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刘勇强

一位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几个月前在和我谈起古代小说研究时，说到美国大学教授认为“情节”之类的研究已经过时，他们主张进行的研究是怎样怎样的。我对美国学界研究中国小说的情况知之甚少，无意仅就某一学者被转述的观点判断学术取向。其实，近二十年来，各种新潮的研究层出不穷，除了叙事学早已形成了全覆盖之势，性别、身体语言、症候等等研究，也各擅胜场。只是一旦深究起来，有的所谓新式研究，仿佛也并非多么新，有的命题可能古已有之。我想说的是，任何自命为新的东西，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反过来，所谓陈旧的观念，也可能包含着未被充分认识的、可以重新激活的思路。这可能有点类似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法国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在《神话与意义》中指出的那样：“结构主义，或者任何打着这个招牌的东西，都曾被认为是某种彻底新颖的，并且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的事物；这一点，我认为恐怕是错误的。首先，即便是在人文学科的领域里，它也绝非什么新发明；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追溯出这种思想的脉流，如何从文艺复兴时期递嬗至19世纪，并一路流衍至今。”问题在于，我们能否从思想的脉流中把握那种富有活力的潜质，并与也许是新颖的、革命性的意识相对接。

潘建国、李鹏飞教授和我在《北京大学学报》连续十年开设的《古代小说前沿问题丛谈》的栏目，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这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的栏目中标榜了“前沿”二字。事实上，我们先后设计的古代小说研究的基础、角度、方法以及文体、情节、人物、主题、结构、语言、时空、素材（本事）、当代性等十大专题，就其命题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不过，从一开始，我们就确立了这样的共识，所谓前沿问题不一定是当下的热点和新锐的研究，同样可以是对基本问题的反思与开掘，而且经过这样的反思与开掘，我们也许可以发现这些错综复杂但内涵丰富的基本问题仍然可能是小说研究的出发点甚至制高点。

十年来的共同研讨使我们更加确信了这一点，无论从学术史反思的角度，还是从当下小说研究的实际需要出发，上述基本问题依然是把握小说的关键。不但如此，基于新的理论思维与研究进展，我们完全可能在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追根溯源、辨明得失后，展开具有思想高度的新思考。我们最高的期待是，通过对以往和当下古代小说研究的梳理，在借鉴中国传统小说理论与西方小说理论的基础上，探求符合古代小说研究的新理路。

比如语言问题，就是小说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早在明清时期，小说评点家们就特别重视这一点，并且提出过许多精辟的见解。近代以来，书面语言发生了由文言向白话的巨大转变，白话小说受到了空前的关注，白话小说在语言方面的成就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尤其集中的白话文学语言的表现力与个性化（包括小说家语言的个性化与小说中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方面，出版了大量的论著。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研究在古代小说的研究中就题无余义了。恰恰相反，我们在讨论中发现，白话小说语言研究思路大有细化的余地，无论方言还是文言语体以及其他我们未能涉及的问题，都足以说明，小说语言研究仍大有可为。新近译为中文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有一个突出的地方，就是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我以为，这确实把握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关键。对古代小说而言，语言的发展与运用，是小说史与小说文本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小说叙事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形式，“纯粹的、完全无涉话语的‘故事’只是理论假设，‘话语/故事’也并非总是可以区分的”（杰拉德·普林斯《故事的语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从这样的角度看待小说语言，尚未被揭示的学术内涵还有很多。

在写作时，我们有意识地参阅了大量前贤时修的论著，力图从中总结小说研究的得失。对我个人而言，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从小说家的论著中所获得的启发。这种启发有时并不是一个严密的学术观点，而只是某种思想的火花。小说家从创作经验中提出的一些主张，往往比纯粹的学术观点更具活力。比如在讨论“主题”问题时，我引用了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所说的“一个主题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探询”，而“这样一种探询实际上是对一些特别的词、一些主题词进行审视。所以我坚持，小说首先是建立在几个根本性的词语上的”。其中的“存在”“探询”“根本性的词语”等片言只语，都曾促使我思考其在小说中的意义。在谈到“结构”问题时，我又引用过米兰·昆德拉在谈到自己的小说时所说的他会“将小说分为若干部分，将各个部分分成若干章节，再将各个章节分成若干段落，换言之，我希望小说的环节非常清晰”。我以为，这些见解不但是创作活动的经验之谈，还有着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意义。

很明显，这十大专题并不能代表古代小说研究全部的基本问题。按照我们的预期，还有一些议题准备讨论。但我们也意识到，古代小说研究的深入最终还应落实到具体的文本中去。实际上，我们在进行上述学术史与理论问题的反思时，始终注重结合小说文本及阐释展开讨论。只是由于讨论的重心，使得我们不得不更多地关注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为此，我们决定将《古代小说前沿问题丛谈》的研究暂且告一段落，拟以“古代小说经典再发现”为中心，将相关思考推进到以小说文本为中心的层面。

十年的精诚合作，收获虽然并不很壮观，但还有一种看不见的收获，那就是我们砥砺前行的友谊。最近这些年来，受西方学界的影响，许多学人喜欢搞什么“工作坊”。因为容易联想到匠气、产品之类，我并不太喜欢这个词。我们私下里也曾结成了一个上不得台盘的“古小说研究会”，还以此名目举行过小型的学术活动，并编印了《古小说研究会集刊》。在《集刊》刊首的《旨趣书》中，我们剿袭前人相关话头说：

方今世风浮燥，士习日靡。学会论坛林立，屡将学术圈变作名利场；院所中心层出，多以稊稗心迻为稻粱谋。饰小说以干县令，惜哉大达已远；搭豆棚以聚闲话，幸乎雅兴犹存。兹古小说研究会，虚者实之，实者虚之；无中流砥柱之意，有素心问学之忱。吾等既忝列教席，自当以授业为本；课余暇中，何妨间事考评；兴至运来，辄思邀会良朋。分曹布署，各陈管见。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不亦乐乎！

这自是不足挂齿的酸文，却也代表了我们心之所想、志之所在。

这次结集出版，得到陈平原教授的大力支持，谨致谢忱！他建议书名用《古代小说研究十大问题》，我们欣然赞同。没有了“前沿”二字，只是因为书名不宜太长，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对“前沿”的追求。当然，如前所述，我们也相信，在学术研究中，如果自以为处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位置，必定是虚妄的。

感谢有关专家的评审，使我们有幸获得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

2016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