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跻身六曹（嘉庆十六年至咸丰二年 1811—1852）
时代与故乡
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政权，其国体政体无异于前代，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分配上，明显地带有种族歧视的痕迹。
早在入关之前，满洲贵族就实行联合汉族地主阶级的政策。入关之后，他们尤为重视拉拢汉族士人参加政权，在中央各部、院的官职设置上，使满汉缺额，即官员编制中满人与汉人的数量相当，对地方官员的任命也采取满汉参用的做法，从而笼络了汉族地主，扩大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然而，满洲贵族对汉族官吏常常存有戒心，设计防范，不使他们掌握实权，尤其是军权。
清朝政权的中枢机构是内阁和军机处，其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管各项行政。内阁仅康熙一朝较有实权，自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之后便失去实权，变成例行公事的机关。总揽一切大权的是军机处，重大问题都在这里讨论，由皇帝作出决定，向全国发号施令，所以时人和后人皆称军机处为“政府”。军机大臣由皇帝在亲王、内阁大学士、各部、院堂官（尚书、侍郎等）中特简差派，并有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分别，按固定顺序排列。皇帝还指定一名亲王或大学士为首席军机大臣，称为“领班”，又称“首枢”。首席军机大臣多为满人，仰仗皇帝的倚重，总揽大权，汉员没有多少发言权，即使提出正确的意见也往往不受重视。鸦片战争时期的军机大臣王鼎，就是为起用林则徐一事，在道光皇帝面前与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一再苦争无效，愤而自杀的。六部的实权也多掌握在满员手里，汉员往往不过是随同画诺而已。掌握清朝地方大权的官员是总督和巡抚，而总督的权力尤重，各地绿营兵及其长官提督，即受总督管辖。为防止汉族官员掌握军权，总督多任命满人，汉员不多。对于身任疆寄的汉族地方督抚，清廷有时也放心不下，往往指使满员暗中监视，密报他们的动向。对于一些地位不高但颇有实权的员缺，也限制汉员插足。例如掌管户部三库锁钥的下级司员和地处北京后方的热河道道员，就只限任旗员，不用汉人。此外，旗员还享有其他种种特权，遇婚、丧、疾病皆可请假，假满复职。汉员遇父母丧葬，必须回籍守制三年；遇结婚或久病不愈也要开缺；服阕或假满之后，除内阁中书等少数员缺外，都须重新入班候补，不能径复旧职。至于科考、补缺、升迁的难易，满汉之间更是悬若天壤了。
清王朝创立初期，几代统治者都颇为善于治理国家，其文治武功并不稍逊于汉唐盛世。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代的发展，乾隆之世达到鼎盛时期。乾隆后期，各方面矛盾开始暴露，贪污成风，吏治败坏，朝政日趋紊乱。奸相和珅的用事更加速了这一腐化过程。乾隆死后，嘉庆帝虽然处死和珅，惩办了一批罪恶昭著的官吏，但无力扭转这一衰败趋势，贪风不止，腐败日甚，直至道光末年无稍改变。在政治上日趋腐败的同时，清朝的财政与军事状况也渐形恶化。乾隆中期以前，清朝财政每年收支相抵，尚有盈余，及至嘉庆末年，国库已日呈入不敷出之势。清朝开创之时，主要依靠八旗，绿营仅起辅助作用；俟平定三藩时，八旗业已腐败，战斗力大为削弱，攻取战胜，全仗绿营苦战之力。乾隆后期，绿营又重蹈八旗覆辙，嘉庆初年镇压五省白莲教大起义，主要靠各地团练武装追堵拼杀，绿营不过效八旗故伎，冒功而已。
随着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人民负担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乾隆中叶以后，长期潜伏民间的各种反清团体，诸如白莲教、天地会等及其名类繁多的支派逐渐活跃起来，零星的个别反抗渐渐发展为有组织的起义。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伦领导的清水教（白莲教支派）在山东首举义旗，接着发生了甘肃回民新教徒起义。这些起义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此伏彼起，旋兴旋灭，但却揭去了清王朝太平盛世的面纱，引发了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川楚白莲教大起义于嘉庆元年（1796）首先在湖北荆襄地区爆发，很快发展到四川、河南、陕西、甘肃。清政府征调半天下，耗银二亿两，花了九年的时间才把它镇压下去。这次起义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契机。从此，各地起义、变乱不断发生，此伏彼起，殆无宁岁。
正当这个老大帝国腐败日甚、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的时候，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乘机打了进来。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鸦片战争中打败了清朝军队，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法、美等殖民主义者接踵而至，纷纷效尤，遂将中华民族推入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鸦片战争后，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之下，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地起义和反抗更加频繁，尤其在鸦片战争中首当其冲的两广和湖南，道光二十至三十年（1840—1850）间，这里几乎年年有起义发生，其中最著名的是道光二十七年的湖南雷再浩起义和两年后再度发动的雷再浩旧部李沅发起义。此伏彼起的群众反抗斗争的涓涓小溪，终于汇成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咸丰元年发生在广西金田村的拜上帝会群众的武装起义，把农民反封建斗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全国掀起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革命高潮。
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湖南的经济文化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直到清代的道光年间，在全国各省中仍属于不发达省份。王闿运说湖南“财赋全盛时，才敌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
。曾国藩也称湖南为“山国荒僻之亚”。所以，“道、咸前湘士殊少知名”。
同时，湖南的民族关系和阶级矛盾也较为尖锐复杂。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多种民族杂处，分别与川、黔、两广接壤，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一遇天灾人祸，往往发生起义或变乱。乾隆末年的湘黔苗民起义，使清政府调兵转饷倾动七省，成为持续九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的前奏。道光以来，各地起义更加频繁。道光十二年瑶族赵金龙起义，四年后又发生蓝正樽起义，而小规模的反抗和冲突则几乎年年不断，无地不有。这种频繁的动乱和极不安定的社会环境，造成了湖南地主阶级所特有的政治敏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这点上，他们与安逸舒适的江浙地主有着明显不同。
另外，湖南北阻大湖，境内多山，既远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很少往来，遂使湖南士人思想保守，消息闭塞，很不容易接受外部思想的影响。
湖南的这种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状况，造成湖南学术界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一是注重经世致用。理学兴于北宋而成于南宋，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因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出于二程门下（二程又师承于周敦颐），所以理学以朱熹为正宗，称为程朱理学，又称宋学、道学或洛（二程）闽（朱熹）之学、关（张载）濂（周敦颐）洛闽之学。理学对湖南的思想学术影响很深。周敦颐籍隶湖南道州，“濂溪”先生的称号就源于他家乡的一条河流。北宋初年创建的长沙岳麓书院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经常有著名学者在此讲学。南宋时，大理学家朱熹和张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弟子达千人。其后，学术界虽然经过心学、实学的几度变迁，又有清代训诂、考据之学兴起，但都对湖南士人影响甚微，程朱理学一直在这里占据着统治地位。有人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而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所以湖南文士多习理学，习汉学者很少。但无论治理学或者治汉学，都注重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而论其功力则当首推魏源。魏源长期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尤为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考订，对湖南的学术风气有着很大影响。他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由贺长龄刊刻发行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其余学者如王文清、罗典、欧阳厚钧、丁善庆、邓显鹤、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等都是讲求程朱理学的，同时也都很注重经世致用。而籍隶安化的陶澍，更是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代宗师。他曾长期担任苏抚江督，在水利、财政、漕务、盐务等方面办理卓有成效，为后世所师法。湖南的这种学术风气对曾国藩这一代士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曾国藩集团形成的思想基础。当时，湖南有两个名气最大的书院，“皆肇自宋代”，一个是前面提过的岳麓书院，另一个是城南书院。清代乾嘉以来，这两大书院的几代山长都讲习宋学，注重实用，实际上成为培育曾国藩集团的思想教育基地。曾国藩集团的首领和骨干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刘长佑、曾国荃等都在这里学习过，非就学于岳麓，即肄业于城南，道光年间的山长欧阳厚钧、贺熙龄等人，就是直接向他们传道授业的老师。也有人说：“论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治、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在下则魏默深诸子，而曾文正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则林文忠、蒋砺堂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曾、左直凑单微。而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至于曾国藩本人之所以成为这个集团的首领，则又有其自身的原因。
家风与影响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于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偏僻的小山村里。这个村子坐落在湘乡、衡阳两县之间的高嵋山下，离湘乡县城一百二十里（今属双峰县）。白杨坪一带是丘陵山区，山青水绿，林茂竹长，风景十分秀丽，只是消息闭塞，文化相当落后。曾国藩在一首诗中说，“恨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就是追述他幼时生活的环境。
曾氏祖籍衡阳，清初迁于湘乡县荷塘乡大界里，嘉庆十三年（1808），他的祖父又把家迁到白杨坪。
曾国藩的祖父名玉屏，字星冈。父亲名麟书，字竹亭。曾麟书兄弟三人，排行居长，老二早殇，老三曾骥云无男，以兄子曾国华为继子。曾国藩一姊、三妹、四弟，共兄弟姊妹九人。曾国藩在兄弟五人中排行居长，二弟曾国潢字澄侯，称老四；三弟曾国华字温甫，称老六；四弟曾国荃字沅甫，称老九；五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曾贞幹，字事恒。曾国藩最小的妹妹早夭，实际上只有兄弟姊妹八人，以曾国葆最小，曾国藩称其为季弟。
曾氏迁于湘乡之初，家境并不富裕，直到曾国藩的高祖曾应贞（字元吉）一代，才渐渐富裕起来。据曾国藩说，曾应贞年轻时家中贫困，后来发起家来，积聚了价值数千金的产业，盖起几处宅院。曾应贞年老时，除留下衡阳境内的四十亩养老地和一处宅院外，其余全部分给了他的子孙，从此“子孙岁分其租以为常”。因为曾家的剥削生活是从曾应贞开始的，所以湘乡曾氏的族谱亦从他序起。传至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一代，曾应贞其他支派的子孙已大多衰落，唯独曾国藩一家日渐富裕，成为一个据有百余亩土地的地主。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是个颇善于经营的乡下财主，曾家的产业在他手上得到很大发展。曾玉屏年少时游惰不事生产，经常骑着马跑到湘潭同一些纨绔子弟鬼混，或相逐于闹市，或日高酣睡。后接受别人的劝诫，卖掉马匹，徒步回家，从此终生未明而起，苦心治理自己的家业。他家当时有一部分梯田，垄峻如梯，田小如瓦，耕作起来很不方便。他带领长工凿石开壤，日夜苦干，终于把小块梯田开挖填补成大块平整土地。为了增加农作物的收获，他精心研究节令与种植的关系；为了提高剥削量，他亲自督率长工耕田种菜、养鱼喂猪，彼此杂作，无稍空闲。曾家就是这样通过自身的劳动和对雇工的剥削（后者是主要的，前者数量有限）积聚起一份财产，并使之逐步增多。后来曾国藩把这套发家致富的经验总结为“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字，作为治家的信条，用以教育其诸弟子侄。考就是祭祀祖先，宝就是接待亲族邻里，早即早起，扫即勤扫屋宇庭院，书、蔬、鱼、猪就是读书、种菜、养鱼、喂猪。这八个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乡下土财主的生活。
曾国藩为官以前，他的家庭大约仅达到中小地主的水平，不少地方还保留着一些富农的特点。据他自己说，他的祖父、祖母和母亲，都一直没有脱离辅助性劳动，自己小时候也干过一些放牛、砍柴之类的零活，但没有参加过主要劳动；甚至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之后，他还时常令女儿和儿媳每人每年给他做鞋一双，以考查她们的女工。他与曾国荃同时封爵之后，又特地写信嘱咐在家掌管曾氏家政的四弟曾国潢说：“余与沅弟同时封爵开府，门庭可谓极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记得己亥正月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靠他吃饭。’此语最有道理，今亦当守此二语为命脉。望吾弟专在作田上用些工夫，以辅之以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任凭家中如何贵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规模。”这些情况都直接间接地反映了曾家当时的经济状况及其对曾国藩的影响。
曾玉屏不仅是个生财有道的财主，同时也是个武断乡曲的小土棍。他“声如洪钟，见者惮慑”，村里人无不畏惧。邻里间发生什么纠纷，曾玉屏常常居间排解，充当仲裁人。倘若有人不服，他便大发雷霆，声色俱厉，往往使一些性情倔强的当事人神气沮丧，就此罢休，甚至还要携樽登门道歉，方可了结。
曾玉屏在家里更是个专制暴君。他独断专行，说一不二，对家人动辄责骂，无人敢流露出丝毫不耐烦的表示。曾国藩的祖母平时“虔事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竦息减食，甘受折辱”，以求得曾玉屏的谅解和欢心。曾玉屏对长子曾麟书责求尤苛，“往往稠人广坐，壮声诃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嗃嗃（音“贺”），诘责愆（音“千”）尤，间作激宕之词”。而曾麟书面对父亲的无理辱骂，总是“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踧踷徐进，愉色如初”。
曾氏先祖虽有过粗识文字之人，但并无人参加过科举考试。曾玉屏幼时本来是有条件读书的，但由于他放荡游惰，不以读书为意，所以早年弃学，文化程度不高。后来他成为乡里的头面人物，遇事又喜欢跑在人前指画，因而深感没有功名的缺憾，决心让自己的子孙上学读书，猎取功名，以跻入士绅的行列。他教督其长子曾麟书，“穷年磨砺，期于有成”。但曾麟书很蠢笨，十六次院试都名落孙山，直到四十三岁那年才考取一个秀才，仅比曾国藩早一年入县学。曾玉屏深恨其不争气，常常加以不堪忍受的责骂。曾麟书亦自知才短，无望仕进，遂“发愤教督诸子”，将光大门第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兄弟身上。他为了教会自己的儿子，不惜一切努力，使尽了各种办法。曾国藩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辙乃已。”
曾国藩对他祖父很崇拜，他认为曾玉屏的威仪、言论雄伟非常，他与曾国荃虽然位至督抚，但其威重智略远不如曾玉屏，只是由于没有机会，才使他祖父终老山林，而未能一展其志。曾国藩说，他祖父经常教训自己的子孙，“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还说，他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这些话都成为曾国藩做人的格言。可以说，曾玉屏的言谈笑貌、一举一动，无不对年青的曾国藩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其经营产业的殚思力行、训斥曾麟书时的专横刚愎，以及父祖两代功名心之急切，都深深地印在曾国藩年青的心灵上，不仅成为他当时发愤攻读、追逐名位的动力，而且成为他后来政治生涯中坚韧精神和顽强意志的思想渊源，他后来常说的所谓“挺经”，主要就是从他祖父那里来的。
读书与科第
曾国藩六岁上学，七岁起开始在他父亲执教的家塾中学习。曾麟书是个忠于封建礼教的教书先生，经常向儿子灌输封建思想，并对他实行严格的监督和训练。这个时期，曾国藩除读《四书》《五经》外，还读《史记》《文选》等其他书籍。曾国藩自幼聪明，勤奋好学，在少年时期已小有才名。相传十四岁那年，他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号沧溟）到家塾中访友，看到曾国藩的诗文，大加赞赏。曾麟书亦有意卖弄一下儿子的才学，便请命题试之。曾国藩即席赋诗一首，欧阳一见大喜，认为前程无量，遂将自己的女儿许与曾国藩为妻，此即曾国藩的正妻欧阳氏。
曾国藩跟着他父亲学习了十余年，自二十岁那年起开始到外地上学。先是求学于衡阳唐氏家塾和湘乡涟滨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考中秀才后，又入湖南的最高学府——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当时岳麓书院的山长是欧阳厚钧。欧阳厚钧字福田，号坦斋，嘉庆四年（1799）进士，曾任郎中、御史等官，年逾四十而以母老告归，主讲岳麓书院前后达二十七年，弟子著名者有三千人。正是在这里，曾国藩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封建思想教育和湖南学风的熏陶，对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了大约一年，道光十四年肄业之后，随即考取湖南乡试举人。这年年底曾国藩开始从家中动身，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但是，道光十五年的会试和第二年的恩科他都没有考中，只好南归返乡。曾国藩此次进京，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留京期间，他曾精心阅读了韩愈的古文和一些经史书，返乡途中又用借贷和典当衣物的钱在江宁买了一部二十三史。回家后，曾麟书对他说，你借钱买书我不怕，可以尽力想法替你偿还，你但能圈点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这几句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从此闭门不出，在家发愤苦读了一年。后来，还把他父亲的这几句话写在日记上，为自己限定进度，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从而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历史和古文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一些学术问题、总结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经验教训打下了基础。所以他后来回顾自己的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再次赴京参加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殿试取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三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道光二十年一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第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为期十二年的京宦生活。
治学与交往
曾国藩在青年时代功名心是很盛的。他的好友刘蓉说他“锐志功名，意气自豪”。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当时最大的心事是“急于科举”。相传曾国藩成进士时，名列三甲，按照过去的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以此又羞又愤，“即日买车欲归”。由于劳崇光（已授官翰林院编修，“有名公卿间”）多方劝慰，坚留不已，并答应为他帮忙，才使曾国藩回心转意，按时参加了朝考。
科举考试的顺利更加助长了他锐意进取的志向。曾国藩原名子城，字居武，中进士之后，“其师某病其鄙俗，始为改之”。在此之前曾国藩已改号涤生，按照他的解释，“涤”即“涤其旧染之污”，“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无疑是表示要涤除旧习，焕然新生，做一个藩屏封建国家的忠臣。他在诗歌中经常抒发感慨，表白志向，自比于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深山的巨材抛出天外，闻于当今天子，用为国家栋梁，并十分自信地表示，“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在给亲友的信中讲得更为直率，称“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总之，就是要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准则，为清王朝干一番大事业，成为忠实维护封建秩序的地主阶级一代圣贤。他还向人表示，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并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四语铭于座右，用来鞭策自己。这就是他的门徒所说的“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
曾国藩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立志不摇，奋发努力，他的目的是可以达到的。他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曾国藩刻苦治学，广为涉猎，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道光二十至二十七年间，曾国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这两个部门并无具体事情可做，是供官员们读书养望的地方。曾国藩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大量读书，广为交游，精心研究历代典章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镇压人民革命的经验，不仅为当时步步高升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从军从政准备了条件。
曾国藩治学是从道光二十年担任翰林院检讨后开始的。当时的所谓学术，既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科，也无其他学派的地位，实际上只有儒学一家。儒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内部派系的兴衰变迁，及至道光中期，主要有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及今文经学五个学科或门派。至于他们的相互关系与兴衰变化，则应追溯到清朝初年。
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一代政权，虽采取一些措施，如实行中央六部堂官旗员与汉员缺额对等，地方官旗员与汉员参用，吸收一部分汉族士绅参加满洲贵族为主的各级政权，但满汉藩篱坚固，民族歧视明显。这就无形中不断提醒汉族官绅民众的民族意识，使他们无时不感到自己在遭受着异族的统治。这个统治者高高在上，指挥一切，而自己面对着一些民族间的不平等、不公平，则只能服从，只能忍耐。这无疑会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这又是清王朝对待汉族官绅民众的根本方针，绝对不可能改变。因为满洲贵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使旗人凌驾于汉人之上，给他种种特权和恩惠，才能增加本民族内部的凝聚力，达到利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目的，借以保持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再者，满洲贵族虽以弓马强悍征服了人数众多的汉族，但人数既少，文化程度又低，若打破民族界线，用人唯贤，科考取士，他们很快就会淹没在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难以维持其统治地位。清朝统治者为了达到既能保持其特权地位、又能模糊汉人民族意识的目的，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在采用哪一学派的思想作为本王朝的统治思想方面做了认真的选择。由于程朱理学特别注重伦理道德，将三纲五常强调到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中作为纲中之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尤为适合满洲贵族的口味，所以几经审慎的考虑，决定采用程朱理学作为他们对全国官绅民众实行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清初的几代帝王都采取种种措施，极力推崇和倡导程朱理学，甚至亲自钻研、讲习。昭称，康熙帝“夙好程朱所著，几暇余编。其穷理至性处，虽夙儒耆学莫能测”。“尝出‘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书，特命朱子配祀十哲之列”，将朱熹的塑像塞进孔庙大成殿，与孔子最著名的弟子并列排放，从而将他的地位抬到空前的高度。企图借助于朱熹的伦理说教，将满汉间的民族关系变为君臣政治关系，使汉人自觉接受满洲贵族的统治，服服帖帖地称臣，真心实意地效忠，而忘记满汉间的民族界线。同时，对一批热衷于“君君臣臣”的伦理说教理学家大加提拔重用，一时汉员显官如熊赐履、李光地、汤斌等“皆理学耆儒”。不过，这些人只会重复前人的说教，学术上没有创新，虽在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下名利双收，煊赫一时，但除方苞以文学名世外，在学术发展史上都没有什么名气，更很少为后人所知。
然而，这只是清代政治与学术的一个方面，而事实上还存在着与之对立的另一方面。清军入关之后，残酷地镇压汉族各阶级、阶层的反抗，却无法征服汉族人民的民心。这不仅表现在以天地会为代表的下层人民经久不断的反清复明活动，即在汉族士人之中，也有一部分人不满于满洲贵族的统治，通过他们的学术著作与学术活动，采取这样那样的形式，将他们的这种情绪表现出来。其中有些人通过一些文字游戏，有意无意地表达对前明的怀念或对清朝的藐视，但很快遭到清政府“文字狱”的残酷镇压，不仅自己身陷囹圄，且使亲朋好友受到株连。于是另一部分人便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更隐蔽、更高级但却完全合法的斗争方式，以名物考据打击清朝统治者所刻意扶植的程朱理学，以汉、宋门派之争的形式，曲折地表达汉族士人对清朝统治者更深层次的反抗情绪。他们不仅在政治高压下表现出高尚的独立人格，而且在学术上取得很大的成就，一时硕果累累，名儒迭出，在中国文化史上创造出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
清代汉学家对程朱理学的致命一击，是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通过有理有据的考证，否定了理学家赖以立论的学术基础，从而推翻了它的整个学说。例如，阎若璩积三十年之功力，撰成《古文尚书疏证》一书，从篇数、篇名、字数、书法、文例等方面，列举128条确凿证据，证明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是后人伪造的。而据丁晏所著《尚书余论》的考证，该伪书出于魏人王肃之手。这部《古文尚书》是宋代理学家尊奉的经典和赖以立论的根据，否定了它的经典性，也就推翻了理学家据以著论的根基，使理学变成以讹传讹的伪道学，从而失去信用。再如另一汉学家胡渭著成《易图明辨》一书，经考证指出，宋代的“河图”、“洛书”之说，同唐以前完全不相符合，是陈抟、邵雍编造的。而朱熹所著《周易本义》一书，正是采用了宋初道士陈抟关于“河图”、“洛书”的说法，并进而推衍出理、气、性、命诸说。这样，对陈抟学说的否定，也就否定了程朱理学关于理、气、性、命诸说的理论基础，从而推翻了宋代理学的哲学根据，使之威信扫地。因此，尽管统治者大力倡导，官绅士人中仍很少有人讲习理学。有人描述这种怪现象说：“近日士大夫皆不尚宋儒，虽江浙文士之薮，无以理学著者。转于八旗得二人：一为松尚书筠，蒙古人”；“一为唐水部嵩龄，满洲人”。这就愈加使人相信，在汉、宋学术之争与满、汉政治关系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
汉学家对程朱理学的打击是致命的，其目的绝不只是为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同它争宠，而是从根本上摧毁这一学说，可谓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这就不能不使汉、宋两派结下深仇大恨，以致咸、同、民国年间还有人大张挞伐，将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和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统统归罪于汉学。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因素包含其中，仅只出于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何至倾毕生精力，去追求这样一个结果？如果说他们完全是出于学术上的追求，并不想同理学家为难，作为个人或许难料，但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就很难作出这样的解释。孔子及其学说曾被冷落多年，直到西汉初年才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以致《尚书》失传，仅据年老齿稀的伏生的口授成书，而仍被尊为经典，谁也不去追究其中的真伪和可信程度。直到汉武帝时在孔子宅壁中发现用古蝌蚪文写成的《古文尚书》，似乎才算找到了真凭实据，但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尚书》的今古文之争，从此出现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学术派别。不幸的是，西晋永嘉年间，汉武帝时在孔子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因战乱遗失，直到东晋元帝时才由梅赜奏献一部《古文尚书》，唐代时由孔子后人孔颖达作疏，多年来一直被人们奉为经典。不只理学家，古文经学家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所能看到的《古文尚书》只有这一本。该书比孔宅《古文尚书》多九篇，显然不是原来那一本。然而，一千多年来读过此书的人何止千万，怀疑此书的人也大有人在，却很少有人揭露此事。其原因无他，无论王朝的统治者还是理学家、今文经学家、古文经学家，他们需要的只是孔子学说，至于书本、史实、具体材料，则只看其有用无用，不看其是真是假。为了政治上和学术上的需要，儒家曾对中国历史上的不少重大事实，诸如尧舜禅让、周公圣贤、西周井田等进行了歪曲和捏造。所以，人们虽知其伪，仍当作真，更不会去揭露。因为伪书也比无书好，揭露之后还要用它，就不如不去揭露。时至今日，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仍被视为儒学经典，大量翻印，广为传布，就是最好的明证。因而清代汉学家拼一生精力去论证它为伪书，不能不令人认为他们在学术背后隐藏着一个政治目的。通过考证揭伪，直接打击的是理学，间接打击的是对其倍加推崇的清朝统治者。而这种学术风气的盛行，广大知识分子热心考据而冷淡理学，则表明当时确实曾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不愿同满洲贵族合作，有时甚至隐隐相抗，不顾政治上的高压，利用一切机会继续在思想上进行合法的、隐蔽的斗争。
然而，这种历史现象的存在是有条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仇恨的淡忘，尤其清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拉拢政策的加紧实施，具有较强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亦逐步发生分化。有些人逐渐转变立场，由反清转而拥清，由对清廷不合作转为效忠。桐城文派的创始人方苞，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
方苞字凤九，又字灵皋，安徽桐城人，晚年自号望溪，诸门生、学者称他为望溪先生。他出生于官绅名士之家，其父“民族意识甚强”，清代初年仍经常书写一些怀念亡明的诗词，以抒发内心的感慨。与之友善、过从较密者，亦多为前明遗老。父辈的这种思想感情对青年时代的方苞产生很大影响。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仆少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用此，二十年未尝涉宋儒书。”正是这种思想基础，导致他与怀有反清情绪的同乡学者戴名世结为密友，并为其《南山集》作序。康熙四十九年（1710）戴名世的《南山集》为御史所劾，本人被收狱处死，方苞亦因为该书作序而株连入狱。解至京师后，先判死刑，后经多方营救免死，而将本人与整个家族改隶汉军旗籍充当奴婢。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其为天下名士，奉旨转隶武英殿总管和素名下为奴。嗣后，连日奉命撰写为清王朝歌功颂德的文章，受到皇帝的赏识，旋即以白衣入值南书房，教诸王子读书。如此度过了长达十年半为人犯、半为王子师的生活。1723年雍正帝继位，将方苞及其家族赦免放归原籍。从此，方苞对清朝统治者又是恐惧又是感激，完全放弃了原来不合作甚或反对的立场，彻底归顺新王朝，不断用自己的作品向清王朝效忠。这样，他也就愈益受到清朝统治者的信任与重用。又过了十年，即雍正十一年（1733）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又四年，即乾隆二年（1737）擢礼部侍郎。这时方苞年已七十，不仅身跻卿贰，且成为皇帝的亲信。雍正遇有大政方针，往往咨询于方苞；方苞遇咨多密陈己见，“于是盈廷侧目矣”。只是原因不明，不知究竟是出于嫉妒还是对其人格的鄙视，服刑反而成为接近皇帝的机缘，钦犯变成了亲信，人们的惊讶总是不可免的。
不过，这究竟是个别的例子，虽较为典型，但却不能代表大多数。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对清王朝政治态度的根本转变，当在嘉庆年间，而推动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应是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成为其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它无情地揭去清王朝“太平盛世”的面纱，将各种社会矛盾暴露出来，使清朝统治者与广大士人受到巨大的震惊。面对共同的敌人，汉族知识分子的头脑渐渐清醒起来，他们终于认识到，只有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保住清王朝的统治，才能保住自己的身家地位。这样，阶级利益压倒了民族利益，阶级矛盾掩盖了民族矛盾，往日的一切“复明”梦想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况且，经过一百数十年的时间，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完全巩固下来，他们也看不到有如元朝统治者那样的迅速败亡的迹象，于是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也就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由反对或不合作转而拥护、归顺，甚至主动、自觉地去效忠清王朝。他们逐渐将自身的利益同清王朝连为一体，其政治希望不再是清的灭亡和明的复兴，而是寄托于清王朝的巩固与发展。这样，他们的注意力也就渐渐开始转移，不再集中于学术上的一些旧案，不再向故纸堆中寻慰藉，更不再借打击归顺清朝的理学家来发泄自己对异族统治的不满。其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逐渐把自己的眼光转向社会现实问题，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以求得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于是，广大汉族士人对清王朝政治态度的变化带来学术风气的转变，盛极一时的考据学经过乾隆、嘉庆两朝的发展，终于在道光年间衰落下来，其在学术上左右潮流的领袖地位，渐为方兴未艾的经世致用之学所取代，学术风气为之一变。
经世致用之学又称经世济用之学，简称经济之学，但不是今天的经济学，而是包含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项内容的综合学科，实际上是当时的政治学。这一学派倡导学以致用，着眼于当前急需解决的政治与社会问题。道光年间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陶澍、林则徐、魏源等人。鸦片战争前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内政方面，诸如兴修水利，清理财政，整顿漕务、盐务等，取得了显著成效。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对两淮盐政的治理成效尤为突出，其所推行淮南纲盐之法、淮北票盐之法遂成定制，多年之后仍为后人所师法。两淮盐政由两江总督专任，亦自陶澍始。
鸦片战争的发生则给当时的士人以极大的震动，堂堂天朝大国，竟惨败于“岛夷”小国手下，惨败之余又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使中国由一个独立国变为半独立国。于是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眼光转而对外，开始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寻求强国御侮之策。他们一面介绍海外各国的情况，了解外国的长处，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一面要求对照外国改造中国自身，提出学习西方某些制度，对中国的一些制度实行改革的主张。与鸦片战争前有所不同的是，当时作为地方大吏的陶澍，既手握重权，又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所以，思想上的认识可以立刻化为行动，并取得成效；而鸦片战争后的魏源等人，只是一些幕僚与学者，因而，他们的认识和主张十几年间一直停留在思想上，保存在著作中。虽然如此，但却使风气发生改变，广大士人渐以经世致用为尚，不再以闭门治学为荣，形成新的习尚，一时风靡全国。
对于这些情况曾国藩当时还不甚了解，因而在治学方向和内容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后来他在回忆自己治古文辞的过程时说：“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又说：“国藩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姚氏后人姚永璞也说，“昔永璞先考慕庭府君尝言，吾师戴存庄孝廉入都，曾文正询古文法，存庄以《惜抱轩尺牍》告之。文正由是益肆力文章”。通过这一时期的钻研，曾国藩不仅加深了对古文的兴趣，初步摸到做文章的诀窍，也受到桐城派思想观点的影响，把“文”提到与“道”相埒（音“烈”）的地位。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赞姚鼐说：“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千万言不能休，别立帜志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学，以为不足复存，其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当然，曾国藩所说的“诵其文，承用其说”的“近世学子”包括自己在内。不过，这一阶段曾国藩主要是自学，既无老师指教，也没有朋友与他一起切磋琢磨，学术上进展不快。更重要的是，由于曾国藩名利心切，学无专精，随着时间与兴趣的转移，治学方向与内容亦不断改变。他在交往中发现，梅曾亮、何绍基已经走在他的前面，在古文这个领域里自己很难超越同辈，一举成名，所以便另找出人头地的途径。后来他对这一转变自我解释说：“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游接。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吾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辈不足相伯仲。”但究竟应该读些什么书？又怎样读书呢？当时曾国藩仍是心中无数。于是便专拣名人著作阅读，自觉不自觉地转到治理学的道路上。
曾国藩治理学首先是从阅读《朱子全集》开始的。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曾国藩从琉璃厂买来一本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朱子全集》（又称《朱子全书》），回家后便随即阅读起来。为了弄清治学门径，三天后又去向他的同乡长辈唐鉴登门求教。唐鉴号镜海，湖南善化（今属长沙市）人，翰林出身，历任检讨、御吏、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内召为太常寺卿。他“潜研性道，宗尚闽洛”，号称理学大师，在京师士林中颇有声望。因而曾国藩慕名投拜，向他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并说“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尽精，则万不能通一经”。为了进一步强调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对曾国藩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又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经济之学”是经世济用之学、经世致用之学的简称，几乎囊括了政治、经济及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与今天“经济”一词的含义不同。在此之前，曾国藩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应付科举考试上，目光被限制在应制时文（即八股文）和试帖诗的狭小范围内。做官之后，他虽曾摸索过做古文和诗词的方法，但终属支离破碎，对学术问题和治学方法缺乏系统了解与基本知识，因而对唐鉴的话感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大有顿开茅塞、一新耳目之慨。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在给贺长龄的信中也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规”。他在写给诸弟的信中回忆自己的治学过程时讲得更为详尽：“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可见唐鉴等人对他鼓舞之大、影响之深。
曾国藩按照理学家的严格要求进行修身养性，是从道光二十二年（冬天）开始的。本来，在上年夏天唐鉴向他传授“读书之法”时，同时也谈到了“检身之要”，要他“熟读”《朱子全集》，“即以为课程”，并举倭仁的例子说，“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希望他引为榜样，将读书和修身结合起来，同时进行。但曾国藩并没有完全照办，尽管每天专心阅读《朱子全集》，却并未作修身札记，也未做静坐工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一日，曾国藩向倭仁请教修身之道。倭仁告诉他“研几工夫最要紧”。倭仁说：“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工夫也；周子曰‘几善恶’，《中庸》曰‘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刘念台先生曰‘卜动念以知几’，皆谓此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还说，“心之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最后倭仁告诉他，必须“写日课”，并且要“当即写，不宜再因循”。倭仁所说的“几”，就是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露出的苗头，所谓“研几”就是抓住这些苗头加以认真研究，从而发现其发展趋势和利害关系。其“克己之法”就是通过静坐、札记等自省工夫和相互讨论，将一切不合封建圣道的杂念消灭在微露苗头之时，以使自己的思想沿着封建圣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并且将学术、心术、治术连通一气，使学问得到增长，道德水平得到提高，从而逐步体验和学习治理国家的本领。这就是理学家一套完整的修、齐、治、平理论。
回去之后，曾国藩就按倭仁的要求写修身日记。他每天静坐半个时辰，写下自己各种不合封建圣道的思想和行为，并经常将自己的日记拿给吴廷栋、冯卓怀、陈源兖等人阅读，交流心得体会。曾国藩还常把自己的日记送请倭仁批阅，倭仁的眉批无非是一些批评、鼓励之语。开始曾国藩对“静坐思”很不适应，每静坐未久辄昏然睡去，及离梦境，已半天过去。对此，他总是又气又恼而无可奈何，只好在日记中把自己痛骂一顿，第二天再重新开始，直到十几天之后才慢慢习惯起来。
然而，他这样搞了两个多月就变了主意。原来曾国藩本来体质孱弱，由于每天搞得太紧张，不久就得了失眠症，整日无精打采。勉强又坚持了二十来天，突发吐血之症。从此身体虚弱，心情不畅，再也不想刻苦修行、做一个专治理学的学问家了。他在病后不久写信给他弟弟们说：“无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自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计今日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将归田养亲，不复恋恋于利禄矣。”是不是曾国藩改变了对理学的看法，从此之后不再搞理学了呢？不是。他在同一封信中对他弟弟们说：“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还说，“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可见曾国藩并无轻视理学、弃置不问之意。他对理学在儒学中的核心和指导地位亦并无怀疑，其读书方法也仍然坚持唐鉴的说法。他的转变主要是在治学内容上改变了理学与古文的主次地位。自道光二十年以来，曾国藩就追随桐城派学习古文诗词，并初步摸到一点做文章的门道，养成了对古文的浓厚兴趣。所以，虽然唐鉴告诉他“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而他仍不能忘情。他在给刘蓉的信中情不自禁地写道：“国藩既从数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之资兼嗜华藻，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可见他这时的做法是主攻理学，兼治古文，虽整日忙于读书、写字、静坐、写心得，仍没有放弃对古文的研究。
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和实践，他发现理学家的这一套治学和修身办法不适合自己的情况，遂改弦更张，将研究理学的目标仅限于领会其精神实质，即所谓“粗识几字，不敢为非，以蹈大戾”，不再盲目仿效别人搞什么静坐自省、修身日记之类，其治学内容也改为主攻古文，兼治理学。一年后，他在家书中对弟弟们说：“余近来读书无所得”，“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所成就。”数月之后又更为自信地说：“若如此做去，不做外官，将来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可见他这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钻研古文诗词上，并略有进展，颇为得意，但并没有放松对理学的学习和个人修养的要求，不过改变了办法而已。同时，他治理学也不再限于阅读程朱的著作，开始追溯而上，阅读张载、周敦颐的书，并对它们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末及其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对考据学仍抱轻视态度，把它当成细枝末节，明确表示“考据之学吾无取焉”。
曾国藩学习文字训诂是道光二十六年的事。这年九月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携去段玉裁所注《说文解字》一部，随手翻阅。当时汉阳刘传莹也住在这里。刘传莹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曾国藩便向他请教。刘传莹也正为考据学“无当于身心”的修养而感到苦恼，遂向曾国藩学习理学。于是二人经常相互学习，取长补短，遂成好友。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受益甚大，不仅使他由此懂得了考据学，弥补了学识上的缺欠，而且使他进一步开拓了眼界，提高了认识，在学术上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他在给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和志向时说，“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而“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同时，在治学上曾国藩也不再独宗程朱，而是由程朱上溯到周敦颐和张载，尊奉孔、孟、周、张为儒学正统，将程朱理学和许郑汉学一概归之于不无偏颇的支流旁系。他说：“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且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而自己治学则“上者仰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以上这两方面都明确地表现出曾国藩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思想。这是曾国藩治学思想上的一个大的飞跃，对当时学识的增长和以后在学术上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
然而，曾国藩却没有成为一位学问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他的地位和全国政治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专门研究学问了。后来他回顾自己的京师生活时说，本来想多读些书，与梅曾亮、何绍基诸名士一比高低，“无何，学未成而官已达，从此与簿书为缘，素植不讲”。就是说，他没有搞多久，还来不及著书立说，就已升为二品高官。从此天天忙于公事，便把做学问的事丢到脑后，无缘过问了。
这一时期，曾国藩在学术问题上除向唐鉴、倭仁、刘传莹请教外，还经常与吴廷栋、邵懿辰、何桂珍等人进行讨论。这些人多为治理学者，唯刘传莹、邵懿辰治汉学，刘传莹属古文经学派，邵懿辰为今文经学派，他们在京师都有些名气。这些交往活动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见识，也大大提高了个人声望。所以他的门徒黎庶昌在为他作传时说：“始公（指曾国藩）居京师，从太常寺卿唐公鉴讲授义理学，疾门户家言，汉、宋不通晓，亦宗尚考据，治古文辞，与蒙古倭公仁、六安吴公廷栋、师宗何公桂珍、汉阳刘公传莹、仁和邵公懿辰数辈友善，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称重于京师。”他自己也说“昔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得以迅速发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穆彰阿的得意门生
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顺利的。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道光二十年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得更加坦白：“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曾国藩升发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援引，无论他多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要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颇为洞悉内情的王闿运就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看法。
穆彰阿（1782—1856）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甚得道光皇帝信用，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来即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但皇帝个人专制的程度并不相同。唐及其以前诸朝，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明清以来，事无大小皆由皇帝专决，相权也就不存在了。道光帝嗣位后，“尤虑大权傍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唯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曹振镛“性模棱，终身无所启沃，入对但颂而已。又最忌士之有能者，稍出己上，必排挤之使去”。曹振镛死后，穆彰阿继之，其“用人行事一遵其辙”。他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党同伐异，无所不用其极。鸦片战争时他打击抵抗派，陷害林则徐，极力怂恿道光皇帝对英妥协投降，就是施展的这种手法。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多年来，他利用衡文大权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相传罗惇衍与何桂清、张芾同年中进士，主考官即穆彰阿，张芾、何桂清皆附于穆，而罗不肯；庶吉士散馆三人同得考差，罗又不去拜见穆彰阿，“次日忽传旨，罗惇衍年纪太轻，未可任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其实当年罗惇衍十九岁，张芾十八岁，何桂清只有十七岁，张、何二人的岁数都比罗惇衍小。据说，清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者”，仅罗惇衍“一人而已”。对于这次罕有的更动，时人皆认为系“穆所为”，并有“其权回天”之叹。
曾国藩的际遇与张芾颇为相类，只是时间稍后，机会来得也晚一些。曾国藩戊戌年会考中式，正总裁就是穆彰阿，二人遂有师生之谊，时相往来。曾国藩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在此之前，曾国藩之秩品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一些稗史曾对曾国藩官运的这一转机作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第二天到了皇宫某处，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结果白白等了半天，只好退回穆宅，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见曾国藩答不上来，“穆彰阿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干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属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明晨入觐，则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曾国藩“骎骎（音“亲”）向用矣”。曾国藩对穆彰阿也极为感激，穆彰阿被罢斥后，曾国藩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后，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前进京陛见时，还专程拜访穆宅。后来曾赴天津办理教案，恐自己再无机会进京，又专门写信，令其子曾纪泽再次前往穆宅，向穆彰阿的儿子萨廉致意。
道光三十年，咸丰皇帝对穆彰阿的惩处虽然丝毫没有牵连曾国藩，但却使他失去一个有力的后台。从此以后，每遇到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皇帝身边很少有人为他说话，办起事情来也就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顺利。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十年间，清政府对他时冷时热，忽信忽疑，久久不愿把地方督抚大权交到他的手里，致使他在政治上事事棘手，处处碰壁，可能与此有很大关系。
革除弊政的尝试
鸦片战争后的清王朝，就像《红楼梦》中连遭大劫的贾府一样，一下子塌了架子，暴露出老大腐朽的本质。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却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惊醒过来，开始注意世界发展大势，重新考虑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以新的斗争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朝的封建统治。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两广、湖南尤著先声。鸦片战争前，广州是中国的唯一对外口岸，不少物品通过湖南、广西运往广东；鸦片战争后，外贸中心渐次移至上海，广州贸易量减少，昔日运输线上的水手、驮夫等陷于失业。同时，鸦片战争时曾招募大批勇丁，战后骤加裁撤，也使这一大批人无以聊生。另外，这几省历来是会党活跃的地区，他们将走投无路的广大群众串联组织起来，不断发动反抗斗争，对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亦起了推动作用。
当时形势发展最快的是广西。这里土瘠民贫，各族杂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本来就是容易发生起义和变乱的地方；再加上广东的大批失业群众沿江西上，到这里谋生；广东的小股起义军在当地无法立足时也向广西转移。这就使各种矛盾更加激化，形成一触即发的形势。同时，这里山高水险，地旷人稀，远离清朝的统治中心，是清政府控制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派到这里的地方官亦因油水不多，总想早点调离，遇事敷衍，不愿深究；甚至有意掩饰，蒙混不报。而当地士绅又人少位低，无力与地方官抗衡，不能起到监督作用。这样，在力量对比上就大大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广西的问题，清廷一无所知，地方官放任不问，地主士绅无可奈何，在统治阶级中形成群龙无首、一片混乱的局面。直到道光三十年夏天，由于不断有人上奏反映，清政府才开始发现广西局势不妙，下令将广西提督闵正凤革职，调派号称敢战的湖南提督向荣任广西提督，并派前云南提督张必禄赶赴广西，协助广西巡抚郑祖琛、提督向荣办理军务。同年十月，广西士绅赴京上控，清廷进而了解到广西局势的严重性，立即将郑祖琛革职，派因病乞归原籍的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驰赴广西，督办军务。不久林则徐病死赴任途中，清政府又改派在湖南原籍养病的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前漕运总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驰赴广西督剿会党起义。
这时，不仅广西局势如火如荼，广东、湖南不时发生起义，江淮一带和黄河两岸的会党、白莲教等也在积极活动，酝酿起事。总之，全国政治形势动荡不安，统治阶级内部人心惶惶，已呈现出阶级斗争的巨大风暴即将来临的种种征兆。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已经预感到情况的严重性，并开始筹谋挽回颓势的对策。这些人或者是下层官吏，或者是乡居士绅，或者是中小地主出身的书生，他们都置身于阶级斗争的前沿，体验深刻，明了下情，故能最先发现问题，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时这类人物遍布全国，各省皆有，而尤以湖南最典型、最集中，其中不少人是曾国藩的好友，多年来一直与他保持着通信联系，不仅讨论一些学术问题，也时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因而，学术观点和思想感情都比较接近。他们主要是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等人。
刘蓉（1816—1873）字孟容，号霞仙，湖南湘乡人；郭嵩焘（1818—1891）字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十四年十一月曾国藩赴京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刘蓉，道光十七年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三人气味相投，遂成好友。江忠源（1812—1854）号岷樵，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中湖南乡榜，道光二十四年赴京参加会试，通过郭嵩焘求见曾国藩，二人一见如故，谈笑风生，江忠源遂拜曾国藩为师。曾国藩对江忠源非常欣赏，书札、家信中对他赞不绝口，称他是必诚必信的义侠之士、京中绝无的人才。江忠源非常注意自己家乡青莲教的活动，并暗中组织团练武装，积极进行准备，很快将雷再浩起义镇压下去。这就更加受到曾国藩的器重。道光三十年（1850）他奉旨荐举人才时，即将江忠源列名其中。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道光二十年曾国藩授官翰林院检讨不久就病倒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几至不起，多亏欧阳兆熊的精心护理才没有死去，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罗泽南当时还没有跟曾国藩见过面。道光二十四年，因曾国华与曾国荃欲随罗泽南读书，咸丰元年（1851）起罗泽南又与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一起办团练，同曾家来往渐多，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同贺长龄的女儿成婚，媒人就是正在贺家教书的罗泽南。曾国藩对罗泽南很尊敬，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赞罗泽南读书明大义，是邑中的颜渊，以不曾会面畅谈为憾。
刘、郭、江、罗以及欧阳兆熊诸人相互之间亦皆为好友，经常保持着联系。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把地方上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传给曾国藩，又由曾国藩反映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层。这样，身为二品京官的曾国藩就充当了他们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代理人。
曾国藩对清政府的态度是矛盾的。首先，他拥护这个政府，因为这个政府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同曾国藩及其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正是这个政府，为曾国藩本人和家庭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曾国藩出身中小地主，生长僻远山村，如果没有科举制度，无论他多么聪明能干、刻苦攻读，都不可能爬上官僚阶层。就他个人来说则尤为幸运，其科考之顺利、升迁之迅速、地位之显、兼职之多，都是当时一般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所以曾国藩对清政府充满感激之情和效忠之念。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一介贫窭，身跻六曹，且兼摄两职，若尚不知足，再生觖望，则为鬼神所不许。”他在家信中又进而表示：“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顾身家之私。”但另一方面，他对清政府又是不满意的。首先他不满清政府的腐败。他认为道光末年到处造反的严重局面，都是官吏的贪暴和腐败造成的。咸丰元年，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这年春天广西农民起义迅速发展的原因时说：“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结果官逼民反，危及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曾国藩至为痛恨的。其次，他也不满清政府对中小地主利益的过多侵害。他在《里胥》一诗和《备陈民间疾苦疏》中，就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和他的这种不满情绪。《里胥》诗写道：“贫者勉自效，富者更可悲。隶卒突兀至，诛求百不支，蒨蒨纨绔子，累累饱鞭笞。前卒贪如狼，后队健如S（音“牦”），应募幸脱去，倾荡无余资。”他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列举了三大苦情：“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显然这都是为中小地主阶层鸣冤诉苦的。
正是曾国藩的这种矛盾态度，决定了他对清政府的基本立场和对策，即企图针对清政府的种种弊政进行一些改革，以使它变得坚强有力，从而能够担负起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制度的任务。
咸丰皇帝上台之后，为了挽回人心，渡过难关，除罢黜穆彰阿、惩办耆英外，还下令征言，命各大臣就用人、行政事宜各抒己见，封章密奏。曾国藩以为时机已到，便在一二年内连上奏章，希图说动清朝皇帝，采取措施，革除弊政，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对清政府进行一番整顿。道光三十年他上了两个奏折，一是谈人才的发现、培养和考察；一是推荐李棠阶、吴廷栋、严正基、王庆云、江忠源五人。但这些奏折呈上之后，并没有发生什么实际效果，而政治形势却继续发展。不久，在广西金田村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将全国革命形势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清朝的政局也为之一变。
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的。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人，中农家庭出身，自幼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他的家乡官禄村距广州90里，长期受到三元里等群众反英斗争的影响，养成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洪秀全自幼读书，成年后在村塾任教，因屡试不中，激起对整个封建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他既忧国忧民，又为自己的不幸遭遇愤懑不平，在绝望之中逐渐觉醒，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毅然以天下为己任，决心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政权。为此，他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道光二十三年创立农民革命团体拜上帝会，并发展了冯云山、洪仁等最早的一批会员。翌年又同好友冯云山等去广西贵县传教，组织发动群众。随后洪秀全返回原籍，编写了《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原道救世歌》三篇论文；冯云山则到桂平县紫荆山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发展了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一批群众领袖和骨干分子，会员群众达二千人。二人不谋而合地为一场农民革命打下了思想和组织基础。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下令拜上帝会群众于十月一日（1850.11.4）在金田村团营（即各路起义大军集合编队），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1.11）举行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清政府对广西的情况反应是很迟钝的，而对拜上帝会的情况则知道得更晚。开始，清政府的主要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遍地开花的天地会方面，直到金田起义前夕，清兵与拜上帝会群众发生了一场大战，清政府才发现这支革命力量。由于清军对太平军的作战一开始就连吃败仗，因而引起清政府的特别注意，感到这支队伍不同于一般会党群众，遂集中主要兵力对太平军实行跟追堵截，只用少数兵力对付天地会起义。不过这时他们对太平天国内部的情况还不甚了解，往往称拜上帝会为“添弟会”，并把韦昌辉当成主要领导人，还不知道太平天国的领袖是洪秀全。但太平天国起义在统治阶级内部所引起的震动，早已从广西前线传到清朝的统治中心北京，成为官员们私下谈论的主要话题。
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曾国藩却并不感到意外，他似乎早就隐隐约约地感到，清朝政治弊端层出，必有此一天。使曾国藩着急的是，面临全国四面起火、处处狼烟的形势，清政府财政拮据，军队衰朽，根本无力对付这场战争；而尤为严重的是，对于这种极为紧迫的情况，清朝当轴者却懵然无知。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描述自己的焦急心情说：“内度身世，郎署浮沈，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音“昏”）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为了引起清廷的注意，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曾国藩于咸丰元年三月再次上疏，提出裁兵、节饷、加强训练三项措施，企图首先从军队着手，打开一个新局面。他说：“天下之大患盖有两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他在列举了清朝军队的腐朽状况后指出：“医者之治疮痈之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卒，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否则永远也不能扭转这种武备废弛的状况。接着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并提出一个裁减绿营兵五万的计划。他解释说，此举付诸实施，每年可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若专用于救荒赈贫和废除捐例，又可使社会情况和吏治大为改善。
但是，咸丰皇帝下令征言不过是故弄姿态，装出孜孜求治的样子，以挽回人心，并没有决心革除弊端，一新其政。所以继位年余，政治情况毫无起色，而军事上作战失利的消息却从广西前线不断传来。开始清政府四处调兵，打算把太平天国革命扼杀在摇篮里。但是前线将帅矛盾重重，各持己见，不仅钦差大臣李星沅与广西巡抚周天爵意见分歧，文臣与带兵将领不和，而且广西提督向荣和随后调去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也各不服气，互相掣肘。因而指挥不统一，行动不一致，一再失利。太平军在金田起义之后很快占领大湟江口，向武宣方面进发，沿途吸收天地会起义群众，声威大壮，由起义时的一两万人发展到三万人。咸丰元年二月，洪秀全在武宣县境内的东乡称天王，并任命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分别为正军师、又正军师、副军师、又副军师，兼领中、前、后、左各军主将，石达开为右军主将，使领导体制日渐形成；同时各项条规陆续制定，作战经验也一天天丰富起来。咸丰皇帝见李星沅、周天爵软弱无能，即将二人革职，任命自己的舅舅、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担任广西前线的最高统帅，以统一指挥权，并任命顺天府尹邹鸣鹤为广西巡抚，协助赛尚阿办理粮饷事务。在朝臣中，赛尚阿地位最高，与咸丰皇帝关系最亲，将他派往前线，足以说明事态的严重，因而咸丰皇帝的这一举动在朝野上下引起了更大的震动。
曾国藩看到形势日趋紧迫，而自己的建议又不被采纳，呼天不应，报国无门，也就不能不感到惶急和愤懑。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自去春求言以来，朝廷各大臣献纳不下百余章，“或下所司核议，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不相与”。“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而正是这种对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一片“血诚”，使曾国藩在困难面前不肯退避，于咸丰元年四月鼓足勇气再上一疏，其锋芒直指咸丰皇帝。他在家书中对弟弟们说：“廿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他所以甘冒风险上此奏折，主要是由于自己“受恩深重，不能不报”。他认为，“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他上疏的目的是为了杜绝咸丰皇帝的“骄矜”之气和扭转廷臣的“唯阿之风”。他认为咸丰皇帝天资聪明，“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恶直而好谀”，“是以趁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
其实这并不是曾国藩个人一时心血来潮。在此之前，他曾不断收到朋友的来信，其中刘蓉和罗泽南的信尤起了激励作用。刘蓉在信中说：“大疏所陈，动关至计，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然言之而未见其效，遂足以塞大臣之责乎？国是未见其益，而闻望因以日隆，度贤者之心不能不歉然于怀也。”又说，“不爱钱，不惜死”的壮语虽足可明志，但却未可“慰天下贤豪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忠”。罗泽南的信未见原文，仅从曾国藩的复信中透露出一二句。曾国藩送上奏折之后，复信对罗泽南说，来信所谈“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语，“乃适与拙疏若合符节”，“今录往一通，阁下详览而辱教之。山中故人如刘孟容、郭筠仙昆季，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阳]晓岑诸君，不妨一一寄示，道国藩忝窃高位，不敢脂韦取容，以重负故人之期望者，此疏其发端也”。很明显，曾国藩此举并不是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在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推动下采取的。这些支持者的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曾国藩集团的骨干成员，所以这件事在这个集团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曾国藩集团前期集体采取的第一个政治行动，其结果直接影响着这个集团未来的发展道路。
从内容上看，曾国藩此疏也非同寻常，他本着“济世以匡主德、结人心、求人才为要”的宗旨，直接对咸丰皇帝提出批评。其内容可归结为三方面：一曰“防琐碎之风”，批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发往广西的人员安排不当。二曰“杜文饰之风”，批评咸丰皇帝徒尚文饰，不求实际。奏折说：“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三曰去“骄矜之气”，批评咸丰皇帝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刚愎自是，饰非拒谏。奏折说：“去岁求言之诏，本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乃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又说：“今军务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然使广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之大惧也。”最后警诫咸丰皇帝说：“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舜与成王何至如此？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乎此。”总之，是批评咸丰皇帝骄傲自满，言行不一，以促成其革除弊政的决心。
毫无疑问，上这样的奏折是要担一定风险的。所以曾国藩在一封家信中说：“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这的确不是曾国藩故意吹牛和过于多虑。奏折送上之后，咸丰皇帝披览未毕，即“怒捽（音“昨”）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只是由于祁寯藻、季芝昌为他苦苦求情，才免于获罪。这件事对曾国藩刺激很深，大概他很快就从房师季芝昌那里了解到咸丰皇帝对他“优诏褒答”的真相。从此之后，曾国藩不仅打消了对清朝政治从上至下进行整顿的念头，而且锋芒顿减，再不敢在奏折中批评皇帝，对其大政方针表示不满了。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后来做了封疆大吏，地位发生了变化；亦因经此次碰壁之后谨慎起来，再不敢盲目仿效古代的谏臣了。一个月后他在一封奏折中说：“臣材本疏庸，识尤浅陋，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似颇有忏悔之意。
此后，曾国藩又上奏《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两折，并先后兼署刑部左侍郎和吏部左侍郎，表面上一切平顺，仍受重用，实际上则心情越来越沉重。因为全国革命形势正在迅速发展，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革命运动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洪流。而清政府却拒绝一切革除弊政的要求和建议，使他愤懑、焦虑而又无计可施，这就不能不越来越深地陷入进退维谷、报国无门的苦恼。同时，由于他看不惯官场的腐败风气，又在会审琦善一案中得罪了名族权贵，处境愈益孤立，“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这就使曾国藩对京宦生活愈感乏味。
十余年的京宦生活，尤其是地位的变化和理学的熏陶，使曾国藩的思想境界有了很大不同，已经由极力谋求个人和家庭的发展一变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争生存。但是，当他不顾个人安危，决心为挽救清王朝江河日下的形势而竭尽一切努力时，却发现他曾引以自豪的二品京官并不能为他提供什么帮助，这就使他早年那颗热衷功名的心渐渐冷淡下来。所以他在《孙鼎庵先生六十寿序》中说自己“急于科举而淡于仕宦者又与先生之志趣相类”，并在一首诗中发出“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的慨叹。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得江西乡举试差，并获准事罢回家探亲。他得此机会如释重负，立即登程南下。走到安徽太湖县境内的小池驿，忽然接到其母江氏去世的讣闻，遂迅速由九江乘船西上，急急回籍奔丧去了。
赛尚阿赶到广西之后，清军内部不和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各路清军围困永安半年，指挥始终不能统一，行动也难于一致。咸丰二年，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各军多遥遥尾随，唯乌兰泰穷追不舍，遂为太平军伏兵所败，不久即在桂林城外被太平军打伤，死于阳朔。于是太平军的主要对手就剩下向荣一人了。自从蔡村大败又遭赛尚阿参劾之后，向荣一直心怀不满，消极观望。太平军由桂林解围北上后，清政府命向荣跟追，向荣称病留驻桂林，拒不从命。咸丰皇帝愤而将其革职留用，亦无济于事，直到赛尚阿被劾革职，他才匆匆由桂林赶到前线。
曾国藩行至武汉，从湖北巡抚常大淳处得知长沙被围，便从岳州改行旱路，经湘阴、宁乡转回故里，从此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乡居生活。
- 王闿运：《湘军志》，光绪十一年版，第一卷，第1页。
-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文集》），第四卷，第58页。
- 湖南省文献委员会编：《湖南文献汇编》，1949年版，第二辑，第405页。
- 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光绪九年版，首卷，第5页。
-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00页。
- 吴博夫：《湖南民性》，第12页。
- 张佩纶：《涧于日记》，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曾国藩乳名宽一，道光十年去衡阳读书时取名子城，字居武。第二年又改号涤生。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后始改名国藩。
-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诗集》（以下简称《曾文正公诗集》），第三卷，第7页。
- 曾国藩《衡阳曾氏谱序》（《曾文正公文集》，第三卷）称，其远祖为曾参十五世孙，西汉末年以关内侯南迁避王莽之乱，成为南方诸曾之祖，先居江西一带，后分出一支迁往湖南衡阳，遂成为湖南曾氏的祖先。
- 据曾国藩在《祖四世元吉公墓铭》（《曾文正公文集》，第二卷）中的叙述可知，湘乡曾氏的系谱为：曾应贞—曾辅臣—曾儒胜—曾玉屏—曾麟书—曾国藩。
-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1964年台北影印版，同治六年九月初十日。
- 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
- 同上，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
- 同上，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
- 《曾文正公文集》，第四卷，第53页。
- 《曾文正公文集》，第四卷，第55页。
- 同上，第三卷，第6页。
- 同上，第四卷，第55页。
- 同上，第四卷，第53页。
- 《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
- 曾国藩《台洲墓表》（《曾文正公文集》，第四卷，第55页）称“自八岁起侍府君于家塾”当为虚岁，此处据《曾文正公全集·年谱》（以下简称《曾文正公年谱》）第一卷，第2页。
- 《曾文正公年谱》（第一卷，第2页）称“公禀学于庭训者凡八年”，而按其前后记载推算当有十二年。
- 光绪十一年重修《湖南通志》（以下简称《湖南通志》），商务印书馆影印版，第3册，第3792页。
- 曾国藩：《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中国图书公司版，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 《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 刘蓉：《养晦堂文集》，思贤讲舍版，第三卷，第17页。
- 《曾文正公文集》，第二卷，第34页。
-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国闻周报》，第九卷，第37期。
- 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谈荟》，《国闻周报》，第六卷，第27期。
-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类钞》（以下简称《求阙斋日记类钞》），上卷，第27页。
- 《曾文正公诗集》第二卷，第12页。
-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以下简称《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12页。
- 《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 同上，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 《求阙斋日记类钞》，上卷，第9页。
- 《曾文正公年谱》，第一卷，第6页。
- 《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 昭梿：《啸亭杂录》，上海扫叶山房石印线装本，第一卷，第2页。
- 同上。
- 昭梿：《啸亭杂录》，上海扫叶山房石印线装本，第八卷，第14页。
- 王献永：《桐城文派》，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页。
- 同上，第14页。
- 同上，第15页。
- 《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2页。
- 《曾文正公文集》，第三卷，第15页。
-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交通书局1947年版，第61页。“惜抱轩”是姚鼐的书斋名。
- 《曾文正公文集》，第三卷，第20页。
-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 《曾文正公文集》，第四卷，第36页。
-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 同上，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 《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1页。
- 《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
- 《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义理”，原书为“理义”。
- 《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义理”，原书为“理义”。
- 《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12页。
- 《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 同上，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 同上，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 《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 《曾文正公年谱》，第一卷，第14页。
- 《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4—5页。曾国藩文中所说的“汉学”指古文经学，对于今文经学，在他的言论中从未提及过。
-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 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光绪十六年版，第三卷，第1页。
- 《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
- 《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 同上，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 《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23页。
- 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明斋丛刊版，第三卷，第26页。
-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 《清史稿·穆彰阿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册，第11417页。
- 胡怀琛：《清谈》，台北影印版，第12—13页。张芾，号小浦，乙未进士，即前面曾国藩所说“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
- 《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七日。
-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 徐珂：《清稗类钞》，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11册《荐举类》，第8—9页。
- 《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27页。
- 《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
- 《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30页。
- 《曾文正公诗集》，第一卷，第2页。
-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以下简称《曾文正公奏稿》），第一卷，第40、41、43页。
- 《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37页。
- 《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30页。《曾文正公年谱》（第一卷，第12页）载，曾国藩目送江忠源远去的背影，回头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
- 同上，第一卷，第30页。
- 《曾文正公奏稿》，第一卷，第25—27页。
- 《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30页。
- 《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
- 刘蓉：《养晦堂文集》，第五卷，第9—10页。
- 《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33页。
-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曾文正公奏稿》，第一卷，第32—37页。引文中“禹”应作“尧”。原稿如此，并非刊刻之误。
- 《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
-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光绪二十五年版，第一卷，第2页。黎庶昌：《曾太傅毅勇侯列传》，《拙尊园丛稿》，第三卷，第2页。
- 《曾文正公奏稿》，第一卷，第39页。
- 黎庶昌：《拙尊园丛稿》，第三卷，第2页。
- 《曾文正公文集》，第三卷，第34页。
- 《曾文正公诗集》，第三卷，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