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曾国藩（1811—1872）是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一百多年来，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派别，甚或同一派别的不同人物，都曾对他作出过不同的评价。
曾国藩在世时就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卖国贼”的徽号；曾国藩死后，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
；他的门生故吏则颂之为“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一代名臣、名将、名相”。辛亥革命前后，一些独尊程、朱的理学家和革命党人开始对曾国藩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批判。有人说他倡“就地正法之制”，兴“抽厘聚敛”之风，“以夷狄攻中国”，“杀人割地”，取媚洋人，实为祸国殃民的“罪魁戎首”；也有人斥他为“残杀同胞”的败类、“遗臭万年”的“汉奸”。著名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则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称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然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性质急剧变化、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时代。为适应新的形势，曾国藩提出一整套解决国内外矛盾的方针、路线和办法，并取得一定成效，故受到一些阶级和政治派别的竭诚拥护，为其继承下来，尊为圣典。但是，这条路线终究归于失败，事实证明它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因而受到另一些阶级和政治派别的坚决反对，口诛笔伐，视若寇仇。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整个近代史上，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一直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则不时出现在人们面前，尤其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更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议题。这样，曾国藩就不能不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而对他的评价也不能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作者曾天真地认为，这不过是前人的历史局限，岂料今人亦未脱此态，总想借曾国藩做大文章。史学难如其意，就利用小说的舆论功能，终至在社会上掀起一场读曾国藩、学曾国藩的热潮。谁能相信，这一度席卷中华大地的“曾国藩热”，与现实政治、海峡两岸都毫不相干？唯作者相信，历史乃严肃的科学，治学之道亦历有明训，初心依旧，志趣难移，只好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自本书初版以来，有关曾国藩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作者对曾国藩乃至整个曾国藩军政集团亦有一些新的认识。唯限于本书体例，难以对近年提出的一些问题展开广泛探讨。故此次修改再版，仅作个别文字与段落上的增删调整，所添幕府一章，亦不过填补原书的空白。至于近年学术成果的吸收、本人研究心得的表达以及不同学术观点的切磋，只好借助于专题论文和新著。但凡舛误及不足之处，无论新版旧版、著作论文，皆欢迎批评指正。
-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传忠书局版，首卷，第5页。
- 夏震武：《灵峰先生集》，浙江印刷公司版，第四卷，第56、57页。
- 同上，第一卷，第1页。
- 同上，第四卷，第56、57页。
- 同上，第四卷，第42页。
- 《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卷，第82页。
- 萧一山：《曾国藩传》，1964年台北版，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