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创作时间跨度长，作品数量多，思想内容全，研究难度高，需要从多角度进行考察，如自然、地理、经济、政治、战争、宗教、民族、民俗、美术、服饰、器物，等等。但这些视角只有助于理解乐府诗内容，对乐府诗形式理解作用有限，构不成乐府学研究基本层面。能够成为乐府诗基本层面的只有音乐。此外，文献研究是基础，文学研究是目的，所以文献、音乐、文学构成了乐府学研究三个基本层面。
第一节 文献研究
乐府文献层面研究就是弄清乐府活动情况及清理相关文献，主要工作有三项：
第一，弄清乐府活动情况。举凡机构、体制、功能、制度、人员、器物、服装、习俗、诗作留存、词语涵义等，皆应做出清晰考证。如汉武帝立乐府在乐府制度沿革过程中地位，魏明帝设清商署在相和歌传承上所起作用，唐玄宗教授梨园弟子对盛唐乐府创作影响等，都应详细考察，还原其真实情况。再如参与乐府活动人员，如皇帝、后妃、大臣、乐官、乐人、诗人、观众等，其参与方式、所起作用等，也应该尽量清楚掌握。
第二，考证乐府诗作。乐府诗篇是乐府活动核心成果，数量巨大，仅《乐府诗集》所收就近五千首。这些诗篇作者情况、创作情境、创作时间、本事由来、体式特征、所起作用、词语涵义、流变情况等，都需要考证清楚。尽管有些名篇人们已经熟知，但并不等于所有情况都已弄清。如《胡笳十八拍》作者、《木兰诗》产生年代问题，上世纪学人就争论了几十年。
第三，清理乐府学典籍。古代乐府活动留下了大量文献，如《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晋书·乐志》《宋书·乐志》《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等乐志，《通典·乐典》《通志二十略·乐略》《文献通考·乐考》《乐书》等乐书，《荀氏录》《元嘉正声技录》《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古今乐录》《乐府杂录》等乐录，《乐府歌辞钞》《歌录》《古歌录钞》《吴声歌辞曲》《陈郊庙歌辞》等歌录，《齐朝曲簿》《大隋总曲簿》《正声伎杂等曲簿》《太常寺曲名》《太常寺曲簿》《歌曲名》《历代乐名》等曲簿，《河南周歌诗声曲折》《周谣歌诗声曲折》《乐谱》《乐谱集》等曲谱，《乐论》《乐要》《乐论事》《乐经》《乐书要录》《乐略》等乐论，《琴清英》《琴操》《琴谱》《琴经》《琴说》等琴书，《古今注·音乐》《乐府古题要解》《续乐府古解题》《乐府古题解》等解题，《古乐苑》《乐府广序》《乐府正义》《汉铙歌释文笺正》等笺注，《文心雕龙·乐府》《乐府杂诗序》《乐府古题序》《系乐府序》《正乐府十篇序》等诗学著作。这些文献，留存者需要整理，亡佚者也应关注。
文献整理旨在还原其真实面貌，以利于进一步研究。就《乐府诗集》而言，可作课题就有很多，主要是：
一、《乐府诗集》整理。《乐府诗集》目前只有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个标点本，此外没有任何整理本问世，有必要全面整理，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笺证、编年、集评等。
(一)校勘。《乐府诗集》宋元明清各代均有刻本留存至今，总体差异不大，细微差异很多，需要仔细校勘。其中傅增湘藏宋刻本最早，可作底本。宋刊只有八十一卷，其余据汲古阁毛扆校本和影宋抄本补缀成一百卷。汲扆本以元刻本为底本，校以绛宋本，经过毛晋、毛扆两代人四次校改而成，较为完善，可作为对校本。同时参之以元刻本等其他刻本。校勘主要查校《乐府诗集》文字异同，勘正《乐府诗集》流传过程中文字讹、脱、衍、倒情况。曲辞和叙论、解题校勘应有所区别。
曲辞校勘要在充分认识《乐府诗集》特点基础上进行。《乐府诗集》所收曲辞主要来自乐府歌录，不是诗人别集或其他诗歌总集。这是个特殊的诗歌留传系统，呈现的是乐府歌辞原生态，应该尽量保留原貌。艺人选取诗人作品入乐，有时出于表演方便会对原作进行截取、拼接、改字。艺人文化水平有限，以白字、俗字来代替原有诗句也属正常。所以曲辞除非明显讹误，不宜作何改动，尤其不能据传世诗人别集改动作品。
叙论和解题是郭茂倩征引前代乐府学著作及相关文献而来。这些文献多有传世本，可供比对，主要看郭茂倩引用时是否因略写而失去原意，是否有断章取义、理解错误之处。已经失传之文献，无法用来比对。如荀勖《荀氏录》、张永《元嘉正声技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智匠《古今乐录》等。今天所见《古今乐录》是清人依据《乐府诗集》等书重新辑录而成。
校勘应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如使用北京国学现代传播公司开发的自动比对技术，同时比对多个版本，使各版本所有差异瞬间呈现，从而避免了人工比对可能造成的遗漏。读者完全可以通过校记掌握各个版本，真正做到“一本在手，众本皆备”。
(二)标点。标点要在深入理解内容基础上进行，要充分吸收前人标点成果。
曲辞标点除了根据文意标点以外，还要充分考虑曲辞体式特点，有效体现乐府诗的特殊性。如“解”、“趋”、“艳”、“乱”的区分就很重要。
叙论、解题、标点要先弄清乐府体式特点，如“歌”、“行”、“篇”隶属关系的辨别就很重要，否则容易出现错误。例如中华书局标点本卷四十二《子夜歌四十二首》解题引《古今乐录》曰：“凡歌曲终，皆有送声。子夜以持子送曲《凤将雏》以泽雉送曲。”
正确标点是：“凡歌曲终，皆有送声。《子夜》以《持子》送曲，《凤将雏》以《泽雉》送曲。”再如《相和六引》解题，中华本和上古本均标点为《古今乐录》曰：“张永《技录》相和有四引，一曰箜篌，二曰商引，三曰徵引，四曰羽引。箜篌引歌瑟调，东阿王辞。《门有车马客行·置酒篇》并晋、宋、齐奏之。”正确标点是：“张永《技录》：‘相和有四引：一曰箜篌，二曰商引，三曰徵引，四曰羽引。’《箜篌引》歌瑟调东阿王辞《门有车马客行·置酒篇》，并晋、宋、齐奏之。”错标是因不了解乐府诗体式特点所致。
叙论和解题标点还要弄清郭茂倩所引文献特点。例如书中经常引用荀勖《荀氏录》、张永《元嘉正声技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陈智匠《古今乐录》，郭茂倩未必都看到了原书，因此弄清郭茂倩看到哪些乐录对标点而言就成了关键。仔细阅读发现，书中凡是引用《元嘉正声技录》《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处，前面都会出现《古今乐录》，而且由陈到宋正史经籍志、艺文志及其他目录著作，均未著录《元嘉正声技录》《大明三年宴乐技录》，说明郭茂倩只看到了《古今乐录》，所引《元嘉正声技录》《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内容均出自《古今乐录》。至于《荀氏录》，连智匠也没有看到，《古今乐录》中所见《荀氏录》内容，均为《元嘉正声技录》转引。因此标点时要准确反映《古今乐录》与《荀氏录》《元嘉正声技录》《大明三年宴乐技录》之间关系。
标点应该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第一，相关文献整理本标点。《乐府诗集》引用文献有大量传世整理本，如《史记》《汉书》《晋书》《宋书》《隋书》《旧唐书》等，可适当参考。第二，参照前人断句。如《四部丛刊》以汲古阁重校本为底本，有简单断句。第三，参照相关总集和别集整理本标点。第四，参考学界已有成果。如杨公骥《巾舞歌辞》的标点，王先谦、姚小鸥、许云和、刘刚《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标点。第五，用北京国学现代传播公司开发的自动标点系统进行标点。
(三)注释。乐府诗注释前人做了很多工作。除了朱嘉徵《乐府广序》、朱乾《乐府正义》、陈本礼《汉乐府三歌笺注》、王先谦《汉铙歌释文笺正》、黄节《汉魏乐府风笺》、曹道衡《乐府诗选》等乐府专门笺注成果，著名乐府诗人别集整理本中也往往含有乐府注释内容。《增订注释全唐诗》更是囊括唐人全部乐府。但对注释《乐府诗集》仍需下大力气。原因有三：一、《乐府诗集》除了收录诗作以外，还有叙论和解题，需要注释；二、前人注释乐府，多选取一类或几类，且以古乐府为主，《乐府诗集》全注本尚未问世；三、注释不到位。例如许多注本没有解释乐府题名，即使解释，也只是引述前人片言只语，等于没有解释。
以下三项内容注释时应予以重点关注：
难解词语。涉及人名、神名、地名、物名、典章、制度、节日、民俗、宗教、祭祀、庆典、天文、历法、服饰、器具等。例如有些舞蹈以舞具命名，如“巾舞”、“盘舞”、“杯舞”、“拂舞”、“剑器”等，注释需要对其形制作出说明。再如祭祀、庆典等仪式用语，如“登歌”之类，也需要说明。
音乐术语。作为音乐作品组成部分，乐府诗有其特定音乐形态。《乐府诗集》中有大量叙论、解题文字描述其音乐形态，有些作品中也保留标示其音乐形态的一些信息。如“解”、“趋”、“艳”、“乱”、“清调”、“平调”、“楚调”、“瑟调”、“侧调”、“上声”、“倚歌”、“六变”、“游弄”，等等。凡此，皆须做出清楚说明。
乐府题名。题名是乐府诗第一构成要素，多数乐府都以行、吟、题、怨、叹、章、篇、操、引、弄、谣、讴、歌、曲、词、调等命名。从文学角度看这些题名，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但作为音乐作品，其差别可能是巨大而严格的。这些题名看似简单，但深究其涵义，往往语焉不详。例如“行”，从字面上看，就很难与音乐活动相联系。“歌”是泛指一切歌唱活动，还是指某一类歌唱活动？凡此皆应作出解释。
(四)笺证。《乐府诗集》有些问题难以在注释中解决，需要单独拈出说明。例如一些学术公案，就应该做出交代。如汉武帝立乐府问题、鼓吹横吹关系问题、相和歌与清商曲关系问题、《木兰诗》创作年代问题、《胡笳十八拍》作者问题、《蜀道难》寓意问题、《巾舞歌辞》和汉铙歌部分曲辞破译，等等。有些问题古人早有关注。如《木兰诗》创作年代，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云：“世传《木兰诗》为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问所欲’，汉魏时，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谁之词也？”明胡应麟《诗薮》云：“晋明世，柔然社崙始称可汗，此歌出晋人手，愈无可疑。盖宋齐以后，元魏入帝中华，柔然屏居大漠，与黄河黑山道里悬绝。惟东晋世，五胡扰乱，柔然拓跋相攻幽冀间，故诗人历叙及之。世之疑木兰者，率指摘‘可汗’二字，不知此歌得此证佐益明，亦一快也。”今人对这一问题多有论述，但说法仍不统一，因而需要笺证。
笺证前人用力较多，留下问题也多，应充分吸收前人成果，提出自己论断。一时无法定论，也要交代问题由来和解决方向。目标是对《乐府诗集》中所有难点问题、学术公案做一次清理，对《乐府诗集》问世以后近千年来乐府学研究作一次总结，使后学者得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笺证是《乐府诗集》整理最具有学术含量的一项工作。
(五)编年。乐府诗编年有其实际困难。乐府诗题名相同，从中难以看到可资编年的有效信息。乐府诗又往往歌咏本事，虽然不排除借古讽今，但内容毕竟缺少时代痕迹，也给编年造成了实际困难。已有诗人别集整理本，乐府诗往往处在未编年部分。但有些作品编年相对容易。如郊庙歌辞因属于重大礼乐事件，史书往往有清楚记载。再如杂歌谣辞，往往与某个特定政治事件有关，史书也有清楚记载。又如舞曲歌辞、鼓吹曲辞，具有仪式作用，多为朝廷有组织地制作，史书中也有清楚记载。有些诗人创作时有意无意保留了一些与创作时间相关的信息。这些作品编年相对容易。应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克服不利因素，给更多乐府诗作出编年。
(六)集评。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研究，将有关某一首乐府诗的评论系于作品下面。集评困难有二：一、如何博观约取。乐府诗是诗歌精品，为历代诗评家所重视，相关点评内容十分丰富。如何选出有见地的观点，对整理者眼光是个考验。二、如何排列得当。很多诗话条目往往不是针对一首诗，而是针对几首诗或对整个诗人的点评，这条诗话系于何处？现存诗人别集整理本，有的系于作品下面，有的系于书后。而《乐府诗集》排列与诗人别集很不相同，难以借鉴。如果一则诗话涉及几首诗，这几首诗又偏偏不在一类，每一首下面都列一次，显得重复；采用互见的方法，会给读者造成很大不便。克服了以上两点困难，才能做好集评。
上述六个方面为全面整理《乐府诗集》工作设想。《乐府诗集》是乐府学集大成之作，对此前一千多年乐府学成就做了一次总结。《乐府诗集》问世已近千年，理应再做一次总结，成为一部新的集大成著作，为当代乐府学研究构筑新的起点。
二、《乐府诗集》成书。主要考察郭茂倩编纂《乐府诗集》具体情况，如工作环境、资料来源、处理方式等，使人们对这部乐府学集大成著作产生过程有个清楚认识。
(一)成书背景和编者素养。乐府学者，历代有之，但像《乐府诗集》《通志二十略·乐略》这样重要乐府学著作在宋代相继问世，一定有其社会原因。有必要考察当时社会背景，如文学思潮、乐府观念、乐府知识、整理风气等情况。郭茂倩能够成为乐府学集大成者，与其个人素养密不可分。其生活经历、知识准备、工作条件、思想意识值得考察。而郭茂倩偏偏是一个留下相关资料很少的学者，学术界对他是什么时候人都有争论，这给弄清郭茂倩如何编辑《乐府诗集》带来了实在困难。
(二)作品来源。歌录是《乐府诗集》曲辞主要来源。郭茂倩固然根据诗歌总集、诗人别集收录了一些曲辞，但诗歌总集、诗人别集绝非《乐府诗集》曲辞主要来源。那么郭茂倩看到了哪些歌录？从宋前各代正史经籍志、艺文志著录情况看，歌录曾大量存在。有些正史乐志也收录歌辞，如《汉书·礼乐志》和《宋书·乐志》等。问题是这些书籍到宋代还有多少留存？《隋书·经籍志》著录歌录合计远远超过百卷，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已所剩无多。《宋史·艺文志》著录更少，除了郭茂倩《乐府诗集》一百卷以外，只有蔡琰《胡笳十八拍》四卷、僧智匠《古今乐录》十三卷、刘次庄《乐府集》十卷、《楚调五章》一卷、僧灵操《乐府诗》一卷、《古乐府》十卷、《历代歌辞》六卷、《仿蔡琰胡笳十八拍》等数种。新旧《五代史》无经籍志、艺文志。新旧《唐书》和《宋史》著录者，最有可能为郭茂倩取用。但这些歌录数量有限，卷数相加不到一百卷，郭茂倩可能看到了更多歌录。证据是《乐府诗集》中收录大量唐人诗作，但唐宋公私目录著作中很少见到唐人歌录。因此郭茂倩到底看到了哪些歌录，值得深入追索。
(三)叙论解题来源。《乐府诗集》叙论和解题征引了大量前代典籍。据日本学者中津滨涉《〈乐府诗集〉引用书考》，《乐府诗集》引用文献共计一百六十三种。郭茂倩征引这些文献原则是什么，值得深入研究。《乐府诗集》当中有些内容与传世文献所载文字多有出入，说明郭茂倩引述时做了加工，而加工就难免背离或曲解原文。有些引用还未标明书目，也需要以相关人和事为线索寻绎资料来源。因此对《乐府诗集》所引乐府学文献应做进一步考察。如沈约《宋书·乐志》、智匠《古今乐录》、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等。
三、《乐府诗集》编辑。作为乐府学集大成著作，《乐府诗集》体例安排颇具匠心，使乐府作品分类和编排方式得以定型。尽管不断有人质疑其分类方法和编排方式，但都是在《乐府诗集》框架内进行调整。而且质疑多半是不能深入理解郭茂倩编辑用意所致。
(一)分类依据。郭茂倩依据什么将乐府诗分为十二类，对前人有何借鉴，是否合理，是《乐府诗集》问世以后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初看《乐府诗集》，很容易觉得分类很随意，甚至有些混乱。十二类歌辞，有的按功能分类，如郊庙歌辞、燕射歌辞；有的按时间分类，如近代曲辞；有的按乐器分类，如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琴曲歌辞；有的按表演方式分类，如相和歌辞，标准不统一。郊庙歌和舞曲歌分为两类，郊庙歌用于祭祀天地祖先，舞曲歌用于朝堂仪式庆典，为何有些舞曲也用于郊庙？既然分为两类，性质有何不同？若无不同，为何分列？其他类别曲辞也有配舞者，又何不一概归入舞曲？但是深入研读《乐府诗集》后会发现，郭茂倩分类兼顾了曲辞性质和实际留存两个方面。所以应该细心体味郭茂倩在每类曲辞叙论中对该类曲辞特点、来源、功能、性质的阐述，细心考察这些曲辞在以往文献留存中既有分类情况，仔细考察每一类歌辞收录标准。
然而自《乐府诗集》成书以后，学人往往不能认真体味郭茂倩分类合理性，动辄批评郭茂倩分类如何不合理，对十二类曲辞任意割裂合并。有人主张取消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认为汉魏六朝乐府才是乐府。有人根据近代曲辞叙论中“近代曲辞，亦杂曲也”一句话，主张将近代曲辞归入杂曲歌辞，全然不顾近代曲辞和杂曲歌辞有何区别。有人主张干脆取消新乐府辞，理由是新乐府并不入乐，不知《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中许多诗作是入乐歌辞。有些著作打乱各类排列顺序，按《诗经》风雅颂重新排列，将杂歌谣辞放在最前面，以为这相当于国风。说明人们对《乐府诗集》分类认识还很不够。正确态度应该是信而好古，细心体会郭氏分类之合理性，而非贸然指责其分类有何缺陷。
(二)编排方式。《乐府诗集》中作品编排大致遵循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按功能排列。以朝廷活动为中心，由内到外、由上到下、由神到人、由庄到慢，逐次展开。先是祭祀天地祖先，其次是朝会庆典，再次是行军出行，最后是娱乐欣赏，顺序是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兼有郊庙、燕射两种功能，因其以表演方式命名才排在后面。第二个原则是按时间顺序排列。在大类中，郊庙歌辞里《郊祀歌》为西汉作品，排在最前；新乐府辞为唐人诗作，排在最后。杂曲歌辞、近代曲辞出现较晚，紧邻新乐府辞之前排列。每类作品也按产生时间先后排列。第三个原则是相同曲调作品排在一起。例如《行路难》，从刘宋鲍照开始，到晚唐薛能结束，按时间先后列在一起。这就给研究者供了极大便利。郭茂倩还把相近曲调集中编排。如《行路难》下面列《从军中行路难》《变行路难》，《古别离》下面列《生别离》《长别离》《远别离》《久别离》《新别离》《今别离》《暗别离》《潜别离》《别离曲》。《古别离》解题云：“《楚辞》曰：‘悲莫悲兮生别离。’《古诗》曰：‘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馀里，各在天一涯。’后苏武使匈奴，李陵与之诗曰：‘良时不可再，离别在须臾。’故后人拟之为《古别离》。梁简文帝又为《生别离》，宋吴迈远有《长别离》，唐李白有《远别离》，亦皆类此。”说明郭茂倩非常重视乐府曲调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变异情况。当然郭茂倩排列具体作品时难免出现瑕疵，但其排列原则很清楚。
四、《乐府诗集》订补。《乐府诗集》成书以后，有学人看到《乐府诗集》误收、漏收了一些诗作，试图进行勘误、补编。如明梅鼎祚《古乐苑》就删除不当，增补新作，补充了叙论和解题。当代日本学人增田清秀《乐府的历史研究》“资料篇”中有一章，名为“乐府诗集未收录乐府(汉魏晋南北朝)”。但补编有两个问题：一、补编诗作是否妥当；二、补编是否全面。如梅鼎祚和增田清秀只补唐前乐府，不及隋唐五代。可见《乐府诗集》补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确立可靠的补录标准和方法；甄别前人补录是否得当；对宋前各代乐府全部进行补录。而《乐府诗集》中误收、误排以及叙论、解题之讹误，也应订正。
(一)补编。补编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应在弄清乐府概念后进行，如此才能认定什么是乐府，什么不是乐府。具体操作时注意三点：第一，同题补录为主。郭茂倩根据前代留存下来歌录编辑《乐府诗集》，歌录作为宫廷音乐表演歌辞，乐府性质毋庸置疑。但郭茂倩编纂时偶尔也会参照诗人别集，因此根据传世诗人别集和诗歌总集作同题补录，也有一定合理性。例如《行路难》，《乐府诗集》收录了鲍照、僧宝月、吴均、费昶、王筠、卢照邻、贺兰进明、张纮、崔颢、李白、高适、李颀、韦应物、顾况、柳宗元、张籍、鲍溶、聂夷中、僧贯休、僧齐己、翁绶、薛能等人作品。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尚有北齐高昂《从军与相州刺史孙腾作行路难》；查《全唐诗》，尚有孟云卿、冯著、钱起、王烈、武元衡、朱庆馀等人所作《行路难》，这些应该予以补录。第二，《乐府诗集》未收题名，但确实证明是宫廷曲目才予以补录，并作出说明。如舞曲歌辞叙论曾提到了《剑器》，没有收录歌辞。《全唐诗》载有姚合《剑器词三首》，敦煌词中有《剑器词三首》，应该予以补录。第三，保持《乐府诗集》完整性，补录诗作单独排列。同题诗作按《乐府诗集》已有顺序排列，异题诗作则放在大类之后排列。
(二)订正。《乐府诗集》在分类和编排上确实有些问题，例如同一曲名下所列作品未能严格按作者生活时代先后排列，作品署名张冠李戴，引述文献时有不确，分类归属偶失严谨，有些文字明显不通，凡此都需要订正。订正应在保存《乐府诗集》原貌前提下进行。作品排列时间倒置一般不做订正。因为乐府多为名家名作，读者自会鉴别，不会据此认定诗人存世时间。文字讹误除非明显不通，一般不做改动。作品署名张冠李戴要慎重处理。郭茂倩是宋人，署名应有文献依据，不应视为抄录疏失。叙论、解题、引文如有疏漏讹误，可以纠正。若引文与传世文献记载文字不完全一致，但行文没有割裂原意，也没有必要订正。
五、《乐府诗集》续编。《乐府诗集》将宋前乐府搜罗殆尽，为宋前乐府学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是由宋到清乐府一直无人编辑，使唐后乐府学研究受到了很大制约，因此编纂《乐府续集》就成了当务之急。续编应注意解决三个问题：
(一)搜集作品。续编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如何将由宋到清乐府搜罗殆尽。《乐府诗集》收赵宋以前乐府五千，已是洋洋大观。而由宋到清乐府数量更大，仅《竹枝词》一个曲调字数就有三百万字(其中只有少量唐五代作品)，是《乐府诗集》诗作、叙论、解题字数总和的五六倍。所以收集作品是续编首先要任务。续编工作有利条件是：一、《全宋诗》《全金诗》《全辽金诗》《全元诗》已经问世，为搜集宋辽金元乐府提供了极大便利。因部分乐府曲调误入词集，所以《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全清词》(部分)也为搜集作品提供了线索。二、古籍电子化可为续编提供助力，如《国学宝典》《四库全书》《四库存目》《续修四库全书》《中华基本古籍库》等，可以大大提高作品搜集效率。不利条件是：一、明清两代没有诗歌总集(《全明诗》只出版三册)，需要编者在众多文献中直接寻找。二、中国古代典籍大概有二十万种，明清两代文献占绝大多数，如何找到这些典籍，找到后如何将乐府诗从中挑选出来，是个很大挑战。然而，续编不应等《全明诗》《全清诗》《全清词》全都问世后进行，应克服困难，努力前行。
(二)作品认定。如何辨别乐府也是一个难题。乐府有固定题名，按说不难分辨，但实际操作中仍然会遇到许多问题。如乐府有《挽歌》，然唐后诗集中《挽歌》数不胜数，是否全部收录？《乐府诗集》“杂歌谣辞”多从宋前正史辑出，但又非有辞必录，续编是否将宋辽金元明清中正史里所有歌谣全部编入“杂歌谣辞”？若非全录，如何去取？唐后郊庙、燕射、舞曲等仪式庆典歌辞，有郊庙、燕射、舞曲之实，但与《乐府诗集》名称相异，如何处理？等等。《乐府诗集》近代曲是隋唐新兴曲调，但对宋人来说已成古题，续编中“近代曲辞”收录新兴曲调歌辞，还是只录近代曲辞中固有曲调歌辞？将宋辽金元明清新兴曲调歌辞都归入近代曲辞，时间跨度过大，显然名不副实。可行办法是将这些新兴曲归入新乐府。而新乐府认定更为困难。新乐府“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从题目上难以判定是否为新乐府。认定时应该遵循郭茂倩给新乐府所下定义，把握住以下几条：第一，诗人命名为新乐府或新题乐府者；第二，《乐府诗集》新乐府辞拟作者；第三，作者表明仿照元白新乐府创作之新题乐府；第四，诗人明确表示补朝廷乐府意图的新题诗作；第五，确属朝廷表演曲目新兴曲调之齐言歌辞。
(三)叙论解题。《乐府诗集》在收录诗作同时还有大类叙论曲调解题，或说明类别成因，或描述作品特点，或记录曲调本事，或考证相关问题。既为续编，就应遵循原编体例，具有相同内容。这就对编者提出了很高要求。好在宋代以来相关文献留存较多，撰写叙论解题时查找资料相对容易。叙论解题内容应该包含以下几方面：一、选录依据、收录标准；二、作品来源；三、作品创作背景、表演情况、流变情况；四、诗作自序、他序、自注；五、相关研究情况。
以上以《乐府诗集》为例，略微陈述乐府学文献研究思路。其他乐府学著作虽然没有《乐府诗集》重要，复杂程度也无法与《乐府诗集》相比，但也有很多内容值得挖掘。除此之外，建立一个《乐府学全书》数据库也很有必要。数据库可分古代、现代两部分。古代部分按古代乐府学著作分类编辑，如乐志、乐书、乐录、歌录、曲簿、曲谱、乐论、琴学、解题、笺证、诗学等。现代部分按著作、论文两类编辑。原则是“有文必录”，将相关资料尽量收齐。要求是可检索、可复制、可阅读。拥有这样一个数据库，即使初涉乐府学者，也能全面占有材料，省去翻检之劳，提高工作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