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白川畔的《小北京人》

据说京大本科生二外选修汉语者逾半，多延聘中国籍老师授课，教基础对话和语法，课程两年。考试也不太难，毕竟比起欧洲或中亚的语言，还是汉字更亲切。但这并不能满足研究生院中国文史专业学生的要求。研究分野在近世以前的也罢，他们解读古典文献的功夫都很深。若研究近代，就不得不费心掌握现代汉语。老师们也感叹日本学生汉语水平今不如昔。曾受业于邓广铭先生门下的木田知生老师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开一门宋代文献学的课程，全用汉语教学。本科学生听得云里雾里，很快仅剩两位中国留学生。木田老师道：“惭愧，日本学生还是懒，学习汉语的热情不如从前。”想起仓石武四郎曾回忆在北大旁听马裕藻先生的古音学课程，某日大雨，听讲者只有他与吉川幸次郎二人。马先生十分尴尬：“中国学生都很懒……”两相对照，颇可感慨。

日人阅读汉文典籍素用汉文训读法，即保留汉文原样，加日文助词、倒装符号，按日语语序解读。此法在平安时代已出现，之后不同时期皆有不同流派的解释。到江户时代，《水浒传》等白话小说传入日本，对惯习古汉语的日人而言相当难懂。渐渐，也开始有读书人意识到学习白话汉文的必要。江户中期的儒者雨森芳洲曾言：“余用心唐话五十余年，自朝至夕，不少废歇，一如抟沙，难可把握。七十岁以上，略觉有些意思也。”（《橘窗茶话》卷下，天明六年刊本）足见当时日人学习汉语之难。而在江户时期朝鲜通信使的记录中，也常见对日人汉文水平的消极评价，认为和文文法、音韵与汉文全不同，故而日人不会作诗，汉文幼稚云云。譬如曾担任1719年第九次朝鲜通信使制述官的申维翰就在《海游录》中说道：

《橘窗茶话》之学唐语

其为字音，又无清浊高低。欲学诗者，先以三韵，积年用功，能辨某字高，某字低，苟合成章。其为读书，不解倒结先后之法，逐字辛苦，上下其指，然后仅通其意。如“马上逢寒食”，则读逢字于寒食之下。“忽见陌头杨柳色”，则读见字于杨柳色之后。文字之难于学习，又如此。虽有高才达识之人，用力之勤苦，视我国当为百倍。

雨森芳洲曾接待申维翰，向他讲述日本人学汉文之艰辛，并请他不要嘲笑：

日本人学为文者，与贵国悬殊，用力甚勤，成就极难。公今自此至江都，沿路所接引许多诗文，必皆拙朴可笑之言。而彼其千辛万苦，艰得而仅有之词也，须勿唾弃。

日本真正的汉语教育是从明治初年开始，但除了部分对中国怀有情感的文人学者之外，汉语学习能成为日本的潮流，实出于进取大陆之必要。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大开欧美语言学教育科，极重英德法三语。虽也开汉语课，但与学问无大关系，更重实用。涩泽荣一就曾设韩清语学校，专供想去朝鲜、中国谋生的下层民众学习基本用语。可以说直到战败，日本的汉语教学，总难离实用的窠臼。

学者仓石武四郎自小习汉文，在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时，曾与留日教育家范寿康交好。他曾买了本标注假名的汉语小册子，请范教他。范勉强同意，追问之下称自己并无教他的资格，因为家在浙江上虞，那里的方言与北京话有很大不同。自己从未去过北京，也不会讲北京话，仓石便也不好勉强。日后他留学北京，深刻体会到江浙出身的老师们语言之难懂，而他那时已能讲很漂亮的北京话。大正七年（1918），仓石考上东大支那文学科后，科里设有汉语课。他那一届共四位学生，别人谁也不去上汉语课。于是就他一人，跟着一位任教于陆军大学的生员张廷彦学了两年的汉语。

从东大本科毕业后，因为倾慕狩野直喜的学问，仓石来到京大继续读书。1928年，刚升任京大助教授的仓石获文部省资助赴北京留学。他与吉川幸次郎同跟一位叫奚待园的旗人老师精读《红楼梦》，同穿马褂长衫，同住四合院，逛琉璃厂，四处听课，交游极广，这都是早已为人熟知的佳话。其时，北京很多教汉语的老师都是旗人，一来日本学者以他们的汉语为正宗；二来民国以降，旗人失去原有的旗米等收入，就业普遍困难，家计维艰。到1930年回国时，仓石的汉语已大有进步。当时他取道上海，拜访了恰也在上海的胡适，甚至模仿了一句上海话，得到了胡适的表扬：“汉语说得好多了嘛。”（仓石武四郎《中国语五十年》，岩波新书，1973年）

1930年代，正是京都学派中国学蓬勃发展之际，而日本市面尚无特别理想的汉语教材，优秀的汉语老师也非常紧缺。但京大并无招聘专任外教的预算，仓石遂求助新开设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所长狩野直喜。1932年春，仓石以研究所的名义，延请在北京留学时就交好的傅芸子来京都教汉语，所属在京大文学部支那语学专业，身份是非常勤讲师，费用由研究所支出（《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史》）。桥川时雄在《赠傅芸子之西京讲学》中有句诗云：“驾言瀛岛问芳辰，桃李棠槐一样春。儒术西京存硕彦，为言处士尚安贫。”“硕彦”下注云：“谓士桓、善之两公。”（《东华》第四十七集）士桓、善之分别是仓石与吉川的字。傅芸子曾作《洛东随笔》（《天津半月刊》1933年第五期），开篇叙述初到京都的情形与心境：

昨年之春，余应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之聘，东渡教书（讲学吾不敢称，依教育界之常言“教书”可也）。卜居吉田山麓，内子慧均，次女莹共来焉。和风居室，得少佳趣。今春复独来京都，迁居洛东Apartment，已为近代式新建筑，无复纸窗木室，席地盘坐之趣；然壁窗轩敞，正对大文字山，爽气迎人，景亦复佳。侵晨野鸟嘐戛，恍入山林。向夕西眺，爱宕岚山诸峰，蔚然耸秀，映以半天朱霞，均成紫色，“山紫水明”（彼国诗人赖山阳赞美京都之词），洵非虚誉。京都山水幽秀，花木明靓，春日祇园，岚山之樱，秋季高雄，清水之枫，或灿如堆雪，或艳如火烧。他若加茂河畔，夕凉闲步；岚峡清流，一棹悠然。景物之妙，实为三岛之冠。又况京都为彼邦千年古都，神社佛阁，名园故宅，尤富美术遗品。民间习俗，唐宋旧风，间亦有存者。余教授之暇，颇喜游览，采风问俗，亦多兴趣。

在京都大学中国学学者创办的杂志《支那学》的“学界杂报”栏目，也介绍了延聘傅芸子的消息：

据京大文学部及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协议之结果，为鼓励更进一步练习支那语，特招聘熟习北京官话的支那人教师一名。四月一日以来，北京的傅芸子来日，同氏生于满洲贵族之家，成长于北京，曾修学于蒙藏学院，长期担任北京《京报》记者，素有声名。笃好文学，博通北京旧闻，精于戏曲、小说。特别爱好昆曲，曾自组吹歆社，是富有经验的风雅之士。就任以来，在大学及研究所担当北京官话、经书的音读、《红楼梦》等小说的讲义。四月中旬，曾为文学科学生演讲《中国戏曲界的新趋势》。

傅芸子（1931年）

傅芸子的这篇演讲初刊于《支那学》，不久也发表在国内的《戏剧丛刊》第三期（1932年12月）。也是在这年，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了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写的《国音常用字汇》。仓石与吉川每周都会找傅芸子对比、确定每个字的读音，可惜未能坚持做完。傅芸子与师生们相处颇善，年轻的日本学生一时掀起了现代汉语的学习热潮。他们还组织了“苔岑会”，相当活跃（仓石武四郎《中国语五十年》）。当时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即今之京大人文研，比邻北白川，傅芸子也住在那附近。日后回忆，称“最爱北白川一带景物的静美，背临比叡山大文字山，清流映带，林木蔚然深秀，而春花秋月，风雨晦明变化，又各有各的胜处”（《白川集》）。

1938年到1940年，仓石经弘文堂书房出版了三种汉语教材：《支那语语法篇》、《支那语翻译篇》、《支那语法入门》。同时起草大纲，请傅芸子编写了一册《支那语会话篇》，亦由弘文堂刊行。仓石序言中道：

想来先生来任京都，已阅六年有余之星霜……其中有关北京风土名胜等各章，实乃先生来任京都之前尤所致力的北京掌故研究之结晶，故而本篇之精彩，正在于兹。

点明此书内容的特长正是傅芸子赴京都之前便最为用心的旧京掌故方面，并强调此书于实际会话的意义：

由来国人居住、游历北京者甚众，而会讲汉语者大多缺乏文字素养，有文字素养者又不通汉语，需要翻译，或仅靠笔谈。然翻译多不能言学术之事；至于笔谈，则多流于形式，无论如何都难于活泼传达思想。何况语音之流丽，入耳之愉悦，本就不该放弃不顾。这无异于自甘又哑又聋。

傅芸子凡例中称，此书是为完成仓石武四郎所提出的“使支那语从商业用语回归文化语言，而完成支那语学”的理想。体例仿法国的《小巴黎人》（Le Petit Parisien，Richard Kron所著关于法语基本对话的小册）、英国的《小伦敦人》（The Little Londoner，Richard Kron所著关于英语基本对话的小册）、德国的《小德国人》（Kleine Deutsche，Richard Kron所著关于德语基本对话的小册），故又名《小北京人》。全书共四十八课，从“下船晋京”、“投宿旅馆”开始，讲旅居北京者日常生活所需用语，到参观访问游览娱乐，再到北京名胜古迹寺观台阁之概述，间以四季景物、三节风俗，以“辞行返国”为终，末附北京内外城地图。其中第十九、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九四课为吉川幸次郎撰写，有关在中国参观图书馆、参观大学、访问学人、与旧书店主人对话，应该是吉川为照顾去中国访学的日本学者特地编写的课文。全书上方皆附日文释义，为仓石武四郎所注。此书编印校勘、内文配图，也都由仓石完成，是一部情节完整、掌故精熟、文辞隽永的作品，完全可当旧京风物的小集子阅读，意趣颇似《春明鳞爪录》、《春明杂记》等书。且对话内容温和典雅，恍闻故国之音，兹举数例如下。

《小北京人》书影

譬如第四课《春季景物》中讲花儿的一段：

（客）一晃儿又到春天了。这两天天气很暖和，您没上公园么。

（主）我上礼拜去了，桃花已经开败了，刺梅刚开，丁香、榆叶梅都开了。

（客）您书房前面的两棵海棠，开的真好，总有几十年了罢。

（主）倒有六七十年龄，还算不了甚么。要说起海棠来，从前得让极乐寺的，李越缦很有诗称赏它。近年得让恭王府萃锦园的海棠。舍下这两棵海棠，一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客）请问丁香属那儿有名。

（主）那自然得让法源寺的了。那庙里有三四百棵丁香，最老的还有明朝的呢。开的时候有人叫它作香雪海，花的繁盛，可想而知了。

（客）可惜这两种花敝国不很多，我很喜爱它的。

《小北京人》之《春季景物》

（主）回头我叫人给您掐点儿，留您回去插花瓶去。

（客）别掐了，留您看罢。

（主）不要紧，不要紧。有的是。

（客）芍药得甚么时候开，有卖的么。

（主）得三月底四月初，每天胡同里有卖花扦儿的，也就一毛来钱一把。

（客）都有甚么颜色的。

（主）不过是傻白、杨妃，紫的也有。您买来插在瓶里，真有春色如海的样子。

（客）现在应节的食品是甚么。

（主）果子这时候还没有甚么，桃杏还没大熟哪。过些天樱桃下来，您尝罢，实在甜美可吃。

（客）那么点心呢。

（主）现在最应时的是玫瑰饼跟藤萝饼，这点心的馅是用这两种鲜花瓣作的，所以很鲜美，是北京特有的点心。您不可以不尝尝啊。

十分喜欢这段。我也如傅芸子一样客居京都，到了春天会想念北京的花卉。玫瑰饼如今很容易买到，藤萝饼似不易得。因此有一年忍不住在夜里进山，悄悄采了紫藤花串，回家拿蜜糖腌渍。又从面粉开始，做成几只不算美味的紫藤花馅饼，极大抚慰了客心。

再看第十五课《三节丛话》（一）中，有两句很有意思：

（客）那么有粽子么。

（主）有粽子，可是跟贵国的不一样，中国现在都是三角形的。

日本端午节也有食粽的习惯，只是多为细长锥形，内容多为糯米粉、红豆等物。而在遥远的山形县庄内地区，有一种粽子却与日本常见的不同，非常接近中国的三角形，又叫作“笹卷”，以笹竹叶包裹糯米，蘸黄豆粉或红糖汁食用。而我直至2018年春天，才第一次在石川祯浩老师那里吃到这种粽子，说是老师的母亲从故乡寄来。据说日本一些僻远的乡间，常有这种形状的粽子。这篇课文还有一句讲端午节时演的戏目：

（主）从前北京的戏班子没到端节就开始演唱《混元盒》，连演八天。这戏是演明代张天师捉拿五毒的故事，取材于小说《五毒传》。可惜现在不全演，您不能看了。

《混元盒》是过去端午时常演的连台本戏，也是清代宫廷端午时上演的节令戏。《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贾母在大花厅摆酒，定一班小戏。戏演到《八义》中《观灯》八出，宝玉离席，媳妇们带着贾母给鸳鸯（姓金）与袭人（姓花）的赏钱来，称“是老太太赏金、花二位姑娘吃的”。秋纹笑道：“外头唱的是《八义》，没唱《混元盒》，那里又跑出金花娘娘来了。”金花娘娘是《混元盒》里的水神，秋纹这一噱很可爱，也足见《混元盒》是往昔人们耳熟能详的剧目。傅芸子精通旧京掌故，与弟弟傅惜华皆对传统戏曲深有研究，在教材中加入这一节，很能显出他的本色。

时序更迭，十六课便讲《夏季景物》，当中有一段：

（客）请问北京夏天的“清凉饮料”属甚么好。

（主）还是酸梅汤罢。这是用酸梅煮了汤，然后搁上白糖、玫瑰、木樨，用冰一镇，凉的扎牙。

（客）那儿有卖的。

（主）到夏天干果子铺跟果局子都有，可是最出名的是琉璃厂的信远斋。

（客）夏天您不到那儿避暑去么。

（主）前几年我总上北戴河或者西山八大处住些天去，近年懒得上远处去了。有时候晚饭后没事，上中央公园，同几个朋友在长美轩，喝茶纳凉，也还有趣，不过太热闹了，还不如在家里天棚底下藤椅子上一坐。倒觉着舒服哪。

《小北京人》之《夏季景物》

（客）您这个消夏的方法倒不错，可惜不是我们客居人所能办到的。

（主）实在是。您一个人呀，晚上还是上公园找个清静的茶座一喝茶，比较有意思啊。

第十九课《图书馆中》，是关于参观北平图书馆的对话。1920年代末以来，到北京参观、留学的日本师生，几乎都会拜访这里。自从傅芸子受聘京大以后，对来自京大的师生更是多有照顾。譬如1934年8月24日至10月2日之间，塚本善隆、能田忠亮、小川茂树、长广敏雄、森鹿三曾至华北考察，住在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宿舍。当时傅芸子刚好在北平过暑假，与桥川时雄一起，对来自京都的五位学者关照极多。一起参观了故宫博物院、国立北平图书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等，见到了江瀚、傅增湘、杨树达、钱稻孙、孙人和、赵万里、伦明等多位学者。由以下对话，大概可以推想其时情形：

（客）藏书的大概情形，也想请教请教。

（馆员）有四大宗。头一项是宋元版的书，大多数是前清内阁大库的东西，孤本很多。第二项是各省的府县志，也是由大库来的。第三项是四库全书，本来在热河行宫文津阁，民国初年归了敝馆。第四项就是敦煌卷子。现在咱们先到四库书库去好不好。

第二十三课《访问学人》相当实用：

（客）近来研究些甚么哪。

（主）近几年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稍微用点儿功。

（客）著作很不少了罢。

（主）最近倒没写甚么，前些年在各学报里发表过几篇东西，现在把抽印本奉送您，多请指教。

之后主人又问客人日本图书馆所存明代经济史材料的情况，客人的答案对中国学者也有参考价值：

经济史我是外行，至于一般明人书，收藏之多，当首推内阁文库，其次就是前田侯爵的尊经阁文库，其余宫内省图书寮、静嘉堂、东洋文库等等，也都可观。

第二十四课《厂肆访书》亦极生动有趣：

（主）这部《潇碧堂集》带续集，白纸，个头儿宽大，并且有封面，您留这部罢。

《小北京人》之《厂肆访书》

（客）多少钱。

（主）五十块钱，优待您，还按书目上的八折算，四十元。

（客）贵点，而且里头有水湿。

（主）水湿不算甚么大毛病，还有一部竹纸的，有点虫吃，便宜，九块钱。

（客）我不要那个。

（主）您还是拿这部罢，老主顾，少算点可以。

（客）那么我给你三十五元罢。

（主）您带去罢。

往来交涉之情，历历如在目前。参考这些对话，对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在北京的访书记的“现场”印象也更明晰。

书中还附有数十张北京风景照片，为平冈武夫、长泽规矩也、藤枝晃等学者在中国旅行、访学时所拍。正文上方附有仓石的简短解说，如“东西两庙，即隆福寺与护国寺”之类。

据《支那学》记载，1938年傅芸子开设了《唐诗别裁集》和《西厢记》的讲读课，仓石则讲授《红楼梦》与《史记》。1939年傅芸子讲读《词选》与《元曲》，以及汉语会话实习。此外还讲授《长生殿》、《胡适词选》等科目，极大推进了京大中国学专业的现代汉语教学。之后到1941年，一直有汉语实习课，所用教材应该有这本《小北京人》。在1979年人文研编纂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五十年》小册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纪念傅芸子的功绩：

1932年3月，为应答所员有关“文艺、语言、风俗及清朝掌故等”的提问，遂自北京招请傅芸子氏，此后十年间，为所员研习中国语作出贡献。研习分作几个班，对有必要学习入门汉语的人，则从发音开始教授基础知识。此外，对应每个人的要求，开展以小说为中心的讲读课程。一周约有十小时课，同时，傅氏还担任京大文学部的中国语教师，应该是非常辛苦的工作。1942年，他辞退讲师之职归国，应该也是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所迫的缘故。傅氏于戏曲造诣深厚，在京都期间，曾于《东方学报》发表数篇相关论文，并著有《正仓院考古记》、随笔集《白川集》。除了傅氏的北京话研习课之外，1935年还开设广东话研习课，1937年开有苏州话讲习会。虽是极短的时间，但也分别招聘了讲师授课。

在京都期间，傅芸子与国内学者依然保持密切的往来。譬如1940年，周作人就曾托他购买三种书籍：《舜水文集》、安积澹泊著《澹泊斋文集》、安东守约著《省庵文集》。傅芸子遂请吉川幸次郎帮忙，吉川便立刻联系了相熟的竹苞楼。或许是战时物资缺乏的缘故，这三种店里都没有，但有朱舜水的《阳九述略》，安积的《湖亭涉笔》、《澹泊史论》、《新安手简》，以及安东的《三忠传》。傅芸子将书讯覆信周作人，结果除了《三忠传》之外，周作人将剩下的几种全部买下。而不久之后，周氏便写了《关于朱舜水》（《中国文艺》第三卷第一号，1940年9月）一文，其中提到《阳九述略》，剖析明朝灭亡的原因，“自具深识”。这便是从竹苞楼买到的那本么？

《白川集》书影

长尾雨山为《正仓院考古记》题签

1942年，傅芸子回到北京，担任北京图书馆编目部主任。六年后的1948年10月，傅芸子患肋膜炎，又转为心脏病，于是年11月10日凌晨辞世（感谢友人宋君希於提供《华北日报》1948年11月26日傅芸子纪念专号扫描件，此条据该版所载傅惜华《傅芸子俗文学论著要目》[上]增补）。他最出名的著作，是《正仓院考古记》与《白川集》。

《小北京人》中所云“伙计”、“香云纱”、“白洋布”、“老爷”、“丧礼”等语汇，俱为前朝旧事，在战后日本的汉语教学中已不合时宜。

因此，1953年，仓石出版《拉丁化新文字的中国语初级教材》；1958年，出版《罗马字中国语初级》；1963年，出版《岩波中国语辞典》。单是教材的变迁，也足以反映学问好尚及时代风气的转变。

若干年前，我与师兄每周日晚会交替为同研究室的日本学生讲三小时汉语。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教材，许多选文都不堪卒读，缺乏醇美的格调、高雅的情趣，只好找前人的经典篇章。偶在旧书店邂逅这册《小北京人》，难免想，当年在北白川畔聆听他讲课的学生们，实在很幸福。

2014年4月10日初稿

2019年1月18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