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计划任教波恩
解说：大约在7月初，马克思又从特里尔到达波恩，仍然住在机械技师克列美尔家。[146]他“打算在那里的大学里任教”。[147]
解说：9月，荣克和赫斯吸收马克思参加筹办《莱茵报》。他们都十分钦佩马克思的才学。
解说：赫斯在9月2日给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他……现在已经是我们的朋友了。……你应该准备去结识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的真正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一旦崭露头角（在报刊上和讲台上），很快就会把德国人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他无论按其思想倾向来说还是按其哲学修养来说，都不仅超过了施特劳斯，而且超过了费尔巴哈，而后面这一点是很说明问题的！如果我在波恩，他讲授逻辑学时，我将会成为他最勤奋的听众。我一直盼望有这样一个人做哲学教师。现在我才感到，在真正的哲学中我是个地道的门外汉。不过耐心点！我现在还能学到些东西！马克思博士——这是我所崇拜的人的名字——还是个十分年轻的人（至多不过二十四岁），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致命的打击。他把最深刻的哲学的严肃性同最机敏的智慧结合起来了。设想一下，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为一个人（我说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148]
解说：荣克在10月18日给卢格的信中也表达了对马克思的欣赏：“马克思博士、鲍威尔博士和路·费尔巴哈正联合创办一家神学-哲学杂志，……至少马克思会把基督教称为最不道德的宗教之一，不过他虽然是个完全无所顾忌的革命者，但却是我所认识的头脑最敏锐的人物之一。”[149]11月29日他又给卢格写信说：“如果一切进行顺利的话，我们的报纸将于12月27日问世。……赫斯可能担任第二编辑，因为他还根本没有干过这事，为了聘请第一编辑，我们已写信给弗洛伦库尔、鲁滕堡博士和布尔，……马格尔博士自愿担任这个职务，有一些人也十分赞成，但是我却很反对他，马克思博士还特别提醒我要提防他。”[150]
解说：之所以筹办《莱茵报》，是因为“当时，普鲁士正处于第一个‘新纪元’。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声明，他欢迎能提出适当主张的反对派，因此在有些地方就有人试图组织这样的反对派。这样，在科伦就创办了《莱茵报》”。[151]1842年1月1日《莱茵报》创刊。
解说：因为岳父的病情，马克思回到特里尔，住在岳父家里。[152]马克思1月15日开始写《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是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主题是新闻自由。[153]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节录）
为了造成一种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善事物，……把制度本身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人……虚伪自由主义的手法通常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这样就会转移从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对事物本身的愤恨就变成对某些人的愤恨。……人们的注意力就从书报检查制度转移到了个别书报检查官身上。
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获得同样多的不同的精神性质（解读：意思就是，不同的人对同一对象的不同方面会有不同的反映，进而转化为不同的思维形式）；……主观的东西即上述情况。
把……特殊和一般联系起来的看不见的神经……，这种神经在国家中也……把各个物质部分转变为精神整体的活的成分。
因为他们认为自由仅仅是某些人物和某些等级的个人特性，所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结论说，……普遍自由是有害的思想，……为了拯救特权的特殊自由，他们就斥责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
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
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时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一定的现象必然由当时存在的关系所引起。
我重病卧床。[154]
解说：马克思2月10日写信给卢格：
“我冒昧地给您寄去一篇为《德国年鉴》写的小文章，即随函附上的对书报检查令的批评。”[155]
现在我已结束了几件浩繁的工作，因此不言而喻，我力所能及的一切都将由《德国年鉴》支配。[156]
解说：卢格在2月25日的回信中说，“在您对书报检查进行批评的同时，普鲁士倾向的书报检查也在积极反对《年鉴》。一星期以来书报检查官都在删改我们的‘有害的倾向’。……您的文章已经不可能发表了，……我想问一下，您如果不同意署上自己的名字，是否允许我把您的文章和其他被查禁的文章一起在瑞士发表，书名为《哲学轶文集》？”[157]
我完全同意《哲学轶文集》的计划，并且认为最好把我的名字也署上。像这样的一种示威行动就其性质来说是不容许用任何匿名的做法的。这些先生们应当看到，我们是光明磊落的。[158]
我未来的岳父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卧病三月之久后，于3月3日去世。因此在这期间不可能做什么有益的事情了。[159]
解说：本来马克思要在母校波恩大学谋得一个教师职位，但是事情起了变故。
鲍威尔刚来信说，根据由国王主持的最高法庭的决定，他被撤职了。[160]
解说：没过多久，3月16日，鲍威尔又写信说，“因为我被撤职已经决定了，所以只要有适当的机会，或者一旦接到正式的通知，我就马上离开波恩，到柏林去，或者到一个能比这里更好地打我的官司的地方去。”[161]政府对激进的教师如此打压，马克思担任教职的希望也非常渺茫了。
解说：为了写作，马克思做了关于宗教和艺术方面的著作的笔记，包括格龙德《希腊人的绘画》（德累斯顿1810）、鲁莫尔《意大利的研究》（柏林1827）、德布罗斯《论物神崇拜》、伯提格尔《论艺术中的神话》（1826）、梅涅尔斯《宗教批判通史》（两卷，汉诺威1806、1807）、让·巴尔贝拉克《教父道德史概论》（阿姆斯特丹1728）。这些笔记写在一些8开32页的笔记本上，每一两部著作一个笔记本，写不满的页面就保留空白。[162]但是，马克思在写作事业上——马克思除了任教以外的另一条谋生渠道——也遇到了来自政府的阻碍。
由于萨克森书报检查的突然恢复，我的原定作为《末日的宣告》的第二部分发表的《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显然是完全不可能刊印了。[163]
我为《德国年鉴》写的另一篇文章是在内部的国家制度问题上对黑格尔自然法的批判。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同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作斗争。[164]
我发现，《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现已改为《论宗教和艺术，特别是基督教的艺术》）应当彻底改写，因为我诚心诚意追随过的《末日的宣告》式的笔调——“你的话，是照亮我脚步的明灯，是我前进道路上的亮光。你用你的戒律使我变得比我的敌人更聪明，因为你被我的言论所证实，而他，上帝，将要在锡安用雷声宣教。”——这种《末日的宣告》式的笔调和臃肿而拘谨的黑格尔叙述方式，现在应当代之以更自由、因而也更实在的叙述方式。[165]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为最近这一期《轶文集》寄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了（因为这篇文章也是为《末日的宣告》写的）。[166]
解说：《末日的宣告》指布·鲍威尔匿名出版的著作《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最后通牒》（莱比锡1841）。这表明，马克思从原来布·鲍威尔的追随者开始与鲍威尔产生了一些分歧。
在这篇论文里，我不免要谈到宗教的一般本质；在这个问题上，我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这个争论不涉及原则，而是涉及对它的理解。不管怎样，宗教是不会从这里占到什么便宜的。[167]
我要去科伦，我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我的新住地，因为同波恩的教授们离得太近我实在受不了。谁愿意总跟那些精神的臭鼬，那些只是为了到处寻找新的死胡同而学习的家伙打交道呢！[168]
解说：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按照计划移居科伦。
我移居科伦的计划业已放弃，因为我感到那里的生活太喧闹；好友的众多，并不导致哲学的完美。[169]这样一来，波恩暂时就作为我的住地了。[170]
解说：在波恩定居，马克思暂时居住在机械工人克莱默家里。[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