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圣地亚哥古堡
（2011年6月）
世界上不少名胜古迹，大多同名人逸事有着关联，这才有历史的沧桑感，才能让游客感受文化底蕴并为之流连忘返。2011年6月间的菲律宾圣地亚哥古堡（Fort Santiago）一游，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菲律宾的历史变迁，品味到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黎刹雕像背后是纪念馆
6月20日，从北京飞往马尼拉。当晚，主人接待我们到一个颇为不错的自助餐厅用餐，冰冷的芒果冻、新鲜的生鱼片，都是平日的最爱。或许，水土不服，再加上洗澡水冰冷，随即肚子就发出抗议，感冒也来了。22日，也就是临别菲律宾的前一天，主人安排我们参观圣地亚哥古堡。我原本想独自在家休息，但陈先生等乡侨到酒店前来探望，并盛情邀我在落日大道边上的中餐馆吃了早茶，并劝说来一趟不容易，应该去黎刹纪念馆看看：“这位菲律宾人的国父，祖上还是我们晋江人哩。”
恭敬不如从命。在放下手头生意的陈先生的导引下，我们来到这个菲律宾最负盛名的古迹——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圣地亚哥古城堡，现在也是黎刹纪念馆的所在地。
说是古堡，确实名不虚传。从停车场下来，走过一条石径，旁边是石头砌就的护栏，底下是条护城河。潺潺流水，淌过多少时光，淌过多少菲律宾人的屈辱与荣光、眼泪与欢欣。
要进入古城堡，首先要通过一个拱形的门楼，门墙上还有葡萄牙人的雕刻，高出城墙的部分还有一个三角形的顶部，门楼两旁同样是用石头、砖头建造的城墙，经历数百年岁月淘洗，有的砖头已经剥落、丢失。陈先生告诉我，这个城堡是古代的皇城，公元1590年西班牙总督圣地亚哥将原本用木栅栏围成的城寨改建成石城堡。
诗人斗士黎刹其人其事
步入古城堡，真是别有洞天。园区内古树参天，既有热带的棕榈树，也有菲律宾特有的树种，园区中央竖立了一尊黎刹的铜像，基座是用石头垒成的，铜像正对着我们进来的门楼。据说铜像与黎刹真人高度相一致。铜像的背后，是黎刹纪念馆。
能在这一最具历史感的古城堡竖立铜像，意味着在菲律宾人心目中，黎刹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黎刹曾被关在这座古城堡内一座两层的小楼里，并从这里被押赴刑场行刑处决。菲律宾共和国成立后，这里辟为黎刹纪念馆。
在这座纪念馆中，我们看到了不少黎刹的遗物，我的印象中，这里有他生前的衣服、书籍、手稿、手杖以及描绘他就义前情景的巨幅油画等，此外，还有他的绝命诗《最后书怀》（又译为《永别了，我的祖国》、《我最后的诀别》等）写在楼里的一面墙上。一个穿着黑衣的菲律宾人无精打采地坐在纪念馆的一隅，等待着游客购买一些有关黎刹的介绍资料，其中他的绝命诗用一张白纸翻译成七言诗。我本来想找那人要一份，他用手指指装钱的盒子，意思是要钱的。后来，我的同乡陈先生拿出一张菲币给他，才换来这首密密麻麻印在纸上的中文译诗。
从纪念馆里的资料和陈先生的介绍中，我得知，黎刹公元1861年6月19日生于内湖省卡兴巴镇，其祖籍为福建晋江上郭村。其高祖父柯南戈（Domingolam—Co）于公元1662年（即清康熙元年）出生在上郭，在早年移居菲律宾，至黎刹已是第四代。
黎刹自幼聪慧，精通菲律宾以及西班牙等多国文字。公元1875年，他就获取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入圣道顿马士皇家教会大学，攻读哲学，兼学美术，后因母亲患眼疾，遂改读医科。18岁写出《给菲律宾青年》这首鼓舞人心的爱国诗篇，获全国诗歌比赛一等奖，被誉为菲律宾青年诗人，也因此受到西班牙殖民当局的迫害。21岁，他远赴欧洲留学，三年后，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在大学里执教，被欧洲学术界视为颇有成就的学者。
多才多艺的黎刹，既当医生，又是诗人、作家，并长期关注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对菲律宾人民的歧视和压迫。公元1887年他在欧洲执教，期间用西班牙文创作《社会毒瘤》和续篇《起义者》，号召菲律宾人民开展反对殖民统治的武装革命斗争。
公元1892年6月，刚过而立之年的黎刹回到菲律宾，创建菲律宾联盟，并亲自撰写联盟章程，投身于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洪流中。同年7月7日，黎刹被捕流放到遥远荒僻的棉兰老岛。公元1896年，他被押回马尼拉，囚禁在圣地亚哥古堡监狱内，殖民当局决定以“非法结社和文字煽动叛乱”的罪名将其处死。
斗士黎刹的壮举和不屈精神已然感人，再有佳人的元素掺入，使得黎刹的壮烈就义更有传奇色彩。据说，当年黎刹曾为一位爱尔兰姑娘约瑟芬·布蕾肯治愈了眼疾，这位姑娘被他的善良和才华所打动，以身相许。后来，黎刹被囚禁在古堡监狱内，约瑟芬·布蕾肯几乎每天都来城堡外，争取能见他一面。
黎刹绝命诗碑文 翁阳摄
黎刹纪念馆壁画 翁阳摄
就在黎刹行刑前，殖民当局答应了这位爱尔兰姑娘的请求，在古堡的草地上，黎刹和布蕾肯举行了他们刑场上的婚礼。公元1896年12月30日，黎刹被押赴刑场，就地枪决，时年仅35岁。而在他慷慨就义后两年，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也宣告终结。
《最后书怀》译本多多
值得一提的是，黎刹在圣地亚哥古堡牢狱中写下的《最后书怀》，能够与读者见面也曲折动人。在临刑前一天，黎刹把这首抒情长诗藏在酒精灯里，交给前来探监的妹妹特莉妮达带出监狱，再由黎刹的妻子布蕾肯带到中国香港，并最终于1897年1月公之于众。诗歌发表后，在菲律宾乃至全世界都得到很大的反响，包括菲律宾本地语言在内的全部版本则多达179种。显然，这种统计应该也可能存在疏漏。
但由此也可以看出，黎刹的绝命诗的文学性以及诗中洋溢的着呼唤自由、反抗殖民统治的精神，还是备受热爱自由、崇尚正义的人们所推崇和喜爱。中国的文化巨人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就接触到梁启超翻译的题为《墓中呼声》的绝命诗，译文精到凝练，极富感染力：
方见天际破晓，我即与世长辞，
朦胧夜色已尽，光明白日将至；
若是天色黯淡，有我鲜血在此；
任凭祖国需要，倾注又何足惜；
洒落一片殷红，初升曙光染赤。
黎刹的诗、梁任公的翻译，激励了许多像鲁迅这样的志士仁人，精神与黎刹相通，愿为祖国独立自由，不惜血荐轩辕。印象中，曾在菲律宾参加抗日活动的诗人林林也翻译了这首诗。
在写这篇随笔的时候，我曾找来在纪念馆买的《黎刹绝命诗·我的最后的诀别》译诗，同梁任公翻译的那段作对比，这位署名“Juan”的译者是这样翻译的：
刚看到天际破晓，我即将与世长辞。
透过朦胧的夜色，光明的白日将至。
如感到天色黯淡，有我的鲜血在此。
只要是祖国需要，倾注有什么可惜。
洒落一片片殷红，把初升曙光染赤。
可以说，这段译诗，同梁启超的翻译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由六字改为七字。在长达14章140行的绝命诗中，黎刹是这样收尾的：
别了父老兄弟们，我生活中的人儿，
我那破灭的家园，童年无猜的伴侣。
感谢让我终脱离，一生的力竭精疲。
别了可爱异邦人，我的友人和欢乐，
别了亲爱的一切，死就是永远安息。
可以说，黎刹是把他的歌声、叹气、信仰、哀愁中的哀愁、渴望自由的心迹，毫不保留地奉献给自己的祖国。他走得心安，走得从容。
历史现实交织的迷思
在黎刹纪念馆后面，还有一处水牢遗址，同样值得一看。这是一个建在炮台下方的地窖，底下和两面墙壁由长条石头建造，在烈日的暴晒下，水牢已经干枯。但陈先生告诉我们，在菲律宾被日本占领统治期间，这里是用来关押政治犯的。地窖与古堡外的河流相通，一旦河水上涨，牢里的犯人就性命难保。据说，有数百位菲华游击队员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死去，然后，日军拉开水闸，让这些罹难者的尸体流入马尼拉河。
这种悲惨而壮烈的故事，让人感伤、惆怅，对于曾经被日本侵略者欺凌的国人，可以说感同身受。
当我们即将告别圣地亚哥古城堡时，适值正午。雨过天晴的古城堡，静静地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访客；古城墙的石头爬满青翠的藤蔓，马尼拉湾的波浪荡漾，轻轻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以及古堡内的陈年往事，散发着沉郁与忧伤的气息，让人坠入历史与现实交织的迷思中。
此时此刻，我只想用黎刹的诗意对古堡说：我惊叹于空间的浩瀚与时间的无际，不想吵醒你的清睡与深沉的神秘，愿这粗疏的文字作为献给你的“最后的骊歌”。
2．聂鲁达——爱比遗忘漫长
（2006年9月）
一句“爱情是那么短暂，而遗忘却那么漫长”的诗，让那些初解风情、略通风雅的少男少女如醉如痴，并把诗人聂鲁达（Neruda，公元1904～1973年）视为他们的精神导师。
2006年9月上旬，我有机会造访世界上地图形状最狭长的国家智利，在离北京遥远的另一国都圣地亚哥，参观了诗人聂鲁达故居。对我而言，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爱比遗忘更漫长。
通向“持续不断的旅程”
《持续不断的旅程》收录的聂鲁达的照片
记得9月8日上午，我在下榻的万豪酒店，询问了聂鲁达故居的位置。那里的服务生很快地为我写出地址。找了一位出租车司机，当我说明意向时，只会西班牙语的他一脸茫然。但是，当我把纸条递给他时，他连连点头，心知肚明。穿过城市中心，我们直达位于圣地亚哥圣克里斯托瓦尔（San Cristóbal）山脚下的拉恰斯高纳（La Chascona）聂鲁达故居。
这是一所依山而建的寓所，看上去，门面不大，门外有一长方形的水池，单扇的大门红漆而成，但真走进去，还是曲径通幽，别有乾坤。
入门是一个小院子，抬头便见到一个巴勃罗·聂鲁达的头像，并配有他生平的简单文字介绍。走进去，便是一个售票兼卖纪念品的房间，也就十几平方米，摆着一些介绍聂鲁达的书籍、明信片、纪念品，楼梯口有一张放大的聂鲁达面部画像。我买了一张票，但服务员告诉我，要等待近一个小时，才有英语的翻译带我们参观。在浏览有关聂鲁达的纪念品时，我挑了一本介绍聂鲁达的《持续不断的旅程》，这是一本用西班牙语和英语编写的小册子，介绍了聂鲁达的生平，并有很多精美的照片。此外，还有介绍聂鲁达在智利三个故居的图书，但都是西班牙文。
《持续不断的旅程》正文由贝纳尔多·雷耶斯（Bernardo Reys）所作，分六部分，详细地记述了聂鲁达从一个火车司机的儿子成长为举世闻名诗人的历程以及他在政治、爱情方面多姿多彩的生活，书中还有三个纪念馆的收藏品图片、平面图等。
据了解，聂鲁达的纪念馆有三个，位于圣地亚哥的聂鲁达故居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濒临太平洋的“黑岛”（Isla Negra）。1939年，聂鲁达从欧洲回到智利，从一个上校手里买下一块约5000平方米的地，连同一栋小石头房子。后来，他又根据自己所需，边设计边施工，终于建成一幢30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后来成为聂鲁达纪念馆。由于房子对面有个小岛呈黑色，他将自己的房子命名为“黑岛”。这座面向太平洋的房屋，有如一艘搁浅的船，引发诗人的无尽遐想。同时，这也是诗人与第三任妻子的爱巢，他的《船长之歌》中的名篇不少写于这里。
这里也成了他的安魂之所。在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12天之后，聂鲁达死于癌症，在圣地亚哥被军人们草草埋葬。后来军政府垮台，1992年12月12日，智利为聂鲁达举行国葬，聂鲁达和玛蒂尔德的遗体终于迁回黑岛，合葬一处，实现了聂鲁达生前留下的遗愿。据说，现在的“黑岛”纪念馆是根据聂鲁达生活起居原貌布置的，也是三个纪念馆中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
还有一个纪念馆位于海港城市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聂鲁达在诗中称瓦尔帕莱索是“一座向天上延伸的城市”。他在《流亡者》一诗中，用很多的篇幅来赞颂这个海港城市，称之为“我的大洋的爱人，瓦尔帕莱索啊，你是世界上所有海岸的女王”。
聂鲁达声称，“我曾经旅行过许多有名的海洋，看见过许多岛屿美丽得像结婚的花冠，我是一个热爱并且敬畏海洋的诗人，一次旅程又一次旅程，把我带到那最远的波涛，可是你，丰满的海上的爱人，只有你才碇泊在我的心中。”
瓦尔帕莱索的聂鲁达故居，表面上看有五层，其实每层都直接连着地面。相对而言，这个纪念馆较不为人所知。
还是回到本文的标题，爱比遗忘漫长。在聂鲁达诞辰100周年之际，2004年7月11日，智利数千人在瓦尔帕莱索街头写诗，诗卷从聂鲁达故居博物馆开始铺设，一直延伸到该市大区政府广场，全长达1676米。
聂鲁达的旧爱与新欢
还是说说我所参观的拉恰斯高纳聂鲁达纪念馆吧。这幢房子，是1953年聂鲁达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智利，为他的第二任妻子黛丽娅建造的，并成了现在的聂鲁达纪念馆。从楼梯拾级而上，迎面的是一个咖啡吧。一个服务生在角落里出售咖啡、茶和一些食物。等待听讲解的游客可坐在那里四张桌子旁的十几把藤椅上，洗涤凡尘，抚今思昔。从咖啡吧走到门外，是一个阳台。于此可以看到圣地亚哥的大致轮廓以及故居的周遭的青山绿水。
在等待讲解的过程中，我看到一队中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前来参观；三三两两、不同肤色的讲葡萄牙语的游客，也先我进入故居参观。虽然不是游人如织，但聂鲁达的故居，依然是游客向往的地方。
后来，在我看到的介绍智利的旅游指南中，还真有一些把聂鲁达的纪念馆放在其中，加以推介。
大约是当地时间10：30，英文讲解员带着我和一对爱尔兰的情侣参观。从咖啡吧出去，沿着石头铺就的小径，我们首先参观聂鲁达的厨房和招待客人的餐厅。记得厨房之外，是一个酒吧，有很多葡萄酒瓶。智利盛产葡萄和葡萄酒，有人评价，智利的葡萄酒不比法国的葡萄酒差。据说，有一种珍贵的葡萄，在法国绝种了，还是从智利移植回去的。聂鲁达的高祖曾经拥有几个葡萄园，他从父辈那里学会了对葡萄酒的鉴赏，他喜欢用陶土杯喝红葡萄酒，欣赏着杯子里残留下的梦幻般鲜血似的浓浓酒迹。他形容智利是“由波浪、葡萄酒和白雪所组成的长长的花瓣”；他也写过“无数的葡萄颤动着”，“而黑色的葡萄粒——那些小小的鼓起的乳房充满着循环的河道的某些秘密”的词句。他还夫子自道：“我是个随遇而安的饮者。”
介绍聂鲁达生平的《持续不断的旅程》封面
聂鲁达的餐厅摆放着一张很大很大的长方形餐桌，桌面厚度足有10厘米。旁边摆了十几张椅子，四周还有一些世界各地搜集而来的艺术品，包括唐三彩。在墙壁的一角，有两个壁橱，打开其中一个壁橱可通往院子里。据说，聂鲁达曾被政敌视为眼中钉，也曾有漂泊流亡的经历，通往外面的壁橱也是他应急和逃生的一条通道。
从聂鲁达的厨房、餐厅往上走，是他和夫人的卧室。卧室分内外间，我在外屋看见一张与众不同的油画。画的底色是黑色，有一个双面妇人，这其中记录了一段令人销魂的故事。聂鲁达是一位风流才子，他一生情人无数，与其有婚姻关系的有三人。他的第一个妻子是荷兰裔印尼籍女子玛丽娅·安东涅塔·哈格纳尔，1930年聂鲁达在巴特维亚爪哇与她结婚。并于1934年同她育有一女，但不幸于1942年夭折。这段异国情缘并没有激出多少火花，就冷却了。
1936年，聂鲁达就与玛丽娅分居，同比他年长20岁的名叫黛丽娅·德尔·卡莉尔（Delia del Carril）的阿根廷女人同居。据悉，1934年，聂鲁达在西班牙莫拉·林奇（Carlos Morla Lynch）家结识黛丽娅，后者就一直和聂鲁达生活在一起。
黛丽娅是一个生机勃勃、风趣幽默、充满魔力的女人。她的父亲是个有钱的牧场主，母亲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化圈颇有渊源。后来她全家来到了巴黎，她父母把孩子们送到当地高级学校里读书。但是黛丽娅还是梦想着回到邦巴大草原。童年时，她最喜欢马，热衷于在大草原上骑马奔驰。她觉得马是大草原的主人，并用心地学习画马。多年以后，她成为拉丁美洲画坛中画马最棒的画家。黛丽娅同样是一名意志坚定、经验丰富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一见钟情，很快她就成为聂鲁达的导师和领路人。1943年，他们在墨西哥结婚。
但黛丽娅从不关心家庭生活的琐碎细节，不扮演社会派定给女人的角色。她的世界不是厨房、卧室，而是高朋满座、好友云集的各种Party、集会，她关心的不是柴米油盐，不是二人小窝，而是社会问题、政治形势、人民疾苦、世界发展。他们家的大门永远向朋友们敞开，每逢朋友来访，黛丽娅就兴高采烈地坐在他们中间聊天、讨论、说笑，从来不去管大家到时候吃什么，好像这不是她的家，她跟大家一样是来这里坐坐玩玩的邻居。为此，聂鲁达送给黛丽娅另外一个名字“邻居”——因为她似乎从来不是聂鲁达家里的女主人，而是女邻居。聂鲁达和黛丽娅的这段感情在1949年出现危机，并于1955年正式分手。
1946年，在智利的一次文化聚会中，聂鲁达认识了圣地亚哥音乐院的歌手玛蒂尔德·乌鲁蒂娅（Matilde Urrutia）。三年后，当诗人聂鲁达流亡养病来到墨西哥时，不期而遇再次邂逅四处漂泊的玛蒂尔德，两人立刻坠入爱河，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地下秘密恋情。最终，在1966年聂鲁达与黛丽娅正式离婚之后，玛蒂尔德与他举行了法定的结婚仪式，最终成为聂鲁达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
聂鲁达和玛蒂尔德最初在一起时，两人如胶似漆。但是，聂鲁达并不想伤害黛丽娅，于是他和玛蒂尔德达成共识——二人始终保持秘密的情人关系，而黛丽娅则是聂鲁达的法定妻子。在此后的时间里，玛蒂尔德一直小心翼翼、费尽周折地和聂鲁达、黛丽娅保持平行关系——他们夫妻到哪里旅行，她就跟随到哪里，在不远的地方住下来，等候聂鲁达找到机会来和她偷偷幽会。那时，他们聚少离多，饱受思念之苦。聂鲁达几乎每天都给玛蒂尔德写情诗，有时是在飞机上写的，有些是在甲板上，有时甚至是在和别人吃饭的时候随手写在餐巾上。他把这些写满诗的小纸片都收集起来，珍藏在一个镶嵌着珍珠的精制的小木匣里。无论诗人是在前苏联、中国、前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瑞士还是意大利，他都没有停止对情人的思念，没有中断以诗的方式表达他的渴望和爱恋。
1952年，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出版了一本匿名诗集《船长的歌》（Los versos del capitán）。这本诗集由意大利那不勒斯一家出版社出版，那是一本由优质纸张、古老的博多尼活字和从庞贝水瓶上拓下来的版画构成的极为精美的诗集，没有署名，而且印数极少，只有50册，只送给和作者最亲密的人。
1952年，聂鲁达和玛蒂尔德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上（Capri）第一次享受了二人朝夕相伴的蜜月生活。聂鲁达说：“一切都像一场梦。”他们在一个冬夜来到了卡普里岛。在这个小岛上，90岁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和博物学家欧文·切里奥慷慨地将一座房子借给聂鲁达和玛蒂尔德住。聂鲁达和玛蒂尔德在爱情里蛰居，在阿纳卡普里岛上远足。而卡普里岛到处都是岩石和小葡萄园，绿草如茵，鲜花怒放，充满诗情画意，1995年，一部享誉世界的意大利电影《邮差》，就活灵活现地再现了聂鲁达当年在卡普里岛的生活。
1953年，阿根廷的洛萨达（Losada）出版社重新出版该诗集，立即售罄。此后数次再版，依旧非常畅销。但是一般读者始终不知道作者是谁。诗集前的序言引起广泛关注和各种猜疑。那是写给出版商的一封信，信末署名是罗莎里奥·德·拉·塞尔达（Rosario de la Cerda），信中说明，这首诗是写给这位名叫罗莎里奥的女演员的，诗的作者来自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但她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只是称他为“我的船长”。其实德·拉·塞尔达是玛蒂尔德的第二个姓。
显然，这些诗歌是聂鲁达对玛蒂尔德的爱情表白，并在十年之内都以匿名的方式流传。聂鲁达说，唯一的真相是，他不愿意这些诗伤害到黛丽娅。
我在聂鲁达的卧室里所看到的双头像油画，据说出自聂鲁达的密友——墨西哥最著名的壁画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之手。
他所画的两个女人头像，正面的是黛丽娅，侧面的是玛蒂尔德。据说，在玛蒂尔德的头像中似乎浮现出诗人的侧影，只是我的肉眼未能看出来。而且，我也不知道卧室里外的两幅双头画像，究竟哪一幅是里维拉所画。
吟唱诗歌不会徒劳无功
有人说，聂鲁达一生有三个主题：爱情、诗歌和革命。
而我更要说，聂鲁达把这三个主题都演绎得淋漓尽致，推向堪与马丘·比丘高峰试比高的高度。他的爱情是与他的爱情诗互为一体的。
他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第一首就是《女人的肉体》；而“爱情是这么短暂，而遗忘却是那么漫长”的咏叹，穿透力是如此强劲，引起普世共鸣。还有他的《我的船长》、《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都是爱之绝唱。
聂鲁达收藏的中国画
当然，如果仅仅是爱情的歌者，聂鲁达不可能获得在世界诗坛如此的地位，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聂鲁达荣获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是1950年出版的《漫歌集》（也有译为《诗歌总集》等）。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说：“这部蕴含着一个正在觉醒的大地特有的充沛生命力的作品，充满了力量和尊严，有如大河，愈近河口与海洋，愈为壮观。”
《漫歌集》是一部史诗性的诗集，分15章，由250首诗组合而成。我看过同聂鲁达有着一样经历，同样也是集爱情、诗歌和革命于一身的中国诗人蔡其矫翻译的其中三章《马丘·比丘高处》、《让那劈木做栅栏的醒来》（旧译《伐木者，醒来吧》）、《逃亡者》，确实感到诗人是把个人的命运和情感与整个美洲大陆辉煌的历史和悲惨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汪洋恣肆，大气磅礴。难怪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词”给予这样的评价：“由于他那具有自然力般的诗，复苏了一个大陆的梦幻与命运。”
义务和爱情，是聂鲁达的两只翅膀。这位大地上的诗人在接受诺贝尔奖时说：“我认为，我作为诗人的责任，不仅要爱玫瑰花与谐音、炽热的爱情与无边的乡愁，也要爱我写在诗里的人类那些艰巨的使命。”无疑，这很好地说明聂鲁达丰富复杂而多姿多彩的内心世界，说明他的得奖是当之无愧的。
在当下人们对聂鲁达爱情诗和他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更感兴趣的同时，我觉得，他的《西班牙在我心中》、《逃亡者》以及众多反抗不公不义的诗篇，更值得怀念，即使他在涉及意识形态方面并非无可挑剔。因为这位离死亡比离哲学近，离痛苦比离智慧近，离鲜血比离墨水近的诗人，述说着大地和海洋之子的风骨，警示着我们的碌碌无为、稻草人般地活着。
在电影《邮差》中，聂鲁达在与马里奥交谈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见到从煤矿里出来的男人，他的面容因为生活的艰苦而扭曲，眼里布满血丝，用满是老茧的手拉住我说：“无论你到哪里去，都要说出这苦难，提及你的兄弟如何在地底生活，犹如炼狱。”这很好地说明了聂鲁达的人文关怀和诗人天职。而这种情怀和责任感，在当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十分稀缺，而且弥足珍贵的。
我儿子曾经为《邮差》这部电影写过一篇名为《写下一点关于文学、电影与生活的文字》的读后感，其中写道：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首诗。
只要生活是真实的，诗歌就会是美丽的。
生活也许不尽人意。
生命也许残破不全。
现实与梦想也许永远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平凡的人们也许不会堆砌华贵而艳丽的辞藻。
生活的歌仍然是动听的，而且永远轻轻地扣动人的心扉。
对此，我也深有同感。在聂鲁达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有的生活，也许不是他想要的，但是，可以选择道路，可以选择爱人、情人，只是很多人和事不由自己选择。
穿过聂鲁达的卧室，经过一条石板小道往上走，我来到聂鲁达的工作室。途中看到一个摄制组在拍摄，也不知同聂鲁达是否有关。我看到聂鲁达的这间工作室，是一个长长的房间，隔成两间。较大的一间，有一个壁炉，中间放着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上面摆放着他的诗作，有的地方有改写的文字。
此外，还有聂鲁达搜集的航海器物，像罗盘、锚碇、船的复制品以及形态各异的海螺、贝壳、画作，甚至有中国的工笔画、仕女画等，还有聂鲁达所出版的书籍、有关他重要活动的报纸、图片。在一个玻璃柜里，我看到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奖章，大概是复制品。
驻足在这枚不甚起眼的奖章跟前，我再一次地感受到聂鲁达的夫子自道：吟唱诗歌是不会徒劳无功的。
是的，聂鲁达那丰富繁复的诗篇，将会长期地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所忆念；他的纪念馆，也将吸引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们前来朝拜。
3．肖邦故居——一首未完成的诗
（1996年9月）
1996年9月的波兰之行，与几乎同时出游的俄罗斯、奥地利、瑞士、荷兰四国之旅相比，确实淡漠了许多。一路参观的地方，除了南部古城克拉科夫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盐矿外，就属波兰人的骄傲——肖邦故居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了。
确实，波兰没有俄罗斯那么博大壮阔、多姿多彩，没有圣彼得堡、莫斯科那么多的雕像、教堂、名人故居；没有瑞士那么优美的湖光山色，没有伯尔尼、日内瓦的政治都城和苏黎世国际金融市场的反差；没有荷兰以海堤、风车和宽容的社会风气那样闻名于世；甚至就音乐家而言，也没有奥地利的维也纳那样音乐天才辈出，群星璀璨。
尽管如此，套用诗人痖弦《秋歌》中的“秋天，秋天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个暖暖，只留下一个暖暖，一切便都留下了”的诗意，我可以大胆地如是说：波兰，波兰什么也没有留下，只留下一个肖邦，只留下一个肖邦，一切便都留下了。
波兰农舍
记忆，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当你把它尘封起来，什么也没有浮现出来。而当你一旦打开它，许多前尘往事都会被激发出来，鲜活如初。此际，当我想为波兰之行重温旧梦，还真得拜一首未竟诗作《欧行咏叹调——雨中访肖邦》所赐。当时，觉得它诗味如同白开水，也就弃之不顾。也因为这炮没有炸响，欧行五国也就没有留存诗篇。
好在，那时还没有使用电脑，抄在笔记本里，今天完全可以对照来写，点燃那些若隐若现的记忆。
那天，气温宜人，时雨时晴，远山近郊有时披上一层迷幻的面纱，有时像洗过浮尘那般明净。我们一大早就驱车前往肖邦故乡——热拉佐瓦·沃拉镇。我依稀记得，导游告诉我们，它也叫钢铁镇，不知是当地以钢铁著名，还是地名翻译就该叫做钢铁镇。那里距首都华沙约50公里，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一座掩映在绿树鲜花之中的白色小楼，就映入眼帘。
克拉科夫建筑
波兰铁路
导游告诉我们，这便是肖邦的出生地，不过，眼前的肖邦故居纪念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建的。据说，这座纪念馆，室内仍然保留当年风貌，存放着肖邦少年时的作品和他曾经使用过的物品，其中一台“长颈鹿”竖式钢琴，尤其引人注目。此外，还有一些经历岁月淘洗的绘画和手稿，也有肖邦与家族成员的照片以及他与乔治·桑恋情的故事介绍。
从肖邦的作品中，我们确确实实地感受到肖邦对波兰的挚爱。公元1810年出生的肖邦，6岁开始学琴，8岁首演当即轰动华沙，被称之为“波兰的莫扎特”。16岁到19岁，他在华沙音乐学院深造。19世纪30年代初定居巴黎，此后直到公元1849年病逝巴黎，再也没有返回故乡和波兰。但是，作为一位“钢琴诗人”，他的作品始终流淌着波兰的血液。
据通晓音乐的同行介绍，肖邦的音乐带有鲜明的波兰民族风格，诠释着波兰民族的灵魂。他一生中写下的第一首作品是公元1817年的《波兰舞曲》，而其绝唱则是公元1849年的富有波兰民间色彩的《玛祖卡舞曲》，可谓始于波兰，终于波兰。就连他的心脏也安葬在自己的祖国，魂归故土。
1849年，肖邦在巴黎去世后，后人根据他的遗愿，把他的心脏带回波兰，安葬在华沙圣十字教堂的墙壁中。并在教堂的一根廊柱下，写着“这里安放着肖邦的心脏”。说实话，我是音乐的门外汉，在那篇未竟的诗稿里，我曾这样写着：
音乐，于我如同聋子的耳朵，纯属一种可有可无的摆设。当风儿拂动屋外的木麻黄，演武场（指厦门大学的操场，郑成功当年的演武场）下海浪不规则的波动，‘中国火’声嘶力竭的摇滚，都给我长茧的心灵以某种摇颤。
克拉科夫博物馆
是的，诗是那样直白，缺乏意象，但其时站在肖邦纪念馆里，我的心灵确实感受到肖邦其人其钢琴曲的震憾。
克拉科夫建筑
作为“伯乐”钢琴家李斯特相中的传人，肖邦在同代人的眼里，面色苍白，身体柔弱，多愁善感，略带诗人的忧郁。当他踏进巴黎贵族沙龙之际，正是文学艺术星空璀璨之时。他当时过从甚密的李斯特、海涅、乔治·桑和密茨凯维支等，都是文学艺术界一时之选。肖邦和乔治·桑相互爱恋，引发诸多风雨，而在肖邦弥留之际，乔治·桑并未在他的身边。在肖邦故居纪念馆里，也简略地记述着这段情史。
在与乔治·桑一起生活的九年间，肖邦在桑夫人诺罕庄园里，与常来此做客的作家、诗人、艺术家相互切磋，并从中吸收养分，其创作上更上一个新台阶。他的作品囊括了波罗乃兹、谐谑曲、圆舞曲、夜曲、奏鸣曲、玛祖卡和协奏曲等不同类别的钢琴曲，且其旋律所呈现的情感幅度更为宽广。
有人把肖邦的钢琴曲总结为四大特点：抒情的旋律美、动人的意境美、创新的形式美和炽热的情操美。而他的情人乔治·桑在肖邦死后这样评价肖邦：“他的天才，同任何被他承袭的大师一样广阔、全面和精深。从性格来讲，比巴赫更精致，比贝多芬更有力，比韦伯更有戏剧性。他集这三者于一身，然而他还是他。在挖掘情趣时比他们更微妙，在表现宏伟壮丽时更朴实无华，在倾诉悲痛时更能催人泪下。”也许，这更能反映这位“钢琴诗人”的艺术特点和心路历程。
克拉科夫建筑
记得那天从肖邦纪念馆二楼走下来，淅淅沥沥的秋雨已经止息，天空澄清，现出彩虹。我的诗草是这样记录的：
意外的惊喜出现在曲径尽头，露出来，你那高大的雕塑，和那令人难以觉察的微笑，面对脚下的土地流逝的风景……
肖邦，虽然人去楼空飞鸟无依，重要的是你的乐谱旋律永在，你的白玉般的塑像有花相伴，比乔治·桑的爱抚更天长地久。
都说，音乐家是没有国界的。然而，音乐家是有祖国的。
如今，肖邦已成为波兰的一张名片。他的拥趸遍及五洲四海，至今他那梦幻般的钢琴曲以及从琴键里流泻出来的爱恨情仇、美丽与忧伤，依然抚慰着人们的心灵。而他那遍布波兰大街小巷、教堂楼馆的雕像、遗迹，仍然等待四方游客前来礼拜。
4．维也纳——空气里也弥漫着音符
（1996年9月）
没去维也纳之前，就知道这个奥地利首都是世界著名的音乐之都。每年元旦，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都会举行新年音乐会，一度令中国观众如醉如痴。早些年，人们一边收看金色大厅里艺术家的表演，一边等待新年钟声的敲响。
1996年9月，我踏上了这个充满水光山色的美丽国度，耳目所听所见，多与音乐相关，维也纳爱乐乐团、维也纳童声合唱团享誉世界。我深感维也纳是一座用音乐装饰起来的都市，甚至夸张一点说，连它的空气里也弥漫着音乐，跳荡着音符。
花园绿地媲美建筑
有人说，奥地利的地形宛如一把横置的小提琴，而维也纳则在其中奏响华美乐章。18世纪以来，这里哺育了莫扎特、舒伯特、海顿、施特劳斯等举世闻名的音乐大师，贝多芬曾长期在此地生活并从事音乐创作。他们都在这“音乐之都”度过人生最重要的音乐生涯，谱写了许多优美而经典的乐章。如海顿的《皇帝四重奏》，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月光奏鸣曲》、《英雄交响曲》，舒伯特的《天鹅之歌》，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等著名乐曲均诞生于此。至今，维也纳一些重要的博物馆、音乐厅里，还陈列着他们的部分乐谱和手迹。
在维也纳，音乐家堪称无冕之王，随处可见他们的铜像或大理石像。国家歌剧院、音乐家协会大厦（金色大厅）等著名演出场所，都是为这些音乐大师和未来的大师准备的舞台。许多街道、公园、礼堂、剧院、会议大厅等，都以音乐家的名字命名。就连王宫花园的草坪上，也用鲜花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音乐符号作为装饰。
维也纳雕像
奔马雕像
金色大厅音乐会
虽然，探访维也纳的时间已经久远，印象也渐次淡薄。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在维也纳城市公园里，曾在“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金色雕像前照了相。
据介绍，这座建于公元1862年的公园，园林风格是英国式的，园中的休养沙龙稍后建成，其风格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主要用于举办音乐会。而在休养沙龙的附近便有我专门拍照留念的约翰·施特劳斯的纪念碑。一座青铜铸成的金色雕像，展现施特劳斯拉着小提琴的优雅姿势，在雕像的头顶，是用大理石砌成的拱形建筑物，好像是人们为了迎接这位圆舞曲之王凯旋的凯旋门。这一方面说明，约翰·施特劳斯杰出的音乐成就；另一方面，也展露维也纳人真诚推崇音乐家的心声。
这个与其父老约翰·施特劳斯同行并且同名的音乐家，一生创作了400多首圆舞曲及进行曲等。其代表作有《蓝色的多瑙河》、《春之声》、《维也纳森林序曲》、《皇帝圆舞曲》、《维也纳的年轻人》、《奥地利进行曲》以及轻歌剧《蝙蝠》、《吉卜赛男爵》等。出生在维也纳的小约翰·施特劳斯也许受到蓝色多瑙河的滋润，其创作的《蓝色多瑙河》舞曲优美悦耳，高潮迭起，向来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保留节目之一。
在维也纳期间，我还有幸到金色大厅听了一场音乐会，依稀记得有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以及中国民歌《茉莉花》。只是时光如流，一晃十几年过去，曲目是否准确，真的不敢保证。然而，当时那场音乐会给人的愉悦以及金色大厅装潢的气派，至今还留有印象。
维也纳是座典雅优美、古色古香的都城，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北麓一个风景如画的小盆地里，波光粼粼的多瑙河穿过市区。它既是一座城市，又是一个省份，人口占奥地利的五分之一，而土地面积却只占全国领土的0.5％。
与此同时，它又是除纽约和日内瓦外的第三个联合国城市，1979年建成的奥地利国际中心又称“联合国城”，气势雄伟，是许多联合国机构的所在地。自古以来，维也纳还是连结东西欧的交通枢纽，以及来往于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重要通道。因此，被人称之为“欧洲心脏之心脏”也理所应当。
为什么维也纳人对音乐和艺术家如此着迷和推崇？我一直也在寻求答案。
花园园艺一流
也许，是风光如画，同时又经济发达，文化传统深厚，各色人等络绎不绝，促使维也纳成为欧洲最古老和最重要的文化、艺术和旅游城市之一。它的音乐力量是如此深入人们的灵魂深处，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元素。
在短暂的游览中，我看到，即使在绿草如茵的公园里，也有年轻人带着小提琴等乐器在其间操练。还有上了岁数的乐师，在铺着鹅卵石的街道旁拉琴卖艺，旁边放置一个高头的帽子，有过往的行人往里放钢镚儿和零钞。
值得一提的是，维也纳乃至奥地利，还把音乐家的价值推到极致。维也纳一些旅游景点，有贝多芬、施特劳斯、莫扎特等音乐家的纪念品在出售，包括他们头像的巧克力、工艺品和CD唱片；在奥地利的另一名城萨尔茨堡，至少辟有两个莫扎特的纪念馆。其中一个是莫扎特出生之地，就在老城粮食胡同九号，是一幢典型的萨尔茨堡民居。另一个是马克特广场八号，公元1773年秋，17岁的莫扎特迁居于此，并在这所房子里创作了许多著名的交响乐、小夜曲、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及多部歌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故居受到严重损坏，20世纪90年代按原样重修。在这两处故居，都有莫扎特生前用过的乐器和谱写的曲谱、手稿等；同样可以买到有莫扎特头像的巧克力和音乐唱片。记得我们那次是在他出生的故居参观。
维也纳教堂
雕塑
走在这些具有历史感的老宅子里，观赏着纪念馆里的物品，我的思绪也随之飘荡：音乐家在给全人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的同时，也为其出生地的人们带来荣耀。他们带给维也纳乃至整个奥地利的，不仅有影响深远的精神财富，还有取之不竭的物质财富。
正因如此，也才会有那么多的音乐崇拜者、游客会为之痴迷，不远千里万里，愿意花费时间金钱，前来造访音乐之都，流连而忘返，向这些音乐大师致敬。
5．逛香港书店长过逛商场
（2008年1月）
2008年1月，流到香江去看一看。这算我第四度过港，也是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一个星期。
人们把香港称为“我的爱人”、购物天堂、东方之珠；而对我来说，“满城尽戴黄金甲”，“大街尽是舶来品”，似乎没有多少诱惑力。
一者，Money不多也；再者，生平不好此道。总之，不是说我没有去逛商场，而是说用在逛商场的时间比逛书店短。
香港夜景美不胜收
在一个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香港书店门面大多不大，除了买书外，兼营文化用具，诸如学生的笔、笔记本之类。客人也不多，同很多地方一样，看多买少。
说起来，香港的出版机构按人口比例来讲，可以说相当高。只要有一个出版人，有些许资金，就可以申请兴办出版社。有个出版界人士告诉我，只要备个案就可以出书，印制完成后，送若干本样书给主管单位审查即可。一些比较正规的出版社，诸如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天地图书公司等，作者遍及中国和欧美国家，出版的书籍在装帧、设计方面都比较讲究，也有不少名家的精心之作。同时，他们还有自己的书店，并且都在较热闹的街区，门面醒目。如果读书人按图索骥，可以轻而易举地买到自己喜欢的书。
就我逛过的书店，书的种类，同其他地方相比，也是大同小异，畅销书、财经书、文艺书、实用书和教科书均有。不过，香港书店也有“土洋杂糅”的特点，除了本地的出版物外，英文的，日文的和其他语种的出版物也有不少。此外，国际上热销、流行的书籍，诸如诺贝尔奖得主的书，也往往能适时上市，识货的读书人往往可以捷足先登，先睹为快。
香港书店
香港书店书籍文具一起卖
香港书店
在购物宝地世纪广场周围，还有不少当地书店在举行书市。书籍排出一长溜，主打的是城市人最需要的心灵书、健康书、美食书、言情书，还有一些零散的旧书。尽管不少从商场里出来的人也挤过来看看翻翻，也还是看的多，买的少。
不过，在我逛的这些书店四年之后，也就是2012年8月，诚品书店正式进军香港，而且出手不凡，第一步就选在商场林立、租金奇贵的铜锣湾。新书店有三层楼高，占地3000多平方米，书籍种类有10万种，总量共23万册，以“一座悦动城市中的心灵停泊港口”的广告语，挑战正在式微的香港书店业。至于在香港开业的诚品书店能否复制台湾诚品的辉煌，倒是让我这个逛过好些个香港书店的人好奇。我也期望有机会重返香江，看看那里的书市风景。
香港报刊在便利店出售 赵建华摄
香港书店 赵建华摄
在香港的通衢小巷，报摊星罗棋布，摊上置放着当天出版的各种日报，花花绿绿，标题唬人，照片大得出奇。我也见过行人匆匆地掏出钱币，随手拿起一份，就在街上浏览。
逛了书店、报摊之后，我还去了一趟名头颇大的兰桂坊。
兰桂坊（Lan Kwai Fong）取其兰桂腾芳之意，就坐落在中环区一条呈L形的上坡小径上，挤满了众多的酒吧、食肆类消费场所，店名和装饰也颇有异国情调。据说，此地是“老外”的最爱，类似北京的三里屯。但是，那天去的时候，正是傍晚时分，一条小街，几家啤酒屋，客人也不多，多少有些冷清。
在我看来，这里名比实大，也可能我没有诚意去喝上两杯。因此，它的庐山真面目，也无从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