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宗梧赋论及其学术史意义

许结⁽¹⁾

摘　要：简宗梧先生是台湾当代著名的中国古典学术研究专家，他的赋论成就主要表现在四方面，即诠字辨音，为其语言学基础；考镜源流，为其历史视野；立赋大体，为其典律构建；征文考献，为其文本批评。他的赋论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简宗梧　赋论　学术史

一、绪论

简宗梧先生是台湾当代著名的中国古典学术研究专家，且是中国以“赋学”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观其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小学、经学与文学，其中尤以《左传》学与辞赋学为重镇，如果说他以小学为基础的经学研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则其以小学为基础的赋学研究却以更为卓著的成就及特色，成为当今辞赋研究的高标。我尝以为，赋作为一种文体，与诗不同，具有宏大书写与穷物极相的特征，故借用古人评论赋体的话语来概述辞赋创作的三重境界：“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南朝刘勰语），胸襟开阔，气象博大，此第一境；“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北朝魏收语），因才辨学，驾驭群文，此第二境；三是“多识博物，有可观采”（东汉班固语），广征博采，厚积薄发，此第三境。正因如此，习赋或不拘于文学一隅，论赋亦然，宜兼备更多学术内涵，因此，考量简先生的赋论，或可于学术史之发展与变迁抉发其价值与意义。

为说明问题，我们先看简先生的主要赋学成果：专书四部，分别是《司马相如扬雄及其赋之研究》、《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汉赋史论》、《赋与骈文》⁽²⁾，另有《文学的御花园——〈文选〉》一书⁽³⁾，亦与赋学关系紧密。论文分别是期刊论文与会议论文，其代表作如《司马相如赋篇用韵考》、《王褒辞赋用韵考》、《从汉到唐贵游活动的转型与赋体变化之考察》、《律赋在唐代“典律化”之考察》、《清人选唐律赋之考察》、《赋与隐语关系之考察》、《赋的可变基因与其突变——兼论赋体蜕变之分期》、《台湾登鸾降笔赋初探——以〈全台赋〉及其影像集为范围》、《司马光的赋观及其文学观的定位问题》、《俗赋与讲经变文关系之考察》、《两汉文章辞赋化之考察》、《唐文辞赋化之考察》、《魏晋六朝贵游文学活动与其赋之特色》、《先秦两汉赋与说唱文学关系之考察》、《赋与类书关系之考察》等⁽⁴⁾。由此可见，论者常用“考察”一词，且研究涉及考源察变诸端，领域又兼及语言学、文艺学与文化学等。同时，作为身处台湾的学者，简先生对两岸赋学和海外研究状况亦多关注，如发表于1995年的《近二十年大陆地区赋学研究评述》、发表于1998年的《1991—1995年中外赋学研究述评》⁽⁵⁾，既综会其成，又明辨研究要点。除此论述部分，简先生还致力于辞赋总集的编纂工作，如主编《全唐赋》与《全台赋》⁽⁶⁾。

简先生这些赋学成果如何契入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则有必要对近一个多世纪（20世纪初至今）赋学研究的特质作一回顾与反思。我曾对20世纪赋学研究的新成就提出五点走向，分别是“由依附转向独立”、“由功利转向学术”、“由社会学批评转向审美判断”、“由单一模式转向多元化”、“由对汉民族实用性文章的认知转向世界性的学术研究”。⁽⁷⁾而这些新成就的取得，又受制（或“得益”）于百年来学术研究的历史化、学科化与理论化。就历史化而言，百年间文学研究的最大特色在“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设立与研究，其优点在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文学的变迁与发展，辞赋作为重要的一环取得自身的位置⁽⁸⁾；而其问题则在“文学研究”的“史学化”，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文学”本身，甚至造成诸多文学研究论文成为历史考据学的附庸。就学科化而言，百年间学术研究的分科成为新教育体制与思想的一个重要走向，专业研究造就了专业人才，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问题则在学科的细化又造成兼才的缺失，甚至“语言”与“文学”也因两歧而扞格，这对“兼才学”的赋体之研究，其缺失也愈见明显。就理论化而言，百年间赋学脱离古代“献赋”、“考赋”的文化土壤，使赋体由“依附”政教、追逐“功名”而成为独立的学术，其义甚显，成绩亦多，然则脱离创作实践的理论又往往“捉襟见肘”、“隔靴搔痒”，回归文本，体味文本，又成为当今研究辞赋不可不思量的问题。

基于这些思考，简先生的赋论有几大着力点值得关注：首先是诠字辨音，既明辞赋之语言特质，又彰显其小学基础与学术背景；其次是考镜源流，以广远的历史视野考察文学与赋学，并择取汉、唐两代辞赋创作为重镇作深入而系统的探究；再者是明辨赋体，通过不同文类之关联的辨析，达致赋学典律的构建；继而是回归文本，对辞赋文学的本位批评，又与其理论的典律化思想辅成相应。综观上述几点，拙以为不仅于赋学研究有极大献益，其于学术史的意义也值得思考，故不揣浅陋，略献微忱，作些初步探析。

二、诠字辨音：语言基础与学术背景

进入20世纪以来，古典文学的研究面临一大挑战，即新学派主张以“语体”白话取代“文言”，从语言与修辞的根基上剔除古典文学（文言文）的历史“正统”性与时代“合理”性；在风格上以“通俗”取代“雅赡”，从文学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上剔除古典文学的生存价值；在功用上以“写实”的社会文学取代“藻饰”的宫廷文学，用“清简”的新体扬弃“繁缛”的旧体。这一变化虽然更多地体现于写作的层面，但对文学理论批评意识的改变和影响亦钜，如胡适《白话文学史》、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视“白话”、“俗”为中国文学主线或中轴的观念⁽⁹⁾，即为典型。于是，以语言学原理探究文学之法被置于两可之间，在新文学审美思潮冲击下的辞赋研究，以其“宫廷”、“贵游”性质被扬弃以致失落，归复其“文言”与“文字”的批评传统，几为绝响。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辨诗》中明确指出：“小学亡而赋不作。”⁽¹⁰⁾万曼《辞赋起源：从语言时代到文字时代的桥》一文通过对早期“用诗”与“口赋”的文学性记录的探寻，考论赋体的源起⁽¹¹⁾，虽或片言只语，或论焉未深，然凤毛麟角，弥足珍贵。纵观近百年来赋学研究，虽有少量以语言学论赋之作，如层冰《汉赋韵笺》、康金声《论汉赋的语言成就》等⁽¹²⁾，然均属专就赋之“韵”与“语”的具体探讨，缺乏本原意识以及方法论的意义。

缘此，运用语言学原理探究辞赋文学之法则，并视为研究之基础工作的，简先生的系列成果堪称首屈一指。在一篇文学史介绍性质的文章中，简先生明确提出赋起源于“不歌而诵”的韵语，而赋的性质与角色定位，也正经历了由“口诵”到“书面”的变化过程⁽¹³⁾。这正是简先生由语言观赋体的一贯主张。从语言的角度入手，一方面可由“赋”原本就是民间口艺即“口诵”特征来把握赋体艺术的本质，另一方面是由已形成文字的汉赋文本着眼，去考察作为语言艺术由“口诵”到“文字”的发展，这也是简先生更为着力检讨之处。综观他的几部赋学论著，如《司马相如扬雄及其赋之研究》之第三章《相如辞赋韵谱辨析》、第六章《扬雄辞赋韵谱辨析》，《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之第二篇《汉赋玮字源流考》，《汉赋史论》之《运用音韵辨辞赋真伪之商榷》等，皆为其采用语言学（音韵与文字）研究辞赋之范例。而在简先生以语言学论辞赋的相关研究中，又以两方面成就最为显著：一是赋韵问题。对此，简先生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

其一，对古代赋家用韵法则的探讨。如对汉赋的批评，简先生重点对西汉三大赋家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作品的用韵规律及方式作出具体而微的考述。这从简先生发表的《王褒辞赋用韵考》由“凡例”、“阴声韵”、“阳声韵”与“结语”（或“综述”）构篇⁽¹⁴⁾，已可见其以落实文本、细微考辨的论韵方式。再以司马相如辞赋用韵为例，简先生未公开发表的博士论文中《相如辞赋韵谱辨析》一章⁽¹⁵⁾，其中“阴声韵”分别辨析“之部”、“幽部”、“宵部”、“鱼部”、“歌部”、“支部”、“祭部”，“阳声韵”分别辨析“蒸部”、“冬部”、“东部”、“阳部”、“耕部”、“真部”、“元部”、“谈部”、“侵部”，“入声韵”分别辨析“职部”、“沃部”、“药部”“屋部”、“铎部”、“锡部”、“质部”、“月部”、“缉部”等，计26韵部，一一列述相如辞赋文句，予以校注、辨析。正是在此大量具体研究中，论者得出诸多值得关注的赋韵问题，如“阴声韵之幽宵鱼四部，为元音相近之一组，故多通押之例”、“阴声韵去声字，与相承之入声韵通押，此为蜀郡方音之特色”等。如果说汉赋还多用方音，到唐赋创作已是官韵的时代⁽¹⁶⁾，那么再看简先生对唐代赋韵的分析，就显然更多地关注偶对用韵之法，这其中内涵了由韵“部”向韵“法”的变移。如在《唐赋分韵联对初探》一文中，简先生通过对《全唐文》中赋篇的筛选，分别从四方面探讨唐赋的“分韵联对”：第一，赋例分析，尤以白居易赋为重点；第二，分韵联对之蠡测，分别考述就韵生句、韵密精工、长隔功夫及疏宕文气、刻意安排等；第三，分韵联对句式分类；第四，分韵联对之流衍。⁽¹⁷⁾由此分析，从而视唐赋中“分韵联对”为“长隔对”之延伸，复开“后世制义分股之法”的重要用韵现象及创作过程，这对铃木虎雄《赋史大要》中有关清赋股对的分析⁽¹⁸⁾，不无补充与进益。

其二，从考据学的眼光因韵辨伪，解释有关赋作年代诸问题。文学的研究，首先是文本的研究，辨明文本的真伪，是文学批评的前提。由于古籍流传日久，致伪原因甚多，故历代学者采用诸如考究目录、寻查征引、核定史实、勾稽语言等方法辨伪。就致伪而论，辞赋文本争议也多，如汉前宋玉《高唐》、《神女》，汉代司马相如《长门》、《美人》，扬雄《太玄》，班婕妤《捣素》，以及《西京杂记》所载录的“梁园宾客”诸文士赋，作者归属颇有争议⁽¹⁹⁾。就辨伪而论，上述诸法同样适应于辞赋研究，惟辞赋作为一种韵文形式，以音韵辨伪，却不失为重要方法，前贤如刘大白《宋玉赋辨伪》⁽²⁰⁾，有所尝试。然而，专注于音韵辨伪且开一门径，则为简先生赋学的重大开拓，这一点最突出地彰显于他的汉赋研究。在《汉赋史论》中，分别有《运用音韵辨辞赋真伪之商榷》、《〈美人赋〉辨证》、《〈长门赋〉辨证》、《〈高唐赋〉撰成时代之商榷》、《〈神女赋〉探究》诸章，既有此法则的宏观论述，又有其具体篇章的考证与辨伪。如《运用音韵辨辞赋真伪之商榷》文之开篇《现存辞赋充斥赝品真伪难辨》节中，简先生认为：“历来为辞赋辨伪，常缺乏科学的利器，不像古气候学者、人类学者及更新世地质学者，可采用放射碳测定法（carbon-14dating），作为强而有力的证据。”于是论者接着在《以音韵辨伪的优越性》一节文字中，列举“风格之品评”、“故实用典之考核”、“相关书籍引录资料检查”诸法外，得出“可以广泛运用得以寻求确证的辞赋辨伪方法，恐怕莫过于以音韵辩证”的结论⁽²¹⁾。鉴于刘大白以先秦音韵测定宋玉赋真伪的经验与失误，简先生在文中进一步提出了具有科学性的系统证音辨伪之法，即时代性、分析性与地域性。所谓时代性，就是明确一时代之韵部及用韵方法去核定其赋作，辨其真伪。所谓分析性，即论者认为刘大白《宋玉赋辨伪》采用的“抽样”方式的失误，而宜“全篇韵字的分析”，如他在《〈美人赋〉辨证》中逐次考察其押韵，以分析出符合时代用韵状况的结论。所谓地域性，简先生认为赋作辨伪“在研判时，不但要留心于各韵部分合的时间，更要注重其分分合合的地域性”⁽²²⁾。所以他在《〈长门赋〉辨证》文中详考了赋中“襜”“誾”押韵情况，因为此两字在汉代分属“谈”“真”二部，《广韵》则分属“盐”“真”二韵，而二者很少通押，于是遍查韵谱，发现王褒《四子讲德论》以“陈、贤、廉”为韵，扬雄《太玄》以“渊、签”为韵，同于相如赋之用韵方法，且三人皆隶属蜀郡，这既查考出西汉蜀地一通韵法，也可为《长门赋》系司马相如所作增一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