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邪宗”

这题目起于一个误会——1925年，章士钊的《甲寅》在北京复刊，章是反白话文的健将，尽人皆知，然他却在显著位置用了白话文倡导者蔡元培、吴稚晖的白话文章。鲁迅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对此调侃道：“《甲寅》周刊已出，广告上大用‘吴老头子’（指吴稚晖）及‘世’（指蔡元培）之名以冀多卖，可怜也哉。闻‘孤松’公（指章士钊）之文大可笑。然则文言大将，盖非白话邪宗之敌矣。”——“白话邪宗”即出于此。捍卫文言者自居为正宗，以白话文为旁门左道，鲁迅在此戏拟章等人的立场，“白话邪宗”乃指白话文阵营，其意甚明。但我看时大约是“期待视野”作祟，又忽略了“世”字，不知怎么以为这是指吴稚晖，这段话也就被理解成对章、吴泯“恩仇”、通款曲的揶揄了。当年鲁迅对胡适与对手章士钊的“相逢一笑”曾有过不少挖苦的话，而他也像他的老师章太炎一样，对吴稚晖素无好感，如果不细看原文，这样理解似乎也说得通。——当然这是看走眼了。不过将错就错地想来，“白话邪宗”这顶冠冕，吴稚晖却也戴得：我们若将白话文阵营内部再分出正规军和偏师，将白话文的写作分出“正”路子和“野”路子，则吴稚晖无疑当属后者，他的白话文嬉笑怒骂、诙谐百出，“不按牌理出牌”，而且他在文坛上一副单打独斗的架势，常扮演南京人所谓“邪头”的角色，以“邪”来戏指他的“野”，称之为“邪宗”，不亦宜乎？至于他的文章如何“野”法，且待下面分解。

吴稚晖这个名字在内地早已没人提起了，即在台湾，恐怕也早已被人遗忘，虽然他是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而“蒋公”对他礼遇有加。我们的史书上通常将他视为国民党政客：他虽早年鼓吹无政府主义，1924年却到国民党里做了官，1927年又极力赞同蒋介石的血腥镇压。在野史里他则是一个“怪人”形象：这里的“怪”一是来自他的口无遮拦，常发怪论；二是不同于一般党国要员的平民作风，出行拒绝坐轿，乘车是三等，坐船坐统舱，自带帆布床，只穿布衣布鞋，在街上可与乞丐答话，等等。——二者都是当时新闻的好材料。

也许是愿意“偏听偏信”，加上对于戏剧性事件容易记住的缘故，关于吴稚晖，印象最深的倒是他与章太炎打的那场笔仗：章认定，在《苏报》案中，他与邹容的被捕，实是由于吴的出卖，遂在报上严加斥责，且翻出旧账，称使得吴名驰学界的自杀事件（1902年，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勾结日本政府以妨害治安罪拘捕吴稚晖等留学生，遣送回国。途中吴投河寻死，后被救起，从其身上搜出的绝命书中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云云），实为沽名钓誉之举。直到1936年，吴稚晖仍在为自己辩诬并对章反唇相讥，他的嬉笑怒骂、瞎三话四的文体是有名的，章士钊等文言大将皆奈何他不得，这一回与复古的太炎先生接火，他却是个地道的输家。章对吴“欲以杀身成仁欺观听者”的自杀举动的描述（“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加上那番“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裤，勿令后穿”的呵斥，谁读了都忍不住要大发一噱。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曾顺笔重提这桩公案，说“其实是日本的御沟并不狭小，但当警官护送之际，即使并不‘面目上露’，也一定要被捞起的”。这是“平心”之论，然其中的反语意味却更使吴稚晖在“面目上露”的漫画形象中定格了。

吴稚晖当然不只是这样的漫画形象。政治上的是非宜留给历史家去下判断，闲闻逸事自有掌故家“踵事增华”，单从思想史、文学史的角度看，吴稚晖的确值得一书。其实同时代的人也早已书了几笔了。高长虹在1926年的书评文章里提到他从几家书店里得到的信息：“性史是最好卖的书，吴稚晖鲁迅的著作是次好卖的书，情书一束也好卖，落叶、飞絮也好卖。”张竞生的《性史》因对于读者“犯禁”的好奇心的蛊惑，畅销应是意料中事，《情书一束》之类，属言情一科，内容原就具有畅销的因素，鲁迅是新文学作家的第一人，其作品畅销亦顺理成章。吴稚晖的书好卖，则多少有些出人意表，他所写多是时评论文之类，而且以高长虹的话说，是“头绪太乱的论著”。其中缘由，非止一端，重要的一条是他的言论即使与新一代的人物相比仍算得上大胆新鲜。高长虹称他在《新世纪》上发表的文字“现在看起来还很新”。他的书畅销则说明了他在20年代中期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力（据高长虹所言，“人们喜欢看他的文字，也还是近一两年的事”）。可以佐证这一点的还有陈西滢的评价。他甚至将吴尊为他“二十年来最钦佩的一个人”，《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中，则将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举为“思想方面”的代表性著述：“无论你赞成或反对，他的那‘漆黑一团’的宇宙观和‘人欲横流’的人生观断不肯轻轻地放你过去。他那大胆的精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概，滑稽而又庄严的态度，都是他个人独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