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遗民形象重塑的微观考察
——以姜埰为例
朱泽宝(1)
摘 要：清初对待遗民除笼络与压制外，对遗民形象的重新塑造也是其政策的重要一环。姜埰即是典型案例，从其子编辑的《姜贞毅先生挽章》中可具体窥知其身后形象的重塑过程。姜埰生前在诗集和自著年谱中极力建构故国孤臣的遗民形象。逝世后不久，民间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文人围绕如何评价姜埰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遗民们着重渲染其遗民形象，而认同清朝的文人则着力将姜埰塑造为忠孝典型。双方所持观点不同，切入的角度也大相径庭。清朝官方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先后以折槛谏臣和人伦师表的名义对姜埰建祠表彰，姜埰的身后形象在清朝由此定于一尊。在姜埰形象变迁的背后，呈现着民间舆论与政治权力的角逐，从此亦可见清初文学生态之一斑。
关键词：姜埰 《姜贞毅先生挽章》 明遗民 形象重塑
遗民在清初社会作为人数庞大又极具影响力的群体，以在野的姿态质疑着清朝的统治权威。笼络其人或禁毁其书，是清代对待遗民的常见态度。而清朝对遗民形象的改造却往往不大被人重视，即将反清文人通过某种方式重塑为巩固清朝统治的符号，其中的具体过程更少有人谈及。这种改造手段更为温和，且往往有民间力量的附和，影响也更为深远。这其中，姜埰堪称一个经典的案例，他身后多次被清朝官方建祠旌表，仪式之隆重在遗民群体中罕有其匹，就是在清朝官员中也极为罕见。姜埰（1607—1673），字如农，号敬亭山人，在明朝时少年中进士，以循吏之名得崇祯赏识，又因进谏险些丧命，被贬宣城。入清后拒绝与清朝政府有任何的合作，至死尚遵守崇祯遗命。在其死后不久，士林与官方围绕着如何评价姜埰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些各有侧重甚至针锋相对的品评都保存在其子姜安节、姜实节编纂的《姜贞毅先生挽章》（以下简称《挽章》）中。本文试图通过对姜埰《敬亭集》与《挽章》所收相关诗文的考述，考察姜埰在清初几十年间的形象变迁轨迹，审视其背后的博弈，再现各种政治立场对文人形象的塑造历程。
一、故国孤臣：姜埰形象的自我营造
考察姜埰影响在清初的重塑历程，必须首先清楚姜埰对其本人形象的自我定位。姜埰生前曾编订其诗文为《敬亭》《馎饦》二集，并有《自著年谱》纪其五十三岁前之事，卒后其子续修年谱，并将上述著作统编为《敬亭集》(2)。明遗民群体中少有自著年谱传世者，由此亦可见姜埰对其呈现给后世的形象的重视。该年谱于入清后系年只书甲子，不列年号，明白地表示其不奉清朝正朔的政治立场。对于其每年行实的勾勒，大多寥寥数语。惟于两件事描述较详。其一是历数入清最初几年颠沛数省之间的狼狈、苟全性命于刀锋之间的酸辛。其二则是竭力表现其与清朝不合作的立场，最典型的事例是佯病以拒山东巡抚的聘问和不以官司的缘故请托于当事官员。两件事详述本末，铺叙生动，活脱脱地展现出耿介自守的遗民形象。其他诸如组织遗民结社和编集殉难诸人事迹等活动，在谱中也都得到了呈现。相对而言，《自著年谱》比起《敬亭集》，因体例所限，在对于遗民复杂心态的表达上要大为逊色。《敬亭集》是最能反映其遗民心境的载体。敬亭本指宣州境内的敬亭山，姜埰以“敬亭”命集，其用意如黄周星所说“志所戍也”，借此表示其忠于故国的遗民身份。对于遗民们来说，咏诗作词是他们在江山沦亡后抒发愤懑郁积的最后情感寄托。诚如姜埰挚友归庄所言：“既而知无可奈何，则托之《风》、《骚》，寄之丝桐，宣其郁滞。”(3)姜埰在明朝灭亡后才开始写诗，当时其人流寓东南，满怀着故国沦亡的遗憾，隐于江湖，诗歌已然完全成为寄托其遗民情结的载体，其本人也特别刻意地在诗中树立其纯粹的遗民形象。其诗“大抵取法于柴桑、浣花，其志同，其调不觉其自同”。陶渊明与杜甫在长期的诗歌阐释史中分别被赋予了遗民和忠君的文化品格，在遗民诗界，学陶和学杜成为一时的时尚。姜埰诗中明确表明和陶的诗歌就有九首之多(4)，有明显陶、杜痕迹的诗歌就更多。对于遗民诗的题材类型，曾有学者做过细致的总结(5)，而这在姜埰的诗歌中表现的反倒并不明显。这与姜埰的特殊境遇有关。姜埰是崇祯钦点的少年进士，又被崇祯由知县直接拔擢至谏垣，后又触怒崇祯，受尽苦楚，险招杀身之祸。姜埰与崇祯之间的恩怨纠葛在明遗民中应找不到第二例，对于姜埰来说，其表明遗民身份最有力的方式就是申述其对崇祯的故君之思。《敬亭集》中追念“我皇”诗句不胜枚举，最集中的为《寓宣州马氏祠感旧追作》七首，追溯其壬午年（1642年）三月间受崇祯召见的荣遇，以极华丽浓重的笔墨铺写故君之英明、宫禁之森严、君臣相遇之融洽，这在遗民诗歌中是相当少见的。比起借山川节候抒发遗民之思，姜埰更多的是在与昔日旧交的唱和中枨触百端，其所交往多是前朝旧友和遗民同道，对故人思故国的诗句在其诗中不胜枚举，其遗民的感慨也在这类诗中得到最集中的表现。对周闇昭慨叹“妻子久同高隐志，干戈还剩老儒生”(6)，向徐晟陈说“故国孤臣涕泪哀”(7)等句都堪称其遗民生涯的写照。最能彰显其遗民心境的当是《追和刘总宪归兴诗》四首，刘总宪即刘宗周，姜埰入狱时曾竭力援救，入清后殉节。该诗前有长序，“抚今追曩”，在对刘宗周大加赞颂的同时，也是对自我心境的一个梳理。“吾儒学力平生系，亡国君臣一死留”、“孤臣死罪曾无恨，欲净尘氛释主忧”，都是姜埰在明亡后心境的真实剖白。
遗民形象的自我建构，往往在生日感怀、自题小像等自叙性文字中表达得更为直接而细密。《敬亭集》中现存生日感怀诗有《戊子生日叠韵》《丙申生日》《庚戌生日》三题，分别作于姜埰三十八岁、五十岁、六十四岁，每首写作日期相差十余年，基本上可以概括其三十年中的遗民心境。这三首诗歌忧国与思亲并重，都有意识地将当时的敏感话题——头发作为特写对象，从其中的略微差异可窥测姜埰近三十年来心态的变迁。戊子年，“节序惊心华发改”，对外在形象的改变不大适应，“可奈风尘四十年”，对故国沦亡的现实也心绪难平；到了丙申年，姜埰诗中已经不再有愤激的情绪，其人“白发萧萧五十年”，对现状早已接受，“避世欲从麋鹿伴”；庚戌年，姜埰已垂垂老矣，服从命运的安排，“霜雪盈头泪欲斑，天生磨蝎命多孱”，却依然心念故国，自称亡国孤臣。三首跨越将近三十年的生日感怀诗中，姜埰的心绪虽有所变动，但其遗民情结至死不衰。徐枋称赞姜埰“迟三十载而不变其操”，这三首诗就是最好的证明。姜埰最有名的画像是荷戈图，身着军袍，手执戈矛，这一形象本身就是在宣示着对崇祯遗命的遵守，在向世人昭告其遗民身份。姜埰以集唐诗的形式，作《自题荷戈小像》主要展露愧对先朝的遗憾和甘于隐逸以终的情怀。对比其他遗民如方文的《四壬子图》、魏禧《看竹图》等寄托才情逸趣的画像，姜埰荷戈图中的遗民意味显得更为强烈。
明遗民们以忠于故国相标榜，大多在交友方面尤为谨慎，乐于结交者也往往是那些同为遗民的文人志士，这点常在遗民的诗文中津津乐道，如方文所言，“到门无热客，列坐尽遗民”(8)，以交结遗民为荣。可明遗民们无论如何以故国遗臣自居，或缘私谊，或因生计，大多要与清朝官员有所接触。姜埰与宋琬、施闰章等清官有很深的交谊，但他在留下的著作中对这类人姓名绝口不提。这正是姜埰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遗民群体中也堪称特例。当他不得不提到与仕清官员的交往时，一律将官员的姓字隐没，而以籍贯代替，以树立其绝无瑕疵、纤尘不染的遗民形象。这在宋琬身上最为明显，姜埰集中的“同里友”多指宋琬，宋琬与姜埰为莱阳同乡，而明清之际莱阳名人辈出，后世仅凭“同里友”三字就很难坐实姜埰与宋琬的交往。宋琬诗词中明确记录与姜埰交游的倒有十余首之多(9)，《敬亭集》中却完全不提宋琬的名讳，其中仅有《雪中同里友以乡味见飨，相与论次古人篇什（二首）》可通过与宋琬诗歌的比对，可确认为因宋琬而作。此诗与宋琬的《和如农雪中见过》写于同年，且在韵脚、平仄以及寓意上完全合榫。姜埰在编刻本人诗集时，将此二首诗写作的缘起、事实完全隐没，无非就是因为宋琬已仕清朝，而他本人却要以遗民形象处世。其他如《赠合肥友（二首）》也是如此。此“合肥友”指龚鼎孳，查龚鼎孳诗集，有《如农将返真州，以诗见贻，和答二首》，可见这是二人的唱和之作，而且是作为前朝遗民的姜埰率先赠诗于新朝达官龚鼎孳。还有吴伟业，与姜埰为同榜进士，曾以一首长诗《东莱行》力赞姜埰直言抗疏的事迹，亦曾写过《过姜给事如农》记载二人的交往，姜埰在诗中提到他时，仅称其为“娄东友”。吴伟业死后，姜埰写了《哭友》诗二首，尽管情真意挚，却仍不提其名。类似这样以籍贯代称人名的情形还有曹溶，姜埰称其为“嘉禾友”(10)。事实上，如顾炎武、黄宗羲、钱澄之、归庄、魏禧等人的文集中保留着与清朝官员交往的诗文，毫不隐晦对方的名讳，姜埰却力图抹灭这种痕迹，不得不说姜埰对自身遗民形象的树立要更为严苛。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对于同为遗民的友人，姜埰则在诗集中大书其名，似深恐后人不知他们的交往。如归庄、魏禧、钱澄之，姜埰从不称他们为“昆山友”、“宁都友”、“桐城友”等，而呼为归玄恭、魏冰叔、钱饮光。对于谪戍地宣州的遗民沈寿民、吴肃公、沈泌等，姜埰不仅直述其名，还多次在诗中详述交游经过，甚至在诗题中细述双方交情深挚，长篇五言古诗《忽闻沈耕岩欲来吴门，颇不信其说，余适至江北，追绎之余，情见乎词》即是典型一例。对清朝官员姓字的隐没与对明遗民形迹不遗余力的彰显，其内在目的都是要塑造出纯粹的遗民形象。
纵观姜埰的自我定位，其诗中坚持着遗民的立场，对前朝满含眷恋，对新朝心怀不满，其行为略显狷介，但也还没达到直接反清的地步。顾炎武曾有诗曰：“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钓三江，终年守菰蒲。”(11)后两句所讥讽的未始不是姜埰式隐沦山野、无所作为的遗民。比起顾炎武、屈大均等始终奔走四方、伺机而起的遗民，姜埰的态度要更为温和，这也是其身后能得到清朝表彰的前提。
二、遗民情结与忠孝品格：姜埰身后的民间论争
康熙十二年，姜埰病逝于苏州，遗命将其葬于宣州，以示不忘崇祯贬戍之命，以全遗民之节，其子依命而行。姜氏祖茔俱在故乡莱阳，姜埰临终之命，无疑舍孝全忠的难能之举，堪称其遗民生涯最后的亮色。其灵柩由苏州出发之日恰逢民间祭祀张巡，在宣州落棺之时又值微震，当时士人皆以为忠义所致，纷纷传为美谈(12)。当时士人写诗作文称颂其事迹者极多，“天下士争摛句颂”（鲍泓语），姜埰之子姜安节、姜实节将这些诗词文章汇集付梓，命名曰《姜贞毅先生挽章》，共收录四百余人的作品。另外还有遗漏者，如朱鹤龄的《挽姜如农给谏》、曹溶的《挽姜如农二首》等都没被收录。对于《挽章》的编次，姜安节等称“赐诗随到随录，荒忽未及序次”，确属实情。所收之诗，其排列次序毫无章法，作者的年龄、籍贯、政治立场都没有成为排序的依据。不惟如此，同一作者的诗词散见各处，诗、词、文等文体错综分布。另外，全书以人系诗，而对诗题的处置也相当随便，有的保留原诗题目，有的将题目置于诗后，以小字标出，更多的则直接将诗题略去。《挽章》共收时人悼挽姜埰的诗、词、哀辞、墓志、祭文等近450篇，堪称规模宏大，其中所收诗文今天看来多有辑佚价值，如余怀的六首诗以及一篇诔文不为最新整理本的《余怀全集》所收。
尽管姜埰生前以遗民自居，但其身世之传奇，在清初数千名遗民中罕有其比。少年中第，任仪征知县达十余年之久，颇享循吏之名；调任谏官后，又敢言人所不敢言，直声动天下；入清后又以遗民自守，死后归葬崇祯贬戍之地。如黄周星所说“其为名进士，为廉循吏，为真谏官，殆其后为老兵，为敬亭山人，皆凄恻缠绵，各极其致”。哀悼姜埰的当时文人，既有与姜埰声气相通的遗民，也有仕清官吏、门人弟子和素未谋面的后学。由于所持立场不同，在追叙姜埰平生事迹时，大多是各取其中的一个阶段来概述其心目中的姜埰。即使有人作长诗或组诗详述姜埰自少及老的一生，也终究会有所侧重，不可能对其人生各阶段以同样的笔墨。各人笔下的侧重点都各有偏重，结果呈现出的姜埰形象多少都有流于单一化的倾向。正是这种各执一词的单一化评价，为我们考察姜埰形象在各派文人的笔下如何被改造与重塑提供了绝佳材料，从中可清楚地再现不同政治立场文人观念的歧异与交锋。各派文人分别根据自身的需要塑造出不同的姜埰。遗民们的笔下呈现的是幽愤、凄苦的遗民，而仕清者们塑造的是正气、刚直的忠臣。就其建构手法而言，遗民与非遗民亦多有不同，以下分别言之。
姜埰的遗民志节在当时的遗民社会被广为赞叹，徐枋很早就这样评价他：“天下之乱已十年矣，士之好气激、尚风义者初未尝不北首扼腕，流涕伤心也，而与时沉浮，浸淫岁月，骨鲠销于妻子之情，志概变于菀枯之计，不三四年，而向之处者出已过半矣，欲如先生卓然不污于时，十年如一日者，岂易言哉！”(13)至其逝世，姜埰已坚持遗民节操达三十年之久。所以遗民们最乐于描述的也就是姜埰的隐忍、凄清的遗民岁月，如余怀连作四首七言律诗，全都是写姜埰遗民生活的境况，仅有“我爱器之真铁汉”(14)一句可隐约令人想起其抗疏事迹。再如徐晟，魏禧赞其“执节守道三十年，日困于饥寒，不变其守。与人忠信笃厚，而别识甚精”(15)，也曾作三首七言律诗哀挽姜埰，也只有“当时折槛孤忠老”句指涉明朝往事。其他如杜濬、吴肃公、沈泌、徐崧、顾湄等人的诗歌在取材上莫不如此。而仕清者反而对姜埰在明朝为官的事迹最感兴趣，其冒死上疏弹劾奸相周延儒、触怒崇祯的壮举尤被津津乐道，“批鳞”、“抗疏”、“谏草”、“封章”、“折槛”等词被反复提到，难以历数。这里聊举几例，以窥其貌，如叶孔昭的“正直莱阳聿有声，淋漓抗疏岂沽名”、吴绮的“再生独记曾攀槛，九死难忘旧枕戈”、李念慈的“莱阳给谏比龙逢，九死批鳞忤相公”、孙蕙的“杖血曾闻溅汉庭，孤忠旅望海云青”等等，无不将姜埰塑造为直言敢谏的忠臣。应该来说，姜埰之所以在遗民社会中享有巨大名望，与其当年“折槛”“批鳞”的壮举紧密相关。如农本人对此也非常看重，曾将其苏州寓所艺圃的一座高楼命名为“谏草楼”，著名遗民黄周星、钱澄之都有诗题咏。故遗民们在追溯姜埰的一生中，总有人会提到此事，但其描写方式与仕清者也有很大的不同。如冒襄主要写崇祯之怒与姜埰受刑之惨，“北寺付拷掠，五毒备荼苦。拜杖阙廷下，赤棒下如雨。血肉纷狼藉，骸骨互撑拒”，最后再以彼度己：“余衰老江皋，结隐学农圃。半世惭苟全，后死敢接武。”描写角度的切换，情感上的起伏，都显示出声气相通的遗民特色。蔡方炳的诗则更有意味，其人为明末山西巡抚蔡懋德之子，入清不仕，在极力写姜埰进谏之忠与国亡之痛后，又写道：“有弟吴门共隐沦，白头往来说艰辛。开元遗事宣和恨，总向沧江付钓纶。真州江水石帆月，月比臣心有圆缺。千卷谁闻堕鵩尘，一朝已报啼鹃血。”如此描写姜埰的怅恨，更是非遗民所不能道。统而观之，就表现手法而言，清人是正面着笔，直接议论，而遗民侧重于事后追忆、侧面烘托。
姜埰在入清的三十年间，同众多遗民往来密切，相互所知甚深。比如魏禧就说：“世之能言公者，未必如禧之知公也。”(16)遗民们对姜埰的逝世尤其感到沉痛，“遗民故老，尤怀尽伤。痛故国之流风，悼哲人之斯萎。”在其身后，遗民们描写其形象时，其诗中融入了真实的感情，再现了大量姜埰生前的画面，呈现出的姜埰形象尤为动人、饱满和真实。余怀的诗堪称此类的典型，余怀与姜埰交好，其集中有多首诗词关于姜埰者，如《同姜如农雍辰生寓南宫清庆山房兼呈沈秋涧羽士四首》、《折槛行·为姜如农题像》、《水龙吟·寿姜如农黄门六十》等，《挽章》所收余怀诗文多达七篇，现列举一首如下：
伤心泪滴紫藤花，北寺黄门日影斜。江草飘零非故国，海云缥缈竟无家。齐州坟树啼秋鸟，吴市园林起暮鸦。千古人留千古恨，西风吹梦绕天涯。公移紫藤花作诗，予和之。
诗中融入的姜埰遗民生活的细节如种紫藤花等都是不大为外人所知者。其中故国之思、飘零之感、难平之恨以及种种痛苦、愤懑的情怀，借助凄清、晦涩的意象，历历如现于目前。而吴诚的“有时登高冈，引领遥望北。日落北风起，独立成痛哭”，徐思曾的“有时痛哭在高山，惊走渔樵相啧啧”，更有画面感，就宛如为姜埰作写生画。遗民诗中的姜埰形象是如此生动，心态刻画又是如此体察入微，除相交深厚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借祭悼姜埰之机抒泄自身的心绪。这一点在遗民的诗文中颇为常见，如徐开任，朱鹤龄评价他的诗是“实从深情至性激射而出，故能使读之者凄然忾然，流连往复，而不能自己”(17)，其悼念姜埰的诗“黄云不尽海天秋，夜夜孤臣血泪流。龙去鼎湖依旧主，鹤归华表望神州”，亦即在借他人酒杯，浇己之块垒。张谦宜的“泪尽不改亡国恨，时艰惟愿子孙贫”，亦可看作夫子自道。而徐崧的“此时思故老，能有几人存”，就直接抒发对遗民社会日渐凋零的感喟了。
如果说遗民们习惯于摹写作为遗民的姜埰的情感脉络，那么倾向于清朝者更喜欢对姜埰作道德判断。如果说遗民热衷于对姜埰在入清三十年的心态情感作微观扫描的话，清人习惯于在广阔的空间和辽远的时间中考察姜埰的历史意义，从这个角度塑造出的姜埰超越了忠于一朝一姓的遗民想象，被赋予了忠君爱国的普遍意义。在这样的语境中，清人的表达远不像遗民们那样的隐晦，他们更喜欢用诸如“纲常”、“正气”、“浩气”、“孤忠”、“贞魂”等词语来形容姜埰。王时敏的诗就可作为代表：“花县称循吏，梧垣表直臣。向知甘去国，今岂愿为民。贞白千秋史，纲常万古身。遗言堪堕泪，浩气入青云。”此诗褪去明清易代的时代背景，直接将姜埰塑造为一个忠君爱国、名垂千古的人伦典范。在稍晚于姜埰的后辈们的诗中，这样表述连篇累牍，且描述已近于程式化。如徐无能的诗：“痛留碧血葬江天，化鹤魂归路几千。正气一时悬日月，高风终古炳山川。抗章直欲同刘辅，敛手真无愧鲍宣。会见烝尝崇庙貌，青青史册藉公传。”这里呈现出的姜埰完全就是一个道德楷模形象，对于姜埰复杂而难言的情感则避而不谈。其他如吴与宽的“封章千载史书修，正气还为宇宙留”、王悦的“封章存浩气，拜杖壮彤庭”、吕师谦的“一腔热血瘗宣城，浩气氤氲万古生”、吴彦芳的“乾坤留直节，日月鉴孤忠”等皆是如此。从这些诗中，看不到姜埰亡国后的歌哭呼喊、郁积压抑等种种人的情感，取而代之的是作为概念化、符号化的存在。比起明遗民笔下的描述，姜埰的形象变得更为高大，却愈为扁平而单一。
文人总喜比附古时圣贤，以彰显逝者的价值。逝者的形象往往也通过其比附的古人形象而得以树立。上文提到，姜埰诗学陶渊明，在遗民们的笔下，姜埰也宛如陶的后身，沈泌说他“国破家亡后死身，编年甘作义熙民”，俞南史直接把陶的生活挪移到姜的身上，“杨柳犹存晋，桃花不向秦”。不过遗民们追念姜埰时，最喜欢援引的古人就是屈原，可谓极其契合。姜埰和屈原都是“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典型，国破家亡后拳拳之心依然不渝。将屈原的形象融入对姜埰的悼念中，就显得格外哀婉凄切，如朱锡瑄的“骨向首阳山顶葬，魂绕汨罗江上飞”、沈泌的“伤心万种抱烦冤，夫子孤忠类屈原”、吴肃公的“天高有恨凭谁问，地下无惭报所生。辟芷江离芬楚泽，丹心碧血耿江城”，都可作如是观。其他如张巡、苏武等也常是遗民们提到的人物，这里不烦赘述。如果说屈原、陶潜等明显地象征着遗民的孤忠的话，遗民们心中笔下的姜埰远不及此，或许是在史册中找不到合适的人物来比附，或许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所限，遗民们的诗中还常常以某些典型的意象如杜鹃、精卫等来概说姜埰的生平与情感。杜鹃啼血、精卫填海，其意蕴尽人皆知。高焕的“未填东海怜精卫，有泪南天拜杜鹃”、周易的“山鬼衔冤朝北极，杜鹃啼血绕南枝”、吴麒的“魂飞沧海成精卫，骨枕青丘化杜鹃”等诗句呈现出的姜埰形象就远非怀幽抱恨的遗民那么简单，是否也在提示着姜埰曾参加过反清复明的政治军事行动，如今已不得而知。对比孤忠的屈原、愤恨的精卫，清人们则更愿意用谢朓、梅福这类的人物来比拟姜埰，这完全是从姜埰外在的生平行踪来着眼立论。姜埰被贬戍并归葬于宣城，晚年隐于苏州，正好可用最有名的宣城诗人太守、吴门隐士(18)来比拟其生平。“生依梅福留吴市，死逐玄晖绕敬亭。”这种比拟过滤掉了姜埰的亡国之恨，取而代之的是忠孝与风雅并存的佳话。这样的比附有时还会带上李白，因李白也钟爱着敬亭山，魏卫的诗盛赞姜埰“凛凛天壤扶纲常，忠晓芳规昭后纪”，最后道“今古伤心道未殊，我欲投诗问谢李”。俨然引谢朓、李白为姜埰的同道。在这个意义上，姜埰、谢朓甚至李白等人都成了太平世界中的忠孝纲常风雅点缀。施闰章就说得明白：“谢公久逝杜韩死，敬亭嘉客能有几”，直接将姜埰纳入宣城地方名人的行列中，其意义等同于谢朓等风雅人物，而非作为遗民的旗帜。后来宣城生员申请崇祀姜埰的理由，也是基于此。“敬亭山麓旧有六贤公祠，六贤为谢公朓、李公白、韩公愈、晏公殊、范公仲淹、张公慎言。挹谢李之清风，相看不厌，景范韩之芳烛，踵事增华。”在这里，姜埰被纳入了宣城千年来诗人与循吏的谱系中，而其最看重的遗民身份正被淡忘。
遗民们所作的诗词是偏于情的抒发和宣泄，清人则是侧重于理的议论与判断。相较而言，遗民笔下的姜埰是血肉饱满的亡国遗老，清人塑造的姜埰是标准化、概念化的忠臣孝子。遗民们笔下姜埰的遗民气息更为浓厚，当然是出于同病相怜，虽然是在重申姜埰生前看重的遗民身份，却也多少有用力过猛之嫌疑。清朝的臣民们漠视姜埰的遗民情结，反而大力赞赏其谏臣与循吏的身份，也不是对姜埰形象的扭曲，在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中，宣扬姜埰身上的忠孝才是对他最高的褒扬。忠孝品格与遗民情结本不矛盾，突出前者并不意味着否定后者，反之亦然。正可以说由于忠孝品格造就了遗民情结，二者同样都是对姜埰的赞扬，而其身后的文人却因政治立场各执其一，对于另一点却似乎有意避而不谈。在这里，姜埰的两种形象在纠缠、碰撞甚至对立，不同的声音还能交织、争辩甚至争吵，也只能是清廷统治未稳的特殊时局下才有的奇观。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对全国统治的最后确立，如何评价姜埰，也只能有一种声音。
三、从折槛谏臣到人伦师表：姜埰形象的最终确立
无论是遗民们对姜埰孤忠幽怀的体察，还是清人们对其忠臣孝子形象的塑造，终究是私人化、民间式的表达，还没有上升到官方话语层次。虽然当时有人因姜埰的遗民身份，认为没有必要让清朝来表彰其节操，如唐瑀说“岂必易名干国典，士林清议重琳琅”，而《挽章》所收诗歌中已出现了呼吁以官方形式来表彰姜埰的声音。余楍就说：“怀才未易展，显扬应在兹。私谥属人情，恤赠当有期。”这至少说明在当时的清议中，姜埰的品行是符合朝廷的恤赠标准的。在姜埰身后七年前后，即康熙十九年（1680年），这一设想化为了现实。在这一年，姜埰的谪戍地与归葬地宁国府宣城县正式将姜埰纳入当地的名人崇祀体系。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江南宁国府、宣城县两学廪增附生员四十余人向当地学官上《明进士前徵仕郎礼科给事中建言谪戍宣州卫莱阳姜贞毅先生崇祀先贤祠公呈》，其依据主要是姜埰“国而忘家”，“自言臣罪丘山，益觉天王明圣”，希望通过祭祀姜埰达到“百代之纲常不坠”之目的。《公呈》递上不久，当地的学官、知县知府和江南学政等各级官府皆批准此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清朝官员在批文中对姜埰实际的描述和形象的呈现出乎意料地一致。宣城县学官说“跻谏垣而抗言执政，折殿槛而婴祸党人”，宁国府学官的批文则是“志存君国，常深未雨之防；疏劾权奸，甘蹈批鳞之险”。宣城知县：“疏抗乾坤之正，浩气常伸；心同日月之光，孤忠亘照。”宁国知府：“誓甘九死，犹存折槛之心。”江南学政的批文是“正气不磨，公道难泯”，虽较简略，但在信息的传达上同于前者。显而易见，在清朝的官方话语中，姜埰最主要亦最值得当朝纪念的身份是谏臣。这不仅与其逝世时遗民的解读、士林的议论不符，甚至与当地生员申请崇祀姜埰时对其身份的强调亦不一致。在官方的话语中，姜埰遗民、诗人的身份完全被忽略，循吏的身份被淡化，只剩下单一的折槛谏臣的形象。清朝在康熙十九年大张旗鼓地崇祀作为谏臣的姜埰，正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莫大的关系。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藩战火余烬未熄，康熙连下三份谕旨，皆是针对当时朝廷的言官风气。八月戊子，康熙谈及言官的职责：“自古设立台省、原系朝廷耳目之官，上之则匡过陈善，下之则激浊扬清，务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乃称厥职。近见直言谠论者，不过几人，徇私好名者，不可胜数。朕自临御以来、略知此情，每期言路诸臣，化其偏私，实陈得失，辅登上理。”八月己丑，痛斥当时言路风气，并以明末为镜鉴，“近阅奏章，亦有不思事之可否，但欲徒为更张，或粗识数字，即为大言，准之事理，殊属茫昧。如逞空言，无补实用，其谁不能。且明末一切事例，游移不定，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以致沦亡。此皆尔等所亲见，亦众所共知。”八月辛卯，提出其理想中的言官担当：“人臣为国，不择利害。有志之士，虽死不畏。”并说：“人臣事君、全在辨心术之公私。今尔诸臣之才、皆能料理政务、但徇私利己者多，公忠为国者少。若诸臣肯洗心涤虑，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和衷协恭，实尽职业，庶务何患不就理，国家何患不治平哉！”一个月内连发三道上谕谈到言官问题，康熙切切求言之心不可谓不重，其对当时言官存私心、逞空言的风气深恶痛绝，急切希望能有“公忠为国者”的出现。而姜埰当年冒死进谏的壮举，堪称“国而忘家”的典型，正是康熙心目中称职的言官。宣城士子闻风而请崇祀，各级官员迅速批复，应都是康熙整饬言路下的产物。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姜埰晚年流寓地苏州生员上书请建二姜先生祠，祭祀姜埰、姜垓兄弟，其理由为姜氏“一家有竞爽之奇，同时托忠贞之节”，且“吴会乃寓迹之区，同人切典型之慕，而祠宫未建，瞻溯无从”。可见兴建二姜祠堂的目的就在于敦仁砺俗，弘阐教化。此时官员的批文中对姜埰的评价与五年前的又有所差异，不局限于姜埰进谏一时，而将其上升为儒家典型，纷纷有诸如“一代儒宗，两间正气”、“忠侔金石，义凛冰霜”、“忠贞世笃，棠棣萼辉”等赞誉。江宁巡抚汤斌直接作出了这样的批示：“合行送匾以昭景行，上书‘人伦师表’四字。”“人伦师表”四字应是官方对当时士人形象的最高评价了，姜埰的形象由此不仅局限于君臣关系的范畴，而是作为当时士民修身立世的榜样。而汤斌之所以特别拈出姜埰之于“人伦”的意义，不仅缘于其理学家的身份，还与其肩负的特殊政治使命有关。就在这一年，康熙任命汤斌为江宁巡抚，临行前嘱曰：“朕以尔久侍讲筵，老成端谨，江苏为东南重地。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江苏风俗奢侈浮华，尔当加意化导。移风易俗，非旦夕之事，从容渐摩，使之改心易虑，当有成效。”(19)并特意交代：“为政莫先于正人心。”何为人心之正，汤斌《重修苏州府儒学碑记》中的一段话可看作解答：“故学者必先明义利之界，谨诚伪之关，则富贵贫贱之非道，不处、不去，必划然也。造次颠沛、生死祸福之间，不可移易者，必确然也。”姜埰的一生正是活脱脱地践行了这一主张，即拿“忠”这方面来说，当时人对他的评价就非常高，远不是其进谏一事所能概括。如归庄就曾将其与同时进谏的熊开元对比：“熊公每言及先朝，不能无恨；而先生绝无怨怼君父之心，国亡之后，犹不忘戍所，以敬亭为号，若曰：我宣州之老卒也。先生可谓厚也！”(20)由此，汤斌将姜埰树立为“人伦师表”，即是其在江南推行“正人心”的为政方略的第一环举措。另外，汤斌如此表彰姜埰，亦有现实的政治打算。姜埰直言进谏崇祯，被系狱三年，饱受毒楚，险些丧命，最后还被谪戍宣城。对比起崇祯“拒谏饰非”“残害忠良”的形象，康熙完全是一副求贤若渴的圣君姿态。而作为清朝重臣的汤斌大力表彰前明饱受冤屈的臣子，其宣示清朝统治合法性的用心昭然若揭。这一点，当时的许多人都看得分明。张贞的《虎丘二姜先生祠记》就说：“时当晦昧，虽圣贤不能自伸其道。迨年运而徃，事久论定，九首百足之徒，既化为飞尘余烬，而君子之道乃常伸于天下。若二姜先生之事，可见矣。”(21)在这样的叙述中，明末社会昏暗庸昧，到了清朝才变成是非正位的朗朗乾坤。本意作明朝忠臣遗民的姜埰，在这里却成了折射清朝代明的正当性的最佳人物。
从“正气不磨”到“人伦师表”，短短几年间，清朝官方对姜埰的身后评语，反映清朝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转变与定型。宣城士子借康熙提倡直言进谏之机为姜埰博得崇祀的资格，只是在清初阴晴不定的政治局势下的侥幸成功之举。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渐渐开始遮蔽和控制言路，康熙批判的言官不言的现象正得到朝廷的默认，明朝士人的议论朝政的风气也不复存在。(22)在这样的情境下，强调姜埰直言敢谏的形象已不合时宜。自此以往，姜埰作为“人伦师表”、忠义典型的形象定格在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上。与姜埰有关的物件，如故居、墓地、诗集、画卷甚至遗砚等都成为清人争相吟咏的对象，其旨趣也总是归于忠义之思。如刘开的《题鄂虚谷方伯所得明姜贞毅遗砚》“一时放逐泣孤忠，万古精诚留片石”(23)，就堪称清代中后期人对姜埰的典型印象。张埙的《题姜如农先生荷戈像》说得更加直白，“万古纲常三尺律，臣道妻道只从一”(24)，完全隐去了姜埰作此图时的原本心态。王昶《题艺圃图册后》侧重点出姜埰的忠义对士风的激励：“是以志节之士，流连爱慕，阅是图，当知为贞毅父子英爽所凭，使顽者廉、懦者立，阉然媚世者瑟缩而不敢逼视。如谓其绘画之工，池台竹树之胜，则非姜氏世宝是图之意矣。”(25)
余论
反观姜埰由遗民到谏臣再到“人伦师表”的形象塑造历程，其间有自我认定与群体评价的交锋、民间议论与国家话语的合力，最终通过政治权力将姜埰的形象定于一尊。无论是遗民，还是官方，或者认同清朝的普通士人，其对姜埰的评价都是片面的正确。姜埰式的遗民们在面对明末清初的大变局时，大多都有多重身份，遗民、战士、前朝大臣、考据学者、思想家，甚至幕僚、游士，等等。当时或后世对其品评甚至本人自我评价时，往往只选取其中一种身份而遮蔽其他，且根据实际需要，被选定的身份常常因时而变。越是声名显著的遗民，这种现象就越明显。正有赖于姜埰身后丰厚的材料，才得以将其形象更替的细节大体厘清。对于每一个明遗民来说，是何种力量在何时以何种契机推动着形象的转变，其过程同样值得细加考索。
晚清革命风潮激荡，种族思潮高涨时，清初遗民们再一次被革命者们发掘，翻刻遗民著作，吟咏遗民气节，成了一时风气，在这一片身份“还原”的热潮中，同样存在着有意无意的选择性遗忘。即如有学者所说：“明遗民可以沾溉后世，卓立千古，代表其精髓的思想、学术成就则被南社人忽视了。”(26)南社文人们对遗民的解读在同样的民族情结推动下，倒是与遗民最初的身份认定吻合，但也只能还原出遗民多重身份的一种。几乎在同一时空下，亡清遗老也开始对明遗民产生兴趣，而其对明遗民的评论，却是诸如纲常之类的老调重弹。无论是南社文人的高唱反清战歌，还是亡清遗老们的重弹纲常老调，其对明遗民的解读皆是片面性的误读。有意思的是，姜埰在清末表彰遗民的风潮中并不太受重视，或许正与其饱受冤屈后还恪遵君命有关，这种“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姿态，无疑与近代民主思潮格格不入。
(1) 作者简介：朱泽宝，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近代文学。
(2) 本文所称《敬亭集》皆指此种，非其生前编订的诗文子集。
(3) 归庄：《与侯彦舟》，《归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10页。
(4) 分别是《和陶停云》、《和陶时运》、《和陶荣木》、《用陶别殷晋安韵与董樵》、《用陶悲从弟韵哭亡弟坡》、《用陶挽歌辞哭左侍郎仲及》、《和陶乞食》、《和陶韵奉报杨户部》、《雍辰生自吴门二千里外，命季子和赴吾莱，来慰老亲，诗以谢之，和陶韵》。
(5) 李圣华《冷斋诗话》卷二：“遗民诗有定题，撮其大凡，一曰陵寝，为孝陵、十三陵、宋故陵；一曰御赐及宫中旧物，为书、琴、杯、画之属；一曰节候时日，为三月十九日、五月九日、除夕、正月四日、寒食、清明、午日、七夕、重九、至日；一曰山川景物，为秦淮河、钟山、天寿山、梅花岭、西台之属；一曰人物，为伯夷、叔齐、张留侯、苏子卿、杜少陵、陆放翁、文文山、谢皋羽、唐玉潜、龚圣予、谢叠山、郑所南、王炎午，及故明殉节之士。”见《冷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5—66页。
(6) 姜埰：《答周侍御闇昭》，《敬亭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7) 姜埰：《与徐秀才祯起用前韵》，《敬亭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页。
(8) 方文：《王元倬招同周苦虫顾宁人黄帅先宁山同吴素夫李三石雨中小集》，《方嵞山文集》，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211页。
(9) 宋琬集中提及姜埰者有诗《姜黄门卿墅以言事下诏狱，未几乃付司败，惊定赋此》、《己酉正月过姜如农东莱草堂》八首、《初春寓吴简姜如农给谏》二首、《和如农雪中见过》二首、《同姜如农访顾云美虎邱精舍》、《九日同姜如农王西樵程穆倩诸君登慧光阁饮于竹圃园分韵》、词《念奴娇·九日王西樵姜如农程穆倩王尔调家伯献登慧光阁》、《汉宫春·秋日同姜如农给谏散步城隅欧阳公集有真州东园记此其遗址也》，见马祖熙标校《安雅堂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0) 姜埰曾作《广陵遇嘉禾友感慨》，钱仲联先生曾分析道：“嘉禾友人指秀水曹溶，诗中之龚、曹，指龚鼎孳。曹在明崇祯时官御史，龚在崇祯时官兵部给事中，其时埰官礼科给事中，同有声台谏。娄东学士指吴伟业。三词伯皆降清，故末以庾信比之。诗有惋惜而无讥斥，见友情之深。”见《清诗纪事·明遗民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页。
(11) 顾炎武：《丈夫》，《顾亭林诗笺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44页。
(12) 当时亦有少数人对姜埰归葬宣州的行为颇有微词，王士祯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他评价道：“死不首邱，又不归骨先垄，顾远葬戍。所此则矫激好名之过，而害天性之恩。”见《带经堂集》卷八十一《蚕尾续文》九，康熙五十年程哲七略书堂刻本。但此种声音不占主流，王士祯本人亦曾作《挽姜贞毅先生》哀悼姜埰。
(13) 徐枋：《姜如农给谏画像序》，《居易堂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14) 以下所引清初人诗文章句，若不另出注，皆引自《姜贞毅先生挽章》。
(15) 魏禧：《徐祯起诗序》，《魏叔子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63页。
(16) 魏禧：《哭莱阳姜公昆山归君文》，《魏叔子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78页。
(17) 朱鹤龄：《愚谷诗集序》，《愚庵小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页。
(18) 按：以姜埰晚年隐居苏州的经历将其比作梅福，实与事实不符。梅福隐居地为江西吴门，非今日的苏州。清人以此比拟，或仅以其名同，而未论其实。
(19)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二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4页。
(20) 归庄：《敬亭山房记》，《归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页。
(21) 张贞：《虎丘二姜先生祠记》，《贞田集》（卷三），清康熙春岑阁刻本。
(22) 方苞曾说：“臣窃见本朝敬礼大臣，优恤庶官，远过于前明；而公卿大臣抗节效忠者，寥寥可数；士大夫之气习风声，则远不逮也。”可为例证。见《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32页。
(23) 刘开：《题鄂虚谷方伯所得明姜贞毅遗砚》，《刘孟涂集》前集七言古体卷三，清道光六年姚氏檗山草堂刻本。
(24) 张埙：《题姜如农先生荷戈像》，《竹叶庵文集》卷二十四诗二十四赐研斋集下，清乾隆五十一年刻本。
(25) 王昶：《题艺圃图册后》，《春融堂集》卷四十五跋，清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
(26) 孙之梅：《南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