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隋代
伊人宛在水之湄
蒹葭
诗经·国风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中记载：乾隆年间，会稽胡西垞咏《蓼花》诗有句云：“何草不黄秋以后，伊人宛在水之湄。”上联引《诗经·小雅》，以百草枯黄喻人生憔悴，实写征夫行役之苦；下联虚写秋水伊人，通过《诗经·蒹葭》中“宛在”二字，渲染凄清景象、痴迷心象、模糊意象，营造一种若隐若现、若即若离、若有若无的朦胧意境。
同人生一样，诗文也有境与遇之分。《蒹葭》写的是境，而不是遇。“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佛学经典语）这里所说的境，或曰意境，指的是诗人（主人公？）的意识中的景象与情境。境生于象，又超乎象；而意则是情与理的统一。在《蒹葭》之类抒情性作品中，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一种情与景汇、意与象通、情景交融、相互感应，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
《蒹葭》写的是实人实景，却又朦胧缥缈、扑朔迷离，既合乎自然，又邻于理想，可说是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实际、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的范本。“意境空旷，寄托元淡。秦川咫尺，宛然有三山云气，竹影仙风。故此诗在《国风》为第一篇缥缈文字，宜以恍惚迷离读之。”（晚清·陈继揆语）
说到缥缈，首先会想到本诗的主旨。历来对此，歧见纷呈，莫衷一是，就连宋代的大学问家朱熹都说：“不知其何所指也。”今人多主“追慕意中人”之说；但过去有的说是为“朋友相念而作”，有的说是访贤不遇诗，有人解读为假托思美怀人、寄寓理想之不能实现，有的说是隐士“明志之作”，旧说还有：“《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
诗中的主人公，飘忽的行踪、痴迷的心境、离奇的幻觉，忽而“溯洄”，忽而“溯游”，往复辗转，闪烁不定，同样令人生发出虚幻莫测的感觉。而那个只在意念中、始终不露面的“伊人”，更是恍兮惚兮，除了“在水一方”，其他任何情况，诸如性别、年龄、身份、地位、外貌、心理、情感、癖好等等，统统略去。彼何人斯？是美女？是靓男？是恋人？是挚友？是贤臣？是君子？是隐士？是遗民？谁也弄不清楚。
诚然，“伊人宛在水之湄”，既不邈远，也不神秘，不像《庄子》笔下的“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高踞于渺茫、虚幻的“藐姑射之山”。绝妙之处在于，诗人“着手成春”，经过一番随意的“点化”，这现实中的普通人物、常见情景，便升华为艺术中的一种意象、一个范式、一重境界。无形无影、无迹无踪的“伊人”，成为世间万千客体形象的一个理想的化身；而“在水一方”，则幻化为一处意蕴丰盈的供人想象、耐人咀嚼、引人遐思的艺术空间，只要一提起、一想到它，便会感到无限温馨而神驰意往。
这种言近旨远、超乎象外、能指大于所指的艺术现象，充分地体现了《蒹葭》的又一至美特征——与朦胧之美紧相关联的含蓄之美。
一般认为，含蓄应该包括如下意蕴：含而不露，耐人寻味，予人以思考的余地；蕴蓄深厚，却不露形迹，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以简驭繁，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如果使之具象化，不妨借用《沧浪诗话》中的“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概之。对照《蒹葭》一诗，应该说是般般俱在，丝丝入扣——
诗中并未描写主人公思慕意中人的心理活动，也没有调遣“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之类的用语，只写他“溯洄”“溯游”的行动，略过了直接的意向表达，但是，那种如痴如醉的苦苦追求情态，却隐约跳荡于字里行间。
依赖于含蓄的功力，使“伊人”及“在水一方”两种意象，引人思慕无穷，永怀遐想。清代画家戴熙有“画令人惊，不若令人喜；令人喜，不若令人思”之说，道理在于，惊、喜都是感情外溢，有时而尽的，而思则是此意绵绵，可望持久。
“伊人”的归宿，更是含蓄蕴藉，有余不尽，只以“宛在”二字了之——实际是“了犹未了”，留下一串可以玩味于无穷的悬念，付诸余生梦想。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指出：“艺术的显现通过它本身而指引到它本身之外。”这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考究，就上升为哲理性了。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最先指出，《蒹葭》所体现的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企慕之情境”。它“以‘在水一方’寓慕悦之情，示向往之境”；亦即海涅所创造的“取象于隔深渊而睹奇卉，闻远香，爱不能即”的浪漫主义的美学情境。
就此，当代学者陈子谦在《钱学论》中作了阐释：“企慕情境，就是这一样心境：它表现所渴望所追求的对象在远方，在对岸，可以眼望心至，却不可以手触身接，是永远可以向往，但不能到达的境界”；“在我国，最早揭示这一境界的是《诗·蒹葭》”，“‘在水一方’，即是一种茫茫苍苍的缥缈之感，寻寻觅觅的向往之情……‘从之’而不能得之，‘望之’而不能近之，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犹如水中观月，镜里看花，可望不可求”。
《蒹葭》中的企慕情境，含蕴着这样一些心理特征——
其一，诗中所呈现的是向而不能往、望而不能即的企盼与羡慕之情的结念落想；外化为行动，就是一个“望”字。抬头张望，举目眺望，深情瞩望，衷心想望，都体现着一种寄托与期待；如果不能实现，则会感到失望，情怀怅惘。正如唐·李峤《楚望赋》中所言：“故夫望之为体也，使人惨凄伊郁，惆怅不平，兴发思虑，惊荡心灵。其始也，惘若有求而不致也，怅乎若有待而不至也。”
其二，明明近在眼前，却因河水阻隔而形成了远在天边之感的距离怅惘。瑞士心理学家布洛有“心理距离”一说：“美感的产生缘于保持一定的距离”。一旦距离拉开，悬想之境遂生。《蒹葭》一诗正是由于主体与客体之间保持着难以逾越，却又适度的空间距离与心理距离，从而产生了最佳的审美效果。
其三，愈是不能实现，便愈是向往，对方形象在自己的心里便愈是美好，因而产生加倍的期盼。正所谓：“物之更好者辄在不可到处，可睹也，远不可致也”；“跑了的鱼，是大的”；“吃不到的葡萄，会想象它格外地甜”。还有，东坡居士的诗句：“脚力尽时山更好，莫将有限趁无穷”；清·陈启源所言：“夫说（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悦）益至。”这些，都可视为对于企慕情境的恰切解释。
作为一种心灵体验或者人生经验，与这种企慕情境相切合的，是有待而不至、有期而不来的等待心境。宋人陈师道诗云：“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可人之客，期而不来，其伫望之殷、怀思之切，可以想见。而世路无常，人生多故，离多聚少，遇合难期，主观与客观、期望和现实之间呈现背反，又是多发与常见的。
这种期待之未能实现和愿望的无法达成所带来的忧思苦绪，无疑都带有悲剧意识。若是遭逢了诗仙李白，就会悲吟：“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当代学者石鹏飞认为，不完满的人生或许才是最具哲学意蕴的人生。人生一旦梦想成真，既看得见，又摸得着，那文明还有什么前进可言呢？最好的人生状态应该是让你想得到，让你看得见，却让你摸不着。于是，你必须有一种向上蹦一蹦或者向前跑一跑的意识，哪怕最终都得不到，而过程却早已彰显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蒹葭》那寻寻觅觅之中若隐若现的目标，才是人类不断向前的动力，才有可能让我们像屈原那样发出“天问”，才有可能立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宏图远志。
是的，《蒹葭》中的望而不见，恰是表现为一种动力，一种张力。李峤《楚望赋》中还有下面两句：“故望之感人深矣，而人之激情至矣。”这个“感人深矣”“激情至矣”，正是动力与张力的具体体现。从《蒹葭》的深邃寓意中，我们可以悟解到，人生对于美的追求与探索，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人们正是在这一绵绵无尽的追索过程中，饱享着绵绵无尽的心灵愉悦与精神满足。
看得出来，《蒹葭》中的等待心境所展现的，是一种充满期待与渴求的积极情愫。虽然最终仍是望而未即，但总还贯穿着一种温馨的向往、愉悦的怀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中心藏之，无日忘之”。并不像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荒诞戏剧《等待戈多》那样，喻示人生乃是一场无尽无望的等待，所表达的也并非世界荒诞、人生痛苦的存在主义思想和空虚绝望的精神状态。
《蒹葭》中所企慕、追求、等待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景。诗中悬置着一种意象，供普天下人执着地追寻。我们不妨把“伊人”看作是一种美好事物的象征，比如，深埋心底的一番刻骨铭心的爱恋之情，一直苦苦追求却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一场甜蜜无比却瞬息消逝的梦境，一方终生企慕但遥不可及的彼岸，一段代表着价值和意义的完美的过程，甚至是一座灯塔、一束星光、一种信仰、一个理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蒹葭》是一首美妙动人的哲理诗。
谗人罔极
青蝇
诗经·小雅
营营青蝇，止于樊。
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营营青蝇，止于棘。
谗人罔极，交乱四国。
营营青蝇，止于榛。
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幼时思想单纯，读惯了《诗经》的《关雎》《蒹葭》这些甜美、温情的诗篇，乍一接触《青蝇》，听说是讲谗人构陷、造作事端的，脑子里立刻迸出一个问号：在风俗淳厚、人心质朴的上古时代，怎么还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老师听了一笑，说：周公恐惧流言、屈原因谗致死，哪个不在古代？我想一想，也是。
接下来，老师就讲：这是《小雅》中一首著名的讽喻诗，也是谴责诗。诗分三章，全用比体，诗人以脏秽不堪、令人厌恶的苍蝇取喻起兴，痛斥谗人的恶行。指出谗人失去做人处世的基本准则，肆意挑起祸端、制造混乱，使四方各国迄无宁日；因而劝谏统治者切勿听任谗人谤毁构陷，以致深受其害。
“营营”，摹声词，状写苍蝇四处飞舞的声音。“诗人以青蝇喻谗言，取其飞声之众可以乱听，犹今谓聚蚊成雷也。”（欧阳修《诗本义》）“樊”为篱笆，“棘”“榛”，丛生的矮棵灌木，皆苍蝇低飞栖止之处所。“岂弟（通恺悌）君子”，意为和易近人的正人君子，这里应包括操纵权柄之人（“君子”原有此义）。“谗人罔极”，意为进谗者立身处世没有一定准则，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底线。“构我二人”，“构”为陷害，“二人”何指，涉及诗的本事，历来说法不一。清代学者魏源认为，本篇乃刺周幽王听信谗言而“废后放（流放）子”之作。诗中“二人”，系指周幽王与母后；“交乱四国”，分别为戎、缯、申、吕四个邻国。（《诗古微》）
在古代文人骚客的笔下，苍蝇一直是令人憎恶的丑恶物象，而且总是被借喻为谗佞不齿之徒。明人谢肇淛写过一篇斥骂苍蝇的精悍、犀利的讽刺小品。他说，京城一带苍蝇多，齐、晋一带蝎子多，三吴一带蚊子多，闽、广一带毒蛇多。蛇、蝎、蚊子都是害人的东西，但是，苍蝇更为卑劣可恶。它虽然没有毒牙利喙，可是，搅闹起人来格外厉害。它能变香为臭，变白为黑，驱之倏忽又至，死了还会滋生，简直到了无处可避、无物可除的地步。最后作者说：“比之谗人，不亦宜乎！”
宋人张咏也写过一篇《骂青蝇文》，说：青蝇之所以这样坏，我怀疑是奸人之魂，佞人之魄，郁结不散，托蝇寄迹成形的。欧阳修的《憎苍蝇赋》，尤为生动、形象，入木三分，揭皮见骨：“引类呼朋，摇头鼓翼，聚散倏忽，往来络绎”；“逐气寻香，无处不到；顷刻而集，谁相告报？其在物也极微，其为害也至要”，“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国，诚可嫉而可憎”。
谗人乱国，可嫉可憎，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无数史实证明，谗言是非常厉害的。唐代诗人陆龟蒙有一首《感事》诗，讲到谗言能够杀人灭族，毒害极大：“将军被鲛函，只惧金矢镞。岂知谗利箭，一中成赤族。”锐利的金属箭头可以射穿鲨鱼皮制作的铠甲；但谗言这支毒箭还要厉害百倍，一经射中，就会阖家遭斩，赤族灭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史有明证的。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武安侯田蚡与魏其侯窦婴在汉武帝面前互相攻讦，各不相让。最后，田蚡胜利了，因为他使用了“流言杀人”的利器，说了一番耸人听闻的话：“天下幸而安乐无事，我得以成为朝廷肺腑之臣，平生所爱好的不过音乐、狗马、田宅而已；不像魏其侯、灌夫那样，日夜招聚豪杰壮士相互议论，不是仰观天象，便是俯首画策，窥伺于太后与皇上之间，希冀天下变乱，从而成就他们的谋国宏图。”言外之意是，我这个人胸无大志，平生所追求的无非是声色狗马；而他们则是野心勃勃，眼睛时刻盯着皇帝的御座。你这做皇帝的可要权衡利害，多多当心啊！“岂知谗利箭，一中成赤族”。结果，汉武帝听信了田蚡的谗言，将与魏其侯窦婴深相结纳的将军灌夫及其家属全部正法，窦婴本人也在渭城被处决了。而田蚡却因为“举奸”有功，安安稳稳地做着他的丞相。
鉴于谗言可以杀身灭族，祸国亡家，宋人罗大经写过一首《听谗诗》，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将听信谗言导致君臣猜忌、骨肉析离、兄弟残杀、夫妻离异的危害尽数列出，不啻一篇讨谗的檄文：“谗言谨莫听，听之祸殃结。君听臣遭诛，父听子当诀，夫妻听之离，兄弟听之别，朋友听之疏，骨肉听之绝。堂堂八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也正是为此吧，所以，明人吕坤慨乎其言：“言语之恶，莫大于造诬。”
那么，怎么应对呢？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体制机制，缺乏应有的法律、法规，就只能徒唤奈何了。宋代诗人曾几有一首《蚊蝇扰甚戏作》的七言古诗：“黑衣小儿雨打窗，斑衣小儿雷殷床。良宵永昼作底用？只与二子更飞扬。……挥之使去定无策，葛帐十幅眠空堂。朝喧暮哄姑听汝，坐待九月飞严霜。”蚊蝇作祟，驱除无策，只好寄厚望于九秋的严霜了。
清代进士甘汝来也写了一首《杂诗》：“青蝇何营营，呼群污我衣。我衣新且洁，蠢尔无是非。驱之薨薨起，穴隙更乘机。蹙蹙靡所避，终日掩荆扉。叹息尔微物，终安所凭依。西风动地来，秋霜下严威。看尔翩翩者，能再几时飞。”同样是期待着“风霜助阵”，布下严威。
今天不同了，法治社会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肆意造谣诬陷、谗毁无辜者，一律绳之以法。作为个人，对付谗言也有许多有效办法。首先，要头脑清醒，掌握规律，辨识伪装，认清真相。谗人得势，往往由于其擅长遮掩罪恶本质，而予人以忠诚、顺从的假象。如果只看其貌似忠厚、谦恭的外表，而忽略探求本质，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而对于诤言与谗言的区分，同样也应透过现象，认清实质。早在两千多年前，荀子就有过十分透辟的忠告：结党营私之徒相互吹捧，君子不能听取；陷害好人的坏话，君子不能相信；嫉妒、压抑人才的人，君子不能亲近；凡流言蜚语、无根之谈，不是经过公开途径而传播的，君子一定要慎重对待。
其次，对于造谣生事、倾陷他人的恶行，不能听之任之。必须追索谣源，一抓到底，对构成诽谤罪、诬陷罪的，要依据法律严加查处，不予宽贷。使人们认识到，凡蓄意谗毁、中伤他人者，绝不会有好下场，从而知所戒惧。
第三，“是非来入耳，不听自然无。”作为被谗毁者本人，对那些“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诉”（《荀子·致士》），应以一副不屑一顾的气概，完全不去理会它。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连眼珠子都不转过去。
沧浪之水
沧浪歌
先秦民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沧浪歌》是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于楚地的一首著名民歌，作者已不可考。从《孟子·离娄》篇关于孔子曾听到孺子唱此民歌的记载，可知它在春秋末年即已广泛流传，后来又被载入《楚辞·渔父》篇。
汉代学者刘向、王逸认为，《渔父》篇乃屈原自作；但现代《楚辞》研究专家，对此多持否定态度。马茂元先生认为，乃是楚人悼念屈原之作，它从两种不同思想意识的对比，表现了人们对于屈原沉湘自杀这一历史悲剧的深刻理解。从《沧浪歌》的角度讲，《渔父》篇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翔实的背景。文中塑造了屈原与渔父两个典型人物形象，他们秉持不同的人生态度与价值取向。屈原是一位恪守高洁的人格精神、“伏清白以取直”、舍生取义的理想主义者；而渔父则是一位顺应时代，与世推移，随遇而安的智者，看来他是一个隐士，并非真正以捕鱼为业的渔夫。
《渔父》篇中，两人通过问答以遣词寄意。渔父见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便问：“何故至于斯？”屈原答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遭致放逐）。”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搅乱）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食酒滓而饮薄酒）？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断然地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碧波清清啊），可以濯吾缨（帽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夏季水涨则浊，秋末水落则清。清水濯缨，浊水濯足，因时而异，亦即“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之意。
作为一位坚守儒家传统的思想家、坚持自己的理想去改变现实的政治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从未希图逃避现实，更不肯在“兰艾杂糅”中亏损了清白崇高的本质；他以沉湘自尽，表现出与黑暗势力苦斗到底的决心，和忠直、清廉的高尚情操，这样，就使他的人格与作品同归不朽，永耀人寰。
而渔父所吟唱的《沧浪歌》，则代表了流行于楚地的典型的道家思想观念。《庄子·人间世》篇有言：“天下有道，圣人成焉（成就事业）；天下无道，圣人生焉（保全生命）。方今之时，仅免刑焉。”这和渔父所说的“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同一意蕴。他们看透了尘世的纷扰，但并不回避，而是主张在随性自适中保持自我的人格、操守。这一点是屈原所不赞同，也并不真正理解的。所以，唐人汪遵有诗云：“棹月眠流处处通，绿蓑苇带混元风。灵均（屈原）说尽孤高事，全与逍遥意不同。”
应该说，《沧浪歌》所主张的，并非纯粹的消极避世，专为个人全生自保打算，而是强调人不仅要刚直进取，也要在不丧失本性、不同流合污的前提下，能够因时顺化，与世推移。“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这分明是鼓励人们积极进取。“水清”比喻治世，而“缨”为帽带，是古代男子地位的象征，整饰冠缨喻准备出仕，有所作为；“水浊”比喻乱世，只能“濯足”，用老子的话说：“和其光，同其尘”，
意为“涵蓄着光耀，混同着垢尘”（任继愈《老子新解》）。这也符合孟子所秉持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同样也是进行“清浊之辨”，而在孔子那里，对《沧浪歌》则作另一番解读，他说：“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译成现代语就是，弟子们听着：水清就能濯缨，水浊只可洗脚，这都是由水本身决定的。据此，孟子引申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强调自身价值、主观作用，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大风歌罢转苍凉
大风歌
刘邦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公元前196年，刘邦率兵讨伐淮南王英布，安抚了南越王赵佗，平定了淮南、荆楚地区，还朝途中，在故乡沛县留驻下来。置酒高会，宴请家乡父老，酒酣耳热之际，刘邦回首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为已经建树的皇皇盛业踌躇满志；同时也想到，登基已十二年，自己的身体大不如前，而太子又过分仁弱，朝野人心未定，还存在着诸多不安定的因素。且不说，一些诸侯王不能安分守己，各怀异志，就是边疆上也烟尘未息，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勇猛雄强的将士防守。汉兴以来，原本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无奈，刘邦对于战功卓著的元戎、统帅，心存戒虑，猜忌重重，担心他们拥兵自重，割据称雄，自谋发展，因此，一一剪除殆尽。这样，在他看来，真正赤胆忠心扶保汉室，且又具有超常军事才能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了。于是，喜极而痛，不禁感伤起来，唱起自己随口编成的这首《大风歌》。
诗中继承了楚辞的传统，悲歌慷慨，气势磅礴，而且也是真情流露，一向受到人们的赞许。但是，许多诗人则以其敏锐而独特的视角，予以批驳、质问。北宋诗人张方平有一首《歌风台》诗：“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感慨大风诗。淮阴反接（韩信被绑缚、斩首）英彭族（英布、彭越被诛戮、灭族），更欲多求猛士为？”清代诗人黄任出语同样冷隽：“天子依然归故乡，大风歌罢转苍凉。当时何不怜功狗，留取韩彭守四方？”诗人说，与其现在樽前感慨，高呼猛士，何不当时爱怜韩信、英布、彭越那一些“功狗”（指为汉家天下建功立业的人），让他们镇守四方，靖难天下呢？
这里反映出一个对封建帝王来说，根本无法破解的悖论：他们要夺得天下，就需依赖那些英雄豪杰来战胜攻取，可是，从“家天下”角度看，这些英豪又是致命的威胁。这样，就演成了无数的“兔死狗烹”的屠杀功臣的惨痛悲剧。回过头来，那些帝王又呼唤镇守四方的猛士；而当猛士真的出现了，他们却又疑虑重重，严加防控。于是，这种“利用与限制”的矛盾循环往复，迄无终结。
不独君臣为然，即便是夫妇也不例外。刘邦对于妻子吕后，早有提防，唯恐一朝晏驾，吕氏家族作乱。但他并不立刻动手铲除。宋代文学家苏洵有言：“（高祖）不去吕后，为惠帝计也。”吕后佐高祖定天下，久历锋镝，素为诸将所畏服。在主少国危的情势下，某些人即使图谋不轨，有吕后在，也足以镇伏、控制。这样，高祖便面临着两难抉择：客观上确实存在着诸吕兴风作浪的险情；而迫于形势，又不能断然剪除吕后。怎么办？他采取了“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的限制策略。对此，苏洵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比喻：“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堇是一种草药，俗称乌头，有毒，而它又可以用来治病，收以毒攻毒之效。在高祖眼中，吕后有如毒堇，既可利用其威慑作用，又必须控制在不致动摇国本的限度内。一纵一收，具见高祖权术的高明，也显现出他实际上的无奈。
枯鱼之悔
枯鱼过河泣
汉乐府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
作书与鲂
，相教慎出入。
这是一首寓言体的短诗，在汉乐府中属于杂曲歌辞。诗中写一个遭遇灾祸的人以枯鱼自拟，警告人们谨慎行动，以免招来祸患。
诗中说：一条枯鱼过河时，不禁伤心痛哭，悲叹自己失于警惕，轻率上钩，现在悔之已晚。于是，写信一封，劝告河中的鲂鱼和鱼等同伴，说你们可要接受教训啊，一定要相互告诫（“相教”），无论是外出还是归来，都要谨慎小心。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也可以说是诗的意旨所在：一曰“悔”，二曰“慎”。人生天地间，岂能无过错？但过而知悔，汲取教训，益莫大焉。孔子说过，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死了都不会后悔的人，我是不会和他在一起共事的。我要找的，一定要是遇事小心谨慎，善于谋划而能完成任务的人。这后一句话，叫做“以慎防悔”。《韩诗外传》有言：“不慎其前，而悔其后，何可复得？”小诗寥寥二十字，形象而深刻地阐述了这样一番深刻的道理。
汉乐府，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基调，而此诗却独树一帜，运用浪漫主义艺术手法，发挥大胆想象，借助寓言形式，极大限度地夸张、虚饰——干枯的鱼能够过河，又有思维，会哭泣，懂得悔恨，还能给同伴们写信，告诫它们遇事谨慎。设想奇崛，结构精巧，出人意表。编选《古诗源》的清人沈德潜评曰：“汉人每有此种奇想。”显示了汉乐府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枯鱼”，作为一种意象，在《庄子》《荀子》《韩诗外传》《山海经》等先秦典籍中都曾出现过；而从汉代开始，历唐、宋、明，各朝诗人如李白、宋无、释文珦、王世祯等，都曾写过《枯鱼过河泣》的古体诗，足见其影响之大。
关于本诗的主旨，现代以来，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余冠英先生在《乐府诗选》中指出，枯鱼在过河时，追悔当年不该草率上钩，告诚河中的同伴今后举动一定要稳重。其中包括着生涯的哲理，仿佛也能够看到当时现实社会的影子。而闻一多先生则认为，它是失恋的哀歌。台湾学者王孝廉说：“是以枯鱼（得不到水的鱼）隐喻得不到爱情的男子。”有的大陆学者同意此说，但认为是弃妇诗。
“跟风”现象的背后
城中谣
汉乐府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全诗由三个具有因果关系的复句组成。三个复句，前半句说的都是西汉时期流行于京城长安（“城中”）妇女中的打扮与服饰，后半句，接着讲述各地（“四方”）如何跟风效仿。
诗中说，由于京城里的妇女风行高耸头髻的发式，各地妇女便都照样跟风，梳起一尺高的发髻；由于京城妇女时兴宽广的眉饰，各地妇女便也都把眉毛描画得能够盖住半个脑门儿；由于京城流行肥大的衣袖，各地便都群起效尤，直到用整匹的绸缎来剪裁制作。
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讥讽跟踪时髦、追新逐异的社会风尚；实际上，诗的意旨要深刻、复杂得多，说的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揭示风行草偃、变本加厉这一富含哲理意蕴的重大社会问题。即便说的是风尚民俗，那也是由在上者的行为所决定的。上头喜欢什么，追求什么，直接影响到社会风尚，决定着人们的精神风貌。
这就牵涉到本诗的由来、出处。《后汉书》记载，名将马援之子马廖，担任卫尉之职。当时，宫中马太后躬行节俭，诸事崇尚简约。马廖担心好事有始无终，于是上书皇太后，建言朝廷要率先垂范，持之以恒，以收全国正风励俗之效。他在奏书中说，老百姓一向是看上面做什么，而不是说什么。他还引用了“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和“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等谚语，说明要想使节俭之风遍行天下，根本在于上面（宫中、朝内、京城）必须带好头。太后认为他说得对，采纳了他的建议。
事实上，有关强调居上位者的表率、示范作用之类的话，古代圣贤说过很多。讲得最明确、最深刻的，是《礼记》记载的孔子之言：“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表率）也。”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记载，齐灵公有个怪癖，喜欢妇人“女扮男装”，于是“国人尽服之”。灵公觉得此事不妥：“寡人之私密爱好，岂可推而广之？”于是，下令禁止：如有“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可是，效果并不明显——追逐时尚的妇女们竟然照穿不误，以至于“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有一次，大臣晏婴来朝见，齐灵公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晏子答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公何以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于是，灵公就明令禁止宫内“女扮男装”，一月之后，这股风就刹住了。
全诗句式整齐，层次清楚；特别是运用重叠的格式、形象化的语言、夸张的手法、漫画式的描写，鲜明地反映出民谣的特点，既便于记忆，也有利于说唱与流传。
长相思
涉江采芙蓉
汉代古诗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初读本诗，感到文辞通畅、意蕴单纯，似乎无须做更多的研解；实际上，并非如此。单是意旨，历代评论家就说法不一。清初学者李因笃概之以“思友怀乡，寄情兰芷”。而后的王尧衢，认为“此慨同心人之不得相聚也。同心，即知音者之类”。当代著名学者朱东润说：“这是写游子思念故乡和亲人的诗。”马茂元认同此说，指出：此乃游子思乡之作，只是在表现游子的苦闷、忧伤时，采用了“思妇调”的虚拟方式。而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则认为：“这是一首惜别的情诗。”
难怪古人说“诗无达诂”。面对这些知名的专家学者的歧见纷呈，确实有一点无所适从了。斟酌再三，求同存异，我觉得，有三点可以认定：
一、这是文人作品，而非诗中人物自述。
二、手法是虚拟思妇口吻。之所以是思妇，乃由于游子在外，或行旅，或出征，或求仕，或谋生，应是远在边疆或者京洛；而欲采撷江上芙蓉、兰泽香草以遗远人者，必是留在江南故乡的女子。那么，“还顾望旧乡”又怎么解释呢？这是思妇悬想游子对于家室的离思、忆念。
三、诗句中所明确表达的是对于所钟爱的同心人的思念。至于这是诗人的写实，抑或同时寄托着思友怀乡、渴念知音的深情厚意，以至对美好人生与理想的憧憬，则不必、也难以具体认定，只能因人而异。
准此，本诗就可以解读为——
夏秋之际，荷花盛开。年轻的女子弄舟江上，采摘芙蓉，欣赏着泽畔的兰蕙芳草。这时，一位女子怅然注视着手中的芙蓉，瞬间，芙蓉化作了“夫容”（当代学者徐中舒《古诗十九首考》：“芙、夫声同，蓉、容声同。芙蓉者，夫之容也”），于是，怀想到远行的丈夫。她多么想望把这最美的一朵送给同心人哪！可是，很快就怅然了——“所思在远道”啊！这时，心灵产生了感应，眼前出现了错觉，她仿佛看到“远道”的丈夫正“还顾望旧乡”，同样是“长路漫浩浩”啊。这里，采用了清人张玉谷所说的“从对面曲揣彼意，言亦必望乡而叹长途”的悬想方式，从而加重了感伤、失望的成分。于是，妻子、丈夫，还有诗人，就同声喊出一句：“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相爱的人，终此一生，也难以相聚相守，世间难道还有比这更令人伤情的吗？
在这两句诗的下面，诗评家王尧衢加上了这样一句话：“夫同心人不可得，既已可伤；幸得之而复离居，是以忧思伤心，于焉终老，莫可如何而已矣。”其实，这也恰是本诗的哲思理趣所在。世间同心知己本来就难以遇合，幸而得之，却又离居千里万里，以致终老忧思、失望，确是无可奈何达于极点。诗中在脉脉情深的后面，隐伏着对于理想追求不能实现、美好事物瞬息成空的叹惋，流露出可思而不可见、可望而不可即的无奈与悲凉。
鲁迅先生有言：“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任何悲剧的产生都有它的社会根源。诗中曲折而含蓄地揭露与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诗是精粹的语言，暗示是它的生命。”（朱光潜语）本诗正体现了这一点。
赏读全诗，看得出它所受到的《诗经》《楚辞》的影响。诗中化用了《楚辞》中“折芳馨兮遗所思”“路漫漫其修远兮”“将以遗兮离居”等诗句；而且，“从对面曲揣彼意”的表现方式，也与《诗经》中的《卷耳》《陟岵》等篇暗合。
正是在《国风》《楚辞》的滋育、影响之下，产生了获“五言之冠冕”盛誉的《古诗十九首》。这是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的选辑，并非一人作品。内容反映了作者与生活其间的社会、自然环境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以及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一些思想情绪；体现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生存价值的关注，再现了文人在社会思想转型期向往的追求与幻灭，心灵的觉醒与痛苦，具有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享誉甚高。本诗为《古诗十九首》的第六首。
英雄中的诗人
龟虽寿
曹操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以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本诗为《步出夏门行》的第四首，大约是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胜利回师途中所作。为作者诗歌中脍炙人口的名篇。诗人通过形象化的手法，表现出哲理与诗情，具有一种真挚而浓烈的感染力和强大的震撼力。全诗跌宕起伏，又机理缜密，闪耀出哲理的智慧之光，并发出奋进之情，振响着乐观声调。作为哲理诗，即物而论理，立象以寄意，尽管通篇都在说理，但仍觉意兴盎然，毫无枯燥、晦涩之感。
诗分三层，前四句说生死。这里引用了两个著名典故：《庄子·秋水篇》：“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韩非子·难势篇》：“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同矣！”诗人借助长寿动物灵龟和传说能够腾云驾雾的腾蛇也终有一死、骨化成尘的事实，阐明人既有生必有死，不可能长生不老的道理，揭示生死相互转化的辩证法。
中间四句谈老迈。通过老骥与烈士（胸怀壮志、踔厉风发之勇者）两种形象，表达即便到了暮年，也要胸怀壮志，老有所为，绝不衰颓气馁的积极人生态度，显现出豪杰本色，壮士情怀。鲁迅先生有言：“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他是一个名实相副的英雄中的诗人、诗人中的英雄。
后四句讲养生。这是从前两层意蕴衍生出来的——既然生死、老迈都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倡导老当益壮、志在千里，那么，就有一个如何过好老年这一关的问题。诗人认为，人的寿命长短（“盈缩”），不仅仅决定于客观自然（“天”），也和主观努力有直接关系，因此，应该注意调养，怡情悦性。这样，就可以延长寿算，提高生命质量。
收尾两句，是配乐演奏时附加的，与正文内容无关。
当代学者宋晓霞指出：“汉末以后一百多年间，死亡使人们普遍感到困惑、苦闷和畏惧。在诗歌里，从《古诗十九首》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到陶渊明的‘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表达了相同的感慨。延年不死或及时行乐，是当时一般人的遐想与追求。曹操这首诗则表现了一种更为积极的人生境界。”联系到这一社会背景，更能看出它的价值所在。
具体地说，其价值就是：在生老病死这些人生重大课题上，坚持顺应自然，不信天命，充满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观念；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发进取精神；强调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秉持乐观向上的积极人生态度。
清人陈祚明指出：“名言激昂，千秋使人慷慨。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采菽堂古诗选》）这里说的是，曹操继承“诗三百”《风》《雅》的优良传统，使四言诗在经过一段沉寂之后，重新焕发光彩，并对以后嵇康、陶渊明等的四言诗写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专就诗歌的格调来说，气魄雄浑，苍凉豪迈，激昂慷慨，更是体现了以刚健为主导的审美取向。
金石其言 松柏其行
赠从弟
刘桢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孟老夫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的，我们研究刘桢的述志诗，首先应该了解他的为人处世，正所谓“听其言而观其行”。
史载，一次，魏公子曹丕晚间设宴招待众士，酒酣耳热，他指令甄氏出堂与大家见面。众皆俯伏，独有刘桢愤然以对，立而不跪，且满含讥意，不屑一顾。在他心里，颇不以曹丕夺袁熙之妻为然；而甄氏有夫再嫁，不忠不贞，他尤其看不起。曹丕见状，勃然大怒，欲问刘桢死罪，由于众人求情和曹操干预，才免于死，罚作苦力。就在他于京洛之西石料厂磨石料时，魏王曹操前往视察，众官吏及苦力均匍匐在地，不敢仰视。唯有刘桢未跪，照常挺直身躯劳作。曹操见状，怒对刘桢。刘毫无惧色，从容放下锤子，正言答道：“（魏）王雄才天下皆知，刘桢身为苦力，何敢蔑视尊王。但在魏王府数年，常闻魏王教诲，做事当竭心尽力，事成则王自喜，事败则王亦辱，桢现为苦力，专研石料，研石是对魏王的敬忠，所以不敢放弃手中活计。”魏王听后，又问：“石若何？”刘桢朗声作答：石“出自荆山悬崖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曹操知其借石以自喻，就赦免了他。随后充任署吏。
南朝·梁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对汉至齐梁一百多位诗人作了扼要的论述，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建安七子”中，刘桢被列于上品，评语是：“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曹植）以下，桢称独步。”这既是论诗，也是评判诗人的品性。
《赠从弟》为刘桢的代表作，共三首，此为其二。“从弟”，通称堂弟。诗中含有对其赞美与勉励的双重意蕴，其实也是自况，表现出作者本人的志趣、抱负。诗中以瑟瑟寒风中的挺拔劲松为喻，状写坚贞不屈、坚定不移的品格与操守。
八句诗，两两相对，都把松与风对称着加以表述。在这里，极端艰苦的环境与凛然无畏、勇于抗争的人格，作为尖锐对立的矛盾体，形成了美学的张力。诗中先从二者所处位置写起，苍松傲立山顶，狂风怒吼谷中；次写声势，风声盛烈，气势逼人，松枝劲挺，全无惧意（“一何”，意为多么、何等）；三是从无形到有形，从听觉到视觉，一则冰霜严酷，惨惨凄凄，一则英姿屹立，终岁不改其色；四是自问自答，做出结断，进一步突出主旨——松柏之岁寒而不凋，并非没有遭遇严寒，而是由于能够坚守本性。“松柏有本性”，既是认识的深化，也是情感的升华。一语中的，力重千钧。就全诗来说，有如“千里来龙，到此结穴”。
萁豆相煎
七步诗
曹植
煮豆持作羹，瀌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世说新语》载，魏文帝曹丕曾命令胞弟、东阿王曹植在行走七步路的时间内作诗一首，如诗不成，就将行以大法（处死）。曹植应声吟出六句诗来，这就是上面这首《七步诗》。曹丕听了，深有惭色。
一个“惭”字，尽显曹丕的心中隐秘。原本是同胞骨肉，所谓“孔怀兄弟，同气连枝”，何以要“相煎”如此？原来二人在争夺世子地位过程中，斗争极为激烈。获胜继位之后，曹丕便对曹植及其辅翼人士实施残酷报复。如果不是太后出面干涉，曹植早已丧命。在这种情况下，曹丕又使出“七步索诗”的绝招，看似普通的文学活动，实则包藏着险恶的祸心。近人多疑此诗为伪托，但经著名学者陆侃如、冯沅君认真考证，在《中国诗史》中，作出“我们认为七步的传说是可信的”结论，并判定此诗“必作于黄初元年至七年中”（文帝在位期间）。
掌握了诗的本事之后，这首千秋绝唱就容易解读了。一、二句，讲豆粒被蒸煮作羹的惨痛遭遇，煮熟、发酵、滤汁，经受无尽的折磨；三、四句讲，作恶施暴的竟然是结长豆粒的茎秆（“萁”），它在锅底下猛烈地燃烧，致使锅里的豆粒承受痛苦煎熬，忍不住哀哀哭泣；五、六句，“卒章显志”，点出主旨：豆萁与豆粒，原本同根而生，怎么竟然这样刻酷无情，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听过这样含着血泪、带着呜咽的控诉，只要稍有良知，总会愧怍于衷、不能自已吧？
我们不能不叹服诗人应对之敏捷、手法之高明。通篇纯以比兴出之，取譬精准，借物写怀。惨遭迫害的诗人以豆粒自喻；而把加害于他的同胞兄长喻为豆萁，真是再恰当不过了。难怪历代骚人、学者对他赞不绝口，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刘勰也说：“子建思捷而才俊”，“援牍如口诵”。挚友杨修，曾经亲眼看见曹植“握牍持笔，有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说他每有所作，援笔立成，像是事先打了腹稿，背诵下来，没有经过片刻（“斯须”）思考。即以这首《七步诗》为例，构思之奇妙，取譬之恰切，用语之灵巧，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古人把这种超常敏捷的创造能力，以及创作思维的高峰状态，称作神思妙悟。唐代诗僧皎然就曾说过：“有时意静神王（旺），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诗式》）
一曲自怜自叹的哀歌
咏史八首（其二）
左思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借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左思有《咏史》诗八首，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称为“五言之警策”。此为第二首。
诗人首先从葱茏茂郁的十丈黑松与稀疏下垂的径寸小草，一处涧底，一踞山巅的自然景况写起，用以比喻贤俊之才屈居下僚，而世家子弟不问贤愚均能高踞上位的社会现象，进而揭露造成这种不合理现象的根源。诗人尖锐地指出，这是地势不同所造成的，由来久矣，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从而有力地抨击了魏晋时期门阀制度的黑暗社会现实。最后由现实转向历史，列举了西汉金日
、张汤两家子弟凭借先人遗业，绵延七代世袭宫廷宠臣，而出身寒门、卓具才识的冯唐一直不获晋用，已经七十高龄仍作中郎署小吏的史实，鞭挞封建社会任人不以才能、只凭门第的腐败制度，为万千深受压抑的贤才志士，吐一口愤懑不平之气。
实际上，左思本人就曾身受其苦，这首诗正是他出于自身体验，饱含着血泪写成的一曲自怜自叹的哀歌。他出身寒门，年轻时家境清苦，很被人看不起。但他颇有志气，决心创作一篇超越前人的《三都赋》，把蜀都成都、吴都建业、魏都邺城全都写进去。为了完成这个宏伟计划，他广泛搜集历代史实和各种资料，并游历了古城旧都，获取切身感受，然后杜门谢客，潜心写作。一些世族文人听到这个消息，肆意进行嘲讽。出身江南豪门的文学家陆机说：“这个伧夫俗子，真不知天高地厚，竟想超越班固、张衡这些前代名家，实在太可笑了。”陆机还写信给弟弟陆云，说：“有个无知狂徒想写《三都赋》，看来，写成以后，只配拿来盖我的酒坛子！”
十年过去了，雄浑、精湛的《三都赋》终于问世。但当时人们并未予以重视，传抄者寥寥无几，左思十分懊丧。他认为，这是由于作者官卑职小，人微言轻，于是，请来当世名儒皇甫谧加以品鉴。皇甫谧读罢文章，拍案叫绝，当即作了题序。这样一来，果真引起了文人、学士以至官场的注目，司空张华给予极高的评价，连那个傲慢自大的陆机看后也叹为观止。待到《三都赋》重新刊发时，举国轰动，到处都有人抄写，致使洛阳纸价为之飞涨。“洛阳纸贵”这个成语，就是这么产生的。
面对着这一切，左思感慨重重，特别是对世族文人把持文坛、压抑人才的黑暗现实，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了。为此，他写了许多引古喻今，指斥时弊，表达出身庶族、寒门的文士政治苦闷的诗篇，《咏史》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清代文学家姚莹曾为此写过一首七言绝句：“伧父当年笑左思，三都赋出竟雄奇。宁知陆海潘江外，别让临淄咏史诗。”这里的“陆海潘江”，指文学家陆机和潘岳，当时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说法。“临淄”，指左思，因为他是临淄人。意思是说，左思的《三都赋》和《咏史》诗所表现的旷世才华，压倒了陆机与潘岳。诗篇深刻讽刺了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和陆机等人凭借门第，对出身寒门的左思不屑一顾的可笑行径。
受左思《郁郁涧底松》一诗的影响，唐代诗人白居易也写过一首《涧底松》新乐府：“有松百尺大十围，生在涧底寒且卑。涧深山险人路绝，老死不逢工度之。……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君不见，沉沉海底生珊瑚，历历天上种白榆。”作者在自序中阐明诗的主旨：“念寒隽也。”寒隽，指的是出身社会下层而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他们想通过仕宦途径，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往往受到压抑与排挤，难以偿其夙愿。这首诗反映的正是这些人的苦闷心情。同左思的《咏史》诗一样，这首诗也是从“涧底松”写起，比喻智能之士没身草泽，不被知用；最后做出“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的结论，富有感染力与说服力。
出污泥而不染
酌贪泉诗
吴隐之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据《晋书·吴隐之传》记载，“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然地多瘴疫，人情惮焉。”当时，派到广州去当刺史的皆多贪赃黩货，官府衙门贿赂公行，贪渎成风。东晋安帝时，朝廷欲革除岭南弊政，便派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隐之既至，语其亲人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意思是，不见到可以引起贪欲的东西，就可以保持心地宁静。（而这里，奇珍异宝无数，只要弄走一筐，就可以享用几辈子。因此，）从京城到广州来，一过岭就会丧失廉洁的操守。于是，酌泉饮之，并即兴赋诗云云。
吴隐之的四句话和一首诗，内涵十分丰富，富有哲思理蕴，其中至少论及了三种关系：
一是环境与风气的关系。“越岭丧清”，到此即贪。古人有“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语），“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语）的说法，表明环境的重要。
二是欲望与操守的关系。老子有言：“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我无欲，而民自朴”。欲望原本是人的自然本能，它是一种双刃剑，应该加以分析，完全否定是不对的。这里说的不是要消除自然的本能，而是主张控制、消解贪欲的滋生与扩张。
三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吴隐之不同意那种“喝了贪泉水，人人都得贪”的论调。“一歃”，以口微吸也，极言其少；千金，极言钱财之多。两两相照，没有必然联系，关键在人，要看谁来喝。他说，我们不妨尝试一下，使令连天下与王位都不想要的伯夷、叔齐兄弟来饮，我相信，他们终究不会改变自己的初心与高尚情操的。
明人钱子义《贪泉》诗中，同样提出了质疑：“千金一歃岂其然？独酌无伤处默（吴隐之）贤。闻道黄金入眉坞，未应在处有贪泉？”诗中说，如果贪婪无度是由于饮了贪泉所致，那么，汉末的董卓疯狂聚敛财富，（在长安以西渭河北岸修筑了眉坞城，）难道他也是喝了贪泉的水不成？“独酌无伤处默贤”，说的是，贪与廉取决于人的资秉与精神境界的高下，同客观上是否饮用了贪泉并不相关。实践也证明了，吴隐之本人就曾喝过，他仍然廉洁自持，大节不亏。
吴隐之本传记载，他平时不沾酒肉，吃的只是蔬菜、干鱼；穿的仍是过去那些旧衣服。他还下令将前任官员使用过的豪华丝帐、帷幕，以及各种贵重饰物，统统撤除，一并收归国库。由于他整饬纲纪，以身作则，广州仕风大为改观。皇帝下诏嘉奖，赞扬他：“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飨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务啬，南域改观。”作为一位“出污泥而不染”的著名清官，名标青史。
此心自在悠然
饮酒（其五）
陶潜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的诗，我喜欢得要命，很久以来，就想写一篇关于这位超级诗人的随笔。可是，当我读到朱光潜先生《诗论》中第十三章《陶渊明》之后，就再也没有勇气动笔了，那种心理状态，正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朱先生的文章写得实在漂亮，它使我领悟到：状写诗人、文学家，应该富有鲜活生命的质感，“鸢飞鱼跃”、灵心迸发的天趣，“素以为绚兮”的隽美。从这个意义上，我倒觉得运用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的方法，从诗中找到生命的轨迹，多沾一点诗的灵气，可能是个有效的途径。于是，我就找出了陶渊明的诗集，从头到尾翻检一过，最后选中了组诗《饮酒》中的第五首。
诗人在这里展示了向往归复自然，追求悠然自在、不同流俗的完满的生命形态的内心世界，刻画了运用魏晋玄学“得意忘象”之说，领悟“真意”的思维过程，富含哲思理趣。我想通过解剖这首最能反映其思想、胸襟、情趣，也最为脍炙人口的五言代表作，以收取鼎尝一脔之效。
《晋书》本传中，将陶渊明归入“隐逸”一类。当是考虑到，他做官的时间很短，中间还丁忧（遭逢父母的丧事）两年，实际不过四年。前后二十余年，一直在家乡种地，过着“半耕半读”的悠然自在的生活。诗人归隐后，对社会时事颇多感慨，遂托酒寄言，直抒胸臆。《饮酒》组诗序云：“余闲居寡欢，兼比（加上近来）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这首五言诗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全诗十句，可做三层解读：
前四句为一层，诗人状写其摆脱尘俗烦扰后的感受，表现了鄙弃官场，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思想感情。宋代名儒朱熹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诗人愤世嫉俗，心志高洁，但他并没有逃避现实，与世隔绝，而是“结庐在人境”，过着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不同之处在于，能够做到无车马之喧嚣，保持沉寂虚静。
那么，请问这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曰：不过是寄情高旷，“心远地自偏”罢了。这里固然也有生活层面上的因素，对这熙熙攘攘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争名逐利的官场，采取疏远、隔绝的态度，自然门庭冷落、车马绝迹；但诗人的着眼点还是精神层面上的，内心对于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的社会生活轨道的脱离，对世俗价值观的否定，放弃权力、地位、财富、荣誉的世俗追求。境静源于心静，源于一种心灵之隐，也就是诗人所标举的“心远”。这个“远”，既是指空间距离，也是指时间距离，“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心若能“远”，即使身居闹市，亦不会为车马之喧哗、人事之纷扰所牵役，从而实现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这番道理，如果直接写出来，诗就变成论文了，诗人却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如盐在水，不着痕迹；平淡自然，浑然一体。难怪一向以“造语峻峭”著称的王安石，也慨然赞叹：“自有诗人以来，无此四句！”
中间四句为第二层，诗人状写其从田园生活与自然景色中所获得的诗性体悟，实际上是“心远地自偏”这种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的形象化表现与自然延伸。有了超迈常俗的精神境界，才会悠闲地在篱下采菊，抬头见山，一俯一仰，怡然自得。“悠然”二字用得很妙，说明诗人所见所感，非有意寻求，而是不期而遇。东坡居士有言：“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在这里，诗人、秋菊、南山、飞鸟，各得其乐，又融为一体，充满了天然自得之趣。情境合一，物我合一，人与自然合一，诗人好像完全融化在自然之中了，生命在那一刻达到了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
说到境界，我想到一位中学老师在讲解冯友兰先生《人生的境界》时的一段话。他举例说，有些坊间俗本把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印成“悠然望南山”，失去了诗人的原意。“望”是有意识的，而“见”是无意识的，自然地映入眼帘。用一个“望”字，人与自然之间成了欣赏与被欣赏的关系，人仿佛在自然之外，自然成了人观照的对象；而用一个“见”字，人与自然不是欣赏与被欣赏的关系，人在自然之中，与自然一体，我见南山悠然，料南山见我亦如此。与自然一体，也就与天地一体，与宇宙一体，是天地境界或者近于天地境界。一个“见”字，写出了人与自然，乃至于宇宙之间的一种和谐。联系到陶渊明的另外两句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种“返”，觉解程度是很高的，是那些真正的无觉解或者很少觉解的乡民所无法达到的。而这个“樊笼”，可能是指功利境界以至道德境界，陶潜已经越过了这个境界。
这位老师从遣词造句、细节刻画方面，对于陶诗作了细致的解析，看了很受启发。
就本诗的意蕴来说，尤见精微、深邃。当代学者王先霈指出：“陶渊明直接描写的是面对秋景的愉悦，而其实是表达自己对于‘道’的体悟，用诗的方式说出自己某一次体道的过程和心得。他所说的‘心远’，相当于《淮南子》讲的‘气志虚静’‘五藏定宁’，相当于《老子》说的‘守静笃’，是‘体’的心理上的前提。至于采菊、见南山、见飞鸟，那并不是观察，而是感应，从大自然的动和静中产生心灵感应。”
最后两句为第三层，是全诗的总结，讲诗人从中悟出的自然与人生的真谛。而这“真意”究竟是什么，是对大自然的返璞归真？是万物各得其所的自然法则？是对远古理想社会的追慕与向往？是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怡然自得的生活意趣？诗人并不挑明，留给读者去思考，在他，则“欲辨已忘言”了。实际的意思是说，这一种真谛乃是生命的活泼泼的感受，逻辑的语言不足以体现它的微妙处与整体性。这样，又把读者的思路引回形象、意象上。寄兴深长，托意高远，蕴理隽永，耐人咀嚼。
《晋书》本传中记载，他“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陶潜深受老庄思想影响，赞同“有生于无”“大音希声”“无声之中，独闻和焉”的哲学观念，认为“言不尽意”，应该“得意而忘言”。《庄子·齐物论》中说：“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氏名文，善于鼓琴。这段话按冯友兰先生的解释，是说：“无论多么大的管弦乐队，总不能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声音全奏出来，总有些声音被遗漏了。就奏出来的声音说，这是有所成；就被遗漏的声音说，这是有所亏。所以，一鼓琴就有成有亏，不鼓琴就无成无亏。作乐是要实现声音，可是，因为要实现声音，所以有些声音被遗漏了，不实现声音，声音倒是能全。”说到这里，冯先生还举出陶渊明屋里挂着无弦琴作为例证。
“心远”与“真意”，为全诗的眼目、灵魂与意旨所在，堪称全诗精神、意境、情调、理蕴的点睛之笔。清初诗评家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中指出：“‘心远’为一篇之骨，‘真意’为一篇之髓。”确是不刊之论。
现代著名诗人梁宗岱说过，哲学诗最难成功，这是“因为智慧底节奏，不容易捉住，一不留神便流为干燥无味的教训诗了。所以成功的哲学诗人不独在中国难得，即在西洋也极少见。”他认为，陶渊明也许是中国唯一十全成功的哲学诗人。
苏东坡认为：“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或问：又是饮酒，又是赏菊，又是鼓琴，那么，这位超群绝伦的大诗人是不是也读书呢？当然。他早就说了：“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他读的书很多，只不过方法有点特别：“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迹近于兴趣主义。
关于他的思想，朱先生在《陶渊明》一文中，作过精彩的分析：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的思想家或宗教信徒。他读各家的书，和各种人物接触，在于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像蜂儿采花酿蜜，把所吸收来的不同的东西融会成他的整个心灵”。不过，朱先生说，“假如说他有意要做哪一家，我相信他的儒家的倾向比较大”。对此，我却有点不同见解，倒是觉得他的同宗先贤晦庵先生（朱熹）所说的：“靖节（陶渊明）见趣多是老子”，“旨出于老庄”，或者陈寅恪先生所言：“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则宗天师也”，可能更切合实际。
由此，又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靖节先生从早年就疾病缠身，又兼嗜酒成性，长期身体衰弱，直到六十三岁死去（现代有的著名学者考证，享年为五十一二岁）。或问：既然他绝顶聪明，怎么就不知道珍惜自己的健康，那么拼命地喝酒呢？言下不无憾怨之意。看来，他并没有把生命与身后声名怎么放在心上，他说：“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他所秉持的生死观是：“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他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了就是死了，没有什么好说的；身体朽腐之后，与土地山陵化成一体，回归自然就是了。这种“一死生、齐彭殇”的观念，如果认祖归宗的话，与其说是“儒家的倾向”，毋宁说是《庄子》中话语的形象注解：“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者，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之徒，吾又何患！”
他还有这样几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说的是人归化于自然，无须在天国中求得永恒，但求能够自我超越与解脱，过着“情随万化遗”、委运任化、随遇而安的生活——此生自在悠然，此心自在悠然。
寒梅礼赞
梅花落
鲍照
中庭多杂树，偏为梅咨嗟。
“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
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
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
《梅花落》属汉乐府“横吹曲”。诗人沿用乐府旧题，创作了这首独辟蹊径、别具一格的杂言诗。
全诗采用托物言志、以树喻人的象征手法，说的是梅与杂树，实际上指的是两类不同的人——梅，喻志行高洁、孤直不屈的贤士，杂树则是象征与时俯仰、随波逐流的普通人群，指世间的“悠悠者流”。
诗的形式新奇，结构独特。开头两句领起全局，点出“偏为梅咨嗟”（赞叹）的主旨。后面六句，应用对比与对话形式，以杂树口吻设问，以诗人身份作答。问的是：庭院中有那么多的杂树，你为什么偏偏独赞梅花？答曰：因为梅花（“念其”）不畏严寒，能在霜雪之中开花，冷露之中结实；而你们杂树（“念尔”）只是在春风中摇曳多姿，春日里开花吐绿，有的虽然也能在霜中开花，但一当寒风乍起，便零落无余，终究缺乏耐寒的品质，所谓“寒暑在一时，繁华及春媚”（鲍照诗句）是也。
本诗的绝妙之处，是通过这种鲜明的表态，自然而然、不露痕迹地将诗人自己与寒梅糅合、融汇在一起。作为家世卑微的寒门子弟，鲍照虽有奇才却不获重用，处处受到膏粱子弟、豪门贵胄的挤压，其内心苦闷至极，于是，不平则鸣，通过诗文发出庶族寒士的抗争呼声，表达其对门阀社会的强烈不满。史载，年轻时，他曾谒见临川王刘义庆，但没有得到重视，便要献诗言志。有人劝阻说：“郎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他怒吼道：“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可闻者，岂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经过一番抗争，之后终得赏识。
本诗虽为咏物，但诗人之身世境遇、性格理想、志趣情怀全都熔铸其中。他所说的“英才沉没”“兰艾不辨”“与燕雀相随”，正可拿过来作本诗的确解。萧涤非先生有言：鲍照“位卑人微，才高气盛，生丁于昏乱之时，奔走乎死生之路，其自身经历，即为一悲壮激烈可歌可泣之绝好乐府题材，故所作最多，亦最工”。（《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全诗寓说理于具象之中，象征色彩浓郁，以托讽之辞，用事实说话，收取高下分明、褒贬立见之效。而言辞率直，直摅胸臆，感情浓烈，气势充沛，更予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其或五或七、短长间错的杂言句式，和“以‘花’字联上‘嗟’字成韵，以‘实’字联下‘日’字成韵”（沈德潜语）的分押韵脚，亦激扬顿挫，变化有致。
问得含蓄 答得模糊
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
陶弘景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这是一首十分有趣的答皇帝问的古诗。
皇帝为谁？历来说法不一。史载，齐高帝萧道成、齐武帝萧赜父子在位期间，陶弘景曾先后出任巴陵王、安成王、宜都王等诸王侍读和奉朝请等职，因不满于官场腐败，遂上表辞官，挂朝服于神武门，退隐江苏句容句曲山（茅山），潜心学道，绝意仕进。为此，有的学者认为，是齐高帝发布诏书，以“山中何所有”为题进行询问；也有的认定为齐武帝。经《陶弘景评传》作者钟国发考证、断定，“诏问”者乃齐明帝萧鸾。钟先生认为，明帝滥杀无辜，篡夺帝位后，把陶弘景当作方外之士的代表人物，想借重他的道法以获取神灵的保佑，曾请他祭祀名山，殷勤备至；发诏问他“山中何所有”，也是拉拢手法之一。但陶弘景却始终与其保持距离，答诗中利用询词的语意模糊，巧妙地加以周旋。
“山中何所有？”可以理解为，萧鸾问他：你那么执着地留恋着深山，那里面究竟有什么，值得你如此流连忘返呢？看得出来，颇不以其捐弃功名、归隐林泉为然，意在劝其改弦更张，出山入仕。诗人自然懂得个中底蕴，但他同样也隐约其词，跟着皇帝去打“哑巴禅”，只是平平淡淡地回答：“岭上多白云。”出语简淡，却蕴涵丰富而又深刻。——是的，此间诚然没有华堂广厦，没有锦衣玉食，没有世人所拼力追求的功名利禄，这里尽多的只是那飘摇游荡、自在活泼、逍遥适意的白云。
在这里，白云作为一种意象，它是心性高洁、超尘出世的人生境界的象征；同时，也是诗人自己“任性灵而真往，保无用以得闲”（陶弘景语）的隐喻。无论是作为一种精神境界，还是代表一种人生道路、价值取向，都是名利场中的人不能理解的，萧鸾自然也不例外。所以，诗人下面紧紧跟上一句：“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不堪持赠”云云，一语双关，既切合山中白云的流动形态——只能自己独自在那里观赏，却没办法采撷到手，送给对方；又隐晦地申明：这种自然之美对于身居庙堂之高，且又终日钻营奔竞、钩心斗角的人来说，无异于“夏虫语冰”。
同样也是以诗文作答，陶弘景还有一封写给友人谢微的信：“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阳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谢灵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清代学者许梿评曰：“得此一书，何谓（怎么能说）‘白云不堪持赠’？”
此诗此文，堪称双璧，都写得清灵自然，简淡高素，韵味隽永，难怪历代传诵不置。
自荐诗可以这样写
赠王桂阳
吴均
松生数寸时，遂为草所没。
未见笼云心，谁知负霜骨。
弱干可摧残，纤茎易陵忽。
何当数千尺，为君覆明月。
古人自荐，讲究身份。既有求于人，又不能露出自卑、自贱的寒乞相。因而，这类诗文不易着笔，但如果处置得好，往往十分出色。
既为自荐，当然要讲自己的特长，但如果说得露骨、说得过分了，予人以夸饰、吹嘘的印象，反而不好。吴均在这方面做得很得体，不亢不卑，恰到好处。就其社会意义来说，它反映出一种人生际遇，一种社会常见现象，可说是那些怀瑾握瑜的下层寒士在等级社会沉重压迫下的痛苦呻吟，也是慨乎其言的不平之鸣。
诗中不取正面自我标榜形式，通篇全用比体，托物志感。前四句说，小松初生不过数寸，遂为荒草淹没，冲霄之志无从展现，凌寒傲骨、坚贞品质更是无人知晓。借喻诗人沉沦下僚，不被器重，鸿图远志无从施展的窘况。五、六两句深入一步，状写小松目前遭摧残、受凌忽的困境，说明它亟待保护、扶持，含蓄委婉地透露出请能施加援手的求助意向。七、八两句说：一当幼松改善成长条件，即能顺利地长成参天大树。“为君”句，一箭双雕，用笔超妙，既申抒其笼云覆月、建立奇功伟业的抱负，又隐含不会忘记知遇之恩的深意。
诗题中之“王桂阳”，即桂阳郡太守王嵘。古时友朋交往特别是对待上级，不能直呼其名，有官职的往往以其职衔称呼，如三国时的刘备曾为豫州牧，为此，人称“刘豫州”；唐代韩朝宗任荆州长史，李白上书便以“韩荆州”称之。
鉴于“吴均体”的轰动效应，说不定二百三十年后，李白在写《与韩荆州书》时曾经受到它的启发和影响。李白与吴均所要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愿，自荐处，词调雄豪，不失本色。原本是干谒之作，却丝毫不现寒酸求乞的卑词媚态，而是充满了对自己才能的自信，读来颇有气盛言宜之感。一诗一文，异曲同工，各臻其妙。
其实，也不只是六朝时的吴均、唐代的李白，这类“潜人才”（特指人才尚未被发现与承认状态）遭受压抑、难以出头的现象，在按门阀取士、凭年资选官、靠恩荫供职的封建时代，可说是“司空见惯浑闲事”了。国内外人才学专家应用一个哲学概念，指出人才从“潜”到“显”的过程，亟须破除所谓“马太效应”。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借用《圣经·马太福音》中“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句话，来概括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对已有相当声誉的名家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尚未出名的“潜人才”，则百般刁难，轻易不肯承认。郑板桥曾刻过一方朱文印章，印文是“二十年前旧板桥”。原来，他年轻时虽然在诗、书、画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但是，因为没有名气和地位，作品无人问津。二十年后，中了进士，声名大震，时人竞相索求，门庭若市。他在感慨之余，刻了这方印章来讥讽世情，针砭时弊。
这种情况，在今天也还存在。人才在尚未崭露头角之时，是最需要支持、鼓励、拔擢与帮助的，可是，却常常无人注意；而一当取得了某些成果，在社会上出了名，又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采访、照相、编辞典、下聘书，包括一些庸俗的捧场和商业性的借光炫耀，弄得应接不暇，无法摆脱，产生了所谓的“名人之累”。这使人想起《聊斋志异》中那个胡四娘。最初，这个弱女子受尽了家人、亲友的冷遇和奚落；可是，一朝发迹，便声名鹊起，简直闹得沸反盈天：“申贺者，捉坐者，寒暄者，喧杂满屋。耳有听，听四娘；目有视，视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
当然，这绝不是说，对声名显赫的人才不该宣扬与关心。在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本文只是想提醒一下，爱才尤贵无名时。与其热衷于在人才荣显之后揄扬备至，优礼有加，干些“锦上添花”的事，何不“雪里送炭”，于幼芽掀石破土之际，伸出援手，多给一些实际的帮助呢！
孤雁伤怀
夜望单飞雁
萧纲
天霜河白夜星稀，一雁声嘶何处归？
早知半路应相失，不如从来本独飞。
孤雁，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常见的意象。庾信羁身异乡，忆念故国，以《秋夜望单飞雁》寄怀：“失群寒雁声可怜，夜半单飞在月边。无奈人心复有忆，今暝将渠俱不眠。”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流离颠沛，思念亲人，渴望骨肉团圆，亦有“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之句。而在他们之前的萧纲，选择孤雁作为寄意伤怀的意象，却是在写过了银河高耿，月明星稀，一声凄厉的雁叫划破了夜空的宁静之后，引申出富有哲思理蕴的内涵：“早知半路应相失，不如从来本独飞”——如果早知道半途中你会离我而去，留下我孤苦无依，形影相吊，那还不如我们从来就不认识，未曾结成伴侣，一直是单处独飞了。可谓结想奇特，生面别开，另辟新境。
这里有往日雁阵齐飞、伉俪情深的美好追忆，有失群后形单影只、伶仃孤苦、侘傺悒郁的伤心与绝望，更有对于命运的无可奈何的哀叹。表面上看，是诗人对于失群丧偶的孤雁的悲悯，实际上，乃是借助孤雁的悲鸣，表达对于现实人生中命途多舛、聚散无常、生离死别的感伤，揭橥一种人生的悖论——人们明明知道有合必有分，有聚必有散，明明知道离散后必然是无尽的痛苦与悲哀，明明知道最终的结局总是如此（“应相失”，体现了这种必然性），却还是不遗余力地去营造爱巢、结伴求偶、追求圆满。
作为咏物寄情诗，本诗突出的一点，是选取恰当合理的意象。在飞禽中，大雁被认为是最忠诚的。清人黄钧宰在《金壶七墨》中记述：“禽类中雁最义，生有定偶，丧其一，终不复匹。”选取这样一种意象，来寄托情感、意念，确实恰当得体。然后，“寄意于象”，“使情成休”，为情感找到一个客观对应物，借以抒怀、叙事、寄寓哲理。
再者，视角新颖独特，艺术表现力强。当代学者卢晓华指出，人们常把生离死别的丧偶者比做孤雁，这里却倒过来以人的感情来比况禽鸟，想象奇特，大有庄周深知游鱼之乐的味道。诗人成功地把雁情、人情交融为一，形象生动、鲜明，情调凄楚、哀婉，很有动人的力量。
萧纲虽为封建帝王，但文学界对他并不感到生疏。“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见《世说新语》）之说，人们耳熟能详；对其“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的文学主张，也时常引用。《梁书》本传中，说他“雅好题诗，自称有‘诗癖’”，但人们对他的作为流派的“宫体诗”并不感兴趣，倒是很欣赏他的这类紧贴生活实际、抒写人生感悟、反映生命体验的短诗。他还写过一首《春江曲》：“客行只念路，相争渡京口。谁知堤上人，拭泪空摇手？”行者心注前路，争着赶穿渡口；而送行人却“瞻望弗及，伫立以泣”（《诗经·邶风》），体察入微，至为真切感人。显现平常心之可贵，而真正的艺术境界，恰恰就在这里。
庾信平生最萧瑟
寄徐陵
庾信
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时。
莫待山阳路，空闻吹笛悲。
徐陵为南朝梁、陈间诗人、文学家，与庾信友善，两人在文学上齐名，并称“徐庾”。此诗写作当时，庾信正滞留西魏首都长安，徐陵仕陈，居于金陵。诗中深情地告诉老朋友：倘若是想念我，一定要趁我在世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到我死了以后，再像向秀那样，在山阳路上，闻笛声而感叹。
这里有个典故：《晋书》记载，嵇康、吕安被司马氏杀害之后，他们的好友向秀途经嵇康山阳旧宅时，闻“邻人有吹笛声，发声嘹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庾信诗中引用这个典故，有很深的寓意。其时，他羁身长安已二十余年，内心里无时不在思念故乡和故人。“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乡关。”（杜甫句）当他与南方人士进行音讯往来时，动辄涕泗交流，悲不能抑。除了这首《寄徐陵》，他还有一首《寄王琳》：“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此刻，他会很自然地以向秀、嵇康的“曩昔游宴之好”，比照自己往日与徐陵、王琳的安居宴处、热诚交往；当然，同时他也会由嵇、吕的惨死，想到自己和徐、王值此乱离之秋难以逆料的余生命运。
诗中蕴含着一条哲理，就是“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到无时想有时”。因此，即使无缘重逢，那么，鱼雁往还，也应趁着有生之年，从早从速，以免重新上演“空闻吹笛悲”的惨剧。后来的唐代诗人耿
（一作李端），就曾借用这个典故，写过一首感伤无尽的五绝：“旧友无由见，孤坟草欲长。月斜邻笛尽，车马出山阳。”
庾信为南北朝最后一位优秀作家。明·杨慎指出：“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清代学者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他的创作“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对《寄徐陵》一诗，钱锺书先生更是盛赞有加：“斗巧出奇，调谐对切，为五古之后劲，开五律之先路。”
作人难
饯别自解
乐昌公主
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
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难。
唐人孟棨《本事诗》中记载：
南朝陈后主妹妹乐昌公主，姿容妍丽，文采过人，自己做主，下嫁太子舍人徐德言为妻。当时朝政混乱，国势日微，随时有覆亡危险。德言对妻子说：“以你的才气容貌，一旦国亡，肯定会被掳入权贵豪门，我们的恩爱将成永诀。倘若情缘未断，还望有相见之日，应该有信物为凭。”公主听了，泪流满面，便从妆奁中拿出一面铜镜，德言将它摔破，两人各留一半，并与公主相约：“以后，每年正月十五那天，你都要差人在市上卖这半面镜子，如果我还活着，也要在这天前去找你。”
不久，陈朝就被隋军灭亡了，乐昌公主被掳入长安，成了隋朝重臣杨素的妃子，宠嬖殊厚。但公主郁郁寡欢，日夜思念德言。按照约定，每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她都私下安排老仆拿着珍藏在身边的半块铜镜沿街叫卖，要价极高，人皆笑之。已经丢官的德言，历尽艰辛赶到了京城，恰好这天在集市上，见到了卖镜的老仆，遂把自己保存的那一半拿出来一对，严丝合缝。一时悲喜交加，便在镜面上题写了一首五言诗：“镜与人俱去，镜归人未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
公主得诗，涕泣不食。杨素询知其故，深受感动，有意成全他们的情缘，当即派人找到德言，在府上设宴款待。席间，杨素便命公主作诗，公主推托不过，即席赋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亦作“信”）作人难。”在座的人无不感叹唏嘘。尔后，徐德言与乐昌公主回到了江南，白头终老。
一则诗话，演绎了一段凄苦的传奇人生，牵引出“破镜重圆”和“啼笑皆非”两个著名的成语故事；尤其让人为之动情的是乐昌公主用诗句表达的这番衷曲——今天，该是何等窘迫、尴尬（“迁次”）啊！面对着席间的旧官故夫和新官杨大人，百感交集，一言难尽，简直是哭也不得（不敢），笑也不得（不敢），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才真正体验到作人是多么难了。
全诗之警策，或曰哲思理蕴，就在“作人难”三字，耐人寻味，意韵深长。
借物传情
落叶
孔绍安
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客心。
翻飞未肯下，犹言惜故林。
清代学者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指出，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咏一物矣”。这首《落叶》诗，就正是把秋天特有的景物——落叶作为客体审美意象，借助比喻手法，表现诗人的游子之情，也就是诗中所说的一“惊”二“惜”的“客心”。
“客心惊”，这是历代诗人惯用的题旨。像杜甫的“客心惊暮序”，薛稷的“客心惊落木”，祖咏的“燕台一去客心惊”，陈克的“岁华销去客心惊”，多是从岁序奔流、人生苦短角度落墨；而早于他们的孔绍安，其所惊者却要复杂得多。除了由落叶想到季节变化，时光流逝；由落叶飘零想到自己的漂泊生涯，引发强烈的乡梦乡愁；还蕴含着怀念故国却又不便直言的深沉情感。“翻飞未肯下，犹言惜故林”两句，透露了个中消息。“翻飞”一词，形容诗人内心纷乱而又身不由己的情貌，既形象又贴切。
原来，孔绍安为陈朝的吏部尚书孔奂之子，作为达官子弟，自然会有家国之思。这种感慨，虽然与李煜的“梦里不知身是客”有异，但毕竟是改朝换代，难免会有“本朝沦陷，分从湮灭”（孔绍安语）的哀叹。论者认为，陈朝灭亡时，诗人不过十三岁，此诗开头用个“早”字，便给了读者以好景不长的暗示。
本诗的艺术表现力比较强，诗人通过拟人化和比喻手法，赋予自然景物（落叶）以人的情感、意向，再把自己的精神活动轨迹（“客心惊”），融入到这种载体中去。这样，由我及物，把诗人自己主观情感投射于独立存在的外物，审美意象便具有了移情性。
孔绍安还有一首咏石榴诗：“可惜庭中树，移根逐汉臣。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大意是：可怜庭院中的石榴树啊，你们跟随着汉臣张骞，被从西域移植到了中原。由于来到此间比其他花木为晚，所以，没能赶上春天，及早开放。这种表现手法，同《落叶》完全一样，都是以物拟人，都是借物抒怀，借题发挥，兴发于此而意归于彼。
诗题《咏石榴》前原有“侍宴”二字，说的是诗人由隋入唐之后，一次蒙召侍宴，席间，奉高祖李渊之命，以“石榴”为题，写成此诗。如果说，前诗的诗眼在于“客心惊”，那么，此诗的诗眼则是“来时晚”。这就涉及诗的本事——孔绍安和夏侯端都曾是隋朝的御史，后来李渊反隋称帝，夏侯端首先归顺，授秘书监，三品官，而孔绍安归唐晚了一些，只被授予内史舍人，刚及五品。孔绍安作此诗时，夏侯端恰巧也在场，所以，诗人便以石榴自喻，发出了“只为来时晚，开花不及春”的感慨。应该说，这是明显的发泄牢骚，甚至是伸手要官儿；但诗人转个弯子，委婉地陈情，就富于诗性了，不但未遭物议，反而被人广为传诵。
-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选辑了西周初到春秋末五百多年的诗歌，共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风》多为民间歌谣，本诗选自《秦风》。
- 刘邦（前247—前195），沛县（今属江苏）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后统一全国，建立汉朝，死后封汉高祖。
-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中国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作品题材广泛，五言居多。在诗歌史上，以其深刻的现实性和完美的艺术性，闪现着奇异的光彩。
- 曹操（155—220），字孟德。三国·魏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后进位丞相，封魏王。死后追尊为魏武帝，为“建安文学”代表性作家之一。
- 刘桢（？—217），三国·魏“建安七子”之一。性格傲岸倔强，五言诗风格遒劲，气势激昂。
- 曹植（192—232），曹操第三子，封陈王。诗的艺术水准很高，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建安文学”的成就与特色。
- 左思（250—305？），西晋著名文学家。出身寒微，不善交游，但博学能文，辞藻瑰丽。
- 吴隐之（？—415），曾任中书侍郎，为官清廉，《晋书》奉为良吏。
- 陶潜（365—427），字渊明，世称靖节先生。东晋伟大诗人。曾任江州祭酒、彭泽县令等职，因不满官场污浊，弃官归隐。陶诗思想、艺术成就甚高，风格平淡自然，韵味隽永。
- 鲍照（412—466），南朝宋著名诗人。因曾任临海王前军参军，故世称“鲍参军”。长于乐府，尤工七言。
- 陶弘景（452—536），号华阳隐居。文学家、道教思想家。一生经历南朝宋、齐、梁三代，挂冠隐居后，时称“山中宰相”。
- 吴均（469—520），南朝梁著名文学家。家世寒贱，好学有俊才，诗文自成一家，号为“吴均体”。
- 萧纲（503—551），文学家，南朝梁武帝萧衍第三子，继父位为简文帝。
- 庾信（513—581），字子山。年十五，任梁昭明太子萧统东宫讲读。梁元帝时，出使西魏，被留长安，从此流寓北方。曾任北周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世称“庾开府”。
- 孔绍安（577—约622），文学家。隋大业末为监察御史，入唐后任内史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