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进胡同里的美国人

到最后,所有建筑的故事都是人的故事。

钻进胡同里的美国人

撰文 吴琦

“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迈克尔·麦尔搬进胡同的这天,对门的大娘向他宣布,这是四合院的唯一规矩。

所谓四合院,早就被大卸八块成大杂院,狭窄的天井,只够一人过身。迈克尔租了其中两间,一共十来平方米,房租每月六百块。这已经是院子里奢侈的大户。大娘在一间六平方米的陋室里拉扯大一双儿女,后来才加盖一间厨房;隔壁老韩,一家三口挤着一个单间。

这地方位于杨梅竹斜街,离著名的北京前门只有两公里左右,步行可至,离天安门约四公里。整个大栅栏地区,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和梵蒂冈差不多,梵蒂冈的常住人口至今没超过六百,而大栅栏里住着近六万人,其中包括这个五大三粗的美国人。

他一住三年,写了一本关于胡同生活的书。在书里,他把大娘称作“老寡妇”,这个名字译成中文显得有些不敬,只有读到写大娘身世那一章,才会原谅这个老外的“鲁莽”。老寡妇当时已年过八十,迈克尔形容她,是由“黯淡的灰与白,亮丽的明黄,带有皇城气息的大红”这些颜色所组成,而且,身上总飘着“飞马牌”香烟的味道。

搬来第二天,清晨,迈克尔还在沉睡,老寡妇已在院子里大喊:“懒虫,起床吃饭,我给你包了饺子。”他很快发现,在这个犹如井底的住处,基本没有隐私可言。院子里一共五个房间,住了七个人,齐腰的窗台挡不住邻居的目光,人们自由出入他的客厅,全然不顾胡同口贴的告示:“关好窗,锁好门,慎重接待陌生人”。

早年间,大栅栏这个名字就是来自治安需求。十五世纪,为了防范偷盗,胡同口都竖着柳条编织的栅栏,这里是繁华的商业区,栅栏扎得格外大。到了十七世纪,官员和僧人以外的汉人必须迁出城外,内城禁止商业活动,卖艺人、古董商、烤鸭厨师、京剧演员也往这里聚集。如今的情况似乎又回到了那时,一些像迈克尔、老韩这样收入不高、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先在这样的老胡同大杂院里落脚。

大力澡堂

准备写胡同的时候,迈克尔就决定必须住进去。他很赞同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对某些老巴黎保护分子的批评——他们白天抗议,晚上溜回郊外的家里。

他找到的第一处院子是在鲜鱼口,那里是北京老字号的密集地,位于前门以东,刚好和大栅栏对称。可是房东告诉他,那一片很快就要拆了。他不得不重新找过,经过各种人层层介绍,才来到大栅栏。

在北京,“房东”基本上是个坏词。迈克尔也曾遇过恶房东,因为琐事和钱,不停地吵架。还好这一次,他和房东成了朋友。迈克尔记得,房东太太是他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后来因癌症去世。“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想写他们的原因之一。”

老寡妇不喜欢迈克尔的房东,觉得房东忘了老街坊的好,收的房租又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晚上睡觉都不锁门。要是哪家孩子生病了,我们就把药都送去。告诉你吧,今天的人都特别狡猾,耍心眼儿。”她还口无遮拦地告诉迈克尔,“房东的妈妈就死在你床上!”

一年后,迈克尔去宜家买了一张沙发床,从此在客厅里睡觉。

更艰难的是洗澡和上厕所,这才是胡同生活真正的挑战。女公厕就在院子对面,男厕所还得走一段,冬天里,迈克尔的小便就暂时用屋里的瓶子解决。厕所里只有四个坑位,两两相对,没有任何阻挡,有时遇到熟人,对方一边脱裤子一边招呼他,“梅老师(迈克尔的中文名字是梅英东),早上好!”

后来厕所经过整修,有了隔板,装上了门,门板上多出一张广告,一个秃头老外龇牙咧嘴地笑着,竖起大拇指,旁边写:“治痔疮,到东大”!医院的英文名称却翻译错了。迈克尔纳闷,痔疮医院的代言人为什么是个外国人?

常去的澡堂名曰“大力”,澡票一张十元,一次购买二十张,优惠价八块。门口大爷见了他,忿忿地说,“你比中国人高啊,我该多收点钱的。”

“在厕所、澡堂里,所有人都看着你。”迈克尔不习惯。有时他会去东方广场,君悦酒店的地下室里有个高级公共洗手间,“那是我的秘密,我没有告诉别人。”

旁边的炭儿胡同有一所小学,迈克尔在那里找到一份英文老师的工作。冬天里,他每天先骑车去中山公园玩冰球,再去澡堂洗澡,准备上课。然后一直待在学校,因为家里没暖气。下午四点,回家整理笔记,找老寡妇、老韩们聊天,或者去吃刀削面——面馆的主人小刘是他书里另一个主人公。暑假没有课,他再进行系统的采访和研究。与此同时,北京的胡同,在保护、拆迁、改造的争论中,死的死,活的活——1949年,北京城还有七千多条;进入二十一世纪,大概只剩千余。

北京晚报

迈克尔逢人便说自己对北京是一见钟情。他说起话来表情夸张,手舞足蹈,快速的英语和黏糊糊的儿化发音融在一起,显得有些油腔滑调。有人说他是“处心积虑”钻进胡同,也有人说,“一个外国人狗胆包天,敢写北京”。

1995年,他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最先在四川内江工作。那里并没有让他感到惊讶,反而很像他的家乡美国北部的明尼阿波利斯。迈克尔说,“我是看着猪、马和农场长大的。”比他晚一年去涪陵的何伟,同为“和平队”成员,他的《江城》被认为精确地复原了那个中国内陆小城的灵魂。

“四川菜比北京菜好吃得多”,但北京是迈克尔第一个久居的大城市,他的好奇心也就投向了这里。

在中国的外国人多数不差钱。我问他,“外国人在北京活得很滋润吧?”他一笑,“我觉得是有钱人在北京活得比较爽,你说呢?”

迈克尔在北京的第一个住处是在上地。九十年代末,那里还是农村的模样,没有轻轨通往城内。如今聚集了众多高科技、互联网企业,几乎每一家都在追赶国外的对手。当我们再次驱车从二环驶向上地,中关村大街两侧的风貌已经彻底改变,地铁站、过街天桥接力赛一样向北蔓延;国家图书馆的新馆落成,像一块陨石落在了酷似坟墓的老馆旁边;迈克尔常去蓝旗营街边吃火锅的地方,现在成了一个公交车站。

“我从没去过三里屯,我可以喝燕京啊。”他对自己融入本地生活的能力充满自信。他去别人家里吃饭,一顿饭能吃六小时。“作为记者,你必须有这样的面相。”

但他不喜欢当记者,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他曾为《时代》周刊工作,“总是在一定时间内结束采访,然后再也不联系”——“好像吸血鬼”。

迈克尔的另一个习惯是每天买一份《北京晚报》。最初看不懂,“只是完成一个仪式”,看着卖报人每天骑着单车穿巷而过,喊着“晚报、晚报”,他觉得这份报纸应该是胡同生命的一部分,就像他在资料里读到的,以前会有人推着车在胡同里卖水,磨剪子和菜刀。

后来他发现报纸上刊登了大量的社区新闻,有点像他家乡的社区小报,才开始拿着字典,认真看了起来。在书里他写道,“在这样一个电视、广播、电影、游戏以及广告风格都拼命模仿美国的城市,《北京晚报》是硕果仅存的还按照自己的风格来行事的媒体之一,不管这行为显得多么过时老旧,多么不合时宜”。

这也是迈克尔对于北京最初的印象,“在1997年的北京,你依然可以感受到这是一座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有所不同的城市,可以看到六百年的历史、胡同,生活的节奏仍然是慢的,人们在室外吃饭,喜欢走路,而不是逛街消费,着急去上班,堵在路上”。如今的北京正在变成它的反面。市里竖着许多广告牌,诸如曼哈顿花园、纳帕溪谷、加州小镇、纽约客此类洋气的房地产名字,推介着美式、欧式的风情。迈克尔对此嗤之以鼻,“美国才不是这个样子。”想了想,他又说,“现在的中国特别像七八十年代的美国。”

无形巨手

住在胡同时,早上离开家,迈克尔总是回头看一眼,看墙上有没有被刷上一个大大的白色的“拆”字。这个字像一个咒语,啃噬着老北京的砖瓦。到底是谁在四下无人的时候写下这个字,从来没人撞见过。

他只好发明一个词,叫“无形的巨手”(the hand),用这个模糊的名字指代这个“拆”的力量。他说,这里不像改造巴黎时有一个明确的设计师奥斯曼,“没人真正知道是谁在做决定。”

其实多数居民不像他这样多愁善感,几乎所有年轻人都不愿意再住在胡同。他们盼拆,想要拥有“一所高屋顶、有门有窗有暖气有隐私的房子”。怕拆的是新迁来的外地人和久居的老人,前者需要这里便宜的租金,后者舍不得这份习惯和人情。

一方面,衰败的事物天然地让人怀旧,另一方面,风景不能替代生活。“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但他相信,“如果真的在乎,就为它做点什么”,不要等着旅游者,也“不要总是让别人给你补偿”。自元朝始,胡同就是许多人安身立命之所,不仅能住人,也能养活人。另外,老胡同另有新用处,为蓝领工人提供一处可负担的住房,让他们慢慢融入本地生活,而不是把他们赶走,为有钱人盖起新楼。

“你们为什么不抗议?”曾有台湾记者质问他。迈克尔说,这位记者显然对情况缺乏理解。“危房改造是从1991年开始,北京各个区块的物权从那时开始就已经卖给各个公司。现在不可能说我们要保护北京,就让这些已经支付了巨款或者几经倒卖的开发公司来买单。”

他在书里花了很大篇幅来回溯历史,这只“无形巨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所指。民国时期,沈从文也曾住在杨梅竹斜街,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他并不喜欢这里;随后日本入侵;1949年,新政权建立,街边建起工厂,住宅面积愈发拥挤,非生产性的基础设施进一步落后,“梁陈方案”搁浅,北京成为这个新生国家自力更生并追赶世界的缩影;八十年代,建立房地产市场,经济主导一切,一切换算成商品;在那之后,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开始,至今仍未落幕。

“我不能说支持,但我可以理解”,在政治和经济面前,人居总是脆弱的,世界其他地方也一样。“这就是人。我不知道动物会不会这样,把巢穴拆掉,重来。”尤其是首都,历史上总是最先被敌人或自己人毁掉。

“我是很惊讶的,现在还可以看到故宫、中山公园、天坛、地坛等等。”即便是经过最激进的“文革”,还有这么多东西保存下来。

北京奥运前,小区的片警儿原本劝他离开,理由是担心外国友人的安全,拖了三个月才答应帮他登记。那时的北京已经向全世界承诺,奥运会开幕之际将有35%的人口掌握日常英语,其中包括六千个警官。片警儿们担心以后听不懂外国游客用英语骂人,想请迈克尔当老师,进行专门的脏话培训。美国出版商也赶着奥运的热潮,催他交出了拖延一年的书稿。

到底什么才是那只巨手?他把身体压向椅背,降低语速,语气沉了下去,说:“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

五金商店

两年后,老寡妇终于要搬走了。她的老房子卖了个好价钱。她又给迈克尔送去一碗猪肉馅儿的饺子,顺便知会这个消息。迈克尔才发现,平时零碎地闲扯,却从没正经聊过老寡妇的身世,便一脚迈进她家的门。

老寡妇说,她出生在大连,十五岁父亲迁居北京,父亲曾是南满铁路的建筑工人。后来由父亲同事做媒,她嫁给了一位国民党92军的军官,名叫吴振东,比她大十岁。1949年,丈夫走了,说是回趟山东老家再来接她,却再也没回来,留下一个两岁的女儿、一个刚出生的儿子。后来寄来两封信,盖的都是香港邮戳。第一封说他要去台湾了;第二封信被她交去了派出所,一个警察打开读了,然后烧了,她不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那是1958年。1997年香港回归,红十字会帮她找过人,她却只说,“我不想找他,也不想跟他说话”。

迈克尔后来也帮她去找,在台湾“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查到两个同名的人,只有一个曾在92军服役,军衔是少校。但出生日期对不上,籍贯也不完全相同。他托台湾朋友给那人致电,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说这位吴先生不久前去世了,请他不要再打来。

也许她真的成了寡妇,也许还没有,迈克尔没有结论。寻找老寡妇的身世,就像他追问胡同的历史一样,总是意犹未尽。为了查到他们所住的这间院子到底建于何时,他跑去北京市档案馆,从两百多册卷宗里找到杨梅竹斜街的记录,最早的时间也只能追溯到1937年。那一年五月,有一家五口住在这里,其中也有一个寡妇,也是丈夫当了兵,再也没回来。

到最后,所有建筑的故事都是人的故事。

“当你没有家乡可以回去,当你失去了童年的记忆,这种感觉相当糟糕。”某种意义上,他笔下的北京也是他母亲的故乡底特律、他父亲的故乡洛杉矶和他的故乡明尼阿波利斯。“我的家乡已经完全被毁掉了,现在是高尔夫球场、商场和价值连城的豪宅,是大城市的郊区。”

“最近六百年,每个城市都在经历这样的循环,只是人们现在变得比较自觉。而北京,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进入这个过程的古老城市。”

写完这本书后,他就回到美国,在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讲授非虚构写作,不用再去东方广场的地下洗手间。“我现在是父亲了,不能再搬回北京”,“这里的房价太高,好学校的竞争激烈,空气质量也变差了”。

杨梅竹斜街倒是留了下来。迈克尔曾暗暗期待这条胡同最终被拆,那样他的故事会有个更完美的结局。

现在走在其中,往上看去,天空依然狭长,没有高楼刺眼。游客多数堆积在北边的前门、西边的琉璃厂、南边的大栅栏西街和东边的煤市街,中间夹着的这条小街似乎得以幸免,像风暴眼那样清静。迈克尔的旧居旁边新开了一家五金商店,类似的店在胡同里还有好几家,为旧房改造提供材料。路面重新铺上砖头,有些院子把临街的门推倒,装上落地窗或木质门脸,挂上了“12个月亮”这类新派招牌;有些院子已经碎成瓦砾,用铁板围起重建。这些小工程搅起了胡同内部的沙尘暴,即便在没有雾霾的晴天,也灰尘拂面。一出胡同口,就见一块巨大的“加州牛肉面大王”的招牌挡住去路。另有一副对联:“八字讴歌好唱北京春;十分给力大圆中国梦”。清静好像是暂时的,这些门脸正改头换面,随时准备把客流吸引进来。

据迈克尔说,老韩夫妇和“废品王”还住在那里,开面馆的刘老兵回老家结了婚,帮他翻译的朱老师搬进楼房,继续在炭儿胡同任教。只有老寡妇不知去处。她的人生掐头去尾,中间六十几年都在胡同里度过,可自从搬了出去,便和街坊失去了联系。“像个幽灵”,迈克尔又给她安上了一个不得体的名字,“消失了”。

本文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读书导航