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最后，所有建筑的故事都是人的故事。
钻进胡同里的美国人
撰文 吴琦
“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迈克尔·麦尔搬进胡同的这天，对门的大娘向他宣布，这是四合院的唯一规矩。
所谓四合院，早就被大卸八块成大杂院，狭窄的天井，只够一人过身。迈克尔租了其中两间，一共十来平方米，房租每月六百块。这已经是院子里奢侈的大户。大娘在一间六平方米的陋室里拉扯大一双儿女，后来才加盖一间厨房；隔壁老韩，一家三口挤着一个单间。
这地方位于杨梅竹斜街，离著名的北京前门只有两公里左右，步行可至，离天安门约四公里。整个大栅栏地区，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和梵蒂冈差不多，梵蒂冈的常住人口至今没超过六百，而大栅栏里住着近六万人，其中包括这个五大三粗的美国人。
他一住三年，写了一本关于胡同生活的书。在书里，他把大娘称作“老寡妇”，这个名字译成中文显得有些不敬，只有读到写大娘身世那一章，才会原谅这个老外的“鲁莽”。老寡妇当时已年过八十，迈克尔形容她，是由“黯淡的灰与白，亮丽的明黄，带有皇城气息的大红”这些颜色所组成，而且，身上总飘着“飞马牌”香烟的味道。
搬来第二天，清晨，迈克尔还在沉睡，老寡妇已在院子里大喊：“懒虫，起床吃饭，我给你包了饺子。”他很快发现，在这个犹如井底的住处，基本没有隐私可言。院子里一共五个房间，住了七个人，齐腰的窗台挡不住邻居的目光，人们自由出入他的客厅，全然不顾胡同口贴的告示：“关好窗，锁好门，慎重接待陌生人”。
早年间，大栅栏这个名字就是来自治安需求。十五世纪，为了防范偷盗，胡同口都竖着柳条编织的栅栏，这里是繁华的商业区，栅栏扎得格外大。到了十七世纪，官员和僧人以外的汉人必须迁出城外，内城禁止商业活动，卖艺人、古董商、烤鸭厨师、京剧演员也往这里聚集。如今的情况似乎又回到了那时，一些像迈克尔、老韩这样收入不高、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先在这样的老胡同大杂院里落脚。
大力澡堂
准备写胡同的时候，迈克尔就决定必须住进去。他很赞同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对某些老巴黎保护分子的批评——他们白天抗议，晚上溜回郊外的家里。
他找到的第一处院子是在鲜鱼口，那里是北京老字号的密集地，位于前门以东，刚好和大栅栏对称。可是房东告诉他，那一片很快就要拆了。他不得不重新找过，经过各种人层层介绍，才来到大栅栏。
在北京，“房东”基本上是个坏词。迈克尔也曾遇过恶房东，因为琐事和钱，不停地吵架。还好这一次，他和房东成了朋友。迈克尔记得，房东太太是他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后来因癌症去世。“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想写他们的原因之一。”
老寡妇不喜欢迈克尔的房东，觉得房东忘了老街坊的好，收的房租又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晚上睡觉都不锁门。要是哪家孩子生病了，我们就把药都送去。告诉你吧，今天的人都特别狡猾，耍心眼儿。”她还口无遮拦地告诉迈克尔，“房东的妈妈就死在你床上！”
一年后，迈克尔去宜家买了一张沙发床，从此在客厅里睡觉。
更艰难的是洗澡和上厕所，这才是胡同生活真正的挑战。女公厕就在院子对面，男厕所还得走一段，冬天里，迈克尔的小便就暂时用屋里的瓶子解决。厕所里只有四个坑位，两两相对，没有任何阻挡，有时遇到熟人，对方一边脱裤子一边招呼他，“梅老师（迈克尔的中文名字是梅英东），早上好！”
后来厕所经过整修，有了隔板，装上了门，门板上多出一张广告，一个秃头老外龇牙咧嘴地笑着，竖起大拇指，旁边写：“治痔疮，到东大”！医院的英文名称却翻译错了。迈克尔纳闷，痔疮医院的代言人为什么是个外国人？
常去的澡堂名曰“大力”，澡票一张十元，一次购买二十张，优惠价八块。门口大爷见了他，忿忿地说，“你比中国人高啊，我该多收点钱的。”
“在厕所、澡堂里，所有人都看着你。”迈克尔不习惯。有时他会去东方广场，君悦酒店的地下室里有个高级公共洗手间，“那是我的秘密，我没有告诉别人。”
旁边的炭儿胡同有一所小学，迈克尔在那里找到一份英文老师的工作。冬天里，他每天先骑车去中山公园玩冰球，再去澡堂洗澡，准备上课。然后一直待在学校，因为家里没暖气。下午四点，回家整理笔记，找老寡妇、老韩们聊天，或者去吃刀削面——面馆的主人小刘是他书里另一个主人公。暑假没有课，他再进行系统的采访和研究。与此同时，北京的胡同，在保护、拆迁、改造的争论中，死的死，活的活——1949年，北京城还有七千多条；进入二十一世纪，大概只剩千余。
北京晚报
迈克尔逢人便说自己对北京是一见钟情。他说起话来表情夸张，手舞足蹈，快速的英语和黏糊糊的儿化发音融在一起，显得有些油腔滑调。有人说他是“处心积虑”钻进胡同，也有人说，“一个外国人狗胆包天，敢写北京”。
1995年，他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最先在四川内江工作。那里并没有让他感到惊讶，反而很像他的家乡美国北部的明尼阿波利斯。迈克尔说，“我是看着猪、马和农场长大的。”比他晚一年去涪陵的何伟，同为“和平队”成员，他的《江城》被认为精确地复原了那个中国内陆小城的灵魂。
“四川菜比北京菜好吃得多”，但北京是迈克尔第一个久居的大城市，他的好奇心也就投向了这里。
在中国的外国人多数不差钱。我问他，“外国人在北京活得很滋润吧？”他一笑，“我觉得是有钱人在北京活得比较爽，你说呢？”
迈克尔在北京的第一个住处是在上地。九十年代末，那里还是农村的模样，没有轻轨通往城内。如今聚集了众多高科技、互联网企业，几乎每一家都在追赶国外的对手。当我们再次驱车从二环驶向上地，中关村大街两侧的风貌已经彻底改变，地铁站、过街天桥接力赛一样向北蔓延；国家图书馆的新馆落成，像一块陨石落在了酷似坟墓的老馆旁边；迈克尔常去蓝旗营街边吃火锅的地方，现在成了一个公交车站。
“我从没去过三里屯，我可以喝燕京啊。”他对自己融入本地生活的能力充满自信。他去别人家里吃饭，一顿饭能吃六小时。“作为记者，你必须有这样的面相。”
但他不喜欢当记者，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他曾为《时代》周刊工作，“总是在一定时间内结束采访，然后再也不联系”——“好像吸血鬼”。
迈克尔的另一个习惯是每天买一份《北京晚报》。最初看不懂，“只是完成一个仪式”，看着卖报人每天骑着单车穿巷而过，喊着“晚报、晚报”，他觉得这份报纸应该是胡同生命的一部分，就像他在资料里读到的，以前会有人推着车在胡同里卖水，磨剪子和菜刀。
后来他发现报纸上刊登了大量的社区新闻，有点像他家乡的社区小报，才开始拿着字典，认真看了起来。在书里他写道，“在这样一个电视、广播、电影、游戏以及广告风格都拼命模仿美国的城市，《北京晚报》是硕果仅存的还按照自己的风格来行事的媒体之一，不管这行为显得多么过时老旧，多么不合时宜”。
这也是迈克尔对于北京最初的印象，“在1997年的北京，你依然可以感受到这是一座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有所不同的城市，可以看到六百年的历史、胡同，生活的节奏仍然是慢的，人们在室外吃饭，喜欢走路，而不是逛街消费，着急去上班，堵在路上”。如今的北京正在变成它的反面。市里竖着许多广告牌，诸如曼哈顿花园、纳帕溪谷、加州小镇、纽约客此类洋气的房地产名字，推介着美式、欧式的风情。迈克尔对此嗤之以鼻，“美国才不是这个样子。”想了想，他又说，“现在的中国特别像七八十年代的美国。”
无形巨手
住在胡同时，早上离开家，迈克尔总是回头看一眼，看墙上有没有被刷上一个大大的白色的“拆”字。这个字像一个咒语，啃噬着老北京的砖瓦。到底是谁在四下无人的时候写下这个字，从来没人撞见过。
他只好发明一个词，叫“无形的巨手”（the hand），用这个模糊的名字指代这个“拆”的力量。他说，这里不像改造巴黎时有一个明确的设计师奥斯曼，“没人真正知道是谁在做决定。”
其实多数居民不像他这样多愁善感，几乎所有年轻人都不愿意再住在胡同。他们盼拆，想要拥有“一所高屋顶、有门有窗有暖气有隐私的房子”。怕拆的是新迁来的外地人和久居的老人，前者需要这里便宜的租金，后者舍不得这份习惯和人情。
一方面，衰败的事物天然地让人怀旧，另一方面，风景不能替代生活。“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但他相信，“如果真的在乎，就为它做点什么”，不要等着旅游者，也“不要总是让别人给你补偿”。自元朝始，胡同就是许多人安身立命之所，不仅能住人，也能养活人。另外，老胡同另有新用处，为蓝领工人提供一处可负担的住房，让他们慢慢融入本地生活，而不是把他们赶走，为有钱人盖起新楼。
“你们为什么不抗议？”曾有台湾记者质问他。迈克尔说，这位记者显然对情况缺乏理解。“危房改造是从1991年开始，北京各个区块的物权从那时开始就已经卖给各个公司。现在不可能说我们要保护北京，就让这些已经支付了巨款或者几经倒卖的开发公司来买单。”
他在书里花了很大篇幅来回溯历史，这只“无形巨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所指。民国时期，沈从文也曾住在杨梅竹斜街，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他并不喜欢这里；随后日本入侵；1949年，新政权建立，街边建起工厂，住宅面积愈发拥挤，非生产性的基础设施进一步落后，“梁陈方案”搁浅，北京成为这个新生国家自力更生并追赶世界的缩影；八十年代，建立房地产市场，经济主导一切，一切换算成商品；在那之后，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开始，至今仍未落幕。
“我不能说支持，但我可以理解”，在政治和经济面前，人居总是脆弱的，世界其他地方也一样。“这就是人。我不知道动物会不会这样，把巢穴拆掉，重来。”尤其是首都，历史上总是最先被敌人或自己人毁掉。
“我是很惊讶的，现在还可以看到故宫、中山公园、天坛、地坛等等。”即便是经过最激进的“文革”，还有这么多东西保存下来。
北京奥运前，小区的片警儿原本劝他离开，理由是担心外国友人的安全，拖了三个月才答应帮他登记。那时的北京已经向全世界承诺，奥运会开幕之际将有35%的人口掌握日常英语，其中包括六千个警官。片警儿们担心以后听不懂外国游客用英语骂人，想请迈克尔当老师，进行专门的脏话培训。美国出版商也赶着奥运的热潮，催他交出了拖延一年的书稿。
到底什么才是那只巨手？他把身体压向椅背，降低语速，语气沉了下去，说：“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
五金商店
两年后，老寡妇终于要搬走了。她的老房子卖了个好价钱。她又给迈克尔送去一碗猪肉馅儿的饺子，顺便知会这个消息。迈克尔才发现，平时零碎地闲扯，却从没正经聊过老寡妇的身世，便一脚迈进她家的门。
老寡妇说，她出生在大连，十五岁父亲迁居北京，父亲曾是南满铁路的建筑工人。后来由父亲同事做媒，她嫁给了一位国民党92军的军官，名叫吴振东，比她大十岁。1949年，丈夫走了，说是回趟山东老家再来接她，却再也没回来，留下一个两岁的女儿、一个刚出生的儿子。后来寄来两封信，盖的都是香港邮戳。第一封说他要去台湾了；第二封信被她交去了派出所，一个警察打开读了，然后烧了，她不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那是1958年。1997年香港回归，红十字会帮她找过人，她却只说，“我不想找他，也不想跟他说话”。
迈克尔后来也帮她去找，在台湾“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查到两个同名的人，只有一个曾在92军服役，军衔是少校。但出生日期对不上，籍贯也不完全相同。他托台湾朋友给那人致电，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说这位吴先生不久前去世了，请他不要再打来。
也许她真的成了寡妇，也许还没有，迈克尔没有结论。寻找老寡妇的身世，就像他追问胡同的历史一样，总是意犹未尽。为了查到他们所住的这间院子到底建于何时，他跑去北京市档案馆，从两百多册卷宗里找到杨梅竹斜街的记录，最早的时间也只能追溯到1937年。那一年五月，有一家五口住在这里，其中也有一个寡妇，也是丈夫当了兵，再也没回来。
到最后，所有建筑的故事都是人的故事。
“当你没有家乡可以回去，当你失去了童年的记忆，这种感觉相当糟糕。”某种意义上，他笔下的北京也是他母亲的故乡底特律、他父亲的故乡洛杉矶和他的故乡明尼阿波利斯。“我的家乡已经完全被毁掉了，现在是高尔夫球场、商场和价值连城的豪宅，是大城市的郊区。”
“最近六百年，每个城市都在经历这样的循环，只是人们现在变得比较自觉。而北京，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进入这个过程的古老城市。”
写完这本书后，他就回到美国，在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讲授非虚构写作，不用再去东方广场的地下洗手间。“我现在是父亲了，不能再搬回北京”，“这里的房价太高，好学校的竞争激烈，空气质量也变差了”。
杨梅竹斜街倒是留了下来。迈克尔曾暗暗期待这条胡同最终被拆，那样他的故事会有个更完美的结局。
现在走在其中，往上看去，天空依然狭长，没有高楼刺眼。游客多数堆积在北边的前门、西边的琉璃厂、南边的大栅栏西街和东边的煤市街，中间夹着的这条小街似乎得以幸免，像风暴眼那样清静。迈克尔的旧居旁边新开了一家五金商店，类似的店在胡同里还有好几家，为旧房改造提供材料。路面重新铺上砖头，有些院子把临街的门推倒，装上落地窗或木质门脸，挂上了“12个月亮”这类新派招牌；有些院子已经碎成瓦砾，用铁板围起重建。这些小工程搅起了胡同内部的沙尘暴，即便在没有雾霾的晴天，也灰尘拂面。一出胡同口，就见一块巨大的“加州牛肉面大王”的招牌挡住去路。另有一副对联：“八字讴歌好唱北京春；十分给力大圆中国梦”。清静好像是暂时的，这些门脸正改头换面，随时准备把客流吸引进来。
据迈克尔说，老韩夫妇和“废品王”还住在那里，开面馆的刘老兵回老家结了婚，帮他翻译的朱老师搬进楼房，继续在炭儿胡同任教。只有老寡妇不知去处。她的人生掐头去尾，中间六十几年都在胡同里度过，可自从搬了出去，便和街坊失去了联系。“像个幽灵”，迈克尔又给她安上了一个不得体的名字，“消失了”。
本文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