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聪和潘比德在“良友”
朱志宏
一、1936，初识良友
1936年的《良友》
1936年，《良友》创刊十周年。有畅通的发行渠道、稳定的读者群、美好的声誉。一切按部就班、欣欣向荣。
回顾十年前，伍联德创办了《良友》，中国第一本大型的综合性画报，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到了1936年，画报林立。《良友》虽然以其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名列前茅，在海外市场更是独占鳌头，但是，面对众多不甘示弱的竞争对手，也需要保持警惕，通过不断改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有时，甚至因为防范过甚而自乱阵脚，比如，在第三任总编辑梁得所辞职，另立门户，创办《大众》画报时，《良友》一度曾改为半月刊，篇幅也随之缩水一半，这样，反而丧失了《良友》内容丰富的优点。一段时间后，又改回月刊形式。此后，《良友》步伐稳重，但是又不失进取之心。
第113期《良友》封面
1936年1月号一百一十三期的《良友》，封面是影星梅琳，时值冬天，所以照片上的梅琳穿着华贵的皮草，侧坐，头却微微偏过来，望着读者，嘴角似乎含着笑意，而那盈盈双眼里的神思却是读者所猜不透的，与蒙娜丽莎的微笑一般神秘。这张照片的构图也很巧妙，梅琳在画面偏右的位置，左下方是一株妖娆的植物，香草美人，相得益彰，而在左上方正好印上“良友”两个红色大字，画面结构很均衡，看上去赏心悦目。选择这样一张照片不是偶然的，照片是良友公司的摄影师陈嘉震所摄。他是专事影星和剧照摄影的青年摄影师。1935年12月20日，他拿了十来张梅琳的照片来良友编辑部，以供选择封面图片。马国亮选了这一张，“这张照片构图很好，对象及配置也很合时令”。从这一张封面图片的精心选择，我们也可以一窥《良友》的编辑风格。作为一份画报，图片的选用至为关键。《良友》有自己特约的摄影师，时事有王小亭，电影有陈嘉震，西部风情有庄学本，各个领域的执牛耳者，都为《良友》供稿；同时，还有广大的热爱摄影的读者，也踊跃投稿。《良友》还与《申报》等其他报刊互通有无，再加上二十多万张图片的库存，《良友》拥有极为丰富且质量上乘的图片资源。文字方面，约稿对象有郁达夫、老舍、穆时英等现代著名作家。编排也极用心。仍以一百一十三期为例，时事开头，九页的篇幅，聚焦事件和人物动静，继而是六页的世界时事，六页摄影照片，六页电影相关的报道，此外内容还有五年前之上海社会写真、小说、漫画、雕塑、奇闻等。可见其内容的丰富。且各版内容在画报上的排序早有定规，这样，读者读起来，既觉熟悉和亲切，又对每期的不同内容产生新奇感。
依版权页来看，此时的编辑有总编辑马国亮，助理编辑陈炳洪和李青。陈炳洪负责画报的英文说明和电影板块。李青写了一些世界时事评论，其他工作暂不可考。而马国亮作为总编辑，除了安排各项事务，会见政要、文友等进行办报所需的交际外，还需负责画报编辑的具体事务，版面设计、配插图外，还撰写“每月杂话”一文以及尾页的“编辑室日记”，忙得不可开交。编辑室人员的紧凑也给画报编辑带来了一些问题，《良友》偶尔会出现一些类似图片印反了的小错误。《良友》编辑室亟需补充专业人才。
于是，1936年春夏，丁聪、潘比德先后来到了《良友》。他们进入《良友》的时间依据的是马国亮在《浮想纵横》中的说法，而他们在版权页上出现则更晚，丁聪第一次在《良友》版权页上出现是一百二十五期，潘比德是一百二十八期。马国亮当初是在当了一年多的编辑部干事以后，才升职为助理编辑，出现在版权页上，他们也许都是如此。
编辑部新来的年轻人
我们就先来认识这两个年轻人吧。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找到记录他们在1936年的模样的文献资料。所以我们只能上下搜索，茅盾1941年见丁聪，与他想象中的长发、苍白脸的艺术家形象完全不同，丁聪是个“短小精悍、天真快乐的运动员”。(1)
而潘比德呢，据吴其敏回忆，30年代初见到他：“人长得高高瘦瘦的，一副纯善和悦的面貌，跟人家谈话时总是带着几分笑意。声音轻缓而沉实，很快叫人听得出他话里的亲切真诚，也感觉到几乎每一句话都很有分量。”(2)
丁聪在良友编辑部
这两段回忆，一个是茅盾，无需赘言，一个是吴其敏，1937年移居香港的作家，两人的不同重量级别，也预示了潘与丁为人认知的不同级别。除了个人才能的差异，也许还有其他的因素影响。
1936年，丁聪二十岁
丁聪是“名门”之后，父亲丁悚是画家。虽然，父亲不鼓励、甚至反对丁聪以画画为业，但是，因为丁家从某种意义上成了画家的俱乐部，在这种氛围中，丁聪既产生了绘画的兴趣，也找到不少良师益友。父亲的朋友张光宇成为影响他最深的一位老师。因为有老丁，所以才有“小丁”。老丁创作了“百美图”，是有名的月份牌画家，也画漫画。如小丁所说，老丁的漫画关注的是社会问题，而小丁笔下则是政治问题。但是，小丁下笔之初，跟老丁一样，关注的是社会问题。他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包括在《小晨报》做记者时做的插图和新闻速写、在新华和联华两家电影画报上做的美术设计、明星画像及其他电影题材漫画。另外，还以一些社会现象为题材做漫画。是在《良友》期间，丁聪才完成了由关注社会问题向关注政治问题的转变。
《良友》画报美术编辑是小丁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所谓正式工作就是能依此养家糊口、并且安身立命的工作。与公众对丁聪的定位——“漫画家”有所不同，丁聪到晚年都认为美术编辑也是自己的主业。在此之前，丁聪已经画了不少漫画作品，并且还任两家电影画报的兼职美术编辑。因此，他来《良友》画报任美术编辑，虽然说不上老练，可至少也算是圈内人了。丁聪回忆：“画报是大型的，编辑部却设在很小的一个阁楼上。我每天上午去上班，边干边学，从英、美和苏联的大型画报中去‘偷’有关的知识、技巧。”“在这段时期内，我每日上午去《良友》，每周两个下午去晏摩士，所余时间或编‘新华’、‘联华’，或为上海的刊物画些漫画，这无论是对我个人的心理感觉，还是对父亲支撑家庭的实际补助，都是很可以满足的了。”(3)
在《良友》的这段日子，显然是小丁艺术和人生的成长期。作为美术编辑，他从外国画报中汲取养分，在编辑《良友》的实践中提高了自己的能力。同时，他的漫画创作颇丰，虽然还未成为“家”，可也为他后期切中时弊的漫画创作打下了基础。
1936年，潘比德二十七岁
关于潘比德，吴其敏说：“听说他的父亲是一位机器工人。”可谓正宗无产阶级的后代。在汕头教小学的时候，他开始向广州的刊物投稿，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书上出来的作者名字叫皮凡，但他姓潘，本名多灵。我们就是这样潘多灵潘多灵的热落地呼他。潘多灵总是夹着几本广州新出版的杂志来看我，送我，或借我。劝我认真写点同生活和社会有关的文字，让他介绍到广州去发表。”在汕头他叫潘多灵，笔名潘皮凡，30年代在广州的学生又称他潘子康老师，在良友叫潘比德。此外，还有乃常、波讯、俊若三个名字。现在，我们能搜索到的关于他的历史片断，是由这几个名字连缀而成，勉强拼凑出一个影子。他为什么用了这么多的名字，除了笔名之外，跟他的工作性质也有关系。
“潘多灵只来看我，从来不让我去看他，我也不知道他的住处。后来什么时候离开汕头，我也不知道。”可见，在与吴其敏相处时，潘多灵很注意自己行踪和住处的保密。
原因就在于，他是地下党员，而且是在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这样一个人是怎么进入《良友》工作的呢？
故事还得从他离开汕头，到广州文雅中学教书讲起，他与陈黄光一起在学校组织秘密读书会，后来组织了“一般艺术社”等进步文艺团体，编辑文艺刊物《一般》。这些进步文艺团体的活动对传播革命思想、唤起人民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以及为以后广东党的重建都起过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镇压。
1933年8月，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秘密下令通缉潘皮凡、陈黄光、欧阳山、草明等人，他们只能转移到上海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潘皮凡来到上海后，首先从事什么职业已不可考。
依他的人际脉络来看，他进入《良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是广东合浦人（现合浦已归广西省管辖），而上海良友公司的管理层主要是广东人，《良友》画报的总编辑马国亮也是广东人，可能是地域的关系，使在广州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的他进入了《良友》。另外，良友公司也出版了不少左翼作家的作品，潘皮凡是左翼成员，或许是通过某个与良友关系密切的左翼作家的介绍，来到了《良友》编辑部。而《良友》编辑这个职位，对于他来说可能只是一份社会职业，像“皮货店老板”一样，只是让情报人员有一份不至于让人起疑心、暴露身份的社会职业。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进入《良友》，是有心通过对《良友》其他编辑的影响，改变一下《良友》的办刊风格，使《良友》一定程度地“向左走”。当然也有可能通盘考虑了两者，才决定在《良友》“潜伏”。没有留下历史记录，我们只能猜想。我们所看到的是潘多灵也就是潘皮凡，以“潘比德”的化名进入《良友》编辑部，成为了《良友》的助理编辑。
半世浮沉
二、1937，风云突变
1937年1月号
有了丁聪和潘比德的加入，《良友》平添了一股生力军，有能力做进一步的完善。于是，在1937年1月出版的一百二十四期，趁着新年除旧迎新，一声不响地来了次改革。事前并没有虚张声势，《良友》直接以新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来发现革新之处。在画报尾页的编辑室杂记里，才点明了改善之处：“印刷方面的改善，固无待言。而编排形式，亦力求更为美观醒目，至于照片文字，亦皆比前较为实际。”这些改变读者也都看在眼里了， 2月的一百二十五期就有众多读者来信表扬这可喜的进步。
如果说这只是《良友》迈出的一小步，那么“卢沟桥事变”后的《良友》可谓是真正的转向了。
1937年7月号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
7月号的《良友》画报，粗一看，不管是封面设计还是版面安排，似乎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先看封面，马国亮如此说：“刊登‘卢沟桥事变’的一百三十期的《良友》，其封面也与过去各期封面一样，是一位小姐的半身像。”(4)这位小姐，身着旗袍，旗袍的图案是绿叶衬黄花，和这位小姐的笑容一样明艳。衣袖在肩下一两寸，这正是1937年旗袍的流行款，可见这张照片正是这位小姐的近照。小姐时年二十三岁。“但这位小姐不是一位平凡的女性。正因为这样，她不让我们在该期的目录上，写出她的名字，只写了‘郑女士’三字。”这位小姐的不平凡体现在哪点？作为一位名媛，在报刊封面登出自己的照片时，一般是不会匿名的。此前，唐瑛、陆小曼、周淑苹都是以原名出现。这位小姐的不平凡之处也许就在于她的身份，因而，不便于公开姓名。据此，我们可以推测1937年7月，她很可能已经是中统的情报人员了。“直到好几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她是一个轰轰烈烈、献身抗敌的爱国烈士。她的全名是郑苹如。”她也就是《色，戒》的原型。1940年，她参与刺杀汪伪特务头子丁默 ，被捕牺牲。在这一样的美女和不一样的身份之间，是“卢沟桥事变”后，《良友》外表的波澜不惊和内里的风波乍现。
翻开封页，扉页是卢沟桥事变的图片，中间还有一小幅插页，是《卢沟桥事变画刊》出版的消息。扉页上的图片为小方所摄，一位士兵挺立在卢沟桥上，我们看到的是士兵的背影，他所配的冲锋枪上的刺刀直刺天空。在士兵的右侧，是卢沟桥上的一个石狮子，我们看到狮子的侧影，目光深邃，张口欲吼。这帧照片的说明：“保卫卢沟桥之我二十九军战士小方摄。”这是小方留下的最后的一批照片，此后，小方消失了。如果说，小丁到九十多岁，还是被人称作小丁，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漫画家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那么小方一直是小方，因为作为一个战地摄影记者，失踪意味着死亡。小方的年龄定格在二十四岁。他的全名是方大增。《良友》是他发表照片的阵地之一。他在《良友》上发表的三个报道都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有关。1937年5月的《私货滚滚来》，是披露给中国工商业带来巨大损失的日货走私问题。《日本危害我国大阴谋》揭露日军的野心。《良友》画报上关于日本的报道，在创刊初期采用的是“娱乐化”的视角，1928年的“济南惨案”唤起了《良友》作为一份中国刊物的民族责任心，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良友》也积极担负起揭露事实真相、进行舆论抗争、激励民众信心的媒介职责。(5)此后，一直保持对日本狼子野心的警惕。直至卢沟桥事变，《良友》以小方的照片进行及时和全面的报道，另外，良友公司还派出摄影师俞创硕赴前线进行战地摄影。
一百三十期有关“卢沟桥事变”的，还有小方的《我们为自卫而抗战》、《日军炮火下之宛平》、《北平刁斗森严》。一共九页，相当于以前的国内时事所占的比重。不同的是，这是一种聚焦，不是散乱的各方杂讯，而是全国人民的视线都聚焦在这一事变上。此外，世界时事、民俗、风景等等各就其位。可见，这期的《良友》，“卢沟桥事变”是个焦点，但是抗战还不是中国人生活的重心乃至全部。虽然到了无法后退的境地，却还没有到最后决绝的时候。篇中，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描述，最后是：“综观日军行动，华北局势似有扩大之可能；我方本守土之主旨，如敌方一再进袭，也只有坚决抗战而已，不过中央当局与华北当局，在极严重的局面之下，仍表示和平尚未绝望，意在促使日方之猛省。”马国亮在回忆到卢沟桥事变时也说：“我们当年发稿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一事件竟是日本妄图并吞并奴役我全国的开始。”(6)因为卢沟桥事变还被视为局部战争，而非全面战争，所以一百三十期的《良友》似变似不变。封面虽然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但是，广大的读者并不知道她的这一身份，只把她当一个寻常封面美女看。而篇中内容，也与往常一样包罗万象，并不都与战事有关。一百三十期可以看作《良友》在全民抗战的大环境下，由现代生活方式最前沿转为抗战宣传最前沿的中间阶段。
《良友》拘于传统的板块设置，对卢沟桥事变主要予以图像报道，没有详细分析。于是，8月1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又出版了《卢沟桥事件画刊》，以更全面地披露事件真相。此刊前后重版四次。
另外，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良友公司就出了两种报道最新战事的定期刊物。一为《战事画刊》，每五日出版一期，“八一三”之后，上海，这个中国出版的中心，已与内地完全隔绝，所以《战事画刊》主要是向上海市民报道最新的南北战况。一为《战事画报》，每月一期，主要是向海外华侨报道战况。
据张静庐《抗战后的出版界》一文记录：“倒是良友公司出版的《战事画报》，每期的销数竟达五六万份。——在‘一·二八’时，良友的战事特刊，曾经获得意外的收获，所以这一次事变早经准备，起先出版，占着销路的上风。”
还是“一·二八”时，画家蒋兆和为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两位将军完成了英雄威武的油画像。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将两位将军画像印成画片，创造了当时中国画片销量最高的纪录。画片被沿街张贴。游行的学生们高举抗日英雄画像浩荡前进。而此前，良友印制的明星照片也曾经风靡海内外，且获利颇丰。
据《良友》广告，至1937年11月，公司出版的《蒋委员长寿辰纪念画册》已重版十二次。
在观察《良友》画报在抗战中的转型时，有这样一个视角，就是抗战使《良友》从一份商业期刊转化为一份民族救亡宣传刊物。实际上，商业期刊和救亡宣传刊物之间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抗战爆发后，民众最初是想要了解最新的战况，特别是捷报，后战事持续，民众便希望看到整体战局的深度分析、了解防空等实际知识。那些遁世的、休闲的书籍反倒没有了市场。(7)良友图书公司就是看准了这个新兴的需求，出于满足和引导这一需求的目的，良友公司停办了《电影画报》、《妇人画报》、《智识画报》三种定期刊物，推出了《战事画刊》和《战事画报》，并且策划了《良友》的转型。策划者之一丁聪这样说：“是‘八一三’打破了我个人心理上的满足。在‘八一三’之前，我的漫画中固然有爱国的积极主题，但就总体来说，实不乏小市民阶层的趣味。‘八一三’使社会风气顿时振作起来，一向发彩色美女的《良友》封面，也改换成刊发抗日将领的照片了，沪战期间我还参与编辑了良友公司出版的《战事画刊》和《战事画报》。前者五天一本，稿子随来随发，紧张得很，后者是月刊，曾经出过八路军特刊，朱德肖像被用于封面。同时，漫画界同人编起了《救亡漫画》（五日刊），我在这张四开报纸上，发表过四幅的连续画和两个整版的封面画。可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改变了我的思想和以后的生活道路。” 炮火改变了丁聪，丁聪等人改变了《良友》，编辑《良友》和《战事画刊》、《战事画报》，向民众宣传抗战。丁聪等人以这种方式参与到抗战的洪流中来，也由此改变了个人的生活方式。
而另一策划者潘比德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提及在《良友》的经历，除了他早期在广州发表的作品或许经过努力还能搜罗到外，没有他发表回忆录等其他文章的相关记载。通过编辑《良友》，这位中共地下党员的思想、心血凝聚在这份画报中，我们也许能依稀嗅到某些味道，但是无法辨别真正来源。比如说《良友》对中共的态度的改变。《良友》早期完全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下来看待共产党，1937年1月号，用“委座脱险，万众欢腾”为题，两页的篇幅报道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安全归来。称张学良、杨虎城的行为是“反叛”。抗战后，《良友》对共产党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详情后述。
《良友》第一百三十一期封面
1937年11月号
“八一三”战事爆发，良友公司所在的北四川路一向被日军视为辖制范围，《良友》画报一贯抗日，只能撤离。因为战争时期，秩序荡然，良友公司的存书在两日内被盗窃一空，良友遭受了巨大损失。正在印刷的一百三十一期在事变中全部丧失。
公司于8月15日迁址至位于英租界的江西路二六四号，《良友》及其他三种定期刊物暂行停刊，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出版应战时需要的《战事画报》和《战事画刊》。
此时，《良友》总编辑正在广东老家休假。公司当局指示他不要回上海，直接到香港筹划《良友》易地出版的事宜。丁聪、潘比德等则在上海继续办战时刊物。
11月，《良友》复刊，一百三十一期的封面是“蒋委员长视察前方阵地”。此前，《良友》封面基本上都是时尚女性。而这期，蒋介石一身戎装，在一些将领的陪同下，正视察阵地。画面是蒋介石和将领们的群像，当然，主次还是分明的，蒋介石占了一半的版面，其他将领或在他侧面，或在他背后。众星捧月般的格局。
本期“国内战事”占二十五页，“世界战事”五页，“人乳普遍供给”一页，“战地摄影艺术”两页，庄学本所作的“青海名刹”两页，漫画《小陈》一页。叶浅予所作的《小陈》鞭挞了发国难财的官僚小陈；民族意识的自我觉醒，才催生了庄学本的《西游记》。所以《青海名刹巡礼》亦与民族的兴亡有关。因此，本期三十八页篇幅，除了“人乳普遍供给”一文是世界奇闻，与抗战无关，其他处处关乎抗日。从上期的五十七页缩减至本期的三十八页，则是因为战事导致纸张无法正常运输，各出版社惜纸如金，《良友》也不例外。
《良友》一百三十一期也可谓是全面抗战了。
另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一百三十一期还刊登了潘汉年的《对日抗战中的第八路军》一文，这是良友第一篇正面报道中共军队的文章，也是中共在国统区最早最全面宣传八路军的一篇文章。从有限的资料中，我们得知潘比德在中央特科负责情报工作，而潘汉年担任情报科科长。1937年8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成立，潘汉年任主任，而潘比德是“八办”的干部。无疑，潘汉年正是潘比德的领导。潘汉年的这篇文章极有可能是由潘比德组稿的。此外，这期中还出现了朱德，照片中的朱德显得很刚毅。文字说明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此前，1936年2月份《良友》也提到了朱德：“四川成都照觉寺有‘应世人间’之横匾一张，为匪首朱德于未叛前所赠，共党与宗教两不相容，此匾颇别饶意味。”此后，1938年2月号的一百三十四期上，朱德登上了《良友》封面，照片出自良友公司摄影师俞创硕之手，尊称“朱德将军”。从蔑称到职称再到尊称，《良友》看中国共产党，就不再是从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民族意识出发。不是将共产党视为异己，而是视为奋勇抗战的同胞。此后马国亮采访了周恩来，又刊登了新四军的图文报道。这样的转变，是在异族入侵后，民族自我意识的改变。其中也许也有潘比德这个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在。
左翼对《良友》的渗透自然不会始于潘比德。
郑伯奇和孙师毅都在《良友》工作过，并由此影响了良友的图书出版和画报编辑。
郑伯奇回忆说：
“一·二八”事变以后，我应聘去做良友图书公司的编辑，我化名郑君平，不久身份就暴露了。好在这家书店以前是不问政治的，特务虽然来侦询过几次，我都躲避开了，店方也还应付过去。那时候，赵家璧同志刚从大学毕业，富于事业心，对新事物很敏感，对人也很热情。我们彼此有了相互了解，便着手商订《良友文学丛书》和《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计划。(8)
赵家璧回忆录中，对郑伯奇十分感激，如果没有郑伯奇，他不可能完成皇皇巨制《中国新文学大系》，也不可能编辑包含许多左翼作家创作的《良友文学丛书》。马国亮也说：“郑伯奇的到来，朝夕相对，他的思想对我和赵家璧两人都有很大的影响。通过他，我们认识了鲁迅，以及左联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周起应、沈端先（夏衍）等等。后来这些前辈对我们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支持，尤其是鲁迅先生。”(9)
与郑伯奇相比，潘比德的声望和在良友所呆的时间都远远不及，因此，影响也会比较小。但是在全民抗战的大环境下，也许不需要强有力的指导，一个简单的提示就可以引起共鸣。
三、1938，告别良友
1938年1月，良友迁港。上海沦陷后，《良友》画报迁往香港出版。
潘比德和《永不消逝的电波》
马国亮回忆：
潘比德
画报编辑之一的潘比德没有随同来港。当时原因不大了了。直到五○年我在长城影片公司从香港出差到上海见到他时，才知道他早已是中共党员，当年没来香港是因组织另有任务给他。
《良友》编辑应该主要是潘比德的社会职业。在我们散见的信息中，他是国统区中共的一个联络人，譬如：红军挺进师和闽东特委建立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通过他，恢复了与党中央的联系。同时，他还是打入国民党机关的同志的领导和联络人。
至于他离开《良友》后的事，马国亮说：“这时（1950年——编者注）他是上海市的副书记。妻子何复基（原名何富姬）是上海外事处长黄华的机要秘书。何复基的姐姐和姐夫原是我的老朋友，所以也认识何、潘夫妇。那时他们并没让我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30年代我还介绍何复基到《良友》前任总编辑梁得所主办的大众出版社当编辑。她是燕京大学出身，中、英文都很好。抗战胜利后，我又在上海介绍她到中国救济总署工作。总署的署长李卓敏（后来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是我的老同学。正因为这样，她才能藉此救了丈夫潘比德一命。事因他们那时在上海从事秘密活动。上海电影厂拍过一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写他们架设秘密电台的故事的。真实的事情也就是发生在他们家里。潘比德和住在三楼的另一人都给国民党军警逮住了。靠救济总署的美国同事的协助，何复基才把潘比德救了出来。另外的一个中共党员却丧命了。潘、何这一对夫妇都是好人，行为端正，一向奉公守法。潘汉年的冤案把他们卷了进去。无端审查了许久，最后是降职处分。潘汉年获得平反后，他们才翻身。八四年我来港前还探望了在病榻上的潘。不久他便以肝病去世。我来港后第二年，何复基也离开人间。潘后来改名为子康，曾有笔名‘皮凡’。”(10)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电报员有三个原型，其中之一是李白，潘比德是他的领导，同时也是掩护他的人。
“1947年上半年，电台从黄渡路107弄6号转移到15号的三楼。楼下住的是党的情报工作者潘子康、何复基夫妇，起着掩护电台的作用。”
1948年，“那是12月30日凌晨，天低云暗，北风呼啸。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二大队出去几个人埋伏在李白住所周围。两点半，敌人开始挨家挨户的搜查。裘慧英感到情况异常，急催李白收藏机器……住在楼下的潘子康故意拖延时间，李白迅速地拆除天线，收藏机器。这一切刚刚安排停顿，楼下门开了，敌人兵分两路，对这两户人家同时搜查”。(11)
何复基的表侄何森有更戏剧性的说法，说何复基本来到了延安：“当时鼓吹国共联合抗日，延安方面深知红军人数只占八分之一，根据地更少，为了显示中共在抗日中之作用以及鼓舞士气，党中央决定派人到敌占区架设电台，传播抗日新闻及动向，因知她孑然一身又懂英日文，并且熟悉上海话和环境，所以便派她和我姑父潜返上海做假夫妻以掩护行踪，但因她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又是同乡，所以最后弄假成真。”(12)
假夫妻、地下电台、秘密任务，具有谍战剧的基本要素。
解放初被重用，“反右”和“文革”中被怀疑和处分，也正是知识分子和地下工作者在新中国的一般待遇。
一代漫画大师的诞生
丁聪说：“这种紧张的新生活，一直延续到上海沦陷。这时，张光宇和他弟弟正宇准备离沪赴港，我也向父亲提出要跟他们一起走。因为《良友》画报出不成了，‘新华’、‘联华’两家自然也停了，晏摩士地处上海北郊，战争中成为一片废墟……总之，我刚刚在上海打出的一点‘天下’，一刹那化为乌有，再加上上海沦陷，迫使我决心去香港闯荡一番。对我要走的决心，父亲先是舍不得，因为我自出生一直没有离开过家，一旦离开，他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但是同时父亲对我这半年来忙于积极抗日又有些怕，怕惹出大麻烦来。我就在父亲的这一种矛盾心情当中，于1937年底与张光宇兄弟等一起登上一条法国船赴港了。出乎意料，我一上船就遇到《良友》的老板余汉生。他告诉我早把《良友》画报的总编辑马国亮派往香港筹备出版之事。余要我一到香港就去找马国亮，仍然去编《良友》。这样，我在离沪的一刹那，未来生活的轮廓又变得清晰了。在我到达香港的第三天，我就上了班。”
丁聪这样讲述自己在“八一三”后漫画题材和思想的转变：
最初上海抗战的时候，我在《良友》开始画抗日漫画，那是最起劲的时候，拼命画，用漫画救亡。上海沦陷后，我逃到香港，八年抗战我一直在后方，辗转于香港、重庆、昆明、桂林等地。1938年，我创作了《流亡图》。画抗战漫画以后，我才开始接触政治。以前都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讽刺一下，开开玩笑。(13)
“八一三”后，丁聪在《良友》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上午编《良友》，下午兼职上课或者编电影画报这样紧凑而又适意的生活，他编《良友》、编五日一刊的《战事画刊》，画抗日漫画，忙个不停，他的生活和创作也与更广大的人民联系起来。他舞动画笔时，拥有了和战士们抓紧投枪一样的心情——“拼命”，“救亡”。
这样，丁聪迎来了一生漫画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丁聪的漫画贴近政治、贴近时事、贴近那个时代的大众心声，和杂文一样，是投枪，是匕首，刺向敌人和自身体内的恶瘤。
自一百三十六期开始，丁聪从叶浅予手中接过了《良友》的漫画板块这一宣传抗日的阵地，连续三期，都创作了整版的漫画。《傀儡政府成立记》讽刺汪伪政府；《世外桃花源游记》讽刺偏安于上海租界的腐败生活；《同情与援助》则揭露廉价的、表面的同情与援助于事无补。
在此期间，丁聪不仅创作报刊所用的小幅漫画，也开始创作抗战宣传所用的巨幅漫画。绘画技巧既有所提高，画笔也更锐利。
一百三十八期是马国亮、李青和丁聪主编的最后一期《良友》，良友公司几个主要人物之间产生了阋墙之争，马国亮深感痛心，不愿依附一方，递出辞呈，与李青和丁聪一起离开了《良友》，依托在《良友》的办报经验、销售渠道和融资途径，三人一起在香港创办了《大地》画报。
1957年，丁聪也被打为右派，不准作画。丁聪与潘比德相比，特别幸运的一点是，丁聪多活了二十多年，所以才可能有《读书》时代的二度辉煌，更巩固了他作为漫画大师的地位，而潘比德过世得太早，在历史的长河中消逝。
至1938年7月，丁聪、潘比德和《良友》彼此都已分道扬镳。
--------------------参考文献：
[1] 茅盾，《读丁聪<阿Q正传>故事画》，林敏、赵素行编，《中国连环画艺术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版第631页。
[2] 吴其敏，《潘多灵之忆》，《园边页》，香港三联1986年版第257页。后文中关于吴其敏的文字，均出自此处。
[3] 丁聪，《转蓬的一生》，杨杨等编，《二十世纪名人自述艺人自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353页。后文中丁聪的自述，若非另外说明，均出自此处。
[4] 马国亮，《不寻常的封面女郎》，《良友忆旧》，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6页。
[5] 刘永昶，《民族救亡中的商业媒体觉醒——以<良友画报>为例》，此文梳理了《良友》创刊以来的对日报道，重点研究了抗战中《良友》的转型。2007年第2期《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6] 马国亮，《不寻常的封面女郎》，《良友忆旧》，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5页。
[7] 张静庐，《抗战后的出版界》，《在出版界二十年》，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书店。
[8] 郑伯奇，《左联回忆散记》，《新文学史料》总第十四期，1982年1月。
[9] 马国亮，《郑伯奇》，《良友忆旧》，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0页。
[10] 马国亮，《香港是避风港》，《浮想纵横》，开益出版社1996年版第274、275页。
[11] 王正玲，《李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十四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163页。
[1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1257601000725.html 。由于何森此书是自费出版，难以查到相关信息。在博客上贴出何森文章扫描版的博主是潘皮凡的故人之子，他认为何森的这段描述与事实有差异。
[13] 《丁侯作画不糊涂，笔底才情敌万关》，陈朝华主编，《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 第一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