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蜜月克罗茨纳赫
我在［克罗茨纳赫］同我的妻子结婚。[245]
解说：卢格6月4日写信给马克思说，弗吕贝尔打算在法国开一家书店，这需要筹措一大笔资金，卢格建议采取发行股份的形式来筹措，发行1000股，每股50塔勒。[246]
解说：6月12日，在燕妮的家中，马克思（25岁）和燕妮（29岁）签署了婚约。[247]
现住科伦的哲学博士卡尔·马克思先生和
现住克罗茨纳赫的无职业的约翰娜·贝尔塔·尤莉亚·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小姐
婚 约
1843年6月12日
第715号
朕，弗里德里希－威廉，天赐普鲁士国王，
下莱茵大公等等，布告周知
兹有卡尔·马克思，哲学博士，居住在科伦，为一方；约翰娜·贝尔塔·尤莉亚·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无职业，居住在克罗茨纳赫，为另一方，恭立在本证书末签名人、居住在科布伦茨司法区克罗茨纳赫的普鲁士王国公证人威廉·克里斯蒂安·亨利希·布格尔和本证书末署名的两证人面前。
在场双方声明，他们立意通过婚姻结合起来，婚礼将于近期隆重举行。对未来的婚姻，他们已协商一致，达成下列条款、条件和民事后果：
一、凡不受下列各条专项限制的财产应属未来夫妻的共同财产。
二、此共同财产所有权也完全适用于夫妻双方未来的不动产，如果未来的夫妻把将来他们所继承或其中某一方所获得的不动产宣布为动产的话；这些由他们完全转为共同财产的未来的不动产由他们与动产同样对待，因此，根据民事法典第一千五百零五条之规定将不动产转为动产。
三、夫妻一方婚前所负之债，所承担应付的、继承的或其他途径承担的债务，一律由各人自己偿还，因此，这些债务应与共同财产无关。
至此，未来夫妻之间一切均已商妥，规定明确，本婚约即据此订立，并向在场各方清楚宣读。
本婚约于一八四三年六月十二日在克罗茨纳赫孀居之冯·威斯特华伦女士之宅邸内签订，参加者尚有应邀前来之公证人认识的证人——约翰·安东·里克斯，私人身份；彼得·贝尔茨，裁缝，两人均居住在克罗茨纳赫。本文件先由公证人知其姓名、等级和居住地的上述提到的双方签字，继由证人和公证人签字，以资证明。
本文件的正本保存于公证人处，其上贴有价值二塔勒的印花，由下列各人亲笔签名：
“卡尔·马克思博士、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约·安·里克斯、彼得·贝尔茨和公证人布格尔。”
同时，朕命令并指示与此有关之各司法执行人员执行本文件；总检察官和地方法院检察官遵循本文件；各部队的军官、指挥官及其副手们坚决支持本文件，如果有人依法向他们提出请求的话。
此第一主要副本由公证人签字并加盖其关防，以资证明。
兹证明此文件确系主要副本。
公证人 布格尔
（文件上盖有公证人的圆形关防（□政府机关印章）
并附有支领酬金者的名单，
酬金总数为六塔勒十五格罗申，
其中包括给证人的酬金以及手续费。）
解说：燕妮回忆说，“6月19日我们举行了婚礼。”[248]“当我结婚的时候，我慈爱的母亲给了我许多精致华丽的银器，这些银器是苏格兰制造的，并印有阿盖尔的徽章。”[249]婚后他们去旅行结婚。燕妮回忆说，“我们从克罗茨纳赫经过埃伯恩堡到达莱茵普法尔茨，然后经过巴登-巴登又回到克罗茨纳赫。”[250]他们带着燕妮的母亲给的一些钱，把钱放在一个小匣子里带在身边，他们途中乘坐马车，投宿旅馆。穷困的朋友们来做客的时候，他们就把小匣子打开放在桌上，每个人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不久，这个小匣子就空了。[251]
解说：即使是蜜月期间，马克思也并未停止理论思考，他积极地在理论上研究和反思自己遇到的问题。
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252]
解说：恩格斯也回忆，“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从而走向社会主义。”[253]
解说：为了解决自己遇到的难题，7、8月间马克思阅读了大量的著作，并做了一组共5本255页关于24部书的笔记。第一本和第三本写有《历史-政治笔记》的标题和1843年7月的时间，第二本写有《法国史笔记》的标题和1843年7月、8月的时间，第四本标明1843年7月、8月的时间，没有标题，第五本既没有写标题也没有标时间。笔记中阐发了马克思自己的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学说。这组笔记被研究者称为克罗茨纳赫笔记[254]。《莱茵报》时期的实践，加之此时对政治历史的研究，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从怀疑态度开始转向基本上持批判态度。具体着手的是批判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分支——法哲学。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255]
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256]
《莱茵报》无疑破坏了普鲁士书报检查的效能。……在《莱茵报》被查封以后，普鲁士政府通过我父亲的朋友、秘密监察顾问埃塞尔向我提出了一些建议。当时埃塞尔和我都在克罗茨纳赫疗养地。[257]
解说：卢格也来到这里，他说，“在克罗茨纳赫，我见到了马克思，并且转达了费尔巴哈的问候。他结婚已经有几个星期了。他的夫人是很了解新哲学的。在年轻的女士们中间，人们经常会发现这种关心哲学的情况。这对伉俪热情地询问有关费尔巴哈的情况……由维干德出版费尔巴哈的《全集》的计划，马克思也很赞成这样做。他本来想写信给［费尔巴哈］并催促……办这件事。”[258]然后，卢格又离开了克罗茨纳赫。
解说：8月，马克思收到卢格用德文和法文缮写的《德法年鉴》杂志的大纲方案。马克思撰写了自己的《德法年鉴》大纲方案，相比较来看，马克思的方案更激进。在大纲方案中，马克思提到了“政治经济学”。[259]
用一句括来表明我们杂志的方针：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这种工作只能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260]
解说：这里，马克思不仅重申了在中学时代就有的人生理想，而且产生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思想萌芽。
解说：卢格邀请马克思作为书店股东，他回忆说：“我在……一封信中，……建议他［马克思］做书店的股东，而这件事没有他的同意是不行的。”[261]后来卢格来信对马克思说，弗吕贝尔于9月20日到达了巴黎，并和卢格决定把书店开设在巴黎。[262]马克思在9月的回信中说：
“我很高兴，您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留恋过去，而着意于未来，着意于新的事业。那么，到巴黎去吧，到这个古老的哲学大学和新世界的新首府去吧！必须做的事情一定可以做到。所以我毫不怀疑，一切困难都能克服，困难之大我是完全知道的。……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这样，我们就能用一句话来表明我们杂志的方针：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这种工作只能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263]
解说：在离开克罗茨纳赫前往巴黎之前，马克思写信向费尔巴哈约稿，建议费尔巴哈批判谢林。马克思还在10月3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中写道：
“几个月前卢格博士曾顺路把我们的《德法年鉴》出版计划告诉了您，同时征得了您的同意，参加撰稿工作。现在事情已安排妥当，印刷和出版地点选在巴黎。”[264]
解说：但是不久费尔巴哈在信中拒绝了马克思这一邀请。[265]
我曾答应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个题目给《德法年鉴》写一篇批判法学和国家学的文章。当整理付印的时候，觉得把单纯对思辨思维的批判和对不同事物本身的批判结合起来，是很不适当的，因为这样会在阐述上受到拘束，并且使人难以理解。此外，需要研究的东西非常丰富多样，只有以格言式的文字才能用一篇文章把这些材料包括进去，而这种格言式的文字又会造成任意系统化的假象。[266]
解说：通过阅读历史、政治方面的著作并详细地做笔记，马克思此时对无产阶级拥有了广泛的理论知识，但是缺乏明显的实例。理论上对物质生活总体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但是在德国，既缺少研究文献，又缺少实例，于是马克思中断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267]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节录）
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者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解读：黑格尔认为国家分为社会和家庭，国家决定社会和家庭。必须说明，黑格尔哲学是唯心主义并不是胡说，黑格尔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写了法哲学这部著作，同样是立足现实包含了深邃的思想，想用国家来统摄。）
现实性变成了现象，但是除了这种现象，理念便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解读：马克思揭了唯心主义的老底）。
他（□黑格尔）忘记了特殊的个体性是人的个体性，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他忘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
现实的人（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表现为国家的实质，这一点黑格尔应该是不会觉得奇怪的。
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中派生出来的，相反地，国王的主权倒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
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在这里，国家制度……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说来也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
政治国家的抽象是现代的产物。
官僚在国家中形成特殊的闭关自守的集团。……官僚机构就实质而言是作为形式主义的国家。……既然官僚机构就实质而言是“作为形式主义的国家”，那么就目的而言它也是这样。于是，国家的现实目的对官僚机构说来就成了反国家的目的。
官僚机构是和实在的国家并列的虚假的国家。
按黑格尔的说法，国家是自由的最高定在，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理性的定在。……黑格尔力图到处把国家说成自由精神的实现，但事实上他是要通过同自由相对立的自然必然性来摆脱一切难以解决的冲突。
凡是立法权真正成为统治基础的地方，它就完成了伟大的根本的普遍的革命。
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
人民的单个成员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而在人世的存在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却不平等。
现实的人就是现代国家制度的私人。
黑格尔却把推论的两个抽象环节，即普遍性和单一性，看作真正的对立面，这就正好表现出他的逻辑中的基本的二元论。
黑格尔所注重的是等级要素的现代意义，即成为市民要素的化身，成为bourgeois。
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像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解读：黑格尔从抽象观念出发，马克思认为应当从现实出发。）
出生只是赋予人以个人的存在，首先只是赋予他以生命，使他成为自然的个人；而国家的规定，如立法权等等，则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的产儿，而不是自然的个人的产物。
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
众议院和贵族院（或者不管它们叫做什么）在这里不是同一原则的不同的体现，而是属于两种根本不同的原则和社会秩序。
黑格尔周身都染上了普鲁士官场的那种可怜的妄自尊大的恶习，像官僚一样心胸狭隘，在对待“人民的主观意见”的“自信”时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臭架子。他以为在任何地方“国家”和“政府”都是同一个东西。
解说：合伙人弗吕贝尔急切地盼望马克思到巴黎，他在10月11日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们决定在这里创办自己的新的事业，……几乎可以说，德法书店已经在巴黎建立起来了。……卢格回家把家眷接来。我们期待着马克思能于一两天内到达。”[268]马克思也不负众望，与妻子燕妮第一次离开祖国，赶赴法国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