门第显赫，二是看袁世凯气概不凡，难保日后不会大富大贵，便偷偷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来倒贴他。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很快就被老鸨知道了，沈姑娘花自己的钱养小白脸，一分钱不少上交，老鸨自知这事没办法管，便天天拿冷脸给袁世凯看，冷言冷语更是少不了，这下袁世凯就没脸再待下去了。
这时沈姑娘一半是做作，一半也是真动了感情，死活不让他走。袁世凯身上毕竟有英雄气，一通安慰之后，慨然说道：“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岂能整天沉迷于温柔乡中？我这就走，日后若能出人头地，定当不负于你。”
说完袁世凯提笔写下一副对联：“英雄落魄，一曲琵琶知音少；商妇凋零，百年岁月感慨多。”然后转身就要走，沈姑娘很有决断地说：“你既要走，我也不在这里了。明天我就去乡下买个房子住下来，等着你来接我。”
走出堂子袁世凯住进了一家小客栈，这时他也想清楚了，李鸿章那里虽好，可实在是难以出头，还是去投奔吴长庆好了——他跟嗣父关系那么铁，想来不会亏待自己的。
吴长庆跟袁保庆确实是铁哥们，他们间的友谊，还得追溯到那个激情燃烧的战争年代。
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庐江县人。其父吴廷香是个秀才，太平军打到安徽的时候，他募集了一批团练来对抗。1854年9月，安徽大部已落入太平军之手，包括吴家所在的庐江县。吴廷香率三千乡勇收复了县城，随后就被反包围在城中。
粮草将要耗尽之时，吴廷香派儿子吴长庆潜出城去，赶到驻扎在宿州的袁甲三军中求援。袁甲三立即召集子侄及手下将领开会研究对策，袁保恒主张自保，袁保庆则力主出兵相救，两派争执不下，以致贻误了战机，庐江城破，吴廷香阵亡。
因此，吴长庆恨透了袁保恒，对袁保庆则心存感激，加上两人投缘，遂结为兄弟。后来，吴长庆继承了父亲云骑尉的世职，先追随曾国藩，后加入李鸿章的淮军，在沙场上染红了顶戴。
袁保庆在南京的时候，吴长庆正率部驻扎在附近，两人常有往来。袁保庆去世时，吴长庆还特意赶到南京帮着料理了后事。
吴长庆官升得很快，到了1880年1月，已经高升浙江提督，位居一品武官了。10月调任广东水师提督，还没来得及赴任，就被朝廷派到了山东登州搞海防，以防止法国人的兵船进犯。
清朝有重文轻武的传统，武将并不受重视，像提督虽是一品武官，见了二品的巡抚，照样得行礼，不请坐就只能站着。而且吴长庆再牛，顶天了也就是李鸿章手下的四大将军之一，投到他那里，注定了就只能从军功上求上进。
袁世凯要的就是这个。他的想法很简单：叔祖袁甲三虽说进士出身，但真正起家全靠军功，尤其是，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却照样能建立不世功勋；同理，叔父袁保恒、嗣父袁保庆，如果不是打仗，哪里升得了那么快？可见生逢乱世，成功的路不止一条，眼下朝廷眼看要和法国人打起来，从军也许是条终南捷径呢。
袁世凯是那种想清楚就要去做的性格，只是此去登州，路途迢遥，自己此时囊中羞涩，旅费还不知在哪里。想到这里袁世凯越发愁眉不展，便来到客栈旁边的小饭馆，一个人喝起了闷酒。
对面一桌恰好也是一个人在喝酒，那个年轻人长得很帅，有点像后来的张国荣。袁世凯看着他，发现对方也在看自己，四目相对，两人不由得会心一笑。那时人际关系简单，人与人之间防范意识不那么强，那人说了句“一个人喝酒没意思”，然后就挪了过来，正式拼桌了。
这人叫阮忠枢，字斗瞻，安徽合肥人，此次是进京赶考，途经上海，闲得无聊出来喝酒，没想到遇见了袁世凯。他见袁世凯很有些英雄气概，便有意结识，袁世凯借酒浇愁正烦着呢，也需要一个发泄对象，于是两人越聊越投机，待到阮忠枢知道这位袁公子竟是当年纵横安徽的袁甲三袁大帅的后辈，不由得肃然起敬，再了解到他欲前往登州投奔吴长庆以期成就一番功业，却苦于一贫如洗无法成行时，当即慷慨解囊，给了他一笔路费，谢绝了对方的道谢，只说“苟富贵勿相忘”。
吴长庆见到故人的儿子很是高兴，好吃好喝招待一番自不在话下，不过袁世凯从军的愿望落了空。原来吴长庆虽是军功出身，却很风雅，有儒将之称，幕府中养了不少读书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日后名满天下的南通状元张謇。此时的张謇还只是个秀才，在营中担任文案，顺带着管理一些营务，同时还要教吴大帅的儿子、日后将位列“清末四公子”的吴保初读书。
以吴长庆之尊重知识，加上和袁保庆的深情厚谊，他自然会努力创造条件让袁世凯走正途，也就是读书，以备科考，于是他给这个世侄在文案上挂了个名，每月支十两银子，但啥也不让他干，只专心念书，并特别让张謇和另一个很有学问的朱铭盘悉心教导。袁世凯万没有想到，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居然是终点回到起点，但也无可奈何，面对眼前厚厚的一摞书，只有硬着头皮读。
强扭的瓜毕竟不甜，何况袁世凯的性格相当强势，既然他早已焚书立志，此时如何还读得进去这些之乎者也？而他写的那些诗文，也断然入不了正统文人的法眼，我们不妨欣赏一下他写的一首七律：
不爱金钱不爱名，大权在手世人钦。
千古英雄曹孟德，百年毁誉太史公。
风云际会终有日，是非黑白不能明。
长歌咏志登高阁，万里江山眼底横。
没错，这首诗大开大合，气势磅礴，但在诗家看来，它既不合格律，对仗也不工整，虽然恢宏浩大，却狗屁不通。像张謇那样的大才，眼里更揉不得沙子，比如他对袁世凯的诗文就曾有过如此评价：“文字芜秽，不能成篇”，时间久了，师徒二人就都感到了别扭。
当然这个别扭纯粹是学问上的，袁世凯为人处世方面是天才中的天才，加上走南闯北混了那么多年，人情世故早已烂熟于心，绝不可能在生活中让自己的老师不愉快。
事实上，除了做学问，张謇对这个学生的印象非常好，这除了袁世凯对他一向恭恭敬敬、一口一个“老师”叫得很甜之外，更因为他有时会交给袁世凯一些营务上的事情，其中不乏一些麻烦事，袁世凯都能条理清晰地帮他处理得干净利落，渐渐地他对袁世凯就有了新的认识：这家伙做学问肯定不行，干行政倒是一把好手。
所以当袁世凯终于忍不住诉苦，希望张謇帮自己在大帅面前美言几句，以便能给安排一个差事时，张謇毫不犹豫地就应了下来。
张謇是吴长庆那里的红人，既然他帮着说话了，事情也就成了。吴长庆是真顾念故人情谊，直接任命袁世凯当了营务处帮办，月薪30两银子，还给他配了两个勤务兵。
这营务处负责军营的行政工作，责任重大，权力同样重大，处里的老大叫总办，老二叫会办，按职位接下来就是帮办，但帮办有好几个，22岁的袁世凯资历最浅，他这个帮办，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
但袁世凯不这么想，他信奉权力得靠自己争取的哲学，坚信在其位谋其政自然就会有权力，所以一点都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只让手下勤务兵打着上书“帮办营务处袁”几个大字的大红灯笼，一天到晚跟着他招摇过市，好不威风。
招摇归招摇，袁世凯工作起来可真是一点不含糊，任劳任怨很卖力很投入，并时时处处仔细观察认真学习，进步可以说一日千里。只是随着工作做得越来越多，慢慢，他开始对吴长庆的这支军队，也就是庆军，感到不满意了。
现在是公元1881年，距太平天国和捻军失败已有十好几年，歌舞升平了这么长时间，被朝廷倚为柱石的淮军，早已不再是当年那支号令严明的军队，而日渐堕落为一支腐败之师，身为淮军四大主力之一的庆军，自然不能免俗。
庆字营时期的袁世凯，刚刚上路
庆军是由吴长庆的父亲吴廷香拉起的那支团练发展起来的，到现在队伍里很多都还是庐江老乡，有些人岁数比吴长庆还大，资格也比他老，管理起来确实不容易。
岂止是不容易？庆军的弟兄们，不按时睡觉起床、不好好操练这算好的，就连吃喝嫖赌骚扰地方都是家常便饭。当年马新贻奉旨裁撤、治理湘军，结果竟然遇刺身亡，最后虽说凌迟处死了刺客张文祥，整个事情却不了了之。前鉴不远，以马新贻两江总督之尊，尚且落得这个下场，现在面对取湘军而代之的淮军的骄兵悍将，谁又真的敢管？
袁世凯敢！可惜他没实权，虽然大家都知道袁少爷是吴大帅的嫡系，不得不给他点面子，但也无非是被抓到现行了唯唯诺诺，转过身就依然故我，把个袁帮办气得七窍生烟，无可奈何之际，就想要杀人立威。
可要杀人必须得得到吴长庆的支持，袁世凯不止一次地向吴大帅汇报庆军的腐败，并建议用重典治之。因为工作态度严谨办事能力突出，吴长庆对这个世侄很是赏识，对他的工作一向予以大力支持，但说到重典整治，大帅犹豫了，语重心长地说：“军队嘛，是用来打仗的，能打仗就行，其它的都是小节，不用太认真。”
“可是不讲究小节，这样的军队如何能打仗？”袁世凯得理不饶人的性格被激发了出来，但无论他怎么说，吴长庆只是给他打太极。毕竟是自己的世叔，又是长官，袁世凯虽然很窝火，也只能忍了。
但机会还是来了。1882年春节，军营照例放假五天，吴长庆等高级军官都回家过年去了。大年初二晚上，袁世凯在睡梦中被惊醒，赶紧披衣爬起，和张謇带着三十多人的卫队循着声音赶赴现场。
和以往大多数时候一样，还是赌博惹的祸，不过这次的事闹得太大，对立双方几百人密密麻麻地各拿刀枪挤在一起，有脾气大的早已打成一片，地上则已经躺着了两具尸体。
袁世凯生怕事情发展下去酿成兵变，当机立断，假传吴大帅的号令，喝令大家不许胡闹，各自回营。等到众人散去，他迅速把事情调查清楚，带着人就去把带头闹事的四个兵油子抓了起来，然后连夜传令全军集合，重申军法之后，将四人当众斩首。
一时间，整个操场肃穆无声，再没有昔日的浮躁喧嚣。按袁世凯后来写给二姐袁让的家书中所描述，众兵丁最后是“屏息而散”。
等到长假结束吴长庆回营，袁世凯赶紧前往汇报，并主动请罪。听说杀了四个人，吴长庆有点不高兴，但军营骚乱，任何时候都是天大的事，绝不可等闲视之，袁世凯杀人，在军法上站得住，对此吴长庆也无话可说。
张謇却有话说，他报告吴大帅，事发突然，当时若不是袁世凯处置果断明快，甚至可能会有兵变发生。听了这话，吴长庆顿时改变了态度，把这个世侄狠狠地夸奖了一番。
袁世凯杀人立威之后，庆军中再也没人敢小瞧他，他的工作开展起来就顺利多了，私底下大家不再称呼他为“袁少爷”，而都叫他“袁帮办”，其军中地位终于得到了一致的认可。
袁帮办主管的是军营行政事务，诸如军容军纪之类的，这些事对他来说现在已是小菜一碟。袁世凯比谁都清楚，在军中，必须要有练兵权、统兵权才能真正树立权威，可庆军中将校众多，他一个二十出头毫无经验的年轻人，凭什么练兵？袁世凯自己也知道这事儿不可能一蹴而就，得等机会，他相信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于是定下心神，埋头学习。他学得很投入，甚至搞到了一些英、德军队操练的资料，简直是如获至宝，就这么如饥似渴地学着学着，机会真的就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