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

王葆青

刘昭东同志是我所敬重的一位资深外交官和领导。2009年，时逢我到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做些退下来后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当时是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秘书长，后来换届后聘为协会的顾问。因工作关系，我们接触得慢慢多了起来。昭东同志平易近人，理性思维和善于知识积累。我遇到很多问题经常向他请教，他总是十分耐心地向我诠释和说明。接触中感到，昭东同志是政治业务素质兼备的领导干部。近日来，在读了他的大作《科技外交官杂记——我的经历与感受》之后，更加深了对他的全面了解。

《科技外交官杂记——我的经历与感受》共分为启蒙、驻外、交往、美国感受和国家大势五个部分。作者通过夹叙夹议的方式，娓娓道来他于196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技情报所涉外工作，而后到联合国使团和驻美国使馆工作，前后近30年的宝贵时光，共70余篇感人的随记和杂感。

我作为一位曾经的科技外交官，虽没有机缘与昭东同志在联合国使团和驻美国使馆一同共事，但我通过深度阅读，却对作者外交生涯的心路历程有所感晤。掩卷长思，感慨不已。作者的回忆杂记中给我留下四点深刻印象。

第一点是，作者在对外交往中积极交友，为国家争取到更多利益。

作者满怀激情地回忆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援助和支持中国科技信息事业发展的项目和活动时，他所结交的一批对华友好的业务负责人和专家。他们是：UNESCO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世界科学情报系统处处长托卡里昂，世界科学情报系统指导委员会主席维索斯基，世界科学情报系统和后来的综合性信息计划(PGI)政府间理事会主席依·韦斯莱·哈娜斯科维奇女士，世界科学情报系统处处长劳纳，等等。

在作者笔下，一个个鲜活靓丽的人物出现在我们面前。作者特别用一个章节回忆了UNESCO聘请的知名专家尼拉梅根教授，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情报研究班课程设计研讨会召集人。尼拉梅根教授是印度人，他是在菲律宾举办的亚太地区情报培训班主持人和校长。该培训班主要是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培养科学情报人才，每年举办一期，为期一年，每期30余名学员。自1980年至1985年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和省市的有关科技情报机构每年派2～4人参加培训班的学习。5年间我国派往菲律宾参加培训的学员近20人。作者以诚相见的态度打动了尼拉梅根教授。这个印度人诚恳地告诉作者有关他的印中友好的内心世界和感知。这也使作者理解到为什么他那么孜孜不倦地从事与中国有关的项目，那么真诚地帮助“中国学生”。

作者与国际文献联合会(FID)主席安茨(ANTS)教授交往很深。在中国加入国际文献联合会的过程中，遇到了台湾问题。经过大约5年的努力，经安茨教授等友好国际人士的反复工作和国际文献联合会内部非常艰苦的协商，1980年1月，国际文献联合会举行理事会会议终于正式批准恢复中国国家会员的资格。正是通过作者与这些身居国际组织要职的专家建立起信任友好的关系，进而发展与那些国际组织的友好合作，才加速了中国科技情报事业融入世界信息大家庭的进程。作者发自内心地大声召唤，“时光荏苒。这些朋友现在大多也应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你们现在在哪里？中国的同行朋友仍在怀念你们!”

1999年5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考克斯特别小组公布了 “美国对华国家安全、军事和商务问题”报告，恶毒地污蔑所有在美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留学生。在考克斯报告出笼后，作者与其他使馆人员及时走访和调研了美国众多的重要部门和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这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美国总统科技办公室、美国国务院负责中美科技合作的处室、美国能源部、美国一些著名的思想库和科学组织等。了解到美国政界对考克斯报告也多有异议。作者深有感慨地说明，“光靠书面信息和网络信息是远远不够的。一名科技外交官，也一定要有朋友的工作关系，要有鲜活的可靠信息。”

第二点是，广开渠道，将民间科技合作作为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内容加以推动。

作者在驻美国使馆任公使衔参赞期间，积极组织科技处外交官开展了很多与美国非政府性质的民间组织和公司社团的友好往来及交谊活动。从回忆文章可以看出，科技处的做法主要有两点：一是将美籍华人组织作为开展工作的重点，既满腔热情和理解、尊重他们，又注意遵守美国的法律，多做促进中美合作和友谊的事情。作者在美国两任工作，他所领导的团队严格遵守这一原则，结交了不少华人组织和朋友，共同办了很多对中美双方都有利的事情。二是科技处积极地开展了很多与美国非政府性质的民间组织和公司社团的友好往来和交谊活动。一般都是美方主动邀请，因为美方更有条件开展活动。中方人员则积极响应，利用这些机会交朋友和了解美国的情况，介绍中国的进步，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学习美国各方面的先进之处和知识。

根据作者回忆，科技处继承、发扬、参与或促成了很多有意义的活动，结交了一批美国民间组织和友人，留下了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中美科技合作的宝贵财富，例如积极促进和参与：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RC)研讨会，纽约州千岛湖环境研讨会，与美国千年研究所开展合作，与乔治·梅森大学开展科技政策研究合作等。

第三点是，深入观察驻在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凡事持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昭东同志又是一位严谨而善于提出自己独立观点的学者。他在美国工作生活七八年，他从政治和文化层面深入到社会中去观察、研究、琢磨事物的先进和落后，提出自己的观点，绝不人云亦云。诚如作者所说的人微“摸象”，收获是水到渠成的。比如，作者认为，高技术无不受政治的制约。没有哪一个国家肯将自己掌握的高技术拱手交给别人。关键是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贸易和转让带有敌视性和没有根据的污蔑，并经常反其道而行之，实施“双重标准”。但昭东同志依然认为，仅就公共信息、广泛的学科知识和适用技术而言，美国是最开放的供他国学之不尽的国家。在世界众多的国家中，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没有一个国家能在信息汲取数量和获取的方便方面可以与美国相比。我们似应从历史的角度并以泰然的心情来看。由于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不同，美国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信任，对中国不友好的政治人士大有人在，其态度、决策和实践可想而知。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发展、崛起，令怀有“优越感”的很多美国人的心态已由原来对中国发展水平“不以为然”，转变成担心中国超越他们，危害他们的利益。因此提防中国的心态和思想有了一定社会基础。通过上述分析，作者觉得他似明白了美国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担心的不光彩心理，我们所应做的，只能是不懈地泰然为之，创新和提高自己，促进对方加深了解。

还有一例，世界观察所所长莱斯特·布朗著书《谁养活中国》面世后，国内一片反对之声，认为他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昭东同志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布朗的粮食问题观点的本意不是在说中国肯定养活不了自己，而是以人口众多的中国为例，通过数据推算强调可能出现的世界粮食危机。它不但是针对中国的，而且是对印度、亚洲、非洲乃至全世界的。它的命题和行文前后是依据现有数据假定了粮食、有关资源和人口增长比率，综合预测产生的。布朗先生没有对中国不友好，乃至攻击的任何言行。他是一位对中国发展持赞赏态度的，一心做学问的知名学者。因此建议国内重视布朗的研究，全面研读他的文章、正确地看待布朗本人。

第四点是，由陌生到稔熟，按国际流行规则和做法从事国际合作。

昭东同志回忆起1973年第一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建“世界科学情报系统”的会议时，频频举手示意发言却无人关照。后来才知道首先要把代表国家的标牌竖起来，会议主持人才会意识到你要发言并按举牌先后顺序做出安排。这看起来是件小事，但我们在走向国际舞台上确实有这个经历。我记得，我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初次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事会参加会议打算发言时，也曾遇到同样的尴尬局面。真是“事非经过不知难”。昭东同志的经历勾起我的回忆，读来感到十分亲切。

我又想起，2010—2012年在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工作期间，我与刘昭东、张菊年同志共同参与了经合组织(OECD)“通过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科技创新合作”这一软科学课题，这个课题是由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委托我协会完成的。对外是以我作为中方专家出面参加会议或发表意见。但每次发言或书面表达的内容，都是我们三人一起讨论，取得共识后向外表述的。在这个过程中，昭东同志提出很多很有见地的意见或点子。我都尊重他的意见并予以采纳。昭东同志是“文革”前毕业的英语专业高材生，在英文表述上用词准确得当。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们在讨论全球治理的要害是发达国家是否有此“政治意愿”。我们在讨论如何翻译成英文时，昭东同志特别提出，要用“political will”程度上更为准确而不宜用“political promise”。

昭东同志文集的精彩回忆和纵横捭阖的议论之处俯拾皆是，我只是在他那“春色满园”的杂记中采撷出几缕花束而已。读者定可从不同角度去欣赏和体会，会得到更多的启迪。

话说回来。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昭东同志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在他身上，突出体现出以国家利益为重、诚实笃信和敢于担当的传统理念和作风。这一点，在他的文集的回忆中显露的比比皆是。在他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就因在业务和外语能力上崭露头角而得到组织上的重用。在开放创新大潮的形势下，昭东同志绝非因循守旧而裹足不前，而是积极进取和努力钻研，终于在科技情报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开拓了一片新天地。乃至后来的驻外工作，更是做得风生水起。可以说，昭东同志比较典型地代表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老外交官通过改革开放，在思想境界、思维方式和外交理念上实现新的飞跃的过程。如今我国的科技外交和国际科技合作事业已远非昔比。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昭东同志那一代人对顺应开放大势将我国的科技外交事业融入国际化的进程起到了荜路蓝缕的作用。

作为科技外交官，我们都知道，对外开展工作要交友，要重视民间科技合作，要按国际流行做法办事，等等。但这些往往停留在概念上，却并不留意付诸实践和它的分量。细细品读昭东同志的文章，你就会觉得，昭东同志的经历就是很好的案例和现身说法。从这点上说，昭东同志精心撰写的回忆文集，对科技外交战线上的老同志来说，不啻“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对那些有志于科技外交事业的年轻同志来说，它更是一本行路的有益参考书。

(2015年初春，北京)

注　 王葆青，曾任科技部办公厅主任等职，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前公使衔参赞，现任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