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池田大作文学创作研究的意义与展望
2012年5月中旬，日本创价大学在东京召开“日中国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暨池田大作研究座谈会”。这次会议的学术主题是池田大作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参会的中国专家人数不多，但在中国学界的池田大作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会上大家就各自的研究领域，对池田大作思想研究如何拓展与深化的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我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做了题为“池田大作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学术报告，重点汇报自己关于池田大作文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并且就池田大作的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研究可能的发展趋势做了预测。就是在这个发言中，我指出池田大作的研究者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池田大作不仅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宗教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而且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文学家。关于这一点，有一则逸事是值得记下的。在这一次访问日本的过程中，我曾将拙著《池田大作与世界文学》托创价大学的教授转赠给池田大作。据说先生看到此书后，十分高兴地说，别人说我是这个家，那个家，我倒是希望自己做一个文学家。此言或许是随缘而发，但也可看出先生对文学的由衷喜爱以及他对自己文学活动的自信。我本人对池田大作的研究，虽非专业，而且断断续续，但十余年来的深切关注和浸润其中，使我坚定地相信，池田大作丰富的文学创作和他的文学思想一样，影响不仅及于日本，及于中国，而且走向了更为广泛的世界，确实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第一节 文学家的气质和敏感力
说池田大作是一个有成就、有影响的文学家，这并非溢美之词，也不是一时兴起的随意比附，而是有着多方面的根据，当然也是经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才敢得出的结论。从文学界的评价来看，日本现代著名作家井上靖在读了池田大作的诗作《宇宙》和《母亲》之后，就非常感动地赞扬道：“这不是一般的诗人所能写出的诗。”井上靖对池田大作获得的“桂冠诗人”称号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池田大作具有一颗诗魂，他能“把广阔的天空和人间的生活深刻的意义，在一瞬间包容进自己的心中”
。他称赞池田大作是一位自由的思想家，“以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接触为基础，从这种接触所产生的结果中看到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并欲使之与动荡中的世界结合在一起”。中国著名的日本文学翻译家文洁若也曾撰文赞扬池田大作写周樱的诗，她还说：“日本的井上靖、川端康成、松本清张、三岛由纪夫等人的作品，我都翻译过。我喜欢可读性强，文学性强，有意思的故事。我喜欢松本清张、池田大作的作品，不喜欢石原慎太郎的‘阿飞文学’。”除了业内人士的赞扬外，不少政治家、科学家和著名文化人士也谈论过阅读池田大作文学作品的感受。戈尔巴乔夫在同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曾深情地说他和妻子反复诵读过池田大作送给他的诗歌《高尚的灵魂的赞诗》，感受到了池田大作的诗心“真是美丽多彩”。日本天体物理学家木口胜义赞扬池田大作的诗歌《宇宙》：“用极其准确、美丽的语言表达了充满于这太虚的天空中的法则。使人感到惊异，我作为一个选择宇宙作为毕生研究课题的科学家，也深深受到教育。”志村荣一也说自己反复读过《宇宙》，深受感动，“觉得这是光辉的诗魂从探究佛法、贯彻实践的立场所迸发出来的直观的信念”。
从文学的属性与本质来看，文学本来就有广狭两义。广义的文学概念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凡是用文字来宣讲道理、记叙事件的作品都可以称之为文学，所以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尚书》、《国语》和诸子百家都被称之为文学。直到魏晋时期，人的意识的觉醒带来了文学的自觉，才把以形象思维来言志抒情的作品从大文学概念中划分出来，形成了文章学与文学的区分。但在学术史上，将大文学概念坚守下来的学者也不乏其人。20世纪初，国学大师章太炎始终以文学概念来统领各种文章文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在学术的框架内，直到如今，中国古代文学史仍然将《尚书》、《国语》、诸子百家作品还有汉代的《史记》等，都当作中国文学的源头。这也说明在文化起源上，文学就是一个融汇了文章、历史与哲学的大概念。所以，池田大作许多谈佛学、谈人生、谈教育、谈人类和平与智慧的散文小品，由于他的运思之精妙，用墨之多彩，意境之高远，气势之磅礴，称之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未尝不可。当然，我所谓要把池田大作当作一位颇有成就的文学家来研究，其意义还不仅仅是指这种大文学概念下所包含的作品，而且也是从以情思文采为根底的纯文学意义上来思考的。
这里还想说说我在阅读池田大作作品时一种特别的感觉。我觉得池田大作是一位文艺气质特别深厚的人，这种气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特别喜欢和懂得叙事的力量，他是一个佛学家，也是一个政论家，无论在佛学上，还是在环保、和平、教育等议题上，他都有着深厚的理论修养。但他不论作文、写信，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不怎么泛泛而谈那些高深的道理，枯燥的教条，而是喜欢讲述一些亲身经历或者有所耳闻的故事。譬如，池田大作可谓创价理论广宣流布的贡献最大者，但他很少在自己的作品里长篇大论地阐释创价理论的观点，他最喜欢做的是娓娓讲述两位前任会长的日常生活故事。他曾说创价理论的创始人牧口常三郎是教育家的一生，哲学家的一生，在牧口常三郎那追求生的学问的形象中，蕴含着一种秋霜般的严肃。但他又说，尽管牧口常三郎像秋霜一般严于律己，但他对弱者又始终是温和的，并且怀着无限的慈爱。他接着讲了两个故事：一天，牧口先生去一位熟人家，因与熟人谈得投机，不知不觉到了晚饭时间。主人给客厅中的牧口先生端来家常的咖喱饭。牧口先生端着这咖喱饭，走到隔壁房间中一边吵闹，一边吃着同样的咖喱饭的小孩子中间，笑嘻嘻地同他们一起吃饭。一个冬天的晚上，一位妇女背着年幼的孩子，去牧口先生家请教。正要回去的时候，不巧下起雨来。牧口先生放心不下，一直送到外面，又担心在撑伞的母亲背上睡着了的幼子被雨淋而着凉，于是仔细地用报纸在孩子身上裹了好几层。池田大作曾一再宣示，创价理论是爱民众的理论，是为弱者的学说。这些关于创始人的小故事，生动地体现出了牧口先生那颗对弱者、对儿童的温暖的心，比起苍白地宣讲理论教条，无疑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池田大作曾在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身边随侍多年，对恩师的生活故事更是如数家珍。许多故事自己亲身参与，讲述起来不仅生动有趣，而且情深意切。譬如，1950年代初期，巷间闾里传唱着一首反映战争刚结束时日本社会灰暗状况的流行歌曲：“像流星一样飘忽不定……这样的女子谁人要……”那时候户田城圣和池田大作师徒正在为穷途末路的事业重辟新路而奔走。有一天，师徒两人带着一条以不完备而告终的对策，结束一天的劳累走在回家路上，池田大作突然套用那首歌唱道：“这样的男子谁人要……”户田先生马上回过头来莞尔一笑说：“我要！”又如一次正月聚会，创价学会的骨干们和恩师一起展望新年的工作。池田大作在聚会上唱起了他特别喜爱的长诗《星落秋风五丈原》，户田先生听了后，对池田大作说：“再唱一遍！再唱啊再唱！”在聚会上，户田先生好几次这样要求，而且一边听歌一边挥泪不止。这首歌是日本诗人土井晚翠根据《三国演义》诸葛亮的故事改写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户田城圣要求弟子一遍又一遍地唱这首歌，表现出的正是对忠心耿耿的孔明与自己心曲相通的无限感慨。池田大作曾说：“户田先生是个自由豪放的人。他有时穿着过膝衬裤出现在人前。他好酒，越饮越爱开玩笑，逗得周围人忍俊不禁。似乎也有的人正是看到他的这种样子，才对户田城圣这个人物有所理解的。”池田大作也是这样，他认为自己与恩师的关系是先亲人后求法。他说：“我要重复的是：我认识了户田城圣，并从他那儿学到了佛法。对我来说，信仰决不是处于先决地位的。我是知户田后而知佛法，而不是知佛法后而知户田先生的。”正是因为从户田城圣的人格魅力感染中而学习佛法，所以，池田大作在同朋友或学生讲述他信奉的道理时，也就很自然地特别喜欢讲述那些能够显示恩师人格魅力的故事。
第二个方面表现在池田大作对于身边的物事有着特别细致的敏感和特别浓厚的兴致。临风落泪，见月伤心，这本来就是对文学家人格的一种描述。中国现代作家丰子恺也曾说过，他从幼时开始，就经常有一种疑惑与悲哀不绝地袭击他的心。自己手中的不倒翁玩具掉到河水里，他会怔怔地怅望这茫茫白水，疑惑这不倒翁的下落与结果究竟如何；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铜板，他也会心有所动，思索起这块铜板可有离奇的故事和丰富的历史；一颗饭粒从碗中翻落到他的衣襟上，也会惹起他一大篇的疑惑与悲哀来，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农夫在哪一处农田里种下一批稻，中间有一株稻穗上结着煮成这颗饭粒的谷子。丰子恺说，这些物事大众是不会关注的，“看他们似乎全然不想起这类的事，饭吃在肚里，钱进入袋里，就天下太平，梦也不做一个”。但他不能不想，这些疑惑不能解除，他始终不能心安。“我的年纪越大，知识越富，它的袭击的力也越大。大众的榜样的压迫越严，它的反动也越强。”丰子恺的这种说法，其实就是将文学家和一般大众在人格气质上做了区分。这种区分或许有点极端，但确实的是，那些有成就的文学家，之所以会有成就，甚至之所以会从事文学创作，就在于他们对于身边的物事，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敏感力。《四季雁书》中，池田大作在写给井上靖的信中说：“从冲绳回来后就一直是低温天气，但今天在庭园散步时，发现一株红梅和一株白梅的枝头上都有了米粒大的嫩芽，赤城杜鹃的枝梢也冒出了比红梅和白梅大得多的新芽。植物都开始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春而做准备了。”看到这样的描写，我常常莫名感动。一个社会活动家，一个有着上千万会员的社会团体的领袖，整日为学会的发展而奋斗，为创价学说的广宣流布而思虑，能有这样一份细腻的心情，关心到枝梢上的嫩芽，为春天气息的透露而欣喜，这不就是文学家的气质和敏感力吗？我在本著中所论到的池田大作的自然主题以及池田大作对摄影艺术的爱好，都可以看到这种文学家气质和敏感力的表现。
第二节 本土文学和佛经文学的培育
作为一个有成就的文学家，池田大作的文学气质和敏感力是天生的，但仅有这种天生的气质和敏感力是不够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后天的文学修养对于他的成就实现而言，更为重要。只要接触过池田大作作品的读者，都会认同这一点，即池田大作是一位有着深厚文学修养的作者。池田大作出生在一个劳苦家庭，从小在和生活劳苦及体弱多病做斗争。但正如池田大作在自传散文《我是怎样度过年轻时代的》中所说：“我在内心里坚定地起誓，唯有读书决不能疏忽，要一辈子不停地前进。”“我的青年时代一有闲暇就努力读书。战后初期，书籍是十分贫乏的，有时到岩波书店去，要排着长队，好不容易才买到一本自己所要求的书。”池田大作的阅读面是十分广泛的，他曾说：“我从19岁到30岁的11年间，在先生（户田城圣——引者注）的下面受到了熏陶。不用说佛法，就是人文、社会和自然的各门科学，以及礼节和组织管理的问题，乃至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凡是我所学到的东西，可以说全部是先生教给我的。”这里虽然没有列出书目，但从池田大作所列出的知识分类，就可以看出其阅读内容之广。在和季羡林的对话中，池田大作也说：“青春时代我也是个书迷。当时如饥似渴地读过《三国演义》、《唐宋八大家文钞》以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卢梭的《爱弥儿》、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歌德诗集》等文学、哲学书籍，还有诗集。尤其是诗，遇到我喜欢的就把它背下来，一边走路一边低声吟诵。现在回忆起来真令人怀念。”可见，文学乃池田大作最大的爱好，因为文学阅读，不仅是知识的积累，不仅是学问的增长，而且始终伴随着一种情感的参与。池田大作曾回忆过自己少年时代阅读吉川英治《三国志》时的意气飞扬，他也曾多次谈到自己阅读某首和歌、俳句时的情绪宛转，这种带有感情参与的阅读，对阅读者人格建构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他后来在许多对话中，会突然地联想起某句和歌，会随机地引用某个诗人的佳句，这些都和他早期的文学阅读以及良好的记忆能力有关。
就其根基而言，池田大作的文学修养首先是来自本土文学和佛经的培育。佛经固然浩如烟海，汉译佛经仅经、律、论三藏就多达1400余部，5500余卷。但最原初的佛经本来就是佛祖讲道时所用的文字因缘，里面有许多优美的故事和精妙的比喻，充满着文学的意味。创价学会特别推崇的《法华经》，更是一部具有高度文学性的经典。无论就其辞藻的华丽还是就其场面描写的宏大、意境构设的精深而言，即使说它就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也绝不为过。对《法华经》的文学性，池田大作也曾赞许过，他在法兰西学士院的演讲中说：“《法华经》的确充满戏剧的、文学的、绘画的、雕刻的意象，《法华经》的说法中心部分叫作‘虚空会’，那是在空中举行的仪式。在仪式之中，以金、银、琉璃、珍珠等七宝装饰的巨大宝塔升上天空，那个耸立在大宇宙的‘宝塔’，其实象征生命的壮大和庄严。”“姑且不论佛法上的意义，那些菩萨从大地涌现的情貌，被赋予强劲有力、生气洋溢的艺术形象，‘起舞’、‘踊跃’、‘踊而始出’——我深受这些带有象征意义的表达方式所感动。通过巧妙的象征手法，澎湃搏动的创造性生命的活力在此表现出来。”所以，池田大作感动地说：“《法华经》本身是一出生命动态的戏剧。”
佛教文化对中日文学都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唐以前，中国文学的发展曾有两个纪念碑式的事件，一个是庄子、列子的横空出世，另一个就是佛经东来的潜移默化，尤其是后者，带给中国文学无数美丽的因子，催生出了中国文学无数美丽的文章。唐以后，这种佛经与文学的合流现象也传到了日本，影响日本文学至为深远，日本的大文学家在人格精神与文采意境上几乎无不受到佛经文学的浸润，这已经是日本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与池田大作有过长期交往的井上靖也折服于《法华经》的文学力量，他的长篇小说《敦煌》，以中国的佛教文化为背景，塑造了一个由儒入佛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赵行德的形象。赵行德科举失利，流落西域，经过种种磨难，后来转变成为佛教信徒，并在战乱时刻将大量的佛经藏入敦煌石窟，从而为佛教史料文献的保存建树了卓越的功绩。赵行德的由儒入佛就是从偶然接触《法华经》开始的。在肃州城里，一堆人围着听一个汉僧讲《法华经》，赵行德也挤进去听了，那汉僧讲着讲着就唱了起来：“楼上撞钟建道场，日夜不停焚名香。天空日日瑞云绕，下界时时现祯祥。天龙频频垂护佑，圣贤屡屡施赞扬。诸神降临勉励多，莲台白毫生灵光。感谢佛光永普照，利欲之心不可长。何日但能闻妙法，立时便脱轮回场。”赵行德平时对这种通俗讲法是不屑一顾的，但他近来身经种种劫难，战乱频仍，人命如蚁，使他痛感人生无常。所以，这次听到《法华经》里的说经言辞，深受感动，立即就找了全七卷的《法华经》来阅读，看完《法华经》后，再找《金刚经》来研读，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入了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沉迷浸润，乐而忘返。这个人物当然是虚构的，但唯其虚构，才更能体现这个人物的塑造，其实是爱好中华文化的井上靖的夫子自道，寓含着井上靖自己的人生体验。至少赵行德对《法华经》的爱好，显现的就是作者井上靖对《法华经》的态度。作为文学家的井上靖尚且如此，作为宗教家兼文学家的池田大作本来就熟谙《法华经》等佛经典籍，他对《法华经》等佛经的文学性感受更深，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池田大作随时随地随缘地运用这些佛经典籍来广宣流布创价理念，日积月累，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立竿见影，佛经的思想、意境、文采无疑都渗织到了肉体血液之中，其修养自是难以一般性地用深刻、广博来形容。
对本土文学的接受，这是一个文学家成长的必由之径，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不过，各人接受教育的途径不同，接触本土文学的方式有别，再加上文学兴趣与爱好各异，对本土文学的接受无疑会有各自的选择与取向。池田大作不是科班教育出身，没有受过规范的学科训练，他各方面的教育包括文学教育，几乎都是私淑户田城圣，所以就文学阅读而言，他的特殊性与选择性更其分明。从池田大作的各种回忆来看，他对日本文学的爱好和接受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古典文学。池田大作比较喜欢古代的和歌和俳句，他曾盛赞《万叶集》：“万叶集可说是古代人歌颂对人生或自然之感情起伏之诗篇。虽然是没有后来之古今集、新古今集等之文笔上之技巧，但是它那不加修饰之处，正是表达出人之赤裸裸的感情。万叶集里的人们的纯朴感情的余韵，我认为是超越时代的层次而达到现在。”深受古代和歌与俳句文化的浸润，池田大作经常在自己的作品中，或者在和他人的对话中，信手引用和歌与俳句中的精美佳句。他后来特别喜欢摄影艺术，出版过《光之调》、《宇宙之曲》等写真集，而且亲自在自己的摄影作品上配上短诗，这些短诗颇具和歌与俳句的神采与风韵，形式短小，意义隽永，与光影艺术交相辉映。深谙日本文化的周作人曾在《日本之俳句》一文中引英人赫伦的话来谈俳句的妙处，他说：“英人赫伦，后归化日本，从妻姓曰小泉八云，著《日本杂记》，其‘小诗’一章有云：‘日本诗歌之原则，与绘画相合。歌人用数单字以成诗，正犹画师之写意，淡淡数笔，令见者自然领会其所欲言之情景，其力全在于暗示，倘白描着色，或繁辞缛彩，反失之矣。盖其艺术之目的，但在激起人之神思，而非以厌饫之也。故读佳妙之短诗，如闻晨钟一击，幽玄之余韵，缕缕永续，如绕梁而不去。’”周作人赞叹“其言颇透辟”，这种诗画相合的观点，用来分析池田大作的写真摄影与配画短诗之间的妙处，无疑也是很贴切的。
二是民间文学。池田大作喜欢古代和歌和俳句，除了其中饱含对自然与人生的领悟外，也是因为古代和歌往往是来自民间的歌唱。芳贺矢一在《国民性十论》中指出：“在全世界上，同日本这样，国民全体都有诗人气的国，恐怕没有了。无论什么人都有歌心（Utagokoro），现在日本作歌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每年宫内省（内务府）进呈应募的歌总有几万首。不作歌的，也作俳句。无论怎样偏僻乡村里，也有俳句的宗匠。菜店鱼店不必说了，便是开当铺的，放债的人也来出手。到处神社里的匾额上，都列着小诗人的名字。因为短诗易作，所以就是作得不好，大家也不妨试作几首，在看花游山的时候，可以助兴。”对于和歌与俳句的大众性和民间性，池田大作也有深刻的认识，他曾经说：“我特别喜欢戍人歌和东歌。因为那很多是无名的平民的歌。在这些诗歌深处的人性的升华，不能不使人深受感动。那些歌颂人、歌颂大自然、与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抒情，是那样坦率、诚挚，跳动着生命的脉搏。”至于日本小说，明治以来，私小说非常发达，几成日本文坛主流。但池田大作似乎并没有太多涉猎，他更为喜欢的是吉川英治这样的通俗小说家。池田大作曾经出版过关于吉川英治的对话集《吉川英治：人和世界》，也曾写过一首缅怀吉川英治的诗歌《如同富士山一样》。之所以对吉川英治充满敬意，就是因为吉川英治是他心目中的“为民众的作家”，他欣赏吉川英治为民众而不是为自己的写作，不仅写民众喜闻乐见的题材，而且运用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三是现实主义文学。在同汤因比对话时，池田大作曾说过：“文学是时代的精神，也是反映社会的镜子。因此，在当前这种价值多样化的时代，有各种方向的分歧恐怕也是自然的。色情文学和描写性关系的东西也成为文学题材，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反映了现代人的意识的变化吧。但我并不认为这种倾向可以持久，因为这种欲望的满足只不过是敷衍一时而已，用不了多久大众就会不屑一顾了。”池田大作虽然奉守文学的自由精神和多元价值共存的包容主义，对各种价值分歧的文学并未给予褒贬，但他自己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爱好还是旗帜鲜明的。这一点从他与井上靖的亲切关系就足以证明。从《四季雁书》中可以看到，池田大作喜欢阅读井上靖的作品，有的作品看了报纸上的分期连载，后来结集出版了，池田大作还要买来再看上一遍。井上靖是战后日本文坛上的现实主义巨擘，他大学毕业后曾在大阪做过很长时间的新闻记者，对日本战后社会的现实状况有深入了解。后来转向文学写作，他在诗意的激奋昂扬中依然保持了新闻记者的那份敏感与对真实原则的信守。他忠于社会的真实，也忠于自己的真实，力图在这两种真实的融合中，展示出战后日本社会的现实状况和人们的心理历程。池田大作选择与井上靖通信，畅谈文学与人生，应该说就是因为两人在文学倾向上心气相通。
第三节 世界文学知识的深厚广博
不过，谈到池田大作的文学修养，令人惊叹的还是他在世界文学知识上的广博与修养上的深厚。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环水，交通不利，其文化的发展有较大的封闭性。尤其是1636年，江户幕府为了彻底禁止基督教传入日本，并割断西南诸藩同外国的贸易，颁布了一系列锁国令，开始了日本历史上长达二百多年的锁国时代，这个民族的岛国意识也越加浓厚与鲜明。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向欧洲学习，脱亚入欧曾是那个时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口号，而反思与批判日本民族的岛国意识，也成为当时思想界和文化界热烈讨论的话题。池田大作担任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以后，立誓要实现恩师将创价理念广宣流布的遗愿，他接任会长后，放手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创价学会的活动由日本本土推向世界，成立了国际创价学会。因此，池田大作一直作文写诗教导年轻人，鼓励年轻人破除日本人常有的岛国意识，放开眼界，敞开胸怀，做一个世界公民，一个地球人。在这方面，池田大作身体力行，为年轻人树立了典范，而他的世界文学修养就是他的世界意识活水奔流的源泉，而且也为他倡导“世界公民”、“地球人”做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池田大作对中国文学的爱好，可谓贯通古今。在古代方面，他不仅对《论语》中的佳句懿言如数家珍，而且对《论语》处理天人关系与人人关系上表述出的共生哲学，关于人的修身方面表现出的伦理改革意向，教师在教学中对自己的弟子应有清晰的了解，学生为了使老师永垂不朽而进行捍卫师道的斗争，其中包蕴的师生之心意，都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深深的敬仰。池田大作甚至还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指出儒和佛都具有人本主义的精神特质。对于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中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池田大作在青年时代就爱不释手，做过仔细的阅读，而且生成了一些具有独特角度和观点的意见。譬如他认为《水浒传》的主题是对于民众愿望的真挚反映，对后世的影响显示出一本好的小说必须有一代又一代群众的支持。而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和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更为注意《三国演义》中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对于《三国演义》的道德意义尤其是对于“义”的本质，池田大作也有很精彩的评论。他对于“义”的理解往往是将其同秩序感觉联系在一起的，体现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影响，也说明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古典小说里所弘扬的精神与日本文化、日本人性格之间的相似性。
甲午海战以来，百余年间中日之间在民族政治、文化交流方面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战争的阴影，和平的呼声，交错互动，总是缠绕在两个民族的各种交往之中。池田大作继承了创价学会创会会长牧口常三郎的反战精神，一贯主张中日友好，而且勇敢地付诸行动，是促进“二战”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民间政治力量。所以，池田大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爱好和兴趣，包含着一种独特的情感联系，一种心心相印、高山流水似的知音之感。譬如，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池田大作最为崇敬鲁迅，他曾在创价大学的讲堂里为创大学子做过一堂文化讲座，题目就是《谈革命作家鲁迅》。他还高度赞扬鲁迅作为“革命”作家的贡献。但这一称谓同中国学界的“革命”意味不同，其主要思路是高度评价鲁迅的文学生涯在人性改革方面所具有的独特贡献。而人性改革不仅是创价学会的重大理念，而且是池田大作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鲁迅与日本的关系是十分深厚的，正是在日本，鲁迅完成了他一生的最为重大的选择：弃医从文，开始了他用文艺启蒙民众的新文化推动工作。鲁迅对厨川白村的爱好，对藤野先生的纪念，与内山完造的至交，是终生不变的。甚至到了晚年，当中日两国的关系到了硝烟烽起、剑拔弩张的时候，鲁迅也不惧被人骂作汉奸的风险，依旧用日本文化的尺子来衡量和评价中国的事情。这些都说明鲁迅受到了日本文化的深刻影响。池田大作对鲁迅的崇敬与爱好，当然不止于鲁迅与日本文化的亲睦关系这一点上，他看到的或者说他更为注重的是鲁迅精神对日本当下文化重建与发展的借鉴意义。一般说来，过去的鲁迅研究界，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日本学者，更多的是关注鲁迅在日本留学的生活与学习，关注日本文化与文学对鲁迅的影响，而池田大作从日本岛国国民性改造的角度，从日本如何应对现代化的思想高度来看待鲁迅对当下日本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这种文化反哺的眼光无疑是很了不起的。
池田大作读过许多鲁迅的作品，在他的藏书中，有各种鲁迅选集的日译本，上面留下了很多池田大作阅读思考的痕迹。他对鲁迅文学创作的特点做过深入的思索，而且运用他作为社会活动家敏锐而开阔的眼光和超卓的提纲挈领的能力，提炼出了四个关键词来概括鲁迅精神与鲁迅文学的特色。这四个关键词，一是“凝视内心深处的文学”，二是“人性革命的文学”，三是“逼近民众的原像”，四是“世界性”。早就有学者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不怎么细致地写人物的外貌衣着，也不太注重写屋内的摆设、周围的景致等环境因素，他的小说笔触最集中透视的是人物的心理，视线聚焦，而且久久不易，这就是“凝视”之意。鲁迅在谈到自己为什么作起小说来时，也曾十分明确地表示，就是为了改造国民性，就是因为相信文艺是能够点亮国民精神之火的明灯。这种“改造国民性”思想，在池田大作那里，被置换成了“人性革命”的理念。鲁迅曾经说过，他从俄罗斯文学中看到了上层社会的堕落和下层民众的悲哀，而且明白了肉食者是无可救药的，他把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希望都寄托在下层民众的人性改造上，所以鲁迅对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的文学原点就是民众，终点还是民众。至于“世界性”，这恰恰是鲁迅看待民族事件、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基本的标尺，也是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所要达到的目标。可见，池田大作的这四个关键词层层递进，互相联系，不仅对鲁迅文学创作的特点做出了精彩、深刻而形象的概括，准确地阐释了鲁迅为什么在21世纪还是有着不朽影响，而且精辟地指出了鲁迅精神能够从哪些方面对日本当下文化的重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确实，“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百废待兴，不仅物质生产的重建对人民的生活构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而且在精神文明的重建以及国家文化向何处发展的种种问题上，思想文化界也意见纷纭。六七十年代日本的汉学界曾升起的“鲁迅热”，无疑与日本学者在文化重建中寻找启示与思想资源的焦急心态有关。如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和教育家伊藤虎丸就写过系列论文，重点探讨鲁迅早年在东京所写的四篇文言论文的思想，指出鲁迅当时的文化发展观是以固有文化之血脉，既接受欧洲又抵抗欧洲，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提出“脱亚入欧”的观念，文化发展完全转向，结果就演变成了后来的军国主义和物质主义。伊藤虎丸认为鲁迅这种接受与抵抗并存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值得日本文化发展予以借鉴。可见，肯定鲁迅精神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反哺性，这在当时具有批判性的日本知识分子中，是有一定共识的。不过，正如译者李冬木所言，伊藤虎丸的鲁迅研究主要在揭示鲁迅不仅是什么，而且为什么“是”和怎样“是”，其初心和旨归最终不过是一种学术性的探讨。在日本学术界，鲁迅研究一直是日本现代汉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领域，影响的范围不仅在日本，而且深入中国学界。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有所谓“竹内鲁迅”、“伊藤鲁迅”、“丸尾鲁迅”、“藤井鲁迅”之说，这些概念标志着这些研究者的鲁迅研究成果独具特色，而且呈现出代际继承与超越。现在也有学者提出“池田鲁迅”的概念，这概念是否成立呢？我觉得是可以成立的，但还需做进一步的思考，也就是说，确立“池田鲁迅”的概念，不仅要真正分辨出池田大作理解鲁迅的独到之处，而且要在理论上建构起属于池田大作自己的体系。同时，也要看到池田大作研究鲁迅的出发点与许多鲁迅研究专家的不同之处。
池田大作本来就无意于学术，也不止于学术，他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做出如此深入的探讨和精辟的分析，就在于他的鲁迅研究其实是夫子自道，是借鲁迅来谈自己，借鲁迅精神来谈创价理念，谈日本国民性的重建，这才是“池田鲁迅”真正的精髓所在。2016年12月我在创价大学研修的时候，应文学部教授高桥强先生之邀给学生们做了一场“鲁迅文学与人性教育”专题讲座。在这场讲座中，我把“鲁迅文学与人性教育”视为“池田鲁迅”的核心思想，也就是说池田大作对鲁迅的赞赏与评价，对鲁迅文学不朽精神力量的分析，都是围绕池田大作自己的“人性教育”观念来进行的。在池田大作看来，鲁迅揭示下层民众的精神疾苦，揭示国民性的弱点，目的就在于“人性革命”。在给创价大学毕业生所做的文化讲座《谈革命作家鲁迅》中，池田大作就曾明确指出：“鲁迅先生用阿Q这一形象表达的思想超越国境，启示全世界民众。要改变社会，首先改变自己！自己坚强起来！聪明起来！”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观念，所以当学术界的研究者大多将研究的视线聚焦在阿Q这一形象所体现的“精神胜利法”的消极意义和负面因素时，作为社会活动家与创价教育推行者的池田大作，他所看到的却是阿Q性格中具有积极性的潜能。新世纪以来，当中国学界有学者开始通过阿Q生命中某些瞬间场景的分析，津津乐道地指出阿Q生命中所具有的积极能量时，其实池田大作早在1980年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就已经明确地表达了他对阿Q生命能量的积极性观感。他说自己读到《阿Q正传》，“脑子里鲜明地浮现出愚钝却像茁壮生长的杂草一般顽强的民众的原像。它使我联想到著名的维克多·雨果。雨果也曾经在巴黎的流氓少年的心灵深处敏锐地发现了‘从巴黎的气氛中的某种观念所产生的一种非腐败性’”。愚钝，却“茁壮”、“顽强”，还有“非腐败性”，这些都是积极性的生命能量，而有了这些积极性的生命能量，也就有了人性改变的精神基础。这些结论当然与那个时代鲁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并非一致，但确实体现出了一个宗教家与教育家的独具慧眼，也从一个特别的维度显示出了鲁迅文学与社会现实的精神联系。
在日本的教育史上，创价大学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存在。在日本，绝大多数大学要么以地名、城市名来命名，要么以人物、财团等名称来命名，要么以专业、专科来命名，而像创价大学这样以理念来命名的学校却比较罕见。这种命名方式就已标示出创价大学是依据一定理念而创办的大学，大学创办的目的之一也就是要为这种教育理念的实现提供阵地。承蒙创价大学的盛情和信任，我曾在2005年和2016年两度到该校做访问学者，有幸亲身体验了创价大学的文化氛围，也通过有意识的访问、考察，目睹了牧口常三郎的创价教育理念在创价大学的实践。根据我的粗浅体验，窃以为创价大学的教育实践可以归纳为三个特点：一是通过艺术教育来全面解放人的创造性潜能，二是通过体育教育为人的积极向上提供优质的身体基础，三是通过实践教育为学生走向社会架起沟通的金桥。从平行比较的文化视角看，这三种特点与鲁迅精神是颇为相似的。譬如鲁迅毕其一生都非常喜欢美术，家中有许多关于浮世绘和欧洲木刻版画之类的美术藏书，在教育部上班时他负责的就是民国的美术教育，发表过许多关于美术的精彩评论。鲁迅到日本学医，其目的就是要强健国民体魄，让国人不再被人称为东亚病夫。在20年代关于“青年必读书”问题的争论上，鲁迅明确说过年轻人最要紧的不是言而是行。从这些联系中间不难看出，池田大作在创价大学所实践的人性教育与鲁迅精神有着高度的吻合，绝非偶然。池田大作甚至还对创价大学的学生提出过这样的号召：“大量培养像鲁迅先生那样放眼世界的世界公民是我创价大学的使命。”从这些方面来看，所谓“池田鲁迅”的要义就不是学术的，而是社会的、实践的。它启示我们的研究，不仅要从公共话语空间的层面上来讨论池田大作与鲁迅关系的发生，从家庭出身略同、身体状况相似这些私人话语空间来显示两位文化伟人之间关系的精神特质，而且，应该或者说必须从社会问题的发生与解决的层面上来理解这两位不同时代文化伟人的精神共鸣与心灵遇合为什么能够达到如此深刻的地步。
如果说对鲁迅只是一种心仪，一种精神崇仰，那么池田大作和巴金、金庸的关系则是一种直接的交往和对话了。巴金在20世纪30年代以小说《家》崛起文坛，是现代中国为数不多的一直深受青年读者爱戴的新文学作家之一。他的创作以写真实、控诉和反抗黑暗势力而著称，尤其是其晚年写作的散文集《随想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讲述“文化大革命”的苦难与罪恶，里面充满着民族和个人觉醒后的忏悔与反思。池田大作与巴金由交往到相知，除了两人都倡导中日和平并且愿意为之付出努力之外，还有许多的精神共通点为人乐道。譬如，两人都对文化专制和文化迫害深有感触，巴金在“文革”时期被打成黑线人物，被扫进牛棚，书也被视为毒草而遭禁；池田大作也为了坚守和推行自己的创价教育理念而备受社会的攻击甚至谩骂，创价学会曾多年被日本宗教界视为异端。两人都对青年充满了爱和期望，巴金说他的写作就是为青年——为青年而流泪，为青年而控诉，池田大作的创价教育理念也是为了促进青年创造自己有价值的人生，创价学会中的骨干力量就是青年。当然，促使两人相知的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们具有共同的文学爱好，共同的文学观念。在文学趣味上他们都崇拜鲁迅，都热爱俄罗斯文学；在文学观念上，他们都主张“写真实”，都主张同黑暗势力抗争。所以，池田大作一见到巴金这位世纪老人，立刻就被他的坚毅和真诚所征服，专门撰文回忆他与巴金的相见与相识。
至于金庸，可以说是与池田大作交往时间最久、关系最密切的中国作家。池田大作与金庸曾经有过一场精彩而内容丰富的对话。值得指出的是，近几十年来，池田大作曾经与许多世界政要、文化名人、学术大师及著名文学家进行过对话，对话主题有历史、文化、教育、科学，也有专门晤谈佛学的，但相关文学的专题，则只有与金庸这一场对话。所以，这一场对话对认识和了解池田大作的文学趣味、文学知识和文学思想至为重要。池田大作自己的文学阅读历史与关于文学问题的思考，可以说几乎都囊括在这场对话里了。金庸成名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但金庸真正成为中国大陆家喻户晓的武侠小说作家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金庸的小说融汇中国的历史、文化与传说，以传统的侠义为经，以人物的情爱为纬，建构起了一个暴力与温情、信诺与背叛、自由与束缚、正义与阴谋相互交错的文学世界。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丰富广博的文化知识，幽默典雅的语言表达，张弛有致的叙述节奏，惩恶扬善的人间情怀，种种元素的有机融合一扫过去言情侠义通俗小说留给读者的恶劣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庸小说在中国开创了一个文学阅读的世纪神话，万人争读，洛阳纸贵。池田大作与金庸的对话之所以得以进行，无疑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日文化交流迅速发展的大背景，同时也得益于两人颇为相似的人生阅历和相近的文化接受。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向欧洲学习成为日本文化界、科技界的思想主潮。欧洲文化的优秀成果被大量介绍到日本，因而在日本近代史上曾经演绎过“欧洲的发现”文化神话，深深地影响了近代日本文化、科学、学术乃至思想发展。池田大作在推动创价理念的过程中提出“世界公民”、“地球人”的观念，无疑是看到了过去日本文明脱亚入欧的狭窄性，超越了近代日本“欧洲的发现”思维模式的局限性，也是对科技发达带来的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特点的因应。但是，生活在日本传统文化与欧洲文化强势联系的环境里，池田大作对于欧洲文化与文学的了解是特别深入的，对于欧洲文明的现实走向也是特别关注的。这从他第一次尝试就文化发展问题与世界大师对话，就找到了近代欧洲文明历史的批判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即可见一斑。而池田大作的各种演讲和作品中，欧洲文豪们的著作与名言佳句，可谓顺手拈来，俯拾皆是。比较而言，池田大作对法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似乎情有独钟，这也显示出池田大作文学阅读的强烈个人色彩，与池田大作广宣流布创价理念的行为目标息息相关。他爱好法国文学，对法国文学的关注十分广泛。他从雨果那里主要感受到“民众的真正力量”和对人性与灵魂的追求，在柏格森那里主要吸取了两个重要元素：一个是世界的存在本质是“生命冲动”，一个是生命的冲动是一种创造性的能量。在大仲马那里，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其创作中所呈现的“故事的力量”，而这种“故事的力量”恰恰是我们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越来越稀薄的东西，后来，池田大作在阐述他的叙事诗学时，就一再讲到大仲马这一重要的精神资源。在法兰西学士院的演讲中，池田大作还把他所崇拜的《法华经》同法国诗歌的象征主义联系起来，他说自己一用到象征这个词，就会想到法国“光辉的文学传统——‘象征主义’”，“每想到这个象征的纯度，我就想起保罗·瓦勒里一段优美的话，在著名的对话篇《灵魂与舞蹈》里，他借苏格拉底的口，这样描绘一个女郎的舞姿”。
与俄罗斯文学的亲近，无疑更是显示出池田大作文学修养的与众不同。从近代日本的历史与思想文化主潮来看，脱亚入欧之“欧”主要指的是德、英、法等传统的欧洲文化老牌代表。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时，俄罗斯还没有真正从农奴制中解脱出来，经济上比日本还要落后，更何况日俄之间还爆发过战争。“二战”结束，苏联占领“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苏联解体以后，日本与俄罗斯关于“北方四岛”的争端从来没有停息过。但池田大作并不受这些外在政治因素的干扰，他在青年时代就特别倾心于俄罗斯文学，这与当时日本文学的主潮思想是多么不同。池田大作深刻地意识到俄罗斯文学较之西欧文学更接近自己的创价理念，如果说西欧文学重视的是个人自由与生命价值的话，那么，俄罗斯文学最大的特色就是始终把文学究竟能为全体民众的幸福、解放、和平理想做些什么当作自己的目标。所以他特别欣赏俄罗斯文学守护苦难者的传统，重视俄罗斯文学和宗教传统中的和平主义与博爱精神。在池田大作心目中，托尔斯泰就是一个超越众多世界文豪的精神圣徒。在和井上靖的通信中，他曾特别提到托尔斯泰刻满皱纹的脸。那张脸上的皱纹，不仅是人生的风霜，是经验和智慧，更是一个精神圣徒的光辉标识。托尔斯泰是基督主义者，呼吁神的王国在我心中，同与权力同流合污的俄罗斯东正教有过正面的冲突。他认为，人听从信仰而行动，不是去相信看不到的东西，也不要去希望得到所期待的东西，而是通过确认自己在世界之中的位置，自然地在自己所处环境中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行动。池田大作非常赞赏托尔斯泰这种敢于坚持自己对信仰的观念而与传统教会抗争的精神，指出：“在托尔斯泰的语境里，意味着把精神的净化作用最大限度地扩大之后，又明确地宣告了一种‘爱的无偿性’。”池田大作的托尔斯泰崇拜，也许不仅是一种文学的趣味，而且还是他带领创价学会对抗日本正统佛教界偏见与歧视的一种精神支撑力量。
第四节 丰富的主题与多样的体式
池田大作在日本传统文学、中国和欧美经典文学的深刻影响下，养成了伟岸的人格，形成了深邃的文学思想，而且成就了他的演讲、著述中强烈鲜明的文学性。但是要阐述池田大作的文学成就，外部研究不过是提供了一种关系学上的理解，要真正把握池田大作的文学贡献，必须还要走向池田大作文学的本体研究。池田大作是一个十分勤奋且文思敏捷的作者，利用繁忙的公务余暇，他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主题广阔深厚，讴歌和平、人类爱、女性、童心与自然；体式丰富多样，包括了诗歌、散文、游记和小说等，一些重要的文学体裁他都有所尝试，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从写作目的上来看，这些文学作品大致可以分作三类。第一类是随感而发的小品或诗歌，这类作品未必有明确的写作目的，而是池田大作在自然时序变化中的一些人生感想、生命趣味的表达，是一位文学家心性的体现。第二类是一些纪事的作品，小者如池田大作记录描写他与国际朋友、和平人士会面的散文，大者如著名的小说长卷《新人间革命》，等等。此前的《人间革命》是以户田城圣为主人公，描写创价学会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池田大作的《新人间革命》承《人间革命》的体式，主人公山本伸一则是以池田大作自己为原型塑造的，描写的是池田大作继承恩师遗志，将创价理念广宣流布推向世界的历程。这两部小说长卷基本上都属于纪实作品，是户田城圣与池田大作两代创价学会人奋斗历史的记录与见证。第三类作品则是大量的专题诗歌与散文，如倡和平、赞友谊、颂扬母亲、歌咏女性、鼓舞青春、感悟自然，等等，这些作品可以说就是池田大作哲学思想、宗教情怀、人性关注的文学性表达。毫无疑问，这些作品尤其是后两类作品的发表与出版，有力地宣传了池田大作的宗教、哲学、政治和文化思想，是创价学会成员共享的精神成果。
2012年5月访问日本时，我曾到石卷地区受到海啸破坏的灾区考察。在创价学会会员居住的灾民简易工棚里，我亲眼看到了学会会员阅读池田大作来信时那种激动的心情，看到了在地震、海啸这种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在家破人亡这种深重的悲痛时刻，池田大作文学作品所发挥的鼓舞人心的极大宣传作用。文章乃经国之大业，文以载道，作文要代圣贤立言，这是古人对文学作用的高度肯定。后来随着人的生命意识和个体意识的觉醒，文学也开始向着个体言志抒情的方向发展。尤其是近代以来，个性解放思潮传遍全球，文学作为个性解放思潮的推进者，更加走向了个人化、内心化、隐秘化的不归路，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也都在为文学的私人写作和向内转而鼓吹。不过，在这样的文学时代大潮裹挟之中，还是有着一些文学家在坚守着文学古老的载道传统。他们相信，文学固然不是宣传，但只要文学家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人读，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感染人，文学作品就不可能回避宣传的功能。文学理论家们也不能把具有宣传功能的作品一概驱逐于文学之外，关键还是要看这些作品于宣传之外，在形式上是否具有文学的形象思维特性，是否具有内容的充实与技巧的上达之间的完满统一。池田大作就是载道传统的固守者，他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为了创价理念的广宣流布而作，但这些作品之所以会那么感人至深，除了他自身的人格本身为文学做了身体力行的佐证，除了创价学会的会员对池田大作的信赖与爱戴，也是因为他的作品本身在艺术形式上有独到之处，叙事也自有魅力所在。而这一点，恰恰就是我们应该全面、深入、细致地研究池田大作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应该说，近20年来关于池田大作的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不少著名学府都成立了池田大作研究机构，创价大学也设立了日中友好学术资助计划，资助中国的学者研究池田大作思想和日本文化的课题。在创价大学和这些研究机构的合力推动下，每两年有一次大型的池田大作思想研讨会召开，几乎每一年都有关于池田大作思想的新研究专著和论文集出版，中国学界中有不少哲学、政治、教育、语言等领域中学有成就的专家对池田大作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文化的知音抱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但就研究成果而言，由于池田大作在社会、宗教、教育等领域的成就巨大，影响广远，过去思想界和学术界对池田大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宗教、政治、哲学和教育思想方面，集中在他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给人类求福祉的行动方面，对于他的大量文学创作则缺乏足够深入和专门性的研究。从池田大作本人的影响力所波及的领域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对于池田大作研究的全方位发展而言，这又显然是一个缺憾。所以，通过对池田大作文学创作的研究，全面地归纳总结池田大作的文学观念，分析池田大作诗文、小说等多种文学创作的特点，解读池田大作寓含在这些作品中的对历史、人生的深刻生命体验，挖掘池田大作思想中所蕴含的丰厚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学资源，进而探讨池田大作对日本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所做出的可能贡献，这对于丰富池田大作的研究无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最后想谈谈本书的写作缘由。2006年，我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了自己第一篇研究池田大作的论文《池田大作与鲁迅》，此文后来被翻译成日文发表在创价大学东洋哲学研究所主办的杂志《平和、教育、文化》上。此后十余年来，我在自己的专业之余，一直致力于研究池田大作的文学成就。这一方面是对一位日中友好的积极推动者和坚定维护者表达自己的崇敬，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研究的过程中，反复地阅读，细致地品味，自己觉得越来越喜欢上了池田大作的作品。读池田大作的诗歌与散文，不能不折服于他对自然景致的敏锐感悟力，对花草虫鱼、日月星辰充满智慧和童心的理解。即使是纪行和书信一类作品，也充溢着文学的魅力。池田大作与井上靖的通信集《四季雁书》，我就反复读过，两位文学家对生命意义的探讨，对四季时令变迁的感悟，对人事无常的慨叹，对一些生活细节的把握，等等，都让我受益良多；而两位在通信中表现出的谈吐优雅，行文舒卷，理解对方的宽厚，有所收获的喜悦，高山流水似的知音感，也都深深地迷醉过我。当然，自己也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在池田大作的研究领域内开拓出一条新的路径，对池田大作研究在文学领域内的缺憾做出力所能及的弥补。2008年，我以“池田大作与世界文学”的项目获得创价大学日中友好学术资助计划的研究资助，此项目的研究成果两年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此著比较全面地梳理了池田大作的文学成就以及他与中国文学和欧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池田大作的深厚文学修养以及这种修养的源泉做出了一种专门性的考量。在这些研究中，我采用实证的方法，到池田大作的各种著述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查找和整理池田大作对中国文学、欧美文学的接受事实，包括池田大作对中国文学、欧美文学的各种评论，中国文学、欧美文学的一些传统特点在池田大作创作中的体现以及池田大作对中国文学和欧美文学中一些重要原型意象的运用，等等。这一研究应该说为进一步研究池田大作文学创作的本体奠立了基础。
本书的写作就是在《池田大作与世界文学》的基础上展开与深化的。从研究对象上来看，本书主要研究池田大作的文学创作，包括他的小说、散文和大量的诗歌，以及池田大作的文学思想体系。研究的途径在于通过对池田大作文学创作基本主题的剖析，深入探讨池田大作文学的本土性与世界性，池田大作小说所塑造的人物性格内涵意义以及池田大作创作主题与他哲学思考的关系；通过对池田大作小说细节的精彩描写以及池田大作诗歌与散文的抒情结构和意象结构的赏析，深入探讨池田大作诗歌创作的想象力与内在气韵，探讨池田大作文学的叙事力量。在本书的写作中，我想尽量全面地归纳和总结池田大作的文学观念，分析这些文学观念怎样转化成为池田大作诗文、小说等多种文学创作的特点，解读这些文学观念中所寓含的池田大作对历史、人生的深刻生命体验，挖掘池田大作这些文学思想中所蕴含的丰厚的本土文学与世界文学资源。一言以蔽之，即从池田大作与世界文学关系这一外部研究转入池田大作文学创作自身的内部研究，通过文本自身的细读，领略池田大作文学创作的精妙，验证池田大作文学创作给日本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带来的独有贡献。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写作构想，由于学力有限，水平不足，能否实现这一写作构想，只能尽力而为。但我相信，文学是对社会的百科全书式反映，从文学角度研究池田大作，不仅可以包含哲学、宗教、教育、历史等各个学科的各自特点，而且凸显了自己的优势，这就是对于池田大作感受美、领悟美、创造美的能力的研究，对池田大作丰富情感的细腻流露和超卓想象力的尽兴发挥的把握，这些研究可以展现池田大作活生生的生命特征，揭示池田大作人格魅力形成的内在机制。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和持久的努力。
- 参见池田大作、木口胜义、志村荣一：《佛法与宇宙》，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54页。
- 井上靖、池田大作：《四季雁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 参见陆云红访谈录《和萧乾一起翻译〈尤利西斯〉的时光最快乐》，《深圳特区报》2013年3月20日。
- 戈尔巴乔夫、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 池田大作、木口胜义、志村荣一：《佛法与宇宙》，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75页。
- 井上靖、池田大作：《四季雁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 丰子恺：《大账簿》，《缘缘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4页。
- 池田大作、季羡林、蒋忠新：《畅谈东方智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 池田大作：《东西方艺术与人性》，《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249、250页。
- 池田大作：《我的提言·人的美》，香港佛教日莲正宗，1980年，第32页。
- 周作人：《日本之俳句》，《若社丛刊》1916年6月第3期。
- 转引自周作人：《日本的诗歌》，《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5号。
- 池田大作：《万叶精神》，《池田大作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9页。
- 池田大作、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第70页。
- 参阅伊藤虎丸的著作《鲁迅与终末论》（三联书店，2008年），以及本人的论文《伊藤虎丸的鲁迅论及其对当下鲁迅研究的启示意义》，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 池田大作：《寻求新的民众形象》，《池田大作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2页。
- 池田大作：《东西方艺术与人性》，《池田大作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250页。
- 戈尔巴乔夫、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