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和谐与女性学研究的价值定位（代前言）
我们为什么要从事“关于女性”的研究呢？我以为，这是为了女性，也是为了男性，即为了女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进而达到两性平等和谐与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的。目的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理论体系的面貌。
举例而言，21世纪初，著名青年画家毕建勋创作完成了一幅长14米、高2.2米的14位“两弹一星”元勋肖像画“以身许国图”。他在谈到其创作体会时说过这样的话：“当以形式自身为目的时，一张画怎样画可以有一万种方式。当以画什么来限制怎么画的时候，一张画或许只有十种怎么画的方式。当为什么画与画什么共同限制怎么画之后，一张画或许只有几种方式选择的可能，乃至别无选择。”[1]
这个例子说明，人的任何一种行为方式，都与他的目的相关。艺术创作如此，学术理论研究也同样如此。
一、一体化研究的视角
女性学，顾名思义，即认识女性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它首先要揭示的就是女性是什么，即女性的质的规定性。女性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女性具有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与自身特征，即她在本质上具有与人类另一半——男性一致的“共性”，在其特征上又有不同于男性的“个性”。毋庸置疑，人类按正常的性征只能分为两类，人们往往倾向于独立地分别认识它们，并常常不可避免地强调其差异。当然，既然是两种性别，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不过，倘若只强调差异，那又很可能导致与真实情况、真实关系并不一致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进而会对人们关于两性的思考、对自身的认识及对另一性别的看法产生很大影响。[2]
因此，要真实认识女性，与其相对应的另一性——男性加以比较就是必不可少的了。这种比较是同中见异，异中寻同。舍弃对男性的关注，或者仅仅是把男性作为对立面或斗争的对象，结果将是与我们所要反对的男权主义话语相反的另一个霸权主义话语体系，避坑落井，胶柱鼓瑟。因此，从性别—社会性别角度去考察女性，是一个基本的视角，即从“人”切入，以“男性”为参照，对“女性”聚焦。
女性是作为“人”的女性，她的存在与发展是“人”的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基本形态；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构成之一，她参与了人的发展的全部历程。同时，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存在形态，她又具有区别于男性的自身发展规律。而“人”又是由具体的男人和女人构成的，男女两性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承认女性的存在是“人”的存在，并受男性存在的制约，并不意味着否定女性存在的特殊性，而正是要在考察女性与男性存在与发展同一性的同时，着力探寻女性存在与发展的特殊性，发现并揭示出女性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的生成过程及其特殊发展规律。这是女性学基本的考察方式和方法。
因此，女性学中的“女性”，是作为人类一半的整体的女性，是一般的女性或女性的一般，而不是某一个女性或某一群女性。这就是说，女性学中的“女性”，不是具有女性自然生理特征的单个个体的简单相加，也不是经济或政治地位相同的某一类女性，而是以其生命过程中经历“经期、孕期、生产哺乳期”所具有的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作为共同纽带所组成的女性集合体。女性学是要从宏观综合角度去认识女性，而不是从某一特定角度去探讨女性某一方面的特质和行为特征；女性学是把女性放在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去发现和揭示其行为的一般规律的，而不是分门别类地去认识其某一类行为发展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学研究的“女性”，是对各学科女性研究中的“女性”概念的综合提升，是对女性本体认识更集中、更系统、更具抽象性的理论概括。
也就是说，女性学要在一些共同关注的关键性命题中，融合各学科的认识，创造出新的概念、术语、假设和方法，建立特有的知识系统和一整套获取知识的普遍规则，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更加丰富的对学科对象解析认识的知识范畴。正是通过这种一体化研究视角，对作为“人”的“女人”，作为与男性共同存在又有其特殊性的“女性”的研究，才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的认识平台和认识的系统性。脱离“人”这样一个大的存在系统，脱离对这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男性的研究，任何孤立的关于女性的认识，看似是关于女性特性的，其实，系统质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与女性的真实本相已有不小的距离。
二、整体思路中的分层剖析
毋庸置疑，受经济地位、社会制度、民族文化、心理因素、传统习俗等诸方面的影响，即使同一历史时期，不同阶级阶层、不同种族地域、不同国度、不同性取向的女性，其生存状态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人类等级社会历史中，各个时期的女性存在状态都是“多元共生”的。
这就是说，女性生存进步，既有“自律”，也有“他律”，即除自己的特殊性外，还受人类社会演变规律的制约。这两个规律在本质上是对立统一的，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因此，女性学对女性存在状态的研究，既要注重对女性本体内在要素的探讨，从生理、心理到意识、情感，再到存在与发展，以做出独特的揭示，又要把这些要素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阶级、种族、地域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来加以解析。同时，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无论何种女性的存在状态，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
在人类等级社会结构中，女性确乎没有一致的社会身份。阶级、种族、地域的差异，使不同女性处于不同的生存境况中，她们的自由与发展面临着不尽相同的问题，故用某一群体来代表全体女性是不科学的。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欧美国家的黑人女性、第三世界的有色女性，曾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倡导的全世界妇女的“姐妹情”（sisterhood）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她们认为，分布在不同国度、不同地域、不同阶级和不同种族的女性是千差万别的，她们的经验、经历、利益与愿望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这一概念有过于概括化的倾向”[3]。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学者拉·提·墨罕提（Chandra T.Mchanty）有一句名言：“除了姐妹情之外，仍然存在着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4]而这些问题，是她们与那个社会的男性共同面临的问题，单靠女性本身无法根本解决。正是女性存在的这种差异性和分层性，凸显了一定社会中女性与男性的相互依存关系。
不过，像“后现代女性主义”那样，进一步把差异性推向极致，几乎否定女性有共同的本质和特征，用差异性否定女性的同一性的做法，也是偏颇的。由于女性具有共同的生理特征，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相同或相似的社会角色，在某些特定的层面上，却也面临着共同或相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因此，从这一视角看，女性是个具有特殊需求和特殊利益的群体。通过探寻历史的变动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类已有的社会转型中，整体的女性——无论其阶级、种族和地域有多大差异，其存在状态往往比同一类别的男性更容易受到冲击。而在人类社会快速发展之时，任何阶级、种族和地域的女性，其存在状态的改变，又常常滞后于同一类别的男性。如果用螺旋式上升来形容整个人类存在状态变化的话，那么，女性的变化图像往往与每一个螺旋的旋底接轨，而难以与旋峰相连。
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女性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某一群体女性，而是以全体女性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旨归。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莫洛迦和安扎尔朵（Cherrie Moraga and Gloria Anzaldua）曾在《这座桥是我的背：激进有色人种妇女的作品》一书中强调：“女权主义是使所有妇女获得自由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任何低于这个目标的就不是女权主义，而不过是女性的自大。”
所以，女性学研究既不能采取一种普遍主义的态度，以一般性、共同性代替差异性、个体性，也不能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只要有了对女性整体性的关注，就有了对抗和纠偏男权霸权的阵地，有了两性和谐与社会健康发展的预设前提；只要有了对种族、阶级中与男性休戚与共的具体存在的女性的真切关怀，就有了女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质性解放，因为女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根本取决于社会的进步，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改善，其实现途径只能是男女两性团结一致，共同进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否则，女性解放面对的将是一个像空气一样存在的大而虚空的“敌人”，女性学研究也将难以为实现女性的真正解放和全面发展服务。
女性不是一个均质化的整体，内部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她们活生生的真实存在。但是，一个显著的表象不容忽视，亦即只要性别作为一个变量参与定位，女性作为一极，就会在某一特定的层面上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就是说，不同定位点上的女性，其自身的解放与自由发展虽然面临不同的问题，但在男性中心的社会性别制度中，均存在一个与同一类别男性一起平等的解放、自由与发展的问题。
法国女权主义者费罗拉·特里斯，在所著的《工人联合》一书中曾指出：连一个最受压迫的男人也可以压迫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无产者的无产者。的确，现代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即使她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仍然感到并没有与同阶级同种族的男性平等地占有资源、平等地享有机会、责任和权力。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公有制的经济关系中，女性与男性一样，享有对一定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基本经济地位在男女中没有本质区别。然而，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各个层面，实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因此，为了全人类整体女性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阐释等级制的社会性别秩序的结构、形成机理、运行机制、再生产的权力关系及其制度化的意识形态，进而找到逐步消除社会性别等级制的途径，建立社会性别分析模式，就成为女性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阶级、性别、种族“三维”互动，制约着女性的存在与发展，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等级结构。某一个女性或某一群女性，在某一特定时期，“三维”中的“一维”是其主要制约力量。而对于女性整体而言，性别等级秩序是其共同面临的发展障碍。也就是说，在性别这一维度中，千差万别的女性存在相同或相似的身份定位，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发展需求。因此，可以说“三维”模式既揭示了女性群体中差异性的构建，又确立了女性群体一体化的视角，它对各种女性与女性问题具有普遍的阐释和解说能力。
三、研究空间的必要拓展
尽管对于女性的歧视与压抑是历史进程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一种现象性存在，但女性的解放、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男性的参与。这可以从近现代以来中国妇女解放的独特历史进程来考察。在中国，最早倡导“解放妇女”的是男性，男性不仅参与到妇女解放的队伍中，而且承担了一定的领导者与指导者的角色。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男性中的先进分子曾通过各式各样的形式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观念。随着民族解放和振兴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在实践中为妇女解放发展提供了各种帮助和引导。
从整体上说，近现代以来，中国这种男性参与并扶助女性解放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当代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性别关系，也形成了中国性别文化的本土风格。可以说，现代以来，中国的妇女解放与全体中国人民的解放基本上是同步的，它构成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妇女解放运动身处中国社会变革之中，所以，它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广泛的社会成果。
可见，中国的妇女解放和性别文化建设与整个中国社会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互相包容、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在这片沃土中发生和发展的中国女性学，自然有着独特的视阈和空间，寻求有别于其他国度女性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它特有的历史使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来的科学命题。正确认识、阐释和处理男女平等、发展与和谐的关系，成为女性学界的现实课题。我认为，包括男女两性在内的人类的和谐，是以平等为前提的，离开了平等、公平和正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我们主张的男女和谐关系，是两性均为独立的社会主体，相互尊重、互助友爱、协调发展、共同进步的关系。这种和谐关系的建立，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它不仅是对受压抑女性的解放，也是对男性所受束缚的消解。因为，传统的性别结构、性别分工和性别行为规范，阻碍着女性的多样发展，也制约着男性的自由发展和身心健康。我们主张的男女平等，不是要求男女绝对均等，而是在承认和尊重两性生理差异的基础上，既不用一方的价值尺度和行为方式去要求另一方，也不因生理差异而排斥、歧视或剥夺任何一方应有的权益和地位。我们追求的性别和谐，不能以压抑女性发展来支持男性发展，也不能以牺牲男性利益来换取女性的发展，而是要以男女两性平等地占有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社会发展为前提，达到两性协调发展、进而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在现实中，女性的价值选择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女性学研究要真正实现对女性的关注，还必须拓展学科空间，将关怀的目光也同时投向男性世界，并将其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毫无疑问，女性与男性是一个事物的不可分割的两面和两极。他们彼此的特性和变化规律，都是在相互的关系中形成的，离开了一方去说明另一方是困难的。可以这样说，在女性理想的自我塑造中，在女性的角色选择和价值理想中，男性始终构成其不可缺少的支柱和维度。况且，男性的生存状态如何，男性文化的成分怎样，直接决定着女性理想角色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关注男性，是有利于开阔女性学研究的视界的。
同时，男性的生存现实也呼唤我们扩大女性学研究的视野，以一种开放的同胞胸怀来关注男性，这不仅在策略上可以吸引男性对女性解放与发展的支持，而且，寻求建设健康的男性文化本身，也是女性解放运动的一个有机课题。而这正是目前的中外女性学研究所忽略的一个方面。
总之，无论是探究女性的特殊性质，还是寻求女性的全面发展，中国女性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应是两性的和谐发展，以此建构起自己的价值理念，开拓出独有的研究视阈，从而不断拓展女性可持续发展的广阔空间。
（本文原载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亚洲研究》第52期）
[1] 毕建勋：《为什么画与画什么和怎么画——“以身许国图”创作点滴》，载《以身许国图》，辽宁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2] 苏彦捷：《女性的特质与特征》，见《女性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3] 伊丽莎白·福克斯·吉纳维斯：《个人的不够政治化》，《马克思主义观点》1979—1980年冬季刊，第94—113页。转引自《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5页。
[4] 周蕾：《在其他国家中的暴力：把中国看作危机，奇观和妇女》，见墨罕提等编辑《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第92页，转引自《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